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集团军、六个独立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三个骑兵军、一个步兵军，由空军 第 5 集团军进行支援。7 月 5 日拂晓，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和瓦杜丁率领的沃罗涅日方 面军在空军的掩护下，用强大的炮火向德军阵地射击。两次共一个小时的射击使德军的前沿部队损失不小。同两年前不一样，苏军是先发制人，德军在 苏军进攻发动两个多小时后才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部正面苏军中央方面军地带内，德军在奥利霍瓦特 卡方向将 300 多辆坦克同时投入战斗。德军进攻部队前面是“虎式”重型坦克和“斐迪南”强击火炮群，每群 10—15 辆，随后是中型坦克群，每群 50—100 辆，再后面是摩托化步兵。苏军航空兵和炮兵对德军坦克实施了猛烈 轰击。当天，德军发动了五次强击，突入苏军防御 6—8 公里。第二天，苏军中央方面军以第 13 集团军和坦克第 2 集团军及坦克第 19 军实施反突击，阻 止了德军进攻。至 7 月 11 日，德军的进攻只前进了 10—12公里，因损失惨重而转入防御。 在库尔斯克南面，瓦杜丁和赫鲁晓夫所辖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地带内，德军向奥博扬、科罗恰两个方向进攻，将约 1000 辆坦克同时投入战斗，其中700 辆配置在奥博扬公路的主要方向上。沃罗涅日方面军以三个集团军和一 个坦克集团军抗击德军突击。德军在进攻失利后将主要力量转到普罗霍罗夫卡方向，以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和“凯姆普夫”战役集群的坦克第 3 军从西面和南面进攻，企图围歼在顿涅茨河和北顿涅茨河之间的苏军，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从东南实施突击，夺占库尔斯克。7 月 12 日， 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加强的大本营预备队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5集团 军的全部兵力，以及坦克第 1 集团军、近卫第 6 集团军和近卫第 7 集团军的 部分兵力实施反突击。近卫坦克第 5集团军与进攻的德党卫坦克军和坦克第3 军在普罗霍罗夫卡相遇，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 战。双方共投入 1200 辆坦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飞机和自行火炮参加战斗。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苏军阻止了从西面向普罗霍罗夫卡进攻的德军主力。 德军被击毙 1 万多人，损失坦克约 400 辆。7 月 13—15日，德军在进攻中虽 在突出部的南部推进了 35 公里，但因缺乏兵力坚守已占领的阵地，于 7 月16 日在后卫部队掩护下撤回原出发地。沃罗涅日方面军乘势追击。7 月 18 日，草原方面军也开始了追击，并以一部分兵力协助沃罗涅日方面军恢复了7 月 5 日时的态势。7 月 23 日，德军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集团退到原进攻 出发地，转入防御。苏军从 7 月 24 日起，开始准备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发起反攻。 苏军的部署是，沃罗涅日方面军从别尔哥罗德西北地域向西南实施深远突击，以切断德军从哈尔科夫向西和西南的退路；草原方面军向别尔哥罗德 进攻，并攻占该城，随后向哈尔科夫进攻；西南方面军第 57 集团军（即将编入草原方面军）向哈尔科夫东南发起进攻，以切断德军向南的退路。8 月 3 日，苏军在别尔哥罗德西北地域发起了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近 卫坦克第 5 集团军和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先头旅投入战斗。8 月 5 日，草原方面军攻占别尔哥罗德。8 月 11 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切断了哈尔科夫—波尔塔 瓦铁路，从西面包围了哈尔科夫。草原方面军从北面和东南面逼近该城。德军为避免陷入合围，于 8 月 11—17 日，以 3 个坦克师从博戈杜霍夫以南地域 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反突击；18—20 日，又以 3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 由阿赫特尔卡实施反突击。德军的两次反突击一度迟滞了苏军的进攻，但终 被苏军击退。8 月 17日，草原方面军已突入哈尔科夫市郊，8 月 23 日草原方 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攻下攻占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东部大门。赫鲁晓夫进 入该城后，在 8 月 30 日组织了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打败了敌人，但是还没有把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还很顽 强，我们还不能感到满足，应该争取解放乌克兰的首府——我们光荣的基 辅。”8 月下旬，苏军在几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罗科索夫斯基和瓦 杜丁指挥的部队向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发动攻击。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打到顿涅茨河中游，随后解放了斯大林诺。托尔布欣的南方方面军渡过了米乌斯 河。9 月中旬以后，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奉命进攻基辅。草原方面军负责进攻克列缅丘格。9 月底，几个方面军强占了第聂伯河的多处渡口。10 月 22 日，最高统帅部把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方面军改称乌克兰方面军： 沃罗涅日方面军为乌克兰第 1 方面军，草原方面军为乌克兰第 2 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为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南方方面军为乌克兰第 4 方面军。中央方面 军则改为白俄罗斯方面军。赫鲁晓夫任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兼政委。由于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赫鲁晓夫已从上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的阴影 中走了出来，他被授予了一枚军功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他从哈尔科夫的失利中吸取了教训，又从哈尔科夫的收复中找到了自我。他为自己曾在参 与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重大战役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而 感到得意。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指挥部的干部配备中，除了增添了副司令员格列奇科 之外，还增加了一位政治委员。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很明确，准备让赫鲁晓夫兼顾乌克兰共和国的战后恢复工作。11 月初，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发动了解放基辅——乌克兰首府、俄罗斯城 市之母的战斗，赫鲁晓夫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自从 1941 年 6 月 22日 以来，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在退却，甚至退却到了斯大林格勒，如今，明天或 者后天，他将重返基辅。想到这里，他不禁热泪盈眶。格列奇科从麦日戈拉战地司令部返回乌克兰第 1 方面军设在基辅城外的 指挥部时，太阳正在西沉。赫鲁晓夫和身材高大的格列奇科走出掩体，披着外套，在温暖的秋日夕阳下，向远处古老的俄罗斯名城——基辅眺望。突然，从基辅城内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一团浓烟直冲天空，笼罩在基辅 城的上方。赫鲁晓夫知道，这是德国人在实施破坏。从爆炸的方向来看，这是基辅西区的“布尔什维克”工厂，这是德国人在做逃跑前的最后挣扎。赫鲁晓夫立即回到指挥部对炮兵司令说：“瓦连佐夫同志，下令向基辅 零星地进行射击。”瓦连佐夫惊愕地看着赫鲁晓夫，不明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向这个到处都是古迹的城市开火。赫鲁晓夫忙向他解释说：“零星射击， 将使德国人急速逃跑，而顾不上破坏。少量炮弹所造成的破坏，比那些集中爆破所造成的损坏要容易修复得多。”在向基辅发动进攻之前，赫鲁晓夫命令派出特别小分队，在大部队冲进 基辅之前，直奔中央委员会大厦、科学院以及其他重要场所，防止德军纵火 或安置爆炸物。11 月 6 日清晨，赫鲁晓夫和一些乌克兰领导人驱车入城，直奔部长会议 大厦。汽车穿过市郊到达克列夏季克——基辅的一条古老的林荫大道。沿途的中央委员会大厦、科学院和剧院安然无恙，只是“布尔什维克”与“克列 夏季克”两座工厂已被破坏殆尽。整个城市给人一种凄惨异样的感觉。战前它曾是那样的热闹、熙熙攘攘和充满生气。当赫鲁晓夫一行沿着克列夏季克 一路向列宁大街走去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他们的脚步声在这空荡荡的街面上回响。当步行到歌剧院前时，忽然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一名青年 男子向他们迎面跑来。他不断地大声喊着：“我是活下来的唯一犹太人！我是基辅城里还活着的最后一个犹太人！”赫鲁晓夫试图让他平静下来，问他 是怎样活下来的。年轻人告诉他：“他有一个乌克兰人妻子，她把他藏在阁楼上，秘密地给他送食物，否则他早就死了。”赫鲁晓夫巡查基辅后向斯大林汇报了基辅被破坏的程度和人民所遭受到 的苦难，并向斯大林保证尽快修复供电和供水系统，以使人民能正常生活。基辅解放后，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尽管他还穿着中将军衔的军服，尽管苏军已开始准备向南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赫鲁晓夫却没有 随军作战。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建这个共和国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乌克兰的秩序。1944 年 2 月 6 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任命他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仍然担任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第 四 章官场荣辱赫鲁晓夫从满是尘土的指挥部掩体走进了明亮宽敞的办公室。这并不意 味着他可以过轻松愉快的生活。作为乌克兰人民的父母官，他要帮助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要领导人们生产自救。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粮仓，现在则满 目疮痍。集体农庄的大多数机械设备都被破坏了，没有足够的生产工具，就连一头牛都没有。田野里只见到妇女在拉犁耕地。大多数身强体壮的青壮年 劳力，不是被作为劳工运到德国，就是上了前线。工厂、矿山、电厂要重建；公路、铁路待修复。 赫鲁晓夫在视察完一些重要的地区之后，起草了一份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并把建议发给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通过报纸告之于人民。 乌克兰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顺利，尽管住房和劳动力仍十分缺乏。1944 年 3 月，苏军再次发动进攻，并前出到苏联在普鲁特河上的旧国界， 解放了尼古拉耶夫、切尔诺夫策、敖德萨、捷尔诺波尔。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听取了关于解放乌克兰和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任务 的报告。代表们对赫鲁晓夫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颂扬，“他的名字是与乌克兰的繁荣昌盛，与乌克兰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联系在一起的”。1944 年 4 月 17 日是赫鲁晓夫 50 岁的生日。这天，各家报纸不但发表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生日贺词，而且还刊载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钦娜等人的回忆文章。在报纸上还刊登 了授予赫鲁晓夫第二枚列宁勋章的决定。这一天对于赫鲁晓夫也是悲痛的，与他在前线有生死之交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的葬礼在这一天举 行，赫鲁晓夫作为瓦杜丁生前战友参加了葬礼，并讲了话。瓦杜丁是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伏击受伤后，因医治无效而死去的。 乌克兰的重建工作除了物质方面的困难之外，令人感到头疼的还有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从乌克兰的共产党游击队司令别格马那儿得知，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人民革命军以及三个民族主义者集团——班杰拉 分子、麦尔努克分子和布尔巴分子——在乌克兰西部的森林和农村地区活动频繁。其人数因旧警察、乌奸的加入而有所增加。西乌克兰的部分居民对他 们表示支持。绝大多数居民却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胁迫下不得不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藏身之处。为了平息这一运动，赫鲁晓夫下令将西乌克兰数百个大小 村庄的居民一个不剩地迁到西伯利亚。例如，在赤塔州的工厂和矿山就有数万名这类“特别移民”在工作。在西乌克兰无人区出没的班杰拉分子、梅利 尼科分子和布尔巴分子，最后大部分被歼灭，少数人设法躲藏起来或逃往西方，被俘的民族主义分子或被枪决或被判刑监禁。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活动在严厉镇压下有所收敛，但民族主义思潮仍然 存在。为了对这一思潮进行引导，联共（布）中央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为了民族团结，对乌克兰的爱国主义进行适当的鼓励和强化：凡是同 著名乌克兰作家和其他乌克兰活动家有关的周年纪念仪式，均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来对待，出版了乌克兰百科全书、发表了大量关于反对波兰统治的 17 世纪哥萨克的领导人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的文章，而且将别列亚斯拉夫市改名为别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在乌克兰恢复了东正教，被德国人破坏掉的一些教堂又重新修建起来。赫鲁晓夫甚至邀请基辅东正教会和神职 人员的代表到人民委员会来座谈。随着战争向西推进，苏联政府又面临同波兰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1937—1938 年，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并杀害了几乎所有 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1939 年，苏联通过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及其秘密条款与德国一同瓜分了波兰。这本已深深伤害了波兰人的民族感情。苏德 战争爆发后，受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影响的波兰将军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在苏联组建了一支波兰军队，但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拒绝让安德斯指挥的三个波 兰师在苏联对德战线上作战。这支军队只得从伊朗前往北非。1943 年 4 月 16日，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就数千名波兰军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 卡廷森林被杀一事进行调查。苏联政府在 4 月 27 日声称波兰军官是德国盖世太保所杀，并宣布同在伦敦的波兰人断绝关系。斯大林极力促使在苏联的波兰人建立一支新的波兰部队和成立一个新的 领导组织。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原安德斯部下的一个师参谋长齐格蒙特·贝林建立了一个波兰师，1943 年发展为一个军，1944 年发展为波兰第 1 集团军， 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1方面军。在苏联的帮助下，一批亲 苏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作为未来波兰政府的雏型。这两件事都是由莫斯科直接插手和过问的，而赫鲁晓夫作 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参与了许多具体工作。他经常从斯大林那里接到命令，要他帮助那些取道基辅前往波兰的波兰共产党人。1944 年，第一批 波兰人就是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防线越过边界的。赫鲁晓夫同波兰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贝鲁特、华西列夫斯卡和贝林来往密切。作为乌克兰共产党的 第一书记，与波兰的交往成为战后初期赫鲁晓夫的一项比较重要的活动。乌克兰与波兰一界之隔，赫鲁晓夫的国际活动实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44 年 7 月 23 日，苏军渡过布格河攻克了波兰东部重镇卢布林。波兰 临时委员会随即迁到这里，并正式宣布临时委员会成立。当时，临时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包括贝鲁特、贝林和华西列夫斯卡等，经常到基辅来通过赫 鲁晓夫与苏联商谈各种具体问题。赫鲁晓夫在波兰问题上往往比斯大林更偏重维护俄国的利益。卢布林委员会为了取得波兰人民的信任，不得不同苏联 商谈苏波边界的问题。为了恢复波兰人民对苏联的好感，斯大林重新审查了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确定的边界，决定沿所谓的寇松线重新划定 波兰东部边界。这就意味着苏波边界要由 1939 年苏联实际占领的边界向东移动。赫鲁晓夫却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 族利益。“乌克兰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自己联合成一个国家，一个苏维埃国家。”“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领土，同时也满足了乌克兰人的 热切愿望”。“而现在，在战后，斯大林却决定把西乌克兰一部分土地归还给波兰”。尽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继续执 行斯大林的决定，同白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科一道去卢布林，同波兰临时政府拟订了改变边界线后交换双方居民的计划。赫鲁晓夫指派乌 克兰食品工业部部长波德戈尔内为驻波兰的代表，去解决交换居民条约中的所有问题。后来，他还和波诺马连科到卢布林参加了为此举行的盛大宴会。 华沙解放后，卢布林委员会迁到了华沙郊外的普腊加。委员会面临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华沙城的任务。1945 年 1 月，斯大林打电话给在马克兰的赫鲁 晓夫，要他立刻去莫斯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告诉他：“华沙的波兰同志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市政设施，尤其是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我 们已经解放了华沙，但是他们仍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他们说，华沙成了一片废墟，不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工作。既然你在迅速恢复主要 市政设施方面已有了不少经验，我们想派你去华沙照料一下那里的工作。”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请求带几名市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和电气工程师同去。 赫鲁晓夫带着为他调配的几名专家飞到华沙。他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总理、波兰共产党书记贝鲁特和华沙市长彼哈尔斯基。 他参观了华沙市区。这座城市破坏严重，到处是颓垣断壁，只有郊区还有一些建筑物孤零零残存着。赫鲁晓夫把苏联工程师和波兰工程师分成发电、供 水和下水道系统三个小组，由电气专家斯特拉缅托夫全面负责，以检查和修复该城的基础设施。3 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的参加者大会上讲了 话，他说：“我受斯大林元帅的委托，同中央机关的一批工作人员以及莫斯科和基辅两市的专家一道来到这里，来到你们光荣的首都，为的是就地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从而能够更好、更具体地解决重建华沙工作中的问题。“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过波兰人与乌克兰人、波兰人与俄罗斯人互 相仇视的时期。这种仇视是由人民的敌人人为地煽动起来的，结果让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从中捞取了好处。不过，经过一场空前的毁灭性战争给波兰 人民、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人民和其他斯拉夫人民带来严重考验，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两国人民曾经共同经受了苦难，肩并肩地为反对我 们的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分子而斗争。在这伟大的斗争过程中，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这种由我们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是任 何时候、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红军会同波兰军把波兰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给波兰人民带来自由和独立。”华沙的发电、供水、下水道系统破坏的程度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严重，赫 鲁晓夫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同时，像他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在政治上也做了许多弥补工作。他还根据贝鲁特的建议看望了正在 病中的哥穆尔卡。赫鲁晓夫同后来的波兰领导人都有了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这是赫鲁晓夫战后外交活动的开端。赫鲁晓夫不久就回到了苏联。1945 年春，赫鲁晓夫同伊·布罗兹·铁托见了面。铁托是从莫斯科返回南斯拉夫，途经基辅而逗留两夭的。5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 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前往莫斯科。6 月 24 日，莫斯科举行了祝捷游行。他同斯大林及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站 在列宁墓上，苏联军队组成纵队从红场上通过。胸前佩戴着三枚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少将迈着正步，走在纵队之中。乌克兰经济恢复工作的问题很多，尽管这一工作进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 年，但离斯大林的要求仍很远。斯大林对乌克兰这一粮仓的期望是，为战后的苏联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如今的生产水平只相当战 前时的 25％。赫鲁晓夫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经常到乌克兰各地巡视。1945 年 7 月，他视察了乌克兰共和国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乌克兰和原喀尔巴阡山下的乌克兰度过了几个星期。此时，乌克兰全境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 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和指战员复员了。乌克兰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然而，许多人却无法分享这种普遍的喜悦。 战争爆发时告别家乡奔赴战场的人为数众多，而如今返回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在战场上牺牲了，烈士的墓地遍布各地。那些在希特勒集中营里活下 来的被俘人员则受到歧视，他们同许多被送到德国进行强迫劳动的人一样，必须在人们的冷眼下度日。在有些村子里，有一半人是被遣返回国的。1941 年因战争东迁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也开始陆续返回故乡，一大批在部队里执行附属军务的妇女也回来了。重建工作因劳动力的增加而有所改善。工农业生产在恢复。1945 年 1O 月，赫鲁晓夫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报告说， 较之战前 1940 年的生产水平，乌克兰的煤炭生产已经恢复到 40％、钢铁23％、生铁 30％、锰 54％、铁矿 34％。全共和国的土地播种面积已达到战前 总面积的 71％，谷物和甜菜产量分别达到战前 1940 年水平的80％和 50％。 尽管如此，1945 年乌克兰仍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为数万顷的谷物和玉米 直至 11月份还没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机器。为了补救，只有加强春播，可 是由于农庄里缺少机器、马匹和耕牛，播种时只得使用奶牛，这又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夏季炎热，旱灾从摩尔达维亚开始，后来蔓延到西南部，不仅影 响到整个乌克兰，而且还影响到伏尔加河流域。旱灾的受灾程度比 1921 年严 重，与1891 年相似。赫鲁晓夫预感到 1946 年的生产计划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他指派了一个以 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小组，对这一年乌克兰的实际产量进行预测和估算。小组考察研究后向赫鲁晓夫提交的数字是 1—2 亿普特之间。 战前，乌克兰的产量曾经达到过 5 亿普特，而国家的定额是 4 亿普特。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他认为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个问题。他 认为如果他能向斯大林坦率陈明情况，斯大林也许会把计划交售数字压下 来。赫鲁晓夫指示人民委员会各部准备一份呈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部长会议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发放粮食定量分配卡，将一部分农产品供应给农村居民，并救济灾民。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作为答复。电报中，斯大林说他是一 个靠不住的人，文件中所附的数字试图表明乌克兰自顾不暇，粮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简直荒谬绝伦这封电报对于赫鲁晓夫简直是当头一盆凉水。赫 鲁晓夫知道，悲剧即将发生，饥荒不可避免，斯大林的电报打碎了他想要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斯大林刚从索契休假回来。赫鲁晓夫就立即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他做 好了一切准备，准备受到可以想象到的最严厉的申斥，甚至准备好了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立刻送往卢比扬卡（位于莫斯科中心的内务部监狱）。但 他还是决定向斯大林说明，他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乌克兰的状况。赫鲁晓夫坚持要求经济援助。他告诉斯大林，乌克兰不仅饿死了人，而且出现了人吃 人的惨事。他曾接到过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个小桥下，发现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尸体已经被人吃掉。敖德萨州委书记基里 钦科也曾告诉他，一个妇女吃掉了自己一双饿死的儿女的尸体赫鲁晓夫的汇报，更激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你的心肠太软了！”他对赫鲁晓夫喊道，“他们在欺骗你。当他们向 你报告这一类事件时，他们指望能利用你的伤感，逼你把所有的贮备粮都送 给他们。”赫鲁晓夫知道，斯大林还从其他渠道获得了情报，并且相信这些情报的 程度甚于他的报告。那些人给斯大林“火上浇油”，说赫鲁晓夫处于乌克兰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在向乌克兰地方势力屈服，并在逐步转化为一个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有人对斯大林说，赫鲁晓夫不值得给予充分的信任。赫鲁晓夫知道，这些人无疑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他的报告原是写给柯西金的， 而且柯西金私下已和乌克兰人通过气，同意发给粮食定量分配卡。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将这份报告直接送给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的。斯大林提议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以讨论农业问题。自从上一次中央全会 以来，赫鲁晓夫感觉已经过了很多年，30 年代后期曾经举行过几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先是讨论与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问题，接着是纠正对敌斗争中的 扩大化问题。现在是第一次讨论农业问题。会议结束后，由马林科夫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拟定决议， 赫鲁晓夫也被斯大林指定为决议拟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必须返回乌克兰，临走之前，他向委员会提议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第一条纪律，允许农庄 在按照比例上缴国家谷物后，留下种子储备。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没有给集体农庄的庄员留下任何东西。一个农庄主席曾给赫鲁晓夫写过一封信，讲到 了他们的处境：“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缴国家粮食的定额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去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绝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结我们帮 助的。”事实是，粮食一旦交到政府的征集站，要回去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如果现在给他们留一些种子储备，他们就可以灵活使用，荒年可以作 为口粮暂渡难关。赫鲁晓夫提完建议就返回了基辅。过了几天，马林科夫打电话告诉他， 决议已准备就绪，只是没有把他关于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留存种子储备的意见包括进去，问他是否仍然坚持这一意见。赫鲁晓夫回答说，他还是要将这一意见写进决议。因为在讨论时，他多 次提出这一建议，并为这一建议而力争，与会者都是知道的，如果提交给斯大林的决议中没有这一条建议，人们会以为他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那很好。”马林科夫回答说。于是他们向斯大林报告了赫鲁晓夫的意 见。这一意见无疑又触怒了斯大林。最终，这一建议还是被否决了，赫鲁晓夫的处境也更加不妙。斯大林问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是否需要帮助。他说：“看来，我们最好充 实一下赫鲁晓夫在基辅的领导，乌克兰正在遭到破坏，这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接着，他又对赫鲁晓夫说：“我认为我们最好派卡 冈诺维奇去帮助你。你的想法如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这番话的话外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能表示反对 吗？他不但必须同意这项对他说来带有惩罚性的决定，而且还得把这一决定当做对共和国的帮助来欢迎。他说：“好嘛，卡冈诺维奇以前当过乌克兰中 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很了解乌克兰。乌克兰是如此大的一个共和国，不要说派一个人，就是派几十个、几百个人来都有工作可做。”斯大林于是说：“我们还要派帕托利切夫去协助你。” 赫鲁晓夫赶紧点头称是。 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认可了斯大林的决定。全会在 1947年 3 月 3 日发表的公报上说：为了加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全会决定把人民 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全会选举卡冈诺维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帕托利切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几天以后，在赫鲁晓夫本人的请求下，他的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的 职务被免去。在 6 月召开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为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也没有露面，赫鲁晓夫似乎消失了。这一段时间，他 屡受挫折，心力交瘁，一直卧病在床，休息了很长时间。病愈后，赫鲁晓夫继续负责农业生产，卡冈诺维奇则负责恢复工业生产 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乌克兰得到了联合国价值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有粮食、医疗用品、 生活日用品等。乌克兰从这些援助中渐渐恢复了元气。1947 年获得了好收成，还提前完成了任务。乌克兰和全苏的食品供应情 况开始好转，这样一来，年底就可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卡。工业企业开始恢复元气，1947 年乌克兰的工业生产产量提高了 30％。1946 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决议发表以后，由斯大林 和日丹诺夫领导的在文学、音乐、哲学、历史等领域“整顿秩序”的思想运动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乌克兰自然也未能幸免。在乌克兰，这一运动的 首当其冲者是雷利斯基。雷利斯基是乌克兰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自 1943 年来便担任乌克兰作家协会的主席。大战期间，他写了《谈谈我们的祖国》、《闪 闪发亮的武器》等作品，因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卡冈诺维奇初到乌克兰，反对“民族主义”自然要从雷利斯基开始。他不但 被撤销了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并受到了所谓“善于在爱国主义的外衣下塞进敌对的民族主义观点”的公开指责。1947 年 11 月 20 日，《乌克兰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文章中说：雷利斯基在加入苏联文人队伍以后，写了 许多积极的作品。但近年来，他的创作却证明他恢复了昔日那种敌视我们苏维埃文学的民族主义观点雷利斯基在诸如《我是苏联大地的儿子》和《谈 谈我们的祖国》的作品中，不仅表现出了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而且还暗含着实际上与苏维埃爱国主义背道而驰的思想。对雷利斯基的批判在广大乌克兰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困惑和愤慨。不过， 这一运动没有持续多少时间。1947 年 12 月，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走后，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务分开，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许多方面而言，1948 年可算是决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纪念了苏维 埃乌克兰成立 30 周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获得列宁勋章的有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 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乌克兰的农业上，但他也密切注视着工业和铺设从达沙瓦到基辅的煤气管道工作的进展情况。卡冈诺维奇调走之后，乌克兰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空气并没有轻松多 少。雷利斯基的境遇虽然有所改善，但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 8 月会议之后，乌克兰共和国内又开始了大批特批“摩尔很—孟德尔信徒”的运动。在《关于乌克兰音乐艺术状况及改进措施的决定》发表后，在希特勒德国入侵 之后幸免于难的艺术家，被扣上了“资产阶级音乐追随者”、“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和“异己分子”的帽子遭到镇压。赫鲁晓夫自知对此无能为力， 只得听之任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于农业问题之上，再加上乌克兰农业部长伏·马茨科维奇的出色工作，1948 年的农业收成比上年还要好，向国家提供 的粮食不仅比 1947 年多 1．15 亿普特，而且比战前的 1940年还多 3300 万普特。尽管机械化程度和从事农业的人数都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乌克兰还 是超额完成了这一年的计划要求。1949 年是赫鲁晓夫呆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也是 在乌克兰最美好的一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 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在一些农业问题上，诸如牲畜饲养、农 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并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作为向全国推 广的范例。这一年，在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第 16 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重新当 选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一方面继续抓农业，另一方面出席诸如教师、建筑师的各种会议，监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传中国小米的优点，并且还腾 出时间组织斯大林 70 寿辰的庆祝活动正在这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并使赫鲁晓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48 年 12 月 25 日，列宁格勒州第 10 次党代表会议和列宁格勒市第 8次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选举出州委和市委领导。波普科夫继续担任列宁格 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州委第二书记是巴达耶夫，市委第二书记 是卡普斯京。不久，一个曾是党代表会议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人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 信，说在第 10 次州代表会议和第 8 次市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在选票上划掉了波普科夫、巴达耶夫、卡普斯京的名字。但是，选举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 却宣布这些人全票当选。匿名信还说这种作弊行为在党的区代表会议上也有。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并不确切。据查，投票反对波普科夫当选的只有 4 人，反对巴达耶夫的票 2 张，反对卡普斯京的票 15 张。但这封信却被人利用，成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导火线。1949 年 2 月初，列宁格勒市委重工业部长吉洪诺夫被召到党中央马林科 夫那里，后来，又有一些人被召到党中央书记处。1949 年 2 月 15日，政治 局召开会议，把波普科夫叫去。波普科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精神恍惚。2 月21 日，州委和市委常委举行了联席会议。马林科夫和党中央组织局成员安德 里阿诺夫出席了这次会议。第二天，第二书记巴达耶夫主持了州委和市委的联席会议。马林科夫宣布，党中央委员库兹涅佐夫、候补中央委员拉季奥诺 夫、波普科夫有反党行为，说他们建立小组织，采取反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把自己和中央对立起来。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从 1937 年到 1945 年一直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 书记，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日丹诺失彼召到莫斯科后，他接任第一书记。1946 年 3 月，他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并被委托监督保安 机关的工作。拉季奥诺夫曾同日丹诺夫一道密切共事，但没有在列宁格勒担任过任何职务。他在早年就当上了俄罗斯联邦的部长会议主席。波普科夫1902 年生，1925 年入党，1939 年到 1946 年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46 年起任州委第一书记。 马林科夫在联席会议上提出三项指责。他说，波普科夫等人擅自在列宁格勒组织全苏批发市场，挥霍国家商品储备，给国家造成物质损失。波普科 夫则辩解说，这次全苏批发市场是于 1949 年 1 月 10 日到 20日进行的。他事 先不知是全苏性质的，只是在开幕式上听到俄罗斯商业部长马卡罗夫演说时才知道有其他共和国参加，即市场是全苏性质的。马林科夫还指责库兹涅佐 夫和波普科夫正在酝酿成立俄罗斯共产党，说他们准备像当年的季诺维也夫那样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央对立起来。波普科夫否认这点，他只承认自己 有些话讲得不对，曾说过中央很少帮助列宁格勒建立自己的燃料电力工业。马林科夫还指责州委书记明知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 却不向中央报告。但是，会上没有人能证实州委书记确实知道这一事实真相。波普科夫在发言中，极力把责任揽在自己和卡普斯京的身上，说列宁格勒的 党组织是纯洁的。联席会议最后决定解除波普科夫的州委第一书记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卡普斯京也受到了同样的处分。吉洪诺夫则被开除出党。联 席会议根据马林科夫的建议，选举安德里阿诺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 记。安德里阿诺夫从 1938 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1946 年起任 政府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里阿诺夫担任列宁格勒领导后，整天看过去的会议记录，把很多党员干部解职，开除出党。但他对此还不满足。1949 年 6 月，根据安德里阿诺夫的请求，中央又派了一批干部到列宁格勒， 加紧迫害活动。他们先后对州党委会、市党委会、州和市的苏维埃、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进行改组，随后又扩大到区党委会。先后一共撤换了 2000 多名各级领导干部。不久，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又进一步把这一事件变成案件，说库兹 涅佐夫在全国建立反党组织，并把沃兹涅先斯基拉入案件之中。沃兹涅先斯基是一名经济学教授，1935 年起负责列宁格勒的经济计划工 作。三年后，他在 35 岁时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1941 年他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战争期间，他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战后成为政治局委员。1948 年，他因写了《苏联的战时经济》一书而获斯大林奖金。他还写了《共产主义政治经济 学》，但是这部著作未能出版。1949 年 3 月，沃兹涅先斯基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仅仅几个月，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1949 年 7 月 21 日，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卡普斯京是英国间谍。 提出这一控告的唯一证据是，卡普斯京曾于 1935—1936年在英国学习蒸汽轮 机的制造。7 月 23 日，卡普斯京被捕入狱，但 8 天之后，检察院才签署逮捕 令。8 月，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被逮捕。随后，42岁的拉季奥诺夫，44 岁 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拉祖京也成为阶下囚。“列宁格勒案件”尚在进行时，莫斯科也发生了类似的控告。1949 年秋季的一天，赫鲁晓夫在利沃夫的林学院主持一个会议。作家加 兰刚在那里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会议是对作家的悼念，对民族主义分子的谴责。会议尚未结束，突然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斯大林要他去莫斯 科。赫鲁晓夫问：“情况紧急吗？”“非常紧急。明天早晨马上乘飞机来。”马林科夫说。 赫鲁晓夫将诸事一一吩咐停当，以便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谁知道是凶是吉，赫鲁晓夫甚至不能料定能否回来。事实证明他的 这一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当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热情地迎接了他。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告诉我，你是否感到在乌克兰呆的时 间够长了？你正在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乌克兰农学家！现在是你回到莫斯科工作的时候了。我们的意见是，你应当就任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党委第一 书记的老职位。”赫鲁晓夫没有想到要他来是要告诉他这件事。回莫斯科他是梦寐以求 的，听到这个消息，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但为了不让斯大林看出他的心事，他半推半就地说道：“在乌克兰，我一向得到很好的待遇，我感谢协助我管 理乌克兰事务的每一个人。然而，我仍旧乐于返回莫斯科。”“好呀。我们需要你在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阴谋已经暴露，有 你负责莫斯科市及州的组织，中央委员会就一定可以指望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来同阴谋人物作斗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列宁格勒破获了一个阴谋， 而莫斯科也充斥着反党分子。我们希望这个城市能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堡垒。”事情很明显，斯大林认为莫斯科也存在着一个“阴谋集团”，与列宁格勒的“阴谋集团”遥相呼应。 赫鲁晓夫讨好地说：“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好呀。这儿有一封落在我们手里的重要信件。你先熟悉一下它的内容。 你搬来之后，我们就着手处理这件事。”说着，斯大林将一份厚重的信件递给赫鲁晓夫，信件最后的署名看起来像是假的。信中指出，在莫斯科有一个 阴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集团，其领导人是莫斯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波波夫，成员包括区委员会的书记们、工厂经理和工程师。在拿到这份控告信前，赫鲁晓夫并没有看到有关“列宁格勒案件”的文 件，并不知道列宁格勒的阴谋是怎么回事，因此，他无法将它同列宁格勒的事进行类比，或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他对控告信的第一个感觉是，写信的人 不是个无赖便是一个别有用心者。不管这个人是谁，其用心显然非常歹毒。赫鲁晓夫把信件放进保险箱，并且决定如果斯大林不再问起，他就永远不主 动提起它。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希望此事就此了结。赫鲁晓夫回乌克兰安排好政务后，在 1949 年 12 月 21 日，即庆祝斯大林70 寿辰的庆祝会之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赫鲁晓 夫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而且近在咫尺。毛泽东坐在斯大林的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的左边。赫鲁晓夫不仅是官复原职，而且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庆祝会后的一天，斯大林提起了那封信的事情。他凝神注视着赫鲁晓夫问道：“我给你的那个文件你仔细看了没有？”“是的。我仔细看过了。”赫鲁晓夫知道搪塞不过去了。“怎么样？”斯大林眯缝着眼睛看着他。 赫鲁晓夫鼓起勇气，直视着斯大林的眼睛，肯定地说：“这封信一定是一些无赖或疯子拼凑起来的。”“什么？”斯大林有些不高兴了，在他看来，写告发信的人对他是忠诚 的，而对告发信发表异议的人，倒是值得怀疑。“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急忙解释说，“我百分之百地肯定，信中提 出的指控与真实情况毫无共同之处。信上指名为阴谋家的那些人，有不少我个人是认识的。他们都是诚实的、忠诚的人。我可以肯定地说，波波夫不是 一个阴谋家。毫无疑问，他处世不够圆滑，他的工作也不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他不可能卷入任何性质的阴谋案件。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关于他，我从未 有过任何怀疑，并且这封信丝毫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看法。”斯大林被赫鲁晓夫这种确信无疑的态度所影响，口气变得缓和下来，好像与赫鲁晓夫商量似地说：“你的意思是否说你不认为应该认真对待这封信 件。”“是的，”赫鲁晓夫发现自己的一番话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便进一步 说道，“是的，我绝对不认为它值得认真对待，斯大林同志。当然，我没有调查，但依我推测，那是挑拨分子干的。”斯大林气愤地骂起来，这个问题便就此搁下。 赫鲁晓夫认为，当时他只要随声附和，支持信中所提出的控告，就可轻易获得斯大林的信任与欢心，接下来的便是一连串的逮捕与审讯 为了使波波夫能躲过这一灾难，赫鲁晓夫提议将他调离莫斯科。波波夫当时担任城市建设部长，他还蒙在鼓里，既不知有人控告他，也不知自己的 生命发发可危，他只知有人在排挤他。当赫鲁晓夫通知波波夫去古比雪夫一家工厂任职时，波波夫还尖酸刻薄地把赫鲁晓夫臭骂了一通。在波波夫看来， 正是这个原乌克兰的领导人顶替了他，使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殊不知，赫鲁晓夫是在冒险救他。如果斯大林产生怀疑，认为是赫鲁晓 夫在保护他，或者认为赫鲁晓夫也参与了波波夫的阴谋，那么赫鲁晓夫也就自身难保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布尔加宁有一次对赫鲁晓夫说：“你以 一个朋友的身分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将回到家里去，还是将被汽车接走——送到监狱里去！”这时的赫鲁晓夫，多多少少是有些后悔的。莫斯科好是好，实在是太危 险了。他时常回忆起在乌克兰的日子。在乌克兰的 12 年对赫鲁晓夫的一生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乌克 兰作为最高领导人，几乎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不必像在莫斯科的那些人那样整天忙于巧妙应付、相互拆台，而可以我行我素，发挥自己的才干，形成自 己的性格；尽管他在理论修养、总的文化水平方面比不上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一些领导人，然而他比斯大林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实际问 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和职员的生活状况。在乌克兰独立工作的 12 年使他更加成熟：果敢、坚定、刚毅，富有勇气。列宁格勒的事件在继续发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上任时，库兹涅佐夫已 经被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尚未被捕，但已被免除了一切职务。这位失业的经济学家仍然时常到斯大林那里吃饭，但他这时已不是原先那个开朗、自信、 意志坚定的沃兹涅先斯基了。令人感到悲伤和惋惜的是，正是这些优点使他遭到了毁灭。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他曾有足够的勇气与贝利亚争 吵。他曾试图把国家的经济资源重新分配得更为公平些，而这就意味着要削减受贝利亚所偏袒的几个人民委员部的那些拨款。问题当然还不仅于此。沃 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还是贝利亚政治舞台上的竞争者。30 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使许多新人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来。卫国 战争又促进了一批年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成长。战争结束后，这一批新秀脱颖而出，有希望成为取代克里姆林宫老一代领导人的接班人。而库兹涅佐 夫、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这类新星中的佼佼者。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畔休假时突然大发感叹，使周围的人大为惊诧。他说，他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 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斯大林的话，贝利亚不会听不到。贝利亚想搞掉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并非易事，因为没有斯大林的 命令，他是不敢贸然行事的。这一时期，斯大林还不止一次地询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我们决定 如何处置他们的时候，不让沃兹涅先斯基工作是不是一种浪费？”两人总是敷衍地回答说：“是的，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又提起这事说：“我们是否应当让沃兹涅先斯基 负责国家银行。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真正的金融方面的奇才。”仍然是表示同意，然而毫无下文。 作为旁观者，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还抱有一点尊重。在整个列宁格勒事件开始之前，他对那几个年轻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抱有很大 的希望，并且已经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库兹涅佐夫看来有望取马林科夫而代之。沃兹涅先斯基曾经当过斯大林的第一副手，并经常受托主持部长会议。 柯西金曾被授以负责商业与金融财政的重要职务，赫鲁晓夫清楚地看到这三个人的提升意味着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米高扬的失宠。到莫斯 科不久，赫鲁晓夫就认识到，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破坏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柯西金这三人的威信。马林科夫是中央委员会 书记，有机会接触所有呈送给斯大林的情报资料。他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些材料来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和猜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所负责的这一案件，对他们来说是真是假不难辨出， 但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退是退不得的，且不说功亏一篑，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就是谁死谁活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了。一天在吃饭时，斯大林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喂，沙胡林和诺维科夫 仍在狱中吗？”沙胡林曾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儿子、飞行员瓦西里·斯大林 在他父亲面前攻击沙胡林，说他在战时生产的飞机质量不高。斯大林为此下令调查，马林科夫也受到牵连。因为他在战时分管航空工业。沙胡林进了监 狱，而马林科夫则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调往中亚的一个地方。贝利亚说服斯大林让马林科夫返回莫斯科，马林科夫为了感恩，从此对贝利 亚言听计从。诺维科夫是空军元帅，他也受到瓦西里的控告，说他接受质量不好的飞 机，遂遭逮捕。在这两人被捕之后，斯大林仍对他们怀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斯大林的提问赶忙回答：“是的。”“你们看，将他们释放好不好？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他们还能继续工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听到这话，没有回答，面面相觑。 他们害怕将两人放出来会引起连锁反应。按贝利亚的话说，“可能要扩及其他人”——这是赫鲁晓夫在洗手间听两人小声说的。所谓其他人是指库 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说，一旦沙胡林和诺维科夫获释，斯大林可能回到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的问题上来。斯大林可能会考虑在他们受 审之前就释放他们。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担心，被视为列宁格勒阴谋案的首犯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如果获释，那么整个案件很可能被翻过来。因此，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尽力设法将沙胡林和诺维科夫继续关在狱中。这时，对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的审查开始了。1950 年 9 月，在列宁格勒举行了公开审判。法庭宣称库兹涅佐夫、沃兹 涅先斯基、拉季奥诺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拉祖京背叛祖国，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参加反苏集团，并判处他们死刑。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曾废除死刑，审讯此案时又恢复了死刑。不久，又进行了一次审判。州委第二书记巴达耶夫、州苏维埃执委会主 席哈里托诺夫、列宁格勒市古比雪夫区委书记沃兹涅先斯卡娅（沃兹涅先斯基的妹妹）等人被判死刑。其他一些前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如俄罗斯联邦 计划委员会主席巴索夫，摩尔曼斯克市委第二书记韦尔比茨基，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等人也被处死。1951 年到 1952 年，逮捕和审讯仍在 继续。柯西金在这一案件中却神奇般地幸免于难。赫鲁晓夫对此无法解释，要 知道，他是列宁格勒组织中的一个突出人物，也许是被捕者的口供对柯西金十分有利，也许是口供明显是虚构的。总之，他没有死，而只是被解除了所 有的职务。“列宁格勒案件”审理完之后，整个莫斯科和中央委员会都在全力准备 党的第 19 次代表大会。自第 18 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至今已整整 13 年了，党的生活一直不正常。这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全是人为的因素， 斯大林在党政机关的建设上，把国家保安系统放在了极不正常的位置上。党内的很多问题不是依靠党代会，而是依靠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19 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斯大林因身体有病不能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 由马林科夫来作。赫鲁晓夫受委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的一条修改是“把党原来的名称，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党）改为苏联共产党”。 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 选出由 25名正式委员和 1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根据新的党章， 中央主席团起政治局的作用）。主席团选出不久，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这次都没有入选。在这个执行局中， 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五人为：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地位又提高了。第 五 章清除贝利亚1952 年年底，白雪覆盖的莫斯科宁静而神秘。19 次代表大会的结束并未 给这个城市带来多少生机，却使它充满了不祥之兆。斯大林对没有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选入执行局的解释是，他们不应得到 党的信任，他们是某些西方政府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尽管进入五人核心圈，但仍然心存畏惧。因为在斯大林身边实在没有安全感，今天不晓得明天。不 知哪天，哪一个人又会成为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这全取决于斯大林的判断。晚年的斯大林在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认识： 即身边被敌人所包围，应该考察每一个人，从中找出暗藏的叛徒或破坏者。他把这称做“警惕”，并常常说，一个报告只要有 10％是真的，我们就应当 认为这个报告是真实的。况且，这时他还怀疑由美国和英国间谍网培植的犹太复国主义和铁托主义正在酝酿阴谋。他还相信，在他的老同事中有一个要 取代他或者至少要削减他权力的阴谋。晚年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多疑。一天，斯大林把主席团成员紧急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个 名叫莉季娅·季马舒克的女医生的来信。信中断言，某些著名医生，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企图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来谋害领导人。 据说，这些医生已经造成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过早死亡，而且他们正在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伏罗希洛夫、科涅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以及什捷缅科 将军等人。自然，如果真是这样，它将是最无法无天的罪恶，因为医生不去挽救生命而去毁灭生命是违反天理的最坏的一种罪行。这是赫鲁晓夫听完这 封信的第一个想法。然而，季马舒克的信有 10％的真实性吗？能进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无疑 都是苏联医学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受过严格审查的，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政治上也是绝对可靠的。再说日丹诺夫在去世前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喝 起酒来不能控制。在斯大林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常常见到斯大林大声喝令他停止饮酒。斯大林通常是鼓励人们喝醉的。斯大林能这样阻止一个人喝酒， 足见他已经病得不轻。他的死很可能是饮酒过度。但是，与日丹诺夫之死有关的医生都被逮捕了。其中有曾经给斯大林看 过病的维诺格拉多夫，以及刚从中国回来的瓦西连科。这些医生都是主席团成员和苏联元帅们身旁多年的医生，他们都是在没有通报主席团的情况下被 捕的。此外，主席团成员当时无权同他们以前的医生进行接触。主席团成员只能看到被捕者的书面供词，不允许过问案件和对指控进行核实。审讯开始了。赫鲁晓夫经常听到斯大林在电话中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 伊格纳捷夫大发雷霆，训斥他办案不力，命令一定要将医生们关进监狱，将他们打成肉酱，磨成粉末。结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招认了他们的“罪状”。 在拿到审讯记录后，斯大林对主席团成员们大加指责，说他们就像一群小猫，对一切视而不见，“如果不是他，恐怕国家就要灭亡了”。1953 年 1 月 13 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医生案件”的官方公报。 公报披露有 9 名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美英间谍机关的特务，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的活动家的生命。”他们被指控按照美 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党的两个领导人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进一步打算谋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什捷缅科大将、列夫钦科海 军上将和其他人，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医生大多是犹太人。沃夫西、科冈、克林、费尔德曼、埃廷格、格林施泰因、马约罗夫等医生被控通过犹太 人慈善组织“联谊会”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在它们的唆使下行动；而另一个英国机构则“招募”了维诺格拉多夫、叶戈 罗夫等纯粹俄罗斯族的医生为它卖命。同一天的报纸还发表了带有斯大林口气的社论，社论中说：“有些 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已不存在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危险性但是只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有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立场上的人 才会这样想和这样判断。他们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们的成绩不是导致斗争熄灭，而是导致斗争尖锐化，我们越是坚决地向前进，人民的敌人的斗争 也就越尖锐。”社论认为，历史上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像列文、普列特涅夫这样的凶手和叛徒就是在医生的面具下从事活动，他们按照苏联敌人的指 令害死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苏维埃国家杰出的活动家古比雷夫和缅任斯基。社论最后向医生们的“外国主子”以及他们在国内的“鼓舞者”发 出了严正警告：“苏联人民必将把那些出卖自己来换取美元和英镑的卑鄙走狗作为最肮脏的败类予以粉碎。”在一个时期，《真理报》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声称对于“卑鄙的间谍 杀人犯，暗中的敌人，应该像对下贱的蛆虫一样来镇压他们”，而且文章都是以“克服我们队伍中警惕性不高”的口号来结束的。与此同时，赞扬季马 舒克的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于各家报纸的版面。1 月 21 日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由于协助政府揭露医生杀人犯案件有功，决定授予季马 舒克列宁勋章。”给诬告者授予列宁勋章，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此后，《真理报》还杜撰了一个一个普通医生识破具有世界声望的名教授阴谋的故事：在病床前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一个资历很高，具有很高的名望和 职称；而另一个女大夫除了有 20 年的医务工作经验之外，则什么也没有。这时，他们的手中拿着同样的化验单，看到的是同样的病症。但那个名教授却作 出了完全错误的诊断，并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治疗方法，而这将会导致病人的死亡。是的，那个名教授具有很高的学问和经验，不太可能做出如此错误的诊断， 更何况他还放弃了任何可以纠正它的做法。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否意味着站在你面前的并不是医生？解答这一问题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许 多小时的紧张思考，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充分的信心，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熟悉本行工作的爱国者，这样你才能明白一切。是的，在女大夫面前的不是一个医 生，而是一伙苏联的敌人，一伙凶恶的、狡猾的、伪装得很好的敌人。斗争开始了，斗争十分艰巨。要知道，这些带职衔的人占据着很高的地位，他们在四 周安排了“自己的人”，但是这个女大夫像与祖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人们一样，不是为生存，而是用死亡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