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第７页。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６页。该书无出版单位及日期，编者（未署名）按语日期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８ 日。据王文元称：该书系陈独秀遗嘱执行人何之瑜将陈的遗稿带到上海，“由 朋友们集资自印”。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页。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 划。陈独秀很受鼓舞，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①。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那时他对抗战的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 严重的人。在南京时，他曾与傅斯年、胡适之谈形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 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 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 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 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 他现在还是乐观”②。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日本对中国作 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①②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 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①还说：“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 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②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③“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 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 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④陈独秀这些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 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他后来自己很快背弃了这些观 点。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 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 是何人何党所领导，①②③④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２—３３页。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５２期，１９３７年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我的抗战意 见》第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①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 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 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②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 发点。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 一八”、“一二八”时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 日战争。”③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 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为此，他说：“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 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④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和 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①②③④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 日。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 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①。所有这些，与他“一 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话对比，是一百八十度的 大转弯。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对于其他问题， 他仍然保持着界限。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胡 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 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 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②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 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①②《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 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率笔和曰：“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①为了合作抗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 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②在 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 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③自然，他希望国民党采用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多党制④。为了“全民抗战”，他 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 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①②③④陈独秀：《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政论》第１４期，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 题》。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５集。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止征工，拉夫等”①。 但是，这些要求对于国民党来说，完全是缘木求鱼。而且由于他对国民党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又 看不起，发动全民抗战又强调“党政当局”去发动——“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②，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没有认识，也没有考虑到在 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压制破坏人民抗战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的“全民抗战”，实际上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所谓“持久战”，也是一句 空话。随着国民党本性的暴露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陈独秀又很快由盲目乐观变成“悲观”，变成失败主义者，“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 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③。对游击队的评价，也与开初翻了一个过，说“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 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④。于是，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的蓝图，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 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 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①②③④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亚东版，１９３８年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抗战中的种种问题》。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 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①等等。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要观点，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 有任何形式的联盟”②。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 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 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写的长达１．２万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一定事件之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 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接着他大量引证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说明“自马克思到托洛茨基，从来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任何阶级联盟，也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和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联盟或共 同行动的说法”。同时，他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归纳出来托氏反对的“四个阶级联盟” 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①②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 替阶级斗争；（二）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三）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及政府。”①另一方面，为 了向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这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 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 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 子，而受骗子的骗”。这篇文章，因为是左派的“生活书店”委托茅盾编的一本同名书②的征文，所以用了比较隐晦的语言，影射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 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文中讲的“横断世界”是指阶级和阶级对立，“整个世界”是指民族统一战线。①②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 另一篇是这年７月１日以其怪僻的笔名“儿”，在托派内部发表的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①。文章一开头引申《中国的一日》一文的中心 思想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痴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 抗战态度后指出：“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 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看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 如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用“取甲制乙的策略”，“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文章然后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所发 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 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①《火花》第３卷第３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即燕子（《诗·邶风·燕》毛传：“燕燕，也”。相传“陈”姓家族起源于殷商胡公，后被封为“陈”国（今 河南淮阳县），而商国王祖先是“契”，“契母简狄吞燕生契”，所以《诗经》“商颂·玄鸟篇”上，有“夭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在陈独秀的家谱《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上也是这样记载陈姓家族的起源的。所以一些陈姓知 识分子，都把自己说成是燕子的子孙。陈独秀起此笔名，大概亦然。据郑超麟和濮清来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过不少陈用“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把“儿”的文章列 入“陈独秀著作年表”。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攻击此后发表的“朱德领衔的 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丢丑”更“彻 底”。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早在这年春天，中 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此口号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 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 他批评中国托派“胡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 也是极胡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 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 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他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出版的几份托派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Cｄｓ以打平天 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G 笥牍倭拧⒄汀⒕В醵朊裰诘墓糇邮帧: 险较摺保欢涎云浣峁厝皇 垢锩裰凇霸僭庖淮瓮郎薄薄Ｐ胖谐腥舷衷谏虾５囊话阕杂勺什准队胄∽什准渡喜惴肿游薏换队膊车摹靶抡摺保趾敌抡摺霸绞芑队 泄锩阍皆舛竞Α薄＝幼判胖杏肿源担骸拔颐钦飧鐾盘澹砸痪湃鹉旰螅诎侔憷Э嗟幕肪持校N 颐堑闹髡挪恍傅亩氛！改昀吹母髦质 卤渲っ魑颐堑恼温废哂牍ぷ鞣椒ㄊ钦返摹Ｎ颐欠炊允反罅值车幕嶂饕澹ざ饕宓恼哂牍倭诺持疲衷谖颐怯旨峋龃蚧髡庵峙驯车摹抡摺 ！痹谡庋拭鞯乇硎玖怂峭信傻恼沃髡乓院螅啪投月逞附写蹬鹾屠＃骸跋壬难段恼掠肫犯瘢俏沂嗄昀此把龅模谛矶嘤兴枷氲 娜硕汲聊绲礁鋈酥饕宓目又惺保壬滥鼙咀约旱募夥芏凡幌ⅲ∥颐堑恼我饧缒艿玫较壬呐溃叫慕9 馊佟！雹俾逞冈拇诵藕螅酝 信傻淖钥涓械蕉裥模酝信捎枳约孩佟洞鹜新逅够傻男拧罚堵逞溉返冢毒淼冢担福浮ⅲ担福挂场*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 即口述回信，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 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 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鲁迅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 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①托派临委拉拢鲁 迅碰了一鼻子灰。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大发脾气，问临委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并以宗派主义的眼光，对鲁迅进行人生攻击，说“鲁迅之于共产党， 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②。托派临委也抓住鲁迅回信中怀疑他们“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 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说法，攻击鲁迅“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③。陈独秀和托派临委的攻击， 只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陋。他们闭眼不看，鲁迅一贯是一个伟①②③《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目 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 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重点系鲁迅所加）这个立场与托派的主张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鲁迅不怕压，不受捧，一贯坚 持原则，是非分明，决不同错误、腐朽和庸俗的倾向妥协，即使与中共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作风，一 方面又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所以，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由此也表明， 陈独秀当初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是多么的错误。可是，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后，他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 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自然，他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路线，并非完全拥护，他看不起甚至反对 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一例。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 展的进步的表现，表明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①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载《鲁迅全集》第６卷第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①。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捐弃前嫌，放 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 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②。应该说，与其他托派相比，他的这种表现是鹤立鸡群的。与托派领导集团“决裂”在武汉独立开创局面陈独秀上述抗战主张，是 背离托派的传统立场的。当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指 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所以，托洛 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 推翻蒋介石。”③１９３７年８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还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④对 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①②③④《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７２页。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５１ 页。《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 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 命的政策了。”派临委，根据托洛茨基筹备第四国际的精神，也开始筹备正规的中国托 派政党，但是不久，尹宽和王文元又先后被捕。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到上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 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他们根据上面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 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 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 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 们”。对我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我党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 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 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 争）的潮流。”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 王文元说：“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 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②。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 和同志”的郑超麟，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出狱后，曾到陈处（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郑反对陈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 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 的主张。话不投机半句多，郑第二天就离开了陈独秀，③从此二人再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超麟把中日战争看作是蒋介石对日本天 皇之战，应当采取①②③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 志”王文元出狱后来到武汉他的住处住下。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王试图 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但当即遭到他的反对。陈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 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①这个“新方法，新途径”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 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和民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骚动”。因此， 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 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王文元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他确象托洛茨基 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他同意陈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 绝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不同意陈把托派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陈与各个“民 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陈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不过这不是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来，与他走一段“新途 径”的尝试。不久，濮德志也来到武汉，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样的立场。“三驾马车”开动了起来。“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陈独秀筚路蓝缕，谈何容易。说 也真巧，当时陈独秀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他拉上了关系。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 正在该地驻防，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给陈独秀的 印象很好。陈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 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 因此，在养伤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猜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对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 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 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 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 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 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 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①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到何基沣的内黄师 部去，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 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②。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国 民党京沪战线溃败以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 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利用其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地和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①②《双山回忆录》， 第２３８页。《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①。 由于国民党丧失民心，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已极，日益对国民党采取反对派 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愈益增长的期望。我党在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领导下，正利用这种形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陈独秀也敏感地觉察 到了这种形势，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王文元和濮德志却反对他的做法，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 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 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陈的性格特点是： 一旦决心立下，就坚定不移，别人不容置喙。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②，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来到武汉，他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开 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①②“四派”即陈独秀派、第三党、全国救国会和桂 系反蒋派。《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０页。“复兴事业”①。但是对于真正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他是不屑为伍的。 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后，想拉陈另组“共产党”，武汉市公安局长为此几次拉他俩在一起吃饭，企图撮合。陈只应付，决不与谋。他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 没有这个能耐。”②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 机政客。”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 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④“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⑤陈独秀还把这种立 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离托派的声明”。其实他只是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而不是“脱离托派”， 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①②③④⑤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扫荡报》１９３８ 年３月２１日。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 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犀照：《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三之二，第２０３页。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足”。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注）同志的意见不是 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①。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 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②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 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③。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④，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 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Ｄ．Ｓ．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 级在民族解放斗争①②③④《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７页。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 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页。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 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９页，译注①。《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 卷一，第２８页。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Ｄ．Ｓ．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 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提纲”还说陈关于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 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 政治主张。”“提纲”还认为“Ｄ．Ｓ．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 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 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提纲”最后提醒说：“Ｄ．Ｓ．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 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 们希望Ｄ．Ｓ．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上书托洛茨基又受托派抨击托派领导集团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 可理喻的状态，陈独秀并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击所采取的办法是写信向托派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①。该信件在回击临委的 指责时，完全是站在“我们”——整个托派（包括临委）立场上，以向托洛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的溃败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 的错误，造成组织衰萎，因而对这种失败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 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 向。”同时，他也是代表整个中国托派，提出今后他认为正确的工作方针：“我 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 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与“极左派”集团的斗争与“第 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地改变态度，如果不 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①陈独秀：《给托 洛茨基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 别的将无所成就。”这封写于１９３９年１月的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 忧虑，这与他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那个被人称为“脱离托派”的声明，情调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一年之间，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 怎样看待那个声明与这封信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他只反对托派领导集团，并不反对托派组织。他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的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前者抱有希望。 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以及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 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①因此，他可以实际上脱离托派组织生活，却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不能去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板左”路线和政策策略，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在抗战问题上，陈独秀与托派领导集团的分歧，是托派内部的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问题上传统分歧的 继续和深入。在给托洛茨基信中，陈在分析极左派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根源时指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①《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 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 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 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声明前４个月，他最早向托派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的信中，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 的“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因为“不曾看见 共同的敌人”。他尤其坚持托派传统的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观念，不承认中共无产阶级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因此，陈独秀在３月声明中，断然拒绝“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 误”。局面的策略。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 为重，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 发展，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述：“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 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 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 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据此，陈独秀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 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 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 来的声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 托派无关。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 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说：“依照我的想法， 这工作（指到何基沣部队工作——引者）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讨厌上海 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王文元还说，陈独秀在与“民主党派”接触，企图组成 一个联合战线时，也是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个“我们”，与他后来给托氏信中的“我们”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 托派自居”①。１９３９年１月所写的信是他独自开创局面受挫后思归情绪的反映。 以上所述，说明陈独秀还没有与托派决裂，但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说得正确些，他在武汉的努力，虽然仍然站在托派的 立场上，眼睛却在观望，揣摩风向。如他对王文元说的，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②。 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③那么， 他在武汉的努力，得到了什么结果①②③《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２４页。《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呢？他的观望，又望到了什么呢？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①。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 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②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 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来。 约高语罕来，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３００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 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 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 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 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①②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 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页。 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①。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 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 写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的了。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 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 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 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在１９３８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 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①。其实刘仁静后来自 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②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 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 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 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 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 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 刍①②③《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８卷第２１期。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３—４月，史斌、苏晏整理），《党史资料》丛刊（上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议》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 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 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 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 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 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 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但是，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注④。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 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 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 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 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 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②，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 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Ｄ．Ｓ．同志归咎于我们的）。 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 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①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１０页。 同上第７３页。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 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仁，他要李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 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①１２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 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 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 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 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①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中国革命问题》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 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 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托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 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 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 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 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 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 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寄予了多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１页。片山潜（１８６０—１９３３）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情苏 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６９页。 么大的期望。过了４个月，当他得知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 一方面反对托派临委，一方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消息后，他又写信给李福仁，表示：“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 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 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 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 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 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①这封信后，大约有半年多 得不到陈独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３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 何？”②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当然明白临委在抗日问题上的意见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①②同上第７５页。《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３页。 于他一贯对陈独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能站在临委一边批评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独秀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 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 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洛茨基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 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 一贯的愿望。在１９３２年九、十月间他给陈独秀的信和１９３７年８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 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