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是由原高敬亭领导的红军二十八军改编的，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长征前，徐海东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一段时间，情况比较熟悉。　　徐海东从切身经历深知，一支好的队伍是打出来的，枪炮底下才出干部出人才，才能把官兵的斗志振奋起来。于是他总想寻个机会，带领四支队打上一个漂亮仗，给指战员们鼓鼓劲。　　12月18日，机会来了。侦察人员报告：蚌埠到南京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抽调2000多人，前进到沙河集、全椒等地，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扫荡。徐海东立即同其他同志精心谋划，决定先诱敌深入，把敌人牵到周家岗一带，再打伏击。　　21日战斗打响，24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我军以极小代价，打垮日伪军一个营，活捉日军一个分队长，击毙一名指挥官，共毙俘敌160多人，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扫荡。　　1940年1月28日，徐海东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作这次反扫荡的报告：“周家岗伏击战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继续胜利地打下去!要一分钟不停地向东打，向东……”讲着讲着，徐海东感觉胃里有东西向上翻，突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了出来，接着便是大口大口吐血。他再也支持不住，昏倒桌旁。　　医生诊断：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十分危险，必须抓紧治疗和休息。刘少奇、张云逸等马上赶来看望徐海东，叮嘱他一定要服从医生的安排。还根据当时部队住无定所，天天行军打仗的情况，关照要做一副大一点的担架，让徐海东躺在担架上休养和治疗。　　开始，徐海东还不以为然，认为会像过去一样，好好睡上一觉，躺上几天，就可以冲锋打仗了。但几天过后，他觉得这次不同往常，怎么也爬不起来，动不动就吐血。　　医生担心了，警卫员担心了，连从来认为自己“命大”的徐海东这时也暗暗吃惊，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次要去见马克思了?”　　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年，一年……徐海东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他躺在担架上还坚持指挥行军打仗。　　徐海东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毛泽东非常不安，亲自起草一份200多字的电报，深情地安慰徐海东。1941年5月，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无限关怀的电文送到了徐海东手中。电文最后八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顿时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他想起在延安养病时，毛泽东就几次去看望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亲手特批50块钱，给他增加饮食营养。徐海东哽咽着对妻子说：“有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天，决不会塌下来!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只要呼吸不停，就要为党工作!我还要争取看到抗战胜利，看到新中国的建立呢!”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徐海东已经在担架上、病床上度过了整整五个春秋。他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竟然高兴地大呼大叫：“啊!我这个老病号，终于熬垮了小日本!看来，我还能熬到革命的胜利呢!”　　光阴荏苒，瞬间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这年9月，在华中战场上战斗了八个年头的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奉命离开战场，被秘密从海路送往大连养病。不觉又过了二年，中国革命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无比喜悦，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徐海东的病情日渐好转。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来大连看望他。日理万机的毛泽东，1950年8月20日亲笔写信给徐海东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注痊愈。”徐海东见信高兴地说：“我病好了之后，一定要白天黑夜地拼命为党做事，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从此，他只要有可能，就坚持看书学习，还经常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对国家和军队建设不断反映自己的意见。　　斗转星移，又是2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正在滚动着灾难性的“革命风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派人对沉疴中的徐海东大将进行搜查逼供，还经常用停医停药干扰破坏对他的治疗。1969年10月，强行将他“下放”到郑州，完全剥夺对他的医疗。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冤离开人世。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感悲痛，毛泽东那几句感人肺腑的话更使国人永志难忘：　　“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和大将徐海东的真挚情谊　剑钧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大将，一生战功显赫，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他很高评价。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过大功的人”。周恩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非常关心和爱护徐海东，徐海东也十分尊敬周恩来。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为后人颂扬。　　在陕北苏区，周恩来极力支持徐海东解决红二十五军所谓“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命令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临走时，他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徐海东。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发起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2个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以后，敌人暂时停止了对陕北的进攻。苏区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苏区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悬而未决，还有300多位同志被冠以“反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囚禁。这个问题一直是徐海东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决定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以期彻底解决问题。　　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徐海东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的部队现在还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徐海东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正说着，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请周恩来一起听听。　　徐海东说完后，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海东，你看那些人象反革命吗?”　　徐海东回答说：“我看不象!”　　“不象就应该解决嘛!”周恩来坚定地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恩来也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可又找不到证明人。”　　毛泽东说：“我看不需要找什么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海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接受命令后，徐海东立即赶回军团部，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很快，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集合在军团部门外的空地上。面对站着的这300多名干部、战士，徐海东含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讲道：“同志们!……我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　　顿时，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涨东领兵前往。他们和红二十五军多次交过战，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部队行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周副主席来了!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呢!听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　　徐海东一听，忙起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只见周恩来身穿一件深绿色呢大衣，头戴礼帽，陪着一个中高个子、一身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一定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走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周副主席。”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此前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回仗，今天敌人突然成了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打开了双方的僵局。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及此事时，还笑着说：“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义。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程子华：“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临走时，周恩来看到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上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给他挡挡风寒。徐海东接过大衣，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徐海东率领部队迅速南进，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先头部队之前占领商州并坚守了12个日夜，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计划的实施，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先是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后，他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终因劳累过度，徐海东病倒在华中前线。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拖着病体又开始了战争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骑马，他只得每天坐着担架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从苏北又到山东。躺在担架上，徐海东满腹歉疚，常自言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反而要人保护我……”　　随着内战的逐步深入，战争日益惨烈。为了徐海东的安全，1947年9月，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9月18日，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卫乘船前往大连。　　到大连后，徐海东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虽说是重病在身，徐海东依然时刻关注着各个战场的情况，期盼着能早日重上战场。　　建国后，徐海东在大连住了6年多，周恩来先后3次专程前往探望。当徐海东说到他长期养病，大将军衔受之有愧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徐海东的病情。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信。信中说：　　海东同志：　　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　　1951年5月下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文化街75号。徐海东听说周总理来了，忙让夫人周东屏搀扶着到门口迎接。不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在徐海东跟前，只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车来。徐海东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又颇带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周恩来深情地说：“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非常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徐海东感激地说：“谢谢!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我还没好。”　　周恩来安慰道：“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他们再一次看望了徐海东。周恩来看到徐海东的卧室里还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时，便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况且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站在一旁的周东屏也说：“过去苦日子我们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面对徐海东夫妇这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体谅国家困难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深为感动。徐海东越是这样，周恩来就越觉得应该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于是，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和衣食款。　　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鉴于徐海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海东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从1940年病倒后至今，几乎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实在受之有愧。正巧，周恩来总理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部下，周恩来的双眼湿润了。他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居住大连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病中的徐海东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徐海东，并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徐海东激动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56年9月，徐海东从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　　徐海东在身体略有好转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底，徐海东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参加过高岗召开的“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徐海东头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连他在“文革”初给毛泽东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　　那是1966年5月23日，徐海东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当时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还提出：“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天加紧：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暖气供应被停止；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供应都被切断了。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变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着奄奄一息的徐海东，周东屏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对徐海东说：“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　　徐海东摇摇头：“不，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此时此刻，徐海东十分体谅周恩来的难处，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去打搅周恩来。　　没过几天，徐海东开始发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东屏想起了徐海东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背着徐海东让儿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让他想办法救救徐海东。　　王震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嘱咐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徐海东，听说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6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而徐海东却没有接到出席“九大”会议的通知。　　3月31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用低沉的语气郑重宣布：“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徐海东毕竟还是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便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后，与会者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位负责人，匆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　　本来对参加“九大”已经绝望的徐海东，听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出席会议，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东急忙起身，要周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长的胡子，带上氧气袋，于当天下午坐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见徐海东坐手推车来到了主席台，急忙迎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并亲自扶着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毛泽东就座后，环视了一下主席台，然后大声问道：“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徐海东连忙应道。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特意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会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海东久久地望着毛泽东，老泪纵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在党的“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徐海东仍没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他们限定徐海东“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第二天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携妻带子搭乘一列南下的普通列车，来到“疏散”地河南郑州的一个干休所，住进了临时为他们准备的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在这里，暖气供应和医药保障再次被切断了。一同前来的所谓“秘书”，名义上是跟着来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海东一举一动的。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振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　　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也没有放松。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享年70岁。徐海东和周东屏的伴侣情　包坤明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为买他的人头悬赏10万。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是湖北黄陂县(今大悟县)徐家窑人，祖上六辈都是窑匠，小时只读过三年半书，9岁开始学烧窑。当了9年“窑花子”，还当过放鸭娃子。1925年，他离开老窑，出走到武昌，先是卖水为生，而后当兵。卖水为生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纠集反动武装进攻徐海东的家乡，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童养媳，受尽期凌。1932年10月，15岁的周东屏参加了红25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　　长征路上，周东屏和医护人员一起，舍生忘死，勇敢机智，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隐蔽所，及时救护，使不少伤员免除死亡，重返战场，1935年9月，周东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红25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徐海东和周东屏是1935年9月长征快结束时，经人介绍结婚的，从此，他和她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徐海东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在戌马倥偬的一生中，他驰驰疆场，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奇迹中饱含着周东屏对他的情和爱，饱含着周东屏无数个日夜对他的辛勤护理。　　长征途中，徐海东率领红25军，与国民党第60师在陕南激战，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退了敌军，然而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用她自己的嘴去吮吸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一口又一口……徐海东的呼吸逐渐平和匀缓，窒息的危险消失了。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周少兰四夜衣不解带，眼不阖拢，硬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军长感激她的照顾，建议她将原名“少兰”改为“东屏”，东屏，即是徐海东的屏障之意。这一改，就注定了她和徐海东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精心照顾。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抗战初期，部队里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学生。一天，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徐海东一听就生气了，说：“浑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说得那们同志怪不好意思，以后见到徐海东就脸红。　抗战期间，久经战场的徐海东将军，伤痕累累，经常带病上阵指挥作战。周东屏竭尽全力帮助将军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东屏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他抱歉地对东屏说：“真有点对不起你，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决心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女儿，带着儿子，和丈夫到敌后抗日前线去。　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就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指挥部队接连打了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徐海东却因连日疲劳，旧病再发，大口吐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主席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周东屏为使丈夫早日康复，冒着危险上山采药。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乌藤能养颜，大青叶能消肿，猫公刺能清热……在山中采药时，巧遇了正在躲避战乱的老中医，便把老中医请来为徐海东治病，使将军转危为安。　周东屏除照顾徐海东身体恢复健康外，还刻苦学习，服从大局，在党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8月她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9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机关党委总支书记。1940年2月，奉党的指示照顾重病的徐海东同志。　解放战争期间，徐海东病体更加衰弱，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7年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一再敦促下，徐海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到大连治病。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为肺科专家和苏联红军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伴侣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路了。周东屏这位年轻的女护士，从看护徐海东养伤，到后来结为夫妇，特别是徐海东大病之后，年复一年，日夜陪伴照顾他，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战功卓著、多伤多病的丈夫。这时，她多么希望徐海东能走、能跑、能重返战场指挥作战。徐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在生活上却是非常依赖周东屏，他曾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　1948年2月，周东屏任徐海东同志秘书，驻地支部书记。　全国解放后，周东屏仍以照顾徐海东同志的生活为主。1951年5月，周恩来同志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志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徐海东与周东屏分别于1970年3月和1997年7月逝世，在他们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同甘共苦，相依为伴，心相印，情相连，意相随，志相投，始终是最忠实的伴侣。徐海东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崔向华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九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千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本来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都决定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荫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着徐海东，眼不阖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程子华指挥部队，粉碎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千里，威逼西安，进军甘肃，然后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早在北伐时期，徐海东就是叶挺所在的铁四军的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一举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1927年麻黄起义后任自卫队长，号称“徐老虎”，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了童养媳，受尽欺凌。1931年3月，13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任安徽六安三区少先队大队长。1932年10月，她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十五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1935年9月，这一对战斗情侣在长征中举行了婚礼。徐海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围剿”，被毛泽东称誉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次交谈中，徐海东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东屏，徐海东说：“她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徐海东很高兴地笑了。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伤痕累累，经常发病，但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大家劝他不听，徐海东老话一句：“枪声一响，什么病都没有。”打仗能治百病。”周东屏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照料孩子，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丈夫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妻子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对周东屏说：“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当死神又一次临近徐海东时，她以惊人的镇静和勇敢，挽救了徐海东的生命。　那是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继续率队东进，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重大胜利。1943年冬，徐海东旧病再发，吐血不止，高烧昏迷，病倒在战场上。　同志们已经在绝望之中为徐海东准备后事了，周东屏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她把孩子托付给警卫员，天刚蒙蒙亮，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去采药。又请来老中医，终于又一次使徐海东起死回生。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年以后，徐海东积劳成疾，只能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又几次生命频死垂危，这年冬天，中原地带的雪很大，使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中断了。徐海东不知前线战事日夜不安，深夜他叫周东屏亲自去指挥部联系。生性要强的周东屏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前线司令部，天亮时带回了前沿的消息和文件报纸。徐海东听读了文件和报纸，欣慰地说：“只要不死，一天不能和前线失去联系。”　徐海东很爱同生共死共患难的妻子。长征中，徐海东头部负重伤，她一直守护；红军东征时，徐海东从马上摔下来，又是由她日夜照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这话，生气了，说：“混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他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使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夜里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的消息。每适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徐海东。1947年9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的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　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一首诗：“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回忆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　　我于1937年生在红军第十五军团，是党和人民把我哺育成长起来的。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三十三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优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对我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永远记在心中爿：指导我如何去生活和战斗。因篇幅有限，也很难用文字把所有事情表达出来，卜面只回忆儿件难忘的事：　一、我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　　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届‘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负责警卫我父亲的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刁；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1955年在大连市的时候，得知党中央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当时正好周总理因公去大连，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恳切地对前来看望的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大将军衔，心中有愧，我请求党中央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总理听了，亲切地说：侮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父亲听了总理这番话，感到更加不安。他说：俄感到太惭愧了，我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　二、革命需要文化，需要知识　　父亲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他做了十一年窑工，只念了三年私塾。1925年入党后，在革命队伍里，他一直很尊敬和他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说：‘我就是受知识分子出身的吝积堂同志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主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教师们。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他见到王伯伯，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教师，您好！”1943年，在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天宋亮叔叔(后来我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来看望父亲，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总督促他们学习，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的话两天学一个也行。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执行任务呢?”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对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文化，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有文化才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　　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病中，对保卫他的特二连指战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很严格。他专门调来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文化教员讲课，并经常对他们进行文化测验。部队行军，每个指战员背包后面都写着一个大字，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当时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1938年11月，父亲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向毛主席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因父亲当时正在吐血，毛主席没有同意。父亲又向毛主席提山可不可以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毛主席同意了，并要他一边学习一边养病，这样就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当时，父亲虽然九次负伤，已是二等残废，又加上肺部出血，但他非常珍视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起早晚睡，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读了《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轮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还经常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经过学习，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一次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高级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侮东同志，你只能称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读了两遍虹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求读这部书。《红楼梦》这部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三、千万不能忘本呀！　　1955年军衔评定后，有一些同父亲共患难的战友，感到自己吃亏了，军衔评低了，到父亲面前诉说。一次，一位叔叔来看望父亲，为自己军衔评低了感到委屈，又讲了一些过头话。这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叔叔说：“咱俩都是穷人出身，我是窑工，你是贫农，咱们都是党解放出来，是党把咱们培养成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咱们能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咱们是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今天，党和人民已经给了咱们这样高的荣誉，你还争军衔高低，这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你是忘了本呀!”这位叔叔听了深受感动，流着泪说：首长，我是忘本了，你的教育我永远记在心中，请首长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还要作与我有同样错误认识人的工作，把首长对我讲的话转告给他们。”这位叔叔讲到做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事，彭德怀伯伯知道了，他特别表扬了父亲带重病为党做了很好的思想工作。　父亲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一生。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被子也要用到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一次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一句：“您这不有点儿像叫花子了?”父亲听了后，态度很严肃，但用教育的口吻批评说：“叫花子就不光荣了?穷人就不光彩了?我从小穷得连衣服都没穿的，你这种思想就是忘本，千万不能忘本呀!”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　　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　　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一定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 对党忠诚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仅约一万人。由于敌人的猖狂“围剿”，我军分散，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强有力的拳头，屡与敌人作战而不能取胜。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如不尽快地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就有被敌人各个击溃，以导致整个苏区斗争的失败。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为基础，立即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当时在红二十五军保卫局任职，后来相继任军直属队部党委书记、经理处（后称供给部）政委。自此，与徐海东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　　徐海东同志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极为不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红色割据的主张，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思想作了顽强的斗争，坚决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与敌作战，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的形势稍有好转。这时，鄂豫皖省委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等，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四十余里处，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面有较为突出的制高点，工事相当坚固。敌兵力为三个团六千人。另外，距七里坪不远的城镇都布有重兵防守，可随时增援七里坪。而当时我军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并无优势兵力。在传达省委关于攻打七里坪的决定时，徐海东同志认为，我军既没有攻坚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敌增援；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军需、物资和给养毫无保障。因此，他坚决反对省委的这一错误决定，并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省委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徐海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在围攻七里坪的过程中，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军兵力不足，连该镇通向外地的公路都无力加以控制。因此，并未国死城中之敌，敌人外围援兵仍然畅行无阻，而我军由于阵地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不能对敌人实施重点突击，以有效地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拖延，我军的给养、药品等供应越来越困难，部队被拖得精疲力尽，广大指战员流露出一些怀疑和不满情绪。这时，徐海东同志向省委提出撤围的建议。当时，红军党内正犯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谁怀疑上级决定、或是给领导提意见，都有可能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而加以迫害，轻者受处分，重者要处决。对此，徐海东同志毫不畏惧。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为了革命利益，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与左倾路线的冒险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主张本来就不妥当，久围而不克，打疲劳战，这不是我们红军的战术。部队消耗越来越大，现在如果再不撤，我军就要被拖垮。假如外围敌人再来个反包围，对我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徐海东同志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无理的批判。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把他的意见说成是右倾主张，并当即把他驱逐出会场，剥夺了他参加讨论的权利。尽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徐海东同志毫不气馁，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历经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所剩七千余人，体质也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不得不决定撤围。在此期间，徐海东同志所提两次建议虽然未被及时采纳，但他那主持正义、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徐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南地区，并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个别同志面对艰苦的条件，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联合攻打敌人重耍据点张村驿。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连续与敌作战，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战士的体质很差，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们有一个连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斗。战斗中，该团政委十分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徐海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注意团结，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行，并当即宣布给他以撤职处分。徐海东同志利用这一典型，教育红二十五军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他对大家说，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任劳任怨，积极负责。从一九三二年底重建红二十五军以后，他几次由任军长到任副军长，又由副军长改任军长。担任军团长后，又去担任八路军的旅长。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勤勤恳恳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委派程子华同志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经省委研究由程任军长，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他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热情地介绍情况，积极协助于华同志做好工作。他说：“只要能为革命作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确实，徐海东同志就是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而在名利面前，却从不向党伸手。一九六○年，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他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和高贵的品质！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前去看望卧病多年的徐海东同志。他深情地对我说：“象我这样九次负伤、又得了重病的人，之所以仍然能够活在人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心情舒畅。”　　身经百战 屡建奇功　　徐海东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智灵活，威震敌胆。早在一九三二年，“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惊恐地多次悬赏捉拿徐海东同志。自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作战，以及长征途中和会师以后，在与敌人的无数次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徐海东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　　徐海东同志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屡建奇功，闻名于众，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我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过多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根据敌、我、民情这些客观条件，制定出合理的作战方案，正确指挥战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围剿”根据地的敌军大肆向我侵犯，并声称在三个月内将我军“彻底肃清”。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徐海东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与敌周旋，寻机歼敌。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侦察了解到号称“王牌”的敌一一五师在此设防。他们乍从东北调来，地形不熟，戒备甚疏。当我隐蔽地进至敌阵地前沿时，敌人仍未发觉。徐海东同志经过实地勘察，认为，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虽然敌人守兵众多，但难以展开，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他果断地定下了歼灭该敌的决心。由于徐海东同志指挥得当，在我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合理调整部署，巧妙地造成了局部的优势。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山地战的特长，战斗动作隐蔽、迅速、勇猛，仅用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装备精良的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没。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战后，徐海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希才同志，我们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部队情绪高了，你这个党委书记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做多啦！”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笑着继续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敌人整整五个营，连一个勤务（兵）和马（亻夫）都没跑掉。”长岭岗一战，给了敌人“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我根据地军民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仗，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批精良的武器，大大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奉天造”马步枪。这对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红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为以后的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八月底，省委为扩大我军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进至城下，发现敌人设防工事坚固，且守敌众多。如我军强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经过仔细侦察和反复研究后，他向省委、军党委提出建议，放弃攻打英山的计划，改为奔袭太湖县城。他的理由是：太湖敌人防守薄弱，我远距离奔袭，能出其不意，胜利的把握较大；太湖距安徽省会安庆较近，攻克后政治影响更大；它又是敌人后方，物资丰富，对我们解决部队物资供应困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省委和军党委同意了徐海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军于九月三日傍晚出发，利用两个夜晚，急行军二百三十里，于四日半夜时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攻克了太湖县城，歼灭了该城守敌，缴获了许多马匹和大批药品及其它军需物资。我们在清理和分配战利品时，给全军每人发了一把雨伞。当时，部队经常露宿，雨伞就派上了大用场。战士们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　　徐海东同志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作战，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并使我军由弱到强，这与他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是密切相关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由皖西北赶往鄂东北听取中央指示。敌人四个师十六个团在后面紧追，在前方又布置了五个师的兵力重重封锁，妄图前后夹攻，阻我西进。怎么办？为了摆脱敌人，迅速到达鄂东北，徐海东同志与政委吴焕先同志研究决定：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十一月六日，我军从商城出发，两天一夜连续行军二百余里，以急袭战术全歼汤池守敌一○九师工兵营，击溃一○七师两个团，打垮敌一○八师一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其中就有敌人经营已久、并吹嘘是无法越过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因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战士十分疲劳，部队在斛山寨稍事休息。突然，尾追之敌集中十个团的兵力向我扑来，我军被敌人分割成几部分，处境十分危险。徐海东立即收拢部队，首先粉碎敌人分割包围的阴谋。他与吴政委一起分析了敌情，认为，几天的行军和作战，我军体力消耗很大，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必须打垮敌人的进攻，尔后才能突出重围，继续西进。于是，马上调出一部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来了个前后夹攻，先歼敌一部，再集中兵力歼灭另一部敌人。这样，我军便巧妙地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全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趁敌溃逃之际，徐海东同志又令部队发起反冲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逃窜。这一仗，敌人不仅没能包围我们，反而被我军击毙和俘虏三、四千人，他们还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而备自逃命去了。我则大踏步地继续向鄂东北挺进，顺利地完成了接应程子华同志的任务。广大指战员高兴地称颂这是一次神奇的战斗。确实，在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战例中，诸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些神奇的战斗，真是数不胜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的荆紫关战斗也是打得很出色的。当时，我军于长征北上途中，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连战连捷，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局面，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围剿”。省委听取了程子华同志介绍的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法，及时采纳了徐海东同志的合理建议：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撤至外围寻机歼敌。敌人发觉我军战略企图后，立即尾追。我虽与敌人几次交战，终未取得重大战果。当我军进至商南县东南时，敌人追兵接题而来。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一个团阻击尾追的敌军，而主力部队则远程奔袭敌人后方荆紫关，以解决我军被服供应困难。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的重地，敌人在此设有临时后方补给点，并有一个营把守。我军以手枪团为先头部队，化装成敌军，经一百三十余里急行军，于六月十六日上午到达荆紫关。敌人外围警戒分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组织了列队迎接。我军未耗一枪一弹就解除了该敌武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警戒线，迅速逼近城下。城中守敌知道上了当，立即关闭城门，向我军开火，密集的子弹一齐射来，手枪团没有重兵器，连一支长枪都没有，无法组织还击，被敌人火力压在城下。正在危急关头，徐海东同志亲率主力部队跑步赶到城下，搭人梯强行登城，仅用一个多钟头，就歼灭该城守敌大部，活捉了敌军需处长，缴获了大批物资，单是上等布料就有三千多匹，堆满了我们供给部的住房，门前还放了许多。这时，徐海东同志来找我们，笑着对我说：“怎么样，这下不愁没有军装了吧？”接着，他又问我这么多布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全军只有一个随军被服厂，三十多名工人，把这些布都做成军装显然是来不及的。于是，我提出建议，把布拉成料子，发给干部战士带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一人发了七套衣料，为后来我军冬季服装解决了大问题。　　徐海东同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充分表现了他那作为优秀指挥员所具有的沉着、勇敢的胆略。他虽然多次身临险境并负了重伤，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那高昂的战斗情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部队经一夜冒雨行军，到达方城县的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堵击部队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敌人追兵万余人又向我猛攻，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而我军当时兵力不过三四千人，且因风雨交加，视度不良，先头部队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加之天气寒冷，战士的手脚都冻僵了，枪上也结了冰，拉不开检。由于敌人火力过猛，我军被压在几条干河堤下和田埂后边，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委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不顾枪林弹雨，带着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徐海东同志率领一个团担任后卫，当他得知先头部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部队迅速赶至现场，投入战斗。徐海东同志一面命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沉着地与吴政委商量对策。最后，在一个战士那里找到了一盒干火柴，点燃了一个小草垛，让大家一边烘手，一边烤枪，不一会便向敌军发起进攻。顿时，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敌人惊恐地喊叫：“共军的机枪响啦！”纷纷丢下武器，抱头逃命。我军转危为安，急忙构筑临时工事，又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并依托附近几个村庄，与敌人僵持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徐海东同志亲自组织了六、七十名机枪手，端着机枪，排成横队向敌阵地的一个方向冲去，杀开一条血路，让部队突围。敌人见我来势很猛，溃退下去。我军大部队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西挺进，敌军惧怕我夜战之长，不敢再追。　　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早晨，红二十五军部队集合在甘肃省合水县板桥镇。正准备出发，敌人一个骑兵团向我们冲来，眼看敌军向我进逼。徐海东命令参谋长马上组织转移，而他自己亲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前去拦截敌人，掩护部队撤离。我几十名勇士在徐海东同志的率领下，向敌群冲去，敌人立刻乱了阵脚。因为双方骑兵混在一起，敌人无力施展威风，只得丢开我军主力，来对付骑兵。经一、两个钟头的厮杀，徐海东见我军主力部队已远去，使命令骑兵边打边撤，而他只留下几个人继续与敌人周旋。敌军见我阵中仅剩几人，当官的便大喊大叫起来：“抓活的”、“别让他们跑了！”一齐向徐海东扑来。俗话说：“艺高胆大”。我们的徐军长面对敌人骑兵的重重包围和威胁，毫无惧色，凭着一身好武艺，越战越猛，边杀边走，终于杀出了重围。正当全军指战员为他的安全焦急的时候，徐海东同志与敌人周旋了半天，赶回了我们的队伍中，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关心同志 爱护部队　　毛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这是恰如其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组建红二十五军并始终领导了这支部队，使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正是他始终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设军队，用马列主义培育干部、教育部队的结晶。　　徐海东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有特别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担任军事指挥等工作的同时，时刻关心着每个干部战士的成长，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指战员们谈心、谈工作，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和他们的疾苦，用毛主席的人民军队思想教育部队、培养干部。他在红二十五军任职期间，对全军团、营干部和一些连队干部能做到了如指掌，可以说出各人的姓名、家庭住址、本人个性等。他每次与人交谈，都能让你心情舒畅，该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园满的解决。我记得，在我任供给部政委期间，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领导同志因工作产生了矛盾，团结不好。徐海东同志得知后，马上找我们谈话，他详细地了解情况，帮助我们交流思想。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之间就好比左右手，配合不好就会自己打自己；团结不好，就不能搞好工作，给党的利益造成损失。因此，要顾全大局，工作中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悦诚服。从此，我们十分注意互相之间的支持和谅解，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徐海东同志始终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注重同志之间的团结。从重建红二十五军到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与吴焕先、程子华、郑位三、徐宝珊、郭述申等同志共同战斗过多年，可算是“老搭挡”了。他们之间有时也有争论，但总是互相谦让和耐心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给全军干部树立了好榜样。所以，红二十五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拧成一股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徐海东同志的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当吴焕先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泾川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徐海东同志特地找到我，流着泪说：“你们供给部要想办法为政委买一口好棺材，做一套好衣服。我要把他穿的一套内衣收藏起来，带到中央去，交给毛主席。”他马上又到前线向大家作战斗动员，他说：“吴焕先同志是我们的好政委和领路人。他的牺牲是我们红二十五军胜利前进中的一个重大损失。政委给我们留下了党的优良作风。我们要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消灭敌人，为政委报仇。”　　徐海东同志对部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列人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中。他时常利用战斗间隙，来到我们供给部，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部队给养、服装供给的实际情况。他常说，部队作战这么艰苦，我们不搞好供给，不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就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供给部的全体同志努力搞好工作，积极为部队服务。红军时期的供给是没有保障的，给养供应主要来源于地主老财。常常是打到就吃，打不到就忍。有时在内线作战，筹粮很困难，战士们就以野菜、树叶、树皮、葛滕很充饥。每遇到这种情况，徐海东同志不是亲自带领部队袭击敌人后方，从敌人手中夺粮，就是指派专人，克服重重困难，外出筹粮。他还帮助我们作好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并经常指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必要的储备，决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在徐海东同志亲自过问和直接关怀下，红二十五军的供给明显好转，部队生活逐步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还结余了约万元和许多军需物品。根据徐海东同志“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些经费、物资交给了中央供给部。　　在与徐海东同志的共同战斗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季，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旅长，我任营教导员。在町店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我左手负伤，被送往旅医院治疗。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同志和当时任旅政委的黄克诚同志特地赶往医院看望我们。他首先表扬了我们营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并安慰我说：“你光荣负伤，我们代表大家来看望你。到后方好好养伤，遇到什么困难就转告我们，由我们帮助解决。”这些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后来，我在后方医院治疗，很长时间未能恢复。我实在呆不住，就回前线了。徐海东同志见我伤未痊愈，严肃而深情地对我说：“希才同志，在前方打仗是战斗，在后方养伤也是为了战斗。要听从组织安排。”于是，他与黄克诚同志商量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治疗，直到完全恢复了健康，才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与徐海东同志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那种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而感动。他虽身居要职，但从来不摆架子。无论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时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众，关心和爱护同志。徐海东同志的职务先后变动多次，可他对同志的满腔热忱却分毫未减，记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养伤期间，有一位同志带着孩子路过那里去看望他。临别时，徐海东同志轻轻地拍拍孩子，笑着对她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们可要把她抚养好、教育好哟!”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块银元，塞到她的手里，接着说：“我也没有什么送给孩子，请把这一点心意收下。”这几块银元，凝集着徐海东同志对下一代寄予的无限深情和对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动得这位同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海东同志省吃俭用，并没有什么积蓄，而他对同志却给予慷慨帮助。　　徐海东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因此，大家有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战争年代里他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住进北京后，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开会或去北京办事，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不管职务高低，他都热情接待，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从各方面关心同志，给他们以温暖。　　徐海东同志对别人是热忱相待，可对自己从不作特殊照顾。他先后九次身负重伤，可总不当一回事，拼命为党工作，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战场上。正因病魔缠身和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的残酷迫害，致使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一定要学习徐海东同志襟怀坦白、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品德；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先辈们的遗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战友情——徐海东和陈赓　张麟　　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个山区燃烧。一支又一支游击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派来了许多党政人员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先后到了大别山。随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批又一批升级，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也发展成为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了。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尽管身上还不是一色整齐的军装，仍穿着黑棉袄、蓝布裤，可是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已经很像一个武装军人了。看到红军大发展，从中央来了许多人，其中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南昌起义军的指挥员，有的还是留过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一个个文武双全……徐海东高兴得整天笑，笑得脸上那一对酒窝显得特别深。可是，一天傍晚，师部一位负责人突然通知他，要他准备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要离开老部队，到一个新的部队去，打心眼里不乐意。他觉得那里人一面不熟，不好开展工作，便跑去找师长陈赓，陈赓正巧在洗脚，看见徐海东进屋，笑着说：“来来来，趁水热，烫烫脚。”　　徐海东沉着脸说：“我洗过了，找你是想说说，我不想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怔，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就来替我当师长，我正找不到一个人来顶替哩！”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将才，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中当过第二方面军特务营长，却不知他爱开玩笑，以为师长疑心他想要个大官，着急地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我是说，到新部队人不熟。我……”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说，那只好不干了。”说着穿上鞋袜，在地上走动着。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乡土观念！只想抱着老婆、孩子在家门前转圈圈，这算什么革命分子！”　　陈赓这几句话，说得徐海东很难受。若不是刚认识不久，真要和他大吵一顿了。他觉得师长这人太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乱批评人，谁有乡土观念？谁又想抱着老婆、小孩闹革命啊！我徐海东为革命，家破人亡了，我恋家？　　徐海东压住心头的怒火认真地说：“我不是那号人！我是不想离开我那个老团。”　　陈赓瞪大眼看着他，问：“你那个团？哪个团是你的？”　　徐海东说：“我是说，我和警卫二团人熟，我也不是那意思……”他解释着。　　陈赓不说话了，看着徐海东，微微地笑了。他那张笑脸带着几分顽皮，又带着几分歉意，好像说：刚才说话不客气，实在对不起。徐海东这才觉察到了师长的友好态度，也笑了笑，说：“师长，你不了解，我徐海东是个粗人，脾气不好，熟悉的同志，会多多包涵的。”　　陈赓说：“你是‘粗人’，谁是‘细人’？今后，我们都要多包涵。”说罢向徐海东做了半敬礼的手势，走了。　　这一次短短的谈话，使徐海东一眼就看透了这位师长的性格：陈赓是那么直率，那么爱天玩笑，玩笑之中，又含着同志的深情。徐海东自己就是这种性格，他自然也最喜欢这样的领导。　　谁知，过了不久，一次接受任务，他又和陈赓师长说“崩”了。那一次，师长、政委召开会议，正在作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部署。徐海东认为，这次打仗，会把他们这个团放在重要位置上，没想到，领导要他们去发动群众、筹粮，还要他们设法去搞五百双军鞋来。前几年，徐海东任黄陂区委书记、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多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事不少，几乎天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他对这项工作虽然很熟悉，如今却有些厌烦了。他觉得干这个事杂、罗嗦、憋气又难办，真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他当着师长、政委的面，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叫我们团去干这些？”　　师政委却不动声色地说：“同志，这是革命分工嘛！不发动群众，不筹粮，我们吃什么？没有鞋怎么跑路！”　　徐海东还是想不通，又说：“为什么不能派别的团去？”　　陈赓师长在一旁发火了，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分钟！”　　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还是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愍者“命令”这两个字的分量，虽说是思想不通，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了个敬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陈赓微微一笑，眯起眼睛说：“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请求似地说，“只是下一次再不要让我们去……”　　“什么！什么！”陈赓突然板起面孔，叫住徐海东，“这是有条件地执行命令，不行！……”　　徐海东知道陈赓的脾气，他要是真发了火，话就难听了，便甩开大步，再也不回头了。只听到背后陈师长又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中带有同志式的温暖和友好的批评。　　傍晚，部队分头出发了。徐海东看着一行向东行进的部队，心中虽然还是不那么舒坦——对这次任务分配不满意，可是他冷静一想，觉得陈赓师长对军人严厉要求是对的，自己不应该挑挑拣拣。可他这时一心就是想着去打仗啊！然而，他却像一只不得奔跑的老虎，暂时被困在一个四面都是陡壁的深谷之中……　　紧张的反“围剿”作战，在枪炮声和不停滞不前的急行军中展开。敌人十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兼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红军主力在曾中生、徐和向前指挥下，从鄂东跳到皖西，又从皖西跳回鄂东北。敌人被我们“调动”来“调动”去，所谓的“围剿”变成了“武装游行”。一个多月，红军就歼灭了敌人6000多人。蒋介石曾夸下海口，要在5月义芭前，肃清鄂豫边的红军，到了5月底，他只好收兵，重新调整他的部署了。　　在这一个多月里，徐海东带着三十八团，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不断地扩红，筹集了许多粮款，还打了七次小仗。部队伤亡不大，人数却比一个月前增加了二百多。徐海东在一次战斗中棉衣袖子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两个洞，膀子擦着了一点点皮，血却没流出来。他幸运地向一个干部说：“嘿嘿，飞向我的子弹是吃素的！”这话不知怎么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一天，陈赓看见徐海东，突然问道：　　“听说飞向你的子弹都是‘吃素’的？”　　徐海东笑了笑说：“那是玩笑话。”　　“你还说，你徐海东‘命大’！”　　“那也是玩笑话。”徐海东预感到师长要教训他，仍是陪着笑，脸上闪着两个酒窝。　　陈赓又说：“你还说，‘战场上打死的都是怕死鬼’！这是真的？”　　徐海东又坦然一笑。他是这样想的：在敌人火力袭击下，勇敢的士兵一下冲过去了，反而平安无事；怕死鬼犹豫不决，畏葸不前，那就准吃枪子和炮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战场上牺牲的人，多数还是勇敢冲锋的。　　陈赓和徐海东都是爱说爱笑的人，彼此熟了，不分你我，每到一块，总是先开一番玩笑。一个师长，一个团长，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开幕起玩笑来，往往都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有时还对骂几句。陈赓知道徐海东打仗勇敢极了，只要是情况一紧急，他就带头冲锋，所以常常带着讥笑，幽默的口吻，说徐海东：“你这个不怕死的老虎，小心些！”　　徐海东一张口也还是那句话：“我这人‘命大’！子弹见了我就会拐弯的！”　　陈赓眯起那双眼睛，笑着说：“嘿呀，我姓陈的不信命，我只信马克思，相信子弹是能打死人的。它不会飞到我面前就立定、敬礼！”　　他们的谈话总是这样充满着友好和善意的。有时互相提醒，有时彼此忠告，甚至不厌其烦。一生忠勇 居功不骄　韩先楚 刘 震 陈先瑞　　——忆徐海东同志　　徐海东同志在十年浩劫中逝世。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一伙剥夺了我们悼念的权利，就连逝世的消息也还是后来才知道的。　　徐海东同志是我军有名的将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九次负伤，身上挂着十七处伤疤，对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出了光荣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同志又是因病最早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他不居功，不骄傲，不争名位，不谋私利，不追求特殊享受，坦率、正直，勇于修正错误，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邓小平同志称赞他“对党是一颗红心”。　　我们在红军时期曾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在他病后的几十年里也常有接触。现在把一些难忘的经历追记下来，谨作为我们对海东同志的悼念，让他的光辉业绩和优秀品质永远鞭策我们前进。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徐家桥人，一九○○年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祖上六代都是烧窑工人。他本人从十四岁起当窑工，做了十一年“窑花子”。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在湖北各地兴起时，徐海东同志由于饱尝了人间苦难，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于这年四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他受党的指派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他担任黄陂县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率队支援黄麻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任黄陂县夏区区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年关暴动”……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斗争，使他锻炼得有胆有识，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一名优秀指挥员。　　海东同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担任过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他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善于打巧仗，打硬仗，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在危难关头起转危为安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蒋介石调集一、二十万兵力进行残酷的“围剿”。海东同志指挥部队，常常与几倍或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对阵，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抓住敌人薄弱部位，坚决把敌人打垮。一次，在光山县的郭家河，海东同志指挥的七十四师担任主攻，仅一个多小时激战，以伤亡很小的代价，将敌一○四旅近三千人全部歼灭。又一次，在皖西北葛藤山反击战中，他巧妙地部署兵力，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一举将敌一六一旅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象这样的以劣胜优的战斗，是不胜枚举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徐海东同志和红军既伯又恨，到处张贴布告：“活捉徐匪海东，赏洋十万”。敌人的诡计不能得逞，就对海东同志的家族实行疯狂屠杀。海东同志一族八十三人，被杀害了六十六人。千仇万恨，更激起了徐海东同志以顽强的精神去战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粉碎了敌人重兵的“追剿”堵截，经安徽、湖北、河南，到陕南开辟新苏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入陕后的两次“围剿”中，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大回旋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然后诱敌深入到我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两个旅，击溃两个旅，活捉敌两个旅长。接着，我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抵西安南郊。敌人的“围剿”就这样彻底破产，我新开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力量。　　一九三五年七月，鄂豫陕省委确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根据程子华同志来鄂豫皖苏区时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徐海东同志表示：“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我们要不惜最大的牺牲，迎接中央北上。”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率部奋勇西进甘肃东南部，袭占两当县城于先，攻取天水县城北关于后，继而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截断了西（安）兰（州）公路，威胁了敌人后方，蒋介石极为震惊，连发五道电令，抽调堵击中央红军的部队回击红二十五军。这样，就在一定时期内牵制了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配合了中央的北上行动。此后，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为了扩大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北上，红十五军团积极投入了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首战劳山，再战榆林桥，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加强团，击毙敌师长，生俘敌团长。我军连战皆捷，准备了迎接中央的献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表彰了红二十五军的远征功绩和红十五军团的功绩。　　与中央会合之后，中央派了红一方面军大批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对调来的干部一视同仁，除中央任命的外，都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给予各方面的关怀和爱护。他非常重视搞好全军的团结，说：“再也不要象张国焘那样闹分裂，否则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那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各方面的供应比较困难，海东同志宁可自己部队少花俭用，也要把钱款、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主动送给兄弟部队。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到红十五军团，说明现在中央需要现金二千五百元。海东同志立即询问供给部长，供给部长查国贞同志说还有七千元，海东同志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海东等同志率领第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胜利被毛泽东同志称誉为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的“奠基礼”。一九三六年，率部参加东征，一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旋即西征，配合左路军，攻克盐池、定边，歼敌马鸿逵一部，打破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迎接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向周恩来同志建议，希望能派红十五军团协助抗击国民党军可能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等同志交代任务。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很有感慨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如果咱们早合作就好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部进驻商、雒一线，与友邻相配合，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抗日最前线。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海东同志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配合兄弟部队，给日军精锐坂坦师团以沉重打击。尔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本侵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他率两个团在张店、町店战斗中毙伤日军近一千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为加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去华中，徐海东同志跟随前往。路上，少奇同志讲起刚写成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海东同志深受教育。他后来经常讲起这段经历，言谈间非常尊敬少奇同志。到华中后，海东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带病坚持指挥作战。一九四○年一月，他因长期艰苦转战，在一次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口吐鲜血，病倒在战斗岗位上。党中央对徐海东同志的病情十分关怀，曾多次发电慰问。毛泽东同志还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要海东同志暂时放下工作，同疾病作斗争。从此，海东同志就离开了领导岗位。　　“对党是一颗红心”　　我们可曾想到：一位昔日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负责同志，而今被病魔缠身，要躺在病榻上过日子，这是何等难以忍受啊！在此期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同他一起战斗的许多老同志在党、国家和军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年轻的一代又新人辈出。这时，海东同志所想的，不是什么地位，权力，物质享受，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面貌不落后于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做一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人。　　海东同志虽然病情严重，多次垂危，但始终顽强地坚持学习，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关心经济建设和国内外大事。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从谈话中了解到他学习得很好，赞扬说：“你养病这么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完全跟得上形势，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钦佩！”　　解放战争时期，海东同志在大连养病，得知由外地转来一批干部家属生活困难，就主动拿出节省下来的津贴费给以帮助，还把警卫员派到别的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当尽力为党做点工作。东北全境解放后，我们这些老部下去看望他，他说：“你们这些人有战功，但千万不要骄傲，骄傲就会犯错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你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再接再厉，争取全国胜利。”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望，总是要询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贪污没有？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海东同志自己就是不居功不骄傲的好榜样。他在养病期间得到了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不把这看成是自己有功应得的享受；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我的病如果不是党组织和战友们的照顾，哪还有我今天呢！”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也推辞不用。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同志就交代要给徐海东同志修建一所房子，但海东同志对承但这一任务的负责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一九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见到海东同志时，问道：“你为什么不让修建房子？”海东同志答道：“现在有房子住，很好了！”还是被他推辞了。一年夏天，他去中南海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了回去。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角钱在茶杯底下。海东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平等待人。有一次，一位通信员来送信，海东同志正在睡觉，海东同志的爱人周东屏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海东同志醒来，见信不见通信员，很不高兴，批评周东屏同志没有群众观点，嘱咐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海东同志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殊。他常常教育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们就更不应该享受了。　　海东同志对于自己长期养病，不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心里很不安。他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当组织上号召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总结斗争经验时，他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用自己口述、别人记录的方法，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回忆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到湖北参观工农业生产，到当年革命根据地访问，召集者红军、军烈属开座谈会和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后来，心脏病发作，才停止访问。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达九天。　　海东同志虽然是在久病之中，但仍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嗅觉，路线是非分明。当他听说有人宣扬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时，就气愤地说：“放屁！他家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在林彪伙同江青、陈怕达等人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对老帅这样咬牙切齿！六届六中全会对他们审查是对的，我现在怀疑他们就是有问题。”　　与此相反，海东同志对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倍加尊敬，对广大干部极力保护。他经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穷窑工。”“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不让选他们，海东同志当场加以驳斥，坚决投了他们的票。海东同志对彭德怀同志很尊重，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他曾说：“彭老总很能指挥作战，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刚直，使用干部公道，功劳很大，值得我们学习。如有人反对他，我们就要抵制！”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海东同志，要他证明某人是“反革命”，某人是“假党员”等等，都遭他拒绝，他总是按真实情况写证明信，还对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子女给予许多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思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座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给他打招呼。徐海东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坚信我们党和人民一定会战胜邪恶，林彪、江青一伙决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徐海东同志继续加以打击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徐海东同志终于在郑州含冤离开了我们。　　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我们要永远学习。红色窑工徐海东　埃德加·斯诺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破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戏了。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间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戏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饷，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平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支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被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被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人逃出黄被，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胜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疾风知劲草 阳骄叶更荫　程启文　　党的优秀儿女、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肝胆相照，对敌人英勇善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故事：　　会师彻夜倾谈　　一九三四年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率领一部分部队，遵照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遗嘱，从鄂东北赶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与徐海东领导的二十八军胜利会师了。两军会合，如虎添翼，军威大振。　　当夜，指战员们都睡着了。在这万籁俱寂、天寒地冻的深夜里，唯有豹子岩一间断壁残垣的瓦房内，炉火熊熊，红光闪闪。窗棂上影映出两个高大的身影，他们正在推心置腹地交谈着。　　吴焕先感慨万千地说：“海东同志，事实证明你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这次从鄂东北赶来，就是准备听取你的批评的。”　　海东深知焕先同志的诚意，就象在严寒中需要温暖一样，希望能得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这时他非常理解焕先同志的心情，就顺手添了一把柴，拉着焕先到火塘边坐了下来。一边烤着火，一边谈着心；火苗越烧越旺，两人的心，越谈越热。他们一起分析了铸成这次错误的原因，从思想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海东真挚地对焕先说：“那时，我是对你有意见，但是，那次错误不能由你一人负责。”　　“不！海东同志，那时我的一票很有份量。你能谅解我，但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原来，一九三三年春，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当时的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坚决执行省委这一错误决定。在召集师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唯有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明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不能围攻七里坪的正确意见。可是，会上多数人通过了省委的错误决议。围攻战斗结束后，果然我军损失惨重。由于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甚多，疾病流行，缺粮缺盐，致使部队大量减员，由一万三千余人减少到了六千余人。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心苏区全被敌人侵占。　　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开始向皖西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阻击，只好又从皖西向鄂东转移。可是，当红二十五军在夜间通过麻城县北、黄土岗的公路时，敌人突然切断了我军的队形。当时，徐海东同志身患重病，他立即从担架上跳下来，率领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进行掩护，没有冲过公路，被迫向皖西转移；吴焕先等同志带领军部、七十五师及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冲过公路则向天台山集结。　　后来，海东率领的部队在皖西北道委领导下，成立了二十八军，转战皖西。在河南商城南葛藤山战斗中，歼敌近一个师（敌师长被生俘），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把自己装备得兵强马壮。吴焕失率领的部队在天台山，遭到了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的围攻，周旋了两个多月，部队伤亡很大，几乎濒临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在逝世前，指示吴焕先同志把部队带到皖西，与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会合。……经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历程，今天这两支铁军终干会合到一起了，他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呢！　　此时，天已放亮，野外凉意仍浓；屋内却温暖如春。吴焕先和徐海东同志一夜没合眼，也没有一点倦意。他们俩越谈兴越浓，一起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两军的合编工作。遵照省委指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两军合编为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不设师部，番号仍然沿用红二十五军。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战斗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奇袭罗田敌巢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重新露面，就象在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在国民党军政领导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一面训斥鄂豫皖的“清剿”军无能，骂他们是饭桶；一面又喝令十几万“清剿”军继续向商城东南合围，妄图把新组成的红二十五军扼杀在襁褓之中。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国民党各路“清剿”军正向商城东南咄咄逼来，而我军则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战，两军刚一会合，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又很困难。部队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直没有穿上棉衣，经常以野菜充饥，每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稀汤。这次面临着十几万敌人的“清剿”，就是能抵挡一阵，也支持不久。但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合编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革命的群众也大力支持，慷慨激昂地说：“烧杀决不能使我们屈服，烧了老子的房子，烧不了老子的土地！”“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海东听了同志们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非常激动，但他觉得一个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他与吴焕先等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的利弊，在召集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各级负责人的会议上，他提出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避其锋芒、击其所虚。现在敌人集中十几万人来合围我们，后方必然空虚；我们就连夜奔袭，深入到敌后去捣毁敌人在罗田的指挥部。一来可以避其所长、击其所短，二来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补充自己，进一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会上同志们一致赞同海东的意见，作出了决议。除留下地方部队迷惑和吸引敌人外，红二十五军当夜在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象一支利箭，直插敌人的“心脏”--罗田。　　部队昼宿夜行，每天以百十里的速度前进。徐军长、吴政委每到一地都找群众谈话，了解敌情，尽力避开敌人的耳目，带着部队神不知、鬼不晓地向罗田逼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部队隐蔽在罗田县城四周，很快就要拉开激战的序幕。　　罗田，是国民党集团军司令郝梦霖的指挥部，也是敌人枪枝弹药、军需物资的重要供应基地。但大部分部队都调去围剿红军，只留下少量部队。此时郝梦霖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已成了“瓮中之鳖”。　　天刚拂晓，罗田县城四周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徐军长、吴政委带着各路红军奋勇攻城。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情头转向，到处乱窜。郝梦霖也从梦中惊醒。一面吆喝部下尽力顽抗，一面通过电台向邻近敌人求救呼援。这时，徐军长带着一路红军已打进城来，他一面组织部队打开仓库，搬运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一面指挥部队紧紧围攻郝梦霖的指挥部。城内城外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眼看着敌人招架不住了，郝梦霖也马上要束手就擒，忽然，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城南面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吴政委在城内南边立即率领部队进行阻击，并派通信员向徐军长报告。通信员立刻沿着部队的攻城路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寻找徐军长，不料，在途中却饮弹牺牲。这么一来，不但徐军长不知城外来了一师的援敌，而且吴政委也不知通信员中途牺牲了。情况万分危急！　　俗话说“困兽犹斗”。城内的敌人通过无线电联系，知道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后，就更加奋力顽抗了；城外的援敌在军官的督战之下，也向城里逼进。这时候，吴政委非常焦急，心想：继续打下去，恐怕会被敌人包围；撤走吧，徐军长在城内还没有出来！怎么办？时间越来越紧迫，再不能犹豫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坚决顶住援敌，一面亲自率领手枪团大部人员和一个步兵营，迅速打进城内接应徐军长。　　徐军长听说城外来了援敌，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撤离，缴获的弹药和军需物资，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走的一律放火烧掉！霎时间，罗田城内升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不但挡住了城外的援敌，而且掩护我军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歼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弹药枪支和军需物资，其中军衣两千套、银元一万多元。战士们喜笑颜开地说：“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够大方的，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枪弹、钱粮，连个收条都不用打了。哈！哈！哈！…”朗朗的笑声，填满了山谷，久久地回旋在鄂豫皖的上空。　　长岭岗良机歼敌　　海东同志任军长期间，红二十五军几乎是每战必胜。如高山寨首战，歼灭东北军一个营，我军只付出亡二伤五的代价；在光山县灵隐寨之战，击溃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刘震华三个师，杀伤敌军千余人，而我军只有百余人伤亡；尤其是长岭岗一战，我军只动用了两个团和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的兵力，以伤亡三十人的代价，就几乎把东北军一一五师全部歼灭。这一仗，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打得痛快极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一天，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在第二天上午八时左右，抵达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长岭岗山区。　　长岭岗山高、林密，主山脉由北向南延伸，东西两边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整个山势，越向南山越高、树越粗、林越密。当时部队就在长岭岗南端各个有利的地域内隐蔽着。同志们跑了一个晚上又饿又累，刚准备埋锅做饭，突然山下响起了枪声。　　“呯！呯！啦！哒哒！”　　“轰隆、轰隆！”枪声、炮声，响个不停。原来松弛下来的部队，现在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徐军长命令部队准备打仗，不许生火做饭。那时候，我们见了敌人眼就红，也不觉得疲劳和饥饿了。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只看见敌人在长岭岗北面一个小山头上，分成两路向上迂迴，边爬山边射击。可是等到敌人先头部队只距离我警戒部队不到一千公尺时，突然不再前进了，只是一个劲地打枪打炮。当时我们弄不清敌人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支运输大队‘不积极’，可能是爬山爬累了，加上我们没有组织队伍‘欢迎’他们，所以就拖拉些。”这几句俏皮话，逗得同志们又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　　徐军长、吴政委这时正在我们二二四团最前面的一营阵地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徐军长对吴政委说：“这部分敌人火力很强，机关枪多，装备一定不错。”吴政委这时想起攻打罗田时，曾看到敌人的报纸上宣传东北军装备优良，便应声答道：“对，很可能是东北军。”接着徐军长建议吴政委一起到前沿各个部队转一转。他俩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翻过几座大小山头，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布置我军伪装。　　在去西边前沿阵地的途中，为了抓紧时间，尽快摸清敌情，采取对策，他俩决定兵分两路：吴政委去南边前沿阵地，徐军长去西边前沿阵地。看看我军南面有没有敌情？徐军长一个人来到前沿阵地，突然被一名哨兵拦住，他怕军长有危险，便报告说：“敌人就在前面一个小山头上，有好几挺机枪不停地射击，但没有目标，一会打这，一会打那，好象还不知道我们在它的眼前。”　　“你分析得不错，这个情况很重要。”徐军长听了很高兴，这时，警卫员从后面提了一壶开水，带来一小袋干粮。日头已经当顶了，原来徐军长从早上到现在还粒米未沾呢！徐军长望着警卫员额头上的大汗珠不断往下淌，便关心地问道：“你找了好几个山头吧？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警卫员望着军长笑了笑。正说着，该营的营长、政委赶来了，向徐军长汇报了当面敌人的动态、全营的战斗部署和隐蔽情况。说完后，大家准备吃点干粮，徐军长先倒了一碗干粮，递给刚才报告情况的那个哨兵，哨兵不肯接。徐军长说：“拿着吧，不必客气，我看你的干粮袋给树枝挂破了，里面都是空空的。”说着话，徐军长就把那碗干粮硬塞给了哨兵，哨兵非常感动，心想：徐军长真关心我们战士啊！　　吃完干粮，徐军长在离开阵地前对营长、政委说：“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除担负警戒任务的同志外，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注意隐蔽。饿了吃干粮，不准烧火冒烟。如果暴露了目标，我可要找你们算帐。”说完，徐军长带着警卫员和一位参谋，向东北角另一个阵地走去。他们刚下到山脚，恰好吴政委等人迎面走来。两个一起碰了碰情况，觉得敌人在原地停留了四个小时，枪炮声也没有原先打得紧了，估计下午敌人可能会收兵回营。于是，决定到东北面的山头上，把二二四团、二二五团的领导同志喊来研究研究，如何歼灭这股敌人，决不能让他们溜掉。　　等他们到了东北面的山头，察看敌人的动静时，徐军长忽然发现对面半山腰上，有一块凹地，敌人的步兵、炮兵正陆续往那里靠拢集结。徐军长立即召集各级指挥员开会，部署战斗。有人报告说：“二二三团还在南头，一时来不了。”徐军长果断地说：“来不了算了，现在我们就用这两个团加一个手枪团也能打，只要我们火力集中，猛打猛冲，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接着，徐军长具体部署：二二五团在北面，二二四团在南面，手枪团在东面，三面一起向敌人冲击；并指示各部队集中使用机枪，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最后他对大家说：“各单位听号令行动，下午三点，准时打响！”散会后，各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不久，大部分敌人已在凹地里集中，有个当官的站在队列前训了训话，有一支敌军就开始往回开拔。这时，再不打就会坐失良机！徐军长立即命令司号长吹起冲锋号：“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　　霎时间，山上山下军号齐鸣，密集的弹雨，铺天盖地的倾泻在凹地里的敌群中。我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从三个方向，居高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起冲了下来，边射击边喊话：“缴枪不杀！红军宽大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弟兄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敌人毫无精神准备，一下子就乱了营，东逃西窜，鬼哭狼嚎。有的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又恨地无缝、山无洞，逃不脱、躲不过，转来转去。敌团以下三千七百多名官兵，全都当了我们的俘虏。缴获的大批精良武器，也都给我们部队装备上了，各个连队配备了四至六挺捷克式机枪，几乎全部换上了青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　　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瓦解敌军，除从俘虏中争取了一批机枪射手参加红军之外，其余全部释放，每人还发了一块光洋作路费。我们这样做，在东北军中震动很大。从俘虏的口供中，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北军一一五师。据侦察员得知的消息，师长虽然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怕上司追究责任，不久就在罗山县潘家店上吊自杀了。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 潘天嘉整理）　　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　　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　　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军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徐海东同志建议，正确地制订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由于徐军长指挥有方，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我们牵着鼻子跑。这样，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神出鬼没，打到外线，一有机会，我们就迅速地攥起拳头，狠狠地揍他一家伙。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赤南县熊家河，徐军长亲自布置了个口袋战，一举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我们自己。在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近半年时间内，敌人十几万军队不仅没剿尽杀绝我们，反而被我们拖的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准备北上。这时中央红军也已于十月开始长征。为了轻装前进，部队撤消了师，编为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我军开始北上，敌人派五个师在前面重重封锁，五个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一下子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我北上的阴谋，为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部队甩掉了敌人以后，比较顺利地穿过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去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面堵截，企图把死我军于豫南平原。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独树镇。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夜间行军，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的防线跟前。军首长命令我们弄清敌情，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　　独树镇是豫南平原上一个较大的镇子，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西去伏牛山区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从这儿通过，纠集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有下了五道防线。敌人象一只张大血口要吞掉我们的老虎，凶狠地蹲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通过，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军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徐军长讲了话，他细致地分析了敌情，接着很坚决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又说：“古人说，打仗要一鼓作气，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冲过去就是胜利！”　　回来之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作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拂晓就打响了，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独树镇。枪声象炸豆子一样，震醒了整个平原。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上午九点钟，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这时，军部命令，要我马上去开会。军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仅二百米的一间草屋里，军首长在紧张地观察敌情，研究战况，徐军长和吴政委身上脸上都是硝烟泥土。军长看看我们几个从前线下来的团指挥员，坚定地说：“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已经胜利在望。估计这个仗还要越打越激烈，狗急跳墙，敌人会跟我们拚老本的。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你们前进一步，我们前进一步；我们不离开，你们谁也不能离开。”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今天有红二十五军，就没有独树镇的敌人。各级指挥员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带领部队和敌人决一死战！”　　总攻在上午九点钟开始。徐军长、吴政委亲自到前沿指挥，带着部队，挥舞着大刀片，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军首长身先士卒，更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整个战场上，刀光闪闪，枪声贯耳，喊杀声震天。下午四点钟的光景，又是一番激战，消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终于在敌人所谓“钢铁”防线上捅开了口子，部队迅速进入了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初，我们刚到陕南建立根据地不久，正在龙驹寨休整，很快就被西北军发现了。他们赶忙拼凑了三个旅，配合国民党六十七军，企图趁我在鄂豫陕根据地立足未稳之时，一口吞掉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一次进攻，鄂豫陕省委和军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徐海东同志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被省委和军党委采纳。接着，部队立即离开龙驹寨向西南经山阳县插到二天门，转过头急速北上，迎敌六十七军，虚晃一枪，从六十七军右边，又急转南下，直取敌人的心脏紫荆关，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当敌人发现我军去向，全部向紫荆关拥去的时候，我们又快速向西挺进，牵着警一旅的鼻子，把它强拉硬拖到袁家沟。我们突然掉转头来，杀个“回马枪”，吃掉了警一旅。　　然而，警二旅不知道警一旅的灭亡，又顺着警一旅的道路追上来了。我们正准备在袁家沟休整，突然接到军部指示，就地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了，我的心里急得冒火，徐军长显得若无其事似的。直到哨兵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五、六里路，徐军长才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同时指示部队要作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们就把一些装备和物资乱七八糟的扔掉，弄得狼籍满地，以迷惑敌人。我们出了袁家沟向西，急行军四十里，然后放下行装，轻装前进，又折回三十里，在袁家沟口，给敌人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警二旅赶到袁家沟，看到我们撤离时的痕迹，误以为我们怆惶逃走，而且走的不会太远，他们就放心地在袁家沟住下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才慢悠悠地集合队伍，顺着我们西去的方向追击。　　袁家沟口，长有二里，两边山坡没有树，尽是松软的泡土，上坡又陡又滑，很难爬。徐军长带着二二三团，在正西负责引诱堵击敌人，命令我们团在两面山坡上夹击。　　太阳升得老高了，敌人才大摇大摆地走来，队伍里乱七八糟，有的拉着抢来的小毛驴，有的挑着抢老百姓家的鸡。当敌人的前卫进了二二三团的火力圈，徐军长一声“打！”机枪、步枪，一阵风似的扫向敌人。敌在指挥官的督促下，拚命向前追。我二二三团则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时我团的一营，迅速从侧面插到敌人屁股后边，从背后猛插一刀，截住了敌人的退路。当敌人察觉到上当时，已大部分拥进了山沟。接着，我们团全部投入战斗，两边的火力，象暴雨似的倾泄下来。敌人的一个旅，被压在二里长的山沟里，象钻进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不得。前后不到两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这个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歼灭了敌人一千四百多，生停了敌旅长唐嗣桐。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威震陕南，是我军在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徐海东军长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同志的率领下，越桐柏，跨豫南，闯入伏牛山，转战鄂豫陕，挺进甘陇，历时十一个月，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了。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建成立了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去陕北补充师任师长（该师辖六个县团还有一些俘虏，也隶属十五军团）。　　临行时，徐军团长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是一道从鄂豫皖过来的，三年多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现在就要分手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转战南北，出人于枪林弹雨之中，一直还没分离过。想到现在就要离开他，去单独执行任务，确实有点恋恋不舍。接着，军团长又安慰我说：“到哪里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到那里以后，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关系，他们坚持创建陕北根据地，有很大的功劳，也有不少经验，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搞好团结，千万不能忘记以前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徐军团长的这几句话，是对我的临别赠言，它象金石一样，刻在了我的心坎上。他又嘱咐我以后有情况多联系。我向军团长表了决心，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军长，到瓦窑堡去了。回忆徐海东同志　徐光友　　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每当想起引导我在革命道路上成长的这位敬重的领路人，就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徐海东同志的高大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断鼓舞我在新长征的路上奋勇前进。　　一颗火红的心　　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由六安保卫连编人红二十七军二团特务连。同年底，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参加战斗，和他朝夕相处。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残酷斗争中，还是在转战南北、出生人死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一颗火一样红的心。　　在坚持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斗争的岁月里，环境十分恶劣，条件极为艰苦。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摧毁红色的土地。那时候，部队经常出没山区，辗转敌占区，在徐海东等同志的带领下，打了很多胜仗。每到一处宿营地，他顾不得休息，就到处奔走，看望伤员，分析敌情。有时候，还把我们这些“红小鬼”召集到一起，亲切叙谈，讲一些革命道理，鼓励同志们勇敢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他经常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红军，敌人之所以打不烂、摧不垮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作后盾。我们这支队伍就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到哪里都会很快烧起来。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重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在光山郭家河一仗，以一与一百的对比方量，歼灭强敌一个旅，毙敌百余名，俘敌两千余名，缴获山炮、迫击炮九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多支，战马百余匹。接着，在潘家河、杨泗寨战斗连续获得胜利。促使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好转，苏区得到相对的稳定和恢复，地方武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徐海东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一九三三年五月，围绕七里坪战役所开展的一场斗争，证明海东同志是正确的。七里坪是黄安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在苏区中心重兵防守的坚固据点。当时的省委领导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取得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围打七里坪的错误决定，徐海东同志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他认为七里坪三面是陆，一面临水，敌人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摧残十分严重，部队面临人无粮食枪无弹药的困难，伤号不断增加，而且敌人兵力又十倍于我，围攻七里坪于我不利，应该避其精锐，打击分散之敌。省委主要领导一意孤行，对海东同志的意见充耳不闻，反而指责他“右倾”保守。五月二日，海东奉命进入围攻七里坪的阵地。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十天后，部队连野菜、树叶都没吃的了。这时，部队又开始“肃反”，弄得全军人心惶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海东再次提出撤围，说：“我们围攻敌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可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自己却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呀。”省委主要领导一听，十分恼火，说：“谁要是动摇攻打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围攻七里坪计四十三天，部队减员近七千人。为了保存党和红军的力量，海东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不怕掉脑袋，坚决从七里坪撤出了部队。实践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徐海东同志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在鄂豫皖苏区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在党内外大搞逼供信，乱扣帽子，随意抓人，无辜杀害革命同志。眼看我们并肩战斗的好战友进了自己人的监牢而惨遭杀害，大家都深感痛心，徐海东同志更是心急如焚。有一次战斗间隙，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偶尔说到谁是排行老三的话，竟然被指责为是“第三党”，可能是汪精卫派来的改组派，硬是给抓起来枪杀了。海东同志闻讯后十分生气。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都冲杀过来了，而现在却倒在革命的枪口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杀害革命者。”海东同志不怕担风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广大红军战士的崇敬和爱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同志，说他俩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东同志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都是雇工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功劳，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是优秀指挥员，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气急败坏，训斥郭述申同志严重右倾，对肃反不坚决，诬陷他也是反革命，并撤销了他的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把他下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后来又到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徐海东同志对这种作法极力反对，说：“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吗？”因而保护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实行战略转移和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中，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低制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陕北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本灵活的“兵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海东同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在战斗中增长才干，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我们战斗的大别山区，徐海东同志英勇善战的故事传奇般的广为流传。我们这些红军战士也都深深感到，徐海东同志胸中好象有一部灵活的“兵书”。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徐海东同志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惊恐地称他是“徐老虎”，南溪一战，活捉了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当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听说徐海东同志既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又没有上过保定军官学校，而是在山区生长的烧窑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徐海东同志也常给我们讲到他出身穷窑工，打仗没有别的窍门，是靠党的指引，在实践中模索，不怕苦，不怕死。那时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跟着海东同志打仗，心里就有主心骨，胆子壮，就有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四年四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当时，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遭到严重损失，革命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的反清剿任务十分艰巨，部队的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都十分缺乏。特别是到了冬天，部队没有棉被、棉衣，战斗力受到影响。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镇定自若，周密策划，制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作出了“避免与敌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战”的决策。他派人四处侦察，弄清情况后，采取“老鹰抓小鸡”的战术，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老财，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棉花，及时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争情绪，当大家纷纷要求打大仗时，海东同志认真吸取七里坪战役的失败教训，认为敌强我弱，要避免部队受损失，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寻找战机打歼灭战。　　我们六安县有个镇子叫“两河口”，国民党保安队占据镇里的一座古庙，并派有重兵防守，扬言“万夫莫开”。徐海东同志决意拔下这颗钉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敌后根据地。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气，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可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海东同志认为强攻不利，只能智取。他让战士们找来十几只鸡，每只鸡腿上都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用火点着后甩了进去。盘踞在庙里的敌人还没有醒悟是怎么回事，这十几只鸡带着火已飞落在庙顶上，有几只还飞到庙里。顿时，古庙就烧起来了，烧得敌人喊爹叫娘，四处逃窜，部队趁势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两河口。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鄂豫皖省委的决定，挥师北上，开始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后围追堵截，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长征途中。为了配合主力北上，建立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在徐海东、吴焕先和程子华同志的指挥下，我们过豫西、入陕南，长驱直入，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些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壮大，部队装备得到了改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我记得，部队离开大本营，刚进入陕南榨水、镇安一带，当地的土豪们把从穷人手里剥削来的万贯家财和粮食、腊肉等物资全部集中在一个山上。海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但是，这座山悬崖陡壁，土豪们把所有东西部藏在离地面一百多米高的半山腰的洞里，又把上洞里的木桩路全部破坏，部队上也上不去，打炮也无济于事，战士们开始产生急躁情绪。海东同志想，我们上不去，就想办法“请”他们下来。他一边稳定部队情绪，一边组织战士们抱来一大堆干柴，放到山脚下，上面撒了很多干辣椒面，用火一点，浓烟四冒，很快笼罩了整个山洞，迫使土豪劣绅们只好乖乖的投降。我们把缴获的东西除少部分留用外，大部分都分给了当地人民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　　一九三五年七月，当听到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毛儿盖，准备北上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奔走相告。鄂豫陕省委当即召开会议，迅速作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西进甘肃的决定。部队昼夜兼程，过六盘山，下庆阳，来到甘肃黑水。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黑水河猛涨，部队行动受阻，只好驻扎下来。徐海东同志不顾疲劳，连夜观察地形，认为黑水是个盆地，一旦敌人包围，我们连个退路也没有。他告诉当时任参谋长的戴季英，让他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必须组织部队离开黑水，防止敌人偷袭。可戴季英不以为然，蒙头大睡，耽误了部队行动，果然天刚拂晓，国民党马鸿逵部的骑兵突然冲了上来，加之我们没有打骑兵的经验，情况十分危急。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身先士卒，和战士们一齐挥舞大刀，奋勇冲杀，并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放排子枪，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光荣牺牲。徐海东同志失去了亲密战友，十分悲痛，亲自为吴焕先同志洗身穿衣，举行葬礼。在行军途中，他组织大家总结打骑兵的经验。我记得当时还编了这样一首歌子：“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一齐杀。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杀！”　　一副钢骨铁筋　　徐海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炼，造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凡是和徐海东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赞颂他的心是红的，骨头是硬的。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亲切地称他是“红色窑工”。徐海东同志也常说：“我祖辈六代都是窑工，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徐海东还不照样做穷窑工。我们只有跟定共产党、毛主席，团结起来闹革命，夺取敌人的‘印把子’，才能翻身求解放。”这正是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是他在斗争中出生入死，为无产阶级大众过上好日子而不怕掉脑袋的精神力量。　　徐海东同志一生中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亲自指挥过无数次的战役。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为革命先后九次负重伤，而轻伤更是不计其数。我永远不能忘记，有次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河里洗澡，他喊道：“小徐，你过来看看，我身上又叫白狗子咬了多少窟窿？”我看到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回想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无论仗打得多艰苦，我从来没有听他喊过半句苦，没有讲过没办法的话，而是哪里敌情严重，他就出现在哪里。每次部队撤退，都是等大部队走完后，他才下山，起到了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北上的时候，部队刚进入陕南山区不久，一次突然发现敌情，他和程子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上山察看地形，不幸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嘴巴子，伤势很严重。程子华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打垮敌人的进攻。　　徐海东同志对敌人恨，对革命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历尽艰险的长征途中，他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搞特殊化。我们离开鄂豫皖苏区，经平汉，过枣阳，到陕南这一段，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常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一次，刚支好锅，被敌人一个炮弹打得粉碎，炊事员也壮烈牺牲了。没有办法，海东同志就带头吃生黄豆面。他有时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却拖着带病的身子爬山行军。他的这种高尚的品德，深深感动着广大指战员，影响着全体干部和战士，全军上下互相关怀、互相爱护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　　徐海东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他意志坚强，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我们都为他的健康暗暗着急，可他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总是乐哈哈地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没什么，这副骨头还散不了架。”在病中，他始终保持和党组织的联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前途，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力为党工作，亲自组织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珍惜革命的成果，要艰苦朴素。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胜利。一九六三年，我到北京参观学习，有机会去看望徐海东同志，这时候，他的肺功能大部分已经丧失，呼吸很困难，但他还是让人用车子把他推到饭桌旁，和我一同吃饭，还不住地往我的饭碗里夹菜。并说道：“我们这些人能够活到今天，就很不简单了。要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我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应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团结一致搞好我军的建设。”他的话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励。这样一面工人阶级的旗帜，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同志，被林彪、“四人帮”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他，对他在政治上迫害，在生活上刁难，在肉体上折磨，使他的病情继续恶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海东同志始终不屈不挠，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就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曾经威震鄂豫皖和陕甘的红军领袖，国民党反动派曾悬赏捉拿，出十万大洋没有买去他的人头，而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竟含着冤恨与世长辞了。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徐海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徐海东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劳山战斗　罗希林　　离延安约六十华里的南面，便是树木参天的劳山。山势一直向南绵延到二十里外的甘泉。一条由延安到西安的公路从山脚下穿过。说也奇怪，陕北山地虽然很多，但象这样苍郁的绿山，却不多见。这是延安对外的交通要道，在古代就成为绿林豪杰出没之所，而现在，它却成为我回忆中的可爱圣地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正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大部分西进入川，与一方面军会合。而我们由徐海东同志领导，冲破敌人“层层围剿”，径直来到陕北与刘志丹同志会师。会师以后的一个月，蒋介石就以东北军--就是不抵抗日本鬼子的东北军--的两个军为主力，加上马鸿逵、高柱滋等军阀部队，向我们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我军在“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下，被迫进行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