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 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 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1940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 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 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烟俊 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兰时蒋介石为了确保这次会谈进行，在 5 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内无曾广其人，可能系林新衡的化名，林当时是军统香港区区长。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 港和重庆之间。在整整国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交换了意见。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 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处埋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 的建立推迟到 3 月 30 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 月 24 日，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 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 4 月 15 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 3 月 30 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1940 年 4 月 11 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 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 月 7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导 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病。6 月 4 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 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 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 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 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 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 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己时，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①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 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 月 6 日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 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②日本同意这个计划，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 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来，坂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 7 月 28 日举行，在中 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 了。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 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竞立同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 1940 年 11 月30 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③。蒋介石在 1940 年 12 月 2 日的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81 页。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536 页。③ 《蒋总统秘录》第 2596 页。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 更为东亚危也。”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一面利用英、 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大批美援，另一面继续和日本秘密谈判。由于日本在战争中困难重重，希望很快结束对华的战争，千方百计寻求与蒋介石“和平 妥协的途径”，日本大使谷正之曾请曾琦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政府愿意与国民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日本的和谈之声又起，时而来 自日本方面，时而来自蒋介石方面。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蒋介石秘密派到汪伪方面去活动的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 到手，让唐放手地开展活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 年冬，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部破获，汪伪就怀疑唐生明，汪精卫 在南京要亲自处理这件事，结果被日本特务知道，待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弄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非常客气， 很“坦率”地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 个任务。”河边正三还在唐面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并反复说了好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 心，决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好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唐生明就将这个情况向重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 长（指蒋介石）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不要承认自己代表什么人。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起来，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至唐的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 从供电到供煤、米、汽油等物资。1944 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地把占领的地方用这 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后来唐生明没有去就任，因那是唐的家乡，怕遗臭万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 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 长吴开先，1944 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 作哑，一声不响。抗战末期，从 1945 年 5 月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当时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军队开进去，以 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 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 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仅的武力作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 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由于此，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特别关心，在他亲自召见冈村宁次时，“和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向冈村宁次表示对接收工作顺 利进行“非常高兴”，还问候冈村宁次：“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①三、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前，蒋、汪之间有过多次争论。1938 年 11 月16 日，蒋介石同汪精卫一道吃饭时，汪精卫当面责问蒋介石：“使国家民族 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政治责任？两个人争论得满脸通红，象 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了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在汪精工逃离重庆，同蒋介石分手以后，汪糟卫几次指责蒋介石。1939 年 6 月10 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平沼会谈时，平沼指责蒋介石说：“象蒋介石这种 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也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许他的。”汪精卫紧接着 就说：“当时我想，如果蒋介石翻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又说：“我个人原来 抱定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但是蒋拒绝这样做，反而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 起责任来的境地。”12 月，汪精卫同日本海军大臣米内会谈时说：“这次事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采取容共决策，我对此表示极端反对，常常劝他 不可这样做，却不为他所采纳。”又说：“我离开重庆前几个月间，总是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 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下决心出来。”13 日，汪精卫同日本大藏 大臣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以容共抗日政策误国的，我曾多次劝蒋，致力纠正这种错误，因力不能及，终于发生这种情况，但本人也有责任”15 日，汪 精卫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时，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汪精卫马上回答说：“从要人方面来说，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同时，汪精卫又认 为蒋介石是一个“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人，他“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两条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对他拉拢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 上述可见，蒋介石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从汪精卫同日本人的多次谈话中，认为蒋介石是“容共抗日”的，而且很坚决，汪精 卫对他进行多次劝说都无用。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后，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蒋介石同汪伪政 权的往来勾结活动并未停止，当时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唐生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另一件是周佛海同蒋介石挂上勾。先看第一件事。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蒋汪两个方面都有朋友，按 唐生明的话：“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抗战初期，他任长沙警备副司①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69 页。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 年初又与鄷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 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保安司令。1940 年春，戴笠叫他到重庆接受任务。唐生明同戴笠的关系是最好的朋友，按唐说：“我和他相识近二 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唐到了重庆，戴笠用极其慎重的口吻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 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 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象这样伟大的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呢！”这一说，唐感到飘飘然。过了几天， 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处亲自接见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说：“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同时又说唐生智那边蒋自己会去说，还送了一张蒋介石和 宋美龄的合照给唐生明的母亲，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置“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送照片这一着，还是蒋介石的新手段，过去常用的是 结拜兄弟。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吃完饭，蒋介石当面给唐生明一万元（当时约值二十两黄金）特别费。最后 分手时，蒋介石又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 再见面吧！”于是，唐生明带着蒋介石交给他的三项任务离开重庆去上海，这三项任 务即：第一，维护在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捕的特务；第二、转达蒋介石对大小汉好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戴笠还郑重说明，这些人当 汉奸是出于不得已，要告诉这些汉奸：“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要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等。唐一达沪，受到了汪精卫等 人的热烈欢迎。先是李士群与唐生明周旋了几天，后汪精卫通知李士群邀请唐去南京。1940 年 9 月底，唐在南京先见到周佛海①，再见到陈公博、梅思 平、丁默邨、叶蓬、罗君强、岑德广等人。第二天，汪精卫和陈壁君请唐生明吃饭。席间，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了他当汉奸的“理由”。就在 1940 年 10 月 1 日这天，南京和上海的汪伪报纸在头版显著地方登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被任军事委员要席。”10 月 4 日，汪伪政权正式任命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重庆的蒋介石也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的名义，从 10 月 10 日到 19 日连续十天，在重 庆《中央日报》头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表示对唐生明的行为“殊深痛恨”、“脱离兄弟关系”。这个“启事”是戴笠一 再修改过的，选了国民党国庆纪念日这一天刊出，其用意很深。1941 年 6 月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置了“清乡委员会”后，唐生明就在该会中任职。唐生明 在于这项工作之前，曾密电蒋介石请示，蒋回电极力主张唐去干这项工作，并指示唐要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同时要保护忠义救国军，不但不 使其受损失，而且要使其能够扩大与发展。这个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下设四个处（军务处、政务处、总务处、福利处），唐生明任军务处处长。结果许多“清 乡”新四军的情报，是由国民党的特务报告重庆，蒋介石再叫戴笠告诉唐生明，唐生明再通过他手下的人报上来，作为他们的东西再送给日本人和李士 群。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使他们的苏州实验区内新四军的大部队① 《周佛海日记》说：“九月三十日，晚，唐生明来见，交七万元。瞩其寄乃兄生智。”大部分向苏北地区安全转移，敌伪报纸就大肆吹嘘“短期年取得了出人意外 的空前巨大成就，实验区内共军绝迹”。1942 年冬以后，唐生明不千清乡工作，主要任务转入同日本人进行勾结，身份也逐渐公开，汪伪军事委员会委 员的名义仍保留。由于日本人利用唐生明来同重庆的蒋介石拉关系，唐的身价就高起来了，汪精卫他们对唐也不敢惹。再看第二件事。周佛海是江精卫的左右手，在汪伪政权里身居要职（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周是怎么同蒋介石重新挂上勾的呢？这果然同周 佛海看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与国内抗战形式的变化对汪伪政权日趋不 利有关。周在1942 年 12 月 5 日的日记中说：“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 首前尘，恍如隔世。两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惟观察日 本疲惫不堪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在 20 日的日记中又说：“返寓后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 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在在（件件）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到了1944 年初，周在日记更是认为：“瞻念前途，忧心如捣。”尤其是 3 月中旬 他患肺炎卧床不起，待病愈时，在日记中说：“此次为一生第三次大病，第一次约在十岁时，第二次则在民十七年，此次较前两次更甚，真系九死一生 也！唯留得一条性命，将来活受罪或将来之死，较病死惨痛亦未可知，然则今日之病愈，诚属不幸也。”另则，同蒋介石通过戴笠等人对周佛海做了不 少拉拢、争取工作有关。周佛海是湖南人，母亲等都在湖南。周当时准备把母亲等人接到上海，这时唐生明将情况报告了重庆，于是重庆派人将周的母 亲等人接到贵州软禁起来。周佛海在日记中说：“重庆来人，带来母亲、佛妹及岳父、俞姑娘与文伟合照之相片，真所谓一忧一喜：喜母亲尚健在，且 知在贵州，忧则与数年相比，老迈龙钟多矣！不仅母亲如此，岳父也然。恳求天地神祈早令母子重逢、合门团聚也。”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亲被 扣留后，一直很苦闷，于是唐生明将此况报告重庆，不久周的岳父写情绪周，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 子孙丢脸。1942 年 11 月，周佛海就秘密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蒋介石要周佛海干一些什么事呢？ 第一，要周佛海合伙反共。在周的日记上说：“罗教植（国民政府军委会太湖区游击司令）来，出示重庆来电，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 予通知，足见内地反共愈烈。”“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 剿共。”第二，要周佛海支持唐生明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旋惺弟来，称戴 笠又派人与唐生明联络，拟设电台，唐因每月需款甚巨，托惺弟帮忙。”第三，要周佛海保护军统的组织及其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召见胡 均鹤，告以今后特务工作须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与关系，使之成为纯粹为中国政府之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 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以听其自然，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也说：“召见剑东，指示特务工作方针，盖渠受日宪兵之委托，请予协助也。告以 对渝须留将来见面余地，除恐怖行动外，宜予宽容。”当时，汪伪政权的特工部同戴笠的军统在上海展开了一场撕杀。特工部头子李士群在上海逮捕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统计室主任张小通，把砒霜拌进饭里强迫他咽下，又枪毙了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军统局书记吴赓恕和国民党少将高参戴炳星。于是 戴笠不仅决定刺杀特工部的第一号头目丁默邨，而且指示周佛海等人干掉李士群，说李“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结果，周通过熊 剑东，挑起李同日本宪兵队的矛盾，将李毒死。周佛海在 1943 年 9 月 9 日的日记上提到一笔：“忽闻李士群逝世。”第四，要周佛海对沦陷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妥为保全。在周的日 记上说：“返家接见李赞候，据云重庆以将来过渡时期东南富庶之区必须保全，而盼余多负责。”蒋介石把周佛海的母亲等掌握在手中也是关怀备至。1944 年冬，周母患 病，戴笠马上派人将其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周在 1945 年 3 月 26日的日 记上说：“下午午睡正浓，为淑慧唤醒，出示重庆来电，称母亲前患肺炎已 愈未复元，十数日前忽患冲心脚气病，且有肾脏炎并发症，来日面色苍白、浮肿，呼吸促迫，脉博微弱，刻正注射强心剂，势甚危险。闻听之余，五心 欲裂，苟有不幸，不孝之罪，百死莫赎。当即电渝，谢治疗并托万一不幸，代办善后。祈告苍天，母亲至少能再健在二、三年，使能于局势平 定后母子团圆也。”在 27 日、28 日的日记中，周都写上：“遥念母亲，祈祷早日恢复健康。”“率淑慧及子女三人赴喇嘛庙焚香念经，为母亲祈祷康 健。”1945 年 7 月，周母病死，蒋介石马上将死讯告诉周佛海，周在上海各报上遍刊讣告。戴笠专程为周母办丧事，甚至替周来充当孝子。后来戴笠把 一套周母死后办丧事的照片送给周，其中有一张戴笠代周当孝子跪在周母灵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更死心塌地愿听从重庆的指示。这一年夏秋间， 已接近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每到一地，除随时与唐生明联系外，就和周佛海通电。周对执行蒋介石的指示，确实非常卖力，为国民党接收京沪铺平了道 路。所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便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灭口，判周佛海死刑，后经 多方活动，改判为无期徒刑。纵观全局，蒋介石同汪精卫有勾结也有分歧，分歧究竟是什么呢？第一， 在对日抗战上，汪精卫是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入侵，只有对日“和平”（即妥协直至投降）；蒋介石则认为必须抓住“抗战”的旗帜，才能维持统 治，才能得到英、美的支援。这是根本的分歧，也是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的基本点。蒋介石始终站在抗日阵营之中，而汪精卫却堕落成为不耻于人类的 汉奸、卖国贼。第二，在对日妥协的条件上，汪精卫同意出卖东北、内蒙和华北，偏安于黄河以南，蒋介石只同意而且是不公开承认出卖东北（即“七 七”前的状况），而要收回华北，这当然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和英、美在华的利益。第三，在妥协的方法上，汪精卫是公开的，建立傀儡政权，当了儿皇 帝，蒋介石是秘密的，在同日本的几次“和谈”中再三讲要求对方“保密”。第四，在反共上，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蒋汪的基本点。不过，汪精卫认为 只有对日“和平”，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蒋介石则认为只有抓住“抗战”，才可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堵住 共产党的嘴巴，主张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第四节蒋介石的反共、压民、图西南一、蒋介石的反共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着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 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①。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恨超过了对口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 大规模的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 为可恨耳！”②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是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 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来的一次重要标志的会议。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在 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 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竟起”的“艰险”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 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确定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 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1939 年 3 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会 长，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纲领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有国民人人所易知易行之简单而明显之三个共同目标，为国民精神所当集结 者，当首先标揭之，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与（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是也。”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条款中说：“在 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条款中说：“在此时期，应 无所谓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唯求得军事之胜利。”在“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条款中说：“有理智有良心之国民，此时除殚思竭力 如何巩护国家求胜利以外，应无暇有其他思维，和必不暇有其他行动。”在上述“至上”、“第一”、“集中”下面，还提出了“精神之改造”的五个 方面，即“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五个方面的根本之点是要“纠正”所 谓“纷歧昏杂之思想”。有哪些“纷歧错杂之思想”呢？在纲领中列举了四条：“（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 之理想与损害国民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纲领》制定和公布的同时，还制定和公布了《国民公约及誓词》、① 1939 年 7 月 5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682 页。② 1940 年 3 月 9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692 页。《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5 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了国民精神总动员 誓词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蒋介石大张旗鼓地推行这一运动，打着为战胜敌国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旗号，其主要的企图是要人民对他的独裁统治“尽至 忠”、“行大孝”，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对所谓“纷歧错杂之思想”来一个“共同拒绝”。1939 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 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 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是主 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在上述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和一系列条文的指导与实行下，1939 年 12 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在东 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七百余华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栒邕、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 备进犯延安。在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电文中具体说及：“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 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萌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 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围两月，栒邕则杀人夺城，嵊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几，安定则两次 袭击，而绥米河边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何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然自七月蒋委员长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磨擦从此 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池略地之消息，又不 绝于耳矣。”①在 1940 年 4 月召开的、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 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 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 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 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 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德 等刚电谓其全军有二十三万之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 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懔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① 《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卷）第 724 至 725 页。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1940 年 7 月 16 日，蒋介 石又提出一个所谓“防止案”（也叫“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这个“防止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 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 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今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 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①很显然，这个“防止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 反共的一个先声。同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 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 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七月间）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 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同年 12 月 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令文说：“前令第个八 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 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 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于是，在1941 年 1 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一万人北 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 1 月 25 日对苏联驻华大使说：“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 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 觉悟。”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 1 月 30 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 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①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反共活动，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 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有力地回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到了 1943 年 3 月，蒋介石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掀起了新的反共活动。当时，国际形势发 生了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希特勒德国在西方节节败退，日本在太平洋上也不断失利；英美又同蒋介石签订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 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717 页。约与换文》，在名义上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这无疑地抬高了 蒋介石的身价。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对罗斯福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第二 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②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叫陶希圣代他写了这本《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 在内政”。怎么个“内政”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 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 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他吹嘘这种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 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的国民党，他吹嘘这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 遗产”，要“来开创，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蒋介石的另一面主张：“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 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 斥从前把待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 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 伊于胡底。”甚至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 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 人自害不可。”这里所指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而 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 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的“内政”主张，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国之命运的药方。这本书发表后，国 民党的反共声浪甚嚣一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报刊大造反共舆论，叫嚷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胡宗南就在军事上部署对陕甘 宁边区的进犯，亲自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将河防大军纷纷西调，在边区集结了四五十万人，准备大举进犯，并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最 终，由于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使蒋介石这次新的反共活动没有得逞，蒋介石连忙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说：“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 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二、蒋介石的压民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在抗战爆发后，人民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抗日民族民主的热潮喷发了出 来，对蒋介石的法西斯浊裁统治是一种冲击与威胁。于是，蒋介石更加强了 对人民的特务统治。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其整个政策动摇于抗日反共之 间，其原来的特务机关“失去中心对象”，组织一时混乱。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企图统一其内部派别及特工组织，合力对外（抗日反共），在军委会之 下设第六部，以陈立夫任部长，下设四个组，以 CC 之吴开先、徐恩曾，复兴之鄷悌、郑介民分任组长，平分秋色；另决定统一其特务机关，在军委会之 下，设立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二个处：第一 处（CC特工）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复兴特工）处长戴笠。调统局设立后， CC 与复兴的冲突有增无减，陈立夫指挥不动戴笠，下层组织更是互相矛盾，无法合并，工作上受到很大影响。蒋介石鉴于合并的失败，同时为着适应当 时的新形势，一面下令解散 CC 和复兴的组织，另外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另一面为加强特务工作，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三民主义青年团是 193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组 建的。事前，蒋介石对陈立夫、刘健群、康泽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 CC）、 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陈立夫、康泽等人 进行了积极活动。1938 年 2 月底，蒋介石搞了一张“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列有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段锡朋、张道藩、张 厉生、谷正纲、谷正鼎、贺衷寒、刘健群、康泽、卢作孚、甘乃光等。同年3 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了蒋介石为 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主要是取消了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党内 的一切小组织。接着，在临全会的一中全会上，通过了陈布雷、陈诚和康泽三人所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提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 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1938 年 4 月下旬，在汉口开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 月间，又开了筹备会议。6 月 16 日，蒋介石以团长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说：“本团之创 设，非为吾青年个人谋出路；而要求吾青年献其能力、自由与生命，以为国家民族谋出路。非为吾青年策安乐，图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艰危， 以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与三民主义之实现。”6 月下旬，蒋介石发下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名单和各处处长名单。过了几天，蒋介石发下了第 二个名单，变更了组织处处长的人选，原为康泽，现改为谭平山。第二天，蒋介石又发下了第三个名单，再变更组织处处长的人选，由谭平报改为胡宗 南，以康泽代理。可见，蒋介石亲手抓了三青团的组建，而考虑十分仔细。 陈布雷在1938 年的日记中说及：“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 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 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①1938 年 7 月 9 日， 蒋介石借这个北伐誓师纪念日，在武昌召开了三青团中央团部成立大会。蒋介石作为当然团长在会上宣誓，宣读了康泽为他起草的誓词：“中正正心诚 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宣誓，永矢弗渝。”接着 就是第一批入团的人宣誓，蒋介石是监誓人并对第一批人团的人训了话。中央团部成立以后，即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叫陈诚来当书记长； 后因陈诚以担任前方军事，蒋介石改派朱家骅代理书记长。1939 年 1 月，中央团部由武昌移设重庆。7 月 17 日，临时中央干事会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增 设了临时中央监察会。蒋介石仍派陈诚任临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派王世杰任临时中央监察会书记长。1940 年 9 月 1 日，蒋介石改派张治中接任陈诚。1943 年 3 月 29 日，三青团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中央干 事会及中央监察会正式宣布成立，蒋介石指派张治中及王世杰分任书记长。这个三青团在当时主要干了一些什么呢？因时处国共两党正在合力进行 抗战，不可能公开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反共反人民是它的工作中心点。在三青团的工作纲领与计划中明确规定：“阐扬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及团长训示，加强青年思想领导”，“纠正 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思想与言论”。在团员的当前任务中更露骨的指出：“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国 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问接是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 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持粮食，操纵 物价，营私谋利的行为及藉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应坚决反对之。”“本团团员应切实扶助社会舆论，提高民众智识，协助地方自治，健全保甲 组织，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主’之言，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为了实 现这些任务，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行动上要求三青团员必须做到：“凡我同志，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地根据本党 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予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碍抗战危害民族国家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务使一般民众，认识他们的假面目，不致受他们的欺骗宣 传。”“凡有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团体，决不容有奸党同时存在，否则，便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好党把持或活动最力之机关学校 团体，应努力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设法促使其中主要分子之觉悟。”甚至还要求三青团员：“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 报告上级，通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三青团正是干尽了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各种勾当。他们举办了所谓“特聘学术讲 座”、由中央团部聘定各大学著名教授，分赴各地专科以上学校，讲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们在西北设立了所谓“西北青年劳动营”，收容什 么“奸伪分子”，施行“感化教育”。他们推行蒋介石提出的“五项运动”中的所谓“三民主义文化建设运动”，大搞什么“（一）展开三民主义的思 想统一运动；（二）加强三民主义的研究与发扬；（三）树立三民主义的社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1 页。会制度；（四）促进三民主义的五项建设。”他们兼办了蒋介石在 1934 年 2 月宣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打着“以廓清社会上各种污染的恶习，建立起现代的新的风气”的旗号，实际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 大人民的抗日爱国言论与行动，让广大人民听任蒋介石摆布。当然，也不可否认，不少青年在“战地服务队”干了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其中如湖南 各战地服务队，曾历次踊跃的参加湘北会战，与保卫长沙的前线将士同时立下了光荣的功绩。三十一年五月，浙东战事发生，金华、兰溪、云和等地战 地服务队队员，都能奋不顾身，掩护退却，并抢救伤兵。三十三年，中原及湘桂战争先后发生，河南和湖南各战地服务队员，都曾经协助疏散人口，侦 察敌情，直到敌人到达时，然后撤退。”①总的来说，蒋介石在当时搞这个三青团，名义上解散了 CC、“忠实党员大同盟”和复兴的组织，实际上利用这 个新的反革命组织起“后备军”的作用，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备”反革命的“新细胞”、“新血轮”，并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 发展”，以消除其内部矛盾的增长，实现其“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法西 斯独裁统治。但是，三青团成立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 Cc 和复兴矛盾的继续。三青团既不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亦以三青团的发展为顾忌②，互相咬得很厉害。三青团成立之初，表面上从事团务工作的 骨干有些就是国民党的党棍，而实权则操于复兴社这一派人的手里。从此， CC势力在党，复兴社势力在团，彼此分权后不断磨擦。在入党入团的年龄上 大争特争，在各种反动社会团体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互相倾轧，以致发生大规模的械斗。由于党、团双方矛盾扩大，1946 年 9 月，三青团在庐山举行 二大时，便公开酝酿与国民党分裂，弄得在场的蒋介石非常狼狈。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分别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痛骂了一顿，然后用“加强团的独立性”来 缓冲了这场狗咬狗的斗争。在大会结束后归途中，陈立夫向蒋介石竭力诉述党、团分裂的危机，认为“再要加强三青团的独立性是一种自杀政策”。于 是，1947 年 6 月 30 日，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有二个形式的存在，决 不能象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一组织，成为一体。”最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双重身份 宣布党团合并。结局是：名为合并，实为争斗，没完没了。“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党务系 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是 1938 年 8 月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CC 在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以朱家 骅（当时为秘书长）、徐恩曾①为正副局长（实际上完全由徐负责）②。1942年，蒋介石又先后派顾建中、郭紫俊为副局长。1944 年，朱家骅辞去兼职，① 中央干事会秘书处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三年 十二月）第 179 页.② 仅在三青团的筹备时期（从 1938 年 8 月至 1943 年 3 月），团员就发展到五十四万八千八百人，尤其在全国高中以上学校都建立了团组织。① 徐恩曾是留美学工科的，英语很好，平时象个“书生”。后因同军统明争暗斗。由于中印缅国境线走私 案，被戴笠搞下台。② 按蒋介石指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当然局长。由徐恩曾升任局长，这一年冬被撤职，由叶秀峰继任。“中统”建立后，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开始取得了“合法”地位， 于是由原来的完全秘密而转为半公开，成为“机关公开，业务秘密”的特务机关，对内对外均以“中统局”名义活动。蒋介石指定“中统”的三项调查 任务，即“党派”、“民意”和“贪污”，其中心为党派情报。尤其是 1939 年 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后，中统局本着“日 本为癣疥之疾，共党乃心腹大患”、“反共第一”的方针，“以十分之四力量对付共产党，十分之四力量建立党网（即党员监察网），十分之二力量进 行其他特工”。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的反共特务组织，并作了普遍的布置。在国统区，“各省、市党部，普遍成立调查统计室，在省、市以下各级党部， 设立专人负责对付共党工作”，并决定“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保甲组织中，广泛的建立反共监视网”，“在每一角落，布置特务细胞”；此外， 动员全党做特工，“策动全体党员，各就该地生活环境，担负对共党之调查防范工作”。在解放区，先对其周围建立特务据点，形成包围阵线，层层封 锁；对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点线工作”“选择干练人员，予以特殊之技术训练，打入共党各级组织及外围团体， 进行内线工作”。在沦陷区，“各级党部设专人策划共党之调查及防范工作，应用公开与秘密之方法，对共党打击与破坏”。中统控制和运用以及渗入活 动的机关非常广泛，计有邮检机关①、盐务机关、税务机关、交通机关、司法机关、社会机关及社会团体、粮政机关、户政机关、统计机关、经济机关、 民意机关、“会报”机构、军事机关②等。在抗战期间，中统除对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参政员与规定办事人员以 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因观瞻所系，仅作秘密的监视与侦查之外，其余革命组织，一经发觉，即秘密进行破坏。主要的具体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是蒋石指使徐恩曾拟定，交陈布雷（当时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修改，再交蒋介石 决定。下颁时，作为中央秘书处代电发下去的“绝密”文件。所谓“防制异党”，在中统内部认为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即可以把日本当作朋友，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民进攻，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民主 根据地，镇压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布置中统特务一面读马列主义的书刊，讨论共产党党的建设，在 理论上做到伪装。如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再如在中统内部进行演习，“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 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作一番分析判断乃至宣传活动，然后由参加演习的特务进行评论，要做到以伪乱真的程度为止。另一面研究 共产党内思想不稳的、可能叛逆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如何扩大问题使其动摇并且达到背叛。对这项工作陈立夫是很得意的，他曾指责军统说：“戴雨 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中统把这项工作当作业务的骨髓。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中统的反共活动比军统更阴险。① 1937 年 3 月，“南京邮件检查站”由“首都卫戌司令部邮电检查站”改组成立，虽改属军事委员会，而 仍由中统特务张志鹏、吉汉卿先后任所长。② 主要是”战地工作团”，以组织动员民众为幌子，建立武装特务，以游击形式，从事情报活动。第三，派特务打进延安，拉叛徒充当特务。如叶秀峰曾看中了南京中央 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博清，经过培训，打扮成为一个热心“爱国”的“纯洁” 青年，于 1938年到延安混进抗日军政大学，然后由抗大出来再回到重庆做 官。再如叛徒杨为，升为研究室主任，专与叛徒谈话，一起研究关于共产党的策略与路线，并写成专门报告，送交徐恩曾转蒋介石过目。蒋介石对此甚 为欣赏，曾两次传令嘉奖这项政治战的功绩。第四，迫害进步青年。运用青年学生中的败类，成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外 围组织，吸收道德品质极其堕落的人进入核心，同特务配合一致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以重庆为例，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将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 中央大学，半公开的有三个组织：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他们对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使特务机关根据记录造成黑名单，根据黑名单分 别进行逮捕、打击、警告、收买、分化等等卑劣手段，以残害青年。又如，出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我选择了自由》等国内外反动书籍， 来扰乱视听，污蔑共产党，麻醉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尤其是这些书中以无党无派的“中间”笔调写成，诉苦诉怨，骗取幼稚读者的廉价同情，列举完 全捏造的假事实，丑化人民革命的神圣事业。再如，中统在重庆开办一些书店，特务店员是经过训练的，看人说话，有时对牢骚满腹的学生说些技术性 的“左”派话，进而和这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再进而施展特务工作，以达到迫害青年的目的。除了上述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外，中统也派特务进入沦陷区活动；搞日 本和汪伪的情报；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蒋介石亲下手令：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义务与责任，对党的调 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但反共反人民是中统的中心任务，据中统局自述：仅 1940 年及 1941 年两年中，“逮捕共党八千一百九十 四人”，自 1940 年至 1942 年 9月，“共党有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自首”①。“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军务系统 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军委会办公厅下设“调查统计局”，贺耀祖（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任 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一切由戴负责）②。1945 年 8 月钱大钧离职后，戴笠代理局长职务。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善于窥伺主 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的凶狠的走狗。戴笠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我们不是政治集团， 而是领袖的耳目”。但由于戴的资历太浅、军校出身期别也低（黄埔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