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 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 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 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 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正是处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事变发生时，宋美龄 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 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 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①当晚，宋美龄马上偕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宋美龄 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置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 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 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 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 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 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姐妹》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 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 难。”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蒋介石是她的丈夫， 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英、美的态度。“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 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西安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它们希望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它们认为张、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而已，大有调解的余地。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 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同时在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稳定“法币” 的币值。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它们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美龄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她同何应钦展 开了针修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 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代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 西安叛变，若这张挞代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 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 美龄，要她拿主意。正如她在回忆中说：“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 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向他们说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 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 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 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能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接着，宋美龄发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①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 中调解。12 月 14 日下午，在得到张学良允许后，端纳就负着宋美龄给他的使命到西安。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 宋在给张的信中说，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 蒋介石那里，向蒋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瞩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 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石当时见信后是禁不住咧嘴哭了，端纳乘此机会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 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唔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言之意，只要您答应他 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 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 转。”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 命后，于 15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样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的情况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 的曙光”。这时，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 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 已”。在 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 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 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的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 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 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 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 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拒不执行，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到了 18 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 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并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羡龄详尽地报告了 情况。’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宁陕虽然开始对话，军事行动也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囚在西安，生 死并无保证。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付，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资格先到西安活动。20 日上午，宋子文不顾阻拦，同①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只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一起到西安去。宋到西安后马上去见了蒋介石，蒋见宋来，激动不已。 宋还将宋美龄的信给蒋。宋美龄在信中对说蒋说：“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共代表周恩 来，探听中共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于是，周恩来抓住时机，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周耐心地向 宋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国内外形势，说明走不走抗日道路对他们的利害 关系，希望宋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宋子文在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 21 日回到南京。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安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讽刺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 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这样，使何应钦的气焰有 所收敛。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什 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未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当时飞机轰炸虽已停止，而地面的战斗在20 日晨爆发后，中央军在华县附近搞掉了东北军的两个营，在渭南占领了赤 水，再从赤水绕道包围了渭南。宋美龄深感如果战争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前面几天的努力将成泡影。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 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的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来要挟张、杨。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就要求南京进行军事行动（当时 宋美龄没有把信中这个内容告诉何应钦）。宋美龄恐怕蒋介石坚持这种想法，不同张、杨进行谈判，那么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困难。对此，宋美龄 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都会爆发，赴陕的风险也很大。张学良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 供保护。”何应钦又恐吓宋美龄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 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都不顾。她为着英、美和四大家族的利益，为着挫败何应钦的阴谋，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 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22 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 朱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22 日午后，宋去见蒋，当时的情景如宋美龄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 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蒋介石那时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 此，朱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 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第二个行动是召见张学良。宋来陕时，张学良是去机场迎接，双方仅交谈了几句。宋美龄在见蒋后， 即召见张学良，虽然没有对张、杨的此次行动加以斥责，但还是责怪张学良造成了“大错”。不过，宋向张说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张学 良对宋美龄说及他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当时的苦衷是蒋拒 不与他进行谈判，“怒气不遏，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美龄从中做一些工作。宋美龄也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但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尊严，还是说 张学良的这次行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最后，宋还是要求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明确表示他个人 亟愿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 可以代为见。应该说，在和平解决事变上，宋美龄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三个行动是正式参加谈判。23 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 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 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 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由于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的督促，因此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 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胁议。24 日夜，宋美龄和张学良、杨虎诚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这次由宋搭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 并向蒋介石指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指明目前 形势是不抗日无以图报，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外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 石谈话时，宋美龄在旁也劝蒋介石“以后再不要剿共了”。宋氏兄妹还对周恩来表示敬佩和感谢。最后蒋介石虽然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但表示以“领 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这样，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放蒋。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 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宋美龄很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于是，宋氏兄妹就一方面往 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面的商量；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并转告孔样熙、何 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宋美龄除了做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外，还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 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诱惑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在斯诺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有关宋美龄的 这样一段文字：“她总在说，她希望张以释放他们做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最后是以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 25 日下午三时多，既没有 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又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 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 陈公博在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 服从张杨的主张了。”①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 12 月 29 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① 《苦笑录》军 253 页。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 月 31 日，军委会 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四天之后，即 1937 年 1月 4 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蒋介石的请求，这 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 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 于 1937年 6 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 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 1937 年 11 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 1949 年 9 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凤将其杀害。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 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 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 此！”①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①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第四章蒋介石的抗战、妥协和反共第一节蒋介石决定抗日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限度的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 1937 年 1 月 2 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 化老家溪口静加疗治。“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 月 2日，蒋介石由溪口 到杭州受 X 光的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越墙时所受背上的跌伤。9 日， 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 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 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 年 1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 撤销设于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1 月 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 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 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 2 月 8 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 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①面谈，可以此言切实 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②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 2 月 5 日的 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 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1937 年 2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五届三中 全会）。会前，在 2 月 10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 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展 开了剧烈的争论。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 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 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8 日，宋庆龄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表演 说。她首先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政客汪精卫等。她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抗日力 量。她又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宋庆龄等的提案，在会上是被通过，但 不准发表。冯玉祥在回忆中说：“到了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① 这里的”彼”指周恩来，“兄”指顾祝同。② “共同声明”是指 1923 年 1 月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 月 26 日发表了《孙文越 飞宣言》。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 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说：‘还是把三大政 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①相反地， 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以答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此案提出了“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第一，一国之 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假借名目之 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 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 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决议案中，反共的调子是大大阵低了，只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 全会通过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宣言说：“至于国内，则和平统一，数年以来， 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惟于 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其函义有广狭之殊：和平统一之目的，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国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 权主义之大道，明乎整个国家之义，则必知统治权之不可分，尤其军事、外交、交通诸犖大端，有关于国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总揽其成，否则部 分独立，适成为劣等之有机体，终无所逃于国际之淘汰，明乎整个民族之义，则必知同为国民，休戚相共；纵因职业关系，个人间或团体间情感稍有差异， 而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况当此外侮洊至，为国民者，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万不可惑于阶级斗争之说，以自析其团结。 凡此二义，实为和平统一之真谛，故所谓停止内战，仍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亦 可藉停止内战之口号以为掩蔽，而无忌惮以进行。”可见，这次全会不得不声明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 条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个态度在蒋介石的 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两天日记中有反映。16 日日记说：“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 为基础。”18 日日记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 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伉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自 首。总而言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那真是一个谜了，不过那谜 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一个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根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绝赤祸案’，虽然该案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 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 了”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4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月，以资休养。5 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①，接着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道，召集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 这时，“行政院各部室亦复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②。在这期间中日交涉面临破裂，日本外务省训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用各种方法解决中日之间的 基本政治问题，其要求：“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 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三、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对此，当时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 4 月 11 日的日记上说：“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4 月 16 日，日本外务、大藏、 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开会，决定了新的《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案》。前策是实现川越茂在 1936 年 9 月 23 日口头向国民党外交部张群提出的“严 酷要求七项”：“（一）创立缓冲区域，包含冀鲁察晋绥五省。（二）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 定。（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五）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后案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由于日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张群同川越茂经过七次谈判，都无结果。最后张 群表明：“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 日之准备。”二、蒋介石命令宋哲元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消息没有马上传到庐山。“七月七日日军 攻战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便概。”①这时蒋介石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②。事先，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 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更且计划以由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六十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地要求中国方面卖给这块土地，由于中 国方面不予理采，日军就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压力，一方面更增加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最初演习不过是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 渐增加到三天或五天一次；最初用虚弹射击，后来改用实弹射击；最初是白昼演习，后来是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竟要求穿过宛平县城，都被中国 守军严厉拒绝。这些情况，在“七七”前严宽发给何应钦的密电中谈及：“卢① 《苦笑录》第 253 至 254 页。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8、69 页。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8、69 页。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9 页。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9 页。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上附近日军实弹演习约一周，乡民甚恐。” 事变一发生，严宽又马上两次密电何应钦转蒋介石：“日军在卢沟桥实弹演习、示威多日。阳夜，日军强迫入市，遂与我冯师驻卢一营发生冲突，现正 在对峙中。”“1.绍文、治安谈：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师驻卢部队发生冲突。现检查我军死伤 180 余名。刻日军企图侵入卢镇，要求我 军退出。秦谓：‘卢镇绝不能退出。’刻正在对峙中。2.秦谈：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3.我军士气极盛。”7 月 9 日，蒋介石马上给当时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九军 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分头发了密电。给孙连仲的电报说：“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辆等事，径与经扶主 任商洽可也。”给宋哲元的电报说：“此间已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①当时宋哲元住在山东老家乐陵，他对蒋介石、对 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对蒋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在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支配，成为独立 化的政权。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最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决。对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 开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一面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他所领导的二十九军将士在当时是奋起反击日军入侵。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形势所迫。救亡这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拦不住，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九军教导团进行了抗日工作，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动学生展开 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二十九军演习时，北平学生到部队去慰问并宣传抗日道理，以激发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二是地势所迫。 当时北平外围敌人的态势是这样：东北面，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北海关，均有日军驻防；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北面，有在热河集结的敌伪军：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王英等土匪部队。仅有北平的西南面，为二十九军驻防。所以，卢沟桥是北平 的唯一门户。二十九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被日军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鉴于上述形势与地势， 所以日军一进犯卢沟桥，二十九军就起来抗击。宋哲元一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即回电说：“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倘 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7 月 10 日，蒋介石又两次往乐陵发电报给宋哲元：“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 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 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11 日，宋哲元由乐陵到了天津。12、13、16、17、18、22、23、24、26、27 和 28 日蒋介石先后十一次致电宋哲元。12 日致电宋哲元，说明中央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命令他就地抵抗。13 日当日 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即致电宋哲元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 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同时也①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当时蒋介石”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对宋哲元指出：“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 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 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①16 日致电宋哲元、秦德纯，要他们冷静而严谨地而对现实，提高警觉，不要在对日交涉方面发生差错。17 日致电宋哲元说：“兹调商震原驻黄河以北之四团开赴石家庄集中待命。”18 日再致电宋哲元、秦德纯，促其警觉。22 日急电宋哲元，要他“刻刻严防， 步步留神”，守住北平。23 日又给宋哲元发电说：“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 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24 日又致电宋哲元说：“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 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26 日再致电宋哲元，要他下决心巩固北平城防，并要他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27 日 又密电宋哲元说：“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随 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28 日北平沦陷前蒋介石还致电宋哲元说：“孙部应即前进勿延，庞部现尚未 集中，应令在沧州待后方部队到后向前推进。此时应战，先要巩固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请兄切记之。”北平沦陷后，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北平沦陷后，宋哲元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保定。7 月 30 日，宋哲元三次致 电蒋介石，一次是试探性的电报，看蒋对他怎样表示。电报说：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 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央中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并说：“哲元刻患头痛，亟宜休养。”在电报里同时请求“当此军事吃紧之际，恐于大局有误， 所有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请中央明令发表”。结果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 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为代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另两次是报告天津、通州、保定的战况。31 日，秦德纯致电何应钦，说 及“宋军长精神时有错乱，说话有时失常”。同时又密电蒋介石说：“查平津战役，二十九军防线，由大沽口至察边，兵力尚未集结完毕即与敌接触， 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二十九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虽兵员略有损失，而士气尚堪一战。如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拟 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平浦及中间各一路，二十九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则冀东各处保安队等必群起 响应矣。若节节抵抗，零星消耗，即抵抗愈久，损失必愈大。如不战而和，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亦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 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矣。冒昧直陈，敬请鉴察。”蒋介石当时主张“决战”，并对此电作了这样的批文：“拟复。所见甚佩。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 和之可言。除已积极准备外，希我二十九军一面从速整理，一面占领阵地，构筑强固工事，以赴事机。”同一天，冯治安也致电蒋介石，报告平津丢失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368 页。后的军事动向：“此间昨与徐主任、熊次长、孙总指挥议定，平汉前线由二 十六路负责。平汉退下部队，正在集结分别整顿之中。敌机连日在涿州、徐水、漕河、保定侦察轰炸。今后军事重点，要在北守察、绥，南扼沧、保， 对平、津取监视控制之姿态。宋主任昨亲赴任丘视防，职暂驻保定，地方秩序安定。至钧谕深沟宽壕严防敌军坦克车突进扰乱一节，即已严令各部遵 办。”蒋介石对此电作了如下批复：“世电甚慰。务望激励将士再接再励，期达雪耻报仇之目的。对于二十九军此次平津详报及南苑布防实情与阵亡官 长姓名与武器损失之数，希详报为盼。”三、最后的决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了命令二十九军宋哲元及调动其他部队参 加平津战役外，在庐山上还有一系列主张抗日的活动。“‘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队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坛 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勘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 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表现出来！”①同时，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 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 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卢沟桥事变后四五天，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 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即不假深思，便急电蒋介石，表示“中央即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 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①李宗仁当时认为蒋介石决心抗战是 真心的，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侵略者现在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 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第二，“如中央此次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 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②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他说：“中国 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 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他又说明了四点。第一点，再一 次阐明他在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所说的外交方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 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 1937 年五届三中国全会提出的“最后关头”的解释，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 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和你中途①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第 331 页。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0 页。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1 页。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于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在这里， 蒋介石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而且由此出发，解释了他在“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 第二点，他认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所以必须反击。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 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 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就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 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三点，他表明了抗战的态度是：“就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这里所说的“应战”是意指中国是被迫抵抗 的，是正义战争。他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 不负起祖宗民先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 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第四点，他再一次表明“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 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个和平解决是有四条最低限度的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 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意要求撤抉。四，第二十九 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他说：“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 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在这次演讲的最后，他说：“我们希望和平而 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又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 月中旬，蒋介石针对 7 月 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举行第五次谈判②。蒋介石企图拍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 了这种修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 日，国民党 政府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六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 表等问题。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 《宣言》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实现这三项总的目标，促成国共合作的成立，又重申 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② 从 1937 年 2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 山举行了四次谈判。③。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他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 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 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他明确表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 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 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 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蒋介石的这番谈话果然是站在他的立场 讲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此期间，蒋介石还多次对国内外记者发表谈话。7 月 29 日，他就平津 失守后答新闻记者问。一方面他承担平津失守的责任。他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 负之。”另一方面他提出今后对日的方针。他说：“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战事之结局”，“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 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国家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 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8 月 31日，他答路透社记者问。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不仅是“在摧毁中国而 谋其自身建立一大陆帝国”，而且威胁“国际间整个之安全”；中国的抗战，“也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 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家”。他表明了对抗战的态度：“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 之完整”，“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于最后之一弹一卒”。9 月 20 日，他对巴黎晚 报记者谈话。一方面他表示：“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 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为止。”另一方面他切望：“国联此次能切实执行其在国联会章下应有之义务，对日本作有效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