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并不入迷：不久前所经历的事情太难忘了，他只是无意识地翻动着书页。 看不了几页，他就把书撂到一边，又开始那没完没了的散步。事变第二天，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芙娜就从休养地——捷克斯 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赶了回来。在最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把全家悄悄地掌管起来。中学生时就是红军侦察员的她，圆圆的脸庞上老是挂着笑容，仿 佛家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不过是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例行的决定，而这次作出的是关于她丈夫的决定。往常门庭若市、好友如云的场面不再出现了：有的人如今已没有必要来 找赫鲁晓夫；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害怕；有的人想宋，但无法来访，例如飞机驾驶员齐宾和卫队长利托夫钦科。总之，赫鲁晓夫过起了隐居生活。只有医 生别祖比克定期来探望，开点镇静药，聊聊生活，讲讲新闻和“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之类的话，临走时不忘提醒说，他过几天再来。1965 年新年就这样在烦恼中来临了。 为了使赫鲁晓夫的心情能好些，赫鲁晓夫全家准备在老地方——9 号别墅过最后一个新年。因为勃列日涅夫已经通知赫鲁晓夫新年后搬家。尽管那 一年全家老少无心过节，大家仍打扮得漂漂亮亮，尽量显得精神和快活。12点时，电话铃响了，是打给赫鲁晓夫的。“喂？”赫鲁晓夫拿起了听筒。 很长时间以来，没人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因此全家人都仔细听着。“谢谢你，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的声音变得年轻了，几乎和先前一 样。“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代我祝家里人新年快乐谢谢，我精神还好。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养老。我要学会休息”谈话很快就结束了。赫鲁晓夫 很兴奋，对大家说：“米高扬打电话来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目光又渐渐地暗了下来。老朋友的电话只使他精神振奋了一会儿。 几个在家中服务的妇女——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也拥进房间。她们带来了特地为过新年烤制的大馅饼，摆在赫鲁晓夫面前。 赫鲁晓夫多少又高兴了一些，他给妇女们每人斟了一杯香槟酒。妇女们说，她们是来辞行的——她们已被调往别处，但她们将始终保持对赫鲁晓夫的亲 切感情，她们在他身边工作得十分愉快话到末尾时，妇女们已是热泪盈眶。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也动了真情，流下了眼泪。这些平时只会做些家务琐 事的人的感情才是真挚的，而平时，他却几乎很少与她们说话。这正是，人到落难时，才知真情可贵。1965 年初，赫鲁晓夫携同全家迁入新居。整整一年，赫鲁晓夫终于对退 休者的生活习惯了。不过，这一年他害了一场大病。起初，医生怀疑是胰腺癌，不过未能确诊。他恢复健康后，别祖比克规定他必须严格节食，戒酒。 这又给赫鲁晓夫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便。退休后，他衰老的速度突然加快了，身体的一些器官开始出问题。这令尼娜·彼得罗芙娜很是担心。“得给他找 件事情干。”她想。退休生活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一个特殊问题是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本 来是信息丰富。信息来源于各种渠道——国家、党、经济、外交、克格勃、国内外报刊等，现在就只剩下报纸、电视和广播了，而这三个媒介传来的信 息，在苏联都是经过严格而仔细地过滤加工的，令人感兴趣的几乎没有。赫鲁晓夫一大早就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然后冷笑道：“味同嚼蜡 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这叫什么宣传？谁会相信这个？”赫鲁晓夫觉得信息太少了。他找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逊早在 50 年代 时送给他的“顶峰”牌全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然而，消息令他更为烦恼，他的所有改革措施正在逐一被取 消。对于有关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好逸恶劳的报道，他最为痛心疾首，他不明白苏联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在往什么目标走？”他简直闹不明 白。为排除烦恼，必须找个事干。他想起了水栽法。早在离任前，他就听人说可以用营养液而不用土壤栽 种作物。女儿列娜知道父亲的想法后，立即弄来一本《工业水栽法》的书，赫鲁晓夫对这本书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后，就开始修水塘，配制混合液。为了 让赫鲁晓夫高兴，全家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栽种了西红柿和黄瓜，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这一工作不久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接着，赫鲁晓夫又决定练习摄影。儿子为他买来一大堆照相器材。几年 过去了，赫鲁晓夫把周围的景物反复拍照过多次，他对摄影彻底厌倦了，把 照相机扔到一边。平时，能给赫鲁晓夫带来最大乐趣的是点篝火。他身披法国纺织业企业 家布萨克送的那件驼色斗篷，无论什么天气，即使是下雨，他也要在林子里拣枯树枝点起篝火，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火光。篝火使他想起遥远的童年、夜间放牧、牛群、烤土豆、故乡卡利诺夫卡。 有时候，他的孩子陪他一起去，但平日里只有那条名叫阿尔巴特的狗跟着他。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带有花条棉坐垫的折叠式铝制小椅子，通常椅子由阿尔 巴特用嘴衔着。不过，这条德国牧羊狗若是心绪不佳，赫鲁晓夫就得自己拿了。他的胸前还时常挂着一副望远镜——这是德国首相阿登纳送的。与他“俩”同行的还有一只白嘴鸦，这是赫鲁晓夫捡到的一只小雏鸦，他把它喂 养大，因此它同赫鲁晓夫非常亲密，他走到哪儿，它就飞到哪儿，并从他手 中啄食。后来，他又想起了他的钳工活，他找来了一套钳工工具，弄到麻刀、麻 和油漆，他想把一根根水管接起来，通到菜园去，他成天搬运管子。这种不断的兴趣转移持续了将近两年。妻子和孩子们都希望赫鲁晓夫能 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项工作上，他们向他建议写一本回忆录，并找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让他看。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无论谁同他见面，无一例外地都要问他是否在 写回忆录，并异口同声地劝他赶快动手，因为他脑子里装着那么多无人知晓 的历史事实。1966 年 8 月里的一天，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廖瓦·彼得罗夫拿来一台录 音机，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口授。工作很快就走入了正轨，它成了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接着，赫鲁晓夫的妻子加入了进来。她根据录音边打字边改稿，但速度 不能让赫鲁晓夫满意。尼娜·彼得罗芙娜只能用四个手指头打字，而赫鲁晓夫早已习惯了中央委员会的职业打字员，她们都是用 8 个甚至是 10 个手指头 来工作。他对妻子说：“你就这样打字？什么时候能打完？照这样的速度到生命结束那天口授的材料也加工不出来。”儿子谢尔盖建议赫鲁晓夫请求苏共中央派个打字员和秘书，他说：“这 又不是个人的事情。中央应当关心回忆录。这是历史。”赫鲁晓夫不愿去找中央，他说：“我不想向他们提任何要求。要是他们 主动提出来，我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会提出来的，他们不需要我的回忆录， 只会从中作梗。”不得已，谢尔盖把自己的同事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找 了来让她帮助打字。从此，工作进度加快了。赫鲁晓夫每天口授 3—5 个小时，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他希望口授时旁边要有听众，仅仅面对录音机时，他的 语言就不流畅，也不生动，往往会有长时间的停顿。听众一来，事情干得是又快又好。秋冬两季最出活儿：夏天，赫鲁晓夫忙于菜园，口授就只能抽空 进行。在口授了几千米的录音带之后，他感到越来越不安：他的回忆录将会遇 到怎样的命运呢？“这一切都是白费，无效劳动，全都保不住。我死后，他们会把一切全都拿走销毁，或者掩藏得不留一点痕迹。”他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道。 为防万一，谢尔盖决定采取保护措施，多复制一份录音带和文字记录，并把两份东西分别保存在可靠的地方。 不过，赫鲁晓夫正在口授自己回忆录的消息不久便让苏共中央知道了。1968 年 4 月的一天，基里连科把赫鲁晓夫叫了去，当时在座的还有苏共 监察委员会主席阿·亚·佩尔谢和彼·尼·杰米契夫。基里连科说，中央委员会了解到赫鲁晓夫长期以来一直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涉及苏共和苏 联历史上的历次重要事件，实际上，他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明党的历史、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乃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并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 者的事情。因此，中央政治局要求，赫鲁晓夫必须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基里连科曾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共事多年，也曾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 邦局中做他的副手。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以前的战友。他一开始 作出回答时还心平气和，但愈说愈激动。他说，他弄不明白基里连科和那些派基里连科来的人要他做什么。世界上写回忆录的人很多，苏联也不例外。 这是正常现象。回忆录不是历史，而是每个人对自己一生的看法。回忆录可以对历史起补充作用，可以成为国家未来历史学家的好素材。既然如此，对 他提出的要求便是同宪法相抵触的，是对一个苏联公民的人身侵犯，他拒绝接受。“你们可以动用武力把我送进监狱，或者动用武力没收这些材料。今 天，你们可以对我采取这一切措施：但是我坚决抗议。”他补充说。“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我向您转达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您身为 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不然的话”人基里连科坚持说。赫鲁晓夫没让他把话说完。“你们敢于对我采取的行动，就连沙皇时代的政府也不敢做。我记得只 有一件事情与此类似。你们准备对我采取的行动与尼古拉一世对待塔拉斯·舍甫琴柯一样。流放他去当兵，不准他在那里写书作画。你们可以没收我的一 切——退休金、别墅、在宅。这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即使这样做了，我也不感到奇怪，不要紧，我能找到餬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还记得怎 么干。要不，就背上包去要饭。人们会给我吃的。”他瞥了基里连科一眼。“换成您就连面包渣也没人给，非饿死不行。” 佩尔谢见状，插话说，政治局的决定人人都必须照办，赫鲁晓夫也不能例外。这些回忆录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那么政治局可以给我派速记员和打字员来嘛，让她们把我口授的东西 记录下来。这是正常的工作。她们可以搞两份出来———份留在中央，一份我口授时用。”赫鲁晓夫的口气比较缓和了。但这时，他又想起了另一个问 题，火气一下子又蹿了上来：“还有一件违犯宪法的事，整个别墅都安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最后，赫鲁晓夫又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是无 法剥夺的。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他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愿他亲身经历的事 件成为人们未来生活中的教训吧。这次会见使赫鲁晓夫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很伤心，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谈话时的情况。他把口授丢在了一边，只是偶尔进行一次。“毫无意 义的工作，他们不会罢休的，我了解他们。他们现在不敢，等我一闭眼，就会统统没收和销毁。他们肯定会这么干的。他们不需要真实的历史。”他说。 赫鲁晓夫决定将自已的回忆录送到国外保存起来。当年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封揭露斯大林制度问题的信若不是在法国发表，人们对许多情况还无从知道；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当初不是也经常在国外发表吗？ 赫鲁晓夫认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道理，有警告， 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这一天呢？需要赶快 行动。1970 年 5 月底，赫鲁晓夫在菜园里忙到中午。回到家后，他没吃午叛， 说身体不舒服，心口疼。他在屋里走了一会儿，希望疼痛会止住。医生到来后，确诊为严重的心肌梗塞。赫鲁晓夫立即被送往医院。别祖比克解释说，赫鲁晓夫必须长期住院，得住几个月，但头 10 天最危 险。什么都可能发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与此同时，对回忆录的缉查越来越紧了。克格勃终于逼谢尔盖交出了回 忆录的录音带和文字材料。谢尔盖不敢将此告诉赫鲁晓夫，因为医生说了，不能让他激动——他随时可能死亡。谢尔盖交出所有的“副本”后，立即向美国的出版社发去了约定的信号， 并很快得到了反馈。第一卷在年底或第二年年初出书，10 月公布出书消息，11 月开始在杂志上连载。8 月底，赫鲁晓夫出了院，回到家中，他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他很少 散步，多半是坐在阳台上，或是坐在房间内的安乐椅上打瞌睡。身体渐渐复原后，他常常去菜园或是去欣赏河上的风光。谢尔盖看到父亲恢复了常态， 便在一次散步时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克格勃、没收、不久将出书。赫鲁晓夫赞成向国外发信号出书。既然他们对他如此放肆，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作出 决定了。“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就算暂时不能在我国出版吧在国外出版固然 不好，但也别无他法。早晚会在我们这边出的”他痛苦地说。11 月 11 日，十月革命节刚过，佩尔谢就从书记处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 命令他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赫鲁晓夫知道他们找他去的原因——西方发布了关于利特尔·布朗公司 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的消息，消息中说，该出版公司拥有打印材料和由赫鲁晓夫亲良口授的录音带，经专家鉴定，录音带确系真品。佩尔谢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声明中说赫鲁晓夫从未写 过回忆录，也从未交给过任何人，所出版的书系伪造品。赫鲁晓夫断然否定了这个声明，并表示这样的声明他不会签字。这是假话，而说假话是罪过， 在他这样的年纪更是罪过。应该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了。他写过回忆录，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这些回忆录是为人民而写的，他的回忆录就是历史，他 今后还要写下去。然后，他又说，如果声明的大意是回忆录尚未完稿，因此尚不具备出版的条件，那么他可以签字。当谈到书在国外出版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同意写上他本人并未把材料交 到国外出版的字句。这一妥协使佩尔谢感到满意。草稿很快拟好并打印出来，赫鲁晓夫签了字。 佩尔谢认为此次会见该结束了。但赫鲁晓夫却向他提起没收回忆录一事。佩尔谢没有准备，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接着，赫鲁晓夫又提起一个新 话题，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他说，他们甩开他已经干了六年。当初，他们给他加上了种种罪名，他 们说：只要甩开赫鲁晓夫就会事事如意了。结果怎么样呢，农业仍然是一团糟，向美国购买粮食已经成了通例。可见问题并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 有缺陷的经营管理体制上。国际关系又如何呢？过去他们说，是赫鲁晓夫使苏联同中国闹翻了。六 年过去了，关系却更加恶化了。接着，他又谈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埃及问题，等等。最后，他结束 了自己的“控告词”，不再作声。佩尔谢试图辩解，但赫鲁晓夫却不听他讲，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要 求，现在想回家了。”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同苏共党的领导人、同他的继任者见面。他向他 们倾诉了六年来他孤身独处时苦苦思索、郁积在心中的一切。第二天，他又住进了医院，仍然是心肌梗塞。在 1971 年新年到来之前，他出院了。但是身体的恢复很慢，极易疲劳， 散步中途必须坐下休息一会儿。“阿尔巴特”狗已经死了，没有了衔椅子的帮手，赫鲁晓夫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他愈来愈多地被忧郁的念头所支配， 他伤心地抱怨说：“已经到了我对谁都毫无用处的对候了。我只是白白地活在世上，不如一死了之。”9 月 6 日，他又一次住进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健康地离开医院， 他终于没能挺过去。1971 年 9 月 13 日，为赫鲁晓夫举行葬礼的那一天，苏联《真理报》没 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只是在第一版下面用小号字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 无效，于1971 年 9 月 11 日逝世。终年 78 岁。录附赫鲁晓夫年表（1894—1971）1894 年 4 月 17 日，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 卡利诺夫卡村。1908 年赫鲁晓夫的父亲携其全家迁居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 尤索夫卡（后改名斯大林诺，现名为顿涅茨克），其 父在那里当矿工。1909—1912 年赫鲁晓夫为养家开始在尤索夫卡鲍谢工厂学习金属装 配工手艺。1912—1918 年在法国资本的鲁钦科夫和帕斯图霍夫矿场的发电厂中 当金属装配工。1917 年代表矿工参加政治集会和群众集会，第一次与拉扎 尔·卡冈诺维奇会面。191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9 年参加红军。1919—1921 年成为第九步兵师的士兵和俄共（布）党的工作者，那 时第九步兵师属于布琼尼第一骑兵军。1921 年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妻子死于饥饿和伤寒。1922 年国内战争结束，从前线回到尤索夫卡。在尤索夫卡党 组织的安排下，担任鲁钦科夫煤矿副经理。被提名为帕斯图霍夫煤矿经理，但申请去尤索夫卡工人学校学 习。1924 年开始在尤索夫卡党组织中担任各种职务。与尼娜·彼 得罗夫娜结婚。1925 年任斯大林诺（前尤索夫卡）省彼得罗夫斯科—马林斯 克区委书记。出席卡冈诺维奇王特的第 9 次乌克兰党代表大会。 以列席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 14 次全苏 党代表大会。1926 年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党的会议上作第一次有记录的公 开演说。1927 年作为代表出席第 15 次全苏党代表大会。从斯大林诺 的区级机关提升到省一级党的机关工作。1928 年被卡冈诺维奇提拨到哈尔科夫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 织部副部长，继而又被其提升为基辅党组织的组织部 长。1929 年申请赴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时年 35 岁。1929—1930 年在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同斯大林的妻子、党 的工作人员娜杰日达·阿里卢那娃相识。1931 年当选为鲍曼区第一书记；六个月后被提升为红色普列 斯尼亚区第一书记。1932 年学业中断，担任由卡冈诺维奇领导的莫斯科市党委第 二书记。1933 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34 年在第 17 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 年接替卡冈诺维奇的职务，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 第一书记。1938 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39 年出席二月中央全会。3 月，任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以乌克兰第一书记和基辅军事委员会文职成员的身 份进入西乌克兰。1940 年主持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1941—1943 年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代表的身份，先后在 前线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战时中将军衔的政治委员。从事恢复乌克兰经济和重建乌克兰党组织的工 作。1944 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同时留任乌克兰党委第一书 记。1945 年在莫斯科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率领专家团去波兰帮助 重建华沙。1946—1947 年被降职，卡冈诺维奇接替了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 记的职务。1948 年官复原职；重新在乌克兰执掌全部大权。1949 年赴莫斯科任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1952 年在第 19 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3 年排名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之 后。9 月，取代马林科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4 年偕同布尔加宁访问北京。 垦荒运动开始。1955 年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和解。赴日内瓦参加最高级会 议。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作《反对个人迷信 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4 月，访问伦敦。10 月，发生匈牙利事件。1957 年与反对派的第一次较量。7 月，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10 月，撤销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的职务。成功地发 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1 月，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及二人党会 议”，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会议。1958 年 3 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9 年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9 月，生平第一次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 营会谈。1960 年击落美国 U-2 侦察飞机并俘获了美国飞行员。5 月，参加巴黎最高级会议。11 月，在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关起门来” 攻击中国。1961 年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晤。10 月，将斯大林遗体迁出陵墓。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战争一触即发。1964 年 10 月 14 日，被解除所有职务。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 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柯西金升任部长会议主席。1971 年 9 月 11 日，病逝，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