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杀伤不少日军，而且夺回喜峰口。徐廷瑶部的三个师守古北口，先是关 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前后打了两个多月，创长城抗战史时间最长、 战事最激烈的业绩。3 月 5 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杨杰，“此时惟一战略，以宋、万两部全力出冷口，袭击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否则， 时机稍纵即逝”。21 日，蒋介石自保定致电何应钦，要他部署华北军事。电文说：“请今后方各部预备队就地构筑工事，杨村与三河尤为急要，密云工程亦应速成，第四十四师平时工事训练颇精，不如开至密云为宜。又将来大 规模战争事，仍应注重多伦方面，应预选一能受于众望之将领，前往指挥，并准备一切。”4 月 22 日，蒋介石自南昌又电令何应钦从速准备华北对日军 事，“北平城之工事，务请积极限期完成，以备万一”，“万一倭有取平津之征象发现，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悦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中并电京抽 调八十八师密运北来”。5 月 6 日，蒋介石再电示何应钦、黄绍竑，妥慎应付华北军事：中央各师要“得机整理”，黄绍竑以参谋长代行委员长之职，“速赴张北，负责指挥，以图恢复”；应停止撤销对这次长城抗战的成绩的“虚妄宣传”；祇能妥择阵地抵抗，不许轻进。到了 5 月 24 日，日寇迫近顺 义、通州、香河，北平处于三面包围。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对日的交涉活动便日趋频繁。5 月 3 日，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黄郛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何应钦在北平来不及请示蒋介石，就同意日方提出派军 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并由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面报。蒋介石事先将汪精卫、孙科都找到山上听取黄绍竑的汇报，蒋连声说：“好，好，你们处 理得对。”5 月 27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迭 此复电，妥为运用，审慎规定，万一谈判决裂，祇有不顾一切，併力死拼，尤应及早准备，北方内容复杂，前途困难，中岂不深知，弟应尽吾人最后之 努力，以尽其职责，不得不然耳。一切成败利害，不必再计，吾人荣辱同体，断不令兄等独任其难，艰危至此，全赖兄精心毅力以撑持，幸勿稍存消极， 倘战事再发，中当北行，同生共死。”31 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熊斌（当时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 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十九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 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三、对“闽变”的镇压淞沪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撤出抗战阵地，开始仍摆在沪宁线上，后调 往福建。有的说，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为了在南京政府心脏地带去掉一个障碍物，同时利用十九路军去“围剿”福建的红军，在反共战争中消灭这一支 部队。有的说，李济深认为把十九路军摆在沪宁线上，深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他和陈铭枢争取，把十九路军调离沪宁线。陈铭枢曾同陈公博谈及：“现在包围于十九路军左右的已有六师人，只在一夜间，便会全部被解决 了。”①也有的说，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是“蒋先生把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拼， 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 的手法。”②十九路军入闽以后，摆在它面前的出路问题是，它对蒋介石和共产党采① 《苦笑录》第 210 页。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59 页。取什么方针？当时它既要解决漳州一带蒋系部队（张贞）和泉州一带土匪部 队（陈国辉），又要进犯我闽西革命根据地，其方针是一面反蒋，一面反共。反共这一面碰了壁，它的主力向龙岩、漳州推进，进逼闽四时，在连城，区寿年部几乎全部覆灭而退守永安；在延平，谭启秀部战败而退出水口，红 军大有指日可下福州的形势。这时，蔡廷锴看到了反共没有出路，甚至连十九路军这点实力也难以保住。反蒋这一面增长了，发现蒋介石多起要颠覆十九路军的活动。其一，蒋 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下级军官搞暗杀活动。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以复兴社骨干分子桂永清任主任，令十儿路军选派下级 军官一百二十名送训。这些受训军官，后来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担负了拥护领袖、遵守纪律和暗杀所谓“叛变”领袖分子的任务。1932 年冬，这些被 收买的分子在厦门被破案而供认以杀蒋光鼐、蔡廷锴为首要任务。其二，蒋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上层，阴谋倒戈。蒋介石授意熊式辉用同乡的关系拉拢十 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叫杨永泰鼓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阴谋叛变，又利用复兴社骨干分子张炎元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及补充师的旅 长赵一肩、司徒非，还利用郑介民策反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利用张辅印、李国骏等策反六十师的团长汤毅生等多人。其三，蒋介 石收买福建驻军。十九路军抵闽后，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所有驻闽部队受其节制，蒋介石就收买、利用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第二师 师长卢兴荣等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其四，蒋介石压迫十九路军对我红军作战，令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连城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又通令全国说十九路军“剿共”不力，遗失口令信号，泄漏机密，以打击该军威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廷锴等下了决心，开始改变其方针，由反蒋反共转向联共反蒋抗日。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更换了国旗，公开与蒋介石破裂。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声讨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言说：“中 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变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 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 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性质，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二八”十九路军淞 沪抗战的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第一次脱离控制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他们也比较清楚地估计了这一运动发展的方 向：“除了团结内部、集中力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红军在军事上密切合作进行彻底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取得胜利的道路。”①蒋介石是怎样镇压这个事变呢？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 于十二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②当时，蒋①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缉》（全国）第 37 辑。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7 页。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悉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非迅速 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 军。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 赣东进入闽北，集给于建阳、建瓯一带。1933 年 11 月 30 日，落介石在南城检阅第三师和第九师，对全体官长发表了讲话，大骂“闽变”说：“此次叛 逆第十九路军在福州组织了一个所谓生产党，成立了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并且撕毁了总理的遗像、遗嘱，禁用青天白日的国旗和党徽，不仅背弃中国国 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且连中华民国的国号也要根本推翻，伪称一个什么‘中华共和国’，这真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实为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 污点，和中华民国最不幸的一回事。”表明了他要坚决镇压“闽变”的态度：“现在第十九路军已经为几个叛逆的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所利用， 要来反叛中央，反叛中国国民党，毁弃三民主义，推翻中华民族，所以我们非以最大的决心赶快把他扑灭不可。”进而，蒋介石给第三师和第九师下达 了“要开到福建去，一面剿匪，一面讨逆”的任务，给这两个师的官兵打气说：“此次出师讨逆，乃为要实行总理的二民主义，乃为要拥护中国国民党 和中华民国而出师讨逆，乃为抗日、为剿匪，为安慰一般先烈的灵魂，为拯救福建民众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出师讨逆，古人所讲的‘师出有名’，和‘仁 者无敌于天下’，我们现在讨逆剿匪之师，乃是理直气壮的仁者之师，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到福建出师讨逆，一定能很快的将这些叛军削平，并可将赤 匪同时肃清，获得根本解决与最大的成功。”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 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线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亦归张治中指挥。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 濂的第三十六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1933 年 12 月 1 日和 10 日，蒋介石在抚州检阅了第三十六师和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发表了长篇讲话，诬蔑第十九路 军“外结倭寇，内联赤匪，拿了日本三百万块钱，和赤匪打成一片在福建公然造反”，是“彻底的反革命”，认为“讨逆”和“剿匪”是一码事：“现 在福建的叛逆已经与赤匪联络一气，叛逆所窃据凶地方，已开始匪化，所以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 本剿灭赣的土匪，非同时剿灭这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另外，蒋介石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 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国造的卜福斯山炮三十六 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十九路军。上述 可见，蒋介石是不惜血本，抽了他的嫡系部队，配上海、空、炮的力量，并亲自指挥，大动干戈，彻底镇压“闽变”。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国民党内其他一些派别也纷纷通电表态拥护蒋介 石、反对“闽变”。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词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 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 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①结果，“闽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下，加上两广的反对、十九路军内部的 叛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错误对策，致使“闽变”前后不到两个月，于 1934 年 1月底 2 月初宣告失败。蒋鼎文占领福州后，蒋介石发表他为东路军总指 挥，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蔡廷锴只身离开部队去香港，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改编，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蒋介石另派人接任， 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随后，缩编了部队陆续运到河南等地 整训，逐渐被蒋介石吃掉。其中也有一部分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改编。这支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完全解体。四、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南反蒋由来已久，还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原由广州非常会议成立 的西南政府于 1 月 5 日通电撤销，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谓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当时陈济棠想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李宗仁想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介石的联合阵线。蒋介石之所以容忍 西南这种局面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期间，蒋介石指示陈济棠参与“围剿” 的电令频繁下达，尤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更是电令一个接一个。1933 年 3 月13 日，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出兵“抗日剿共”。4 月 15 日，电今陈济 棠“倾全力以剿共”。同月 21 日，又电令陈济棠负责“剿共”。5 月 20日， 复电陈济棠，“速清心腹大患共匪”。9 月 7 日，电令陈济棠，“尅期规复 瑞金、会昌”。1934 年 5 月 18日，致电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防匪西 窜”。蒋介石还专门派何健前往广东晤谈，在 6 月 11 日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说：“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 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走后，几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洽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芸樵①兄关怀尤切，兹特托其赴粤 晤谈，尚盼开诚相示，以求一当。”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忘怀要解决两广问题。到了第五次“围剿”得手后，两广同蒋介石的矛盾又日渐明显暴露。1935 年 6 月 8 日，李宗仁给龙云的电报中说：“承示蒋公到滇，与兄陈述统 一御侮，卓见伟论，至为钦佩。弟等对时局混沌，极抱杞忧。如确能推诚相与，因势利导，致国家于长治久安，固弟等所祷祝也，”很明显，话中有话， 李宗仁是认为蒋介石没有“推诚相与”，是另有阴谋。龙云在复李宗仁的电中表示赞同李的意见。12 日，落介石密电龙云说，“据确报，粤桂乘倭寇进 逼平津之机，决定动员北犯。望兄部即派有力部队进驻盘属，并请代为抚慰黔军勿为逆用。”22 日，西南执行部通电龙云转国民党中央，例举了华北危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62 页。① 芸樵即何键。急的一系列事实后说：“际兹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有无对付方策，请明白宣 示国人。”于是，龙云就在蒋介石与两广之间进行调处，来往电报十分频繁。最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1）军事：两广应划为一军区，委陈伯南负 责主持，德邻副之。现存之集团军名义，即通电自动取消。所有两广军政人员，概呈中央另行加委。现有军队数量，酌予减缩，或维持现状，但不能再 有增加。（2）政治：现设立之西南政务委员会应即取消，粤省府就此改组，主席及各委员人选，概由伯南提出呈请中央照委。（3）党务：现存之西南执 行部，若能同时取消，更觉开诚。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4）广西方面：应成立绥靖公署，由中央任命健主充主任，或仍委德邻兼充，以 健生委充省主席，均无不可。（5）制度：如前电所提出之均权问题、财政问题，均与国家制度有关，且均权，汪、蒋两公曾经自动通电，原则上可谓成 立。惟详细办法未明白规定，俟将以上四条大体解决后，再由伯南领衔，以中委立场正式提出，五全大会明白规定，所时滇省亦愿附骥。”“第一条， 如桂有异议时，将两广各划为一军区，以伯南、德邻分任之。此层明知不妥，但为顾全大体，因人设事，由伯南酌夺可也。①1935 年 9 月 6 日，龙云致电 蒋介石，提出了解决两广与蒋之间矛盾的四条意见，即：“（一）两广划一军区，陈正、李副，桂省设绥靖署，以自充任。（二）政委会取消，两省府 改组。所有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三）执行部如同时取消，更见诚意，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四）关于制度关系，全国应以中委名 义正式提出，不必列为调解条件。”不过龙云始终认为两广“向来欲望甚奢，得陇望蜀，贪婪无厌”（9 月 7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密报蒋介石），“对于和平统一，诚意甚少，其目的总以视外交为转移，认为在外交吃紧时 间，中央无奈伊何也”（10 月 28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怠又密报蒋介石）。最后，龙云的调处毫无成效。10 月 31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说：“此间续谈 结果，西南两机关照旧不动。所有两广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两粤划为一军区，以陈为长，大体如此。”1936 年 1 月，胡汉民由欧洲回国；5 月，忽因脑溢血病故。这时，蒋介 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 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这里所讲的“情报”就是陈济棠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探悉了蒋介石要彻底解决西南的 三大原则，即：“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三大原则， 据李宗仁估计，可能是蒋介石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其用心是想挑起粤、桂之间的磨擦。当时，陈济棠对蒋介石这个决策有另一番想法。“济棠得讯大恐， 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于是，陈济棠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 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所调“主动”，陈济棠认为“唯一可借口向中枢作 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蠢，要求中央领导抗日”，而且又认为当时蒋介石既有事于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而日寇侵略华北（日寇要 求华北特殊化），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① 《龙云拟致陈济等棠电镐》（1935 年 8 月）.《历史档案》1987 年第 1 期。时机”。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广先动手了。1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2 日，国民 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冬”电，逼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4 日， 西南将领（即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和李宗仁）率领全体将领及海军、空军、要塞司令等数十人，由陈、李领头，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 电，表示“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发，全国震动，这就是两广“六一”事变发生了。当时，西南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三个军、一个独 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再加上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在发动事变时将独立师和教导师扩编为两个军，总共约七十个 团、二十万人马。孪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两个军，临时又扩编了两个军。再加上民团，总共约十多万人马。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是黄光锐）， 广西有三个中队（司令是林伟成）。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是张之英）。蒋介石方面的兵力比较分散，追击长征的红军和乘机对黔、 川、康各省的驻防，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闽、浙、苏、豫及陇海线各地驻兵；还有一部分在抗日前线，这样东抽西拉， 剩下来能拿出来对付两广的仅二十万人马。双方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两广方面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 中在大庚、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蒋介石方 面将原驻贵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境，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调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 两广；并将空军集中在湘、赣两省基地，以一部海军集中厦门，准备以海空 协同陆军作战。事变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广东的陈济棠为中心，第 二阶段是以广西的李宗仁为中心。第一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冬”、“支”两电发出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议，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和抗日救国军”，颁发了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囚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 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这时，蒋介石伪装镇静， 在 6 月 8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说：“本来两粤与中央并没有多少 隔阂，中央数年以来，始终秉集中国力的方针，苦心以谋团结之增进。在胡先生逝世以后，中央认定格外要体会胡先生救国苦心，对于在两广各位同志 的意见，和政治主张，必须尽量的容纳，也相信在两广的同志，必能够体察胡先生的遗志，进一步的实现团结，以增进我们一致的力量，完成我们救国 的志愿，这是中央最近对于两广至诚的态度。”又说：“最近一周以来，各方面的谣言格外多，尤其是日本同盟社所发的消息，格外离奇。说两广要单 独抗日救国，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上，并且现在已经出兵到了邻省的某某地方，而其他外国的新闻电讯社，也辗转传播不一其词。甚至还有推测两广出兵不 过是假抗日的名义，事实上是联日，其目的在推翻中央，诸如此类的谣言，很多很多。现在两广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们还不十分明了。但我们相信中 央和两广救国的精神是一致的，两广同志对于救国必先团结以及分歧不能救国的认识，必与中央的看法相同的。不但外文报纸种种诬蔑他们的话，我们 决不能轻信。就是说他们已准备单独出动，我们根据常理来判断也认为地不可信。”蒋介石的这番话无非是表示他没有要乘机解决西南的企图。他还表 示中央马上就要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两广一般同声关心国家安危，异常殷切，一定能踊跃参加，共决大计”。同时，蒋介石复电陈济棠，说今天要救 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要陈济棠“部队的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要陈济棠推派负责人员来 京“共同商决一切”。6 月 9 日，蒋介石用中央委员会名义电复西南各委员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 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借牺牲的方针，遵循不边。诸同志 关怀迫切，尤其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石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 计。”这个时候蒋介石是企图以开会商讨为名，制止西南部队的行动。对此，西南方面立即于 6 月 11 日发出“真”电，针对中央 9 日的“佳”电的内容逐 一驳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在军事上要蒋介石同意其建立救国军，让其北上，给其饷粮接济。7 月初，西南方面组织了一个由三百多 人参加的北上请愿代表团，请中央回师抗日。同时，派了五位中央委员去参加五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项救亡案（即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 抗日、废除中日间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等）。蒋介石采用了各种手段来解决广东的问题。 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全会的名义指责西南方面的行动，是“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全会还通过了唐绍仪等三十一个中央委员的提议：“请明令撤销西南执行部 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同时，又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把 李宗仁、自崇禧、陈济棠、余汉谋等吸收为国防会议会员，指定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负责整理会省军事”，李宗仁、自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 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会外，蒋介石 在 7 月13 日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表示：“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 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认定内不能安，不仅外不能攘，而且连‘外交’二字也谈不起来。由此可知此次全体会议所讨论的要案，虽然包 含内政外交西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内政问题。”于是他就斥责“两广异动”，认为“这件事如果纯就国家的法律纪纲而言，当然没有放任容忍 的余地”。在暗中，蒋介石不仅向两广调集军队，而且进行了分化陈济棠内部的工作。蒋介石先是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7 月 4 日，黄光锐 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蒋介石。7 月 25 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并宴请这批飞行员，大吹：“你们全体空军同志，冒险犯难，归到 中央，革命精神，已经是全部的表现了！空军人格，已经充分地提高了！乃至全国军人的人格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因你们这一次的举动而无形中提高 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没有不重视这一回空军来归的事实的！没有不赞扬我们空军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而奋斗的精神的！”陈布雷在日记中特 地记上这一笔：“粤事渐定，空军黄光锐等全部来归于中央，蒋公颂词训勉，优待有加。”①据说，为了收买这批空军，蒋介石花了比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 多的钱。最初，蒋认为太不合算，不肯出那么多钱，但听到经纪这项买卖的人说，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在 广东的全部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蒋才答应。接着，蒋介石又收买了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余 就通电拥护中央，对陈济棠实行“逼宫”，限陈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收买，声明服从中央。蒋介石就在二中全会上免了陈济 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绥靖主仕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张达也着手迎接余汉谋上任。陈布雷回忆说：“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即在中央纪 念周发表极恳挚严正之谈话，主张对日问题，应于全体会议中解决，一面电劝粤方，将入湘之师撤国粤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会之日期，粤方仍未遵从， 中央乃遣队伍驻屯于衡州以北，师行神速，卒阻异谋使不得逞，其时中央各军事首领及冯焕章、李协和和唐主智等均电陈李白切劝慎重，而蒋公亦对陈 济棠恳切浩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①蒋介石这么一搞，陈疥棠就被搞垮了。7 月 18 日，陈济棠宣布下野，随即到香港去了。陈走之前，给了李宗仁二十 万大洋，要李回广西“缓图善后”。第二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宗仁由广州回到南宁，事变的中心也就由广东移到广西了。李宗仁在回忆中认为他和广西参与事变，一是不得已的。他说：“济棠既预备发动， 乃于五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 我和自崇漓去穗共商大汁。我说，伯南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 他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 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二是使陈济棠搞得不要太过份。他说：“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 西方面不论愿不愿意，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 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三是预料事变的前途不妙。他说：“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 凶多吉少。”“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哦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上述三点是李宗仁的解释，而事实上，”李宗仁回到广西， 他是看到蒋介石正在利用广东问题的解决来乘机解决广西的可能。因此，广西当局已面临着一个所谓“生死存亡”的关头。刘斐①在回忆中说：“我当时 曾和李、白开玩笑他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李、白对这种形势是有其打算的。第一个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 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杭日救国，虽败犹荣；第二个打算，纠缠到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时，万一有和的可能，就应适 可而止。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8 页。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6 页。① 刘曾任白崇禧的参谋长，两广事变时专采住各地从事抗日反蒋活动。蒋介石对广西李、白的解决，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由和到战再回到和。 第一步是和，就是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广西作战有五不可，是不得已的下策，如此战事拖上三个月以上就糟了。所以，蒋介石最初用武力包围 广西，想迫使李、白就五届二中全会所任命的绥靖正、副主任就罢战言和。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广西事久悬不决，蒋公以绝大之宽容与忍耐处之，辞 修次长多方策划，蔚文厅长亦居中筹策，在军事上只作戒备，决不进袭。”②第二步是战，就是用武力解决。蒋介石的态度为什么起变化呢？一种说 法，是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话。熊式辉上庐山向蒋介石献计，认为蒋应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 之患。蒋听了熊的话，一面于 7 月 25 归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兔了李、白原定广西经靖正、副主任的职务，另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任命白崇禧 为浙江省主席，以原浙江省主席黄绍坟为广西绥靖主任；另一方面以大军包围广西，“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合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 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何，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 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夸张，遥遥向广西逼近”①。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话（杨当时任湖北省主席）。“蒋氏 于七月十八臼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②。面临这种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的步子，李、白就采取了对策，将部队由 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因为蒋介石要把他们调离广西，要端他们的饭碗，要彻底搞掉他们，所以更 坚定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决心。李、白为了先礼后兵，向南京有关的人士进行宣传攻势，攻击蒋介石拟自以政府名义更调李、白原来宣布的职务，是“别有用心”，完全是“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违法失信”的行为，并间接表 示他们本来已决定去就职的，现在对此“违法失信”的措施不好遵循了。这时，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地提出“逼蒋抗日” 的主张，认为原来“反蒋抗日”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当时李、白想拉拢的救国会也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实行逼蒋抗日，反对宁、桂形成对立的 局面。同时，冯玉祥也自南京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劝蒋介石不要丧国家的元气。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在庐山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 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 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好？’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门外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要自己杀自己， 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了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 很好，一定不打内仗。’”①蒋介石在当时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也看到广西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政府。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个战的一步又变了。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9 页。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74 至 675 页。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73 至 674 页。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弟三步是和，再回到和平解决的步子上去。1936 年 8 月 1 日，蒋介石以“东”电向李、白促驾，并解释了调李、白 任新职是为了使李、白摆脱自 6 月 1日以来所处的困境，要他们从真心完成 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出发，接受新的任命，还威胁说他们如果出兵邻省，只有 陷于绝境。同时，许多人从中进行斡旋和平。8 月11 日，蒋介石亲赴广州指 挥解决广西问题。蒋介石到了广州，主要做三件事，一是设法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加强 对广东的控制，二是大吹广东余汉谋和广东空军等将领的功绩，给人们树立一个“服从”他的样板，三是大谈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解决广西问题方针。 这些工作在蒋介石频繁的活动中和连篇累犊演讲中集中地反映出来。8 月 17日，他在广州中山堂参加了广东党政军长官就职典礼。20 日，他参加了廖仲 恺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23 日，他参加了驻广州空军司令部总理周。24日，他参加了广东党政军联合总理纪念周大会。29 日，他参加了在广州空军 司令部举行的来粤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30 日，他参加了在黄埔军校举行的全国高级将领（上校以上）会议。同一天，他又在黄埔行辕召集师长 以上的将领会议。同一天，他在黄埔行辕宴请了团长以上的将领。9 月 5 日，他在黄埔行辕举行大学校长茶话会。9 日，他参加了广州举行的总理首次革 命纪念会。15 日，他参加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成立典礼。蒋介石在上述这些会议上，都发表了长短不一的演讲。在 8 月 17 日题为《革命成功在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一开张就大吹 了一下余汉谋和广东空军，说“今天这一个盛会，是革命策源地重新回复到本党真正领导的一个纪念，是余总司令率领陆空海军各位将士，和各位同志， 从千辛万苦中，拨乱反正，奋斗出来的结果”，“尤其是空军同志，在极恶劣的环境之中，秉持革命的信心，认识国家民族的立场，拥护正义，分别公 私，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接着，又大讲了他对改革广东政治和社会的意见以及“四维”、“八德”，最后又回到广东同中央的关系上来，说“广 东和中央决不能有分别，要知道无广东即无今日之中央，如无中央亦不能有今日之广东，所以中央如果有力而稳固，就是广东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败， 亦即是广东失败，就是整个革命的失败，广东与中央的荣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体的”。在 23 日题为《如何健全空军》的演讲中，再吹广东空军“能够 坚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拨乱反正，完成统一”，大讲如何健全空军。 莅 24日的演讲中，大讲建设广东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要务，说广东归顺中央 之后的社会秩序“完全改观”，“井然不乱”，今后要把广东建设成为“礼义廉耻最新的社会”。在 29 日题为《诙复革命精神》的演讲中，集中讲了两 个问题，一是解决广西的方计，他说：“各位此次奉命率领部队，调来广东，虽然是准备到广西执迷不悟的时候，执行国家的命令来扫除国家统一最后的 障碍；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革命党要统一国家，不是靠武力、用军队来统一的；而是完全要靠革命的主义，要用革命的精神来统一的；必须如此，才 能完全真正的统一。”“尤其此次解决广西问题，是我们国家完成统一最后的一回事，格外要显出我们主义的力量，和革命的精神，不要以为我们军队 多，武力大，便存一些骄情的心理，以为可以不顾一切的横行。大家此次到广东来，最大的意义，是要发挥我们主义的力量与革命的精神来消灭广西割 据封建形态，完成中国的真正的统一。”另是要部队精诚团结，他说：“以后不许再有‘粤军’与‘中央军，的分别，而且以后应当照新式的番号来称呼，不许再分别叫什么广东军’与‘中央军’。”“大家对于第四路军①一般 官长，务必特别敬重。”蒋还强调说：“不仅对四路军要如此，对一切友军都要如此。”在 30 日的演讲中，再次讲了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他说：“此 次广西将领要反抗中央，要作统一的障碍，中央为贯彻和平统一的主张，一方面尽量设法开诚劝导，希望这个数军人的觉悟，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云南贵 州湖南广东等省配备相当的兵力，作最后的准备，以便在和平统一最后绝望的时候，执行国家纪律，来扫除革命的障碍，求得国家真正的统一，增加对 外御侮图存的力量。”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巩固广东同解决广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 相辅相成的，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时向蒋介石提出了六条要求，即：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 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杭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 职务。三、中央辅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 开昭示信守。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蒋介石听了这些条件后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 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按当时的形势，蒋介石的真心是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于是，就派程潜、居正、朱培德三人赴桂。8 月 25 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欢迎。30 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说：“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 在此举。吾人唯有彼沥真诚，勿存彼此之见，方是以救党国而慰民望。如能彻底了解，同以党国为重，既无不可解决之事。兹请觉生、颂云、益之①三公， 到邕与兄等恳谈。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之志意，均可为兄等尽言其详。而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务望开诚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 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同救国大 计。”9 月 2日，程潜等赴南宁谈判，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波折，乃于 4 日完 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而回广州向蒋面报。6 日，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兼第五路军副司令，黄绍竑仍为浙江省 主席。7 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说：“居、程、朱诸先生回粤，携示兄等手书，诵悉。种切多年同志，克达精诚团结之目的，党厘庆幸。革命成功， 不仅私衷所感慰而已。当此军政交接之际，为需健生兄相助结束。中将在粤稍待，请其处理完竣，来此相晤，惮得共同入京襄助。切劝其暂勿出洋，中 亦以此意径函健兄矣。”同日，蒋介石写信给白崇禧说：“居、程、朱诸公回粤，携来手书，述及在桂晤谈详情，且感且愧。吾兄赤忱为国之胸襟，尤 使中公私交慰。惟兄拟出国考察一节，壮志自可赞佩，但目前党国多难，时叹才难。故无时不望吾兄共同患难，始终其事，相予赞襄到底。是以亟盼兄 入都佐理，俾大计得共筹商，而中个人之获益更非浅鲜。且吾人睽别多年，切盼把晤，彼此相同。唯念桂省军政交接之际，一切处理必繁，不妨展缀时 期。中尽可在粤稍待，诸请从容处理，使各事妥贴，俾德、旭二兄得以顺遂① 第四路军是由粤军第一师扩充而来，这里也可泛指为广东部队。① 觉生即居正，时任司法院长；颂云即珞潜，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益之即朱培德，时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汪。进行。届时务盼命驾来粤，畅叙契阔，然后相偕入京，共负艰巨，实所切望。”8 月，程潜写信给李、白，除表示“万分感佩”外，要李、白“加意猛进”。10 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接受蒋介石新的任命，并决定 16 日就职。16 日， 李宗仁通电全国说：“案奉国民政府九月六日电令，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等因。奉此，宗仁遵于本月十六日，在南宁宣誓就职。宗仁忝总师干， 重膺疆寄，敢不竭尽驽骀，在我中央领导之下，以完成抗战救亡之素志。”17 日，李宗仁赴广州见蒋介石。李宗仁在回忆中说：“九月十七日，我乃只 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干好，共赴国难。”①陈布雷在日记中谈及此事：“李总司德邻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 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来粤，不待来谒，先往访晤，谓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②9 月 26 日，广西各界抗 日救国会为促蒋抗日通电全国。28 日，蒋介石离粤飞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由何应钦负责处理。两广事变就此了结。蒋介石采用了不同于解决“闽变”的手段，和平解 决了两广反蒋的事态。对这两个反蒋事变，蒋介石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一是武力镇压，一是和平解决，蒋经国曾解释说：“粤桂军阀虽反对我父亲， 但他们也反共。福建的蒋、蔡等人反对我父亲，却又联共并公然成立什么人民政府。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自然两样。”五、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反共要求一致抗日将蒋介石在西安软禁，发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张学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 年 4月，张由顾问端纳（W.H.Donald）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 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 年 1 月，改任张为武昌 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他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 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张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 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好，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 9 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 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 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 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遇。以前张 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的，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启去飞机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7 页。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9 页。场迎接。而当时，只派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到南京后，蒋 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我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 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 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纳闷。过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被蒋介石本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 绝无出路。鉴于此。张学良设法同我们党谈判。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协议，逼蒋抗日。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及此事：“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 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谈。”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 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爱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 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扬就是国民军 的师长。在 1929 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去，杨从此脱离冯而成为蒋介石系统。中原大战中，蒋升杨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 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就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力图排斥和消灾异己。蒋、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杨在大革命时期早已 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袁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张汉民、 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 思想。1933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 5 月，杨在人 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 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映南打红军。1931 年 1 月，杨调其囚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 营。2 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兰田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 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 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 年秋，南汉宸① 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 年 10 月22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 日，蒋在与张学良谈 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① 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 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①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 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 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 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 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②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 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 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 月 4 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 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 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 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7 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 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 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 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 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 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①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享变”就发生了。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 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 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① 蒋介石 193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19 页。②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0 页。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4 页。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 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 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 时（即到了 12 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 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12 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 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 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 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代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 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 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