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 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 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 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 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 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 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 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 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 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 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 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 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 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 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 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１、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２、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 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３、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 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４、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①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 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 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 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 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秘密举行了 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 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 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 能出去。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２０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①中国左派 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 印小册子。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 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 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 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 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到１９３５年才起用。①②③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 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统一大会文件汇编》（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 山回忆录》第１５９页。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三者互有出入。 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４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 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 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 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 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②。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５００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 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 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 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 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４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 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 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①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 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 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 中央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 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 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唐宝林整理）。心理现象”①。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②。托派一 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 业的幻灭。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 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 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 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实马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①②③访问宋 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梁干乔“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 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 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 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８月又受打击。 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①就这样，“陈独秀想收 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②。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 了。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 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 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 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中权势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 纸老虎里面不过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湾文海出版 社。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此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二人之间的争斗，却并 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到新的领域里，继续发展。在陈独秀的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各派 组织实行统一后，彭述之还在反对，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统一大 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临 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５月５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 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②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员会中， 陈独秀常常与彭述之发生争吵，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说：“他就是这种脾气， 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①这样，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时，彭述之还写文章骂他“晚节 不保”。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１２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 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火花》刻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房租、伙食费，以及腊纸、油墨 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②。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都有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 的形式，广为散发，引起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这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z 等种种罪恶，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 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公”；“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 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①②曾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等①。在他以“独秀”署名写的《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 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唯一前途②。“九一八”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 他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猛烈。９月１３日，陈独秀又写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国往何处去》，批判戴季陶从所谓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 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 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④在这里，陈独 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殊不知，其结果与他批判的对象一样，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枉费心机；并且，因此使 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的极“左”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了高潮。①②③④《火花》第２期，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出版。 当时托派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在与我党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火花》第１期。《火花》，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出版。 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 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民众的高压政策； 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 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兴趣。他奔 走呐喊，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据现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 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名义或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３８篇之多。在这些文章、文件中，陈独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 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确的立场。他抨击蒋介石在出卖民族利益上，与接受日本二十 一条时的袁世凯一样，而在压迫人民反帝运动方面，却比袁世凯走得更远①。在这场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发扬“五四” 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从请愿游行，到捣毁上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火花》第２期。 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了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也因此遭到血腥的镇压。曾经领导过“五四”、“五卅”运动的陈独秀，根据自身的经验，为了给运动以更大更直 接的影响，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 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 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 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 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共出了７期①，共载 评论文章４８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１２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据当时应陈之邀常为《热潮》写稿的刘仁 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这个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①据刘 仁静说，就出了这几期，“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器①。此外，《热潮》每期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１０２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 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 幻想。②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 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 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 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 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①②顽石：《国联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出版。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①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以欺骗民众。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②。果真，汪 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陈独秀立即把《热潮》第四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 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 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③！除此以外，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 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的路线进行。《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 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 展到捣毁国民①②③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和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均载《热潮》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３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出版。 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１期。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 然的逻辑”①。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 们的束缚时，他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 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②！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 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 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③。还须特别提出的是，陈独秀还努力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沉重地回击 反动派对它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 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①②③顽石：《真正的危机》、《“一二一 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７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出版。 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 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１９０３年“拒俄运 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 府的“危害民国”罪。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 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 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 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 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②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①②《发 刊词》，《热潮》第１期。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出版。 真正危机！”①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 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②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 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 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 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③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以求的“议会斗争”。①②③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热潮》第３期。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６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３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 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 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 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 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 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 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 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１９２９年他与党决裂到１９３１年５月刚任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 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 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①油印传单。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 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①；“目前是国民党 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 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 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１９０５年时的革命 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 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 命的民众政权’。”③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①②③独秀：《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火花》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出版。《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校内生活》第２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 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 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 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 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 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１９３１年５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 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 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 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①②“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校内生活》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 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 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 作。”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 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 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 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 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 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火花》第７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 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 个２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 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 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 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 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 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９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 版。《红旗》周报第２３期。《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 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 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 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 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 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 为侵略者效劳。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 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 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 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 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 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 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 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 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 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 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 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 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 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３期。《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 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 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 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 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 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 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 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 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 采取组织①②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 第３期。同②。《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 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 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 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 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陈独秀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 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伯庄 对北方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３日），《校内生活》，第４期。《常委通告第６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 第活》。第３期。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 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 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 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②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 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 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①②③参见法南 区委陈岱青等５人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 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１９３４年５月《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 不久，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 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 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 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 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 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５ 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 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 闹剧。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 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 发生什么影响。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６ 月２２日）。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 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 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 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 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 指示。９月２２至２６日、１０月３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 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 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 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 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①托洛茨基完 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 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 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一○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 最后一次。②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①②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１９１３年８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 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第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 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①陈独秀第 四次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 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 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派 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 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１０月１５日那天， 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②。①②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８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给作者的信。７月２６日郑超麟给作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曾 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１３期《火花》。《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 判决书》，《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说得很清楚：河日（即１７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 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 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①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 拘获，”②不仅如此，谢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 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点，先后破坏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 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１０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为托派内 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与共产党无涉。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因为它把陈仍看作是“共党首领”。 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反党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①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１２７７号。 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 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①。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 予处决”②。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之流，通过研究“罪证”，向叛徒调查，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 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介石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陈独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①②③《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日。 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表示了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说：“这 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①然后，他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好，斗争失败。１０月１９日，他们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 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２５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 秀，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陈表示他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对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②。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 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一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幸而墨尽，才得解围”④。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 能屈的气质，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何应钦传询陈独秀之后，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托词①②③④《陈独秀 军部挥毫》，载《晶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９日。包惠僧说：“三军可夺帅”是写给何应钦的。《陈独秀王灵均信》（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 年》未刊稿。《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 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①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 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陈独秀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 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任他的律师。他接受了章士钊，别的都谢绝了。②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１９０３年《苏报》 案后，两人曾创办《国民日日报》，以代《苏报》；１９１４年，陈独秀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