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约有五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 密”。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外国人，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数天之内了解到广州的真实情况呢！马林的说法恰恰是夸大的。 马林在过高地评价国民党的同时，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 说来没有价值”。①而且直到①《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说得确切些，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① 这些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马林根据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 的战略，即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②马林的意见在得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以后（时列宁正患病），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１８日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斯内夫利特）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８月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代表 作出指示：“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 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③共产国际决定以 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不久，马林携带着国际的指示又来到了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 幕。马林为了贯彻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共中央①②③《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１１３、６６、６５页。《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在 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信》（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０日），《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卷》第３０６６号；《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１９２３年５月），《斯内夫利特卷》第３０６０号。转引〔荷兰〕托尼·塞奇：《亨克·斯内夫利特与第一次联合战线的起源》（英文本）。 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于是８月２９日、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 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 了我们的独立政治”。①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 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 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 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②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种行为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了。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但在实质性的 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 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①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４２—２４３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西湖会议之前不久，广东政局发生激变。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陈炯明叛变，所部４０００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 州，于８月１４日安抵上海。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曾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 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①正当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 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 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②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６日，孙中山指定包 括陈独秀在内的９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当这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陈独秀便离沪进京，然后与刘仁静（代表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一起赴苏俄，于１１月８日到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拉狄克发言，斥责中国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 相结合，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①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４８页。《致国民党书》，《孙中山选集》。 子一样”。①拉狄克的发言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评价。诚然中共这时还是个小团体，但它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 拉狄克的指责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在莫斯科时，接见了由法来俄的萧三。当陈独秀了解到“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困难很大”，便写信给赵世炎等人，“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 批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旅法问志收到陈的信以后，“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 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②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以后，陈独秀与瞿秋 白一起回国。海。③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问题的决议》，全面地表述了它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决议》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 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却“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但是，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①②③这两个日期均根据《汪孟邹日记》（未刊稿）。 萧三：《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安徽文史资料》第１９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美和 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①国际的决议与马林的报告在基本观点上可谓一脉相承，同出一辙。他们都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这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要中共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对国民党施加 影响”，与苏俄联合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使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同苏俄的外交政策直接挂钩，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无论是马林 的报告，或国际的决议都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这决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过分地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将 对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产生深刻的影响。当陈独秀还没回到上海的时候，１月２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 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２１人为国民党参议。②也就在这个时候，广东政局又发生了变化，滇军、桂军击败了陈炯明部（退入惠州），２月２１日， 孙中山到达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秀为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３月２６日来到了广州。③这是他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广州。４月１０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６月１日，陈独 秀启印视事。同年①②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９４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１册“组党”第３１２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９３、９４页。 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①孙中山对陈独秀屡次委与重任，这当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不过真正促成两党合作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中共“三大”于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２０日在广州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谈到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的问题时，说：中央和国际代表曾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国际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 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这段发言足以证明陈独秀 经过西湖会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中共“三大”召开之时，他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了。他在报告里当批评别的同志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②这是个一般化的自我检讨。对时局发生的什么变化，“看法不清楚”，犯了什 么样的错误，都是笼而统之一笔带过，不过这很可能是陈独秀有生以来所作的第一次自我批评，这说明自建党以后，陈独秀也在注意自我改造，党的纪 律对他不能不有所约束，因此他的老朋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变好了，不再象从前那样常发脾气、使牛性子了。但完全改好也难，否①②《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共“三 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全国政协《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则为什么后来在中共“五大”上又为自己的暴躁性子作检讨呢？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同国共合作的“左”的观点， 也不同意由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①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于本年１月１２日通过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决 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 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宣 言》还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 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１６、１２８页。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以批评促进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从１９２２年６月到１９２３年底，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题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分析他为什么从反对加入国民党，一变而为同意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依据。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当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号召中国劳苦群众“都应该加入”民主主义的斗争，“集合全国民主 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①在这段 引文里值得注意的是期望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显然不是指的已经组织起来并具有多年历史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在西湖 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即９月２０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对其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②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到之见，而是对马林观点的重复。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也就①②《向导周报》第２期。《东方杂志》第１９卷１５号。 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决议之后的三个月，陈独秀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里，呼吁必须“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 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各部分的民主力量统一结合到谁 哪里去呢？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①为什么各派民主力量要集中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 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作出了回答。在前一篇文章里，他首先粗略地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 的各个阶段，即由游牧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认为各民族的历史，虽然“进化之迟速大相悬殊，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 恒次第不爽”。中国社会的现状，正处在由封建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资本主义虽然“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 终于敌不过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既然需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末这场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并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党 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虽然“也明明知道”民主革命①《向导周报》第２１期。 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 之路”。①为什么各派民主势力不能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一边，使它在民主革命中居于统率地位呢？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 文中回答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②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了他接受了马林和国际决议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再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如果说他当初曾经抵制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么现 在他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主张，而且引申了他们的观点，明白地说出了马林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并赋与这些观点以“理论”色彩。这就是陈独秀从反对 加入国民党，转变到赞同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所谓理论依据。产生这种理论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中共的创立，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 传播，到中共诞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在①②《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 这短暂的两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自己眼前的直接的任务，发展到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 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和特殊的规律，这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或国际共运的领导人都是没有 现成答案的新课题。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毕竟见多识广，因此很容易受到国际及其代表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积极因素；也有 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于后一种情况，只要把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国际对国共合作的决议，同陈独秀的文 章对照起来阅读，便可一目了然，陈独秀积极地宣传了国际的观点。（二）陈独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断言中国社会必定要经历资 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一种机械的，或者说是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书生之见。他不懂得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 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胜任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也不懂得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弱小，如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联盟， 就能够逐步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没有深刻地揭示各阶级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三）陈独秀本来是重视工人运动的，尤其注重铁路工人的力量。但当 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血腥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资本家一起向工人进攻，全国工运除广东、湖南外都趋于低潮。陈独 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工运低潮的消极的反映。总之，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在中共 内部相当普遍存在的，否则中共“三大”宣言里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写道国民党“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了。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邓中夏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发表《我们的力量》，两次不 指名地对他提出了批评：“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摇头，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 邓中夏“大声直呼：‘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更为可贵 的是邓中夏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当论说到资产阶级时，邓中复正确 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至于说“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①这个观点无形中又偏到与陈独秀相反的另 一端了。怎样认识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阶级， 这得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上述的陈独秀的言论，国内党史学界有不少同志称①邓中夏：《我 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之为“二次革命论”，并把他那两篇文章看作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 基础，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查有实据的。但是若从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去考察陈独秀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时的“二次革命论”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 没有一以贯之于国民革命全过程的始终，或者说尚处萌芽状态，至于今后如何发育，还得审慎地观察、分析而后作出判断。这个看法并非是笔者的首创 之见，早在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来了，并同瞿秋白发生过争辩。蔡和森说：在“三大”上“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 些原则上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 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①蔡和森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因为陈独秀这时的错误“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 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既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有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主张和行动，对国民革命时期不 同阶段的陈独秀的言行，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认定从“三大”开始，陈独秀便是个“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者，那就岂不是说党组织的代表 偏要推举这位机会主义者连任了五届中共中央书记，这是无法理解的。试图拿一种固定的思想框框——“二次革命论”，去套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或历 史人物，必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 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共产党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功过是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组织状况。人们常说党在二十年代还处于幼年时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党的幼年性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实际内容的套话， 而是渗透在党的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且主要地表现于它的领导层的理论水平 和政策水平。陈独秀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由于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国民党的 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因而他对国民党的认识比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要实际得多。他在积极地宣传统一的国民运动，号召所有民主主义者集中于国 民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努力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批评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①国民 党的一些领导人“只看见武力不看见群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②国民运动若是 忘记“最勇敢急进的先锋”——劳动阶级，“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的；③揭露国民党里的种种邪说和谬论，例如有人“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 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④有人主张联合奉系、皖系和西南军阀“三派共讨直系”，陈独秀认为这等于是军阀之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 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①②③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六大”以前》第１３７页，１９５１年版。《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评蔡校长宣言》，《向导周报》第１７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４日。《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的意义”；①至于那些在暗幕中干“孙（中山）曹（锟）携手”勾当的人，那真是要国民党“自杀了”！②陈独秀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明 确地指出“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战线，一是军阀战线”，国民党“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车阀 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③陈独秀的这些批评，以及不指名的对孙中山的批评，都是适时的、中肯的，对宣传国民革命， 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 中山缺席，会议由鲍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的同意。鲍氏掌握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 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８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 次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演说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任务时，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①②③《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 月１１日。孙中山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１日到达广州后，曾发表演说，和平统一，化兵为工，“先裁兵，后统一”。２２日发表谈话：为了促进统一，除“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同时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 现进行亦甚顺利”。吴佩孚若不从，“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５日）。《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 月１１日。《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切实地发展它，赋予他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 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①初来乍到的鲍罗廷，他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观点竟与马林、陈独秀的一模一样，这自然是由于倡导 和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上海，接替马林（９月回莫 斯科）的工作。１１月２４、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 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 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至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１）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 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２）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勉强行之；”②１２月２５日， 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 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８５页。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①从上面这两份文件里，可以清 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在改组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都持以积 极争取的态度。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 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而且这个纲领已提交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１１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 所做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 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 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３０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２００人，其中 共产党员２３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４１名，其中共产党员１０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此国共两党合作，中国革命才逐步高 涨起来。{{回击右派的进攻维护党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为国民党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中 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开创各项革命事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 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中央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如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 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等。在国民党的三大执行部里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在汉口执行部（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 任职的有林祖涵、李能郅（李立三）、许白昊、刘伯垂、项德隆（项英）、林育南等；在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任职的有毛泽东、 罗章龙、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王荷坡、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华北和内蒙）任职的有李大钊、蔡和森、于树德、张昆弟、何孟雄、王烬美 等。从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共产党以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１９２６年１月，国 民党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江苏等十一个省区成立了省、区党部；在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成立了 四个特别市党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４０万人。与此同时，到１９２５年底共产党员也发展到１万人。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 动。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初步地统一了广州的工人组织。７月１５日，沙面华工为 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举行罢工，并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声援。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同年５月５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 学。７月３日，以共产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国共两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是一场斗争的胜利。国民党改组时，曾经淘 汰了一些公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虽持有同样的反对态度，因一时慑于时代的潮流，留在国民党里，采取了比较隐 蔽的斗争手段。到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便公然叫嚷要 排斥共产党了。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前夕，邓泽如等１１名国民党党员联名写信给 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 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是“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指奉系等军阀——笔者）之协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 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孙中山对于来信中所提的各点，或作解释，或批评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①并于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发表《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以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斥 责反对容共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②孙中山无愧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可是邓泽如一帮人并 未放弃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邓泽如等写信给孙中山，他认为“国民党之改造 方在萌芽”，现在还说不上有什么左右派政见的不同，但将来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左右派之分化“也是不能免的事”。左派，“是忠诚的要①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１０期，该刊发表此件时，将原标题改作《总 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１１、３１２页，１９４８年 版。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和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妥 协，他们“是真的国民党”。右派，“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他们“抛 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陈独秀批评有些人以是否信奉社会主义做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社 会主义者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 是光明磊落的，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然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迅即发生了，比陈独秀所预料的要快得 多。在国民党“一大”时，左右派斗争的焦点是环绕着是否采纳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展开的， 到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斗争深化了，侧重点转移到右派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继获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印行）和《团刊》第七号（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１日印行） 以及其他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里除刊载团的一些文件外，还转载有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团的“二大”决议 案及宣言中写明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仍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的①《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周报》第６２期，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３日。指挥，本团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共中央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 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共产党员的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并“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国民党中央三位监察委员发觉共产党在国民党里进行党团活动，大为恼 火。汪精卫、张继携带上述印刷品，当面质问陈独秀，反对党团活动，反对党内有党。陈独秀承认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确有党团组织，但这“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中共有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 意是指挥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这个解释“并未使 汪、张两位满意”。①尽管陈独秀明白地表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②但是邓泽如这批人还是放 心不下，而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对革命事业越是积极负责，他们越是忧心忡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者，实非少数”，半年来中央“派出组织 党务之专员，有共产〔党〕籍者实占多数”，终于迫不及待地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案摘录了《团刊》七号等所载文件的内容，并 据此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是“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希即从速严①②《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８０期，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７ 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０页。重处分”。① 此后不久，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编辑出版了《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三种印刷品，广为发行，极力诋毁共产党， 叫嚷什么国民党“亡党”了。们的回答》，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明：你 们所说的破坏国民党的铁证是指《团刊》七号登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及《青 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然而就在这些决议案里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使 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如果你们“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决议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然后，陈独秀分作六个方面：为 农夫工人奋斗、建设农工力量、民族自决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俄协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武器，针锋相对地 逐点进行批驳。其中尤以工农问题最为紧要。因为右派之所以拚命反对共产党，也正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工农群众的利益。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你们说共产派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加入国民党，“以成就他 们的势力”。陈独秀回答说：“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①《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２、３１５页。 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一大”宣言 里不是明明写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吗！你们如果还想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确有细心地把国民党 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你们说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又“主张改良”劳动者的生 活，却指责我们号召劳动者奋斗是什么“别有怀抱”。你们既然谈民生主义，就应当以“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准。宣言说国民党“反抗不利 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你们说我们“别有怀抱”，“不知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 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事，“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你们说要用“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 觉悟了将政权交给国民党”。劳资两方的利益是冲突的，“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改良非人的生 活”。你们既然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那么主张改良，岂非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的党，可你们说“真正的革命党， 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这种议论证明你们对各国革命史之无知，且不说别国，“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 你们提出解决国共两党“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竞，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你们的本怀”。 我们明白地答复你们，“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 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①《我们的回答》一文，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期，共产党为维护其独立性， 并进而增强国共两党合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全文近八千字，文风刚柔并济，柔中有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思想武器，全面地批驳了当时国民党右 派分子的言论，但文中并未使用“右派”这个词，这可能同当时的斗争形势 有关。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许多省市的国民党组织， 都得依靠共产党员去建立和发展，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７月３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作出决议：凡国民党党员的言 论和行动，“以大会（按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 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②７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关于党务宣言：“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 效力”，某些党员对已①②《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５页。 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的回答》，《向导周报》第８３期，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７日。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产生的怀疑及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因此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平日行动能 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罪责归之于“反对派肆其挑拨”，但不曾指明谁是“反对派”；一再声明衡量党员的标准是“一 大”宣言；但也不曾对违反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位中央监察委员绳之以 党纪。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问题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 而且贯串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终。１９２４年下半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遭遇战罢了，陈独秀虽然义正词严，极力批驳右派， 但他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这件事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 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②这种困惑的心情将迫使陈独秀在今后与国民党 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是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还是主张退出国民党？①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１页。①《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２０日。{{论工人阶级的领导指挥五卅运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２０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９９４人。 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 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技术上组织上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① 的延迟，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况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②大会对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评价，自然也包含了对陈独秀的 评价。“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 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 要性。陈独秀本来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现在为什么他也同意国 民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０页。 扩大执行委员会，指１９２４年５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呢？里就提到“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国际对这个指示并未说明任何的理由，而且同它前不久所持的观点：“中国工人阶级 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自相矛盾的。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三大”已闭幕。当时陈独秀认为这不是“毫无疑问”，而是“疑问很多”。②到１９２４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过一次中国革 命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同年８月回国，把这一精神带了回来③，并在年底 写了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 命的领导者”。彭述之说：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在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 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又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答复陈独秀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④彭述之的这个做法迫使陈独秀不能 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表明他的观点。但陈独秀也并非纯属被动的，即使当他认为资产阶级是①②③④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编《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彭述 之写的《引言》。据郑超麟回忆。《中共大事年表说明》第２３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４页。 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①若没有“这 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②对于劳动阶级的革命作用的重视，使他比较容易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季刊）第四期同时发表了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 教训》和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文。陈文论述了自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至１９２４年广州政府平定商团叛乱，这其间的历次政治运 动。最后得出结论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 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没有使用“领导者” 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谓“督战者”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①②《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周报》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 日。《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量》一文中论述了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 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 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①这些观点与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相比较，显然有了很 大的变化。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论述虽不确切，但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四大”召开之前夕，没有必要 进行“公开的讨论”，“四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这两个议决案里都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 的革命领导权，这使得陈独秀他那本来就是不定型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冲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参 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对比的问题，在理论上认识到的并不等于在国民革命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能使之成为现实，资 产阶级对争夺领导权寸步不让寸权必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严峻而又①《向导周报》第１０１期，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复杂，因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领导权的思想也变得复杂化 了，但在群众运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自始就积极地实现它的领导作用。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 过去健全充实得多了。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 中共中央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 任命。陈独秀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①共产 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四大”闭幕后不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成为空前的 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１５日，内外棉七厂（织布 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 三项决定：控告东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１０—１３页。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 的运动”。①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日商纱厂４万工人于２月间曾举行同盟罢 工。那时陈独秀就指明“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②所谓“民族的反抗”，即中国工人同外商在华企业资本家作斗争时， 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 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５月１９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 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景通告外， 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Ｃ．Ｙ．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 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 区分部校友和我①②《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１日。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 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通告。它充分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 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 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 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 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 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３４页。 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３０日到租界进行 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 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３０日，约有３０００学生上街演讲，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 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 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 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 于在３１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有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 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 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①据该日会议记录。 关于２８日会议，１９３５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 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 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 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 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 了。”（《红旗飘飘》第五集）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 理由如下：（１）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 决案》、５月１日至７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５、３３６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一转变。为什么现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２）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 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