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失利，红十军团陷入被动。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纠集了近二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十军团围追堵截。　　红十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率领下，于1935 年1 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　　1 月16 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　　部队正要出发，刘畴西派人通知，说大部队虽已齐集，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立即前进。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没有来。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还没有来。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军北上抗日光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吏！①　　1935 年1 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粟裕的感想是：　　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迸师。粟裕被任命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　　粟裕和刘英率挺迸师向浙南进军。根据形势的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粟裕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移至浙南。　　挺进师的游击区域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缘。　　浙南游击战争，从1935 年初开始，到1937 年9 月中旬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　　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地发展起来的。　　粟裕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有革命传统，浙江有些地区的地形对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有利。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主力红军吸引在北上途中。长征路上是主战场，相对而言，浙江的国民党力量比较空虚。并且还有几个在南方坚持战斗的老苏区，可以和挺进师相互支援。先遣队在浙江没能站住脚跟，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挺进师接受先遣队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就可以在浙江站稳脚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粟裕还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刨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粟裕的根据是：其一，仙霞岭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挺进师可以与其他两省的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又可以利用三省之间国民党的矛盾；其二，仙霞岭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为挺进师的游击战争创造了群众条件，当地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首领与国民党积恨已久且与挺进师已有联系，可以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其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机动。　　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共有四百多人，主要是怀玉山突围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此外还有一些康复后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四百多人之外，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挺进师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的规模相当于连，但都是团级干部担任领导。　　挺进师的参谋长是王蕴瑞，政治部主任是黄富武。　　粟裕率挺进师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闽北党组织联系后，再去浙江。　　挺进师南下，首先必须通过国民党布置在信江以北的几道封锁线。部队在粟裕率领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一天七十公里的急行军，巧妙地通过了封锁线，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挺进师进入福建边境，突然遭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伏击。这次战斗，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保安团打坏了。从此，挺进师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　　但当粟裕打垮拦路袭击的敌人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几天，不但没找到闽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反而发现了署名“李德胜”的劝降告示。粟裕明白了，原中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国民党的队伍在闽北清剿。李德胜把挺进师进军浙江的秘密出卖给了国民党。所以，粟裕的部队遭到国民党保安队的伏击。　　鉴于李德胜叛变，粟裕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自己率部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那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较强的战斗力。粟裕率领挺进师在外围先展开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进行各个击破。　　3、4 月间，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迸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辗转作战，后来又游击于龙泉河以南。先后打了大小十几仗。　　国民党军纠集了大批保安团队，并调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4 月下旬，挺进师被敌人合围在斋郎地区。国民党部队有三千多人，五倍于挺进师。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部一千二百人从东北进攻，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部一千余人从东面进攻，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从东南进攻。　　挺进师当时只有五六百人，但战斗力极强。　　国民党军依仗人多势众，先派出地主武装打头阵，计划先用地主武装扰乱和消耗挺进师，然后出动主力，一举聚歼。　　挺进师军事和政治攻势齐下，地主武装不到半天就全部瓦解。　　李秀部骄横轻进，深入到挺进师的伏击圈里。挺进师集中火力，给以突然袭击，杀伤三百余人，俘虏约二百人。李秀的手被打断，他率残部仓皇逃窜。挺进师穷追十五华里。马洪深部见势不妙，不战而逃。挺进师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经过调查，粟裕决定选择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一带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这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1935 年5 月，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的首领陈凤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过1928 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 年，陈凤生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另一位首领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尔后加入青帮，但他积极学习并传播革命知识。陈凤生和卢子敬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领导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挺进师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粟裕决定留第四纵队牵制敌人，命令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根据地并建设根据地。其余的队伍辗转游击，以掩护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为挺进师规定的任务是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他运用在井冈山跟毛泽东学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他要求将士们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挺进师的前身是红十军，是赣东北的子弟兵，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长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不少干部已不愿意也不习惯分开活动。　　起初，粟裕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可是，刚过了三天，他就带着小部队回来了，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大部队一起走。　　后来，粟裕改变方式，不让小部队出去大长时间，从三天，到五天，然后慢慢加长。这样，小部队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信心也逐渐增强了，甚至可以派一个班长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　　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依靠群众。　　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里，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之语言不通，群众又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被国民党胁迫着离开村庄。有时，挺进师连向导也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困难。　　为了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群众说明情况，请群众带路，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　　群众有了接触红军的机会，认识了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于是不再相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军接近了群众，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积累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　　浙西南山区的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加之旱涝成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面对这个现实，粟裕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　　当时，保安团队被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围，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红军则放开城市，辗转于广大农村。　　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区别情况处理土豪劣绅。　　5 月17 日，红军袭占了松阳县古市镇，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　　5 月21 日，红军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国民党的一个公安分局局长。　　浙西南的群众觉悟了，行动起来了。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一个局部的高潮。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积极拥护。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被摧毁，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国民党浙江当局为浙西南的红军之崛起感到震惊。此前不久，《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元问题”，转而又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下令进剿，企图把红军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粟裕率领一支红军在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无异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共产党的武装堡垒。蒋介石是浙江溪口人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蒋介石当时必欲除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而后快，他更不能容忍粟裕在他的家乡附近耀武扬威。　　1935 年8 月，国民党开始策划对红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　　这时，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蒋介石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认为红军已是插翅难逃。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称为“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　　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本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蒋介石把“安内”放在“攘外”之前，专意剿共，无心抗日。　　保安团对付不了浙西南的红军，蒋介石决定调其主力部队来“围剿”。　　他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指挥部最初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至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的共产党武装力量。7 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蒋介石必欲消灭浙西南的红军。　　卫立煌和罗卓英认为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只不过是红军的残余，只需“清剿”而不必“围剿”。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叫“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在罗卓英的手下，有六十三个正规团。其中一大部分用来对付粟裕和刘英领导的红军。　　罗卓英是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员充实，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发展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罗卓英手下的师、团长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著名人物。　　罗卓英的部队于8 月间开进浙江。他的“围剿”部署是：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五个团在西南，部子举“剿共军”的四个团在西北。　　罗卓英还布置了大批机动部队，合计共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加上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用来“围剿”千余人的红军挺进师。　　粟裕没有想到蒋介石拿这么大的力量来对付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他认为浙西南红军所直接面对的可能是宣铁吾指挥的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　　8 月初，粟裕指挥部队向国民党的保安武装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　　这次“示威”给了敌人保安团队以有力的打击，但也过早地暴露并消耗了浙西南红军的力量。　　面对如此众寡悬殊的情势，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关系重大。　　粟裕想起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反第一、二、三次“围剿”和朱德、周恩来指挥反第四次“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粟裕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靠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这里情况又有别于当年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毛会师形成红军主力。在战争中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因为中央苏区有相当力量的主力。而浙西南的红军则不具备主力优势。这是一支游击队，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至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　　于是，他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坚持在原地牵制敌人，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 月下旬，粟裕率部从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敌人两个师的结合部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　　罗卓英非常狡猾，他查明红军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闽浙边境后，并没有派数万大军追赶不足千人的游击队，而只派出大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游击队，几十个团的主力仍旧死死围困住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从9 月中旬开始，罗卓英血洗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直到次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　　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福建省寿宁县与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闽东特委会合，遂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组织部长，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陆大英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粟裕与叶飞汇合之际，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已到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　　粟裕的主力部队虽已跳出敌人的合围，但国民党用来追堵的五个团虽不及国民党投入“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却已相当于挺进师主力的十倍。加之处在国民党腹心地区，有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与国民党正规军配合，挺进师的处境仍十分艰难。　　面对这种局势，粟裕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命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的括苍山一带发展，其余的主力部队集中力量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南一带，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粟裕认为浙南比浙西南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1924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 1929 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在这一带的武装斗争给这里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平阳、福鼎之间尚有党组织活动，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　　粟裕率部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县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据此向东南和东北发展，直至东海之滨。　　局面打开后，由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并打击敌人，掩护并保护省委在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1935 年9 月到1936 年6 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一度丧失，但沥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争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未能奈何粟裕的这支千把人的队伍。　　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打坏，从此粟裕他们便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召开遵义会议，清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浙南的党组织无从知晓。　　在革命转入低潮之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其认识并不十分明确。　　挺进师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前四个月的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后来，比游击红军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粟裕回顾浙西南的游击战争历程，产生了一些想法。　　在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　　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做法，对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打开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坚持长期斗争的角度看，打土豪分田地的打击面大了一些，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况且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几十里，这样一个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小小的公开的红色政权，目标突出，力量弱小，经不起敌人的反复打击。鉴于上述分析和思考，粟裕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弧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红军游击队对敌斗争的力量。　　当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刘英商讨时，刘英认为粟裕的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为反感。　　刘、粟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双方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有气，发生了一些误会，以致产生了矛盾。　　临时省委应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作为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刘英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留叶飞在省委工作，藉以把叶飞调离闽东。　　粟裕不赞成刘英的意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也不符合组建临时省委的初衷。　　粟裕认为刘英给闽东游击师派的政委人选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　　刘英未能采纳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经常分开活动，刘英实际主持临时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　　闽东方面对刘英的做法有疑虑和反感。　　粟裕感到为难。他虽从中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1936 年2 月间，转战于闽浙边境的粟裕遇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他写了一封信托这位政治部主任转交给闽北军分区负责人黄道。黄道在党内是有威望的老同志。在闽北、闽东、浙南三个游击区党的负责人中，黄道的资格最老，威望也较高。粟裕希望由黄道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配合问题。　　刘英此前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当他得知粟裕给黄道写信的事后，刘英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1936 年3 月间，刘英写信给叶飞，说临时省委已于2 月2 日决定叶飞兼组织部长，要叶飞到省委工作。当时粟裕是省委组织部长。粟裕认为，刘英当时既想把叶飞调离闽东，又想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围剿”之后，把主力部队从浙西南红军游击区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　　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他要求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　　粟裕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断定敌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游击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针对这种分歧，刘英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馄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挺进师主力进到浙西南地区的外围，了解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已经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国民党的堡垒林立，罗卓英的主力部队虽已集结，但国民党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仍在继续“清剿”，敌情仍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也认为，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许信馄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决定。　　粟裕却当机立断，率部队在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外围去打游击。　　这件事加深了刘、粟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1936 年秋，刘英以省委名义给活动在闽浙边境的粟裕迭去一封信，要求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刘英还派来一支武装部队监督执行。　　粟裕十分震惊。但他还是执行了刘英的命令，把叶飞扣押起来。　　在把叶飞押送省委的路上，遇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身。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尚未尽除，党内仍存在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做法来处理党内矛盾，造成矛盾激化。叶飞如被押送到省委，后果将不堪设想。　　叶飞脱险回到闽东，闽东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关于叶飞的逃脱，刘英始终认为是粟裕精心安排的，因为粟、叶两人的私交甚好。所以，粟裕一到达临时省委，刘英立即召开会议，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分裂省委”，粟裕也参与了其事。　　黄道本不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叶飞和闽东党组织已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所以刘英只能“声讨”而已。　　倒是粟裕将直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斗争。　　刘英对粟裕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起来，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在斗争粟裕的会议上，刘英把粟裕转战闽浙边境，给黄道写信、叶飞中途脱身，都说成是参与“分裂省委”的活动。把粟裕与自己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粟裕进入浙江之初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　　当时，浙南的党和红军已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得不好，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浙南内部又出现如此　　严重的危机。　　怎么办呢？　　粟裕想，在如此极端严重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决定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样，对粟裕的斗争才告结束。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在浙南地区，粟裕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刘、粟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存戒备之心，每当必须汇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1936 年6 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　　旗号，进行反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6 月2 日，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通电全国，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敦促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　　6 月4 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位国民党将领通电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6 月9 日，陈济棠出兵湖南。　　7 月13 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各职。　　7 月14 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济棠24 小时内离粤。　　7 月17 日，陈济棠的部将张达被蒋介石收买，转而反陈，陈济棠被迫离广州逃往香港。　　两广事变，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和注意力。“中央军”从浙南调走，敌情逐渐缓和。针对当时情况粟裕及时调整了政策，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和刘英分工合作，协同战斗。刘英带领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工作比较顺当。后来，刘英带的小部队组成突击队，粟裕带的部队组成牵制队。　　突击队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牵制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粟裕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利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体。　　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几个基点连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吸取在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杭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在粟裕领导下，把原来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征收“抗日捐”。这样不至于激化矛盾。个别不交抗日捐的，红军就写信警告。警告之后仍旧不文者，则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　　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当红军游击队通知他交500 元抗日捐时，他完全可以负担，但他拒不缴纳。　　红军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罚款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地主听到这消息后，笑笑说：“想惩办我，量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　　红军游击队通过群众掌握了地主乡长的行踪。这一天，地主乡长出门了。　　红军侦察员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来，向他交代政 策，要他限期交款。　　地主乡长吓得要死，回到家赶快就把抗日捐和罚款如数交给红军游击队。以后，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红军真厉害呀！..”有了他的义务宣传，周围的地主再也不敢与红军游击队相对抗了。　　在敌我争夺比较频繁的边缘地区，红军建立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红军做事；另一种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对于那些无恶不作的保、甲长，红军予以坚决严厉的惩办。这样就使大批保、甲长保持中立，真正把反动的孤立了起来。　　粟裕领导开辟的浙南游击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他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打到汤恩伯的老家武义，有时打到陈诚的老家青田，有时逼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这些地方不容易接近。　　有一次，红军游击队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后，派了三个团来堵截。　　游击队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　　由于红军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游击基点，打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进入游击基点。游击基点的群众基础好，封锁消息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没有问题。然后，待侦察好敌情，作好了新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　　到1936 年11 月，粟裕领导下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多公里。在这一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绅士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　　到1936 年底，粟裕领导的挺进师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多个县，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粟裕在浙南领导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茶的时候，蒋介石却因为大逆不道而被张学良困在西安。　　12 月4 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亲自督战，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把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蒋介石的方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张、杨部队的生存。　　12 月7 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向蒋“哭谏”：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中共的迷惑。最后竟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9 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大游行。　　学生集会时，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十二岁小学生一人。　　学生要求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张制止学生的行动，否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去劝阻学生，并表示在一星期之内用事实来答复学生们的要求。　　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12 月11 日，张学良、杨虎城定于次日晨发动兵谏。当日晚，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劝谏，仍遭蒋介石训斥。夜间，张学良赶回西安并与杨虎城分别召集亲信举行紧急会议，布置兵谏。　　12 月12 日晨5 时，东北军数名军官率卫士一个连，到华清池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活捉了跳墙藏匿的蒋介石，囚禁了随蒋至西安的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调元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极为惊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剿共”的嚣张气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乘势获得一次较大幅度的发展。　　1936 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半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逮捕以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的周恩来，来自南京的蒋氏代表宋美龄进行谈判。宋美龄承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主力已集结于一方，陕甘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红军小打小闹无济于事，大打大闹一方面苦于鞭长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顾在西安的承诺而食言自肥。　　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目标较小，实力不及陕北红军主力，且又处于国民党军队的肘腋之间，蒋介石正好以此来煞气泄愤。　　蒋介石从西安生还之后，加紧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 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刘建绪调集国民党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筹划对浙南游击区进攻。　　刘建绪的兵力比罗卓英“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这时红军在浙南的游击根据地也比浙西南时期更广更大。刘建绪无力采取“包剿”战术，于是采用拉网式的包围战术，构筑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浙闽边清剿指挥部”，同时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剿共义勇队”、壮丁队、进行移民并村；还焚烧了边区的零星房屋、逐日配发居民的柴米油盐，企图利用这些手段把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　　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粟裕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粟裕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国民党军队梳过来，红军游击队就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了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粟裕把队伍化整为零，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将士们已锻炼成了游击高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粟裕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指导，结合南方游击战争实际，经过无数次作战实践，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　　（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　　（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　　（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　　（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　　（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动上，粟裕总结出一套游击要领：　　（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　　（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国，不为敌人所合击；　　（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　　（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在浙南游击战争中，粟裕不仅灵活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　　粟裕说：“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则多采取突然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红军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役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探路。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游击队就搞敌人落伍掉队的散兵。　　国民党军行军时、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就事先在岔路口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后，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红军游击队的伏击圈，吃掉它。　　有时，游击队面对几路强敌的围攻，就利用敌人之间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有一次，大雾笼罩着山岗，粟裕率领的游击队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粟裕环顾左右，命令战士同时向两面山脚下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发起反击时，粟裕率部队悄然地从一侧秘密转移出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残杀。　　在浙南，粟裕既打了一些出奇制胜的巧仗、也打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恶仗。　　有一次，敌人回温州以西“围剿”，游击队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　　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游击队过公路时，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结果还是让敌人跑掉了。不久，却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游击队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谁知当晚，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变得又宽又深。天黑，看不见路，又找不到渡口。游击队被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地带。天亮后，敌人追了上来。　　粟裕率队伍故意折回向南，引敌人追赶，然后突然掉头向北，打了一个回马枪。乘敌人闪开之机跑到溪边，发现渡口有条船，无人看管。游击队马上上船准备渡河。这时，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了出来，向游击队猛烈射击。　　中了敌人的计！粟裕率领战士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躲过了这股敌人，国民党的大部队压过来了。　　粟裕率战士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　　敌人围了上来，到处搜，边搜边喊：　　“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粟裕和战士们把枪里的子弹推上膛，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敌人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发现游击队员们。为了不挨冷枪，敌人不敢向前搜索。　　大雨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走了。　　粟裕带部队继续往北上。找不到渡口，找不到船只，只有泅渡。粟裕少年时代练就一身好水性。他的部下都是水中高手，安全渡过松阳溪。这一天一夜，粟裕率部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还有一次，敌人把粟裕的队伍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敌人据点拦住。粟裕情急生智，要战士们化装迷惑敌人。那时，红军的军服和国民党的军装一样都是灰色的，就是帽子不同。粟裕和战士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走去。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敌哨兵问。　　“永嘉保安司令部三营八连。”粟裕流利地回答。　　“从哪儿来？”　　“唉，在大顺北被共军打了个伏击。”　　“到哪儿去？”　　“上芝溪头集中。”　　哨兵见没有什么破绽就放粟裕他们进了据点。　　游击队在粟裕率领下，进据点前门出据点后门。当敌人发觉有诈追来时，粟裕已率领战士们通过了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三年游击战争，处境十分艰苦。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围剿”更为严重。　　粟裕和部下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有一次，他率部连续转战三天三夜，到了秘密游击基点，他一觉睡了四十个小时。　　三年之间，粟裕走遍了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闽浙边以北的大大小小的山头。有时一连儿顿吃不上饭。敌人“围剿”稍微松一点，他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一人一个磁缸，既当锅又当碗。敌情紧了，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只好吃生米。生米不好消化，战士们拉不出大便，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病员更不好办，放在群众家里怕连累群众，放在山洞里怕不安全，有时只好向死人惜“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①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处境极为艰危，但粟裕和他部下的将士们北上抗日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们关心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粟裕从搞到的报刊中知道了中共中央1935 年发布的《八一宣言》和同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1936 年1 月，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浙南游击区，粟裕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　　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发生。粟裕和刘英在消息阻隔的情况下分别 ① 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0 页。　　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　　1937 年春，刘英主持的临时省委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当时粟裕与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　　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7 月15 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元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由于消息闭塞，在浙南游击战场上的粟裕不能及时知道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1937 年9 月间，粟裕率部在门阵地区活动，听到从金衢平原上传来的风言风语，说“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粟裕据此加以分析判断，认为可能是国共合作了。　　他派一支小部队去侦察调查。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　　县长在电话里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　　此后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门阵请粟裕下山进城谈判。　　粟裕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条件有三。其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其二，红军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国民党地方当局要给补充弹药、给养；其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游击队不进城。　　国民党地方当局答应了粟裕的条件，欢迎游击队下山。　　粟裕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于是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会合。　　在乎阳会合的红军游击队共四五百人，和1935 年初挺进师进浙江的人数相当。但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战士已不太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已血洒浙南..　　平阳会师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　　1938 年3 月间，粟裕率游击总队从浙南出发，奉命赴皖南，行军一个月， 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 年12 月所作的《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说： 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的这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之中，有着粟裕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五章 巧设伏诱贪敌 韦岗奏凯旋　　1938 年春。安徽歙县岩寺。　　4 月的皖南，春光明媚，山青水秀。4 月的岩寺，军号嘹亮，歌声阵阵。　　原来是新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约七千人在岩寺会师，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当时，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这时，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准备向苏南、皖南敌后发展。　　为查明敌情、地形和民情，新四军军部决定从三个支队抽集四个连队编成先遣支队，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　　粟裕接受任命后，眼中流露了出兴奋的神采，但也深感责任重大，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先遣支队很快组建起来了。一、二、三支队都将自己最有经验的同志抽调给粟裕。特别是一支队，陈毅将自己身边得力的干部像副官曹鸿胜、侦察参谋张銍秀、测绘参谋王培臣等，都送到了先遣队。这些人都是久经战斗、精明强干的老红军，是不可多得的助手。粟裕深为感动他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给我了，不完成任务无法交待！”他很快将来自十几个单位的五百多名指战员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4 月28 日.粟裕和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在潜口西大祠堂门前誓师东进。军部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及各支队领导人都赶来欢送出征。　　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经石埭、青阳去南陵，途中必须通过国民党第五十五军的防区。睡至半夜，粟裕忽然叫醒隔壁的钟期光：“我考虑此地离芜湖很近，鬼子定在这一带布有特务、汉奸，并有可能设有电台，我军进驻南陵的消息必然会很快被敌人侦悉。这里非长住之地！”　　钟期光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他们立即命令部队起床，于拂晓前离开南陵。　　次日清早部队抵达麟桥，离开南陵仅二十里左右，粟裕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赶快进行防空伪装。果然不出其所料，日机来了。先遣支队刚离开的地方遭到了狂轰滥炸。指战员们对粟裕判断敌情如此准确无误十分钦佩。　　部队在麟桥隐蔽休息了两天，查明了宣城、芜湖之间的敌情、路情，继续前进。　　5 月12 日，当部队行军到东门渡附近的一段铁路时，粟裕忽然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头，回头问身后的侦察参谋张銍秀：“张参谋，敌人铁甲车开来，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发现吗？”张捱秀略加思索，红着脸说：“真不知道怎么发现！”粟裕走近铁轨，蹲下去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又用手轻轻抚摸铁轨，缓缓他说：“这样做，如果有铁甲车，你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铁轨传来的声响。”　　张銍秀信服地点了点头。　　粟裕又转身对部队大声说：“同志们，你们要注意，过铁路时可能遇到敌人的铁甲车。铁甲车上的探照灯很亮，照得四周亮如白昼。如果碰到铁甲车，就地卧倒不要动，这样它就看不到我们了！”　　士兵们听了粟裕的讲话，为司令的细心和关心所感动。5 月13 日，先遣队通过了五、六道封锁线，到达江宁县的叶家庄。司令部就住在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的叶文明先生家里。　　刚安顿好，叶文明便敲开粟裕的门，不好意思他说：“粟司令，有件事想请教你。”　　“叶先生有什么事尽管说，一些事情一时弄不通，大家商量，何言请教呢？”粟裕诚恳他说。　　“请问贵军到此何干？”　　“我们新四军到这儿来是为了消灭我们民族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　　叶文明愣了一下，又说：“果真是这样，我以朋友的身份斗胆奉劝你几句，你们说的抗日大道理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这支部队作为抗日宣传队，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真要同日军交战，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国军几十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在上海、南京都遭到惨败，何况你们呢？”　　“叶先生，你是只看到了我们部队现在武器装备差。我军以现在这样的武器装备，在十年内战中，屡次打败了武器装备强过我们百倍的蒋军。今天，日寇的武器装备尽管比我们强，但我们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特别我们进行的是民族战争；只要我们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强盗！”粟裕言语中透着自豪和自信。　　经过长谈，叶先生一扫疑云，对粟裕说：“粟司令，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说的我完全相信。你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围追堵截都设法阻挡你们。由此可以料想，日本侵略军将来也一定会败在你们手下！”　　两天以后，粟裕辞别叶文明继续东进。先遣支队一路冲破了朱永祥、陈德勤等国民党溃军的阻挠，于5 月19 日正式进入江南敌后战场。　　新四军一支队由陈毅同志指挥随即跟进，经长途跋涉，与先遣支队胜利会师于溧水新桥。　　6 月中旬，新四军一支队和先遣支队先后抵达茅山地区。　　梅雨季节的苏南茅山地区，连续十几天浓云低垂，细雨濛濛。　　江南一带的局势一片混乱。　　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逼下，早已闻风而逃，宁、沪、杭战略要地和江南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汉奸四起，助纣为虐，土匪蜂拥，趁火打劫，人民叫苦不迭。　　日军占领南京后，骄气冲天，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有许多车站、小城市、大镇子都不放哨，晚上敞着门睡大觉；行军侧翼也没有警戒；单个日本兵竟敢下乡去横冲直撞。他们以为百万国民党军队失败后，中国军队再也不敢到他们的占领区来，他们尽可以高枕无忧了。　　抗战之初，江南人民除了眼见大片大片锦锈河山沦入敌手外，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一支队伍。当新四军初进江南时，战士们向人们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人们有的摇头叹气，有的鼻孔里哼一声走开了。有的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你们这几条枪，能行？”　　还有的说：“你们规矩好，可打仗不来事。”　　只有用胜利，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打开局面，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　　于是，在赣船山的一个竹林里，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设伏于从牌岗伸向韦岗、竹子岗那条蜿蜒的公路上，以出敌不意的迅猛动作，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　　会议结束后，粟裕离开地图，一手握着竹枝，凝望着青翠欲滴的竹林，满怀深情他说：　　“四年前，我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参谋长，部队在怀玉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先遣抗日的历史使命没能完成。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先遣队，胜利地挺进到江南敌后，迎来了方志敏同志当时所预见的新形势：‘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大齐’！”　　6 月17 日夜，所有参战的部队，紧张地进行了通宵的准备工作。二团七连连长、指导员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这个班来请示：“打汽车究竟打哪儿？”　　一会儿那个班来问：“向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谁都是第一次和日军交手，连长、指导员既不懂得汽车这玩艺儿，更不会讲日本话，只好叫大家一起来讨论想办法。　　树林里、山坡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战士在谈笑，争长论短，有的战士一边擦拭武器，一边情不自禁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一个小鬼故意在和大个子机枪手捣蛋，小鬼冲着他说：“你别吹牛了，我先考考你，打汽车该打哪里？”大个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把开车的司机打死了，汽车不就僵了？”“不对！”小鬼挑剔他说。“你说怎么个打法呢？”　　“我说应该打车胎，把车胎打出气了，车就跑不动了！”小鬼神气他说，“先打死开车的，说不定再冒出个活的来呢！”大个子明知小鬼说的有道理，可也不甘示弱，顶撞说：“你也别吹牛，敌人的汽车一到，我看你呀，吓得朝裤裆里流尿了！”小鬼脸都涨红了：“你别小瞧人，我们战场上看吧！”　　凌晨，粟裕亲率部队冒雨向韦岗以南的伏击区急进。天黑风急，山道崎岖，泥泞难走，部队行军速度却很敏捷，拂晓以前已全部进入伏击阵地。　　这一带地形很险要，公路两侧均是二百公尺左右的山峦，连绵不断，横亘南北，公路犹如一条长蛇，蜿蜒于山峦之间。　　粟裕作了简单扼要的动员，要求大家隐蔽、迅速、勇敢、灵活，一定要打出军威，务求必胜！然后，他派出少数部队担任句容方向的警戒，大部分人员就地埋伏，等待敌人军车到来，采取突然袭击。　　上午八点二十分，天下着濛濛细雨。从镇江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指战员们屏声息气，注视着敌军车开来的公路一端。阵风掠过，树叶沙沙作响，更增添了几分战前的沉静。　　敌军车一共五辆，为首的一辆是黑色轿车，车队很快开进伏击区。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阵地四五十公尺时，粟裕举起手枪，一声令下：“开火！”　　日军的车队霎时四面碰上了火壁。一辆卡车司机的头被击碎了，那辆轿车周身冒火，冲到一个土埂上，又退回来，翻倒了。两个敌军官中弹跌翻在车底下。接踵而来的三辆军车也停了下来。　　细雨淋湿了战士们的全身，但是他们的热血在沸腾。这时卡车在冒烟，敌人在嗥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震荡山谷。　　二十多个残敌在两个日本军官带领下，嚎叫着组织反击。有的跳进公路边的沟堑，有的窜入路边的草丛，有的藏在车后负隅顽抗。　　粟裕带着警卫员跃下山坡，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大家猛扑残敌。一场肉搏战开始了。这是力与力的拼搏，意志与意志的较量。敌人死的死，伤的伤。　　有的战士抓起烂泥巴往日本兵的脸上和眼睛上打，有的日本兵眼睛被烂泥巴击中，战士们便冲上前去，扑嗤一刀，要了他的狗命。　　突然，一名已中弹受伤的日本军官从路侧沟壑里跳起，举着指挥刀，向正在指挥战斗的粟裕后脑勺劈来。在这危急的一刹那，机警的警卫员举枪击毙了这个敌人，敌人的指挥刀当啷一声落在地上。后来查明此人系梅泽武四郎大尉。　　日军在我战士凌厉冲杀下，伤亡殆尽。　　战斗打得干脆利落。清扫战场，这次抗日的处女战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以下三十余名，击毁汽车五辆，缴获长枪二十余支，日本军旗一面，指挥刀一把，日钞七千元。　　初战大获全胜，粉碎了具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指故员们的情绪高涨极了。粟裕掏出怀表，看了看，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刚好进行了半个小时，遂命令部队立即转移。　　伏击勇士们刚撤离阵地，日军大批援兵乘十七辆兵车和一辆坦克，在三架飞机配合下，匆匆赶到韦岗，但所见的尽是日军官兵的残骸和焚毁的车辆..　　凯旋归来，粟裕即兴作五言诗一首：　　新编第四军，　　先遣出江南。　　韦岗斩土井，　　处女奏凯旋。　　陈毅司令员听到韦岗胜利的消息，高兴他说：“江南处女战打得好！”　　并且口吟七绝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雨洒遍江南，风送着捷报，新四军的威名在江南的土地上传扬。韦岗战斗，开了新四军进入江南后战胜日本侵略军之先河，连国民党中央政府也给新四军叶挺军长发来嘉奖电，称赞其“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云云。　　这一仗，使水深火热中的江南敌后人民，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纷纷奔走相告，受到莫大鼓舞。　　战斗结束后，先遣支队人员分别归还原建制。粟裕也回到了新四军第二支队。　　韦岗伏击战获胜后，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着手刨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甫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　　坐卧不宁的日军遂调集步兵四千余人，骑兵五百余人，并配有飞机、坦克、大炮，于8 月22 日和23 日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 兵分八路，水陆并进，企图围攻小丹阳地区，一举消灭新四军第二支队，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　　23 日黄昏，粟裕获悉敌调集重兵将于近日围攻小丹阳地区的消息后，马上进行了精心部署：以一部兵力阻击和袭扰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小丹阳以西的杨家庄，伺机打击敌人之一路；另以一部兵力转至外线，袭击陶吴和当涂的敌军据点。　　与此同时，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则动员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对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并派出精干小分队袭击南京麒麟门，以牵制敌军、策应第二支队反围攻作战。　　24 日，日军开始合围小丹阳，第二支队主力在鸡笼山给进犯敌军以有力打击后，随即迅速转移。敌人合围扑空，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见到，而自己的后方却处处告急，只得于26 日惊慌撤退。　　粟裕趁机率部追击，毙伤敌五十余名，自己无一伤亡。　　9 月以后，敌人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至12 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敌人“扫荡”近三十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8 年底，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完成在苏南的展开，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9 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企图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　　为打破敌之企图，活动在金坛、芜湖周围地区的第一、第二支队，主动向敌出击，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其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当数粟裕亲自率部进行的奇袭官陡门之战。　　日军在芜（湖）宣（城）公路上的据点，像棋盘上的卒子，每隔五里，就有一个，用重兵把守。官陡门镇在日军战略基点芜湖市东北面十五华里处，紧靠飞机场的附近，它的位置，更像棋盘上中心卒的渡河点。南面的永安桥，西南面的芜湖，在半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增援到这里，飞机出动更不消两分钟，就可以在官陡门上空低飞助战。　　官陡门本身也是一个险要的地方，中间有一条大河，街道在河的两岸。　　河的两岸本来有两条不到一米宽的堤埂相通，但现在全部被破坏了，河上只架了一条小小的木板桥。官陡门两岸的街道不到一百米长，建筑在高高的堤圩上，可以控制四周的水网稻田，据点周围还有三层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铁丝网内筑有隐蔽的战壕。　　由这里往东，是个七八十公里的河网区，在这个地区里如不走大路，要前进一百米，过两三条河，附近还有青山、黄池两个据点，如果新四军向官陡门进攻，敌人可以截断新四军唯一的一条归路。　　官陡门有三百余伪军据守着，可谓是敌人最安全的地方了。　　但是这个极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新四军出奇制胜的地方。　　侦察好了敌情和地形之后，为了要震撼敌人的心脏，歼灭敌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更为了鼓励敌后广大人民，坚持江南抗战，粟裕决心亲自率领部队，袭击官陡门的敌人。　　从1939 年1 月7、8 日开始，粟裕就在参战部队里进行了一般的战斗动员，并带领部队进行了几天的夜间白刃战、河川战和街市战的训练。战士们的情绪非常高昂，都互相猜问着：　　“究竟打什么地方啊？”　　“打的是哪个呢？”　　“他妈的，我们只怕他预先逃走了，那才可惜！”　　战士们把枪擦了一遍又一遍，机枪班的同志格外卖力，时刻都在忙碌地准备着，不是学夜间瞄准就是学模黑装退子弹，把枪筒擦得亮锃锃滑溜溜，免得打起仗来机枪卡壳。爱逗笑的班长说：“敌人排好队，只等我们的机关枪去点名了，我们应点好这个名，每人赏他几颗花生米吃..”逗得大家忍不住笑起来。　　18 日早晨，天还未亮，大家都起床了，集合号还未吹完，队伍就齐唰唰地站好了，等待着战斗总指挥粟裕讲话。　　当粟裕走近队伍的时候，大家用喜悦的目光看着他。虽然北风狂暴地从湖边袭来，但大家为了听清粟裕所讲的每句话，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意放下来。　　“同志们，出发！”粟裕洪亮的声音回荡在空中。　　前进号响了，队伍出发北进。虽然下着毛毛细雨，但谁也不愿意撑伞，泥泞的地面上，踏出了一条弯弯曲曲深深浅浅的脚印。田埂小路上，谈笑声与杂沓的脚步声交合在一起。二十五公里没经过一次休息就赶到了。当天下午，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大家都没有外出，继续擦枪、洗脚，开行军检讨会。　　第二天上午，为保守秘密，部队在原地等待了大半天，到了预定的时间，才悄悄地上了船，然后突然转向西开，直指丹阳湖西岸。过河以后，部队又改乘几只预先借好的木船，继续由内河西进。午夜十二时，部队到达了预定的隐蔽集结地。这里离官陡门只有四十公里，再向前去，消息就不好封锁，必须在一夜间赶到官陡门才行。　　虽然是午夜才到宿营地，但是天还没亮，战士们全都睡不着了，大家就起来擦枪，整理草鞋带子，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政治动员，班与班、连与连展开挑应战。　　午饭以后，值班排长逼着大家睡好觉，此时，战士们哪里能睡得着呢？　　只是用被毯蒙住全身，头脑里却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谁也没有放心地人睡，只希望着快点天黑。　　没过多久支队命令下来了，要求除值班排长外，排以上干部到粟裕司令的住处开会。粟裕望着与会的各连指挥员，沉稳他说：　　“我们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官陡门据点，据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三百多伪军驻守，一旦战斗打响，半小时内可得到南面永安桥、西南芜湖敌人的支援，同时青山、黄池两据点的敌人还可切断我们的退路。”　　粟裕说到这里，用严肃的目光看了一眼聚精全神听他部署任务的各连指挥员，接着说：　　“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二十分钟内解决战斗，撤出阵地！”　　“各连队的具体任务和动作次序是..”　　最后，粟裕把目光落在了范连辉身上，他仔细叮咛道：“你们的任务就是抢夺连通两岸的小板桥，这关系到整个部队的进迟，其它任何情况你们都不要管，保证小桥畅通，你们就立了一大功！”　　当战士们得知要打官陡门时，高兴地议论道：　　“打伪军好像吃豆腐、喝米汤一样，就是怕他预先逃走了。”　　但也有人提醒说：　　“哼，不能轻视这些伪军，他们是受过日本鬼子训练的，装备也好，地形又是那样易守难攻，而且离敌人战略据点又近，鬼子容易来增援，千万不能麻痹轻敌。”　　天还没有全黑，部队按着既定的次序出发了。开始行动的时候，队伍中还有些战士抑制不住战前的兴奋，边谈边走。过了一会，天色慢慢地黑了下来，向前面望去，部队像一条黑影在摆动，谈话声也渐渐没有了，只有“唰唰”的脚步声回荡在暗夜的田野上。　　晚上八点钟，部队已经走了十五六公里，到达亭头镇。经过这里时，部队分别向南北派出了警戒部队，以封锁通往敌方的道路，部队过去以后，又专门留下一个排，向黄池、青山的敌人靠近，以保证部队归路的安全。　　部队前进到大闸，一条河横亘在部队面前。前卫连的战士急忙四处找船。　　河东岸的般早已被伪军收走了，许久才从水塘里找来一只可装三个人的小船，可划水的工具没有。这时，又从河的上游找到一只可容纳十个人的木船，船上也只有一个老头。　　怎么办呢？再想办法搞船，显然时间已经不允许了。部队只好用这两只小船渡河。第一批人员过河后，先把河西岸的道路封锁起来，然后，将小船用绳索在两岸连接起来，两岸派人拖，上下船时都有人发信号，免得耽误时间。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努力，部队才全部渡过河去。渡河之后，部队前进的速度更快了！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了。因为距官陡门还有近十公里的路，中间还要再过一条河。如果绕河而行，又要多走五公里，且要从敌人头道桥据点附近经过。　　怎么办？粟裕选择了绕河前进。因为渡河没有船，花费时间太长。绕河虽远五公里，但只要加快行军速度，天亮前还是可以赶到官陡门的。行军中即使被头道桥的敌人发觉也不要紧，走快些，猛冲过去就是了。于是部队开始加速跑步前进。这样，战士们足足跑了十公里，地上虽是铺满寒霜，天又刮着寒风，但是战士们跑得却是满身大汗。　　到四点钟光景，越过头道桥，赶到了距离官陡门约两公里的地方，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粟裕也长出了一口气。　　稍事休息，部队便按原先的部署，各自开始行动。粟裕率主力过桥后，沿河西岸北进，然后绕向西方，从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另一部则沿河东岸北进，但需待河西岸先开始攻击后，方能出击，不能被敌人过早发现。　　部队悄然前进，只距敌人一里了。越过倾斜的堤埂，离敌据点只半里了。　　粟裕轻声命令“停止前进”大家蹲下来，肃静得连战士的心跳声都能听得见。　　“上！”粟裕一挥手，突击队员摸上前去。据点的外围有三层铁丝网，其后面是地堡工事，地堡工事前面站着两个穿着大衣、戴着风帽的敌哨兵。　　突击队静静地贴着地面向前爬进；二梯队紧紧跟随。靠近铁丝网，正想拉开障碍时，敌人的警钟尖鸣起来，敌哨兵惊恐地问：“哪一个？”　　这句活像一团火扔到了爆竹店，突击队员用手中所有的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手榴弹的爆炸声与枪声连成一片，火光把半个天空照得亮如白昼。　　这时，东岸的机枪也响了。不一会儿，西岸的战士们就冲破了铁丝网，地堡工事前的两个敌哨兵被打得像肉泥一样瘫在地上。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一排敌人，听到枪声后动作快的钻了出来，一到外面就中弹跌倒了，有的半个身于躺在洞里，半个身子躺在洞外，刚好塞住了洞口。动作稍慢的，就永远躺在了地堡里了。　　地堡和街口的敌人还未完全解决。二梯队的战士就猛地冲进街中，顺利地夺下小木桥，沟通了河两岸的联系，紧接着后续部队通过小木桥，向河东伪军营部驻地刘培田家冲去。此时河东岸北进的部队，也冲破了敌人的铁丝网，对敌人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声响过一阵之后，枪声渐渐稀疏下来。　　东方已经发白。官陡门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死尸和伤兵，满地杂乱地堆着军用品和用具。老百姓领着胜利的新四军战士肃清残敌，并送茶送水慰劳军队。东边牵一串，西边押一群的俘虏、在南边街口的坪里集合。　　这次战斗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只用了八分钟，再加上清扫战场，也不过二十分钟。但收获不少，共缴获步枪六七十支，短枪十多支，机枪四挺，手榴弹、子弹等军用品，一时无法统计。击毙、击伤的敌人也来不及清查，仅活捉的就有五十七人。　　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和一场激战，战士们虽然已十分疲劳，脸色略现苍白，但是胜利的喜悦压倒了疲劳，带来了力量。大家兴高采烈地谈着：“可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　　“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守一个月..”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班排长呼唤着大家。　　“按规定的次序返回，大家距离远一些，注意防空。”粟裕大声地嘱咐着。　　部队在凯旋的路上没走多久，敌机果然不出粟司令所料嗡嗡嗡嗡地赶来了。但是早有准备的新四军战士，已经隐蔽得不露一点痕迹。一圈、两圈、三圈，敌机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无精打采地飞走了。　　奇袭官陡门，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粟裕在江南威名大振，江南人民称赞粟裕及其部队为“天兵天将”。　　奇袭官陡门之后，粟裕又率新四军第二支队进行了秣陵关战斗，并袭击了南京的麒麟门和雨化台，与陈毅领导的战斗在茅山地区的第一支队相互呼应，威震江南。粟裕的名字响遍江南大地。1939 年11 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粟裕一向很欣赏宋人苏洵的名言：为将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江南指挥部成立不久的一次小战例，体现了他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1939 年的残冬，江南指挥部驻在溧阳水西村。　　一天，侦察员获悉，沿溧（阳）武（进）公路有大批日寇在集结，正向我指挥部移动，准备突然袭击我指挥部。粟裕在指挥部里踱来踱去，紧张地思索着：敌人距指挥部不过几十里，陆路有军车运送，水路有轮船载运，而新四军主力部队离指挥部太远，调动、靠扰都来不及。眼前只有驻在竹箦桥附近休整的新成立不久的“江抗”①二团的一部。这支部队人员新，骨干少，成立以后仅和敌人打过几次小仗，靠他们能顶住日寇的正面进攻和突袭包围吗？　　对，就用他们，置之死地而生。粟裕暗自下决心。　　消息传来，指挥部机关人员都有些担忧。但当他们看到由于工作繁忙，日渐消瘦的粟裕，有条不紊，不紧不慢地向“江抗”二团作着部署；看着他把机关人员迅速妥当地组织起来；看着他军帽下闪动着平静而又深邃的目光；看着他那沉着冷静还带着笑意的面孔；听着他那平稳而又自信的声音，① “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简称。　　人们的担忧心情消失了。　　粟裕部署完毕后，从墙上摘下一顶钢盔，带上两个警卫员，径直向“江抗”二团的前沿阵地走去。　　这时，战斗已经打响。炮弹在阵地前沿爆炸，掀起一股尘土。透过硝烟，很快可以看见日寇冲锋时挥动的闪闪发光的刺刀和那一副副狰狞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