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 鲍罗廷；一是分党。”①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来，留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驻沪的军政负责人同汪精卫开了两次会，参加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纽永建、邓泽如、古 应芬、张静江、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一致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当时是始终“袒共”，一再申述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会上发生争论，吴稚晖竟向汪精卫下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① “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9 号《时亭日志》。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 牛 11 月 5 日）.《革命又献》第 16 辑。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汪精卫在回顾中说：“从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无，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 坚决地以为必需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 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 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①4 月 5 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周恩来接触乏后，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 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吴稚晖当面就讽刺狂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 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最后， 汪精卫于 6 日秘密离沪赴汉口。汪精卫说他赴汉口是：“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 同志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行，遂于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 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 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②当然，对汪精卫在上海同蒋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议论，李宗仁认为：“汪氏坚持赴 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他二人（指蒋、汪）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 如胡汉民、许崇智等”。不过，汪也确实吃过蒋的亏，中山舰事件后，汪被蒋逼走，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李 宗仁说汪精卫“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江精卫到武汉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 汉国民党中央于 4 月 17 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拨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 日，在武汉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 之败类，民众之贼”。汪精卫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仍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后来汪精卫为什么会变成同蒋介石一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呢？ 究其原因：第一、武汉本身的困境。当时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 从四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九省通衢”变成了孤岛。加上当时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确有过“左”的行动，“工会的童子军更是不知天高 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们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②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都要拦住剪长衣。这班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 军，便鸡飞狗走的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①。这样，使得武汉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遇到无法克 服的困难。第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宁汉分裂后，各自举行北伐，以示“大方向” 正确，来争取民众。南京方面是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代，武汉方面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率部举行北伐。这时、阎锡山已正式附蒋， 于是举足轻重的是冯玉祥。继续北伐的结果，宁方打下徐州，汉方打下郑州。冯玉祥从甘肃五原出 师后，由甘肃、陕西打出潼关，军事上胜利进展很快。冯玉祥部分布在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宜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 先是，冯玉样同汉方在郑州开了一个“郑州会议”。当汉方的北伐军打下郑州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徐谦等到了郑州、6 月 10 日同冯玉 祥开了两天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重要事件，均曾为具体之决定”①。会上，汪精卫决定将河南交给冯玉祥以此作为厚饵，来争取冯玉祥站在汉方， 共同应蒋又反共，冯玉祥后来说：“在会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栽。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了，无论如何不要 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②李宗仁认为汉方策动郑州会议，目的 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 海路东进，而武汉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③接着冯玉祥又同宁方在徐州开了一个“徐州会议”。冯玉样的日记中说，“当武汉西北两 面夹攻郑汴之时，蒋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线进击孙军，于六月中旬克复徐州。十七日，逐由徐州电公前往，商洽北伐军事，公欲藉此机会，以停和宁汉， 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国民革命。又于十九日由汴至徐，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面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 张人杰均到，遂开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是即所谓徐州会议也。二十一日，公与蒋会衔发出通电，表明意旨。”李宗仁则认为冯玉祥之 所以在郑州会议后又赴徐州参加会议是：“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的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 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①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下令“严防共党”，对部属传达了徐州会议之经过及结果：“大略如下，（一）鲍罗廷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 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而且对时局表示如下主张：“（一）送鲍罗廷回国，（二）化除私见，（三）一致北伐。”②① 除公博：《苦笑录》第 86 页。① 《冯玉样日记》（民国 16 年 6 月 1 日）。②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③ 《李宗仁回亿录》（上）第 476 至 477 页。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77 页。② 《冯玉祥日记》。6 月 21 比冯玉祥致电汪精卫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 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要求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应“速决大计，早日实行”。这样，冯玉祥不仅倒向落介石一边，而且同蒋介石一 致反共。这对汪精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其无法实现夹击宁方。第三、汪精卫的本性。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日渐威胁到以汪精卫 为代表的这另一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7 年 4 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 会。5 月 8 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20 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向地主斗争是“扰乱破坏 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22 日，汪精卫下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 境。随着，两湖地区北伐军中的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大肆活动起来，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事变接踵而来。直到 7 月 15 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 动。”①汪精卫也同蒋介石一样，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疯 狂的大屠杀。汪精卫当时一面反共，一面反蒋，他在 1927 年 7 月间提出了“在夹攻中 奋斗”，即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的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这对 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威胁。二、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 有桂系军事力量，并在北代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在《晨报》1927 年 8 月 17 日、24 日两天曾有这样报导：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曾连日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 激励袍泽，共有始终。不幸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1927 年 8 月12 日晚，蒋介石又在丁家花园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 武汉合作，李宗仁发言最为激烈，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顾何应钦，何戳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这二支（何的第一军、李的第七军）部队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 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外是，不仅所有职务乃至党籍都被武汉国民党中央摘除，成为罪魁祸首，而且汪精卫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自郑州会 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武汉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①。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蒋介石企图借陈兵津浦路上，扰拒再度南犯 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1 页。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②在出发前，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 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1927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专程北上，亲自指挥收复徐州的战斗。7 月 26 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何应钦等：“务请鼓励将士，尅日克复徐州为要。“28 日，蒋介石又电示何应钦等：“此次攻徐行军，无论至何时何地；必须约束士兵，严守纪律，而尤以我各 官长应以身作率。处处爱民，时时告诫。”同日又电示白崇禧：“中意克复徐州后，决守省界，对鲁计划未确定以前，不宜越界。”8 月初，蒋介石指 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 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了顽强 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 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结果出现：“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 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①8 月 3 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我军决于本日开 始由徐州撤退至宿州固镇一带，预定利用淮河，以蚌埠清江浦为防御线，请兄对于上游动作迅速准备，中定明日到宿州。”8 月 6 日，蒋介石仓皇退回 南京，据江而守。同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此次各部冒无益之牺牲，痛苦异甚，不知其死伤及损失如何，请复我大略。”10 日，又电示白崇禧：“今 日战况如何，甚念，偏夯吾兄，尤感铭无已，惟贤者为能独任其难也，临沂克复，务请以任务交燮轩，兄须速回，以军会期近，及汉事进行，皆俟兄来 决定也，倘临沂克复无期，可否请兄先来，即以任务转托燮兄如何。”蒋介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 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并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于杭州拱宸桥，蒋介石企图借津浦路上的胜仗来抵挡一下内外夹击，结果化 为泡影，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 满。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下，不得不宣布下野。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八月 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十三日蒋公及诸元老卒翩然离都，余亦于十八日离京返里小住。”②8 月13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蒋介石说：“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 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 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蒋介石又说：“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 益为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有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 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追其卫党之天职，”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4 页。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5 页。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12 页。又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 克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掣，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 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 惑，遂以为中正真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中正又自咎信义未孚于同志，言行未见信于朋济。”最后蒋介石所谓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 要求双方（南京、武汉）同志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尅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 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①16 日，蒋介石又 向国民政府辞总司令职权，在 19 日《新闻报》发表的电文说：““中正自愧譾陋，无补时艰。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不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 牲，而民生调敝，国计因穷，尤甚于昔。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准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是为至祷！”蒋介石下野之后，在上海、溪口各住了一段时间，并进行频繁的活动。8 月 19 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在会上说：“今天承诸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 对于桑梓事情，无甚顾及，殊觉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 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梓升平，诸 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①同日，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了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卡登朋（H·V·Ka1tenborn）和《纽约时报》记者密失威至（Misselwitz），在当时的《申报》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新闻：“记者问，记者在美，久仰总司令丰功伟烈，此次由美东渡，先至广州，正 拟赴宁谒见，突闻总司令骤然倦勤，敢问原因何在？蒋答：已详宣言中。问：今后总司令对于革命关系仍否继续？答：予为国民党员，今虽下野。党员资 格仍是存在，当然不能脱离革命关系，问：此后对国民革命成功，具何意见？答：国民革命，必告成功，但时间问题耳。问：鲁南之役，日本出兵，加入 北方军事动作，革命军曾受影响否？答：确受影响。问：对日人加入北方军事动作，具何意见？答：未便发表。问：冯玉洋将军，总司令以为何加人？ 答：冯为国民党员之一，此次津浦战争，已得其精神上援助不少。问：总司令宣言中谓军纪前途颇具灰心，此后归军委会节制，能否补救？答：如积极 整顿，当能补救。问：此后革命工作，以何种为最紧要？答：努力宣传工作，务使一般民众瞭然相信三民主义为救国要素。问：总司令下野后，于革命影 响何如？答：不致受何影响。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问：总司令拟久住此间，或作何行止？答：住此不过一二星期。”②24 日，蒋介石发表《谢 客启事》，说：“中正辞职以来，辱荷各同志、各团体函电纷驰，或更远道责临，曲赐挽留，交相责勉。盛意滋可纫感，公义实难曲从。山居简僻，游① 《蒋总统秘录》第 1488 至 1489 页。① 1927 年 8 月 24 日《民国日报》。② 1927 年 3 月 26 日《申报》。踪靡定，续有惠顾，恕失款接，谨此奉布，惟希鉴原！”29 日，蒋介石又接 见了中欧通信社记者，谈了如下问题：一、关于宁汉两方诚意如何，蒋说：“宁汉两方同志多系本党忠实同志，余甚望能诚意合作，完成国民革命。” 第二、关于总司令部军需处不办移交的传闻，蒋说：“余未离宁时，已嘱军需处赶办结束，并嘱于八月十五日停止支付，存款移交军事委员会。因军委 会年部组织尚未完全成立，未能依期接收，当由徐处长凑集现款五十余万汇宁，以应急需。所以实际并非军需处不办交代，是军委会不及接收。现在军 需处结束完竣，所有收支款项，不日披露各报，昭示大众。总司令部各处长均由余委任，如有过失，应由余负责，”第三，关于蒋介石行止，蒋说：“未定。”9 月 6 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谈及 他喜欢读历史书，“有趣味者，仍数《三国志》也”，对日本明治维新及法国革命史“亦曾读之”；又谈及古今人物中，“以谁为最伟大？又最崇拜谁？” 蒋说：“孙文氏最为伟大”，对岳飞、文天祥、拿破仑“吾殊喜之”，“余以为英雄者也，常以失败而终。大凡英雄与革命家，似皆以失败而成其价值。 一经成功，则为平凡无奇。但使正气存留，则雄图虽归失败，亦无所怨，吾固常作是想者也。”10 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访问了蒋介石，在该报记 者记事中说：“介公提议山中散步，时落日余晖方渐隐长松中。公谓当导吾等往瀑布处，路中且行且谈。吾等出寺略一回顾，则见卫队四、五人全副武 装，遥随吾等之后。然山寺与风景并非吾等此行目的，至是乃不再谈，转询公将来之计划。公谓将以五年岁月，游历海外，研究列强风土人情，希望中 国不久即可厕身列强，取得应有之地位。此时吾等方觉远离战场，不闻金鼓之声，而即将成功之国民革命迹已似过眼云烟，渺无痕迹，然五年以后，中 国究将如何，公未曾明言，惟吾等深信彼时公回国，举国必将欢迎之，公出其考察所得，必将大为国用。公言即赴沪，整备出游计划，其时当可决定究 先赴欧，抑先赴美，以绕地球一周。吾等觉公尤注意美洲。因公对于美国之经济与工业之发达纵论甚久，极盼能亲睹其状况，而以为将来中国必当取法 之。吾等问将来中国政制发展途径，将遵循民主，抑参以社会主义？公目光如炬，直射吾等，谓：‘将来途径，当然民主’；且力言：‘共产党势力必 须排除于中国历史之外，即其名称，亦不容存在。’于此不见，公对于第三国际破坏中国，实有痛心疾首之感。公发言坚决简明，绝无含混之处可使人 误会，聆之者即能知其心思慎密，机锋敏捷，忠诚有力，足为领袖之人物。中国今日需要甚急，若非介公，谁能当之？领袖人物？盖在斯矣！晚间，在 寺中走廊，侧卧长椅之上，吸烟徐谈。惟介公既不吸烟，亦不饮酒。吾等纵谈之余，复及美国。公询问美事多次，心中殆正计及游美之行程也。公述及 中国人民，以美国友谊虽深，而保守殊甚，乃转而接受苏俄之物质援助；复述苏俄如何欺骗中国，最后则曰：‘今日中国，当视美国为列强中惟一真正 良友矣！华府会议之精神，余望其能始终维持之。’吾等答以‘当然’。”20 日，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告别黄埔同学书》，在回顾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上 黄埔“占有最光荣的一页”的同时，着重谈了他这次下野的原因。蒋介石把自己的下野看作是黄埔的失败，究其原因有两条：“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 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他大有感触地说：“清党难，清心更难。”“至于第二个失败原因。是政治的失败。政治既无 组织，又不能确定方针，而经济亦没有统盘的计划。”蒋介石还说：“这是我个人不能辞咎的，亦可以说南京政府的失败，完全要由蒋介石一个人来负 责的。”“我所以情愿此时承受放弃职责之罪，以为将来图报党国之地，”蒋介石又说：“我们反省这几个月政治的现状，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们的缺 点太多了，不能不由人来反对，这是不可专怪他人的，只要问我们本身有否尽忠于革命就是了。这过去四个月中间的经过，我可以略略同你们说一下。 当时共产党，虽是打倒了，但尚未净尽，北方军阀，时来窥伺；武汉军队，又来捣乱；而外交上又时时发生不良的影响。在如此险象中，对于内部政治 的整理，自然不免疏忽，不能事事躬亲，注意周到。”最后，蒋介石表示：“现在我就要离别你们了，我对于过去的事，神明泰然，别无愧作，自亦无 所牵挂。”“我此次出洋，决非抛弃你们，我的身体暂时离开你们，我的精神永久依着你们，我一刻不能忘记你们，我仍要随时尽我指导你们的责任， 我愿与你们互相勉励，重新造革命的基础！”24 日，蒋介石给黄郛（曾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信中说：“弟决先赴日本当日约一个月，即须游历 欧州兄在沪主持一切，而弟预备乍一年环球之游也。”26 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他这次来上海是“为料理个人私事， 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蒋说：“民国十年十月，与余元配正式离婚”，“曾向奉化司法当局备案”，“离婚理，因两人不能和合”。蒋又说：“五 年前，余在广州，寓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其时宋女士尚漠然。嗣后时与女士通函，力电前请，近来女士已允， 惟尚须得其家属许可。倘诸事顺遂，当在上海结婚，然后游历国外一年。”蒋又声明：“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 巧合。并非同派。且宋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并向乞婚，此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宋夫人病体何 如。”28 日，蒋介石特地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家事欲事》，而且连载三天。启事说：“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 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恐传闻失实，易资 淆惑，耑此奉复。”9 月 29 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留日同乡 孙鹤皋、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 1927 年10 月 4 日编撰的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 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去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于正在为将来画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这一天，蒋介石对 东方通讯社记者表发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将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 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此外则并无何等之目的。关于此后之事，尚无何等决定，现拟赴云仙小住，暂事静养。”蒋介石这次在 日本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研究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蒋介石到达日本后，到云仙、宝 塚、奈良、神户、大津、大涌谷、小涌谷、汤本、芦之湖、河口湖、热海、伊东、东京等地转了一圈。他认为：“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 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他很感慨地说：“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 他认为日本对华的方针归纳起来有五点：“一、满蒙经济发展。二、满蒙为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 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四、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五、须保留其在满 洲之权利。”他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三点错误：“（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二）利用中国有北分裂，从中操纵。（三）利用无 知军阀，压制民众。”10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以及包含有痛感中日 之间的圆满合作，对于亚洲、进而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定有着密切关系的深切呼吁。蒋介石首先说，“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 民革命，与贵国人士暌违久矣。此次辞职周游，先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人士竭诚优遇，尤深感谢。” 接着，蒋介石说了一大段话：“窃忆我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 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 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维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 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接国际永 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 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 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 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 局之大，因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前途忧也。”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是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 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①第二件事，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台。蒋介石通过日本黑 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全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 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 11 月 5 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青山私邸进行。蒋介石向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 并于 14 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 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于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 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① 《蒋总统秘录》第 1636 页。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一 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介石对田中义一所谈的、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明确表示 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年有共产主义者侵入 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而后北伐，亦然。”“首相前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 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 解决，排日亦可绝迹”。李宗仁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 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定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 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 再起。”①据说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 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 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代，完成 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②第三件事，征得宋太夫人同意，要和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到了神户后， 即与宋子文前往有马温泉，“是为了要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特地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诺亲事”。宋太夫人很高兴地对婚事表示同意。蒋 介石当时十分兴奋。蒋介石在日本活动期间，张静江、李石曾一再从国内去电促请回国，汪 精卫也专电请蒋即刻归国。16 月 10 日，蒋介石在日本复汪精卫函中说：“革命受此挫折，此非天运，是乃人事，兄与弟皆不能辞其咎。日前过去之 事，无论是非谁属，而兄不能尽指导之责，是不能推诿于他人也。”又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弟虽远游，而实神驰党国。凡能于党国有益， 则弟无论在何地何时，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 意。”11 月5 日，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中说：“顺便奉告一秘密之事，即 汪兆铭已拍来电报，要本人早日归国。”同蒋介石一道赴日的张群、宋子文 也建议蒋复职。11 月8 日，蒋介石离日返国。三、李宗仁在南京支撑不了（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以为自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在蒋下野之前，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48 至 549 页。② 《蒋总统秘录》第 1540 页。李宗仁曾表示反蒋拥汪，汪很得意，以为这一下他可以稳坐江山。可是在张 发奎带领的军队中，共产党人很多，在 8 月 1 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张发奎带着残部逃奔广东，汪精卫在军事上失了靠山。 于是，李宗仁就不客气了，乘机亲自跑到当时武汉政府军政要人群集的九江，拉拢非汪系的谭延闿、孙科、李烈钧等，孤立了汪精卫。这样，以李宗仁为 代表的桂系，就在南京政府中居支配地位。当时执掌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的机关，是 1927 年 9 月中旬由李宗仁、 白崇禧导演而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特别委员会名为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上海、南京，武汉三地代表（所谓上海，就是整个西山会议 派组织，与桂系勾结较深；所谓南京、武汉则为蒋、汪两系的人物），于 1927 年 9月 16 日在南京组成。在《宣言》中明确打山旗号：“各方一致取反共政 策，乃商组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特别委员会一方继续清党，一方继续北伐”。该会从 9 月 20 日至 11 月 16 日先后在南京开过十次会议。由特别委员会重新组织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 义上，国民政府有四十六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等人任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有六十六人组 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 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三个常委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 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成第一，第九两个 军，提拔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但是 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就无权过问军事委员会的事。接着，桂系军队和何应钦军队联合起来，在南京外围京沪 线龙潭车站消灭了孙传芳部队的主力，使桂系成为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当两军在龙潭激战的时候，唐生智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为名进兵安徽。而这个 省是桂系久己视为俎上肉的。这样一来，李、白就抓着机会大做文章，借口唐生智同孙传芳有勾结，发动讨唐之战。李宗仁联合程潜，占领了两湖，唐 见大势已去，便悄悄地逃亡日本，桂系就在两湖巩固了统治地位。汪精卫被李宗仁孤立后，一见捞不到第一把交椅，便离开南京到了武汉 参与了唐生智的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待唐生智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汪精卫又跑到了广州。19F7 年 11 月 10 日，正当桂系在积极扩大地盘的时候，蒋 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蒋电请汪精卫北上，会商党事。南京方面的谭延闿、孙科等也再致电汪精卫，主张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 会及停止特别委员会各问题。于是，蒋、汪又会晤于上海，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图打破当时桂系势力专权的局面。蒋、汪在反对桂系这一 点上又结为一伙了。12 月上旬，蒋、汪约集国民党在上海的部分委员召开了回中全会预备会议，一面把国民党中央全会捧出来反对特别委员会，另一方 方面决议请蒋介石复职重新上台。1928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日， 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说：“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 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藉利戎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9 日，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 后，“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这时，广州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即广州十二月起义）， 南京政府说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发出命令，通缉归案，吴稚晖甚至大骂汪精卫为“准共产党”。加上，桂系、胡汉民派以张黄 事变（汪派中的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驱逐李济深、黄绍竑事件），反对汪精卫，胡汉民更是不愿与汪派为伍，拒绝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这样，汪 精卫这次同蒋介石合作又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又去欧洲。1928 年 2 月 4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张，主要决定是：恢复蒋介石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权和军 权又重新落入了蒋介石之手。蒋介石在重新上台的过程中，1927 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与宋美龄正式 结婚。可以说，蒋介石是在以“双丰收”重新上台。有一家杂志的文章认为，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这对蒋介石是重要的，因为这使他成为“国民党先圣 孙中山先生（庆龄丈夫）。死后的连襟，大银行家宋子文的妹夫，以及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孔子著名的后裔孔祥熙先生（霭龄丈夫）的连襟）。①第二节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一、第二次北伐蒋介石再次上台后，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算是统一掌管了，加上冯玉祥、 阎锡山也倒向南京政府，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也算是由南京政府统一掌管了。这时，剩下来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没有归到青天白日旗帜下。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了所谓集中革命力量，限期完成北代大 业（全会上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案）。当时双方的态势是这样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北伐军总司令为蒋介石，参谋总长为何应 钦，下辖三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蒋兼总司令，杨杰为总参谋长，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第三集团由阎锡山任总司令，朱 绶光为总参谋长，海军司令由杨树庄担任，李景为参谋长。到 5 月 16 日鲁南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复以十六个军九个独立师，编为第四集团军，特任李 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①。北洋军阀一方，由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挂帅，下辖七个方面军，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 吴俊升、褚王璞分别担任军团长。1928 年 3 月 16 日，蒋介石发布了北伐全军总方略：第一，方针，“国民革命军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 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参战各部队，于四月某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作战分前、后两期，前期须进展 至胶济路亘高唐——清河——南宫——石家庄之线；后期须进展至山海关——承德——多伦之线。”第二，前期作战任务及部署，“第一阶段：第一集 团军左翼队，及黄河右岸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诸部队，首先攻占济南；同时第一集团军之右翼及中央部队，占领日照、临沂、衮州之线；同时第二集 团军河北诸部队及第三集团，向当前之敌施行佯攻，并严防敌之反攻。第二阶段：以协攻济宁诸部队之大部，迅速北渡黄河，向大名以北地区，协攻京 汉路方面之敌；时第二集团军主力，全部猛攻河北之敌，进取石家庄；斯时第三集团军倾其全力协攻石家庄之敌；第一集团军之主力，肃清胶济路以南 地区之敌，进占济南。”第三，后期作战任务及部署，“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三集团军 进出东南一带及京绥路，会师京律；同时各以主力部队，向榆关、承德、多伦行猛烈追击。本期作战地境，届时另定。”后来，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 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张作霖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北伐，采取的军事政策：对京汉及律浦路方面均取守势， 惟对山西则取急剧之攻势即以张学良之三、四方面军主力及张作相军攻晋，以三、四方面军之一部配置于京汉路对豫北取守势，其他褚玉璞、孙传芳、 张宗昌三部则配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对南取攻势防御，期先下山西，然后向南进展。总的来说，张作霖是采取“退守”：第一步在津浦线上退守 德州，在京汉线上退守保定，在京绥线上退守怀来。如果这些据点都保不住，第二步就实行总退却——退到关外。蒋介石在北伐前，为了避免说他是军事独裁，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 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① 李宗江在回忆中认为第二次北伐出发时就已有四个集团军。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同时，蒋介石又施展了他的老一手以笼络 其他统兵将领。1928 年 2 月 18 日，蒋介石拉冯玉祥换帖拜把子，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都把亲笔写的帖子交给对方。蒋介石在帖上写：“安危 共扶，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在帖上写：“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1928 年 3 月 31 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函致后方将士及同志说：“中 正受党国重托，统率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我第一、二、三各集团军刻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 功不远。”①4 月 1 日，蒋介石进驻徐州。他一面通令第二、第三集团军，期 以 4月 7 日开始总攻；另一面对外发表了《告友邦人士书》，说：“我国民 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同时亦愿我友邦人士，跷然于接济军阀即所 以延长中国之内乱，而妨害全世界之和平，应立刻停止其售卖枪械，或秘密贷款于军阀之行为也。”“中国革命终必达于成功之境，有以友谊匡持扶助 之者，中国人将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招中国国民之怨恨而已。中正深信各友邦必能为保持东亚和平，为增进中外睦谊，共同 努力也。”②对内连续发表了《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文》和《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诉说了张作霖的罪恶，要全国人民， 尤其是北方人民和将士支持这次北伐，“张作霖为国民公敌，人人得而除之，除一张作霖，统一可告成，全国民众亦可安居乐业”。4 月 7 日，蒋介石发 表了《渡江北代誓师通电》，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 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救民，毋负民众期望，慰我总理及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①蒋介石“审度当时敌我态势，北伐全军战线，右自海州经徐州、曹州、大名、 彰德，遥接井陉、龙泉、繁峙、雁门之线，不下两千公里，自东南直至西北，各地战况不一。在敌方则以山西位于其右侧背，牵制其南进之师，不得不以 先解决山西为要着。在我方则因山东向我突出，抵制苏、皖之师，我非攻取山东，无法使一、二集团军取得紧密连系，从津浦、京汉两路并肩前进。两 集团军不能并肩前进，即无法与第三集团军战线相衔接，予敌以各个击破之罅隙，更遑言解三晋之危。故总方略之主旨，在先以主力攻取山东，使我一、 二两集团军战线，推进至胶济路高唐、南宫、石家庄之线，以与晋军取得连络，形成合围之势。此诚总攻初步之稳健决策。且我革命军以重兵就各方同 时总攻，即无异将敌军加以包围。此时，敌若同时应付各路，则东起海州，西至偏关，战线漫长，兵力必感不敷分配，若欲集中专攻一点，则按当时之 交通，与其内部之不尽归统属，转用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敌陷于内线作战之不利，此实我兵力数量与战线便利所使然。复次， 我军在曹州、济宁及大名同时发展，可以横截津浦路敌直、鲁军为三段，而将其各个击破。第三集团军中路之发展，亦不难再演涿州之旧戏，遮断旧京 汉路奉军与其根据地之连络。此诸路之突进，其作用小则可以压迫敌军退却，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14。② 《自反录》第 2 集卷 14。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2。而缩小其包围圈，大则可以渗入敌军后方重地，迫其全军陷于瓦解。故我方 略第二步集重兵作突破一方之攻势，亦作战上必然之趋势”②。李宗仁在回忆中说及这次北伐的战略部署大体上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 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 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 娘子关，截断京汉路，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①简言之，“第一集团军担任律浦线，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之西 面，第四集团军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叛军后，沿京汉线北上，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以会攻北京为总目标。”②1928 年 4 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发起总攻： 第一集团军“四月十日克复台儿庄，十一日克复郓城，十二日克复韩庄、枣庄，十九日乘虚略取衮州”，21 日与第二集团军石友三部会攻克复济宁。23 日，蒋介石“在衮州行营综合各方状况，判知张作霖拟借直、鲁联军之掩 护，企图在东三省总退却，乃决心使第一集团军乘胜猛追，攻占济南，并期在黄河以南将敌歼灭”。于是给第一集团军各军下达了命令：“一、第二军 团以一部围攻临沂；一部由新泰向博山附近挺进，对淄川方面警戒，掩护我军右侧背；一部位置于鲁东治歇车之线，与第一军团连络；主力经莱芜、文 祖镇、龙山镇挺进，截断胶济路，并向济南袭击。二、第一军团应于天宝寨、大汶口、临汶之线，准备攻击山口、泰安、界首之敌。三、第三军团（欠第 三十三军）应于大金、大石桥之线，准备攻击大、小万德、青杨树之敌。四、第四军团应于孙伯庄、朝阳庄之线，准备攻击肥城之敌，俟击破该敌后，即 进攻石店、张夏镇、大冈山之敌。五、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配属席骑军），应进至陈家山、朿河之线，以一部与第四军团相连系，掩护左侧背，以主力 速经平阴、长清，向济南之敌袭击。六、第三军及第三十七师为总预备队，在济阳附近侍命。”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战斗。27 日，占领泰安。29 日，蒋 介石给朱培德（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杰（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电报中说：“一、济南卫戍司令拟委方振武；二，占领济南后，各部应渡河 跟踪追击，不可停留；三、渡河后各军区目标预拟如下：甲、方军团向德、平、宁津东光，乙、陈军团向陵县吴桥安陵镇，丙、第三军向禹城平原，丁、 贺军团向恩县故城，刘军团向高唐武城枣强，戊、孙良诚部向聊城，已、第四军为总预备，集合济南泺口间待命，庚、胶东方面派卅七师或另抽加第一 军之一部。中意如此，请兄等酌定，至各部待命地点，亦依此前进方向指定 也。”①5 月1 日，克复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护侨，出兵占领胶济路及济 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前进。蒋介石一面严令部队注意军纪和各军驻扎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日本驻屯军福田师团部交涉。不料，“五月三日，我军于占领济南后，正从事渡河北上之准备，日军突然袭击我 军，围攻我交涉公署，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全市邮电机关亦被占领，复向我提出济南我军一律解除武装，及附近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种种无理要求，② 《北伐战史》第 1239 至 1240 页。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0 页。② 《北伐战史》第 1167 页。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7。且不待我答复，即开炮轰城，我军不得已退出城郊，军民死伤万余，财产损 失无算，造成我民族史上之奇耻大辱”②。蒋介石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 行，谁亦想不到的。这次日军暴虐的行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对此，蒋介石一面同日本交涉，一面命令部队“绕过渡河，继续北代”。就交涉来说，经过十一个月的周折才解决。日本 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 是一筹莫展。”“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但是，解决济南事件对日本方面的方针是： 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①就继续北伐来说，“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脸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 州”②。第二集团军于 4 月了日发动总攻后，除以一部参加津浦线作战外，其主 力则沿京汉线自豫北入直隶，连克濮县、观城、顺德、大名、晋县，继续前进，与第一、三两集团军取得连络，最后进占南苑。李宗仁说：“第二集团 军冯玉祥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答戒前线地区。”③第三集团军由山西入直隶，于 5 月中旬连克平山、灵寿、正定、获鹿、 石家庄，时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亦奉命率该集团军由京汉路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