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文工团的团员们，早已是白发苍苍，两鬓染霜，但他们还真切地记着李克农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动员起来》创作成功后，李克农又开始筹划下一项艰巨的专业工程———排演苏联话剧《前线》。《前线》是苏联乌克兰作家考尔纳楚克创作的三幕五场话剧，1944年5月由肖三译成中文，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连载。全剧揭露了一位妨碍胜利而又占据重要指挥地位的名叫戈尔洛夫的苏军前线总指挥，狭隘无知、迂腐顽固、傲慢虚伪。他不愿意追随先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结果在现代战争的考验面前归于失败。剧本的用意是号召大家同骄傲、自呜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谀作不调和的斗争。1944年6月5日，李克农召集文化娱乐科的部分同志在他窑洞前的平场上开会。待大家坐定后，李克农操着浓重的芜湖口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最近看了《解放日报》了吗?发现了什么没有?”见大家不解其意，李克农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说:“我们文娱科创作《动员起来》闹得很红火，中央办公厅组织中央慰问团到安塞几个地方去，指名要枣园秧歌，秧歌让你们闹得更远更火了。毛主席也说了话:去年春节赵家敏同志带着中央机关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中央机关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秧歌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毛主席发表了《组织起来》讲话，我们就创作《动员起来》，这里有个重要经验……”说到这儿，李克农停下来，微笑着看了看大家:“那么，下一步搞些什么呢?我想你们来搞这一个———”他举起报纸指着大标题《前线》两个字。“要演《前线》?”大家都有点不太相信:困难太多，担子太重，怎么可能呢?李克农接着说:“有些事情该怎么看?《解放日报》从5月19日到26日，连续8天登载《前线》剧本，这么长时间，占有重要版面，而且登的又是反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剧本，这是不是件罕见的事?6月1日《解放日报》为它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党报刊登剧本和社论要经过中央审阅批准，而且要求全党都来学习，这代表不代表中央的推荐和评论啊?当然了，这主要还是反映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你们想一想，把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想想，重要不重要?”说到这里，李克农又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气，捋着胡子说:“《前线》剧本是在我们党即将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前夕，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发表的。如果能把纸上的剧本搬上台演了出来，岂不是能起更大的作用，可能这也是中央和毛主席所期望的。当然，要搬上台，困难是有不少，革命重担总得有人来挑吧!”李克农还补充说:“译者肖三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翻成中文稿后便送呈毛主席阅读，毛主席读后才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李克农说完后，问大家:“我的话完了，今天召集这个会，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等着你们的回答……”没等李克农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副重担由我们来挑吧!”李克农放声大笑说:“好!敢为天下先，有觉悟，有胆量，有雄心，有气慨!”《前线》试演会议结束后，文化娱乐科的同志们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准备起来。不久后的一天，李克农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领导来到文化娱乐科召开全体会议，作出了文化娱乐科要在延安首演《前线》的决定。李克农手举《解放日报》说:“社论里提出的问题请大家多琢磨琢磨。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前线》呢?在战局危急时刻，当着敌人的面，批评和撤换前线最 高指挥官，这一举动是何等光明正大。敌人可能借此造谣。只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这且不说，问题是在红军中确实有个‘戈尔洛夫’式的典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确实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现代化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不进取，骄傲自满，就势必与一些糊涂虫、拍马屁的、会钻营的、说谎话的卑鄙的坏家伙结成一气，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戈尔洛夫这种人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大障碍。怎么办?只有把他教育过来。如果实在教育不过来就只好撤换下去，保证战争的胜利。戈尔洛夫这个典型，我们把他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个看他的人照一照，然后想一想……《前线》还有一个‘戈尔洛夫’对立面的人物，叫什么名字，我说不出了，你们可别学戈尔洛夫瞧不起他呀!”这次会议确定将向中共即将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作为排演《前线》的目标。西北公学文娱科科长汪东兴负责剧组的筹建工作。建组后，经过10天的学习准备，全体演职员对《前线》剧本的主题有了共同的认识:———“时代在急速奔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转入反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怎样与时代一同前进，如何认识与把握新时代的要求?———这是剧本的总生活背景；———“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是剧本的基本核心；———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这是剧本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跟上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并把学习任务提得更高；必须提高文化科学知识；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方法；必须放开眼界，开动脑筋思索问题；必须放下包袱，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重视新生事物。其目的，努力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以便更好地实事求是地解决新的课题，不断改进工作，改变作风，使我们进步得更快更好。———这是演出应得的效应。演职人员在对剧本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作计划，投入了排演。8月初《前线》试演，中央社会部领导邀请了李伯钊、《前线》剧本的译者肖三等延安文学、戏剧界著名人士来进行审查。谁知当晚的演出反映平平，这些专家并不满意，为了安慰大家，他们有的说:“不错，演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的说:“同志们还是很努力的，外国戏比中国戏更难演。”有的干脆说:“主要是剧本有深度，人物难以把握。”演员们本来热情高涨，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凉了半截。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未睡的李克农和汪东兴来到西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李克农突然问道:“你们一夜未睡吧?好，唱个歌吧!”说完，李克农提高嗓门命令音乐组组长程云:“指挥唱个歌，《八路军进行曲》最好。”在李克农的鼓动下，大家心头的愁云被一把抹去，“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的歌声在会场内回响。“唱得好，唱得有劲，唱出了革命人的志向和魄力来了!”李克农兴奋地说:“有人说昨天的演出完全失败了，这个结论我不同意。我认为昨晚的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检阅了我们队伍的实力，给我们搞好这个戏提高了信心。第一次试演，初次检验哪能十全十美。有了信心就下决心把戏搞得更好，这点我从不含糊，你们也不要动摇，失败情绪是没有根据的，也不符合事实。比如，演出准确表现了剧本的主题思想，体现了党中央社论的指导精神———排演《前线》是为了配合抗战的全局，是为了准备大反攻。我们文娱科代表枣园排演《前线》在延安首演，向党的‘七大’献礼，是项很大的重要的政治行动，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枣园机关党委才下决心，才敢于动员同志们打破旧框框，创造新局面。”《前线》深入基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李克农把演出不尽人意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李克农笑着说:“当然，这次演出在艺术上和技术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责任应由我来负，我要向同志们检讨。比如说吧，台上的幕布破旧不说，连一块天幕都没有；照明汽灯又少，而且大多是借来的，老出毛病；大小道具都是凑合着代用，戈尔洛夫总指挥都没有舒服的沙发椅子坐；化妆品原料缺乏，没有凡士林用猪油代替，一出汗就往下流，成了大花脸，倒像是日本鬼子进村了；音响效果也不好，大炮像是在敲鼓，机关枪像是在敲钢板———这些，能怪谁呢?另外，我们 的演员，除了少数是专业出身，大多是‘票友’，演戏是外行。‘打着鸭子上架’，平生第一次上台全身紧张，这也是难免的。只要经过重点排练，熟能生巧，发扬老战士带新战士的一帮一的精神，我们演出的业余水平就一定会突破，达到专业剧团演出的新纪录。这一炮准能打响!”李克农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对演出成功充满了信心。《前线》的复排工作拉开了帏幕。李克农指定汪东兴挂帅负责，同时，中央社会部图书资料室，给剧组送来了苏联演出《前线》的资料，如《真理报》、《红军报》等刊登出的剧照和评论文章；苏联驻延安联络组送来了苏德战争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实况照片；正在南泥湾屯垦的359旅旅长王震派人专程送来了制作苏联红军军服的毛呢料和苏联武器；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也赠送天幕一块；此外，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等单位领导还送来了个人所用的苏式皮靴以及其他物品。大家群策群力，支援剧组将《前线》排出。9月中旬，复排完成。李克农穿着整齐地观看了演出。演出后，李克农主持了座谈会议，他说:“今天我开门见山地说上几句。我今天带头鼓掌，为你们叫好!这可以说是我观后感的全部内容。我们干工作就是要出色地完成任务，今天的演出展现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志气。”李克农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就地解决!”当他得知演出经费即将用完时，爽快地说:“再补充一些，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就值得，其他方面节省一些也就补上了。”《前线》在枣园大礼堂连演五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9月底，剧组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邀请枣园《前线》进入杨家岭大礼堂为中央和毛泽东演出。9月29日，演出开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安坐台下，李克农在毛泽东身后作陪。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一边看，还一边同周围的人进行评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转过身紧握着李克农的手，连声称赞道:“好，演得很好!”李克农说:“主席，您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大声说了三个字:“到———处———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线》演遍了整个延安城，一时间，‘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了延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前线》从台上走入了人民群众中间。当年在《前线》中扮演军长欧格涅夫、以后成为新中国著名戏剧家的严正，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李克农对《前线》排演的指导要求就是:不求完美，但求真诚；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演出生活思想本质与精神。李克农无数次谈话(从理论到实际)所表的见解，除了使人对演出意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之外，艺术上严格要求，对我们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也无异于一次次升华的淬火。枣园《前线》好看，也是同李克农(包括其他枣园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得力领导分不开的。而在剧中扮演《前线报》编辑梯希的黄钢，则回忆说:这个在中国延安首先排演的《前线》，它对于配合抗战的全局，在思想上准备反攻的举措，显示了枣园机关的高瞻远瞩和李克农同志敢于使用青年干部非凡的政治胆略!整风运动的强势权势力－－康生一句话，对毛泽东本人，李克农是忠贞的，对他领导发动的整风运动，李克农是积极参与的。然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却将他卷入到一场是是非非之中……这股神秘的力量，中心人物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南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张发祥，是前清禀生 。1924年夏，康生入上海大学读书，该校校长于右任仅挂个空名，实权掌握在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手中，“上大”实为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1925年元月，康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上海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月罢工”，他参加了这次大罢工，而且表现不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在中共党内已小有名气。按理，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党员，本应具有较高的威望。然而，他却又是一个见风使舵、惯耍两面派的人物，许多知情者往往不屑于与其为伍。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下台，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不久，中央大权就旁落在李立三手中。康生见状，极力奉迎李立三，对李立三推行的“左”的一套，推崇倍至。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康生曾拍着胸脯说:“李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领袖，谁反对李立三，谁就是反党，我坚决地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李立三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将他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了秘书长。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李立三在会上检讨了“左”的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中共大政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康生早在上海大学时即与瞿秋白很熟，此刻见瞿秋白在中央主政，竭尽全力向瞿秋白靠拢。在批判李立三的会上，康生一改旧态，大骂李立三:“你李立三搞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套，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当全党共诛之!”这一招很见效，康生不仅没错误，反而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正在康生暗自庆幸之时，风浪又起。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执掌了中共大权。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时曾受过处分，而康生是支持给王明处分最热心的人。如今王明得势，康生焦急万分，他亲自向王明赔礼道歉，王明此时正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借机拉拢康生，将其由中组部秘书长晋升为中组部部长。1933年7月康生同王明一起去了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苏联，康生紧紧追随王明。公开场合，他不忘适时地高喊几声“王明万岁!”在党内下发的文件，都是用的“王康”的名义。他还竭力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王明摇旗呐喊。1937年底，康生回国，看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王明，便又摇身一变，以“反王明的英雄”自居，极力靠拢毛泽东，用他老婆曹轶欧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自然，王明的那本小册子又被康生批判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了。康生的钻营和表演，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被中央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从而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和情报工作的权力。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由于工作太多，只是挂个名。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于是，康生这样一位翻云覆雨的人物，拥有了负责中共整风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张克勤被审李克农身为社会部副部长，当归康生直接领导。1942至1943年间，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残酷扫荡，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也在陕甘宁边区大肆活动，形势异常严峻。1942年，康生借机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即使无凭无据，起码也得“自救”。根据对敌情的夸大估计，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在整风审查干部的同时，要准备好“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在对敌情作了如上估计的同时，康生趁1943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办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审干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而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书桌旁，床沿边，人们一个个苦思冥想，从自己思想上挖“病根”，从周围的同事和同志中寻觅“特务”，一份份汇报送往领导机关，一些人正在盘算着本单位取得的成绩:审出多少“特务”，揪出多少“叛徒”等等。一批批审查对象被集中起来。被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关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社会部，其中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关押了100多人，而陕北当地的干部则主要关在行政学院。审干任务日趋繁重，李克农也参与了某些审干工作。一天，李克农把社会部干部、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找了去，向他布置任务:“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怎么办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去帮助你工作。”任务重，增加人手，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里很高兴，也没多想。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来自国统区，又蹲过国民党监狱，派吴德来帮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经受到怀疑了呢?如何具体着手工作?李克农根据社会部的意见，交待先从张克勤案开始。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张克勤，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年6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第三天凌晨5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承认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特务组织，并乱说一通:“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说完，大哭不止。交待完毕，几位审查者如获至宝，赶忙向李克农作了汇报。第二天，康生和李克农指示，全校召开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张克勤登台作了典型发言。审干的反思张克勤在会上痛哭流涕，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甘肃的假共产党，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以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教育大家，表示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生动感人，听者无不动容。本来，这起甘肃地下党的所谓“红旗党”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康生却自认为抓住了审干运动的突破点，大作文章。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一次报告会上，康生以肃反专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教训那些仍然“糊里糊涂”的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被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别有用心的误导，甘肃、四川、河南等许多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一批又一批“特务”被清查出来，整个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作为康生的副手，李克农原以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李克农却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虑之中……许多天真、热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务”、“内奸”，有的单位90。%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而他所在的社会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未能逃过劫难。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了监狱，理由是曾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李克农是了解陶铸的，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李克农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的妻子还在灯下等着他。没想到这位同志竟然没有理会爱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怀疑她是在搞特务活动，硬是揪着她到李克农那儿去交待问题。看着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样子，李克农哭笑不得。显然，审干审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广大党员干部对此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时，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遂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之后，立即指示，不要随便作结论，谁的结论错了，就要给谁平反。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的危害性，并采取了有力的挽救措施。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诤，带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反映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公开承担了责任。李克农也在痛苦地反思着:为什么会闹出这样一个局面来?他向有关领导反映，但没有下文；他有意识地和康生拉开距离，却又遭到康生的忌恨。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帮他解了这个结。1944年4月的一天夜晚，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和李克农请到自己的窑洞里谈话。周兴是党内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干部，学徒出身，师哲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他们在毛泽东身边都很随便，几个人散坐在床边和椅子上，聊了起来。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随便谈，有啥说啥，咱们这儿可不抓‘特务’，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李克农四下打量了一番:怎么没见康生?周兴和师哲也露出同样的疑惑———康生，他是这场运动的总负责呀!毛泽东猜出来了:“几个月前我就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可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就找你们谈。”审干后的“补救”行动毛泽东运用他那独有的循循善诱的方式，为这几位头脑一度发热的保卫干部们慢慢降温。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也别送了。”“为什么?”师哲问道。“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毛泽东反问。“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一句话当然也难免。”“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总不会全盘皆错吧!”师哲有点不服。“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毛泽东很倔强。“你要不信，”毛泽东接着说，“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接着话茬，毛泽东谈起当年在江西反AB团时，许多不实口供都是用刑讯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他指示李克农等人，立即开展甄别、平反工作。李克农听罢，再也坐不住了，坚定地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这场康生本人无法收拾的“抢救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甄别工作。事实表明，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中，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出于革命需要，李克农将200多名“重点抢救”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中共情报战线的骨干。在李克农组织排演的《前线》中，有许多演员都是“抢救”的对象，并未最后作出结论，李克农大胆启用他们，本身就说明，他是信任这些青年人的。对李克农在甄别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肃认真的作风，当年“抢救”对象之一的黄钢有深刻的体会。记者黄钢于1938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5年秋至1938年秋，他曾经分别在南京和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过助理编剧，这一差事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电影场场长张冲介绍的。在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中，黄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和冲击。尽管黄钢在南京和重庆只是担任了一般性的社会职业，然而，在高压之下，他还是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搞特务工作的。在甄别过程中，黄钢又将以前自己编造的谎话推翻了。一天，李克农找黄钢谈话。李克农说:“黄钢，我们昨天还向毛主席汇报，说你‘回来了’———共产党的亲骨肉呀，掉进了敌人的泥坑，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黄钢开始没听清楚，反问道:“昨天向谁汇报?”“向毛主席!”李克农有些生气地说，“黄钢，你父亲是武汉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你是烈士的遗孤嘛，后来托给了陈潭秋这些同志，可是不幸得很，你以后竟走到敌人的窝子里去了!”李克农见黄钢不说话，接着说:“怎么?前两天，你刚刚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的，昨天怎么又把自己的交待给推翻了!”“那是我在困难面前说谎，李副部长，我到延安是走我父亲留给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介绍信，我的来历是很清楚的。”黄钢说道。“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自己说谎?要编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你这一说谎，我们要是有人搞逼供信，那就要信以为真了!主席说，他就不相信!所以，我来找你谈一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实。你就是不实事求是嘛!好比说这把茶壶，工人阶级说它是圆的，你要说它是方的，因为工人是生产它的；你呢，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的事物嘛!你就没有学会这一条!那回我就告诉你:阶级的属性，不脱胎换骨是不行的。”“抢救运动”的反思由于种种原因，对黄钢的审查并未结束，但李克农却很信任他。1944年底，李克农负责的中共枣园党组织，派黄钢到枣园邻近的裴庄去当小学教师，指定他作为派出的两人小组的小组长。1952年，黄钢在朝鲜板门店采访李克农时，对李克农说:“李部长，组织上今年上半年，在我来朝鲜以前，已经给我做出了历史审查的结论。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多么好的结论———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李克农笑着说:“本来嘛，你就是祖国的优秀儿女!”说完话，李克农叹道:“都九年了!”同样，李克农对曾经被怀疑过的李逸民，不仅让秘书罗青长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而且还亲自报告了负责对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使李逸民得以拿到文件，以七大候补代表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大会。李克农却从此遭到康生的忌恨。毛泽东召见李克农，并让他负责甄别工作，康生迁怒于他；甄别工作的结果，使康生顿成千夫所指，康生认为李克农是在故意给他难堪；最令他恼怒的是，中共七大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他对老婆曹轶欧说:“李克农这个仇非报不可，倘日后落到我的手里，必给他厉害看看!”事隔12年之后，1955年李克农在上海休养期间，谈起“抢救运动”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道:‘你们打算要抢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说:‘百分之五!’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坚持地反驳说:‘怎么能这样?不可能!难道特务都开了花了?’延安审干时，毛主席经常派人来听汇报。等到向他本人汇报时，他开头没说好也没说坏，一直没表态，只说了一句:‘青年人的灾难啦!’当时我体会，以为毛主席说的是青年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的灾难，现在，我的体会就更深了。”可见，李克农对于延安审干运动中一时间出现的所谓“抢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对“抢救运动”，毛泽东总结说，其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犯了逼供信的错误。”邓小平也指出:“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第六篇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王实味案（一）“抢救运动”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而李克农却又被牵扯进另一桩大案之中。这桩大案一直纠缠他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隐痛。这桩大案，现已大白于天下，它，就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后，潢川县办了一所中学，王耔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校长。受父亲影响，王实味从小发奋学习，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17岁中学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师曾当面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 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不过，这一年的时间，却使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为挣钱上大学，1924年，王实味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录取后，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除了寄4元回家给父亲，6元钱留作生活费，其余20元全都被存了起来，到1925年暑假，王实味已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帐，存款已有240元了。带着这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40元钱，王实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大学应试。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切手续办完后，手里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邮局，其余9块钱，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费。这位出身贫寒、历尽艰辛的青年人，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尽情地吸取知识的养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1985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评论家倪墨炎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杨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画出一个小集镇上仗势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脸，而这位“母老虎”终于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小说的作者具有鲜明的爱憎。文章文字简练，叙事层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对话很生动，并具幽默感。这段评价表明，王实味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1927年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呆它几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故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那人未听明白，以为是“汪派”(即汪精卫派)，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王实味案（二）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和高尔斯华绥的《资产者》、法国作家都德的《萨鞭》、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为中华书局编辑的《新文化丛书》中。应该说，王实味在文艺上是有过自己的贡献的。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 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其实，这时的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谓“托派”?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页中，有这么一条重要注释: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坦然地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王实味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由此可见，上海期间，王实味和托派重要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一段交往，王实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过托派的某些观点，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研工作。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代为负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共计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1942年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王实味案（三）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完全允许和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介书生的王实味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写道: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文 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和艺术家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歪曲和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在会场上，王实味带头和主持全院整风工作的李维汉发生激烈争执。会后，他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鼓吹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这些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它们又被贴在布上，挂在了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为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以前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在上海与王凡西、陈其昌等人的交往经过，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作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康生式的审讯开始了，王实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认自己是托派”之间，来回转圈，审讯工作并不顺利。看来，其中必有隐情。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抢救运动”结束后，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王实味案（四）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1946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7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这年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86年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一页注释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王实味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的决策者，而李克农，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环境艰险，不容李克农多加冷静思考。岁月苍桑，却折射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勇于面对错误的崇高风范!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传到中国，万众欢腾，历经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企望和平，中国却又重新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急匆匆地抓紧时间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企图一举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异己力量。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对此，中共及解放区军民当然不会忍气吞声。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指出: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态度。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然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这才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字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八月十四日电文不长，而字里行间颇有恳切之意。对毛泽东是否会应邀，蒋介石其实心中无底，他一面静听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命令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反应。这批联络参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938年起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驻的代表。按规定，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然而，这批联络参谋实际上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共党内和敌后根据地的各种情报，秘报重庆。有的甚至公开在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下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朱德给蒋介石的电报，批驳了蒋介石向八路军提出的“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和受降的错误命令，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在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明确表示，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转告重庆方面。8月20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此时，他已得到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因此一反常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情起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退惠诺为感。蒋中正哿八月二十日显然，蒋介石在此是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他尽可以借机宣传中共没有诚意，发动内战的脏水也就可以泼在中共身上。破译密电帮助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延安毛泽东先生勋 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以“时间紧迫”、“问题重要”为由，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他在报刊、广播中大作宣传，妄想给中共造成不愿和平的事实。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此电中，虽然通知蒋介石“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如果蒋氏果真有和平诚意，再赴重庆。对蒋介石不能不防。张学良被软禁南京，李济深、胡汉民被囚禁汤山，这一幕幕蒋介石导演的政治丑剧，人们记忆犹新。此次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和谈，莫非也是一出“鸿门宴”?蒋介石究竟意欲何为?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李克农的情报系统被派上了用场，他们日夜监听蒋介石和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来往电讯，希望能从中获取信息。然而，国民党的密电无法破译!怎么办?搞到密电码!李克农下达了命令，情工人员四处活动。果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能人们，不负李克农厚望，将密电码弄到了手。有了密电码，国民党中央与其驻延安联络处的电讯联系就不再是秘密了。李克农日夜监听，不放过每一个字。办公桌上的电文盈尺，李克农详加分析:原来，蒋介石料定，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后，就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这次，他也不敢到重庆来。如果毛泽东不来，破坏和谈的罪名正好扣在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应邀赴会，也可以乘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作好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如意算盘不可谓拨得不精明。情报迅速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1945年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人与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同意毛泽东去重庆。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前夜的讨论意见，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日便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要走了，李克农亲往送行。他守候在机舱口，严防无关人员登机。毛泽东走过来，紧握李克农的手。李克农心里暗暗地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他深情地说:“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毛泽东似有所察，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正好和分别了20年的蒋委员长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安抵重庆，李克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蒋介石却很尴尬，他的情报网肯定地告诉过他:毛泽东绝不会来重庆。可毛泽东真的就来了!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在慌忙召集各院院长会议，紧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国共双方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极力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这种借口，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和可笑。这一切，确实使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脸上无光!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和斗争，终于于10月10日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已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这其实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准备。这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的警报。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即以88万之众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阴云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全面停火。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的郑介民、共产党的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将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北平，千年的古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此时，她却处在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大街上，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官兵和警察在街头耀武扬威、气势汹汹；交通路口到处是架着机枪的地堡和沙袋垒成的掩体，随处可见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商店冷冷清清，连过往的行人也显得紧张而又压抑。这景象使李克农预感到: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内战迟早要爆发，军调部的工作必定不会轻松。中共代表团分住两地，一部分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北平饭店，李克农率电台、机要科和其他有关人员则住在翠明庄。翠明庄是一座三层的典型中国式建筑，飞檐画栋，古色古香。这时门前已由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哨兵守卫着，是一处既秀丽而又略显神秘的地方。安顿妥当，李克农立即投入工作。军调部要处理的事情既多且繁，方方面面都少不了李克农。有人给他粗算了一下要管的事情:对外，要和叶剑英一起出席三方联席会议，主持交涉、交际、新闻发布活动；对内，统管代表团的党务、政治思想、人事、秘书、财务、机要、电台、行政、接待、通讯、警卫，以至组织追悼会、办喜事等等，几乎是无所不管。代表团的成员以及武装警卫，大多是由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有老有新，有男有女，有文有武。各执行停战小组人员前来北平赴任或汇报工作川流不息，从延安、重庆、南京、华北、华中、东北、中南各解放区来的流动人员，经北平时也由中共代表团负责接待。各地来往的领导干部，被代表团的同志戏称为“各路神仙”。他们当中有的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有的则要顺便看看北平市容；还有的希望借钱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也有人干脆向代表团行政处提出想做一身合适的衣服。遇到这种情况，李克农总是嘱咐行政处的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领导的要求，如果确实有困难，就婉转地加以说明，请求谅解。有些难办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亲自向他本人报告，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矛盾。中共代表团成员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抗战胜利后，有人想回家过日子；有人想结婚；有人想提高自己地位；还有人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影响工作。军调部建立初期，凡是穿军服的都要佩带军衔，而中共尚未评授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只能参照执行。周恩来作为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和张治中、马歇尔一样，佩戴上将军衔。在中共代表团内部，叶剑英戴的是中将军衔，李克农戴的是少将军衔。一天，李克农听见有干部为戴衔的事情不满而发脾气，非常生气，立即到行政处去，要把他的少将军衔换个上校军衔。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就是为了争这个牌牌?”代表团的同志觉得李克农说得对，但换个牌牌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同志说:“您可以换个上校牌牌，我们都可以换个中校牌牌或少校牌牌，但我们今天佩戴军衔，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您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叶剑英委员的主要助手。您戴的军衔低了，同国民党、美国的对手站在一起，就不相宜了。”李克农听罢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军调处的内部思想此后，中共代表团内部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把事情讲明，道理讲通，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使工作能顺利开展。中共代表团建立初期，专业人员不够，一些招兵买马的活儿也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军调部年轻的英文女翻译、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就是这时在李克农面前报到工作的。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思想进步，颇具才华。她当时毕业后，正准备到美国去留学。一天，北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找到她，让她到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团去当英文翻译。王光美略加考虑，欣然应允。按组织上的安排，她骑车来到了翠明庄。李克农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只有20来岁、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笑眯眯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说着，他把王光美领进二楼的一个房间，那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王光美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家里和学校的一些情况，王光美直率地作了回答。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一阵粗犷而又缠绵的歌声:“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王光美很爱唱歌，她听得入了迷。“很好听，是吗?”李克农问。王光美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是陕北民歌，歌名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李克农笑道。“我干什么事?”王光美忽然想起了正事，忙问道。“你是怎么来的?”李克农避而不答，却反过来问她。“骑自行车来的。”王光美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住址留下来。”李克农最后说。第二天一早，叶剑英乘坐的那辆小车开到了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把王光美从家里接走。就这样，王光美成了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翠明庄坏境优美，住得相当舒适，伙食也很不错，但斗争却依然激烈，气氛并不轻松。翠明庄对面左右两侧楼房都驻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甚至连翠明庄内部的一些服务人员，也是国民党特务乔装打扮的。中共人员举手投足，常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随着军调部工作的逐渐开展，中共代表团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大大加强，国民党特务的监控，给电台和机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情报工作成为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点，也是共产党方面工作的难点。拿机要科来说，科员都是从各根据地选调出来的股长以上的机要干部，政治可靠，业务精通，这没话说。但许多人并没有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李克农很担心，他常常告诫大家:“同志们，机要和电台是美蒋妄图破坏的重要目标，他们现在已经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100余名破译人员，力图破译侦收我党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情报。机要干部，就是要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确保我党密码的安全和密码电报的畅通。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对人民犯下大罪啊!……”他还告诉大家，代表团的每个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被登记造册，有像片，有职务，甚至有履历表。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具有机智的头脑，善于斗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对那些特务的监视，李克农制定出反监视的方案:一是将电台和机要科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专人把守，严密防范，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二是要求所有人员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擅自进入楼内。“服务员”无法进入，可他们并不甘心，总是借口今天修理门窗，明天清查家具，后天检修电话，想方设法进楼窥探。李克农命令:跟踪严防。于是，当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大楼，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中共代表团专人“伺候”，形影不离，特务们有再大的能耐，也无计可施了。“服务员”打扫房间、取换衣服、倒字纸篓都非常勤快，因为常常能从换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纸篓里找到的片纸只字，他们企图从中分析了解情况。李克农幽默地告诉大家，可以略施小计，戏弄他们一番，例如用小纸头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准备他们搜去。李克农自己也时常用墨笔、铅笔在一些纸头上写写划划，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有人不解其意，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呆着也没事干。”翠明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农高兴地夸赞大家:“身在北平，心系延安，个个都是好样的。”秘书处的严密不过，令人虚惊一场的事情也偶有发生。中共代表团下设一个秘书处，分管办理对外文书、电报、代替叶剑英接见来访人员以及拜访社会名流、与各界交往、了解社会情况等事情。针对秘书处的特殊情况，李克农指出:“毛主席强调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注意观察‘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要在各界群众对两方政策的了解和反应中认真观察这一问题。”他要求秘书处人员每次外出活动都要事先 向上级说明: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大约几点才能回来等等。每次外出，李克农都要守候外出人员平安回来，了解情况后，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时都比较注意，晚上10点以前按时回宿舍。有一天，秘书处一位姓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老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翠明庄。李克农非常着急，11点过后，就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中共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几天后，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连声应付:“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查办!”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当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时候，翠明庄内也很不宁静。伙食供应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双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本来，这里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是牛奶、点心或豆浆、油条，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饭后还有水果供应。大家来自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喝惯了小米粥，李克农更是偏爱酒糟白菜炖豆腐。吃到这样的饭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浅”了。然而，伴随着谈判斗争的日趋激烈，餐桌上也风波乍起，这里的伙食也越来越令人倒胃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下咽的地步。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饭菜问题，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借伙食发泄对中共代表团的不满。消息传到了李克农的耳朵里，他火冒三丈。一天就餐时，李克农把翠明庄的管理人员叫到餐厅，手指着餐桌上的饭菜，当众问他:“你说说看，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那人老老实实地作答。“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实际标准是多少?与规定的伙食标准相差多少?”“大概，大概……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盘子，舌头有点哆嗦。“到底相差多少?”李克农火了。一再追问之下，那人无招架之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李克农放大嗓门抗议道:“你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了停战协议，违反了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是克扣军饷!”那位负责人头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弯腰道歉:“是，是，请长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后保证按照伙食标准办好膳食!”说完，又转向四周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请各位长官海涵!”从此，中共代表团的餐桌上恢复了“和平”。然而，真正的和平却没有来得如此的迅捷，在蒋介石的词典里，和平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于次日煽动北平部分青年学生举行所谓“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同时，还有一批暴徒，将打着“东北还乡团”的名义，前来“叶公馆”和翠明庄捣乱。对此，中共代表团作了巧妙安排:请叶剑英悄然离开，请一位英国记者到“叶公馆”进行“实地采访”。22日晚8时，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闯入“叶公馆”，见恭候他们的竟是一位洋记者———国民党特务在洋人面前还顾着一点脸面，知道走漏了风声，只好狼狈地溜走了。此时的翠明庄，李克农正紧急动员，重点保卫南楼，派专人护卫电台、密码和机要文件，严阵以待。由于这伙暴徒在“叶公馆”偷鸡不成，最终没敢再来翠明庄碰钉子。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23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操着广东白话的叶剑英厉声责问郑介民:“你们以‘还乡团’之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协议，我们决不能容忍!”郑介民狼狈不堪，只好推诿说:“本人实在不知!竟会有这样的事?我一定调查，严加惩办!”散会后，郑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来，一阵大骂:“饭桶!饭桶!”郑介民恼羞成怒，中共 代表团则拍手称快。不久，一个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1946年3月，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访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拉拢柯克，于3月初亲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游览观光。灯红酒绿之时，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令他速返重庆参加会议，字里行间流露出撤销或改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意思。蒋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从，为拖延返回重庆的时间，戴笠以汇报关于所谓肃奸及遣送日侨日俘两项工作情况为由，决定先飞南京见何应钦，以期得到何应钦对他的支持。不料在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大雾迷漫，飞机无法降落，遂临时改飞上海虹桥机场。而上海的上空同样是迷雾漫漫，飞机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时，机上油料耗尽，驾驶员将飞机盘空低飞时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国民党的特务王魂归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团，大家兴奋不已。李克农不住地说:“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赶快买酒庆贺!”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将同志们都找到他的房间去，并把“服务员”叫来，让他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还特地让“服务员”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庆贺一番。“服务员”哭笑不得，只得从厨房端来四个冷盘，还带来十几个酒杯。大家入座后，李克农请大家高举酒杯，大声说:“来，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大家一饮而尽后，李克农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因此少遭受灾难和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太多了。”然而，在北平期间，李克农也经历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王若飞因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经过秦岭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内的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机上的全体人员，包括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全部遇难。恶耗传来，中共代表团成员悲痛欲绝。李克农神情严肃，默默地布置了一场纪念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叶剑英致了悼词，李克农讲了话，他说:“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但是，这次的灾祸太突然了。牺牲的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身经百战的杰出领导。当前，我们的国家、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同志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把他们放下的担子挑起来。”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没有了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剧，有时咳得实在太厉害，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个小盒，从里面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口里，以缓病势。药有镇静作用，同志们都劝他少吃一点，李克农总是摇摇头说:“不吃，又有什么法子?”的确，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终，因为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前后历时仅8个月。别了，北平!李克农还会回来的，他有这个信心。不过，他也许没有想到，仅仅2年半以后，他就又踏进了这座历史名城，和眼前的对手再度交锋。而那时的国民党———这个貌似强大的巨人，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第七篇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撤离延安和谈破裂，战火再燃。自1947年3月始，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地首先成为国共双方陈兵逐鹿的主战场。陕北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 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25万人马，分五路向陕北发动突然袭击。延安渐渐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李克农的情报机构开足马力，多方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国民党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此时成为李克农手下的两位奇兵。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不久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晋西北党务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任其为山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委任他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缪庄林进行了会晤，晓以革命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李克农的感召下，缪庄林开始秘密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达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经过谈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有了缪庄林和李茂堂积极的工作，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调统室、陕西调统室的密码，得到了蒋介石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勾结的情报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这对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边的敌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胡宗南部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于是年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农肩上。胡宗南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几次催他赶快撤离。李克农却说:“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占领了空城延安。尽管延安城此时已空空如也，胡宗南还是兴奋异常，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其时，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数也不过两万余人，且已悉数撤离，不知胡长官俘虏的“5万”人从何而来?蒋介石接电后，尽管情知有诈，仍然欣喜地向胡宗南发来嘉奖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除了发电嘉奖外，蒋介石还下令授予胡宗南一枚大勋章，并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高兴之余，蒋介石不忘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难忘的一笔: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唱的是一出“空城计”。他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陕北转战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李克农则和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在叶剑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为确保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李克农从原中央警备团中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地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1947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下午，北国早春的寒风钻心刺骨，在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来了几位骑马的军人和警卫员。为首的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是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和李维汉紧随其后。他们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和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调查部、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共3200多人在这里扎营。叶剑英到三交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书记，李克农、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党委。中央后委在三交历时一年。国民党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延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似乎一帆风顺。胡宗南宣称:“中共已成流寇。”蒋介石也高兴得昏了头，向胡宗南连连下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脑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陕北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首功。”李克农的情报系统高效而又有序地运转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量军事情报被侦悉，前方转战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而有了洞悉秋毫的眼睛。李克农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在战略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了对西安情报机构的建设。李克农在方针上、组织上、任务上都给西安情报机构以具体指导，提出了“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的要求，不仅使西安的情报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使其成为日本投降后中共开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此刻，面对胡宗南军的猖狂进攻，李克农命令西安情报组织把对胡部进犯陕北的侦察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其阴谋，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此关键时刻，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3月，熊向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事先上报李克农，使中共中央能早作安排。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熊向晖又将胡宗南的一举一动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的动向了如指掌，胡宗南也就不可避免地屡遭败绩。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屡建奇效，陕北周旋的结果，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一个又一个美式装备的旅、团一一被吞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以无畏的革命气魄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李克农身在临县，心系陕北，他十分关心中共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等人的安全，通过秘密电台指挥全国各情报系统，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对此，周恩来夸奖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这时的蒋介石却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他“重点进攻”的结果是———全面收缩。这时，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人民解放军犹如苍龙入海、猛虎下山，摆开了战略进攻的态势。李克农具体领导的情报工作，到处开花，遍地结果。大批情工人员打进国民党的军队，深入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构内，大量的密电被破译，大批的部队被策反投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以“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牢牢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一）这其中，李克农亲自指挥的东北战场的对敌策反工作，就是光彩夺目的一幕。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它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地理上与苏、朝、蒙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意欲占领东北，出动了大量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东北。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共五个军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云集东北各大城市和重要港 口，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也果断采取了相应措施:由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13万人和两万干部从陆、海两路兼程进入东北，并陆续派彭真、陈云、林彪、李富春、高岗、林枫、张闻天等20多名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同时，进入东北的各路部队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是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熊熊战火在白山黑水之间燃烧起来。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早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就处于李克农的具体领导之下。赵炜主管机密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1947年3月至9月，在东北战场战况激烈的情况下，赵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对改变东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1947年6月，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致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来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况予以嘉许。李克农还把目光投向了在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杂牌部队———滇军。在国民党驻东北军队中，六十军与九十三军就是滇军中的两支。六十军组建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云南王”龙云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滇军中抽调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6个旅和部分滇黔绥靖公署直属特种兵部队共4万余人，编成一个军，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各师辖两旅。六十军建成后，转战抗日战场:台儿庄战役，损失逾半；滇南守边，历尽艰辛；越南受降，备受殊荣。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戡乱必胜，救国必成”的口号下，六十军奉调前往东北，投入到一场彻底改变六十军历史命运的反共内战中。此刻，六十军雄风难再，等待它的是人民解放军暴风骤雨般的重大打击。六十军一时损兵折将，丢盔弃甲，元气大伤。“后撤!再后撤!”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停地下达这样的命令。曾泽生，云南永善人，1902年生。他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奉龙云之召回滇，充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抗战期间，历任新六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是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此时，“后撤”的命令从他的口中发出，一番难言的苦衷涌上心头。六十军人心惶惶，军心不稳!滇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活跃起来。这批人中间，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刘浩。刘浩，云南人，原名刘若坚，1937年入党，长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国民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其妻禄时英是调往东北的国民党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云南彝族人卢浚泉的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龙云的幺叔。因而，刘浩和云南军政要人龙云、卢汉、卢浚泉、张仲、陇耀等私交甚深，在云南滇军中常有“通天”的本事。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请他去谈话。刘浩赶到朱德的窑洞，只见还有另外几位云南籍的干部也在那儿。不一会儿，朱德走出来，和大家握手见面。朱德笑着说:“你们在坐的都是云南人，我也算是半个云南人了，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啊!”朱德虽是四川仪陇人，但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光复之役，此后又在滇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并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朱德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已经把云南的六十和九十三两军调到东北打我们，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样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加强对敌军工作，向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滇军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针对刘浩今后的工作，朱德说:“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做过地下工作，有做云南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对云南上层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谈话，布置任务。”刘浩当即表示:愿意去东北做好滇军的工作。4月29日，刘少奇接见了刘浩，具体安排了他的工作。刘少奇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总之，工作要从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分起义。”刘少奇还告诉刘浩，中央还将抽调一部分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开展滇军工作，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由刘浩负责联系。并要求刘浩先乘飞机去北平，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李克农具体安排接近滇军的事宜。1946年5月6日，刘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飞抵北平，向李克农等汇报受命策反滇军的情况。李克农与刘浩详细研究了如何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东北的防护，沿途盘查甚严，最后决定:刘浩先乘飞机去张家口，再经晋察冀转冀热辽，想办法进入东北。李克农要求刘浩首先与东北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在李克农的帮助下，1946年7月下旬，刘浩辗转进入东北。此时东北上空已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了。刘浩到东北滇军后，立即与九十三军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和六十军地下党员杨重接上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滇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与他们研究确立了八项工作任务:对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分别发展入党；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开展交友活动，更多地团结中、下级军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进行策反宣传，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敌；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内外配合；为便于工作，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的党组织，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地下党组织由张士明负责；积极慎重地开展对上层将领的工作，争取在滇军内部策动反蒋起义。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积极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很有成效，很快，两军的带兵实权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宁坚、杨重、范啸谷、赵国璋手里。刘浩将两军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认为，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虽然为保存实力，作战消极，但对中共顾虑颇多；和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他迷信美国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装备，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认输的。针对这一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断:集中精力策反六十军。李克农居“庙堂”之高，刘浩处“江湖”之远，策反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与此同时，长春城外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城内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军长曾泽生哀叹:“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原先充盈胸中的“为卢汉争光，为滇军争气”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了。于是，在历史的日历上，记载下了这样两个振奋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东北滇军第九十三军在锦州被全歼，军长卢浚泉被俘；1948年10月19日，东北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3万余人，在长春起义。曾泽生部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白云山团、帽落山英雄营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连等英雄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军威国威。曾泽生本人则于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长春起义，使蒋介石东北棋盘上重要的一颗子，不战而为我所有，这对改变战局，无疑有莫大的裨益。滇军，是国民党军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继续从滇军入手，李克农把眼光盯住了云南。云南掌握在龙云、卢汉手中。龙云，1884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任过军长。1927年，43岁的龙云发动倒唐政变，一举夺得云南的实权，成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抗战胜利后，早有消除异己之心的蒋介石，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将龙云闲置了起来。龙云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但在云南的一方天地，影响却还在，他不时通过各种渠道，遥控云南局势。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受其影响。卢汉，1896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是龙云的老部下。此时，接替龙云，主理滇政。蒋介石此举，意在挑起龙、卢二人的矛盾。龙云在抗战时期，曾与中共有过接触，此刻对蒋介石将其调虎离山的一招，正愤愤不平。卢汉偏于云南一隅，手握杂牌部队，蒋介石借“勘乱”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伎俩，也令他大为不满。显然，蒋介石在弄巧成拙。全力策反云南在这种形势下，卢汉向中共发出信号———请求与中共联络。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决定:全力策反云南!卢汉的联络人，名叫宋一痕，此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卢汉北上抗日时，宋一痕投身卢汉麾下，跟随卢汉征战南北。鲁南战役中，宋一痕在突围时与部队失散，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携妻子回到昆明。与中共联络，卢汉想到 了这位老部下。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妇被卢汉派往香港，卢汉希望他们能在香港找到与中共接触的渠道。宋一痕夫妇下塌于“九龙饭店”，前脚进店，后边就跟来了香港“一斋书屋”的老板黄洛峰。黄洛峰是中共党员，宋一痕参加中共后，二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而所谓“一斋书屋”，正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黄洛峰就是该联络点的总负责人。此后，宋一痕在香港和昆明之间穿梭来往，在中共和卢汉之间传递信息。卢汉心动了，他嘱夫人写了封起义决心书，签字盖印后，交宋一痕面交中共领导人。1949年6月，宋一痕在中共华南局护送下，来到了北平。李克农会见了他，向他布置了云南起义的有关事宜。中共中央对卢汉的决心书作了答复，宋一痕再回香港。而北平和香港之间的电讯联络也正式开通。宋一痕要回昆明见卢汉，他夫人的二弟席宣负责与中共的联络。宋一痕临走时，向他交待了暗语，说“我们在香港的地点，北平已知道了，如果北平来了电报，你就转昆明，而昆明来的电报，则转往北平。记住，北平来电的代名是:邹明。”邹明，就是李克农。北平的电报南来，昆明的电报北往，通过香港的中转站，中共和卢汉频繁联系。为防国民党特务窃听，电报一律用密码加暗语:来往电报谈的全是有关汽车买卖的事。连席宣自己也弄不明白，只是照转不误。终于水到渠成。1949年8月，先期避往香港的云南省“老主席”龙云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传出:云南省“新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偕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同时在昆明和彭县通电起义，宣布即日起率所部与国民党集团脱离关系。云南、西康和平解放!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中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改编、投诚近500起，整师156个，舰艇74艘，飞机26架，官兵177万。起义投诚官兵占解放战争中被歼人数807万余人的1/5以上。这一业绩，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李克农参与策动了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并组织了多起起义，功不可没。形势下的傅作义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神州大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国共双方摆出了战略决战的态势。经过两年多作战，双方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万人；而国民党军则大量被歼，仅1948年7月至11月间，就丧失了100万部队，总人数则由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下降为290万人，元气大伤。对此，蒋介石神情黯然，手足无措；而毛泽东却充满了自信，他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 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1948年底，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的北平城中南海居仁堂内，一位体态魁武、神情严肃、身着黄布军装的国民党将军在室内默默徘徊，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此人，就是国民党军中名声显赫的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青年时期，他抱着救国的理想，投身军营。1918年，傅作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职。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部队，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任职。1948年5月，国民党军在华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绩，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走马上任后，绞尽脑汁，期望有所作为，不料，就在他刚刚上台不到两个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役，重创其“王牌”第三十五军、歼灭他的新编第三十二师和第一一师，给傅作义以极大的打击。在正面战场给傅作义部迎头痛击的形势下，针对傅作义已陷入兵临城下的艰难处境，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傅作义部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方面傅作义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的所作所为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义是反共的，长期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有60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配合中共中央的部署，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积极活动起来。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就是李克农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阎又文原是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深得傅作义器重，长期在傅作义身边隐蔽。1947年冬，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地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情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