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出来的将才”。为了防止“战祸起于萧墙之内”，叶剑英在周恩来领导下，多次同东北 军、十七路军的主战、主和两派交谈，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和前途。但是，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继续闹腾，有人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1 月 27 日晚间，孙铭九等找到周恩来、叶剑英， 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哭着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也不听。为防意外，周恩来决定将共产党派到西安 工作的大多数人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叶剑英则留下来，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1937 年 1 月 30 日，天空飘着小雪。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乘车到三原云阳 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开紧急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帮助东北军出兵与中央军打仗问题。会后，周、博、彭、任等 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仗本来是不该打的，但是考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 他们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配合他们一起打。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赶回西安，分别将这个决定告知杨虎城、 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长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然而，东北军中 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元老派”意见仍不一致。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东塬张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叶剑英应 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 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在他们讲话之后，和、战两派仍然争论不休。争到最后，形成如下决 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 会的 40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1 月 31 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里 又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中央 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然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数人仍然坚持 主战意见。2月 2 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闯入王以哲家中，开枪打 死了王以哲。“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爱国将领王以哲的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 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为了平息风波，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叶剑英立即派刘 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对“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研究，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 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这一段工作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 旦。当年曾在西安工作的童小鹏、宋黎、常黎夫等回忆说，西安事变后，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叶剑英分管，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中间是个知名的人，对 西安方面也比较熟悉。他在军事、情报这方面是内行的。周恩来负总责，叶剑英、秦邦宪协助周恩来一起工作。叶剑英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斡旋下，西安方面在“二二”事件 后不久，终于同南京方面达成了避免打仗的协议。七主持西安红军联络处“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西安事变”的结局尽管有些波折，但这次事变毕竟迫使蒋介石停止了10 年内战。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从内战向抗战转折的一个重要枢纽。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正式开始了接触和谈判。南京政府派出顾祝同（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和张冲、贺衷寒为国民 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则以周恩来和叶剑英为谈判代表。从1937 年 2 月 11 日开始，国共双方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于 3 月 8 日达成协议。 当晚，顾祝同等人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不料，两天以后，国民党方面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正案，对原已达成的 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提出许多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条件。周恩来立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根据中央电示，约见张冲，表示共产党不承认贺案，要 求见蒋解决。张冲表示可将周恩来的意见转报蒋介石。据龙飞虎回忆，2 月13 日，周恩来奉命返回延安开会，并等候与蒋介石谈判。叶剑英则留守西安 红军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顾祝同等保持联络，继续磋商国共合作事宜。红军联络处是 10 年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建立的第一个办事 机构。它位于西安城内新城的北门外七贤庄 1 号。这里原是德国医生海怕特·温奇（共产党员，曾任张学良牙科顾问）开 设的一家牙科诊所。曾掩护中共地下活动，并帮助解决一些陕北红军所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国际主义战士海伯特在事变那天上午外出，不幸中流弹牺 牲。经过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学良协商，红军联络处便设在他的诊所。叶剑英主持红军联络处，同中央先后派来的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宣侠父等一 直与国民党方面继续保持联系，并与各方人士接谈，为国共合作奔走，多方面地开展工作。他非常注意调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帮助解决 一些内部矛盾，继续维持“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良好局面。他还负责与国民党代表交涉领取经费、被服、装备等事，并讨论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问 题。4 月 15 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急匆匆飞到西安，找叶剑英磋商蒋经国 从苏联回国问题。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赴苏留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在苏联曾发表声明与蒋介石脱离关系。1937 年 3 月初，张冲 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经中共多方工作，苏联政府决定送蒋 经国回国，并预定 4 月 17 日抵达上海。张冲此行即是为这事特来同叶商量的。叶剑英当天致电中央请示：“张冲早晨到西安，说蒋经国于本月 17 日到上海。 张意要我们派人于 18 日乘飞机到沪与经国谈话，指示他活动方针及今后与党联系。张因不见我方消息，特来西安一次，在 16 日飞沪见经国，问周何日来 西安。”4 月 16 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叶剑英，可同张冲去沪见蒋经国，希望 示意他以民主思想影响其父，增强其“对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的信心”。“一切工作要适应环境去推动蒋，不要操之过急”。同时嘱叶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 央常委会讨论。叶剑英虽因故未去，但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进行这一工作。此间，他还接待一些国民党及其他各界来访人员，向中央反映有关情况，并 负责处理各种问题。八营救西路军战友 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同国民党谈判，营 救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被俘人员。1937 年 4 月 3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所部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 严令其不得有任何残害行为。同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进一步交涉，令马步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 二十五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残害与压迫被俘官兵。4 月13 日，毛泽东、周恩来连电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 18 日可抵敦煌， 现有人数 900 多，枪五、六百，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叶剑英当 即找顾祝同交涉此事，并要求派张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人员。4 月 15 日，叶剑英复电：“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兰州处置，如俘 徐、陈等于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18 日，毛泽东、周恩 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后张到兰州经交涉，将被关押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 回到苏区。一天，叶剑英突然收到一封没有寄信地址的信，他感到很奇怪，拆开一 看，才知道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从西安一所监狱里托人寄出来的。原来，黄鹄显随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同马匪军作战时被俘，后来被送到西 安，关押在新城监狱。同他一起被关押的，还有西路军的 30 多名营以上干部。黄鹄显回忆说，我当时从一个看守监狱的士兵口中得知，国共正在谈判，在 西安七贤庄有个红军联络处，周恩来、叶剑英在那里工作。我做通了那个士兵的工作，给叶剑英参谋长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请那位士兵帮助寄了 出来。叶剑英收到信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叶随即同蒋鼎文等进行 交涉，并派联络处秘书孔石泉到新城监狱，将黄鹄显等人营救了出来。在西安，叶剑英还亲自出马营救出许多西路军被俘人员。有一次，他得 悉国民党当局押送一部分西路军被俘官兵从兰州到达西安火车站，并要转往他处。事不宜迟，他立即亲自跑到西安火车站，同国民党押送人员进行交涉， 要求他们放人。对方毫不讲理，叶剑英十分生气。他急中生智，奔到站台上对被俘的同志大声喊道：“我是红军的叶剑英参谋长，情同志们下来跟我回 去！”话音未落，被俘战友纷纷从车上跳下来，理直气壮地跟着叶剑英回到 七贤庄。①七贤庄 1 号不仅是中共在西安公开的统战机关所在地，也是地下党的一 个联络点。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经常通过这里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党中央也常交代叶剑英负责办理各地地下党组织的事情。叶剑英利用 自己的公开合法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当时，有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前往陕北，到达西安，都由红军联络处负责安排。著名作家丁玲从上 海来到西安，就是叶剑英帮助联系车辆，派人护送到保安的。不少红军的干部和人员，也要经过七贤庄联络处，由叶剑英负责转送到其他地方。还有些 红军负伤人员，如贺炳炎、谭友林等将领，也是经过叶剑英送地方医院救治的。由于来往人员很多，有一个时期，联络处的三辆汽车不停地跑，还不够用。叶剑英还要过问后勤工作，那时做军装、被服，陕北要比西安贵许多， 叶剑英和联络处的同志设法在西安做好运到陕北。一个月要订做和运送几千套、上万套。其他的军用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等也是由联络处来经办的。 叶剑英大小事都要管，忙得不可开交。由于红军西安联络处的出色工作，对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日发挥出越来 越大的作用。西安各界对它十分重视，国民党特务却加紧了对它的监视。叶剑英身居仅有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巧妙地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始终保持冷 静头脑，沉着机智地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时刻关心着周围同志的安全，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突然绑架了联络处人员宣侠父，叶 剑英挺身而出，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抗议，坚决要人。后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宣侠父放回。叶剑英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业，身负重任，两 下西安，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经过前后 300 多个日日夜夜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完成了党赋予的重大使命。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他又开始 踏上新的更为艰难的征途。第十六章辗转奔波为抗战一在西安继续进行国共谈判1937 年 7 月 7 比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 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 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 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这时，叶剑英仍在西安，工作更加紧张忙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 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昼夜接见各方面、各阶层代表，听取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商谈抗日救国的办法。7 月 9 日，他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的 意见概括整理成四点建议，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四点建议是：促请南京政府派部队增援在卢沟桥奋起抗战的二十九军；红军立即作准备增援华北的动 员；向在卢沟桥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致电表示支持和慰问；派人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毛泽东当晚即电复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 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以中共和红军代表的身份，继续与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部队保持联系，就国共两党合作、红军改编与使用等问题，进 行会谈，并将谈判情形和有关建议及时报告给党中央。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叶剑英在分析 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于 20 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中央社发表蒋 17 日对卢沟桥事件的谈话，极为重要，我党应有所表示。 党中央、毛泽东完全赞同叶剑英的建议，电告叶剑英：拥护蒋谈话通电，准备数日内发出。根据新情况，党中央拟发表第二次宣言。7 月 21 日，党中央 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叶剑英见电后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并进一步提出：“目前应发动全国抗战。只有发动全国抗战， 在抗战过程中团结全国，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全部胜利。”7 月 31 日，叶剑英与蒋鼎文继续会晤，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改编至 8 月上旬可以完毕。改编后的指挥机关，按照中共中央意见，朱德、彭德怀任正、副主任。不能以“改编红军”为名而不设指挥机关，由蒋直接指挥。会 谈中，叶剑英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有邀请毛泽东、朱德赴会的意图，便以“万万火急”电报致中央书记处：“蒋目 前的困难是平津陷落，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后方无一省一军不拥护中央，蒋无可借口，亦无谎可说，蒋只有决心抗战才能维持统治。国 防会议的做法是要抗战，大家一致来抗，毛、朱已在被请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须去。免为人所借口。”中央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 参加国防会议。二出席南京国防会议8 月 9 日，朱德、叶剑英在西安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机飞往南京。8 月 11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8 月 13 日，周、朱、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已渐取得公开 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刘、白、龙①等均见过。”随后，叶剑英被邀请出席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就“政略战略”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②叶剑英首先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 作了分析和估计。他指出：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方面，即使取得胜利亦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全战局，并能破坏敌人 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 国际援助。叶剑英在谈到战略与战术关系问题时说：“虽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 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取内线，但战术仍应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故，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 原则以行作战。”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武装民众、政治工作、粮食补给以及创办专门 刊物，介绍中国抗战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抗战的经验等 问题。①叶剑英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 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周、朱、叶出席会议和进行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逐步取得 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唐生智、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 绍竑等将领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②从接触中，他亲身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 事部署，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国防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等即搬入南京中央路鼓楼附近傅厚岗 66 号（现为青云巷 11 号）办公。以后在此正 式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同一天，叶剑英和周恩来、 朱德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 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 他们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会谈。一次，周、叶应何应钦之邀赴宴。正在用餐中，蒋介石打电话给何应钦。何接完电话回到席边，大声说：“报告你 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① “刘、白、龙”指刘湘、白崇禧、龙云。②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1985 年 11 月。① 叶剑英在南京军政部讨论会上的发言，1937 年 9 月 5 日。② 访问侯达、沈永椿谈话记录，1987 年 12 月。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 了！”①8 月 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发出《关于与国民 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提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合法地位。要求国民党迅速公开发表 中共宣言，同时要求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边区组织和指挥部；承认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 特长，以及立即发给红军以平等待遇之经费和补充器物等各项条件，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根据《训令》提出的原则，周、叶与国民党当局经过 反复谈判，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其内容包括红军改编后的名称、人数、编制，正副总指挥人选等。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等交涉商谈，达成了中共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协议。又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实力派商谈在南京、兰 州、武汉、衡阳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红军办事处，以及湘、赣、闽、粤、 浙、鄂、豫、皖8 省 13 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还特意会见四川省政 府主席刘湘，双方商定互派人员建立联络关系。事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等到 刘湘处工作。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25 日。三营救“政治犯”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从“西 安事变”和平谈判开始，中共中央就把“释放一切政治犯”作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一项重要要求提出来，进行多次交涉。“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 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但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却不予释放。“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监 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到前方打鬼子去。请愿、绝食、抗议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并利用谈 判机会，多次进行公开交涉，营救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同志。8 月 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看望狱中难友。到达之后，他们首先向反 省院院长提出，要看望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荆。院长派人把 3 名难友带来会见。据夏之栩回忆，周恩来、叶剑英一见她们便笑着说：“你们还认识我 们吧？”夏之栩等人激动地说：“认识！认识！”接着，周恩来和叶剑英问道：“这个反省院关了多少人？还有我们认识的同志吗？”她们答道：“大 概关了 100 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这时，周恩来问陪同在一边的该反省院院长说：“她们出去，要办什么手续？”那院长说：“哎！ 填个保单，她们就可以走。”周、叶说：“我们保行不行？”“你们俩位保还不行呀！没有话说。”随后，周、叶提出要去看望其他难友。那院长满口 答应，并马上命令看守，要他们把各监牢里的人全部带到大礼堂集合，说是周先生，叶先生要看看大家。很快，周、叶和大家见了面，向大家表示关心 和问候，并且简要他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周、叶讲话以后，当即作保，先将夏之栩等 3 名同志接出了反省院。接着，周恩来、叶剑英指派 人员专门到几个监狱调查核实，然后，开列出名单，向国民党要人。不久，周恩来离开南京这项工作就由叶剑英主持，继续与国民党打交道。经过多次 交涉，将 500 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救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 度、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了延安，一部分送到衡阳八路军 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后来，他们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 民做出了贡献。谭天度老人在百岁诞辰时，向来祝寿的同志们说，我能活到今天多亏当年周恩来、叶剑英解救 10 年牢狱之灾！1937 年 8 月 21 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去山西。此后，在国共两党谈判中 一些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由叶剑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和交涉。在周恩来离开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中共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8 月 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 月 11 日，按 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 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改编后，各师在总指挥部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 线，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10 月 3 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正副参谋总长程潜、白 崇禧：“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署名领取， 特电谨呈备案。”四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叶剑英作为中共和八路军驻南京正式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等， 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遵循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项指示，积极地开展工作。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内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就大造舆论，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在南京向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发表谈话，进行辟谣。叶剑英严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 主张同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加强团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 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因为改变了主义，放弃了原则，相反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 才这样做。国共两党，不但抗日时可以合作，就是将来抗战胜利后进行国家建设，也可以合作。叶剑英痛斥谣言制造者们说：“现在谁反对这个合作就 是汉奸，谁破坏这个合作就是为敌人效劳。”为了进一步揭穿谣言，叶剑英采用各种方式，宣传八路军的抗战战绩。 平型关首战告捷，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却避而不谈。有些记者问宋美龄，在平型关打日本的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宋竟予以否认，公开撒谎说是国民 党的军队。对此，叶剑英在南京特意接见《京华晚报》记者，畅谈山西战局和平型关大捷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宣扬八路军在抗日前线所发挥的作用，提 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叶剑英还根据党中央指示，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 次谈判。9 月下旬，叶剑英和秦邦宪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 8省区中共游击队的主力编为 1 个军。9 月底，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 编第四军军长。”秦邦宪、叶剑英将此事向中共中央报告后，中央电示：叶挺须来延安会谈后，可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当地游击队，并以此为基础， 扩大部队。10 月 2 日，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的游击队改编问题”，指出：“南方游 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项英到南京后，会见秦邦宪、叶剑英，共同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面临的形势及改编意见。根据 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和秦邦宪告诉项英，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在此期间，叶 剑英、秦邦宪、董必武共同商议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改编事，并向中共中央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 八路军指挥为好。”①项英于 11 月 7 日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新四军组建等问题。叶挺也于 11 月初去延安，返回南京后找叶剑英，具体商谈成立新 四军问题， 21 日两人面见蒋介石会谈。项英、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后，立即着手筹建新四军军部。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并就陕甘宁 边区、海南岛游击区的特区范围和急需的经费，以及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① 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85 年 11 月。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②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叶剑英和秦邦宪致电中共中 央，预测国共两党关系有趋于恶化之势。毛泽东于 11 月 11 日在该电文上批示：“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 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1937 年 11 月，历时 3 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于 11 月 12 日占领上海后，立即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南京外围同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 给予敌人一定的杀伤，但终究不能阻挡多路日军的猛烈攻击，节节败退。叶 剑英与李克农于11 月 12 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叙述当时情形写道：“胡宗南、张发奎、薛岳三部均受了相当损失。薛岳本人曾泅水五次脱离敌 人，黄琪翔也几乎是只身幸免。现在敌人分三路向南京前进，一路由江阴以海军突破封锁线赶南京，一路由长兴、吴兴赶芜湖企图包围南京，正面则沿 京沪路向南京推进。闻已决定南京不采取死守方针，现在南京城防司令由刘湘指挥，城郊司令由唐生智指挥，白崇禧本人则暂留南京，指挥防守南京的 总的方面。南京街道上已在开始架设铁丝岗，秩序紊乱。”国民党军丧失斗志，南京市民怨声载道。当时南京的特务和亲日派乘机掀起一股猛烈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 浪。叶、李在信中说：“CC 与汪精卫亲日派之活动日来更是活跃。现在他们正拼命宣传我八路军之胜利全属‘宣传’，并有谓‘八路军军费十分之一是 作战，十分之九用作宣传’等等。南京 18 日中央日报上且公开发表社论，谓‘某些游击部队活动之宣传与游击战术之说，不必过份估计’。汪精卫则公 开宣称：‘沉着工作较之热烈宣传更为重要，只唱高调不负责任的人，只晓得民众大会，不值得一辩。’”叶、李在信中报告说，鉴于南京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员均已撤离南京，南 京八路军办事处也准备撤离，“将于 22、 23 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并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报馆人员的撤离步骤和路线作了妥善安排。② 访问马白山谈话记录，1981 年 12 月。五迁移武汉1937 年 11 月下旬，叶剑英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他们乘汽车经 芜湖抵达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南 京失陷前后，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以及军政要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均云集于此。中共中央 代表董必武已先期到达武汉。10 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地址在 汉口安仁里1 号（后迁至中街 89 号，现为长春街 57 号）。李涛，钱之光先 后任办事处处长。①叶剑英到达武汉办事处，立即着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开始了紧张的工 作。12 月 7 比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说：“目前形势有利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只有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战争，才能使国民党从亲日派中脱出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才能另 来一套新的做法，使战争形势转向胜利。”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 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 线工作。12 月 21 比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参加委员会 成员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蒋介石表示：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 由陈立夫等同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12 月 23 日，叶剑英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 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二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 中央局由项英、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 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兼任部长；组织部，秦邦宪兼任部长。会议并决定将以上各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会议还重点讨论了新四军 问题，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江南部队在各战 区的分布数目待部队集中后再定。会后，叶剑英同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等商谈组建新四军军部等 问题。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①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1938 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 忙。他身处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同王明、周恩来、秦邦宪、董① 在中共湖北省委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3 年 5 月。① 访问廖似光谈话记录，1991 年 5 月。必武一道，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 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在 谈判中，叶剑英分析日军进攻的形势，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电提出的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和华北、西北设防的意见，想方设法转达给蒋介石。与此 同时，还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为此，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工作。据李伯球回忆， 叶剑英和周恩来在武汉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问题。与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洋洽谈后，介绍 他去延安参观访问。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来汉治疗，叶剑英闻知后，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深为感动，诚恳 表示伤愈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 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还应邀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新 华日报》创刊题词，给坚持在前方抗日的将士写信慰劳，等等。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1938 年 1 月初，叶剑英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 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 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先后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 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5 月，徐州失守后，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向中共河南省 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广泛开展全 省各地的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 1 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以后省委又派萧 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将工作重点逐步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抗日根据地。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长江局加强了对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组 织的领导。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 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叶剑英还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这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多次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 讨论华北战局；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等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由于蒋介石的有意拖延，始终没有得以解决。由于历史原因，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 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3 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 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的住处，诚恳地请教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周、叶建议在津 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 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后来，周、叶 还亲自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白崇禧，向他详尽地解释这一著作在整个抗战中的战略意义，白将此书印发给桂系师长级军官阅读。白崇禧走后不久， 周、叶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 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周、叶还会见时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们还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政 治部主任李世璋那里做设计委员，以便加强同程潜的联络工作。①叶剑英在武汉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他不但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 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还要做海外华侨的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密切交往。抗战当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 这与叶剑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 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据马海德、爱泼斯坦、郭庆兰（柯棣华夫人）回忆，叶剑英还同周恩来、秦邦 宪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宣传抗日，争取国标支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阿尔泰·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都在自己名字后加上一个“华”字）， 并在欢迎大会上致词，高度赞扬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援助和对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 却像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 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 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 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这一年 3 月，发生了一个“陈独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3 月 中旬，国民党办的《武汉日报》等报纸，连续发表信件文章，攻击国共合作是“出卖工农利益”、“牺牲阶级立场”。陈独秀在信中并称，他与中共领 导人秦邦宪、时剑英、董必武曾多次会见，表示愿意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共同为抗战效力。秦、叶、董于 3 月 20 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 原来，早在 1937 年 9月，陈独秀出狱后，第一次托罗汉来找秦邦宪、叶 剑英、董必武谈，说陈愿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秦、叶等认为陈为中国托派之领袖人物，事关重大，应向中共中央请示，让罗汉到陕北找中央去汇报。 罗离南京后，陈第二次又托李某来谈，说陈已与托派决裂，很想一见。秦、① 夏衍回忆，1988 年 7 月。访问黄施民、李沛群谈话记录，1991 年 6 月。① 《抗战》杂志，1937 年第 12 期。叶与陈独秀会见。在交谈中，他们要求陈表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 脱离托派。陈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此之后，陈独秀又托人来要求叶剑英再和他见一面。这次会见时，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意图，要求陈 公开向全国表示三点：对抗战的态度，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公开反对托派之理论与行动。后来，中共中央明确向陈提出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 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并说明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问题。因此，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在声明信中，追述了他们三次与陈 独秀会见的经过，特在报纸上予以披露，“说明真相，而杜招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