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淮关演习，不仅演练了诸兵种的协同作战，也演练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突出表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在临淮关训练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继承和发扬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临淮关所在的凤阳县，是全国闻名的花鼓之乡，也是历史上闻名的重灾区之一。黄河曾经从这里夺淮入海，造成淮河连年泛滥。解放初期，这里的农民依旧十分贫困。演习部队来到这里，看到群众住的是黑暗矮小的草房，铺的是破破烂烂的芦席，吃的是黍面粥加野菜，心里十分难受。刘伯承指示政治机关要及时搞好阶级教育，激发训练热情，并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许多干部战士拿出衣服，捐出零用钱，节省出口粮支援群众，在训练之余帮助群众锄地、拾粪、收割麦子。演习结束后，刘伯承又指示一定做好善后工作，不能让群众利益受到一点损害。各个分队在驻地普遍召开村干部会、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对在演习中损害的庄稼认真进行丈量，照价赔偿。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部队撤离时，群众敲锣打鼓，一直送出许多里地。　　第二十一章尊师重道　　　　第一节“任”“教”并重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把周密的计划、完善的教材、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这三者，称作是学院教育训练工作的三要素。军事学院成立初期，教员非常缺乏。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长期处于革命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没有进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给刘伯承从军队干部中选拔调用教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困难面前，刘伯承坚持“任”、“教”并重的用人之道，不仅重选拔调任，更重训练培养。为了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军事学院担负训练任务的部、系和教授会的班底，主要是由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员组成的。这两所经过战火考验的学校，集中了一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与教学能力，可以胜任教员工作。但是，这部分人毕竟是为数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军事学院正规化教学的需要。于是，刘伯承请聂荣臻从全军范围内给他物色教员，并派人到北京、重庆、上海等地的部队中访贤问能，寻找合适的教员人眩这样做的结果，依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刘伯承断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和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间，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改任为教员；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作教员；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中，筛选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留用当教员。他决心以这三部分人为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培养造就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　　对于从做训练工作改行当教员的人员，刘伯承严格要求，言传身带，手把手地教，放心大胆地使用。为了使他们尽快走上训练岗位，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召开训练准备会的方法，把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及一些准备作教员的训练工作干部组织起来，分类负责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审查了教材，研究了4个科的教学计划，统一了一些重点军事课业的教授方法，还到野外进行了演习与想定作业的准备工作。　　这次训练准备会是应急性的，很仓促。刘伯承风趣地说是“热锅炒，热锅卖，十天就出台。”但它为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奠定了教学基矗1951年的暑假，刘伯承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训练准备会，研究高级兵团战术的基本部分——军进攻战术概则。南京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这时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子里就象蒸笼一样，坐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　　他带领大家冒着盛暑工作，讨论研究课目的理论与教授方法，并完成了10个想定作业、13个集团作业和两个军事导演，为高级速成科在10月份学习这门课程作了充分的准备。　　开学之后，为了统一学术思想，了解各个教授会的学术水平和授课能力，刘伯承还对全院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各学员科主任及全体军事教员进行了一次诸兵种合成战斗概则的理论测验。测验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进攻战斗概则。内容包括战术、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通信、后勤和情报等7个部分。第二次是防御战斗概则。内容包括战术、炮兵、工兵、通信、情报和后勤等6个部分。他亲自主持了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和各学员科主任的考试。考试时间前后达一个多月，参加人员共有200多人。　　类似这样的训练准备会和对各教授会成员的考核，刘伯承前后主持举行了十多次，每次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后，他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并发展成为培训教员和考核选拔教员的一系列制度。　　从1952年7月开始，刘伯承选拔任用教员的范围更宽了。这一年，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毕业。刘伯承从中挑选了一批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都合适的留校任教。此后，这种做法逐步形成了制度。选留任教的学员绝大多数能服从革命需要，甘愿投身教育事业，边教边学，迅速成长为学院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但也有个别的不愿意当教员。主要是嫌工作繁琐，发展慢，不如在部队里当指挥员发号施令痛快，升迁快。一个原任师长的学员有军事地形学方面的特长，学院决定把他留下来当军事地形学教授会主任，但他坚决不同意。刘伯承亲自做工作，跟他反复讲明院校教育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事教育工作是十分神圣而光荣的。这位学员仍然不肯服从分配。刘伯承根据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把他关了“禁闭”，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后来，这个学员在组织上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分配。刘伯承得知后很高兴，风趣幽默地说：“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要‘阿弥陀佛’，绳之以纪律了。　　我们的口号是‘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其目的就在于团结起来，办好院校嘛！”　　对于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刘伯承尊重他们，热情关怀他们，把他们视为加强院校建设的“宝贵财富”。军事学院成立之后，他想方设法，通过多种途径，从南京市和华东地区的大专院校招聘了近百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当教员。　　开始，这些人由于不熟悉部队生活，缺乏军事知识，在使用上受到局限。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刘伯承采取多种办法，如让他们下部队当兵代职，到海、空军及各特种部队参观见学，观摩规模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干部的短期军事集训等，使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了锻炼，树立了献身国防教育事业的思想，积极把所学专业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挂起钩来。　　在教学实践中，刘伯承不断启发教员从部队需要出发，从学员的实际出发，走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道路。他让有关部门认真填写教学卡片，及时把学员的意见、要求反映给教员。当每一门课程结束时，他都要求搞好评教评学，总结经验，写出专门材料。对这些材料，他非常重视，经常亲自审阅并及时批示，肯定好的经验，指出不足之处。他曾在基本科第一学期的一个教学总结上批道：“此总结很好。其中好的经验应如何普及，其中缺点应如何改正，特别是‘几点体会’，请注意研究。至于对学员教课，应深入浅出，力求改进，要以学员了解得正确与否作为评定教学之根据。??教员与学员打成一片，声应气求，非常重要。”　　第二节“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刘伯承还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胆略和气魄，大胆启用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些人留用当教员。　　建院初期，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到军事学院任教的原国民党军官，达600人，约占当时教员总数的70％。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有国民党军队师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厅氏、陆军副总长。　　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历，在指挥作战中有失败和成功的实战经验，有的人还经历过若干政权更迭的政治风波。当时，人们都称呼他们为“旧军官教员”。这种做法，有着当时的特殊原因。由于军事学院采取边建边开课的办法，以加速训练朝鲜战争和新形势下部队建设急需的干部，而解放军里一时难以选到足够数量的教员人才。因此刘伯承决定先将这批原国民党军的军官用起来，然后再逐步用自己培养的教员来补充替代。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名扬中外、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专门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请他们吃饭。他风趣而又诚恳地说：“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在课堂上你们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人民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比来讲，一定更加生动深刻。今后，诸位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了，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千万不要背过去的历史包袱。”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突出的是与学员之间的矛盾。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由于政治立场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表现在军事学术思想上比较陈旧机械，有的崇拜英、美，有的迷信德、日。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不自觉地使用过去惯用的贬低人民军队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人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还不是照样打胜了！　　刘伯承觉得这个矛盾不解决，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进程。在一次全院教、学员大会上，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象一块石子投入了一池静水，这些感人肺腑的话给学员很大震动，在“旧军官教员”的心中更是激起了层层涟漪。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既敬佩刘伯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宿物、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同时，也从刘伯承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这次讲话之后，刘伯承深入到学员中间，首先教育学员正确对待“旧军官教员”，正确认识“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问题。　　刘伯承反复给大家讲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并联系苏联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利用旧军官搞教育训练的事例，说他在苏联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至于国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活捉的陈时骥，就到红军学校当了教员。华北、西南军政大学专门罗致了一批原国民党军官任教。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学员：从现象上看，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我们改造‘旧军官教员’，‘旧军官教员’接受我们的改造，发挥其特长来教我们，这对于我们建军有啥子不好嘛！”　　对那些骄傲自大、不尊重教员的学员，刘伯承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他说：“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最，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在对“旧军官教员”尊重爱护、鼓励的基础上，刘伯承也注意加强教育，帮助他们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　　针对他们不少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影响较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夸大军事科学的纯学术性，把军事科学与阶级利益、政治立场对立起来的种种表现，一再要求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并且亲自作报告，启发和指导他们在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上下功夫，用思想改造带动军事上的提高，用真实的本领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军队里称职的教育人才。他还以平等的态度，商讨的形式，组织这些人座谈，引导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他运用蒋百里和杨杰的经历，具体、生动地阐明政治立场与军事科学的关系。　　蒋百里历经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个时期，任过若干军事要职，在作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上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杨杰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是国民党军中有声望的人物，晚年参加反蒋爱国活动，遭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暗杀。刘伯承肯定他们军事上学有所成，研有所见，但指出他们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情况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获得真正的成就。　　通过一系列严肃而又生动的教育，使“旧军官教员”感触很深，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任教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在军事学院创办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们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不少人成为人民政协的骨干，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继续努力工作。每当他们回顾在军事学院的那段生活时，都十分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当时党内党外赤诚相见、互相信任、团结合作、宽松和谐的那种政治环境。　　第三节给教员行“加冕大礼”　　1951年5月5日，是军事学院建立的第一个学习节。在欢庆学习节的大会上，刘伯承提出了著名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口号。他对此解释说：“我们的学员、机关工作人员要尊重教员，协助教员搞好教学。当然，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不管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道统帅‘教’与‘学’，使‘教’与‘学’两个方面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针对那种“金教员、银学员、破铜烂铁是机关”的说法，他断然予以批驳：“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党的干部，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在学校里，教员起五更，睡半夜，工作是最辛苦的。应该提高教员的地位与待遇。教员是学校里的无冕之王，就象李太白，遇官高一级嘛！今后，每年的学习节首先要表彰教员，给教员行加冕大礼。最高学府应该树立这种尊师、敬师的高尚校风，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讲到这里，他走到台前，举手向全场的教员们行了一个军礼。顿时，全场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刘伯承在台上侃侃而谈，风趣幽默，深邃透彻；教职员工们在台下细细聆听，点头称赞，喜形于色。他们就象品尝一杯香醇美味的露酒，心里感到无比舒坦。这种心与心的相贴，情与情的交融，是对尊师重道的共识，是全院上下献身教育事业的交响乐章。　　望着刘伯承朴实、诚挚的笑容，大家想起了他关怀教员、尊重教员的一桩桩往事——院办公室的秘书想起了院党委“编外委员”的故事。有一个从南京工学院招聘来的教员，不仅科技课讲得好，还编写了一套通俗易懂的军事科普教材，深受学员们欢迎。刘伯承对这个教员十分尊重。每当召开全院大会时，他就指示院办把这个教员请到主席台上，和院的领导干部坐在一起。人们都亲昵地称这个教员为院党委的“编外委员”。　　训练部的参谋想起了“二两米”的故事。建国初期，全军实行供给制。　　当时学员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日28两（每斤16两制）米，而院校教员和干部却只有26两米。为了这二两米的差别，刘伯承签发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的待遇应与学员一样，“即若因财政困难，则将学员与院校工作人员一同日领26两米也好。”　　政治部的干事想起了电影票的故事。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文化俱乐部的干事们正在给全院分发电影票。这时，突然接到了刘伯承打来的一个电话，嘱咐他们给每个正在上课的教员多发一两张票，以便他们偕同爱人、孩子一起欢度周末。这件事使干事们深受教育。以后，他们把刘伯承的这一指示变成一项制度，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发电影票、演出票时，都对教员实行优待。　　院务部的助理员想起了写字台和皮椅子的故事。这一年的春天，营房部给全院配发营具时，按标准，团以上干部才能发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皮椅子。　　刘伯承指示营房部，对教员要打破级别限制，每人都发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皮椅子，以照顾他们工作上的需要。在刘伯承的支持下，军事学院还试行过一段“教员补贴费”制度，即每月增发给教员一些钱，让他们购买学习进修的书籍杂志。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往事，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它却如同一盆炭火，温暖着每个教员的心房；如同绵绵春雨，滋润着每个教员的心田。　　由刘伯承提出并身体力行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将永远镌刻在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史册上。　　第四节“水龙头”与“重工业”　　一天，刘伯承收到了周恩来的一个批件。批件上写着：伯承同志：从国外来京的高明翻译6人，本拟以两人分往军事学院。　　但他们坚决反对分开，并反复声明不懂军事，不愿任军事译员而专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因此，无法劝他们前往军事学院。　　实情如此，特复，并致以敬礼！　　读完批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解决眼下事关训练全局的翻译问题，需要另寻蹊径了。依他的指导思想来说，办好军事学院，固然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认真学习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只学习总结本国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与借鉴外国军队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与作战经验。眼下，军事学院所缺的，正是这方面的教材。学员上课使用的教材，都是“热锅炒、热锅卖”，即先组织一些人把外军的有关教材翻译出来，然后加以改写而成的。因此，精通外文而又懂得军事的译员，在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多月之前，刘伯承在北京开会时，听外交部的人讲，有6名外国语言专家即将来京专任翻译工作。　　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将其中的两名分给军事学院，以解决教学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他的这个请求落空了。　　既然从上面调不来，只好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刘伯承决定从地方大学外语系选调十几名青年知识分子，来军事学院边学习边工作，培养他们作军事译员。　　当这些青年人高高兴兴来军事学院报到的时候，刘伯承亲切会见了他们，给他们讲述作军事译员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勇于实践，边干边学，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由一般的外文翻译成长为军事科学的翻译，即学术翻译。　　这些青年人见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交谈起来。　　有个人对他说，自己喜欢文艺，不大愿意作军事翻译。他风趣地说：“你喜欢文艺，这很好。但学点‘武艺’也很好嘛！要知道，军事战线是保卫祖国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　　另一些人向他反映：现在是学俄语吃香，英、法、德、日等语种好象不怎么行时了。　　他耐心地加以开导：“你们青年人，无论学习、工作、为人处世，都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要有实事求是之心，不要有哗众取宠之意。不要追时髦、赶浪头。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要与世界各个友好国家交往，需要掌握许多国家的语言。俄语需要，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同样需要。它们都是重要的工具。你们有精力的话，应该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长一点嘛！”　　刘伯承还根据自己20余年搞军事翻译的经验，对这些青年译员在业务上进行具体指导。他指出：作一个好的军事译员，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功，一是外文的基本功，二是中文的基本功，三是军事素质的基本功。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三套本领，缺一不可”。他强调要学好语法，从根本上掌握语言的基本规律。现身说法介绍他当年在苏联学俄语的体会：“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积累了许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铜钱，但如果没有一根钱串子，就不能把它们提起来。”为此，他开列了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句法》、《俄语常用语例解》等语法工具书，让训练部购买，发给他们学习、使用。　　在中文方面，刘伯承强调要学点语法修辞，加强中文修养，提高表达能力。他指示训练部邀请专家学者，专门给这些青年译员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座，每人发一本《新著国语文法》。他还多次嘱咐他们阅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和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说：”读书利于叙述，读杂文利于论辩，而读《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听得懂、记得祝”在刘伯承的精心培养下，不到一年时间，这些青年译员的外语水平和中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能比较流畅地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和其他军事著作了。但是，他们的军事知识还比较缺乏，军事素质还比较差。反映在他们的译稿中，则常常出现错译的现象。例如，把“包围”译成“周围”，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把“海军陆战队”译成“水陆两用战斗队”，把”设置障碍物”、“排除障碍物”译成“盖房子”、“拆房子”等。　　每当看到这样的译文时，刘伯承都忍俊不禁，对人说：“你看看，这些娃娃兵，真拿他们没办法。月亮坝头耍刀——明砍，巷巷里头扛竹竿——直进直出，拐不得一点儿弯嘞！”　　怎么办呢？刘伯承决定再给他们接上军事知识“这一条腿”。让这些肯年译员和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来的青年教员一起，下部队当兵代职锻炼，到各军兵种部队参观见学，观摩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军事干部短期集训班等等，给他们补上军事这一课，把军事“这一条腿”接起来。　　为了勉励他们深造，刘伯承还力他们挥笔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这个寓意深远的题词，进一步给这些青年译员指明了努力方向。　　刘伯承大力抓军事译员的培养，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了解外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世界军事斗争的形势，从而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　　他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学术研究的“水龙头”，把教材编写称为学院建设的“重工业”。他多次对军事译员们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劝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好的翻译就没有好的教材。翻译这支“水龙头”必须灵敏、畅通而不堵塞，全院的“重工业”建设才能面向未来，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为此，刘伯承领导翻译室的译员和各教授会的教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红军的一些教材为基础，结合世界军事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依照人民解放军现有武器技术装备状况，编写学员上课使用的各类教材。　　这项工作是十分繁重而又艰苦的。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集团军和方面军，从军兵种知识到军兵种技术、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从合同战术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多达二、三百种，是一个庞大的教材体系。　　对这个庞大教材体系中的一些重点教材，刘伯承亲自审阅，仔仔细细地修改。对每句话、每个词，甚至每个标点的使用，他都反复推敲、认真琢磨，考虑如何表达才能做到准确无误。他在给训练部长陈伯钧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之所以要花大气力做这些细微的工作，是因为诚恐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为老百姓或半军人所曲解，从而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贻害国防建设之大业。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刘伯承在审阅修改教材当中，颇感头疼的一件事是使用军事术语不统一、不规范，致使学术思想混乱芜杂。他感到，作为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有责任做好统一军事术语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军事术语，包括人民解放军使用的军事术语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引进一大批新的现代的军事术语。　　如何统一军语？刘伯承提出，首先要“正本清源”，从翻译做起。在确定军语译名时要做到：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它。　　根据这三条原则，学院修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军语名词，如把“工兵”改为“工程兵”，把“战车”改为“坦克”，把“有生力量”改为“生动力量”，把“驱逐飞机”改为“歼击飞机”，把“统率机关”改为“领率机关”，把“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　　在修订过程中，翻译们对“自动推进火炮”这个词拿不准，对“门桥”不会解释。刘伯承告诉他们：对一些军语名词的翻译，不能片面命词。“自动推进火炮”也可以“自动推迟”嘛！倘若如此，也可以叫“自动推退火炮”啰！这样译不行，还是译“自行火炮”更确切。　　对“门桥”这个名词，刘伯承解释说：这个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河流多，造桥费事又不便于船只航行。于是，就用许多平面舟连结在一起，架成浮桥，中间留一个缺口，让来往船只航行。人和车辆过河时，又用平面舟把缺口封闭，让人和车辆从上面通过。所以，缺口的地方叫“桥门”，桥之门也。封闭缺口的平面舟叫“门桥”，门之桥也。军队渡江河，常将若干个制式的平面舟结合起来，用以渡送车辆、火炮、坦克等，也借用这个词，称这些平面舟为“门桥”。　　听了刘伯承的纠正和解释，译员们的疑问全消除了。他们心里暗自佩服，忍不住内心发出赞叹：”老院长做学问，钻研问题真是细致入微啊！”　　第五节清凉山——紫金山　　1951年6月，临淮关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结束不久，刘伯承又组织指挥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学员实施军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这次演习胜利结束后，军事学院即全面完成了1951年的训练任务，开始了1952年的各项工作。　　1952年，是训练任务更为繁重的一年。年初，刘伯承作了军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的总讲评，写出了《关于军（师）司令部野外演习的总结》。2月，组织了军事学院第一批赴朝见学团，赴朝鲜前线参观见学。然后，投入创建海军系和空军系的工作，并把原有的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学员科也改名为学员系。　　5月30日，海军系和空军系正式成立。这样，军事学院就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训练陆、海、空三军中、高级指挥干部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在创建海、空军系的同时，刘伯承按照预定的教学计划，又领导高、上级速成系学习最后一门课程——集团军进攻战役。这门课程学完，高、上级速成系所学课程即告全部结束，学员们开始复习考试。　　这时，刘伯承召集院、系和各个教授会的领导干部总结了这两个系第一期训练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的经验教训，起草了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训练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刘伯承分析了第一朗347名中、高级干部在军事素养、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基本特点，指出了有些学员重战术、轻技术，只愿意学作战指挥，不愿意学司令部工作和后方勤务的不良倾向。总结这一期训练工作的主要做法是：“先进行新兵种兵器和技术见学，以增进对新事物的感性认识。教授的顺序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这样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组织起来，是最实际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时刻关怀着军事学院的建设。从1951年3月15日起，刘伯承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一次军事学院两月工作综合报告。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亲笔批示。　　对刘伯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及时批转给周恩来、聂荣臻和其他有关领导人办理。　　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南京时，让刘伯承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地方，汇报两校的情况。这一天，正赶上刘伯承不在南京，而在上海治疗眼疾，改由副教育长陈伯钩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为汇报。　　毛泽东听完汇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延安，清凉山，这是说的抗大啊！当年在抗大当过训练部长和第二分校校长的陈伯钧，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他一下子想起了毛泽东关怀抗大的许多往事——毛泽东曾为抗大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毛泽东曾用《西游记》中小白龙马的故事勉励抗大的教员，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了”；毛泽东还曾到窑洞里和抗大的教员们促膝谈心，说：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他们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　　延安，清凉山，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一直留在陈伯钧的心头，留在许多抗大干部的记忆中。　　几天后，刘伯承从上海回到南京。陈伯钩、钟期光把毛泽东接见的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很快向全院作了传达，要求大家以南京比延安，以军事学院比抗大，学习抗大干部的献身精神，不图名、不图利，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从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这句话，就成了军事学院教员和工作人员的口头禅，成为他们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座右铭。　　1952年7月，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朗347名学员经毕业考试后胜利结业。　　7月10日，毛泽东给军事学院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训词。训同高度评价了军事学院业已取得的成绩：“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　　训词正确地分析了革命战争时期，军队建设一直处于低级阶段的客观原因和表现，要求全军和军事学院必须利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己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训词还强调了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司令部建设，指出“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定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　　7月12日上午，军事学院隆重举行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典礼。刘伯承在大会上庄严宣读了毛泽东的训词，给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给15名品学兼优的优等生颁发了奖状奖品。下午，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刘伯承在致词中反复强调了毛泽东训词的重要意义，向毕业学员提出了三点希望：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克服保守观念，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必须是有用的工具，是机器工业时代的工具，是现代化的工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到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军训部长肖克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毕业是全军的一件大喜事。这个大喜事是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一批学过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他们对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将起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347名毕业学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院校培养出来的具有现代战争知识的第一批干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提拔干部的时期已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军事学院的初创阶段业已结束。在毛泽东训词的指引下，走上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　　　　第一节几番心血一堂课　　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的教育全院干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院校卫作；勉励全体教员当一名辛勤的“园侗，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精神，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朋读俄语。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晚上，回到住所北极阁，他仍旧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书房里度过，手不释卷地读书，一丝不苟地编写、修改教材，经常工作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　　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事业上。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他一如往昔，对《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吴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书，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喜爱，常读常新。对《孙子兵法》更是特别珍爱，几个版本都有，里面的许多章节，越背越熟，而涉及谋算和筹划的《计篇》、《谋攻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等，理解得尤为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等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共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彭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关于士兵修养、品格、学习、训练、纪律等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誊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须原则指导就可以了，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是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法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是时，南京己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　　他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地伏案工作，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出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整整讲了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进攻战役的理论概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这一课在军事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军事理论界也引起了震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了老院长的课，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教员们都衷心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表达能力强。一个教员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　　刘伯承笑了笑，风趣他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有很高的威望。学员们称呼他是“功高德劭的老院长”，教员们赞誉他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权威”。但是，刘伯承自己从来不这样看，他经常对学员们说：“我是个老兵，海、空军我不懂，许多军事理论我不行。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也要带头学习。”　　一天，他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着：刘伯承同志：兹寄上苏联大百科全书‘刘伯承’小传稿一件，请你详细补充和修正其中所叙事实??他打开稿件，看到开头几行字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5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添上了一个“人”字。　　秘书站在旁边，一边看他改一边读：“革命军事家——革命军人”。觉得这样写不合适，忍不住表示意见，说：“你这样改不行，人民解放军每个成员都是革命军人。人家这是写你！”　　他抬起头来，看着秘书，很严肃地说：“我又怎么样？我也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接着，他又对稿件做了几处事实上的更正，让秘书誊写清楚，寄给了中央宣传部。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刘伯承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大礼堂前散步。这时，学院俱乐部的几个干事正在布置会场，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上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是刘伯承在5月5日学习节为《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他马上对这几个人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不行，快把它换掉！”　　这位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时刻把自己置身于革命军人的行列之中。　　第二节大连休假　　自1952年以来，由于过度劳累，刘伯承常感身体不适。他右眼早已致残，看书写字全靠视力微弱的左眼。时间一长，就头昏脑胀，夜不能寐。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其他旧创也不时发作，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后，卫生部门几次劝刘伯承外出疗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一拖再拖。1953年春，为了迎接全军正规训练的热潮，他又领导军事学院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的教育运动，主持召开了教、学员代表会与座谈会，研究改进教授法与学习法，并组织审查修改了66种教材。就这样，一直到这一年夏天，学员们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他才决定去大连休假。　　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与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这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主任，另一个是学术编辑部的编辑。　　“院长休假，带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刘伯承看到大家的这种神情，开口笑了，风趣地说：“他俩是跟我要帐的。等到了大连，我还他们的帐。”　　原来，刘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时间，把军训部交给他审定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校译一遍。这本条令，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概则，在当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假期，带这两个助手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刘伯承等人乘渡船到达浦口车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车厢里，刘伯承向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交待说：“这本条令我搞过好几遍了，但总是不大放心，因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这次，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认真校译一遍，要从翻译角度上，从军事学术、军事术语和文字表达上，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做到内容准确、文字清通。这样，才能使学的人容易接受下来，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讹传讹，贻患于后。我们争取一个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军委写个报告，请示正式颁布使用。”　　车到大连，刘伯承住进老虎滩疗养院。说是疗养，其实只是换了个工作场所。每天清晨，他到海滩上散一会步，吃过早饭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泽得准确与否。发现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两个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　　刘伯承作风民主，学术上更是善于取长补短。他积极鼓励两个助手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于争论问题，而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们说对了，他会豁达地哈哈大笑，说：”你们说得对，我钻牛角尖，钻进去出不来，被你们一句话点破了。”他们说错了，他也从不责怪，总是笑着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想想看。”遇到疑难之处，他和他们反复推敲。有时他还讲些历史典故和战例，启发他们思索，寻求一致满意的正确答案。如果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准，他就把问题“挂起来”，让他们各自准备材料，找出根据，次日再讨论。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衣起来，到两个助手的房间，和他们继续探讨白天争而未决的问题。　　刘伯承治学态度严谨，钻研问题细致入微。他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译法，都反复思索，仔细推敲。既考虑到它的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理论，一篇好的翻译文章应该做到三个字：“信、达、雅”。但是，对这三个字，他融进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①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第三节在全军高于会议上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很不好意思。刘伯承笑着说：“有啥子话就说嘛！你们是代表上级领导机关的，站得高，看得远，掌握着全局，要把意见留下来，不要带走嘛！”　　军事学院的重大工作，诸如训练大纲、教学计划、开办各军兵种学员系、开展各项运动等等，刘伯承都事先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向中央军委报告。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同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这篇发言的内容分五个方面：（一）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在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军队主要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只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才有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容许的。　　（二）在国防现代化中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　　他强调，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无意地离开了党的领导，伤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将来就会造成历史上不可容许的罪恶。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国防建设中有三大问题——兵员问题、军械军需问题、干部问题，都必须在党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军队与地方合作。将来实行义务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之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到盛市、县的民政部门与军队密切配合，才能实行得好。　　（三）现代化国防军在统一集中指挥协同动作下的组织与训练问题。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四）国防现代化与培养高级将领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领导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中都是如此。我们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培养高级将领干部太重要了。为此，他提出军事学院准备开办战役系的打算，并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肖克、肖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五）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　　刘伯承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大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之中。此时只能教以主观与客观符合的思想方法。”这个观点，就是刘伯承一再强调的：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时，着重点应有所不同，学员入学时鼓励学进去，反对经验主义；学员毕业时提倡去实践，克服教条主义。首先是学进去，尔后是扯出来。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之后，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和全军的训练工作一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第四节组织国家考试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刘伯承和陈毅、贺龙，都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原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房子里。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白天一起出席会议，晚上经常交谈到深夜。　　在进入大会发言时，由于发言的人很多，大会秘书处要求发言要简短，最好能在10分钟之内讲完。为此，秘书先后给刘伯承准备了两个稿子。但是，他都没有采用。在事关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自己动笔写发言稿，表示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写好后，他让秘书拿给他的老战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提意见，帮助修改。然后，让秘书看着表，他照着稿子念了好几遍，琢磨着在10分钟之内讲完用什么速度合适。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恪守校规的小学生那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　　2月8日，刘伯承在全会上发言。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是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熊克武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后来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的工作中确实遵守党的决议，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必要的工作。”　　2月14日，刘伯承回到南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军事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宗旨就是“把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全军高干会议决议贯彻到训练工作中，完成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　　当时，在学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和狭隘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党委曾经在精简整编、三反、整党、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教育等运动中多次进行整顿。　　党代会期间，刘伯承又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他给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四系学员，给全院党员干部，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团结的决议。同时，严肃指出骄傲自满如不克服而任其发展的严重危害：从骄傲开始到“骄隋”，学习、工作赖得去干，甘当思想懒汉；其次到”骄奢”，贪污腐化，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忘记了油、盐、柴、米的价钱；再次到“骄横”，个人居于党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是“独立王国”，最后走上反对党、分裂党的危险道路。　　各个学员系根据刘伯承的报告，普遍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借高、饶事件的教训检查清理骄傲自满的各种表现，并重点批评教育了一些人员。最后，刘伯承拿着一大棵整顿的总结材料，在全院大会上高兴地说：“好。这才是马列主义。各路诸侯来到军事学院，都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不行。　　高岗就是因为骄傲、有野心，才犯了错误。党中央是核心，我们都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这一次思想整顿，对全体学员教育很大。特别是对即将结业的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教育就更为深刻。　　基本系和情报系是完成系。第一期学员从1951年1月入学，到1954年的3月，所学课程全部结束，进入毕业考试阶段。　　3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主席，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军事学院毕业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验收。　　所谓国家考试，就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由中央军委、总部领导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实施军事（理论与想定）、政治课程的考核。军事理论考试主要是口试，军事想定则进行图上作业。口试的方法是抽签答题，即把试题写在试题签上，放在试题盒内。应考学员可以从盒内任抽一签，根据签上的试题准备10至15分钟时间，然后对主考官作出回答。除了试题签上的试题之外，主考官还可以提出其他有关问题，学员也必须作出回答。最后，由考试委员会按5级分制评定考试成绩。　　3月25日，甘泗淇来到军事学院，首先主持了政治理论国家考试。接着，学员们又进行了军事想定作业的国家考试。　　4月19日，朱德来到军事学院，亲自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军事理论国家考试。　　对于朱德的到来，刘伯承心里十分高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两人相知相亲，友情甚笃。刘伯承对朱德一向十分敬重和爱护。在一次涉外招待宴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　　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啰！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这次，他亲自带领学院的领导，到下关轮渡码头迎接朱德，陪同朱德检阅了由学员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受到朱德的高度赞扬。　　第二天，刘伯承又陪同朱德视察了军兵种教授会的专修室。专修室布置一新，整洁明亮。墙上挂着一些兵器的照片、图表；地上放着这些兵器的实物或模型；桌子上摆着沙盘和其他教具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图表，指点着一些兵器，和他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朱德，这种专修室每个教授会都有一个，全院共有几十个，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朱德称赞专修室建得好，并建议内容要不断更新，不断充实；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月25日，基本系和情报系进行最后一门军事理论的国家考试。考场所在的大楼布置得焕然一新。外墙正中悬挂着一颗金色的国徽，两边垂放着大幅标语，一边写着“国家考试就是我们向党向国家向毛主席报告训练与学习的成绩”，另一边写着“保证参加国家考试的学员争取优秀成绩是当前全院共同的任务”。考场外面还贴上了醒目的考试规则。　　考试从上午8时开始。应考学员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考场大楼，按顺序先到各个候考室等候，听到点名后进入应考室。应考室正中坐着主考官，两旁是陪考官和苏联顾问。应考学员先向主考官报到，接着就抽签答题。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整个考场气氛紧张、严肃。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三堂会审”。这一天上午，刘伯承陪同朱德视察了整个考场的情况。朱德还亲自考了两个学员。下午，朱德听取了陈伯钧教育长和学院首席顾问罗赫里斯基的汇报，并接见了全院教授会主任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军事学院创办三年多来，在“传授先进军事科学”“为全军培养高、上级干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告诫学员要把技术与战术同等重视起来，“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必须注意好好学习技术。”他极口称道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协会的创举，要求学员毕业后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部队中去，倡导部队研究学术风气，提高全军学术素养。强调指出：“军事科学是最高深最精密的学术”“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员的待遇，提高教员的荣誉。要把当教员看作是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荣耀的事业。　　朱德这番讲话，说到了与会者的心坎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国家考试，前后进行了9天。参加考试的324名学员均获得比较好的成绩，其中得5分的占30％，得4分的占50％，有45名学员各门课都是5分，被评为学院的优等生。5月1日，在全院欢度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气氛中，军事学院举行了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毕业典礼。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检阅了毕业学员的队伍。然后，由肖克宣读中央军委准予324名学员毕业的命令，再由刘伯承致训词。刘伯承走上讲台，望着台下坐得整整齐齐的毕业学员，心里很不平静。这两个系的学员大多数是团级干部，年富力强，学习刻苦，充满着革命朝气。刘伯承很喜爱他们，尤其喜爱基本系，把基本系称为“学院的心脏”，倾注了更多的心血。3年零4个月来，这两个系的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度过了一段紧张的学习生活，而学院的教学工作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入学时是427人，而毕业的只有324人，计4个人入学只有3个人合格毕业。这使刘伯承想起在北京出席全军高于会议时，毛泽东问他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培养人才快些，还是国防工业建设快些？”　　刘伯承回答说：“我还要算算这笔帐。”　　毛泽东告诉他：国防工业比培养人才快。我们的国防工业是日日有进步。　　我们的空军建设，技术进步很快，海军建设，技术进步也很快。而人才培养还赶不上。苏联曾经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后来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　　我们是平行战役，一边工业化，一边培养干部。干部训练，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训练很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现在，刘伯承深深体会到，培养人才确实不容易，确实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花费无数心血和汗水。　　想到这里，他觉得对毕业学员既要鼓励，更要鞭策，促使他们进一步成长发展。在讲话中，他简单地回顾了3年零4个月训练工作的基本情况，对毕业学员提出了要求：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进一步到实践中去学习的开始。要把在学院所学的知识拿到实践中去，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发展，推动军事科学思想不断前进。他特别指出，在这次国家考试中，有些人只知道背诵条文，答复问题时还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革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因此，必须警觉不要有教条主义发生。　　最后，他还对留下当教员的56名学员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记住朱德总司令的话，把留在学院当教员视为最大的荣誉，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刘伯承致完训词，向全体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证章、奖状和奖品。　　当这些毕业学员从老院长手里捧过毕业证书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有的甚至眼噙泪水。他们深深感到，在自己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里面，都有老院长的心血和汗水，有院党委和全院教职工的心血和汗水。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过去总觉得很长，现在却一下子逝去了。他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院，舍不得离开老院长！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参加国家考试的324名学员，以优良成绩结束了在军事学院的生活。他们象一颗颗种子一样，撒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之中。　　今天，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岗位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第五节培养高级将领　　1954年5月16日，刘伯承坐上了向北京奔驰而去的列车。他此行的任务是领导全军高级干部进行“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　　这是继1952年5月，“集团军进攻战役”集训后，又一次全军范围的在职高级干部短期军事集训。　　这次集训，是在刘伯承的积极倡议之下举行的。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和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强调训练一般干部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提请中央军委把这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刘伯承的意见。除按期选调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人军事学院离职学习外，还采取多种方法训练大多数在职中、高级干部：一是批准军事学院开设了高级函授系，招收一批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在开学和毕业考试时到军事学院短期集中，其他时间则在职学习，由军事学院发给教材讲义，并派出教员巡回辅导。二是在军事学院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组织全军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从中学习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组织与指挥。3年多来，全军共有1万多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三是利用军事学院的教学力量和教学条件，组织高级干部短期集训，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　　5月18日，中央军委以军委办公厅、总参作战部和军事学院三家组成集训班秘书处，以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为集训班班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而集训班整个训练工作则由刘伯承以军事总导演的名义领导实施。参加集训的正式学员有各大军区、志愿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138人。还有旁听学员113人，总数为251人。　　5月19日，集训班正式开课。刘伯承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集训班的工作上。　　他吃、住都在集训班。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参加课题讨论。晚上，听取各个小组汇报，检查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他还担任了“集团军防御战役原则”一课的讲授任务，并组织指导了集团作业和室内半示范演习。　　对于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刘伯承严格要求他们遵守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好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他对学员们说：“学习军事科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点汗水，我是要提问大家的。”在他的领导和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学员们学习刻苦、作业认真，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整个集训班充满着刻苦钻研军事科学的浓厚空气。　　6月19日，集训结束。刘伯承作了学习总结和学术总讲评。他首先指出：集团军进攻与防御战役集训，统称为战役法集训，是学习研究现代战役法一般准则，即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领导艺术。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参谋人员必须掌握的。接着，他结合军事导演三个阶段的实施过程，阐述了集团军防御战役中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反冲击、反突击和反攻等若干军事理论问题。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不断探索，把集团军防御战役这样一个大兵团作战的战斗编成、战役布势和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讲得十分清楚透彻，使这次集训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　　各个学习小组在总结时都说：集训内容生动丰富，集训方法灵活多样，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教员讲课系统熟练，军事导演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在集中兵力和协同动作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他们还一致谈到，刘伯承院长的模范作用、严格要求和不断督促检查，砥砺和鞭策了大家，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这次集训结束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仿照这次集训的内容和方法，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战役法集训，从而掀起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的热潮。　　这次集训也使刘伯承在训练高级干部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回到南京，他又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组织筹备规模空前的“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即山东半岛演习。　　10月17日，刘伯承以演习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的名义，发布了演习动员令，指出这次演习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加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演习。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员和部队都要充分认识演习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参观见学人员服务，为高级干部的教育与训练服务的思想，积极做好思想、组织、训练诸方面的准备工作。　　11月17日，刘伯承来到山东平度县张戈庄，现地组织指导这次演习。　　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多公里，包括当时山东昌潍、莱阳等专区及青岛市的10个县、100多个主要村庄。演习部队有步兵、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还有海军和空军参加。连同表演人员、保障人员等，总计有8000多人。全军共有264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其中兵团级以上干部就有21名，他们分别见学了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通信、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的演习作业。整个演习分3个阶段实施，到11月30日结束，历时14天。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不仅在军事学院是第一次，在全军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次演习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它为1956年中共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几年来，刘伯承在军事学术上一直致力于现代大兵团攻防作战的战役法研究。编写战役法教材，讲授战役法课程，主持战役法集训，组织指导集团军战役演习，为发展和完善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使全军高级干部掌握现代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与指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5年，军事学院开办了战役系，并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关于开办战役系问题，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曾在1954年7月，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报告中说：“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调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廖汉生、张震等52名高级干部人战役系学习。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同时，刘伯承也强调不要放弃领导。他指出：“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为此，刘伯承召开会议，与有关人员一起分析战役系学员的一般特点，研究战役系的训练计划。他认为，战役系学员思想水平高，党的观念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些特点，战役系的训练计划应当以学习高级兵团的战役为主，以学习组织指挥及其思想方法为主；训练方法应当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提倡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执行这个训练计划，刘伯承还深入到战役系学员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给他们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训练计划的几个问题，亲切地对他们说：“讲的目的，主要是打通思想，达到上下通气。并让大家出主意，共同解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意见反映上来，领导研究统一后，再交大家讨论。因为这个计划包括施训与受训两个方面。”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52名高级干部学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正课学习。刘伯承多次为他们讲课，组织指导他们实施室内或野外作业与演习。他还亲自批阅他们的考卷，并对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考卷写过中肯的评语。　　对战役系学员，刘伯承始终寄予着厚望，倾注了自己更多的心血。战役系学员在他的领导下，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情绪，给全院学员做出了榜样。　　战役系的开办，使军事学院学员系增加到10个，学员增加到3000多人。　　刘伯承幽默地称军事学院是全军院校的“托拉斯”。　　这时，刘伯承又在考虑分建学院的问题。军事学院成立之初，他积极创办了各军兵种学员系，主动承担了为各军兵种培养训练干部的任务。现在，各军兵种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为了更集中地培养高级将领以适应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分建6个学院的建议：以战役系、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建立高等军事学院；以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和装甲系为基础，分别建立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以基本系、情报系为基础，继续开办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等反复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军事学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额、组织编制、教员和干部调配、建校地点和校舍建筑计划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多次研究，刘伯承领导起草了“高等军事学院编制表”和“高等军事学院房舍筹建计划”两个报告，派教育氏唐延杰和院务部长刘忠两人携带这两个报告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作详细汇报，并了解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筹建各军兵种学院的情况。　　唐延杰、刘忠两人走后，刘伯承想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于是，他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写了一个报告，对高等军事学院的校址、组织机构以及建立各军、兵种学院提出了建议。　　不久，唐延杰、刘忠两人返回南京，向刘伯承报告说，所有问题均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下，即将全面展开。刘伯承听了以后万分高兴，全军训练高级干部的事业又将大大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1955年，军事学院教育训练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形势，都是令人鼓舞的。　　这一年，刘伯承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七届五中全会时，曾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由于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军事学院教员队伍已经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①之时，本想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刘伯承请毛泽东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军队院校的毕业学员中间选留一批作教员。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早喊呢？”　　刘伯承回答：“我很早就喊了嘛！每次给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报告，都论及此事。”　　毛泽东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　　刘伯承高兴地笑了，说：“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　　回到南京，刘伯承很快就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刘伯承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当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二期毕业时，他从毕业的400多名学员中，一下就留下了200名当教员。又从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测绘学校等的毕业学员中选调了100多名当教员。这样，就较好地改变了军事学院教员队伍的构成，提高了教员队伍的质量。不仅适应了当时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后来分校建院准备了师资力量。　　刘伯承还从基本系第二期选拔10名品学兼优的年轻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加上1954年从基本系第一期选拔的5名，从政治系第一期选拔的两名，以及后来从空军系第一期选拔的3名，从地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调的3名，共有军事科学研究生23名。他领导制定了研究生的培训计划、专业课目分工，公布了指导教师名单。并组织指导1954年选拔的7名研究生，着手撰写学位论文。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2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这个决议，发布了授予刘伯承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命令，以表彰他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为国为民立下的巍巍功勋。　　11月29日，刘伯承出席了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授衔授勋典礼。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授予176名高、中①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将原来的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六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改划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济南、武汉、兰州、昆明、内蒙古（后划归北京）、西藏（后划归成都）和新疆部队（后改称乌鲁木齐部队），以后，又组建了福州部队。　　级军官以各级军衔和勋章。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中，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23人被授予中将军衔，24人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役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官系”。　　第六节建院五周年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军事学院很快度过了5个春秋。　　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　　接见时，毛泽东十分高兴，让刘伯承一一介绍，他一一握手问候。当刘伯承介绍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①。”介绍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是方针（方正的谐音）啊！那好，我们应该跟你走。”介绍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朱庆云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是上层建筑，你在我们上头。”　　接见之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出水后，他兴犹未尽，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视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　　这一天，刘伯承发布了建校五周年嘉奖令，授予战术教授会写作组等13个单位以集体奖励；授予杨得志、张震等33名同志以一等奖；授予廖汉生、吴克华、林浩等118名同志以二等奖；授予孙继先、左良等494名同志以三等奖，以表彰这些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教授，积极做好训练中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与保障工作，为军事学院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天，军事学院隆重召开了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作《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　　在总结报告中，刘伯承用十分清朗、欢快的语调，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五年来，学员系和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学员系由最初的4个发展到10个，现正筹备成立战史系和化学兵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发展到近3000人。　　五年来，教员队伍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学院成立时，有教授会11个，教员290多名。其中，大多数是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　　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只占8.9％。现在有教授会50个，专修室86个，教员1300多名。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已占63％。已经从毕业学员、在职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无产阶级教员队伍和科学研究队伍。　　五年来，政治工作不断深入，发挥了巨大作用。学院政治工作始终坚持以保障训练为中心，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与军事思①郭奇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1937年春投身革命，到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想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进行了连续的政治思想工作，先后搞了十次思想整风。不断批评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提高了学员、教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保障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五年来，教育与训练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有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方面教材上千种。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共350多种。已经成龙配套，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举办了4次师资训练班，以及各种程度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集训班。派出了3批赴朝鲜前线参观见学团，出版了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军语画一、军语释要等多种不事著作和军事学术研究著作。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五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经有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一期，高级速成系第一、二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二期共1008名学员毕业。他们已经把在学院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部队的工作中。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高级函授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二期，高级速成系第三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三期共1200名学员即将毕业。　　这些数字，记载着军事学院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程；记载着在学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领导下，全院教职员工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　　这一天，军事学院还举办了建院五周年校史展览。在展览馆里，展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军事学院的祝词、题词、训词和各种指示信、批复件；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外国军事代表团视察、访问、参观军事学院时的照片。同时，也展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编写、翻译的各种教材，发表、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以及军事学院历届优秀毕业学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考卷、作业与学习笔记本。一份份文件、一帧帧照片、一本本书刊、一张张图表，使前来参观的学员、教员和干部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其中，最使他们感动的是刘伯承院长撰写、翻译和校正的大量教材。在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上面，间或有用红墨水和蓝墨水反复修改的笔迹，加起来足有上百万字。这是右眼受伤致残、左眼视力也极其微弱的老院长，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写下的啊！许多人看着这些教材，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院长把自己的精力、心血和汗水融进了一页页教材，奉献给一期又一期的学员。他是用整个身心办学，用整个身心培养干部埃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　　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作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情。　　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院长和全院同志发来了贺电。　　志愿军一位副军长给刘伯承及其他院的领导人来信说：“我于1954年12月份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在指导部队正规建设和战斗训练方面，深深体会到：由于学院的培养，自己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军事学术的收获更显著些。因而，在组织指导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解决了各项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我之所以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收获，完全有赖于党的关怀和母校卓越的工作。”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海军陆战师的一个领导干部来信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我有几个不懂的问题，向院首长请教”。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军事学院将攻防战斗概则，各兵种战斗概则，江河战斗、遭遇战斗、山地战斗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教材讲义发给他们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刘伯承读着这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军事学院五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五年来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树木”，已经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共同愿望，已经把他和成百上千个毕业学员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今，这位严谨、勤勉、谦和的“园侗，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勋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风波　　　　第一节风波的缘起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径情直遂的。　　正当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不断前进的时候，1958年开展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部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青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4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钟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治疗过程中，刘伯承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在信中，他或提议：“战史系的训练计划，必须靠我们本身根据目的、对象作出，不要多靠顾问”；或嘱咐：“对《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请组织翻译，准确译出，我可作校正，这于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应苏联红军的邀请，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一起，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因为他感到，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这本《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就立即写信催促。拳拳之心，可叹可钦。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他指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并就此联系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强调：“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　　这封信长达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他这种为了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厅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生括和家庭情况。　　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刘伯承还举例印证说：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劝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这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这一年，为了发展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刘伯承向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作了关于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学衔章程、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学衔授予章程，以及学位学衔审定委员会组织章程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以促进研究生的培训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年，刘伯承还领导创建了战史系和化学兵系。至此，军事学院计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化学兵等12个系，有学员3125人。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全军最高综合性军事学府。这是军事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第二节原则的争论　　从1957年春开始，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月下旬，国防部来人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3月初，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并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经过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　　报告接着说：“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报告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报告在肯定学院成绩时，并没有明确指出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说“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对于学院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党委制、政治工作制，编写了我军的战史教材和战例汇编，三次派见学团去朝鲜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以及在军政课程中都贯穿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等等均未提及，而是批评军事学院的教材和想定作业中“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没有注意我国的地形条件和我军现有装备技术条件，忽视了我军的传统的战术。　　一旦发生战争，我军“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反对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的正在改正之中的缺点，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　　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常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3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服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　　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动情地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　　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番话，犹如一股暖流，在几千名与会者的身上涌动着。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它，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竞从此离开了他浇灌过无数心血的军事学院，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我们刘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象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剑他曾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正当反对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全国解放以后，又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共同工作的叶剑英，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这番充满革命激情的话，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是发人深思的。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象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份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象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面对巍峨耸峙的奇石，苍劲多姿的青松，变幻飘渺的烟云，涌突流淌的清泉，他感到无比振奋与陶醉。他进而联想到在这块雄伟秀丽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革命风云，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涌上心头，欣然吟诗一首：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　　沉浸在对往昔如火如茶斗争生活的回忆里，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第三节怀仁堂的掌声　　1958年春，中共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继续大批所谓“反冒进”。结果，党内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区、各部门“大跃进”、“放卫星”的计划争先恐后地提了出来。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断定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的副主席。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谈到形势时，他说：“赶上英国不要五年，两年三年就可以了。五年可以赶上苏联，七年——最多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就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在谈到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他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　　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校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军队院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错误评论刘伯承功过的活。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力疾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　　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破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份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他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刘伯承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即给予明确指示，军委发来了祝词，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训练方针。“据此，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党史、政治上作、战史、战例，并专设了战史系）；（二）现代作战训练（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主席训词），四大制度，四个共同条令。　　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　　刘伯承还具体地说明了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钥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作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刘伯承还说，在校正苏联红军1944年野战条令时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以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方法，作为学习外国经验的指针。　　最后，刘伯承强调指出，在训练内容、训练制度方面，如“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方法等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学习五个文件以后，在军委指示之下，在院内学员抵触和院外批评之下，大体改正过来”。　　总之，刘伯承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更不是如林彪所说的“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把本国的东西当作‘土包子’”，“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许多主管院校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干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同志后来竟含冤死去。许多院校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甚至一些从事军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员，也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被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　　这样，就严重打击了院校干部和军事训练干部的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结局。　　在这场斗争中推波助澜的林彪，于这次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后，打着革命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继续发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的恶果，更使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军院校被砍掉100多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濒于夭折。其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和无法挽回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位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出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又在南京创办了全军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的老元帅，就这样孤单单地离开了虎踞龙蟠的石头城。　　历史毕竟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得到应得的评判。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根本转变，对一系列历史冤案、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重要结论，最终解除了套在刘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锁，也解放了当年跟他一起遭到冲击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