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击落的，也没有说驾驶员是否活着，是否已经被捕。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 给美国政府造成混乱。只要美国人以为飞行员已经死了，他们就会继续编造谎言，这样就可以获得主动，以便进一步揭露美国人的谎话，让他们在全世 界人民面前丢脸。果然，美国国务院在赫鲁晓夫 5 月 5 日的讲话后，派发言人林肯·怀特 解释说：“美国绝对没有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意图。”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尔 斯。这正是赫鲁晓夫所期待的。接着，赫鲁晓夫宣布，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击落的，驾驶员还活 着，而且已向苏联当局提供了所需要的情报，另外还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拍摄苏联飞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详细情况的胶片。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美国国务院立即承认撒了谎，说从苏联拒绝了艾森豪威尔1955 年在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的建议后，美国便已开始这种飞行。国 务卿赫脱为艾森豪威尔开脱责任说，艾森豪威尔只管批准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总统批准。赫鲁晓夫命令把 U－2 飞机残骸送往莫斯科，在高尔基公园公开展览，赫 鲁晓夫亲自前往，并在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人，苏联人民会说我是疯子。”由于苏联态度强硬，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公开承认 U－2 飞机 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他说：“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苏联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 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范围内的几项行动计划中的一项，因此也批准了。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 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类事原本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他还说：“除非邀请被撤销，我目前仍计划飞赴莫斯科。” 距最高级会议的召开还有几天，赫鲁晓夫飞抵巴黎，随同人员有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他在各政府首脑的预备会议上宣布，除非美国停止一切 U－2 飞机的飞行活动，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有责任者，否则他将不参加最高级会议。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 麦克米伦希望赫鲁晓夫能够息怒，将态度缓和一下。他们说，如果他坚持要艾森豪威尔作出上述声明，四大国会议将会失败，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大国， 不可能作出那种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己见，说苏联不是个二等国家，按人口和领土，苏联比美国还大。如果美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不受惩罚地凌辱小国的 话，对待苏联这样的大国就要打破这个惯例。两位首脑见赫鲁晓夫不听劝告，也就不再说话。5 月 16 日，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爱丽舍宫如期举行。赫鲁晓夫、麦克米 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分别代表苏英法美四国，鱼贯步入会议厅。会议正式开始前，赫鲁晓夫要求东道主戴高乐允许他发表一个声明。戴 高乐当然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见他如此固执，只好答应。赫鲁晓夫的发言是已经写好的，为防止美国人抓辫子，事先在代表团内 部已经字斟句酌地推敲过。他一改往日即席演说、信口开河的做法，一字一 句地读了起来。声明要求艾森豪威尔停止间谍飞行并处分与 U-2 飞机事件有关的人员。 他还建议最高级会议推迟六到八个月，等美国大选后再举行。艾森豪威尔坐在那里，面色阴沉。赫鲁晓夫一念完声明，他便站了起来回答说：“在最近 的事件发生后，这种飞行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复。”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仍不满意，他重申了声明中的一句话：如 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苏联将收回让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冷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艾森豪威尔首先站 起身，整个美国代表团也跟着站起身。赫鲁晓夫、戴高乐、麦克米伦也纷纷站起。赫鲁晓夫放了一炮，把四个代表团都赶回了各自的房间。戴高乐通过法国外交部长给赫鲁晓夫捎话说，会议要在美、英、法三国 代表团讨论苏联声明的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复会。赫鲁晓夫利用这空闲的一天，同马利诺夫斯基到离巴黎 100 公里处的普 勒絮马勒乡村去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利诺夫斯基曾作为俄国远征军的机枪手在这里驻扎过一段时间。当时的一位房东现在还活着，马利诺夫 斯基很想去看看。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与两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巴黎出发，沿着菩提树 成荫的美丽的法国乡村道路前进。5 月的巴黎郊外阳光灿烂，春风拂面，空气湿润而温暖。可以看出，不久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在一个地方，一棵被风 刮倒的菩提树挡住了去路。赫鲁晓夫下车后，从一名护路工人手中接过一柄斧子猛砍，惹得四周的法国人围观。摄影师把整个场面都拍了下来。赫鲁晓 夫此举的意图，是想让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看看，苏联政府是由工人组成的，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能用双手干活。他们在村子里同当地的村民在小酒馆里喝酒谈天，回忆往事，无忧无虑 地放松了一天。巴黎，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在作最后的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 3 时， 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聚会。艾森豪威尔表态说：不道歉、不惩办。 下午 5时整，最高级会议终止。当天傍晚，当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驱车回巴黎时，留守的葛罗米柯 告诉他们：四大国会议取消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该离开巴黎了。当他 们乘坐的敞篷车驶往机场时，路边的人有的向他们招手，有的挥舞拳头。赫鲁晓夫对路人的表示不屑一顾。他确信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正确的。他感 到骄做的是，他们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给予了严厉而完全正当的反击，当美国人侵犯苏联主权时苏联就使他们安分下来。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勇敢地 抵抗美国人，美国人就会继续派间谍到苏联来。艾森豪威尔不是说美国人有权飞越任何“封闭”社会的领土嘛。好吧，如果“封闭”社会是一种能控制 其边界的社会，那么也许苏联就是这样的社会。苏联准备殷勤接待它邀请的任何客人——但是任何不速之客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赫鲁晓夫带着这些想法，来到了机场，登上了飞回莫斯科的飞机。 最高级会议流产了；艾森豪威尔的访苏计划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不能以接待美国总统时应有的那种殷切心情来接待他”的理由被取消。苏联报纸又开始公开谴责美国的政策。被赫鲁晓夫一度说成是标志着“人类 历史新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不出一年就荡然无存。而艾森豪威尔更干脆，他表示“我从不知道有什么戴维营精神”。 美苏关系又下降到“零点”。1960 年 9 月 22 日，苏联宣布，参加联合国大会第 15 次会议的苏联代表 团已经组成。代表团将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葛罗米柯，外交部副部长佐林，维诺格拉多夫，索尔达托夫。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 了轰动。美国总统访苏邀请被取消，令美国丢了面子，苏联国家首脑不经任何邀请竟能但然踏上美国国上自由发表演说，实让公众舆论难以接受。在美国政府看来，U－2 飞机事件尚未平息，赫鲁晓夫再次来美国是极为 讨厌的。此外，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已进入决定性关头，赫鲁晓夫的来访势必会分散人们对竞选的注意力，而来访本身对共和党现政府来说更是一件 不受欢迎的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宣布他们国家出席本届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将由本国领导人率领。到了预定启程去纽约的日子，赫鲁晓夫的座机出了毛病。现在只有两种 方式可以选择；或乘别的飞机途经伦敦去纽约，或者乘船去纽约。最后，赫鲁晓夫决定乘船从加里宁格勒经波罗的海和大西洋驶往纽约。 这艘船的来历还较为复杂。它 1940 年建造于阿姆斯特丹并由德国人使用。二战后，它作为战利品交给苏联海军。1957 年前，也就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六月全会向赫鲁晓夫发难之前，这条船一直被命 名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反党集团”被揪出之后，这条船改名为“波罗的海”号。赫鲁晓夫别出心裁地邀请华沙条约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参加航海旅行，以 便有机会与这些国家的首脑举行会谈和讨论问题，以保证对列入联大议程的各种问题采取一致的立场。航程差不多需要 10 天的时间，赫鲁晓夫可以利用 这段时间准备他在联大上的发言。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陆续来到船上与赫鲁晓夫会合：匈牙利的亚诺什·卡 达尔、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以及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每个要人都有一大批随行人员，船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坐满了苏 联东欧的党政重要领导人。赫鲁晓夫这一想法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只要遇上一颗二战时期留下的水雷，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就要重新改组。赫鲁晓夫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海军部门的专家们建议，用两艘扫雷艇护 航，当“波罗的海”号驶离英法水域后，让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苏联船只靠近 行驶，以便应急。当船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辽阔的大西洋时，赫鲁晓夫感到自己被一种新 鲜罕有的感觉所压倒。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处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心旷神怡”。早晨，赫鲁晓夫走上甲板，坐进摇椅，让他的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 斯基大声地给他读从莫斯科用无线电拍发来的最新的新闻摘要。赫鲁晓夫在船上如同一个家长，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愿意交谈。尽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安人员不赞成，他还是经常同各代表团合影。他以在甲板上运动为乐。天气晴好时，他总是找几个人玩掷木盘游戏，把一只大橡皮 圆盘用一根棒子推过甲板让它停在写有不同号码的方格子中。每次玩时，都有很多围观者为他欢呼喝彩，在欢声笑语中，他越玩兴致越高，并总想多赢 人几分。他手里经常拿着一本书，然而他的文学知识是零碎而不系统的，始终未 能善始善终地读完几本书。对于西方文学他更是所知甚少。他一直说，如果有时间要补上这门课。赫鲁晓夫不会外语，也不想学。“我还是把俄语学好 吧。”他不无赧颜地承认说。在此问题上，斯大林也批评过他。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不景气的农业状况。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 告，他啰啰嗦嗦，拖泥带水，语法搞错，重音读错，外加不少口头禅，让人听得心烦。他还一个劲儿要求立刻通过决定，速战速决。当然，在这冗词赘 语中还能让听者理解到他的见解与聪明睿智。斯大林耐心地听完了他的报告，以他特有的沉稳态度口授了一个决定。他说：“第一，由于时间紧迫， 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第二，赫鲁晓夫同志必须认真学习俄语。”受到挖苦的赫鲁晓夫显然很难堪。他曾下决心要好好学一下，结果由于权力不断扩 大，地位不断上升，终于没能腾出空来进行学习。一晃几年就过去了。1957年以后外事活动频繁，就更没有时间了。如今他已是 66 岁的人，学起来谈何 容易。现在他人胖了，行动也有些迟钝了。在手下的人看来，生活中的赫鲁晓夫是个笨手笨脚的人，一身上下乱糟糟；宽大的上衣加上既肥又皱的裤子。他忽而满面春风，忽而大发雷霆。他独自一人或和亲近的同事在一起时，偶 尔也流露出一种不常有的忧郁感，一种黯然神伤的厌倦情绪。但这种形象的出现往往很短暂而难以让人察觉，他很快便恢复到兴冲冲的样子。起草决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外交部的内圈人物称之为“苏联新的 重大主动行动”——的工作在莫斯科已基本完成。在“波罗的海”号上主要是定稿和润色，使它具有最诱人的宣传色彩。赫鲁晓夫指示秘书们使建议的 条文和他的讲话文稿尽量做到简单畅晓，使更多的人，甚至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都能看懂。秘书们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便整日搜索枯肠，寻找犀利的句子。在秘书 们的工作中，生动而有力的对比、俄罗斯民间谚语和格言与阐明建议的实质内容同样重要。格言和谚语集是为赫鲁晓夫起草文件和报告的人的必备参考 书。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米别伊和《真理报》主编萨丘科夫负责在文笔和宣传方面提出修改意见，是赫鲁晓夫形影不离的助手。他们在这一方 面技艺超群，远远胜过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提建议，出些主意，但口才和文采较为逊色。葛罗米柯对赫鲁晓夫提拔阿米别伊颇有看法。虽然 赫鲁晓夫也很欣赏葛罗米柯的英语能力和外事活动的经验，但他总忍不住要对他戏弄一番。他常常当着众人把葛罗米柯叫做“死板的官僚”。“瞧，” 赫鲁晓夫常笑吟吟地指着葛罗米柯说，“安德烈·安德烈那维奇看起来多年轻，他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他准是老呆在一个舒服的角落里喝茶。”葛罗米 柯尽管心中不满，但也得强作笑脸。赫鲁晓夫有时也亲自修改秘书写好的讲话稿，以便说起来更顺嘴。在船 舱里或甲板上，赫鲁晓夫一连几小时把他的想法快速口授成文稿，使得苦恼时速记员在速记本子上紧张地写完一页又一页。草稿常常是乱糟糟的，连最 有经验的速记员有时也难以把他杜撰的许多笨拙词句编成合乎语法的俄文。赫鲁晓夫在船上一改平时的习惯，痛饮杯中物。有时，他在痛饮了一天 之后，在晚上就没边没际地打趣，乱开玩笑。经常陪伴他喝酒的是亚诺什·卡达尔，此人也是海量，赫鲁晓夫一天几次去卡达尔的船舱。卡达尔机智、精 明，为了少和赫鲁晓夫交谈，他在船上有空便打牌。哪怕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他也会掏出一副牌来，看那个架势，他已打定主意，美国之行就是彻底的休 息。这让赫鲁晓夫非常恼火。纳吉已于两年前（1958 年）被处决，卡达尔在整个旅行中绝口不提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常常在一起聊天则是托 多尔·日夫科夫。他对赫鲁晓夫特别殷勤。他在与赫鲁晓夫交谈时经常表示他同意赫鲁晓夫的每一句话。日夫科夫能够听懂俄语，所以两人交谈较容易，而赫鲁晓夫与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交谈就要借助翻译。 罗马尼亚人显然不像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那样受宠。赫鲁晓夫在私下里对苏联代表团的人说，乔治乌－德治总的来说不是个坏共产党员，但作为 领导人他没有魄力，太消极被动。他还说，在罗马尼亚，甚至在其共产党的队伍里，有害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态度正在发展，这种态度必须根除。“对此 不能手软”，他曾公开宣称，“‘罗马尼亚稠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个婊子。”赫鲁晓夫突然住口不再往下说了，他觉察到自己有些太过分。“我指 的是，”他为了给自己开脱而牵强地补充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一天晚上，灌了一天杯中物的赫鲁晓夫想寻寻开心。他对坐在身旁的乌 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说：“你给我们跳个戈帕克舞吧。我很想看乌克兰歌舞。”波德戈尔内吃惊地看着赫鲁晓夫。他已经是 60 多岁的人了，这把年纪根 本跳不了戈帕克舞。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弄不好会要了老命。戈帕克舞是乌克兰青年跳的一种动作剧烈的舞蹈，跳时要下蹲并快速轮流踢两腿。赫鲁 晓夫又说了一遍，再次要他跳。波德戈尔内看出这个醉鬼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勉强站了起来，很不是滋味地模仿戈帕克舞的基本动作比画了几下。令人 难堪的是他显然不会跳，但醉鬼赫鲁晓夫却起劲鼓掌并称赞波德戈尔内：“跳得好！你呆在基辅正合适。”赫鲁晓夫在船上还召开了一个讨论前比属刚果局势的会议。刚果当时刚 取得独立，但事态的发展对莫斯科不利。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刚果从我们的手指缝中溜掉了。”在整个航程中，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联合国插手刚果的事，特别是联合 国维持和平部队和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活动。“我啐联合国，”当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向他读了来自非洲的一些特别糟糕的消息后，他怒冲冲 地说，它不是我们的组织，那个乡巴佬废物蛋插手了与他毫不相干的重要事务。他夺取了不属于他的权力。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必须千方百计除 掉他。我们得让他受不了。”他咆哮道。他说，他准备提出在联合国中成立三个执行小组来取代联合国秘书长的 职责。这是一个阉割联合国的办法。葛罗米柯提醒他这个想法同苏联反对对联合国宪章作任何修改的长期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赫鲁晓夫听也不 听。．赫鲁晓夫性格固执，任何人都很难改变他的主意，尤其是他的权力现 在已经变得至高无上，甚至当他已经知道别人的意见正确时，他仍然固执己 见。一天，在甲板上晒太阳时，赫鲁晓夫信口但却条理清楚地对站在旁边的 助手说，他打算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来扩大苏联的影响。他用手抓住头上那顶心爱的草帽免得被凤吹掉，“我不能没有它，”他笑着说，“它 有助于我思考问题。另外，我想我的帽子也不合鲨鱼的口味。”他接着又说：“我们在纽约得和一大群而且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鲨鱼打交道。” 接着，他开始分析西方各大国的情况以及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英国强烈反苏，不可救药。“狮子的头上可能长疥，但 还能咬人。俗话说，‘英国女人拉屎没个完’，这不是没道理的。”不知他说这些对他的结论有何帮助。这就是赫鲁晓夫的语言风格。“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他说，“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环把整个欧洲像一 条铁链那样拉到我们这边来。”他瞧瞧自己的肚子，便回忆起最近的巴黎之行。“他们请我们吃好的，让我们喝香槟，真是棒极了。我们也不含糊，我 们满足了戴高乐的自尊心。我们给他灌米汤。对他就得来这一手。”他认为对付德国人比较麻烦。但德国的经济和技术是主要的争夺目标。 他说，应该让德国明白，它永远别想统一德国。“如果有必要，”赫鲁晓夫想了想说，“我们可以显示一下力量，让那些看不情形势的西德政客们清醒 过来。”但他认为一旦他们认识到了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有可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贸易上的让步。苏联可惜重德国经济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不要忘 记，十月革命后成为我们第一个贸易伙伴的是德国。”至于美国，赫鲁晓夫认为一时还看不到它改变态度的希望，但仍有许多 机会可以在欧洲“激起”对美国的“疑虑”。“去年我们搞了个戴维营精神，把北约国家小小地吓唬了一下。我们应该进一步使美国反对欧洲，使欧洲反 对美国，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教给我们的策略。我们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他对部下摇晃着一个手指说道。秘书们正在对赫鲁晓夫口授的联合国大会讲话进行最后润色。这一讲话 以很大篇幅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秘书们认为应该把与主题无关的成就统计数字删掉一些以缩短讲话。他们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赫鲁晓夫。赫 鲁晓夫非常生气。“联合国那些人应该听听我们的观点，”他说，“他们只会空谈，每天浪费的纸张可以堆成凡座山。我们不考虑节约纸张，我们就是 要在联合国进行政治灌输。”他说，列宁曾说“社会主义具有榜样的力量”，并说“有必要通过榜样来说明共产主义的含义”。接着，赫鲁晓夫兴冲冲地 大谈把马列主义的理论遗产运用于实际工作是如何重要和有益，说他自己经常在马列著作中得到恰当的指导。可以看到美洲大陆了。赫鲁晓夫时常站在甲板上，用挂在胸前的望远镜 远眺波光粼粼的海洋。他同身边的人开玩笑说：“如果我掉到海里，古巴人会来救我的，现在离古巴不远，他们对我的接待可能要比美国人在纽约对我 的接待强。”“我希望，”他若有所恩地说，“古巴会成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灯塔。 卡斯特罗带来了这个希望，美国人也正在帮助我们。”他说美国不与古巴建立正常关系，反而组织了反卡斯特罗运动，煽动拉丁美洲的国家反对他，对 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把它逼到了绝路上。“这很愚蠢”，他扯着嗓子说，“这是美国那些热心的反共分子大叫大 嚷的结果。他们看到什么都认为是赤色的，其实有些东西可能只是粉红色的， 甚至是白色的。”他接着预言：“卡斯特罗会像被磁铁吸住那样来找我们的。”他准备到 纽约后与卡斯特罗会面。．上次，他到美国是从天而降。当时美国正值夏天，风和日丽，欢迎的 人群穿着华丽的夏装就像五颜六色的花坛；仪仗队、红地毯，一切都光彩夺目。这次他从水上来。船只驶过自由女神像后，他的感觉越来越糟。作为“欢 迎仪式”，一条满载示威者的船向他们驶来。穿着奇装异服的示威者朝他们挥动手中的标语牌，举起象征赫鲁晓夫的稻草人，并且用扩音器向“波罗的 海”号喊口号。这些抗议者和示威者都是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的会员。一年前，这个工会的主席曾经在旧金山设宴款待过赫鲁晓夫。如今是今非昔比，这一 回工人们是专门花钱租船来请赫鲁晓夫吃“闭门羹”的。“波罗的海”号在美国水上警察汽艇的护送下来到了泊位。这个码头的状况极差，相比之下， 示威简直算不了什么。赫鲁晓夫终于愤怒了。他大声喊道：“哼，哼，美国人对我们又耍了个鬼花招。”其实，美国人这回是冤枉的。此事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缅希科夫和不久前 出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瓦莱里安·佐林经办的，与美国人毫无关系。缅希科夫曾向莫斯科报告，在美国一切事情都是要用美元来办，租用一个好码头 得花许多钱。当外交部请示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随口说道：“我们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租码头上呢？我们的船停泊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告诉我们 的大使租最便宜的地方好了！”执行者缅希科夫是个抠字眼的人。他们费了不少劲才给赫鲁晓夫租到这么一个停泊点。俗话说，便宜没好货。这个靠近 第 35 街的码头年久失修，在缅希科夫租用之前实际上早已弃置不用了。在这样一个码头靠岸，其狼狈的状况可想而知。码头工人很难找，码头 工人工会的有意抵制使情况更加糟糕。结果是只能靠自己。外交官和船员们配合，费了不知多大劲儿，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总算是上了岸。他们一个个 满手油污，汗流浃背，衣服蹭脏了，领带也拽歪了。好在欢迎的都是自己人，是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警察还算“帮忙”，不让记者们接近。“波罗的海” 号的旅行家们上岸后，急忙钻进车子，直奔驻地。赫鲁晓夫在纽约帕克大街苏联代表团驻地安顿下来后，即指示佐林，安 排同卡斯特罗的会面。安排同卡斯特罗的会面对于教条主义者佐林来说是个难题。苏联代表团 到达纽约后，卡斯特罗从纽约市区的中部搬到哈莱姆区古老的特里萨旅馆。这座旅馆年久失修，靠近街道的拐弯处总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在游来荡去。卡 斯特罗认为住在这里没什么不好，这可以显示他是来自于人民。环境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都 劝赫鲁晓夫不要去特里萨旅馆进行拜访。佐林建议邀请卡斯特罗到苏联代表团来。但赫鲁晓夫坚决不肯。他要去哈菜姆区见卡斯特罗以示敬重。他想表 明他虽然是大国的领袖，但对礼仪和安全问题并不在乎，他也是来自人民。赫鲁晓夫在与卡斯特罗通过电话后便出发了。他没有通知美国警察就突 然离开了帕克大街。起先，赫鲁晓夫的汽车在车流里平静地行驶。但在半路上警察截住了他的车。警车的出现，警报器的叫声，再加上笨拙的疏导方法， 使整个车流陷入混乱，出现了严重的阻塞。许多人明白了混乱的原因，再加上政治上的怨恨，西红柿、苹果、鸡蛋开始飞向赫鲁晓夫的汽车，一片叫骂 声全靠苏联司机的高超技术和冷静的头脑才冲出了困境。特里萨饭店旁喧声鼎沸。这里有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古巴的反政府分子。一部分人高呼欢迎口号，另一部分人则大声咒骂。 赫鲁晓夫的保卫人员在人群中“打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簇拥着赫鲁晓夫进入了宾馆前厅。电梯把他送到卡斯特罗住的楼层。那个不大的房间挤 进去许多人，不要说坐下，连站的地方也没有。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热情拥抱。一个体态矮胖，秃顶的四周是一圈白发； 一个身材高大，浓浓的黑胡须和松软丰厚的头发。这是一对忘年交。拥人房间的人群愉快而激动，他们闪出一块地方让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 单独交谈一会儿。窗外传来饭店前广场上群众的口号声：赫鲁晓夫！卡斯特 罗！赫鲁晓夫对哈菜姆之行很满意。当他在船上远眺美洲大陆时，一个想法 已在他脑中形成：他要把古巴作为制约美国的前沿阵地，他要在美国的后院点一把火，让它“食不甘味、寝无安席”。卡斯特罗向赫鲁晓夫表示要同苏 联建立亲密的友谊，并要求提供军事援助。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的评价是：“他会成为一个好共产党员，不过这是一匹没驯过的小驹子，性子烈，所以 得小心。”纽约当局通知苏联代表团，为安全起见，赫鲁晓夫不能到曼哈顿以外的 地方旅行。这令赫鲁晓夫感到是受了侮辱。他原来计划在没事的时候到长岛的格伦科弗小住。格伦科弗是苏联政府在 1948 年买下的一处富丽堂皇的庄 园。庄园很大，有花园、游泳池、喷泉和雕像。庄园的主楼是按苏格兰城堡 的样式在20 世纪初兴建的，是当年庄园的主人为新娘送上的结婚礼物。后来 这对夫妇殉情而亡。人们传说新娘的阴魂时常在庄园出现，因此无人敢住，售价不断下跌，让苏联政府拣了个便宜。经过修缮，这个庄园成了一个很好 的修身养性的地方。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终于发作了，他把对他行动的限制变成了政治问题。他在联大讲话时指责美国和美国当局没有为会员国代表创 造有利条件，限制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说：“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难道现在不是应该给联合国总部另 选一个地方，一个将更有效地促使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地方吗？举例而言，这个地方可能是瑞士或奥地利。我可以最负责地宣布，如果 人们认为把联合国总部设在苏联是可取的话，我们将保证为它的工作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并保证所有各国代表的绝对安全。”赫鲁晓夫这一番话言不由衷，只不过是泄泄私愤而已。事实上，莫斯科 最不希望联合国搬迁。在莫斯科或在“波罗的海”号船上为这次大会进行准备时，都没讨论过联合国总部的迁移问题。赫鲁晓夫关于把联合国总部迁往 苏联的“负责的”宣布，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在莫斯科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会使苏联当局感到恐惧。当时，在莫斯科设立的联合国新闻中心尽管规模很 小，苏联政府仍明令禁止雇佣一个外国人。其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会同意这一动议，联合国迁出纽约意味着在纽约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谍报网将付 诸东流。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逢会必有发言。其中一次会议期间，他发言11 次，从而打破了以往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次数的最高纪录。对他来说， 不存在什么规矩。在 1960 年 10 月 1 日的联大会议上，议题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的合法权益”。但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对西班牙的佛朗哥进行攻击。赫鲁晓夫指责佛朗哥“建立了血腥的专制政权，并砍掉了许多西班牙最 优秀儿子的脑袋”。大会主席爱尔兰人弗雷德里克·博兰认为赫鲁晓夫的讲话太过分了，便 打断他，要求他不要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恣意进行人身攻击。赫鲁晓夫受到如此对待，一下子火了，便继续谩骂佛朗哥。他发言后，西班牙外长费尔南多·卡斯铁利亚针对他的发言回敬了他。 赫鲁晓夫暴跳如雷，不顾一切地对这名西班牙部长破口大骂。他一面骂，一面用拳头重重地敲座位前的小桌子，苏联代表团的全体团员学着赫鲁晓夫的 样一起跟着敲。这时，赫鲁晓夫的手表掉了。他便开始在桌子下面摸，他那大肚子妨碍了他。他骂了几声“见鬼”，一腔怒火无法发泄。这时他的手忽 然触到了皮鞋，他顺手脱了下来在桌上敲得噔噔响。葛罗米柯坐在赫鲁晓夫旁边，一开始还保持着斯文，后来也攥着拳头，使劲地敲打桌子卡斯铁利亚发言结束后，回到大厅里他的座位上。事有凑巧，他的位子 正好在赫鲁晓夫位于的前面。这名西班牙部长走近他的位子时，肝火正旺的赫鲁晓夫控制不住自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挥舞拳头，向矮小的卡斯铁利 亚冲去。这个西班牙人急忙摆出极生疏的防御架势。会场工作人员赶忙过来 把他们分开。会后，大家都感到很难堪。素来以行为严谨、循规蹈矩著称的葛罗米柯 为自己的“超常发挥”激动得嘴唇都发白了。但赫鲁晓夫却若无其事。他放声大笑，还说些悄皮话。他说有必要“活跃一下联合国的沉闷气氛”。他似 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不体面的行为会给其他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什么印 象。10 月中旬赫鲁晓夫离开纽约时，美国的大选即将开始。赫鲁晓夫在公开 场合声称对选举结果满不在乎。他把尼克松和肯尼迪这两个候选人称为“一双靴子”，并解释说，“说不上哪只好点，是左脚的还是右脚的”。但是，在私下里赫鲁晓夫态度就不同了。他认为尼克松“是麦卡锡主义 的典型产物，是美国最反动人物的傀儡。我们和他永远找不到共同语言”。他认为肯尼迪比尼克松要好些，尽管肯尼迪的看法常常是矛盾而含糊的，但 他显然害怕战争，因而向苏联提出改善关系。这正是赫鲁晓夫所期望的。第 十 二 章与肯尼迪的初次较量 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竟选中获胜令赫鲁晓夫感到高兴。赫鲁晓夫的这一态度有其历史原因。首先，苏联领导层和社会舆论一直对民主党人更有好感，这一传统来自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好感。罗斯福不仅于 1933 年在外交上承 认了苏联，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三巨头”中最可靠的盟友。其次，美国的黑人和其他低收入阶层在选举中普遍投民主党人的票，而这一点从评 价国外事件的传统的“阶级观点”来看是一个好的因素。最后一点，约翰·肯尼迪本人比尼克松更能引起赫鲁晓夫的好感，特别是在他与尼克松之间发生 了世人皆知的“厨房辩论”之后。赫鲁晓夫在 1956 年访问美国时曾与肯尼迪有过短暂的接触。肯尼迪要求美国政府对苏联“表现出明智和成熟，并建设 性地交换看法和谈判”。赫鲁晓夫对这段话做了符合自己喜好的解释。肯尼 迪批评了U－2 事件，并在一次讲话中宣称，如果他是总统，他“就不会批准 这种飞行”。赫鲁晓夫认为这些都是清醒和现实的态度。肯尼迪在讲话中多次表示美国“不希望进行一场核战争”，这也博得了赫鲁晓夫的好感。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 古巴问题引起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赫鲁晓夫知道美国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但他没料到肯尼迪就任总统后这么快就采取 了行动。1960 年初，艾森豪威尔批准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旨 在颠覆卡斯特罗政府的雇佣奉。1960 年总统选举前不久，他又决定将这支队伍升格成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而不是一支游击队，并且急剧地增加了它的 人数。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 11 月 29 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里听到这个 计划。肯尼迪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就向新政府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 月 28 日，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一周后召集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雇佣军的问题。这是一支挂着另一国旗子、在危地马拉秘密基地接受高度训练的部队。 肯尼迪对这个计划的庞大和大胆感到惊讶。他刚上任，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掂量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紧急，如果错过眼前的机会，这支训练有 素的部队就永远没有希望了。首先，卡斯特罗不久后将从苏联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飞机。一到 6 月 1 日，卡斯特罗就会拥有一支强大的喷气式空军。 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不久将返回古巴，这对登陆作战的流亡分子将是灭顶之灾。此外，危地马拉伊迪哥拉斯总统捎话来说，那些受训人员 到 4 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呆下去了。其原因一是由于政府受到压力，公众舆论一致要求关闭这个日益公开的、政治上引起争议的训练营；二是雨 季就要来临，训练营所在的马德雷山区将成为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里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训练营的古巴流亡分子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渴望战斗，很难加以阻拦。肯尼迪仍然犹豫不决。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如果不批准这 一计划，就等于听任卡斯特罗随意在西半球搞革命，就等于不容许那些流亡分子从共产党独栽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它还将给 1964 年的总统选举带来麻烦，因为遭到解散、感到失望的流亡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散布流 言，说肯尼迪出卖了他们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这批“只求能在自己的国家中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他 们“将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同情和帮助”。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怎样。杜勒斯告诉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 1954 年 6 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共产党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站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旁边告诉他，我确信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而 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 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了一个调查组去危地马拉训练基地。兰尼兹尔将军在读了调查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然成功。海军作战 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持同样的看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名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进行调查。不久，上校 送回了一份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 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训练营的指挥官年轻力壮，狂热地希望参加战斗他们说，他们深知古巴民众。当对方军队在他们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 时，古巴人会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起，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动员多大的力量，他们都能够战 胜他。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肯尼迪终于发出了行动信号。他认为这样一 种说法有些道理：政府既然能派一支美国军队到东半球去打老挝的共产党，就也可以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 150 公里的共产党政权下手。4 月 10 日，星期一，训练营全体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 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们宣布了行动计划：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训练营的伞兵夺取位于 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军，包括其武装船队和小小的空军，都投入了战斗。但是，这次战斗与总统的理解有很大出入。总统收到的报告说，这支部 队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 1400 人的精锐武装部队。登陆的地点猪湾是一片偏僻荒凉的不毛之地，仅有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报告人解释说，这 些训练有素的古巴人摸黑登陆，根本不会被发现。中央情报局则进一步向肯尼迪保证，至少在 72 小时之内，卡斯特罗不会采取行动，因为在这三天时间 内，他根本就不可能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迷惑他，训练营中的 168名突击队员将在 500 公里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颠覆行动的设计者们一致相信，古巴对卡斯特罗政府不满的人多得很， 人们会自发地帮助训练营流亡分子们登陆。他们告诉总统，在古巴已经有差 不多 2500人参加了各种反抗起义，另有 2 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 总人口 25％的人准备给登陆部队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肯尼迪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都一再强调，美国军队绝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 在 4 月 1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绝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我认为它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将竭尽全力，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已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 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之间的问题。”他的安全顾问们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分子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 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这样一来，美国就不 会受到丝毫牵连。然而实际情况是，从 1960 年 11 月 4 日以后，流亡分子（当时只有 300 人）就再也没有接受过游击训练。后来新招募来的雇佣者大多都不适宜进行丛林战争。训练营中只有 135 人合格，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出 纳、医生、地质学家、教师、记者、工程师、演员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 29 岁，其中有的已经是 60 开外 了，最后招募来的人还不会射击，这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肯尼迪的麻烦不过是刚刚开始。实际上，这支雇佣军从未亲身体验过在 山区如何活动。距登陆地点最近的山区离海岸有 130 公里，与猪湾之间还有一片无法通过的沼泽，训练营中基本都是些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就报告过这 一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过人对他们提起具体的作战方案。中央情报局自作主张，对谁都不说：对总统不请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商量，对入侵部 队不通报。它的理由是，要是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些，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中央情报局之所以要欺上瞒下，无非是要尽可能地增强这些炮灰的信 心。中央情报局的人给他们打气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须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 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人还向这些亡命徒们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事 后很久，这支雇佣军的领军人物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得知，原来还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预备方案。当时他只知道放心干，美国人到 时会出兵，美国人为此已经准备了一支 1．5 万人的部队，到时将给予一切必需的支援。雇佣军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打击。中央情报局 一向不把古巴的空军放在眼里，对其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不堪”，等等。根据收集到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推算卡斯特罗共有 15 架 B－26 轰炸机、10 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和 4 架快速的 T－33 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 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 4 月 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 机场进行空袭。晚上，中央情报局的人给雇佣军头子圣罗曼打电话，告诉他轰炸任务完成得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都被毁了——圣地亚哥机 场 12 架，自由城 6－8 架、圣安东尼奥 8－10 架。这一次他们说的又不是实话。古巴的空军还剩下 6 架 B－26，2 架“海上怒涛”式，4 架战斗机以及 2 架 T－33 喷气机。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 T－33没什么用，其 实这种飞机对付 B－26 飞机还是有办法的。它装有 50 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 以对 B－26 的尾部进行射击。而 B－26轰炸机又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B－26 飞机装有自卫尾炮。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雇佣 军的几架 B－26飞机的尾炮拆了，代以备用油箱，以便让飞机在古巴上空飞 得时间长些。这样一来，雇佣军飞行员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现代战争中，制空权往往决定着胜负。而在这次行动中，制空权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雇佣军头 10 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袖、 食品、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这是一艘二战时的运兵船，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早就应拆掉炼钢了。拨给雇佣军的 登陆船只，都是些 20 米长，没有钢板的小船。设备简陋且不说，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 边。突击队员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回运输舰。对古巴机场的轰炸引起了卡斯特罗的警觉，因此在入侵的前一天，内应 人员全都被抓了起来，关在垒球场、剧院和礼堂里。古巴地下组织头子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也于 4 月 17 日，星期一，即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里应外 合的日子被枪毙了。头一天晚上 7 点 45 分，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雇佣军 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这是进攻部队的主力。由于所有其他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地下组织的起义、国内的破坏活动——都一一告吹， 现在只剩这一幕独幕剧了。他们全副武装地呆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 11点，司令官佩雷斯·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他所看到的景象把他吓呆了。 他原听说海岸上空无一人，现在却是一片灯火。自卡斯特罗掌权之后，这一带已经建成为公园。中央情报局所说的沼泽地带，也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 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即将完工，海滩上也有人来来往往。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不仅于此。猪湾的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锋 利突兀的珊瑚礁环绕，夜间在这里登陆十分困难。首先要设置登陆指示灯。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 是指示灯刚一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古巴边防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雇佣军向吉普军开 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入侵者登陆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卡斯特罗那里。凌晨 3 点 15 分，卡斯特罗得到消息，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 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情报有误，便询问了详细情况。无线电通讯员报告说，上述两个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 50 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 着，无线电讯号忽然中断，说明电台已被占领，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卡斯特罗下令在上述两个地区防御的部队立即出击，并命令 B－26 轰炸机满 载炸弹，从洛斯巴尼臭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猪湾袭击停泊在那里的船只。当天上午，滩头阵地混乱不堪。首先是空战。古巴空军的 T－33 首先撵 走了雇佣军的 B－26，于是，古巴空军的轰炸机便开始毫无顾忌地轮番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接着是 装载着 10 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又在一片火光中解体了。其他三艘 船赶快驶离了海岸。船只逃跑后，已登陆的入侵者便陷入绝境，因为卸下的军火还不足 10％，在人数上与卡斯特罗的部队相比是 1 比 13，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 但入侵者情绪仍然很高，逃散的船上发来的电讯使他们受到鼓舞。比如：“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 把你们撤出来的。”在美国国内，有关古巴的消息成了那天的主要新闻。舆论界反应不一。 右翼方面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开往古巴”；左翼方面则认为他们在选举前对肯尼迪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们高举“公平对待古巴”的标 语牌，同示威者一起涌向曼哈顿的联合广场。“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响应。他们联名写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 事干涉的趋势”。甚至有人给公平对待大会打电报说：“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 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这时候，卡斯特罗已无需美国左翼力量的支持，他的军队已经完全掌握 了猪湾的局势。现在要做的只是将雇佣军一步步赶下海。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军队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 122 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 兵连开始轰击海滩；弹着点附近的雇佣军被震得晕头转向。苏制 T－34 坦克的推进速度令雇佣军心惊胆战。入侵者不断回头望着大海。舰船逃走时，曾 允诺晚上再来，但直到午夜，补给船还不见踪影。佩佩·圣罗曼不得不带着报话员登上一只敞篷船，在海上发报，但无任何回音。在吉隆滩，T－34 坦 克排成一字形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瘫使雇佣军们进退维谷。星期二晚，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的肯尼迪临时被请 了出来。他站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前听国务卿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名成员及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汇报情况。他们说，现 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登陆部队，使其免受卡斯特罗法庭的审判。肯尼迪同意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出 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在星期三早晨 6 点半到 7 点半的一个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以便让雇佣军的 B－26 向环形阵地周围的卡斯特罗军队发动攻击。 这一回，中央情报局最后的努力又失算了。卡斯特罗的 T－33 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剩下的几架飞机。 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越来越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飞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 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教授”。星期三清晨 4 点 32 分，中央情报局接到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及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 战斗。我不再等你们了。”一切归于沉寂。 这一时期，对于古巴问题最为关注的旁观者莫过于不久前同卡斯特罗热烈拥抱过的赫鲁晓夫。他对事态发展的每一细节都不放过，自然，他也读到 了入侵失败后第二天肯尼迪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肯尼迪在演说中色厉内荏地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 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警告苏联，“到了那时，我们绝不会去听那些使布达佩斯血染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肯尼迪在对赫鲁晓夫进行恐吓，叫他不要染指古巴。肯尼迪认为美国的 唯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唯一的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是肯尼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不论在古巴还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 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给予更密切的注意并采取更现实的对 策”，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一场无情的战斗，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这类评论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新总统这一跤摔得不轻。肯尼迪 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看来，现在正是对他猛击一掌的大好时机。肯尼迪刚刚当选总统时，赫鲁晓夫曾向他发去一封贺电。紧接着，赫鲁 晓夫为表示愿意恢复到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之前的苏美关系，又释放了两名关押的美国飞行员。肯尼迪在他的首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一行动消除了改善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他明确表示美国飞机将不再 飞越苏联领空，以示对赫鲁晓夫行动的感谢。1961 年 2 月 11 日，肯尼迪就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 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腊斯克、邦迪之外，还有担任过驻苏联大使的四名苏联问题专家，他们是现任驻苏大使汤普逊，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 尔斯·波伦，现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和艾弗里尔·哈里曼。会议中，没有人认为两国政府首脑之间有必要举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级”会议，肯尼 迪更是如此。他的观点是，这种会议在遇到战争威胁时或许是必要的，作为“最后正式批准由较低级的会议达成的协议的场合”或许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级会议不是一个涉及细节的谈判场合”，细节问题须由专职的专家通 过悄悄的途径予以处理。最高级会议总是造成过度的希望和公众的注意，因而就产生了无根据的松懈、失望或紧张情绪。但是，2 月 11 日的讨论还认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私人的、非正式的会 谈与举行最高级会议是有区别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将有助于让肯尼迪对赫鲁晓夫进行估量，直接了解赫鲁晓夫对禁止核武器试 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获得借以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并能够比通过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确切地表明美国为之战斗的重大利益。这 些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阐述得那样，“联系渠道应该保持十分畅通”，“减少发生危险的机会”，并达成可以防 止核战争、到时候还可以使冷战缓和下来的某种谅解。然而，肯尼迪没有想到猪湾入侵给会见增加了难度。赫鲁晓夫就这一事 件公开表态，并明确站在古巴一边，从而使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进一步改善，反而恶化了。在苏联国内，美国雇佣军对古巴入侵的失败激起了中央政治局 以及军方的反美情绪，通过对猪湾事件整个过程的研究，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显然是缺乏经验。白宫知道，在国际政坛上闯荡了六七年的外交老手赫鲁晓夫准会这样看 待美国的这次大失败。但是，2 月间已经安排了肯尼迪同赫鲁晓夫 6 月初在维也纳的会谈。赫鲁晓失担心美国会因古巴事件而使会谈有所变动，因此便 于 5 月 12 日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又怕被赫鲁晓夫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于是便开始全力准备会谈。有人告诉他，赫鲁晓夫认为 艾森豪威尔在其所参加的两次高级会谈中明显准备不足。艾森豪威尔每次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肯尼迪认为应当让赫鲁晓夫改变 这一看法，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肯尼迪为了增加会谈的主动性和把握性，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对以往 同赫鲁晓夫对话的回顾上。他接见会晤过赫鲁晓夫的人，研究他的政策和个人作风，深入地研究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的背景以及双方看法的细微差 别。会晤前的那天晚上，在巴黎以及在飞往维也纳的途中，他还在研究，直至会晤前的一分钟。第一天，肯尼迪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午宴。第二天，赫鲁 晓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午宴。在这些宴会上，谈话是轻松的。当肯尼迪点燃一支雪茄把火柴丢在赫鲁晓夫椅子的背后时，赫鲁晓夫问道：“你想放火烧 我吗？”肯尼迪向他保证说绝无此意。赫鲁晓夫笑着说：“啊，你是个资本家，不是个纵火犯。”肯尼迪指出，赫鲁晓夫在 1959 年会见过的那些工业界 和金融界的大资本家没有一个在 1960 年投了民主党的票。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都很机灵。”他认定这全是花招。当赫鲁晓夫说他佩戴的是列宁和平 金质奖章时，肯尼迪笑了一笑，反唇相讥道：“愿你一直戴下去。”会谈的议程包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 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互惠的经济联系问题、租借法案以及两国 关系正常化问题。会谈开始时，两名领导人回忆了他们结识的情景，那是 1959 年赫鲁晓夫 访美期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提到赫鲁晓夫曾议论过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的年轻外貌，并说他现在老了不少。赫鲁晓夫 对于他是否讲过这句话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总想显得老成些，而老年人总喜欢显得年轻些。赫鲁晓夫说，他在年轻时，长相很年轻，他常常由 于别人弄错了他的年龄而恼火，然而他 22 岁头发就开始花白了，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肯尼迪立刻把话题转到中心议题上，即两个主要核大国要避免在互不相 让的直接对抗中把各自的重大利益牵连进去的局面。赫鲁晓夫不满地指责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想消灭共产主义。肯尼迪反驳说，真正的问题是 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赫鲁晓夫对此加以否认。他说，他们只是预期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将取得胜利。苏联是反对把自己的政策 强加给别的国家的。正像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正受到共 产主义的挑战。肯尼迪回答说，历史的必然性并非表现在由少数人违反人民的意志去夺 取政权，即使这被称为“解放战争”。过去，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制度的灭亡曾经带来过战争；而今天，如果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我们两国都将蒙 受重大的损失。意识形态的竞赛不应影响到两国重大的安全利益。他重申了他关于估计错误所造成危险的看法。赫鲁晓夫听到这话很不高兴。他说，他不喜欢估计错误这个词，也不喜 欢肯尼迪反复使用这个词。总统是不是说共产主义只应在共产党国家内存在，而它在其他地方发展就将被美国视为苏联的敌对行动呢？美国希望苏联 像个小学生那样双手放在课桌上坐好，但是思想是没有免疫可言的。即使他抛弃了共产主义，或者他的朋友们把他赶下台，共产主义学说仍会继续向前 发展。他说，他在国内太忙了，甚至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是谁都不知道。他笑了笑说，德国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重申 不应通过战争或武力把思想强加于人，这是苏联的政策。肯尼迪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不管怎样，估计错误不过是指一方 对另一方的下一行动作出错误的预测，它对各国都同样适用。他先前在猪湾事件中就作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赫鲁晓夫对西方也必然要作出许多判断。他 们这次会谈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判断能更为确切。赫鲁晓夫在这一点或任何其他论点上都不让步。他反复强调，苏联不能 对每一次自发的暴动或共产主义倾向负责。他指出，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和苏加诺都说过要使他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发展。但是纳赛尔却 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他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者呢？尼赫鲁也不赞成印度的共产党，然而，苏联还是帮助了他们。这就证明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 的。他预言伊朗国王将被人民推翻，但是他声明这不会是苏联策划的。他说古巴人转而反对美国，因为资本家集团支持巴蒂斯塔。猪湾登陆只会使古巴 人更为担心，生怕美国人会把另一个巴蒂斯塔强加给他们。赫鲁晓夫说，卡斯特罗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美国的政策可以使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 者。赫鲁晓夫还说，他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资本家把他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本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预言卡斯特罗会走什 么道路。如果美国对小小的古巴也感到是个威胁，那么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 又该怎么办呢？肯尼迪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他回答说，单是古巴并未被视为威胁。危 险的是，卡斯特罗公开宣称他打算在西半球搞颠覆活动。如果卡斯特罗是通过自由选举而没有外来干涉的话，美国可能已承认他了。如果波兰通过自由 选举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赫鲁晓夫将作出何种反应呢？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先生如此谈论波兰是对波兰的不尊重，波兰的选举 制度要比美国民主。肯尼迪说，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选举。赫鲁晓夫答道，美国的政党只是用来愚弄人民的，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歧。还有，美国 支持反动的、不民主的政权——国民党台湾政府，巴基斯坦、西班牙、伊朗、土耳其——并镇压殖民地，这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国王说他的权力是上帝赋 予的。然而，谁都知道这名国王的父亲是怎样夺取政权的，他并不是上帝，只不过是伊朗军队里的一名军士。他又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中国 提供武器，供它对付共产党人，但这没有作用，因为中国军队不愿与人民为敌。蒋介石成了向毛泽东输送美国武器的一个中转站。美国应当小心，不要 在干涉别国内政方面干得出了格。赫鲁晓夫还说，美国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一度充当过带头人，在建国初期那么富于革命性，以至俄国沙皇拒绝承认 它达 26 年之久。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这说明了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 化。肯尼迪说，他们有些联系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比如南斯拉夫、西班牙。 但是，他认为支持变革的占多数。他是主张变革的，也正是由于提倡变革才 于 1960年当选。在他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就曾经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由于支持葡萄牙和其他盟国所属殖民地的自决，他曾触怒了它们。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前所未有的，也是对和平演变的一种贡献。但 是，赫鲁晓夫在今年 1 月份表示赞同的解放战争，却并不见得总是反映人民的意愿，而且还可能使大国危险地卷进去。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吃了自负的苦。美国是很富强的以至它认为自己 有特权，并且可以不承认别人的权利。苏联不能接受这种“不用你管闲事”的论点，因为遇到人民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苏联就将提供援助。不过，苏联 反对干涉他国人民的自由选择。他说，共产党人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如果游击队是从外部派遣进去（赫鲁晓夫影射猪湾事件中的美国雇佣军）并得 不到人民支持的话，那将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游击队是由那个国家的当地人组成，那么便会使敌人感到草木皆兵了。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两次提到，他并没有受到委托或被人要求代表红色中 国讲话，不过他认为，红色中国应是联合国的一员，而台湾则应是中国的一部分。肯尼迪不同意，他说，将美国武装部队撤离以及停止支持台湾都将损 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赫鲁晓夫说，那么，按您的意思，中国只得为台湾而战了，这可是一件可悲的事。由此看来，美国对于和平共处的诚意是令 人怀疑的。依照这一逻辑推论，肯尼迪甚至可以占领克里米亚，理由是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这与杜勒斯的政策有何差别。他又说，如果他处于红色中 国的地位，早就为台湾而战了。苏维埃俄国在革命以后就曾击退过那些对它领土进行同样干涉的更为强大的国家，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神圣的战争。谈话转到老挝问题。 艾森豪威尔政府花了大约三亿美元和五年的时间，妄图使老挝成为中国和北越边境上的一个明显亲西方并能有效地反共的军事前哨。但是，事与愿 违，虽然美国支持了右翼军人富米·诺萨万的一连串政变和反政变，共产党仍控制了老挝的北部。1960 年后期，中立派首相梭发那·富马又开始同苏联 合作，贡勒上尉领导的中立部队同共产党和解，老挝的形势对美国而言实在 不妙。在艾森豪威尔卸任前，形势急剧恶化。苏联每天从河内空运大约 45 吨的 武器和军需用品给巴特察和贡勒的部队，不断扩大他们在老挝东北部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查尔平原上的阵地。美国则向处于湄公河流域南部的富米将军空 运补给品，并怂恿富米将军对巴特寮地区发动一场进攻。富米的军队虽然在人数、装备上占优势，但对有北越人协同作战的巴特寮部队却总是心存畏惧。1961 年 1 月 19 日，肯尼迪在一次会议上就老挝问题征求艾森豪威尔的 看法。艾森豪威尔承认，这是他遗留下来的最迫切而危险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