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镇日伪军，毙日军 30 名，俘伪队长以下 40 余人，烧死 70 余人；另一部进 袭淮安南部地区，也颇有斩获。在淮泗区，二师十四团曾攻入淮阴城内，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等等。在新四军的掩护下，韩方溃散的部队大部脱离险境，并退入淮阴、涟水、 苏家咀之间新四军防区休整，新四军还在粮草、经费方面予以接济，博得韩部广大官兵的感激。伤亡了 1000 余人的一一二师在霍师长的率领下经淮北过津浦路西，受到淮北根据地军民的慰劳，使他们愉快地退出了苏北反共阵地。 然而在蒋介石的统一部署下，韩德勤恩将仇报，不去向日军收复失地，反而乘日军转兵向新四军大举“扫荡”之机，突然侵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面派队接应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东进反共，一面向西占领里仁集、程道口地区，完全违反了黄、韩协定。而且不听劝告，便于 3 月中旬亲 率黄桥战役后重新组建的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的余部以及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等部，在林公渡等地偷渡运河，侵入淮北中心区的金锁镇、界头集、 山子头一带，扣留麻杨区区长，将区队全部缴械，公然叫嚣要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为驱逐韩德勤，粉碎王仲廉之东进反共，陈毅等电令四师主力及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及淮海分区部队，全部归四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统一指 挥，于 16 日开始运动，17 日晚发起攻击。并且明确规定，如在俘虏中有韩德勤，便给予空隙让他逃走。 18 日 14 时，攻击王光夏部队的山子头战斗 结束，王光夏被击毙。查询俘虏时，有个军官说他不认识谁是韩德勤，可是当部队要把这个军 官作为一般的俘虏释放时，他怕放出后安全无保障，忽又主动招认自己是省主席韩德勤，要求会见彭雪枫和邓子恢。于是作战部队把他送到师部。在师 部，韩表现很悲哀，吞火柴头，绝食，要写遗嘱，表示要“杀身成仁”。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与他谈话。他痛哭流涕，倾吐了到苏北 5 年来的 许多衷曲。19 日晨，彭雪枫同他谈话后，便复食，并求见军首长；21 日上午10 时，更提出条件请转报军首长。 陈毅等研究了四师发来的电报后，乃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尽。彭、邓近日与韩会谈，韩站在其本身利益上，已愿与我私合， 韩本人估计，若能迅速与我谅解，则仍能保持其省主席地位。韩为其本身利益，可能与我靠近，不积极策动蒋派部队东进。因部队小，东进便无用；部 队大，则不可能东进。即令东进，韩将因控制不住而自危。韩此时最忧虑者，即为期日久问题扩大，本人虽能自由，其前途终被牺牲。我们主张与韩成立 协定，进行私合，应迅速释放。如韩背约再行反共，彼力量既小，又在我掌握中，易于制服。同时王仲廉等东进决心必更动摇，蒋虽坚持也无能为力， 故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妥协，释韩要快。电报发后，陈毅便夜渡洪泽湖，到达四师师部。他听取了彭、邓的详尽 的汇报后说：韩德勤被俘，最怕杀他，其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持其江苏省主席地位，故多方哀求央说。此点可以利用。因此，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日 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面便于侦察重庆态度，一面因韩未下台，则重庆方面就不便以汤恩伯取代之，而汤因未得江苏省主席位置就不愿 用自己的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韩在我掌握之中，文章更好做。陈毅的见解，彭、邓表示完全赞同，便去落实。于是，陈毅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作了如下内容的汇报：韩求我以巩固其 地位之动机露骨而明显。我们已恢复其电台先与顾祝同通报，并将其真情告顾。第一、二两电已发出，尚未得复电。据军部通报，汤恩伯已将韩被俘消 息报蒋，重庆反共集团正酝酿两种江苏地盘之斗争，一是与我党之争，一个是抢主席之争。据此，我们建议，应在蒋对韩决心未下之前，自动送韩出境， 其好处可以进一步利用反共派内部冲突，使蒋感到棘手，或可改善何、顾、韩等对我之关系，对华中反共实力最大之汤以打击，维持着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三派的冲突，在华中对我亦有利，同时更可能使国民党军人及士绅阶 层对我有好感。假如再不释放韩，将来释韩，徒增恶感。且蒋也不至于即将韩之主席撤掉，因有何、顾等之说情。且根据与我摩擦之孙启人等，于释放 回去后即行复职，预料蒋似以韩在苏北敌后坚持，前年兴化之恢复，韩曾要求将省政府移苏南，蒋未准。因此，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中去似为上策， 只着重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如何，请示，以速为妙。可是，饶漱石等却发来电报说：“我们主张暂不释韩。”陈毅不得不重 申速释韩的理由。3 月 2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 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31 日，刘少奇又电告陈毅：29 日何应钦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周答，韩违约到运河西，并向我进攻，捕杀我人员，致引起冲突，不料 累及韩本人，后即发还人、枪，礼送韩出境，国民党方面对此事虽已模糊知道，但尚无向我提出稍微严重的交涉与条件的表示。你们让韩德勤与顾通电， 此事可能向重庆方面敷衍过去，汤恩怕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路西，留一部在路东收容韩散兵。陈毅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遂于当天约韩谈话。韩一见陈甚喜，欣然 出迎，并愿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然后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被俘的许多问题。陈毅也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予 以开导和批评，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韩留其参谋长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会商，成立协定，议定事项，分交陈、韩核准，再由陈、韩 交换一封信，以示同意，即付实施。4 月 1 日，韩来回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他饯行。宴后，四 师备了牛车将韩送归，韩留其参谋长接受俘获之人枪等事。韩提出借钱，陈 答应送给 8万，井送还了他的手表、皮包和手枪。韩德勤愉快上路。就在当 天，韩的代表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 十条》。于是，陈、邓、彭联名将对韩处置情况及协议等具报中共中央和华中局， 其中特别提出，从国共双方大局及韩德勤的表现出发，仍本友好合作态度，进行政治争取，一面提高警惕，不被麻痹，作有力控制，则可能争取韩为有 利时局之一员。对其立足地，拟划众兴以东、淮阴属来翁集以西、老张集八集以南、运河盐河以北地区给韩，以衔接到曹甸原防，但不能危害我之战略 利益。电文中还说，韩在苏北计 5 年，最初辖有 1 个军、3 个师、10 个常备旅、10 个保安旅，迄今总崩溃，转而求我，不能不是反共专家的切身教训。只有 力量可以制服反共，也是一个证明。今后韩或积极寻我报复，或转而带一些觉悟，听韩自择。力量与政治争取必须双管齐下。在这次捉放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历史地分析了韩的实力变化情况，全 面地考察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果断地作出决定。实践证明陈毅的决断是正确的。不久以后，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 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未敢东进。第五节“黄花塘事件”陈毅从 1941 年 9 月 28 日离开军部去淮海、经皖东到淮南，直到 1942 年 1 月 9 日才回到军部。此行达 103天，现在凯旋了，但人也病倒了。由于 公务浩繁，睡了一天又得起床工作。1 月 13 日晚上开会，由陈毅报告淮海区 及四师、二师的情形，到零点才结束。就在这天，中共中央又有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 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华中局乃回电中央：“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 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 于 2 月底或 3 月初始能动身。”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 1942 年 1 月 20 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 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 3 月 4日所作 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 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 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刘少奇于 1942 年 3 月 19 日在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1942 年 5 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 师的工作。在 5 月 10 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灰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 3 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 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他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 在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许多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 写文章。高级领导干部的调配他尤为重视，通过华中局决定，派何克希到浙东，肖望东到二师，吴芝圃为四师主任；将六师划归一师领导，任命谭震林 为一师政委，特别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整顿三风的决定到达以后，他立即主持研究贯彻，以后又多次讲课、贯彻动员，把这项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 抓。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专项工作。6 月初，他收到了刘少奇从山东寄来的刘在华中的一些讲话稿，希望先在华中出版。陈毅照办，并在6 月 10 日给刘回信，说：“大文《论党内斗争》业已收读，即在《真理》第8 期发表，另印单行本。我们拟定将你历年所作关系党内的文章印一合集， 题为《刘少奇论党》，作为干部精读的文件，这个命名对不对？请告，或由你另想一个名字，在 7 月初即付印。”在这种情况下，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广大干战，各得其所。而他自己 的许多事情却比较潦草了。5 月 25 日，他的妻子张茜在侉周村生了个男孩。中年得子，陈毅十分高 兴，抽空前去探望。他先向张茜慰问了一番，然后抱起孩子，看了看，同张茜商量：孩子在侉周村生的，小名就叫“小侉”。然后，轻轻放下，便告别了张茜，转身出门。这样简慢的探视把陪同他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激怒了：“你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没有感情！就这样走了？！”另一位陪同者崔义 田对罗生特笑笑，说：“不走又怎么样？”9 月 19 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 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对比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许多干部本来就有议论，现在 又议论起来；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饶漱石却感到压力。《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 间关系的决定》（1942 年 9 月 1 日）也给了饶漱石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 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中 央任命力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大好时机， 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 1929 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 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 道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还很强烈。他就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口头上说是 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以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 40 里外的大刘鄂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 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他临走，还布置干部：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陈毅按照原订计划，在 8 月 13 日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 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座谈会在参谋处作战室进行。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就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 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 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 解决。第二天的会议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8 月 18 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发言整 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 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 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了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 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 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10 月 16 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 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 1500 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 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 20 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 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在 11 年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 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 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 石、汉年和我 3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 时我们不知你们问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 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 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 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 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一九四二军十一月八日第八章陈代军长（下）第一节迢迢延安路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准备走路。 他的妻子张茜才在 9 月 28 日生下第二个男孩，取名“丹淮”。他把妻儿3 人托付供给部长宋裕和、卫生部长崔义田照顾，一些老战友如陈丕显等也 赠钱赠物相助。 11 月 25 日早饭后陈毅便踏上旅途。陈毅轻装简从，只带两个警卫员。军部派作战参谋和炊事员各 1 护送， 规定送到四师即回。陈毅心情沉重，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在他后来手书中还有第三、第六两段，该两段原文是：“西去路漫漫， 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陈毅一行 5 人。先过洪泽湖到四师，副军长张云逸在那里迎送，谈了谈 心。然后就到新行圩子九旅驻地。旅长韦国清十分热情，把住房让给军长，自己在隔壁房间里搭个床。华中局交通局局长曾浪波前来与陈毅联系。陈毅一行将由他和他的妻子 叶彬护送经各根据地去延安。曾浪波原叫曾昌明，是位老资格的红色交通员。这年春天，他就奉命主持开辟华中至延安的交通 线。为了安全起见，要求陈毅化装为资本家，韦国清随即叫人把没收汉奸的 一副貂皮拿出，为军长赶制一件蓝色碎花缎面裘袍，称陈毅为“张老板”或“当家的”、“掌柜的”，一切料理妥善，便派了个骑兵排护送，在夜色中 登程。这一段行程先后由邳睢铜地委、分区负责人康志强、赵汇川，运河支队 负责人纪华、邵剑秋和童邱龙等迎接和护送。到临城（现薛城）、沙沟之间津浦铁路东侧的茶棚村同铁道游击队取得了联系。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是鲁南军区独立支队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副 大队长王志胜一同前来迎接。因为时间已是夜里 11 点多钟了，下半夜还要赶过铁路，便请陈毅一行在草棚子里休息。深夜 3 时，刘金山请陈毅一行上路，并且说绝对安全。这茶棚附近是一 块小根据地，群众基础坚实。工作全布置好了，已经向伪军提出警告，铁路沿线放了两里路的警戒，碉堡上的伪军哨兵全换成了化了装的铁道游击队 员。陈毅说好，立即扬鞭上路。到铁路东侧，吊桥放了下来，陈毅一行便从吊桥上越过护路沟，再上铁 路。陈毅下了骡背，蹲下看看铁轨。再走到一座炮楼前，用手码一码墙壁的厚度，感慨他说：“你们看，不就这么两块砖头吗？他欺负我们没有炮，等 我们有了炮，他还能嚣张吗？”然后又从一座炮楼一步一步跨向另一座炮楼，然后说：“两座炮楼之间的距离是四五百米呀！”原来他是在步测距离，看 样子是在考虑解决重要交通线的问题。估计敌人的装甲巡逻车快来了。这才下了铁路，从已经打开的闸门中向西出去。在路西，迎接他的是鲁南军区独立支队的副政委杨广立和警卫人员。他 们一同到了微山湖边的葫芦头，上了当地称为“小溜子”的小木船，便向芦柴丛中的一个鸭墩驶去，在鸭墩旁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是微湖大队为陈毅一 行准备的“招待所”。在谈到湖上的斗争生活时，陈毅听说他们在敌人的封锁下，供应困难，有时只能用茅草根和湖藕充饥，陈毅给予安慰和鼓励。又间起群众的生活情 况，杨广立说，这里大半群众是湖上的渔民，由于天旱，许多区域已经干涸，湖水浅，没有大鱼，渔民打鱼就更困难陈毅说：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渔民在湖上不能维持生活，就要离开湖区，他们走了，我们的游击队就会失去依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湖区渔民的生活困难，水浅了，没有鱼打，他们 到陆地上什么也不会，就得饿肚子。因此，要教会渔民种粮食、种麦子，不能光吃草子，要想办法把渔民的生活改善。陈毅的一席活，给湖区带来了很大影响。事后独立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 作了认真的研究，在湖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开春以后，发动群众在湖边上开荒生产，党、政、军机关支援犁耙、耕牛和种子，教渔民种麦，再困难的 就给予救济，租用渔民的船，都给代价，改变了湖区的局面。后来谈到湖上野鸭群。杨广立说，这里野鸭真多，沿湖居民，很多都以 鸭绒做冬衣，又轻又暖。陈毅问，能不能搞到一些，我带到延安去，给几位中央首长各做一条被子。杨广立说，能办到，我马上安排。到陈毅离开时， 都办到了。陈毅一行在微山湖上安渡了 3 昼夜，继续西行。湖水干涸，不能行船， 便由杨广立带短枪队送陈毅一行去湖西。踏进湖西，要经过沛县、丰县与曹县南部地区，那边是一望无垠的原野， 又是日、伪、顽割据区域，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尖锐残酷，特别有一处三角地带，日军正在对打击他的力量举行报复“扫荡”。经共同商量后，陈 毅决定以急行军的办法，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过这三角地带。陈毅骑着牲口，右腿盘在马鞍上。警卫员知道，他右胯骨负过重伤，可能伤口发 炎了。但陈毅不管这些，迅速前进和八路军鲁西二分区的骑兵排胜利会合，并不顾休息，立即沿着当地军民开挖的交通壕向新的目的地前进。1943 年底，他们到达安阳附近。这是平汉路的要点，敌人封锁很严。据 说刘少奇一行返延安时到达这里，是武装部队硬打过去的，付出了很大代价。交通站的负责人建议，通过伪军中的统战关系，化装混过去。于是陈毅化装 成大绅士，坐上轿子，由穿了伪军服装的人抬着；两个警卫员也化装成伪军保护；曾浪波化装成商人，坐黄包车；叶彬骑毛驴，扮成回娘家的妇女。他 们分成 3 路，由化装成伪军的秘密武装交通人员在后面掩护，随时准备战斗。 下午 1时，正是过往行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在人群中穿过了安阳，越过了平 汉铁路。过路后，沿着清漳河边北行。1944 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平安到达八路 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的麻田，和邓小平、滕代远等会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央得悉陈毅已到麻田，发来电报，因为“七大”还不能马上召开，要 他不用急于赶路，在太行了解一下整风经验。正好陈毅痔疮发作，行动不便，也就在这里暂住下来。接着，陈毅便把华北的整风经验电告华中。一周以后， 收到了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发来的关于华中党校及军直整风情况的电报，陈 毅阅后，即于21 日回电。陈毅要读中央文件，邓小平给予了很大帮助，许多 文件使他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华中时，虽然也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代军长、军分会代理书记，许多文件是他应该读到却并未读到的，现在是补课。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对太行领导同志倍感亲切。不久，他以雄浑笔墨写了《过大行山书怀》。1 月 25 日是甲申年春节，陈毅有幸领略了太行军民节日的盛况和精神。过了将近 10 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 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护送陈毅的曾浪波夫妇到太行后，先一步赴延安去了，所以交通安全问题，全由邓、滕负责，专门 给陈毅选配了好马，再派部队护送。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可是天公不作美，刚离开太行总部，大雪纷飞，路途迷茫。陈毅等一行不得不在一个偏僻 的山村留住，吟诗遣怀。他们好不容易到达曲里，二分区司令员曾绍山将交通队副队长王立刚找来交代任务：一定要把陈军长安全护送到吕梁军区。陈 毅挽留王立刚共进午餐。王立刚向陈毅介绍交通沿线情况：这一带都是山，冰天雪地，路不好走。果然，当他们行进到太谷县境南山根据地的水晶坡时， 真象到了一个冰晶世界，大家不得不下马敲冰赤手攀登，真是“雪涛冰柱鸟难过，水晶坡上蚁旋磨。”好容易才上了山顶。他们歇了歇气，再走 17 里， 到达长畛村。到这里，意味着将过第四条铁路封锁线——同蒲路了。长畛村是太行二分区交通队——同蒲支队的驻地。陈毅赴吕梁，便由队 长杨毓贤和二中队长雷立德带一支 10 人小分队护送。由于道路狭窄，冰雪覆盖，又要通过封锁线，故须留下牲口，一律步行。陈毅的鞋子也走破了，杨毓贤看见，立即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同陈毅换 穿，陈毅推辞不掉，只好连声道谢。过了许多山庄窝铺，攀登了 35 里山路，天色已晚。忽见前方灯火闪烁，颇有些奇幻景象。陈毅一想：今天是 1944 年 2 月 8 日，正好是元宵节，近前一看，果真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乃进村休息。次日，从日军安在凤山和箭方岩这两个据点之间穿过去，进入了敌占区； 这便渐近汾河了。汾河是二分区跳入吕梁山的一个要隘。汾河桥在西社村以西。为了防备 敌人在桥头可能有伏兵，交通队要先去侦察情况，选择过河时间。这样，2 月 10日便把陈毅一行送到夏家堡隐蔽起来。2 月 11 日黄昏，杨毓贤带大家进发，在迷茫的雾霭中，迅速踏过用高粱 秸铺垫的桥面，跨过了汾河，然后跨过从太原到临汾的公路。一口气，踏进了吕梁山口。这里已是晋绥地区，八分区的交通队已在山口等候多时了。陈毅告别了 杨队长，继续向西北前进。陈毅完全没有想到吕梁山比太行山更加林壑幽深，冰坚雪厚，气候更加 寒冷，有人冻坏了脚，只得以牛车代步。但延安已近，黄河在望了。3 月初，他们胜利地渡过黄河，再向西南行，3 月 7 日便抵达了革命圣地 延安。陈毅此行近百日，行程数千里，吟得诗词十余首，可谓一大收获。第二节会见毛泽东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许多领 导人，自 1934 年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已经将近 10 年不见了，而在 10年之后的今天，革命事业已有很大发展，陈毅感触极深，作《延安宝塔歌》 一首以抒怀。但他一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曲，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问题。1954 年 2 月 16 日，陈毅在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上说：当时毛泽东 却给他浇了浇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 3 天 3 夜。至于与小饶的问 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 看为好。”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又给他讲了许多党史问题。陈毅乃静下心来，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一份《1938 年至 1943 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一进入对敌斗争的回顾，陈毅 立刻精神振奋，思潮汹涌，这总结报告于 4 月底完成。在《结束语》中，他自豪地写道：“在华中 6 年工作的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遍的 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一 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而日军是逐渐削弱，“配合国内外条件，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国民党虽有“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 反动政策自取溃灭。”所以陈毅充满信心“坚持抗战，过渡新时代，迎接胜 利”。在写作中，陈毅心情有所好转，对华中工作系念殊深。 善于知人的毛泽东自然心中有数，3 月 15 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 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陈毅诚恳他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 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 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 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 3 月 15 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 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 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 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在第二天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整个 电文所反映他的基本态度是“顶”。电文主要一段如下：“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 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 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 此“顶”，对陈毅电报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 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 月 9 日便回信 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 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4 月 10 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对此，陈毅 1954 年还记得很清晰： 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 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陈毅说：“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陈毅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与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但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 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与时局》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他又给毛泽东写信，在论述经验主义问题之后，写下了这么一 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 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这大概是 4 月 10日同毛泽东谈话之后的回声吧。就在这天，4 月 12 日，毛泽东在高千 会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了。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陈毅听了很受鼓舞， 更加自觉、自励。中共中央为着进行“七大”的准备工作，于 5 月中旬在杨家岭召开六届 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议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陈毅被选定为军事报告的起草人。陈毅在愉快地领受了这项任务之后，积极收集材料，经常往返于他 的住处杨家岭和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之间。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毛泽东也经常找他商量一些工作。如8 月 10 日要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通知陈毅参加，以后美国总统特 使赫尔利来延安谈判，也让陈毅出些主意。9 月间陈毅比较空。毛泽东批准他到医院割治他的“十年宿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延安养病，毛泽东特 地要陈毅去看她；陈毅对于一些问题，也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或提意见。如刘伯承秘密来到延安，有的大的活动未通知他参加，陈毅立即反映，毛泽东便 马上批示解决；红七军的同志要想集中谈些问题，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结果开了座谈会，大家心情舒畅。在这频繁的接触中，陈毅收获很大，思想上 也产生了新的飞跃。这年的 11 月，王震、王首道将带领三五九旅进军华南，毛泽东给他们讲 话，陈毅听了启发很大。12 月 1 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 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指毛的讲话记录）。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 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 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 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 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 席之后，毛立即阅看，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与希望的火热的感情 溢于言表：“陈毅同志：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 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整个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而陈毅也是成熟的党之中的成熟的一分子。15 年前，他在闽西同毛泽东等的交往和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的讨论中，曾获得 了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15 年后在延安，他又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二次飞跃。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 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第三节外交战线初露锋芒从 1944 年 8 月起，毛泽东要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引起了大洋彼岸有识之士的重视，促成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要求。1943 年 6 月，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部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延 安设立领事馆并向中国共产党地区派遣军事代表团。 1944 年 1 月，戴维斯再次向罗斯福总统助理霍普金斯提出立即派一个政治和军事观察团到中国共 产党地区的建议，并认为这件事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不能解决，应由总统直接提出请求。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1 月 9 日给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董必武以指 示：如史迪威总部愿意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给予协助。然而，美国最初的一切要求和建议，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直到 1944 年 4 月，日军对蒋发 动进攻，河南及湘、桂国民党军大溃退，罗斯福为了稳定局势，派遣其副总统华莱士率领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 尔到重庆。在 6 月 23 日的会谈中，蒋介石被迫同意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中国人民外交工 作的开始。以后毛泽东也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 既定政策。因此，当1944 年 7 月 22 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由 52 岁的包瑞德上校率领飞抵延安时，毛泽东特地于 26 日晚间设宴表示热烈欢迎。 晚宴时坐在毛泽东左、右手的，一位是包瑞德，还有一位是专门负责收集政治情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谢伟 思在席间对毛泽东说：“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笑了一笑，说：“等我安顿 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毛泽东把这一切告诉了陈毅，并指示他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8 月 10 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有过这样的忆述：“8 月 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 谈了新四军的事。”“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陈将军 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陈毅和包瑞德会见时，谢伟思也在座。这位在成都生长的美国籍四川老 乡，对陈毅很发生兴趣，几天之后，便登门拜访了。两人一下谈了 3 个小时。事后，陈毅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信中提到：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 打的。你们怎么办？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 绝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 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 认我们。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谢说他是很 知道国民党的反动作法的。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 动行为。谢：有把握吗？ 陈毅举出各种理由，说：“有的”。谢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坍台？” 陈毅很快掂量出这个问题的分量，它代表了美方的心理，其目的在于明了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从而查明中共及其军队对远东问题、战后问题的态 度。这反映他们对中共是有顾忌的。为了泯灭他们这种顾虑，陈毅说：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陈毅 特别强调了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风度。谢伟思听了这些，表示很赞成。但陈毅估计到在美国人士中有不少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 不如此迁就国民党。为了打破这种心理，陈毅说：“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 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谢伟思很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 好！”他见陈毅表示欢迎，便告诉陈毅：这次他来是想商量用空降办法是否可到华中。他认为，走陆路要 4 个多月，太慢。陈：空降完全可以做。 谢：夜间降落最好。 陈：如果夜间能降落，则更无大困难。谢：好！我回去跟包武官商量后，即可向史迪威提议办，并且一面通知 国民党。谢伟思告别后，包瑞德又提请陈毅把上次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指《苏 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真相》）写出来。陈毅连夜赶写好，并且写了一封给包瑞德的信，一并送请毛泽东审阅。在他将信送出的当天，便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 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陈毅看完信，又查对了文件。上面不仅有毛泽东的增改，还有周恩来的笔迹。陈毅深深感到毛泽东的精细和中央领导人工作之高效，自愧粗疏。 毛泽东于 23 日约见了谢伟思。这次谈话竟长达 6 个小时。谢伟思在毛泽东面谈之后的 8 月 27 日，向史迪威总部作了报告。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 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重大决定。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 的野战部队的领导人。这些人包括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9 月 12 日，陈毅又到王家坪去和包瑞德、谢伟思交谈。在返回杨家岭的 路上，已血染马鞍，痔疮再次发作。经毛泽东批准，到和平医院割治。手术后，陈毅趴在床上给毛泽东写信：“归来第二天即开刀，经过 良好。现在已是开刀后第 4 日，刀口已开始愈合了，再躺几天即可起床，10日内外可出院。和平医院技术很不错。”陈毅病愈出院时，正赶上准备接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前来中国调停各方关系的赫尔利少将。 赫尔利到达重庆不久，要求和中共代表见面。中央派了董必武、林伯渠于 10 月中下旬与之会谈了 3 次，赫尔利通报了他奉派来华的意图、工作步骤 及与蒋介石会商的有关情况。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双方的会谈，不断进行分析研究。 10 月 19 日，毛 泽东主席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9 月下半月至 10 月上旬，蒋介石对罗斯福、邱吉尔的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强硬。但在双十演说 中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谈，决定派 5 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 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根据这个判断，美国总统特使在延安受 到欢迎。中共中央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的 3 天时间内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 面与赫尔利举行了 4次谈判。谈判桌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战场，陈毅从谈 判的工作人员如陈家康他们那里得知，尽管那位满胸勋表的赫尔利将军是一位外交谈判老手，但在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之前，总是有些被 动。实际上，岂只是被动，赫尔利在谈判中还写下了一个可能当时他自己还 未意识到的、有利于中国人民而有违于蒋介石的意旨的条文。经过谈判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 第二条说：“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 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 会。”在 11月 9 日晚上中共七中全会审议这协定草案时，政治经验丰富、目 光犀利的周恩来指出了在这一条中的问题：蒋介石是顽强坚持由共产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其国民政府的；现在赫尔利竟同意写上改组为联合政 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把“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混而为一了，这很不利于蒋介石继续主宰国民政府的企图。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必定会 对协定提出修改。七中全会一致同意这个协定，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协定 上签字，陈毅竭诚拥护。11 月 10 日 12 时 45 分，毛泽东、赫尔利分别代表中共和美方在王家坪 的签字仪式上签了字。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 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表示完全同意，并积极要求毛泽东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由他负责转交。这样，下午2 时，一切办妥，赫尔利和周恩来便上了飞机，飞往重庆。包瑞德上校同行。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当赫、周同蒋会见时，蒋介石拒绝在毛泽东和赫尔利都已经签了字的《协定》上签字，而提出了一个《抗战建国政策》即所 谓蒋之“对策”（对案）3 条。其内容当然是旧调重弹。孙科在重庆向中共献策：“用蒋现有的形式，放进中共的内容”。周恩来为便于中共中央多方 面考虑，试拟了一个“复案”，并附《备忘录》3 条，报请中央审示。毛泽东收到“复案”后，即批转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有关负责人研 究，提出意见。陈毅看了“复案”，又一次查阅了此次毛、赫谈判记录，他作了多方面 的思考。首先他认为，第一个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在毛、赫已签字的协定上签字。但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的西南大局，因为签字仅增 加美国对蒋介石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就是说，蒋介石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并不会因签订了一个协议而能改善。蒋介石签字以后，共产党能 在其内阁中加入一两个阁员，这在蒋介石方面来看，已被认为是大大的出手和让步了。可是，仅有共产党的一两个阁员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更重要的 是抗战全局。而抗战全局的中心已转移到敌后和我共产党方面。这方面是蒸蒸日上，并不依赖那个协定而有所裨益。试想，如果仅有周恩来、林伯渠、 董必武入阁，对于无可救药的蒋政权确实只能起到“奔丧”甚至“殉葬”的作用。要使协定对于国民党西南大局起一定的挽救作用，就需要来一个革命 性的办法：在几个要害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而这一点，蒋介石是决不肯做的，美国压力再强也不能达到目的。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这只能和缓一下国共之间的 紧张空气。而国民党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这个办法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寇的进攻。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控制中共的发展，历 史的教训对他是起作用的。他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他是更恐慌、动摇、害怕了。他是宁愿走反动的绝路也不会按 照中共的意愿办事的。陈毅从宏观上分析蒋介石的意向，他不会走赫、毛、蒋合作的第一条路， 他现时要走的是第二条路。至于美国，陈毅认为，他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于他的军事利益， 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美国是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毛、蒋协定只不过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蒋 改革政治。陈毅记起了在延安第三次谈判时赫、毛的一段对话：“赫：如蒋问：‘接受 5 要点，是否就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对这问 题，请毛主席告我如何回答？毛：仍要他在政府里面。 赫：我要再证实一下：你是否和他合作，要他当政府主席？ 毛：要他当政府主席。赫：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赫与毛谈话着重于高兴我们还愿意要蒋介石，而不高兴我们所作改革政策的本质批评，这十分明显。陈毅反复深思，完全判明赫尔 利所代表的美方的意思：赫、毛、蒋签字是第一步，第二步国共双方会面， 第三步把每月2 万吨物资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以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 们，叫做“公平分配”。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化费中 国、特别是化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 分漂亮。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 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这是掌握时 局中心的办法。陈毅认为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赶紧给毛泽东写起信来。他先从 中国的历史故事说起。他记起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同时又替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发丧，这一着十 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 200 余万人口、40 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 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 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 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陈毅在十行笺上书写，一连写了 13 张，总算搁了笔。立即派人送给毛泽 东。毛泽东一看用旧报纸糊制的信封装着厚厚一叠信纸，拆开就看。他聚精 会神地一连看了 7 页，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习惯地拿起毛笔，边看边圈点起来：“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再派一人回去”（圈）。“五 个原则暂作悬案”（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 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毛泽东悬笔凝神，细读着陈毅总结性的话：“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 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 全局的中心地位。”毛泽东句断了最后一个圈，再在信封下写了一个“存”字，重重地在“存” 字的左下角打了一个弯钩以示重要，便交秘书处存档。陈毅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信：“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第四节准备反攻由于恶劣气候的影响，周恩来在重庆等了几天才飞回延安，包瑞德同行。 包瑞德此时作为赫尔利的代表，力图说服毛、周接受国民党的 3 条“对案”。毛、周表示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态度难以理解，并且告诉他：“赫尔利将军 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毛泽东还告诉包瑞德：“由于蒋 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 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 骤。”于是，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便提到中央全会的议事中心来了。 12 月9 日主席团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对此作专门议论，一连两个晚上，会议都由 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号召大家多从反面考察问题，这样就能更全面地照顾到问题的各个侧面。前些时候还不主张“吃急酒”的陈毅，一下变成了主张建立解放委员会 的“激进派”。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以下意见：“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我认为不是战略的国共合作抗日统战方针的改变——这仍不能变，但应承认是策略上的一个面目翻新的大的跃进。这是中国 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由国共平衡向共强国弱的大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目前时机业已成熟，不宜迟误，即是它已有足 够的物质基础——假若不成立，仍就停顿在旧的口号组织形式上，可能落后于形势，于加强自己组织反攻大有妨害。”陈毅为了避免“吃急酒”，他又提出了相应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配合。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已经日益迫近，中共“七大”准备召开，经历了 17 年斗争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即将于最近完成它的历史使 命。主席团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把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及国共谈判的问题放一放，待“七大”开了再议，陈毅的几番动议也暂时存档。这时，已是一年将 尽、岁序更新之时，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12 月 25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的形势 与任务的指示》，在其 14 条重要指示中，有两条似已回答了陈毅给毛泽东的 信：“（十一）最近 8 个月，中国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 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这一条似已同意陈毅的 分析。“（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 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这一条告诉陈毅“暂缓”。“指示”还特别提到：“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 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 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这是准备大反攻的根本物质条件，特别是军队的建设，更是中心，更需要扎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