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当时蒋介石抱定与我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战略企 图，亲自指挥部队，撇开薛岳，调走王家烈（当时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被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我中央红军虚攻贵阳，实渡乌江，吓坏了 在贵阳的蒋介石。我军过乌江后向云南急迸。云南的龙云拒绝薛岳部进入昆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方法，答应龙云提出的各项费用要求，在昆明同云龙 密谈多次，要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还口头答应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由龙云主持，统率两省军政。当时蒋介石想在大渡河搞一次会 战，策动了十多万部队，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的样子。 蒋介石在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 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结果红军强渡了大渡河，蒋介石梦想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结局破灭。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 随着战事发展，于 6 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7 月初又乘汽车由重庆去成都。蒋介石一到成都，就给四川的刘文辉一个下马威（因这时蒋的嫡系部薛岳所 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已经到了成都附近，控制了四川局面，同时黔、滇两省在“一赶、一买”下也已控制），法办了刘元琼（刘文辉的侄子）和 余松林（刘文辉的同乡）这两个在大渡何等地再三败北的旅长，使川军头目不敢不为蒋介石卖力气。蒋介石调集川军主力封锁蜗江，以寻求最后胜利， 召开了川军各路总指挥会议，一面交换岷江沿线封锁情报，一面交流作战经验，并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区实行坚壁清野。这就是所谓“统 一川军，困死共军”的一箭双雕的阴谋。这时，蒋介石在峨嵋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训练川军的头目。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继续，其性质是一样的，1935 年 8 月 4 日，第一期开张。9 月 1 日，第二期开张。每期受训也是三个星期，第一期是训练军队干部，第二期是训练军队干部外，还有政治上、教 育上、社会上、团队警察童子军等各方面的头头。按蒋介石的说法，是“训练我们四川各界干部和全体民众”。在两期训练中，蒋介石作了十二个讲话， 基本调子是同庐山训练的讲话一样，进行所谓“精神教育”。要四川的军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要四川的军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要四川军人“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的努力”。结果，红军过了草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蒋介 石即径电毛炳文，要他效法湘军“先贤”左文襄（宗棠）在西北所创之楷模，使尽全力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1935 年 9 月 29 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综核各方情报，窜甘向北之匪数最多不过三万人，其抢教虽有二万；然子弹缺乏，粮食不继，沿途死亡之数甚众， 而其留子川北之残匪尚有二万余人，其内部朱与毛以及徐与毛、周与朱发生内江，各存戒心，是其内心不固，可想而知。此次我军如运用得当、如何在 甘境内照现在之部署节节戳击，使其首尾不应，各个歼灭也。对于桃河沿岸之布防，此时更应严密，不可以其先头已窜武山陇西之东，而对洮河疏忽也。 将来匪之主力或仍沿洮河两岸至渭源。临洮之南地区，再转向东北之公算为多，枚此时我军应仍在蜗县、定西多集兵力，调制向陇西、临沈一线以东及 其以南地区，作随时可以出击之准备，”结果，蒋介石这步追堵计划又披红 军打破。10月间，江军如入无人之境，翻过六盘山，突破平凉、固县间马鸿 逵部及东北军骑兵的堵击，扫除沿途障碍，取道环县，脸利到达吴赵镇，蒋介右虽然在 10 月 1 日致电张学良说：“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上万人，仅毛 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军团，亦留于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截灭，望即令朱、十 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特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但蒋介石的这一切打算与行动 都无济于事，追剿红军的计划失败了。1935 年 9 月底，蒋介石下峨嵋山时，心情忧郁，暴躁异常。他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时生慨叹。第三节 CC 派与复兴社一、CC 派的活动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不仅仍独揽军权于一身，而且也大抓党权， 自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副部长，陈立夫为机要秘书，为着巩固其个人独裁统治，屠杀共产党人及排除其党内异己势力，就授意二陈扩大 原来的“浙江革命同志会”①，在南京组织“中央俱乐部”，团聚亲蒋的力量。困此，则形成了以二陈为领导的 CC 派②。ＣＣ形成以后就设立秘密的特务组 织，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调查科，各省党部设调查股，县党部设调查干事，由叶秀峰、徐恩曾先后任调查科科长，主要人员有张冲、濮孟九、张国栋、 顾建中、徐兆麟、郑伯豪、齐松云、刘青原、冯思定、刘大刚、任洪济等十八人。调查科成立后，设立“长江通讯社”，收容各大报馆记者，广罗通讯 员，并在津沪各地建立秘密电台，发展组织。CC 除了它的核心组织外，还有一批外围组织。 一个是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在 1932 年前后，二陈为了加强对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秘密指示各省市 党部委员中最亲信的分子，以特别忠诚地拥护蒋介石、巩固党的所谓领导作用为借口，挑选党员中的所谓“忠实分子”。另行编成特别小组，对各省市 的领导人发生直接联系，并各在自己所参加的区党分部及工作单位中起领导和影响作用，这批“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 据说，这一部分人员的表册，除另行登记保管外，还备有一副册报蒋介石核阅。其所填写的表格内容，主要是本人的详历和志愿。誓词内容则主要是表 明本人甘愿竭尽忠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拥护，一切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命令是从，而且终身以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表格上还须有 介绍人二名亲自签署，以表示郑重负责，誓词之读后也必须由本人和监督人亲笔签署，然后上报存卷。一般的监誓人是由二陈所指派的各单位负责人担 任。这个组织的活动，对内是发展人、监视人。所谓发展人，就是秘密联络拥蒋、拥二陈的分子并介绍其人会。所谓监视人，就是监视一般党员行动， 向上反映情况或告密。必要时，这个组织要接受二陈和省市头头所支付的临时任务，充当某个运动的应声虫或拉拉队。对外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如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传播反动宣传及其他种种破坏革命的行动；对国民党内部的其他派系展开斗争，如同复兴社、改组派、大同盟等的互相倾轧、 互相排挤。另一个是以文教机构或社会团体为主的各种组织。当时主要的有：北平 和河北的诚社，山东的学行社、建国中学派，山西的平民中学派，湖北的十 人团，上海的S.s（上海会社），江苏的五友社，等等。当时 CC 主要是企图控制各级政府的民政和教育两个部门。这是因为民政 部门可以安置人，教育部门可以奴化人。二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国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保荐县长，又可直① 浙江革命同志会于 1926 年由蒋介厂、张静江、陈果夫、等在广州成立。② CC 的来源说法有二：即“二陈”，用“陈”字英文为 Chen，第一个字母为 C，CC 就是“二陈”缩写； 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Ceneralclubr 的缩写不管是那一种说法时，反正 cc 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在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 党部就可以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至于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 这还行吗？”CC 就根据这一需要，向蒋介石谋求，向各省头月勾搭，千方百计向民政、教育两个部门伸展魔爪。可是夺民政、教育两个部门的权并不象 夺取党权那样容易，既受到政学系的抵抗，复受旧官僚的排斥。可是他们毕竟夺取了几处。以民政厅长言，在江苏省从 1935 年开始，都是在 CC 手里， 在陕西、河南和和其他一些省也有过短期的掌握。至于教育厅长，以 1935年为例，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等省都是 CC 分子占据。 抗战中，陈立夫掌握了教育部，夺取的方面更多，不仅许多大学成为 CC 的工具，就是教育部直接办的各省“联中”也都是由 CC 分子掌握。那些来到手的 学校，也由学校党部暗中操纵。CC 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主持各级“清党委员会”。自 1927 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 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成立了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由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 锡朋、冷欣、郑异等组成。在地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清党委员会组织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这些 CC 分子控制下的清委会，打着“将共产分子、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份子清除之”的招牌，实为集中国标进行反共。同时对国民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 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发动检举，罗织成为“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蒋介石将“清党运动”分 为两期，他说：“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 之擅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益甚难也；我 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以求达此目的。”蒋介石对第二期“清党”提出了三条“最应注意之点”。第一点是各级党部之组 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他说：“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 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 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其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严整。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专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 章则尤须实力奉行。”第二点是注重根本消饵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俭举，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防止扶嫌倾陷情事。他说：“第二瑚之清党， 有与第一期不同音，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 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 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也大受其影响，此不 可不注意者也。”第三点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不从速铲除共产党。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以党力摧毁共产党组 织”，自 1928 年至 1930 年“共捕获中共高千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①。当时浙江省，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各县 县党部都设立“清党委员”，在所谓“清党”期间，先后杀害了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共产党员）、农民部长郑振中（共产党员）、工人部长韩宝华（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雨春（共产党员）、金华政治督察员张 新饰（共产党员）、金华县党部执行委员钱兆鹏（共青团员）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组织部长张农、工人部长沈乐山、共青团省委书记何某以及 其他国民党左派分子共达一千余人。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其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 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党辖恢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据浙江省党务指导 委员会 1928 年 9 月出版的《浙江党务》第十八期所载，全省七十六个县（市），党员人数有资料可查的有十四个县（市），合计二万二千九百余人，参加“总 登记”的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考查”认定为国民党员的是一万二千余人。第二项是设立“设计委员会”。自 1931 年 4 月顾顺章（中共中央保卫局 局长）由徐恩曾逮捕叛变后，调查科乃开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的政策，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改造其特务工作，设立“设计委员会”， 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当时参加的有徐锡根（即冯琦）、王云程、余飞、梁辅丞、胡大海（即陈庆斋）、王克全、黄平等人，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 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王云程被任为北平市党部调查室主任，邹春主（曾任我河北省委秘书长，1931 年叛变）被任 为湖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吴振挺（曾任我满州 c·Y 省委书记）被任为湖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以及卢福坦、余飞先后任上海区区长，季源溥任南京区 区长等。总计 1931 年至：937 年这一时期内，调查科对自区我党组织是作了严重的破坏。据他们自称，在此时期内的方针是：“防制与争取并重，一方 面执行自首政策，扩大转变潮流，一方面肃清白区中共组组”，其成果是“逮捕了顾顺章、向忠发、李竹笙、袁炳辉、余飞、卢福坦、盛忠发、胡均鹤、 徐锡根、王云程及破获红十四军、平津等市委组织、陕、甘、宁、晋、豫等省委机关）民国二十二年清除苏、皖等地残余组织，民国二十六年铲除中共 特务队，破获上海电台，并限制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的人民阵线。总计在此时期，共捕获中共高干九十五人，中千二百九十人，下级与普通党员五万六千人，一部送法院判罪，大部自首释放及派赴共党作内线”①。 第三项是设置“反省院”或“感化院”。1929 年 12 月，蒋介石指使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说“为感 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条例于高等法院所在地设反省院”。由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派任院长。这些院长按照所谓“有关‘反省 院’以及破坏我党与其它革命组织活动的反革命法规”，如《“反省院”组织条例》、《各“省反省院”训育课程教材纲领》、《“反省院”训育主任 工作大纲》及《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产党人自首法》，来开展其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当时进“反省院”的条件，1929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年 12 月 2 日公布的《“反省院”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为：“凡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入反省院。一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十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而悛悔实据者。二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反革命之虞者。三 反革命宣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第八条之规定移送者。五经中央党部议决送反省院者。”1935 年 7 月 25 日修正的《反省院条 例》第五条经修改为：，“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入反省院。一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或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之罪受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七年有期徒刑逾三 分之一而有饺侮实据者。二犯前款之罪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再犯之虞者。三犯第一款之罪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之规定移送 者。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送反省院者。”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省一级高等法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则是 CC 手中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 护，以实行其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在实际执行中那就更随意了，有些被国民党根据“治罪法”条文，无刑可判而释放了又不放心的“政治犯”， 如案情较轻而活动能力较强的青年学生等，就在其判决书上写明“押送反省院”，又有些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外面如有反动地位较高的人说情，亦 不等刑期过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可提前移送“反省院”。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 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当时浙江反省院的阴谋与活动是这样的：总的是采取所谓“监管”与“感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 迫使入院的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叛离革命。具体的，一是根据所谓“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强制性地学习《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苏联五 年经济计划》、《马列主义批判幻二是特约叛徒讲演、“名人”讲演和“反省人”讲演，举行辩论会，学习《浙江反省院月刊》；三是强制书写所谓“自 白书”、“论文”或“心得”。通过这些活动来胁惑“反省人”叛变投敌。第四项是在各种组织中的“党团运用”。“党团运用”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民党的总章规定有所谓“党团运用”一项。即凡有国民党员所在的机关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 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必要时还要接受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在“清党”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三令五申在各单位的 党员多方设法打入非党的群众中监视其进步活动，特别以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和进行检举破坏为其主要任务。因此，在 1928 年以后，各机关团体和各学 校中布满了白色恐怖，社会人士随时都有被扣红帽子的危险，人人自危，朝不保夕。CC 分子，特别是 CC 中的特务分子，借“党团运用”为名，以实行其报复陷害的事实屡有出现。 第五项是控制各级邮电检查机关。为了严密防止社会上的进步活动，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内政部及各地的警察部门，在各大中城市的邮电机关 内设新闻及邮电检查所，以 CC 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吸收少数邮电工作人员，专对各地的报刊和信件、电报等，事先进行拆封检查，发现 有进步的书信和盾件、电报立即非法扣留；认为必要时则寻根追底、对有关人员罗织成罪，施以种种迫害。二、复兴社的活动蒋介石为什么在当时要搞一个复兴社呢？这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1931年“九一八”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 无可遏止。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下表示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自己的主要爪牙黄埔系军人来说，也 很难压制得下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怎样把这股抗日的热潮同反共统一起来，而且把这股热情拿来为反共服务呢？这 是蒋介石当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一面他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另一面他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 家统一。这样，就把抗日与反共这两者统一起来，把抗日的热情引诱过来反共。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这种形势下 为达到反共目的所玩弄的一个阴谋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靠什么人来搞这个“民族复兴运动”呢？在蒋介石看来，忠实的骨干只 有利用其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眼见国 家灭亡已迫在眉睫，却又不能不激发爱国天良，因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抗日要求。即如一贯反共最力的复兴社主要骨干桂永清，也有这种倾向。当 1935 年蒋介石举行全国童子军大检阅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桂在绕场察阅一周，到最后见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十个人的东北童子军代表时，桂永清竟至痛哭 失声，向蒋介石报告时还埂咽得说不出话来。抗日与反共，本来在黄埔学生的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很难统一起来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却运用这个所谓民族 复兴运动的阴险手法，来利用他们这个思想矛盾。有了这班人马，怎么来搞呢？当时，蒋介石想学习与运用苏联对反革命 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服务。他就指使贺衷寒来具体办这件事。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后派往苏联留学，1926 年 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 年 1 月毕业回国。1929年春，经蒋介石 批准又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 年 2 月应召口国。在蒋介石第二次下台 期间，贺衷寒加紧了这次工作的进行。待蒋介石在 1932年 1 月重新上台后， 马上就打出了”“复兴社”的牌子。社章有四条，即：1、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2、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3、本社以 蒋介石先生为社长。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十六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 力本仕社员。誓词大意是这样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漏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据说，蒋介石拿出一张写有“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的纸条交给他们，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1932 年 3 月初，复兴社在南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四十多人。一开场，蒋介石讲了话，宣布复兴灶正式成立，鼓励参加青要一心一意 地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大会进行了选举，蒋介石为“真命”社长，贺衷寒等九人为中央干事，戴笠等三人为候补干事。在复兴社以下，除设总 务、组织、训练、军事、文化等部门外，另设立唯蒋是从，成为终身职业的专门进行阴谋暗害活动的特务处。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这个特务处正式建立于 1932 年 4 月 1 比所以此后即以每年的 4 月 1 日为军统局照例举行纪念的所谓“我们的工作纪念日”。建立伊始，参加的主要人物有（除戴笠外）郑介民、唐纵、徐亮、林桓、周伟龙、邱开基、张炎元、赵世 瑞、吴乃宪、王天木、陈恭澍等，即所谓“戴笠十弟兄”（其中有两人不是）复兴社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初刘健群。这三个人 在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 命之路》等等。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 阐发和注疏，自命力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 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青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不可反抗， 只能服从。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 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 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他在 1933 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 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 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年壮丁的军事训 练！”刘健群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 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须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 确的道路。”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复去，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 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必须剿除共产党，然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作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 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第一项是发展组织，培训人员。在总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汉 各建了一个支社，还准备在广州建立支社。蒋介石的意见，在组织发展上，吸收黄埔学校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 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的条件要放宽一些。同时，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为期三 个月，有二百七十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参加受训。主要课程有“领袖论”、“党派批判”、蒋介石训话、“名人”讲演。受训后十分之八九都加入了复兴社。1932 年４月间，又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受训的 是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后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刘健群还搞了一个“军委会政训班”，招考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五百多人，予以半年 的训练，毕业后分到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想把留俄学生考核一部分加入复兴社，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结果这班人都醉心千升官 发财，谁也不愿去做农工工作。第二项是进行法西斯舆论宣传。1932 年 1 月 1 日开办了一份《中国日 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把《军声》杂志社拿过来，还办了一家“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 Party 的音译），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 籍。第三项是打入 CC 和其他反蒋派系中去，捞取情报，进行分化瓦解活动。 CC 是拿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是利用军政的力量互相争权夺利。当政学系杨永泰将豫、鄂、皖、赣四省党部领导权从 CC 手中夺到时，黄埔系就乘机进入 党部。一些 CC 分子看各地党部成了无香火的土地庙，就纷纷奔向黄埔系，加入复兴社。当时豫、鄂、皖三省，就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复兴社或靠 拢复兴社。在学校中，CC 同黄埔也展开了拉夫争夺战，互相攻击对方有共产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 1938 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 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1932 年 4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 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 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第囚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良 才。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 1932 年底由蔡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 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1933 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 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 给戴笠来干。1933 年 4、5 月问，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 介石不负破案责任。1933 年 6 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 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6 月 13 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 尔培路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他们连发十多枪 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 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 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良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 良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良才。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 年复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暗 杀史良才，戴就亲自赴沪布置。这一年 10 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是复兴社分子就在 11 月 13 日将史良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 宁县翁家埠附近）。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事后，为 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此外，象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 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歧、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第四节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对内是大打内战，包括军阀间的混战和对我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外是对待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总的大政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安内”却引狼入室，日寇大举进兵东 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事变。“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椿事情。“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 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 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辉。 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 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 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在 1931 年 7 月 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 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 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 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九月一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 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 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①。1931 年 7、8 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卖，又转过来反张，迸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 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 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 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 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① 张学良于 1981 年 5 月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因患重伤寒症入北平协和医院医治，原打算 9 月返沈阳，后闻日军事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要暗杀他，就继续留在北平。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 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①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 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 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 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 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千， 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 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 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②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 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 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①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既定了，所以到了 9 月 12 日中国驻日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 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 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 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 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 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 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 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 安内。他在 9月 28 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 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 26 页。② 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6 辑。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 月 10 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 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 11 月 3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 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 中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 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 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 玉样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 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 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 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 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 要蒋介石出兵抗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 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 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①全国各地打电报到南京提出质问、警告更是象潮水一样。顾维钧说：“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 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 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 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②二、怎样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杭战？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下野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 实际仍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一二八”事变一发生，当时南京政府① 《顾维钧回亿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33 年 5 月版第 425 页。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27 页。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 424 页。毫无准备，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只得迁都洛阳。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 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 此爆发了。蒋介石怎样对待这场抗战呢？他是一面主张抵抗，一面又进行妥协。 主张抵抗这一面，一是发通电，发指令；二是组军参战。1932 年 1 月 30 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 这个通电是在十九路军发出艳电后，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献计，要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 所以才有冠冕堂皇卅日电。不过这个通电还是表白了蒋介石的态度。他说：“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 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 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画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 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表 示：“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公身虽在野，犹愿与众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 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蒋介石重新上台到了南京后，就 在 2 月 5日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 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16 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日 本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之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 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2 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张治中（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 育长）去浦口迎接蒋，就向蒋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 并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 是有种种原因的。原先，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在南京开会商议怎么办时，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都在会上讲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话， 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中央派兵参战。蒋介石始终一言不发。那么为什么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呢？按宋希濂回忆说：“此刻 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 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三十三天。①在激烈的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在 2 月 18 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 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 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① 仅驻杭州的第八十八师在此役中阵亡将士一千多名，事后在杭州松木场立碑纪念，现纪念碑修复一新。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 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 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 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 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祗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 入。）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②同月 23 日，蒋介石曾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电文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 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 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 愿与诸将土共勉共勖，奋斗到底。”25 日，又致电蒋光鼐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 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 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进行妥协这一方面，活动十分频繁。“一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 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谈。蔡到杜家时，张静江对蔡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 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 报告蒋总司令。”蔡廷锴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 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 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行动，是蒋介石所授意的。事变发生的前一天， 即 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参谋总长）给蔡廷锴连发三次急电，“着 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 宪兵第六团于 1月 28 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 务（后经蔡廷锴指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 逞）。战事一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 不计划调兵援沪。黄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1 至 32 页。何应饮受蒋介石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 月 10 日，陈铭枢给蒋光鼐的电文 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 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 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 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 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 18 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 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濂的部队在 14 日已进入阵地。到了 3 月 3 日， 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祺（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 月 5 日签 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 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次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 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 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 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肉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 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1932 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 7 月 10 日、8 月 8 日、8 月 9 日、8 月 17日，连续致电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和“注意日军行动”。1933 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潢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 月 6 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都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翼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 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东 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 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 年 1 月10 日、2 月 6 日、2 月 25 日和 26 日，蒋介石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须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既 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 切，以报党国”。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 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 迫张学良下野。引诱两广参加“剿共”。1933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叫黄绍竑（当时内 政部长）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蒋介石才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陈济棠他们没有上当，看穿蒋介石想利用红军把他们的两广部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两广的军队。当时陈济棠对 黄绍竑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陈济棠说是这样说，但还是参与了“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战争。3 月 13 日，蒋介石从保定致电陈济棠说：“抗日剿共，如能同时派兵参加，固甚企盼，否则，剿共部队，务望饬令捷进急击，以期早日合围，稍戢凶顽， 在此外寇内匪夹攻交迫之中，苟不剑及履及以赴之，恐无复我辈从容画策之 余地矣。”4月 15 日，从南昌致电陈济棠说：“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 专责以御侮”。21 日又致电陈济棠说：“剿共抗日，分工合作，故中意剿共仍以伯南兄总其成为宜。”派少量兵力北上。蒋介石以两广不肯进兵江西为借口，仅派了徐廷瑶的 第十七军的三个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十五师和刘戡的第八十三师） 北上。迫张学良下野。长城抗战一打响，蒋介石派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 黄绍竑等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象蒋介石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各有各的任务：宋子文是为张学良出国作布置，何应钦是要取张 学良而代之，罗文干是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2 月 24 日，日军向热河进犯，不久热河失陷，张学良曾说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寇拼 到底的豪语，结果也落空，迫于舆论，不得不向蒋介石引咎辞职。当时蒋介石之所以要张学良下野，一因，北方的军队如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 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的部队都不服从张学良的指挥；这就无法靠这些部队在北方对日寇抵挡一阵，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因，张学良的体力 与精力都不支，当时他是瘦骨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三因，蒋介石要找一只“不抵抗主义”的替罪羊。张学良在 3 月 8 日电南京政府辞职。张学 良曾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 济，但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 没有好处。”张学良下野后又说过：“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那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 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3 月中旬，蒋介石北上石家庄、保定，处理华北日趋紧张的形势。23 日， 蒋介石到了北平，在居仁堂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将领都参加了），先听取汇报，然后指示。他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 再增加援军。”当时镇守长城各口的部队（傅作义部守独石口、王以哲部和徐廷瑶的第十七军守古北口、宋哲元部守喜峰口、商震部守冷口），打得很 勇猛。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夺喜峰口，黑夜奔袭，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