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像这个政委和斯大林同志所引证过的那一位不可救药的说空话的人， 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建议撤换。”四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6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争取 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了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于 7 月 9 日致电周恩来，要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叶剑 英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据马文瑞、刘向三等回忆， 叶剑英到安塞后，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 7 月 26 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 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各级东北军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 系。当晚和翌晨，叶剑英又分别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以下一些问题：（一）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李先 河、石步月等组成，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二）延安工委由萧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 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六八五团等；（三）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 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 谈；（四）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应当在“抗日复东社”的政治组织中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发展时必须经过多次谈话，进行介绍、填表、上级 机关派人谈话，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新党员时使用。（五）加派 3 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 6 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 帮助工作，等等。①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又将该军第一○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一○七师先驻防于安塞附近，后移驻延安地区。师长叫刘翰东。安塞工 委对刘师长及该师六三○团一名叫陶翊周的营长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展陶翊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入党后，叶剑英不时地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该 营防区，去做该营官兵的工作。一○七师移驻延安后，叶剑英于 8 月 22 日单骑赴陶营，与陶会面。不巧，陶进延安城去了，没有见着。第二天，叶剑英 以中央工委代表名义给陶写信，告诉他：党决定陶翊周为一○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朴王为委员，刘仲明为中央巡视员（随一○七师行动），负责指 导并帮助一○七师党的工作，“望积极无畏地为党工作”。陶翊周见信后，遂将刘仲明安插到该营工作，随部队行动。由于叶剑英 等积极开展工作，陶营士兵的觉悟有所提高，有些人便拖枪逃到红军中来， 带走 16支步枪，两挺机关枪。当时，东北军有规定，丢失枪枝，要按价扣其 直接长官的薪水。陶翊周无奈，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报经周恩来批准，从安塞警卫营中抽调枪枝送还给他。这样，互相帮助，加深了陶营官兵与红 军的友谊。叶剑英在争取陶营的同时，还亲自做一○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刘翰 东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要求抗日的将领。叶剑英派党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与① 叶剑英给周恩来的信，1936 年 7 月 28 日。他秘密接触，发展关系，以后又亲自与他交谈，做他的工作。8 月 20 日，叶 剑英和边章伍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到延安城外 10 里处，与刘会面，并如数带去该师士兵投诚红军时携来的枪枝，交还给他。刘翰东很感激，当场商定 了双方交换枪枝弹药的具体办法。22 日夜，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 20 里外的河庄坪，给红军送来 1.5 万发子弹，叶剑英带安塞警卫营二连在那里接 收，并以机枪回送。通过多次交往，刘翰东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中共派人去六二一团开展活动。叶剑英与该团代理团长周振互通信件，建 立了关系。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一○七师、一一七师和其他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了中共组织。周恩来、叶剑英和东线工委还派刘培植（曾参与做过一○七师长刘翰东 工作）到一○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1936 年夏，欧阳钦给叶剑英、朱理治的信中说：“刘培植亦于昨日回来，结果比较好。刘多荃对我们的表示一 贯的不坏的。同时刘培植同志还见了许多其他的人，影响都很好。”叶剑英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仍是中心任务。陕甘来信。用复写 纸写的材料《刘培植报告》，另有一份写给你的。据刘培植同志说，刘多荃师长允许他随部队行动。刘可随一○五团行动，拟去信。”其后，叶剑英派 刘随东北军行动，继续进行统战工作。①在叶剑英主持下，东线工委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 贸易，恢复“红白通商”。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 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战工作形式。在市场上，工委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 情进一步得到交流。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这个由危拱之担任团长的剧团，第一次来演出，就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 观看，受到热烈欢迎。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 6 场，场场爆满。演员及工委 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对于东北 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的破坏行动，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发动群众给以打击。①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择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 电文和书信。有时一日数封。仅从 7 月 28 日至 8 月 25 日就亲笔给周恩来等修书 10 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信中大至方针策略，小至 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字里行间充满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满腔热忱。东北军的六十七军西移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于 8 月下旬开始调往延 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 8 月 18 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 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请令曾希圣同志送① 访问刘培植谈话记录，1994 年 10 月。① 访问杨醉乡谈话记录，1991 年 9 月。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对于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提出了与东 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原则和办法：（一）拟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二）将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经验，传授 给他们，以利尔后工作的开展；（三）为使十七路军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建议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将地区划出一段（从苏区边线起到苏区内六十里止），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 领导，着重做争取白军的工作；（四）工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十七路军的工作，俟双方沟通以后，再选地设立机关，进一 步开展工作。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 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同时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 信给杨部程鹏九团长，建议双方休战，彼此通商，并提请对方约束民团。为了争取杨部，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相应准备。①在叶 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 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 了基础。8 月 25 日，叶剑英根据陕甘、安塞、延安三工委的工作报告，整理出一 份工作小结，报告周恩来。叶剑英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期间，关心全局，积极搜集敌军和友军情况， 随时通报中央。除此之外，他还极其关心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为了让这两个方面军顺利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他及时通报敌情，介绍北上 路线和沿途情形。7 月 8 日、 15 日他致电刘怕承，分别通报甘肃马步芳、兰州于学忠、毛炳文、王均、鲁大昌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队部署情况。8 月 6 日、7 日又连电刘怕承，详细介绍从俄界至瓦藏寺、哈达铺的行军路线及沿途山水、桥梁、寺庙、居民等情况。叶剑英所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对红 军三大主力的顺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① 访问周梵伯谈话记录，1991 年 9 月。第十五章西安风云一和平密使1936 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华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风起云涌。蒋介石置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于不顾，仍然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一方面继续进行 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大肆镇压各地的爱国进步力量。举国上下人心激愤，民 怨沸腾。张学良、杨虎城和他们统率下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步步进逼，强迫他们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限期“剿灭” 红军。压力愈大，反抗愈烈。张、杨此时除继续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保持频繁的接触外，还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东 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动员西北进步士绅参加抗日。并于 6 月底，在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让共产党员刘澜波和一些进步人士讲课，向军官们灌输抗 日思想。张、杨还派出代表分头向广西的李宗仁、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各地方实 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7 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张 学良几次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去西安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抗日问题。8 月 9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函张学良，建议“兄 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并表示准备派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8 月 13 日，毛泽东 致函杨虎城，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就是在中共中央和张、杨携手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 西安。①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 刘道生、欧阳钦、左洪涛、李仲英为委员，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 作。叶剑英受命后，经过一段准备，于 8 月底 9 月初，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 10 多人从保安动身去西安。他们中间，有的是随叶 剑英一道去西安做工作的，有的则是经西安转往他处执行其他任务。据汪锋、刘克东回忆，他们一行先在鄜县（今为富县）进出边区的联络站集中，成立 了临时支部，叶剑英为书记。从鄜县到西安途中的一切安排和注意事项都由叶剑英提出，大家研究决定。进入白区前，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他们化装 成从西北考察后返回南京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谈判代表团。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打扮成不同的模样。因为边章伍身体胖，便扮成代表团的团 长，穿高级料子服，胸前佩戴圆形蓝色徽章，还挂着勋标。其他人有的扮成秘书，夹着黑色皮包，有的扮成副官，穿少校军官服，扎武装带，蹬黑皮鞋， 还有的扮成参谋、士兵，叶剑英扮马伕。走路时是按团长、随从、秘书、副① 在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党史办、政协办公室、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 馆查阅的资料，1991 年 9 月。官、参谋、士兵的顺序，马伕走在最后。他们化完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如像“演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叶剑英严肃他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马脚，可能有生命危险！一路上，大家按照 叶剑英的吩咐办事，遵守纪律，互相关照。汪锋负责办“外交”，小心谨慎，巧于应付。经过一天行军，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和东北军的“内线”接上了头， 然后，换乘一辆汽车，赶往西安。二张公馆的“座上客” 当时，蒋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务、宪兵很多，特务活动尤其猖獗，张学良 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 让叶剑英住在他的副官、卫队营长孙铭九的家里。据孙铭九回忆，张向孙叮嘱：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孙 家距张学良的公馆不远，在金家巷的前面，是个小四合院。孙铭九安排叶剑英住进西厢房以后，特意叮嘱妻子：副司令交代，这位先生是个“重要人物”， 要细心照顾，最要紧的是，不要让外人到这个房子里来，有什么事，一定要经过我。孙还向门卫说，这位先生是他的亲戚，出入随便，不准阻拦，更不 允许跟踪！所以，当时外界几乎无人知道红军有个高级将领住在他家里。叶剑英住在孙家，仍然保持着红军的老传统，生活很朴素。他身着长袍或中山 装，风度翩翩，和蔼可亲，伊然一副学者气度。他深居简出，谦虚谨慎，无事从不打扰孙家。孙的妻子后来知道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想到他生活是那 样简朴，深有感触地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叶剑英在西安期间，因地下隐蔽工作需要，曾一度转移到红军秘密联络点王政家安居巷甲 17 号（现为 1 号）居住。①叶剑英在西安肩负着重大使命。在临行之前，党中央赋予他的主要任务 是：（一）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 干部；（四）及时商议处理有关中共中央、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等。这些任务根据形势的发展，后来虽有变化，但始终坚持实行西北大联 合，共同抗日。10 月 5 日，时剑英与张学良会谈。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 8 月 25 日 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说明中共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 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一向主张“劝蒋联蒋抗日”的张学良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解释后，十分高兴，表示今后要更多 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将随身带来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这个 草案是在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经时剑英提议，张学良表示同意，再由他这个渠道向蒋 介石转交协定草案。但是，他要求叶剑英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以作为他向蒋介石转递时的依据。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 写了由毛、周署名的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信中最后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 的具体条件”。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连同此信转 给蒋介石。① 访问郭维城、高存信、于文英谈话记录。《党支资料通讯》第 2 期，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史办编，1987年 2 月 21 日。叶剑英与张学良继续商谈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 张学良对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配合。他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 一○五师驻守平凉，以便在必要时与红军协同作战。在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 5 万元，另给 解决 1 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直接送往红区。他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 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与机警深表钦佩。经过几天的会谈，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 结果及时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并于 10 月 10 日派刘向三给中央送去张学良的 5 万元借款。以后又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 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这是党赋予叶剑英赴西安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叶剑英与张学良交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东北军的军官队伍 比较老化，不少官兵思想陈旧，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很复杂。张学良对下属部队这些弊病深有痛感，准备通过整顿使部队尽快实现年轻化、精锐化。但如 何进行整顿，却没有想出明确的办法。他非常希望叶剑英能为他出谋献策。叶剑英了解了东北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向张学良提出，整顿改造部队，除 做必要的人员调整外，重在思想方面的训导，并提出了加强部队政训工作的组织措施和具体意见。他的意见为张学良所采纳，并受到高度赞赏。著名记 者范长江后来在《陕北之行》一文中这样写道：“叶剑英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学良研究东北军的改造问题。叶对于 东北军的政训工作提出意见，他的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叶剑英在西安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帮助张学良解决“燃眉之急”，缓 和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10 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部队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马鸿宾的骑兵二○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 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一帮张 学良。于是，他于 13 日、14 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一）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部骑兵团；（二）允许东 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三）我军派人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四）李旺堡 解围之后，该地区归我占领；（五）请派人与一○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命彭德怀部 有意放出包围在李旺堡的马部骑兵团，并让开大路，在沿途布设宣传棚迎接刘多荃的一○五师，让它接走马匪军。从此红军与该师互通友好，建立了密 切联系。张学良对此事处理结果很满意，觉得共产党人“够朋友”。从而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有时由刘鼎陪同。从那以后 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到 1936 年冬，由于党和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 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加强。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①① 在张学良公馆旧址管理处查阅的资料，1991 年 9 月。三广泛开展统战救亡工作叶剑英在西安期间，还直接间接地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和谈判。10 月10 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②来电称，陈立夫曾约恩来飞赴 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不久，去南京谈判代表潘汉年、张子华回到西安，给叶剑英带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 基本条件：（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叶剑英于 10 月 15 日，将上述内容专电报告毛泽东。叶剑英还经常与中共派到西安的工作人员以及党外各界人士秘密联系， 了解政治、军事动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在工作中，他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提供各种情报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 叶剑英在 9、 10 两个月中发给中央的电报即达 30 余份。其中，除了向中央报告自己在西安的工作情形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敌军友军方面动态的， 主要内容有：（一）日本对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蒋介石的策略；（二）蒋介石对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做出的兵力部署及调动：（三）蒋介石 令其别动队侦察张、杨两部与红军联络的情报；（四）蒋介石准备来陕，令阎锡山、冯玉祥前来相会；（五）傅作义在保卫绥远口号下招募 6000 多人入 伍，一再表示决心抗日；（六）阎锡山要其军训团主任组织部队训练，准备抗日；（七）张学良、阎锡山会谈情况，以及阎对我党的态度。（八）张学 良去太原，与阎锡山一同去郑州见蒋介石，等等。叶剑英在分析敌军、友军各方面的动向和情况之后，不时地扼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央决策 参考。10 月 14 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延迟胡宗南进攻，使我在 11 月 15 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叶剑英经过研究，与刘鼎联名在 10 月 18 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 提出：我们必须按军委决定，给胡宗南严重打击，只有在战略任务完成以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才有可能成功，叶剑英还将了解到的有关敌情，在向 中央报告的同时，特意通报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徐向前，供他们 参考。叶剑英在西安工作范围极其广泛。他在同各界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工作 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汇总情况，亲自向党中央起草报告。西安城内特务密布，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 能出岔子。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 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还到饭馆吃了一餐饭。张学良知道后，告诫他说：“叶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叶剑英感谢张学良的忠告，从此以后更加谨慎，一般不去公共场合露面了。①但为了工作需要，他还是不能完全闭门 索居，有时还要出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的其他秘密联络点。有一次。他在红军联络点王政家里谈工作，恰好刘鼎也去他家，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② 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18 日。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采取紧急 措施，把时剑英接走了。刘鼎回忆说，那一次好险啊，多亏张学良的副官帮 了大忙！四与张学良紧急会晤1936 年 10 月下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 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伟大的长 征。这时，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数大减，力量削弱，便认为这 是消灭红军、荡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刚刚处理完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手来，便急匆匆调集重兵， 准备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他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但都被拒绝。当蒋介石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和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 解决西北问题，加速“剿共”。10 月 22 日，蒋介石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 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叶剑英密切注视蒋介石的言行，冷静观察西安和其他地区的局势，随对将事态 的发展向党中央作报告。10 月 24 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之后，再次召见张、杨， 叫嚣在 3 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27 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 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会 场上“嗤鼻跺脚之声不绝”，几乎不能维持秩序。叶剑英根据了解到的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等地活动的情况，立即电告毛 泽东、周恩来。在电报中，特意将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以及其他场合几次“训话”内容，归纳成要点附后：“A、军人只要服从我；B、敌人只是一个共产 党；C、救国主义只有三民主义，D、等到消灭红军后，将领导你们走光明路。”10 月 29 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 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乘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 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叶剑英了解到这 些情况后，连续电告中央：“蒋张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 无处说也。”叶剑英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拟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 告”。党中央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叶剑英暂不回保安。于是，叶剑英 继续留在西安，进一步做张、杨的工作，观察事态的发展，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西北局势日益恶化。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 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 260 个团约30 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 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 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同时，在内部拟订对付张、杨的方案，如 果他们违抗进剿陕甘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报 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 12 月 1 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这时，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蒋介石委派蒋鼎文、 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事先并未与张、杨商量。对蒋、卫等人的任命，实际上等于撤销了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和 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对此，张、杨十分不满。加上蒋介石频 繁调动 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摆出随时杀奔陕西的态势，使 张、杨如芒在背，惶惶不安。11 月下旬，张学良因日伪军再犯绥远，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亲笔写信给蒋，请求亲率所部援绥，蒋 复信不允。12 月初， 张学良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内线”中获悉：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已拟好的调东北军去福建的电稿，这更加重了张学良的离蒋倾向。12 月 3 日，张乘 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这时，蒋调集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并答应次日 亲赴西安。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张、叶密谈后，叶剑英急电请示毛泽东。 中共中央复电，要叶返回面商。①12 月 4 日，蒋介石果然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直奔西安。他住在临 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发出最后通碟，提出两个方案，任他们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 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张、杨无法接受 这两个方案，再次向蒋苦谏，又遭训斥。从此，张、杨遂进一步考虑实行“兵谏”，以至走上“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 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允诺，借给红军 10 万块银元，要他带走。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时，远道来接的 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咪咪地迎上前来。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 人相视而笑。②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16 日、9 月 2 日。五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到保安后，毛泽东 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 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 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叶剑英一行，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 区交界处时，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叶剑英便发电报向中央问询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中央决定派周恩来、 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周恩来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于是，叶剑英一行掉转马头，北返延安，坐上张学良派来 的飞机赶往西安。叶剑英到西安以后，才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形。原来， 12 月 12 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 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实行“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 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这一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和全世界激起了不同反响。中国人民大众拍手 叫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他竟于 16 日下令 发兵进攻陕西，同时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日本帝国主义则欲加剧中国的分裂，扩大内战，以便独占中国，极力支持何应钦的行动。与此相反，以宋美 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支持蒋宋家族的英美两国由于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则竭力支持宋美龄营救 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内各地实力派对事变的态度更是复杂。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者有之；拥蒋讨张者有之：两面讨好者有之；趁火打 劫，大搞投机钻营者亦有之。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事变当夜，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顾 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 速复。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 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张学良的请求，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对张、杨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并 向张、杨提议调整防务，配合他们粉碎国民党“讨伐派”的武装进攻。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 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2 月 17 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 立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次日上午又拜会杨虎城，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到达西安后，立即协助周恩来进行工作。按照分工，周恩 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张学良亲向周恩来提出，要叶剑英 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 军将领一起制订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谈判和其他工作。这期间，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 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 22 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 判。从 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 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 6 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 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24 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 6 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可 去南京直接谈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 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 报告。12 月 23 日，叶剑英致电中央，报告说，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 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党中央认为，叶剑英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中央立即电复叶剑英，要求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政策。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六多方奔走，巩固和谈成果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2 月 25 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叶剑英后来回 忆此事，曾这样说道：“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 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 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①叶剑英对张学良送蒋之行，十分惋惜，一直关心他的处境，张 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他在美国见到吕正操，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当年，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其动机尽管很复杂，但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想使事变的结局变得更加圆满。然而，由于他对蒋的本质认识不清，此举却使他终生失去了自由。蒋介石回到洛阳就翻脸不认人， 到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接着，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 37 个师的兵力开 赴西安，妄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欺骗的办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体”，削弱西北革命势力。面对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 12 月 28 日发表声明，彻底批驳蒋介石的所谓“训话”。中共中央连续发表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 停止军事行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 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 1937 年 1 月 5 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 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西安方面，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反击的同时，在军事上也积极进行准备， 以打破中央军的进攻。1 月 4 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协商并拟定联合作战方案。据李金德回忆，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叶剑英分析敌我 友态势，提出在军事上应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由潼关方向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鳝鱼篓子形，让敌人能进不能出，进来就把他吃掉！参 谋团经过研究确定，除东北军在东部正面防线部署重兵，十七路军集结于渭北各县外，调动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集结于咸阳、洛川一带以配合 东北军、西北军作战，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则能胜、和则有利的局 面。在此期间，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 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事变时负伤，此时住在西安养伤。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特意去看望了钱大 钩。接着，周、叶又去邵力子（事变前任陕西省主席，事变时也被张、杨所拘留）家里走访，表示慰问。他们向钱、邵两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 事变后的期望。希望钱、邵两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同时，又劝说杨虎城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① 叶剑英在空军师校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集训期间的讲话，1959 年 7 月 8 日。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尖锐分歧。受命于张 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情况下，处境越来越困难。这时，叶剑英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出谋划策，处理各种棘 手问题。杨虎城是一位早年拥护孙中山革命的爱国将领，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同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头脑敏锐，韬略在胸。有一次， 叶剑英陪同周恩来访问他时，正谈话间，正好他的秘书拿来一份材料，让他签字。他让秘书给他念。秘书念完之后，他立即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动，而 且提得恰到好处。叶剑英看到这个情景，对杨更加敬佩，说他真是“长期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