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县城尚未攻克外，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已经联成一片。各地苏 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游击队、赤卫队也迅速组成和扩大。在贺龙率领下，红 二军团在短短1 个月的战斗中，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尔后，向两占领了荆门 县重镇沙洋，并渡襄河向东发展，形势非常有利。可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代理鄂西特委书记坚决要红二军团去攻打沙市。红二军团被迫放弃原定计 划，回师攻打沙市。沙市是鄂西敌人的重要统治中心，驻有独立十四旅两个团，筑有坚固工事。红二军团于 9 月 5 日发起进攻，进行了一昼夜顽强战斗， 不仅未能攻克，而且伤亡 3000 余人。沙市战斗以后，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没有考虑红二军团损失惨重的实际情况，仍照中共中央指示令其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 实现夺取全省政权的任务。贺龙、周逸群在执行这一指示时，考虑到要兼顾洪湖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决定以红二军沿潜江、天门、京山之线前进；红 六军沿监利、沔阳、汉川之线前进，逐步向武汉发展。9 月下旬，红二军渡襄河到达永隆河一带。红六军经监利县境时，值江南反动武装大举清乡，乃 转而打击清乡敌军，先后攻克石首及藕池等城镇，毙敌石首县长以下数百人， 缴枪 300余支，扩大了江南根据地。渡江南征当贺龙正在率领红二军团按计划行动的时候， 1930 年 9 月 12 日，中 共中央新任命的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邓中夏到达洪湖。他立即命令部队返回洪湖地区，并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要红 二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周逸群认为，置多年辛勤缔造的革命根据地于不顾，驱使全军奔往遥远的长沙是违背游击战争原则的，也超 越了主客观的可能性，即使打下长沙也站不住脚，实应慎重考虑。贺龙赞同周逸群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未被接受。会议决定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 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同时，按中共中央指示，将根据地的绝大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主力部队。红二军团渡江之前，邓中夏接受了贺龙等提出的先攻下监利县城的建 议。监利县城南枕长江，东襟洪湖，是阻塞洪湖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据点，有国民党军新三师一部及保安队 16 个连队驻守。这次攻打监利城，得到了广 大群众的积极支持，监利、华容等县的群众前来支援作战的达数万人。他们送饭、送水、运送伤员、搜捕溃散敌人，积极配合红军战斗。9 月 22 日拂晓， 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一举攻克监利，歼敌 2000余人。这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 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攻克监利，打通了荆江南北、湘西、鄂西根据地的联系，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也加强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第二天上午，群众敲 锣打鼓涌入县城欢庆胜利，下午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9 月 28 日，贺龙、邓中夏正准备率军渡江，收到了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军 团停止待命的指示。他们决定在新命令未到之前继续执行巩固发展根据地的 计划。10月 5 日.贺龙率红二军团向仙桃前进。6 日，红二军攻克沔阳城及附 近一些城镇；红六军攻占彭家场。7 日两军会攻仙桃，歼敌一部。残敌退守 襄河北岸。红二军团成立 3 个月来，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 但是，在贺龙、周逸群等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努力下，在邓中夏还能够采纳贺龙的某些建议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洪湖根据地纵横数百 里，湘鄂西全部武装也发展到了近 3 万人。10 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再次要求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红一、三 军团攻打长沙。10 月 25 日，红二军团渡过长江并迅速攻占南县、华容，歼 敌1000 余人。邓中夏命令部队攻占安乡再打澧州。贺龙不同意，他说：“安 乡不能打，要过 5 条河，部队将处在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这地方我熟，那些江河不是地图上标的一条线，宽得很呢。”贺龙提议从北面进攻澧州。邓 中夏同意了。贺龙随即率军团主力攻克公安城，包围了澄州，红六军和红二 军第四师 1个团攻占津市。贺龙的部队突然出现在江南，夺南县、占华容、取公安、下津市、围澧 州，湖南当局震动。省主席何键急令新十一师、独立第一旅、湖南警备第一军支援澧州。红军围攻澧州不克，强敌来援，贺龙建议从澧州撤围，放弃津 市，转取石门，建立临时后方，作为继续进攻的基地。邓中夏同意。攻克石门以后，红二军团即在石门境内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政权，组建石门县 游击大队，动员了一批群众参军。11 月下旬，敌军来犯。邓中夏率 1 个师守石门。贺龙带领军团主力迎敌， 击溃敌新十一师，歼独一旅一部，攻克临澧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临澧，贺龙从获得的报纸上得知蒋、冯、阎大战已告结束，敌军大批南调；又得知 红一、三军团并未再攻长沙；当面敌人又有进攻石门的企图。综合这些情况，贺龙认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前提已经不存 在。敌军大批南调，必然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必须迅速改变行动方针。于是，贺龙率部撤回石门，与邓中夏会合。邓中夏见到贺龙就说：“没 有我的命令，你就把队伍撤走？”贺龙把报纸拿给邓中夏和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看（原红六军军长邝继勋已由中共中央调往鄂豫皖根据地）后说：“一、 三军团不打长沙了，常德、桃源我们也不能打了，再过沅水也不行了。”他建议迅速返回洪湖。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许光达等军、师干部的赞同， 也与周逸群、万涛以特委名义多次来信阐述的观点一致。但是，这个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按照当时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贺龙和所有持反 对意见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服从。红二军团只能再去攻打津、澧。但仍未能打下澧州。强敌来攻，红二军团被迫撤至松滋县杨林市、街河市一带。至此， 南征结束。在红二军团激战津、澧期间，洪湖根据地正遭侵犯。监利、潜江、华容 均被敌占。特委再次来信要红二军团立即返回洪湖打击敌军的“围剿”。邓中夏认为洪湖根据地内河流湖泊太多，大部队行动不便，不接受特委的意见。 贺龙却认为洪湖是老根据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部队返回后是能打破敌人围攻的。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等绝大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但邓中夏又 一次否定了贺龙的建议，并将持不同意见的段德昌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长，命他带伤员返回供湖。后来邓中夏决定要以松滋县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决战”，又拟令红六军向松滋进攻，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 贺龙不同意，并提议再占公安，迅速解除军团侧后敌军的威胁，保持通往洪湖根据地的交通线，邓中夏同意了贺龙的这一具体建议，派红二军攻占了公 安。但红六军仍停在杨林市、街河市，既未集中兵力，也未选择阵地作好决战准备。对于邓中夏提出的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的口号，贺龙说：“搞 新苏区可以，但‘中央’二字要除掉。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却不能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并立。”贺龙后来曾说：“我那时没有多少马列 主义理论，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头只能有一个。当年，我在澧州的时候，熊克武拉我去广东。他说要组织新政府， 我就不赞成。这次不赞成中夏提出的口号，也是这个原因。”对于“选择阵地与敌决战”的提法，贺龙说：“找阵地，找什么阵地？仅仅有山，而队伍 没有吃的也是不行的。决战，我不同意。这个仗不能打，要打，也得集中兵力。”但贺龙的建议被邓中夏否定了。贺龙没有办法，只能赶紧调红二军回 来。12 月 17 日，敌军以优势兵力发起进攻。这时，红二军尚在公安。红六 军仓促应战，激战一天，敌人一部突人街河中以北，另一部接近杨林市，威胁军团指挥部，形成了对红军分割包围的态势。军团指挥部紧急向刘家场转 移并令各部队撤退。红六军的两个团各一部被敌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返回了洪湖苏区。红二军得悉军团指挥部被围，迅速驰援，但已无法挽回颓势。24 日，红二军团转往鹤峰山区。12 月下旬，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到达湘鄂边鹤峰时，已是严冬。部 队衣衫单薄，给养困难，减员很多，土气低落。这时，一股因被四川军阀攻击而无法立足的杂色武装 3000 人来到鹤峰。他们与贺英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准备投靠贺龙。中共湘鄂边党组织和贺英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红二军团 前委。前委认为这是一支“改组派”军队，决定以武力解决①。遂邀请该部指挥员甘占元、覃伯卿、张轩等赴宴，将其逮捕，处决了该部团以上军官 30 余人，部队全部缴械，仅选 1000 余人编入红军。前委对这支杂色武装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并错杀了共产党员覃伯卿，影响了以后对各类土著武装 的争取和瓦解。在鹤峰，邓中夏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出山再打硬仗，拟依托五峰、鹤峰、 石门，在武陵山区创建根据地。1931 年 1 月初，红二军团进攻石门，与强敌进行“决战”，伤亡很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遂转至五峰、长阳、巴东、 建始等地，与湘鄂边独立团会合，攻克龙舟坪（今长阳），歼敌 1000 余，恢复了长阳县革命政权，又歼灭了长阳、五峰等地团防武装，建立了一些地方 的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但是这个地区十分贫困，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虽然全力支援，仍很难满足部队供应的需要。加上连续作战，减员很大，补充甚 微，红二军团锐减至万余人，处境艰难。不得已，前委决定在枝柘坪休整 1个月，派红六军十七师到松滋、公安一滞筹集粮食。不久，邓中夏又要贺龙 带红二军攻打渔阳关。因川军两个多团踞险固守，未能攻下。邓中夏火了，他指责说：“你不打渔阳关，因为二军是你的！”贺龙回答说：“二军是党 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你问问战士们吃饭了没有？我看还是先搞粮食，整顿部队，再考虑打仗吧！”邓中夏无话可说，便让贺龙带 1 个班亲自去筹粮 筹款。贺龙二话没说，带着这个班出发了。在路上，碰到了当年的旧友叶光 吉。他赶着300 匹骡子，驮着大批布、棉、鞋袜等运往城镇贩卖。叶光吉见 到贺龙高兴地说：“哎，总指挥，作梦也没料到在这里碰到你啊！”贺龙笑着说：“你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子给我如何？”叶光吉十分慷 慨地说：“都交给你了！总指挥，我也交给你，当红军你要不要？”贺龙说：“但是有个条件，你得戒掉大烟。”叶光吉痛快地答应了，骡子和货物都交 给了贺龙。此后，贺龙又继续筹到了一些粮食才返回枝柘坪。贺龙回到军团部，一个人先进了屋。有人问他“搞到粮食没有？”贺龙 摇摇头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邓中夏不高兴了。贺龙哈哈大笑，把叶光吉叫进来，又让邓中夏他们去看外边驮满货物的 300 匹大骡子。大家都 怔住了，邓中夏也乐得不知说啥是好。过了两天，川军 1 个师来犯，邓中夏要贺龙带 1 个团去迎敌。贺龙说：“多给一些行不行？”邓中夏说：“不行。”贺龙便说：“我只能打好就打， 打不好就不打。”结果，用 1 个团的兵力伏击敌军，打了胜仗。从此邓中夏对贺龙服气了。① 邓中夏：1931 年 1 月 2 日《关于南渡后战争概况及今后行动原则给中央的报告》。重返洪湖红二军团在枝柘坪休整期间，洪湖根据地正处在反“围剿”极其困难的 时候。中共湘鄂西特委又来信要求红二军团立即回援洪湖。贺龙和广大指战员也强烈要求返回洪湖。为此，军团前委于 1931 年 3 月底 4 月初召开前委会 和党员代表大会，讨论行动方针。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贺龙和绝大多数人坚决主张回洪湖参加反“围剿”。邓中夏承认援救洪湖是必要的，但仍顾虑 洪湖的地形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要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斗争。他决定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进逼宜昌、沙市，联系洪湖，并说这是“围魏救赵” 的策略，而进入洪湖则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心死”。会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 夏任政委。红二、六军分别改为红七、八师。前委于 4 月 2 日召开鹤峰、五峰、石门、长阳、桑植 5 县党代表大会，决定组成中共湘鄂边分特委，将湘 鄂边独立团改称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军团降格为军，指战员很不满意，认为这是政委犯错误，大家受过。不 过，到荆当远地区就离洪湖很近了，所以，大家的情绪也高涨起来。4 月 2日，红三军北上，4 日在野三关歼敌 1 个团，占领巴东县城，顺利渡过了长 江，又连克兴山、秭归两城。4 月 13 日攻占远安。18日，红八师克荆门，红 七师攻当阳，进军神速。国民党当局急调两个师又 1 个旅前来进攻。红三军作战不利，转往鄂西北地区。邓中夏“围魏救赵”的计划未能实现。贺龙、邓中{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137_1.bmp}夏率红三军向北转移途中，与中共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薤山游击队会合，攻占了谷城县的 石花街，又力克均州城，于是决定在这一带创建鄂西北根据地。6 月初，敌第五十一师一五二旅与悍匪张连三部合力来犯。9 日，红三军撤离均州，越 武当山，18 日占领房县，暂时形成了一个稳定局面。在此地组成了以柳克明为书记的中共鄂西北分特委，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开展地方工作，建立了以房 县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连绵数百里，拥有 20 万人口，建立了 14 个 区和105 个乡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赤卫队、红色补充军、游击队等群众武装， 以及工会，劳动妇女团等群众组织，进行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红三军在房县地区时，受中央错误路线影响较小，比较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贺龙和邓中夏 也能取得一致的认识，因而在短期内做出了显著成绩。贺龙运用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几年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在发动群众和团结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 特殊的作用。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庙宇林立、道士众多。他们对红军缺乏了解，心存戒备。贺龙亲自拜访道观，与道长论道谈武，成为朋友，向道士宣 传党的政策，使他们逐渐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了解，加之，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道士们对红军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让出神殿安置红军伤 病员；组织起来参加救护、医疗活动；拿出粮食和医药支援红军。至今，在武当山的道士中还流传着贺龙与他们的前辈结交朋友的美谈。{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138_1.bmp}7 月底，敌 9 个多团向 鄂西北根据地进攻。30日，悍匪张连三部两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袭占大木 厂，8 月 1 日进至连三坡，企图夺占房县城。红三军只有红二十二团一部及军部特务营在县城，情况危急。贺龙亲自 率部迎敌，并急调红八师 1 个团增援。战斗持续了 3 昼夜，终将敌击溃，歼 敌 400余人。可惜因为天下大雨，山洪暴发，部队行动受阻，未能全歼敌军。另一股敌人被红七师及教导团阻击，红八师又向敌侧后迂回，歼其一部，敌 大部仓惶逃跑。9 月，红三军得悉洪湖根据地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接近鄂西北，全体 官兵欢欣鼓舞。邓中夏不得不同意南下迎接红九师，一起返回洪湖，并且决定，红三军离开后，留下红二十五师（共两团 1000 余人），在分特委书记柳 克明统一领导下，在鄂西北坚持斗争。9 月下旬，红三军离开鄂西北根据地。在保康击溃敌两个团，经南漳、 荆门向洪湖前进。途中，邓中夏又有些犹豫了。他召集会议说：“红九师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贺龙说：“坚决去接新六军（当时群众称 红九师为新六军），在刘猴集找不到，就去沙洋找，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再恢复房县苏区也不迟。”第二天，有人就在驻地墙上用粉笔 写道：“长胡子（指邓中夏）要上山，短胡子（指贺龙）要下湖”。说出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红三军走到距离刘猴集不远的小镇报信坡，邓中夏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在此地召集政治干部研究部队的行动问题。贺龙闻讯赶来，对邓中夏说：“我已派李士奇那个骑兵连去刘猴集了，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知道红九师是不是 在那里。你今天开的什么会？研究部队行动却一个军事干部也没参加。到底是你犯错误还是我犯错误？”正在这时，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红九师己到 刘猴集。听到这个喜讯，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贺龙派人带着他与邓中夏共同签名的信，去请红九师师长段德昌速来相会。第二天，万涛、段德昌、红九师政委陈培荫等来到红三军。他们见到贺 龙非常高兴，双方互相介绍了情况。会后，段德昌悄悄地问贺龙：“胡子，邓中夏是路线问题，你和谁一致？”贺龙说：“我和逸群一致。”段德昌沉 痛地说：“逸群牺牲了！”贺龙抓住段德昌的双手怔怔地站在那里，流下了热泪。他的入党介绍人，一起北伐、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一起开辟根据地创 建红军的亲密战友周逸群，于 1931 年 5 月在开辟洞庭特区以后，返回洪湖时路上遭敌袭击，壮烈牺牲了。红三军主力与红九师会师后，万涛根据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中共湘鄂 西临时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路线的指 示。按分局及省委决定，由万涛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同时决定红三军东渡襄河，向洪湖前进，夺取钟祥、岳口等地，以获取粮食和物资，支援遭受严重 水灾、处境极度困难的洪湖根据地军民。邓中夏总结和检查了自己来湘鄂西根据地后的工作，①坦率承认“洪湖苏 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邓中夏在根据地地方工作和部队建设方面，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他较好地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反水”的问题；十分重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 据地。他与贺龙在军事行动方针及战役战斗的指导上虽多有不同意见，但在实践中能逐渐认识贺龙意见的正确，尊重并采纳贺龙某些建议。因此，他们 之间在个人关系上还是很好的。后来，贺龙在回忆与邓中夏共事 1 年多的情景时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 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很好的。”① 邓中夏：1931 年 10 月 16 日《中夏自湘鄂西来信》。第七章第三次“左”倾路线危害下分局书记来了以后贺龙率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大江南北将近 1 年，历经艰难险 阻，终于在 1931 年 10 月返回洪湖。他和全军指战员都非常高兴。然而，贺龙面临的并不是顺利的坦途。1931 年初，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 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就是当年 3 月被派到湘鄂西来的。他到达以后，组成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分局。这时的洪湖根据地，在周逸群、段德昌、 万涛等一批坚定而有经验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努力下，经过英勇奋战，已经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但是夏曦一到，不作调查研究，便 全盘否定湘鄂西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地推行各项“左”的政策，并排斥创建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周逸群。夏曦这种作法引起了广大干部和 群众的不满。不久，困遭受严重水灾，洪湖根据地陷入了巨大困难之中。对于如何解决水灾带来的严重问题，领导人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加剧了矛 盾。党内斗争日趋激烈。红三军主力与红九师会合之际，正是这种复杂局面方兴未艾之时。这是 贺龙未曾料到的，而且极其迅速地摆到了他的面前。依照红三军前委的决定，贺龙、万涛率部于 10 月 2 日攻克钟祥，3 日到 达京山县永隆河地区。当时襄北（即汉水以北）地区只有国民党军六七个团，而且配置分散。贺龙认为在这里开展攻势，对洪湖根据地将是有力的支持， 当即攻占了岳口、张截港，打通了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他和万涛建议中央分局和省委速增派干部来新区开展工作。贺龙又命令红三军与地方干部组织 运输队，将缴获的大批粮食和物资运往洪湖根据地，支援人民克服困难。对贺龙和红三军的上述行动，夏曦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无理地加以指责。 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由夏曦、贺龙、万涛 3 人组成，贺、万皆在前方，可是，夏曦竟然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于 10 月 8 日发出了由夏曦、唐赤英（代贺龙）、 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指责“第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 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体被摧残。”又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 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①夏曦还指定了红三军新前委成员，竟把政委万涛排除在外。贺龙见到这份莫名其妙的训令，啼笑皆非，但仍须执行。他率红三军于10 月 12 日再克沙洋，迅速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带。红三军一到，夏曦便 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掉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职务，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以警告处分。随后，夏曦自己接任了红三军政委。他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以临时省委 名义决定把各师师部取消，将部队缩编为 5 个大团，并特别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限制了贺龙对部队的指挥权。这一系列决定，不仅使大批干部降级 使用，而且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广大指战员深感迷惘和不满。 面对这些无理行动，贺龙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刚到达周老嘴的时候，竟① 1931 年 10 月 8 日《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然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只好与其他同志挤在一起。第二天，贺龙和夏曦便 展开了争论。夏曦坚持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贺龙耐心地扳着手揩头一件一件事地分析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 军长，可是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为什么要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召开 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夏曦理屈，只好承认不对，却又让贺龙去找万涛。贺龙问：“为什么找万涛？省委 书记是杨光华。你有什么阴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议，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你交付任务时的谈话和决议是两个 东西，这是不是阴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那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 与群众不熟，便错误地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红三军前委，却不要政委万涛参加，岂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 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再讲件芝麻大的事，我这个当军长的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有住的，你就睡得安稳？”夏曦阴沉着脸默默地听着，一声也不吭。 在中央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与夏曦又发生了争论。贺龙提出，调出一部分红军的口粮，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夏曦却反对，他认 为红军的口粮并不多，也没有那么多的运输力，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吃饭？贺龙火了，他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 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能站得住脚吗？”在贺龙的坚持下，部队集中全部骡马和舟船，不分昼夜地把粮食 运给了受灾群众。贺龙骑的那匹大红马也用来运粮食。还组织了一些会水的战士，下水为老百姓抢救财产。 夏曦的错误领导，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批评。但他仍固执己见。在万涛要求下，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中共中央在几个具 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而在总的路线方面仍支持夏曦，甚至凭空指责向夏曦提出批评的人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 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 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自然助长了夏曦错误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央也认为红九师迎接红三军是 正确的，要求立即恢复第七、第九两师建制，全军上下为此而高兴。贺龙建议允许红三军离开遭受大水灾的根据地中心区，到外围打击敌 人，以解决粮食问题和进一步鼓舞士气。由于大部队长住洪湖中心区，吃饭问题确实难以解决，而且敌军已有进犯的征兆，夏曦无奈，只好同意贺龙的 建议。1931 年 11 月上旬，贺龙率红三军在后港等地歼灭川军两个营后，转至 襄北，攻下皂市，歼灭守军大部，俘敌 800 余人，又在天门、京山一带牵制敌军历 40 余天。不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胜 利，部分敌军调往平汉铁路以东。贺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展开攻势。这时，敌第四十八师以其工兵营占皂市，以特务团两个营驻龙王集，一个营 驻陈家河。1932 年 1 月 19 日，贺龙令红九师再克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尾追不舍， 21 日包围了龙王集和陈家河。敌工兵营来解围，大部被歼。 龙王集的敌军在突围中亦被全歼，陈家河守敌投降。蒋介石嫡系第四师第十二旅赶来增援，旅部和两个团又被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歼灭。这几次战斗共 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分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 4000 人，缴枪 3000 余支。红军仅伤 亡 300余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第三十 七旅和川军向洪湖根据地进攻。贺龙率红三军七、九两师以及由房县返回的军教导团与军部独立团合并组成的红八师，以灵活的战术给了各路敌军严重 打击，粉碎了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不久，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恢复应城、岳口间的交通，以 10 个团 的兵力向襄北“进剿”。3 月 5 日，第四十师第一四四旅进至文家墩。贺龙得到这个情报，即令红九师、汉川独立团歼灭该敌。6 日中午红军突然发起 猛攻，全歼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俊以下 2000 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一部击溃。其他各路敌军急忙撤退。仅仅两天，便将 敌军的这次“进剿”粉碎了。贺龙率领红三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却又受到了夏曦极为荒唐的指责。 对于文家墩战斗，夏曦说，是冒险行动，侥幸取胜。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对贺龙说：“看看，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贺龙却笑着说：“挨了批评，还是 打了胜仗嘛！”从贺龙率红三军返回洪湖到文家墩战斗，大约 5 个月的时间里，共歼敌2 个旅 1 个团、6 个营，缴枪 5000 余支，红三军在战斗中得到了壮大，发展 到 1.5 万余人。洪湖（鄂西）根据地扩大到东西达 250余公里，南北 100 余 公里，人口近 300 万，各县都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也组织了游击 队，共有枪 2800余支，根据地又新建立了钟祥、京山、应城等 9 个县苏维埃 政权。本来，形势还可以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各个方面的进一步贯彻，捆住了贺龙和红军的手脚，局面就逐步向不利 方向转化了。苦战一载1932 年 1 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了 1 月 22 日至 30 日召开的中共湘 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夏曦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颠倒 是非的论断，引起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激烈批评。主张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为大会发言的主流。贺龙心情兴奋，夏曦闭目无言。大会 第四天，派往中央汇报工作的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和中央派来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传达了 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的作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中央错误的结论，迅速扭偏了大会的方向，全面维护了夏曦贯彻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自 1931 年秋季开始的党内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被压了下 去。在这场斗争中，贺龙多次坚持了正确意见，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过一定成效。但是，在总的路线和许多重大问题上，贺龙无法纠正得到中共中 央支持的错误。他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本地区的全面 统治。但是，夏曦不会打仗，对红军还没有能够绝对控制。贺龙几次违背夏曦的意思，指挥红三军进行了胜利的作战，夏曦对此是不满意的。“四大” 结束以后，中央分局及省委又通过了几个决议和决定①在这些文件中，除了用贺龙指挥红军取得的胜利证明“左”倾路线的绝对正确外，更多的是指责贺 龙和红三军，说他们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等待防御，以主力作牵制行动”等错误“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把主张红军主力在必要时进行 灵活的游击战的同志斥责为“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等等。这些决议，以组织手段压制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迫使他们为贯彻执行那个新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路线，不停顿地强攻硬打，结 果是把红三军一步步推向了被动地位。3 月底，国民党军集中了 15 个团以上的兵力向皂市、天门以西的襄北地 区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当时红三军正依照中央分局“打下京山，扩大新苏区”的指示，强攻京山，伤亡虽然很大，却没有成功。敌军大 举进攻时，红三军主力奋力迎战，从 3 月 30 日上午至 4 月 5日，在瓦庙集一 带与优势敌军激战 7 天。双方都未能取胜，各自撤退。瓦庙集之战，敌人先 后投入 11 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和空军共 2万余人。红三军以 7 个团的兵力 连日反复勇猛攻击，歼敌约 2000 人，击落敌机 1 架。但是，红三军消耗很大， 伤亡 2000人以上，弹药消耗很多，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减弱。敌人也察觉 到了这一点。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对这① 指 1932 年 2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群众运动的通告》；1932 年 2 月 2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 年 3 月 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决议案》；1932 年 3 月 1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维埃对日宣战和红三军胜利后，湘鄂西党与红军、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决议》；1932 年 3 月 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为执行扩大苏区告地方及红军中全体同志书》。样得不尝失的消耗战，夏曦却夸耀说：“象这样 7 天 7 夜持久剧烈的战斗， 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顾红三军连续战斗的疲劳和大量减员，命令贺龙 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只得率红三军再次逼进敌占城镇，历时 1 个多月，没能取得较大战果。5 月 2 日，敌军以 20 个团向襄北的刁汊湖区”围剿”。夏曦的对策是“全 力消灭进攻之敌”。23 日，红三军主力向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二旅及补充二团展开进攻，歼其先头部队一部。敌人固守张家场及附近村庄，陆续增派援军。 激战到 30 日，红三军见歼敌已无可能，乃主动撤退。这次战斗持续 8 昼夜，敌人伤亡 800 余人，红三军伤亡 1500 余人，又打了一个消耗战。打消耗战，是不合贺龙心愿的。后来他说：“瓦庙集打了一个礼拜未打 下，分局还给了指责。张家场战斗也不该打。”这反映了当时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既要力争打好仗，又不能不执行夏曦决定的苦衷。而夏曦却认为没有 歼灭大量敌军是内部反革命分子破坏造成的。由于数次战斗消耗巨大和第一次大规模错误“肃反”的打击，大大损伤了红三军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群众 团体的元气，形势急骤恶化。6 月初，川军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北苦战之机，以 10 余个团的兵力进犯洪 湖根据地，侵占了许多城镇。贺龙率红三军飞速回援。红九师于 6 月 9 日赶到新沟嘴，在根据地人民和赤卫队支援下，歼敌 1 个多旅，俘 3000 余人，缴 枪 2500余支。红七师截击撤退之敌又歼其一部。新沟嘴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 大了根据地。事后夏曦继续坚持要贺龙率红三军再去襄北，逼近应城、皂市，围困京山，争夺敌重兵据守的地区。6 月，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调集50 万部队向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 军的是其左路军 10 万余人。7 月初，敌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集中 21 个团向襄北进攻，同时令川军 10 个团向襄南进攻，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 之间歼灭之，一举铲除洪湖根据地。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仍照中共中央指 示，命令红军不停顿地进攻。还以极大精力全面开展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在红军和根据地所有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诬杀了大批有经验的、 忠贞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部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强敌当前，贺龙率领红三军尽最大努力顽强作战。他依照实际情况 将红三军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敌侧，以牵制敌军，寻机歼敌，同时，发动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军，动员广大群众坚 壁清野。这些措施给敌军造成了很多困难。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叫苦说：“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间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皆盲无所知。军队 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逃难良民（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因为敌军以几倍于红三军的兵力进攻襄北，兵力密集，红三 军没有歼敌有生力量的机会，贺龙决定全军转至襄南，寻机歼击川军。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的曾家集、沈家集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打了一仗，由于敌 大批援军很快赶到，而没有将其歼灭。敌军步步逼进，洪湖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奇缺，形势万分危急。在此情况下，夏曦的战略指导思想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冒险进攻变成了单纯防御。他命令红军构筑堡垒固守，怀疑 固守抵抗失利的指挥员为“改组派”①。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反对这种消极防御的打法，又不得不按照命令去修碉堡。他边修边笑，自我解嘲。为此，夏曦 还给了他处分。为了死守根据地中心区域，求得粮食和物资，夏曦不顾贺龙的反对，命令红七、红八两师进攻敌人重兵据守的沙市、草市。结果，不但 未取得粮食，反而伤亡惨重，加剧了局势的严重性。贺龙向夏曦提出，敌军主力己进入襄南，红军应该集中主力转到外线，在运动战中相机歼灭敌军以 打破“围剿”。贺龙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就可能迫使进攻苏区的敌人后撤。”“我军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 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老区。襄北还有贺炳炎、宋盘铭的独立团嘛。”但是，夏曦不同意贺龙的建议， 他认为防守与钳制敌人应该兼顾。决定将主力红军分为两路：红七师、警卫师主力以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红八师、 红九师和警卫师 1 个团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后来贺龙曾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 实际上大部兵力留在根据地内部，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仗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 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惶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于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 群众面目渗进来了。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夏曦上述决定造成的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贺龙率红三军八、九两师在荆 门地区打击川军。虽有小胜，却未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于是转至襄北，敌 以 5个旅对红三军进行追堵拦截。从 1932 年 9 月，贺龙指挥红三军主力在应 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时分时聚，与敌周旋，使敌军的多次围攻未能得逞，但是，红三军主力也未能牵动已进入洪湖中心区的敌军。由于离开了 根据地，红三军主力在伤员安置、物资供应、兵员补充方面都发生了严重困难，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在一次行军中，仓促与敌第五十一师遭遇。贺龙亲 自带着少数部队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使全军未受到多大损失，便脱离了险境。军分会参谋长唐赤英对贺龙说：“我过去看错了你。今天如果不是你， 我们的部队就完了。”贺龙在无法大量歼敌的情况下，便避开强敌，采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小股敌人，保存了红三军的主力。固守根据地的红军在夏曦指挥下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突围中又丢掉 了电台，从此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后来被迫转至襄北与红三军主力会合。因为夏曦没有撤离洪湖的准备，没有适时对根据地的机关团体、工 厂、医院作应变安排，以致这些单位被进入根据地的敌人摧毁殆尽。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的其他几个根据地在敌军大举进攻洪湖地区时也都先后失 败。1927 年秋收起义后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倾路线葬送了。夏曦与贺龙会合后，贺龙和红三军广大指战员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已经丧① 原是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人数不多。据有关文献和档案资料记载，”改组派”从未打入过中共各级组织和红色根据地党政机关。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发动“肃反”运动，肃清“改组派”，是毫无根 据的。失。大家满怀悲愤，坚决要求打回去。但是，夏曦己失掉信心，不同意大家 的意见。到了 10 月份，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撤离鄂豫皖苏区，便决定红三军经豫南、陕南绕道转往湘鄂边。数月来，红三军不停地行军作战，减 员甚多，弹药消耗极大，部队疲惫不堪，加上不断进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以这样军心不定的疲惫之师，在反动统治严密的敌占区和敌军的堵截 追击下长途远征，任务之艰险是可以想见的。11 月初，红三军从随县越桐柏山进入河南。国民党正规军不停地追拦截 堵，当地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给红三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红三军各部队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拒纳红军。红三军只好露 宿野外。时值冬季，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匮乏，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间难于睡眠，在与敌人激战中又不断遭受损失，减员甚多。进入伏牛山区以后，每 日以百里速度行军，仍摆脱不掉敌人。到了西峡口附近，贺龙把贺炳炎叫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 1 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敌 人的伏击。”贺炳炎受命而去。敌人大摇大摆地追来。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措手不及，被消灭一部，被迫停止追击。红三军进至陕南，贺龙得知 武关及其附近有敌军 1 个旅，周围还有两个旅，便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说：“我看要打武关。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 我们没法走。”贺龙亲自进行了战斗动员，红军一鼓作气攻下武关，歼敌 1个营。从此以后，才取得了一些主动。这时，包括贺龙在内的广大指战员生 活极其艰苦，有时只能以柿子和高粱杆子充饥。到 12 月底，这支跨越了 7000华里的铁流，终于到达了湘鄂边的鹤峰县境，从出发时的近 1.5 万人减至9000 人左右。“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1932 年 12 月 30 日，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全歼保安团 300 余人，军部进驻毛坝。此时的湘鄂边根据地已不存在，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斗争。1933 年 1 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 3 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 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 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的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党性异常不够”， 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 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么！”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 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对于如何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夏曦一筹莫展，只得听贺龙的。贺龙说：“现在还没有仗打。周围都是团防，我们不 打，没有人敢打我们。有人打我们，我可以写信叫他让开！”会议对恢复苏区达成一致意见后，贺龙即率红三军于 1 月 13 日占领了桑 植城。盘踞湘西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一面命令所部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 部下周燮卿旅，并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贺龙将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贺龙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惫，弹药奇缺， 没有冬衣，甚至草鞋都没有穿的，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陈渠珍达成暂 时的妥协，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那怕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么。”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反对。于是，找来宋盘铭、段德昌共同商量，他 们也都赞成贺龙的意见。夏曦却指责说，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正如贺龙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没有成 功。敌军反击，红三军被迫退回鹤峰毛坝。这是红三军到湘鄂边以后第一次大战斗。初战失利，暴露了红三军的弱点，助长了敌人气焰，红三军失掉了 本来可以作为依托的桑植，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给以后的斗争带来十分不 利的影响。1933 年 1 月下旬，夏曦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 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与会人员强烈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 才加人。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宋盘铭说：“我从小被 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会议没有照夏曦的意愿作出决定，他深为不满。不久，中央分局作出了发展鹤峰周围地区和整编 红三军的决定，撤销红八师，调出部分人员去做地方工作。从 4 月起，各部队分头在鹤峰、建始、宣恩、巴东等县的一些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政 权，组织游击队，分配土地，还先后击败了几县团防武装和湖北保安团的进攻。1933 年 5 月 6 日，贺英领导的、多年坚持在桑植、鹤峰边界地区的游击 队遭敌袭击。为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和红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贺英在战斗中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贺龙的二姐贺戊妹等人。经过红三军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到 6 月下旬，湘鄂边根据地又拥有了鹤 峰等 10 余个县的边界地区约 20 多个区、 100 多个乡的地方，人口近10 万。 但是，这个地区山多路险，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红三军所需粮食要靠到远 离根据地的地方用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为了夺取和背运回粮食，经常要与敌军的袭扰、拦阻作殊死斗争。部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指战员们经常吃不 饱，不得不寻找野菜、野果来充饥。身上还是从洪湖撤出来时穿的破烂夏服，无法更换，饥饿寒冷，大大增加了部队非战斗减员，红三军的实力一再削弱。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夏曦完全无视这些实际情况。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 于“肃反”。早在3 月间，他就武断地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不 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夏曦逮捕段德昌时，贺龙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 夏曦冷冷他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贺龙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 信来，又何必回军部？”夏曦理屈，但仍叫着：“一定要杀！”贺龙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夏曦拍桌 子狠狠他说：“哼！我决定了！”面对夏曦动用”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了热泪。与此同时，夏曦还捕杀了贺龙的老战友、湘鄂 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这位创造湘鄂边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 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 1934 年春季。 到了 3 月 24 日，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反对，还是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 3 个党员。1933 年 6 月，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7 月中旬， 敌军以 14 个团的兵力发动进攻，月底侵占了湘鄂边根据地绝大部分地区。红三军转移至宣恩、恩施、鹤峰交界地区。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开会研究斗争方 针，决定巩固现有苏区，开辟新苏区，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咸丰、利川一带农民游击战争。对于如何开辟新区，贺龙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 建议，他说，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展开工作；对待地主豪绅应该按其罪恶大小，财产多少区别对待，主要打击 罪大恶极的；对团防和“神兵”要尽力争取、瓦解，以免树敌过多而造成不应有的困难。但是，贺龙的建议遭到夏曦的反对，又指责“这是革命不彻底 的方法”。贺龙说：“你是要千家怨，还是一家怨？是得罪千家好，还是得罪一家好？”经过争论，夏曦勉强同意了贺龙的意见，然后决定分兵执行开 辟新区和巩固现有苏区的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红九师开辟新区；夏曦率红七师保卫根据地。至 12 月，两路红军面对优势敌军辗转作战，四处流动，都 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最后又合并一起。此时，红三军只剩下了 3000 余人，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了。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不停地“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 这个期间，蒋介石乘红三军处境窘迫，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为代表，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1925 年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时，熊贡卿作为省府驻澧 州镇守使官邸代表与贺龙相识。此次，他奉蒋介石之命，来对贺龙劝降。贺龙愤怒了，下令逮捕了熊贡卿， 1934 年 1 月 23 日在龙山茨岩塘，集合部 队进行公审。迎着凛冽山风，贺龙站在岩石上对大家讲话。他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 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侮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奸细，我们绝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 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1934 年 3 月 17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年 12 月蒋介石派一代 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 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 4 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 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红三军两个师会合后，中央分局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边新的根据地。1933 年 12 月 22 日，贺龙率军袭击黔江城，歼敌 1 个团大部。尔后转到咸丰、利川一带活动。1934 年 1 月初，袭占利川城，俘敌 100 余人。川、鄂军队来攻，红三军到利川、咸丰、宣恩、龙山等县边界地区游击。湘敌来攻，红军转往 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县游击。因为弹药极少，很难进行有效战斗，又转到西阳、秀山一带。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特别是不间断地“肃反”，部 队的危难情况没有改变。{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158_1.bmp}当时，各根据地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 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地区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极大关系。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夏曦负 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 长，不能说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并准备处决的同志。在湘鄂边与夏曦分开活动时，贺龙率领的部队中就 没有进行“肃反”，而且把被夏曦逮捕的宋盘铭释放了。对于这场错误的“肃反”，贺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61 年 4 月 20 日，贺龙向有关人员谈红二 军团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他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些，再坚决些，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杀？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 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 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 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 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到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 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 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 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当贺龙谈到夏曦决定杀段 德昌，他拍桌于力争未果那段经历时，泪流满面，悲痛不已。在肃反中，夏曦也并非不想迫害贺龙。夏曦率部从洪湖突围出来与贺龙 会师后，在王店他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并要贺龙写申明书。贺 龙对他说：”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 10 万块钱。我 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 5 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号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两人相持不下，关 向应急忙出来调停，才缓和了僵局。在绕道陕南转往湘鄂边的行军途中，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十分危急。可夏曦还想对贺龙下手。他令人缴了贺龙、关 向应两人的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忍无可忍，质问夏曦：“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 要？”夏曦语塞。他也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极高，红三军到了湘鄂边，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才没有贸然行 事。到了 1934 年 4 月，由于红三军已濒临绝境，也由于贺龙等不断进行斗争， 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这些政策，有许多是 1928年至1930 年贺龙领导红四军时，在湘鄂边地区实行并且取得过成效的，例如争取 一些反抗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团结、改造“神兵”等等。这些变化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这个月，贺龙决定进攻彭水，消灭那里的敌军，尔后向邻近各县发展。5 月 8 日，贺龙率部冒大雨急行 50 公里袭占彭水城，歼敌 1 个营，俘敌 400人，缴枪 300 支，士气大振。当贺龙准备乘胜攻取西阳时，夏曦变卦了。他 认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命令红三军立刻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 月 1 日红三军占领沿河县城。黔东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这里交通闭塞，地势险要，封建迷信势力 很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西阳，秀山边界地区，耕地、人口均很少，但这里的汉、苗、侗、土家等民族的劳动群众饱受压榨剥 削，对革命有着强烈的要求。贺龙早年率领部队，两次来过这里，给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 敌军力量薄弱，对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开辟根据地、整顿部队、恢复战斗力是 有利的。这时，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贺龙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坚决要 求结束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在他们的强 烈要求下，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军政委关向应也有了一些主动权。接着，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