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半途而辍；有的同他分道扬镳，甚至成为 他的仇敌。但也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他的新战友，新朋友越来越多了，时代赋与他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的才识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的要求。现当革 命的转折时期，他本人也被政治急流的漩涡冲到了岸边，使他那沸腾的政治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宁静，他独自默默地沉思前不久的那些争论不休，“理 还乱，斩不断”的问题。一路上他躺在上铺很少开口，铁板的脸，紧闭着嘴角，有时喃喃自语， 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４８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船到了 上海，他们雇了一部汽车，开到彭礼和家。这时黄文容还和陈独秀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① 陈独秀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②可中央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拒绝了。 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呵？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 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③这个说法虽不确切，因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但他所表 述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是非常浅显而又正确的。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去，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他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不满情绪。说到意见分歧，主要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国共两党合作；而陈独秀却多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 主张。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期，联共（布）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也是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 不曾有过任何的协商或讨论，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子也并不一致，但结果不谋而合，这一点对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达到了白热 化的程度，而且不久托洛茨基便被开除出党，接着被驱逐出境。这个时候陈独秀如果去苏联的话，以他那火暴性子，决不会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诿 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一类的话的。甚至还会说一些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话。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心 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吗？很难想象那时他的结局是凶是吉？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因而，他拒绝了，没有去苏联。①黄文容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②《告全党同志书》。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８、１２９页。“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 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筚路蓝缕，一步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而陈独秀好似来到了革命的岔路口，他不禁惆怅迷惘，中国革命为什么 失败了，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现在是哪个阶级胜利了，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又该怎样估量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下 一步中国革命该怎样革法，他依然在思考着政治潮流的方向和流速。陈独秀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撒手不问政治的。他经过一番沉思之后，自认为指破 迷津，毅然决然地朝着一条岔路走去了，并终于同他亲手创立的党分手了。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陈独秀传（下）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２０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 星”。２０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 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 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 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 导岗位起，到１９４２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 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 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 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 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 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９月１０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 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９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 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 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 到各种各样的处分。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①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５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汪原放是 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 楼上。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 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 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 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 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 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 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 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 学研究领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１９８０ 年６月２９日，唐宝林整理）。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无产者》第２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 年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３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 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①。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 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 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 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 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 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 他》，１９４９年８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 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 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 字。”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 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 种拼音文字出现”。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 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 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 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 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４３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 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 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 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 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 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①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１９４８年１月７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３０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 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 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 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 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②。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中国 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和《中共中央 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４卷第５期。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 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 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 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 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散发）。②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 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因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由于他斗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 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 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８日），《中 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生活的终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 可能。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 不同的。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不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他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 为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１２月１３日，即广 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我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 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 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 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①《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９、７６、７７页。 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 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 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 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 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 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 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 的中央领导机关。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①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正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 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 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１９２９年７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 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 独秀又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 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 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 有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 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 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 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 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 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①②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 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 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的愿望。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 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 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国 共产党第１１届中央委员会第６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 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扩 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 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 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 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 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①②“六大”记录。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 报》，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 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 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 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 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 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 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 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折。①②③同②第４２５、４２６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３６６、３６７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 日）。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 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 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 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 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 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 等。“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 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 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 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①。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从任党的 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 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 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 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①郑超麟：《回 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 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４月， 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 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 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 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 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 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 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 作时代的动摇分子，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６５、３６７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①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②。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 寻找了一些借口。“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 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 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 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③。①②③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党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９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 集》（上卷）第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 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 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 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 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 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 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 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①李立三：《江 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 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 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 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 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 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 等人的政治界限。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 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 日）。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 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 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事件失败时，蔡振德和马 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 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 拾。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 语）。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 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 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 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 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 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 战线。（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 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 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 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 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 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 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 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 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 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 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 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 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 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 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 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 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 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 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 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 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 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 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 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 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 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 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 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 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 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 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 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 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 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 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 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 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 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 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 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 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 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 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 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 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 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 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 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 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 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 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 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 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 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 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 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 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 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 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 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 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 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 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 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 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 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 识。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 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 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