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一行经九江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 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在政府管辖地区，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为改善生活地位斗争。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 委员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学员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但是，这个政府不但成份极其复杂，内部矛盾尖锐，而且由于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势力的低毁和破坏，在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以后，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 武汉，并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奉系军阀张作霖又从北方窥伺，使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同时，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 荒、煤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武汉经济形势益显雪上加霜。叶剑英面对武汉这种乱纷纷的现实局面，不由得重新陷入迷惘之中。汪 精卫究竟会把武汉政府引到哪里去？叶剑英开始警惕地注视着他的动向。汪是经常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政治投机家。此刻刚刚 复职，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极力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则从骨子里反对三大政策，敌视共产党。“四一二”以后，他明里与陈独秀 发表联合宣言，握手言欢，暗里又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分共”、“反共”。 武汉国民政府除汪精卫之外，还有一个实力人物谭延闿。这个投机革命的前清翰林，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南都督，代行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和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现虽然向汪精卫交了权，不再代理主席，但仍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等职，大权在握。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偷偷 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暗送秋波。汪精卫、谭延闿之流伪装革命，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步步妥协退让。 武汉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天下，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左派当家。叶剑英乍到武汉，一时不摸底细。他为了找个立脚点，只好先去找谭延 闿这个军事部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这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 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便暂时下榻在武昌 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 机会，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李世安。李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1924 年 6 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 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 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 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二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于 1927 年 2 月离开梅县到上海，在那里 又见到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叶剑英在武汉见到了李世安，顿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二人常常见面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①叶剑英闲住几日后，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 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在会上，叶剑英讲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反蒋的主张。他说：“有人 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 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在这次会上，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蒋 谈话。叶剑英与贺龙第一次见面，对他的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参加完国民议会之后，动身返吉安。到了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 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并见到了第二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 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 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②朱德十分赞赏叶剑英的讲话，当场称赞他讲得好。 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他回到武汉，又一次陷入苦闷彷徨之中。吉安既然回不去，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① 访问熊呹晖、宋志英谈话记录，1984 年 6 月、1992 年 1 月。② 叶剑英在空军师校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集训期间的讲话，1959 年 7 月 8 日。六出任“铁军”参谋长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 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 3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 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他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①这时，宁汉分裂后的各种斗争日趋激化。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武汉、 南京、北京三方对峙的局面。武汉政府虽然仍然代表着革命势力，但政府领导集团严重不纯。汪精卫假反蒋，真反共，面临外交、军事和财政等困难， 领导核心加速分化。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盘踞闽浙苏皖的广大江南地区，建立起完全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纲的反动政权。北方的奉系军阀于 1927 年春， 进兵河南，集结重兵于豫南的许昌、郾城、汝南一带，企图进攻武汉。在这种形势下，是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武汉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最后 决定与西北的冯玉祥国民军配合，举行第二次北伐，先打奉系军阀。4 月 19 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誓师大会，继 续北伐。随后各部相继出征。5 月 13 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命令。叶剑英在张发奎的前敌总指挥部，与邓演达、黄琪翔，以及加伦将军等一起参与作战 指挥。北伐军经过上蔡之战、逍遥镇之战、宋庄之战，特别是漯河、临颖的 激烈战斗，于6 月 1 日击退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那时火车 已经不通，邓演达乘手摇的铁路压道车迎接冯玉祥。叶剑英同众军官一起去火车站欢迎冯玉祥。不料，冯玉祥到郑州后即与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 举行秘密会议，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后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谈，竟也主张“分共”，拒绝讨蒋。形势如此突变，叶剑英只好随第四军从河南班师回 驻武汉。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1927 年 5 月 30 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刊登这样一则消息：《三军开 赴吉安勘乱》，其内容称：“（南昌 27 日专电）驻吉安新编第二师，哿日大反动，对军民联欢大会到会群众开枪，毙死兵民十余人。马日拂晓，我第三 军之二十二、三、四各团，即奉命将其全部包围缴械，反动官兵，悉数俘获。”叶剑英返回武汉后翻阅旧报，看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显然，这是一篇颠 倒黑白的消息，但也暴露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新编二师暴动已经失败。叶剑英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同时对反动的第三军的镇压行动，表示极大愤慨。 这时，恰巧新编二师参谋长佴皇鸟到武汉找叶剑英。叶向他详细了解了二师举行暴动的经过。当他听说佴皇鸟被捕后，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只身脱险逃到 武汉来投靠革命政府时，当即赞扬他有骨气。他把佴皇鸟留下来，在第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任第一科科长。① 访问刘景容（张发奎夫人）谈话记录，1992 年 5 月。七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 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 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 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 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决心走定了。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 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 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其实，他还不大知道，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妨碍他入党的有两 顶“帽子”，除了“国民党嫡系军官”之外，还有一顶，就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时曾在国民党军内任职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 1925 年第二次东 征后一段经历说：“我同时剑英这一次共事才认识的。他是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同王柏龄有师生关系，因此我们的同志都把他作为孙文主义学会的 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①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 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邓演达此时同汪精卫已经闹翻。徐州会议后，冯玉祥 在蒋介石的代表王正廷催促下，一日三电汪精卫，除了要求立即“分共”、逮捕陈独秀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外，公然指责邓演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 要求解除其一切职务。邓演达眼看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右派窃取，忧心如焚。他继续同共产党人接触，维持合作局面， 坚持斗争。他多次深夜造访汪精卫，申明大义，力图挽回危局。但汪拒绝劝告。他曾打算抛开汪精卫，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 会，挽回局势，继续革命。然而，这一计划也由于汪精卫的破坏，未能成功。他最后把希望放在共产党员较多、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军身上，多次找张发奎 做工作，但张在汪精卫的煽动和拉拢下，害怕共产党得势后被夺去军权、夺走地盘，结果不听邓的劝说，也跟汪去搞“分共”的勾当。邓演达对大革命 感到失望，又遭到排挤，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叶剑英向他倾述了内心的矛盾和革命愿望，请求他介绍自己到苏联去学习， 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 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叶剑英又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 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①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第 204 页。国共产党。李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 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人一等同志那里早已听说过叶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便应承下来。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 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 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①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1927 年 7 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 央批准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 月 14 日晚间，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人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15 日，汪精卫反动集团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的桥头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彻底葬送了。在这种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 战士英勇牺牲了，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武汉报纸每天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 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在这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正是这一类共产党人。他从一个追随孙中 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艰难的道路，经 受了火与血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 神。他后来曾写过一首《题画竹》的诗：彩笔凌云画溢思， 虚心劲节是吾师。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这首诗，正是他自己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后来，叶剑英回忆自己从找党到入党的坎坷道路，不无感慨地说：“1920 年打下广东，奠定了统一两广的基础。那时广州就可以读到列宁 传记了。广州有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国家主义，面包、药瓶什么都有，真是‘百家争鸣’。那时在广州一看戴软帽子的就知道是共产党，一看 戴硬帽子的就知道是国民党。我最初还读过克鲁泡特金的东西，后来才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共产主义。”“我是 1924 年提出要求入党的，没有被批准。那时我在蒋介石手下的教 导团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从 1927 年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 1927 年 7 月正式参加了党。当 时也不是对共产主义完全理解了，只觉得国民党不行，享乐腐化，必然失败，① 叶剑英就入党问题给中央组织部的复函，1980 年 10 月 7 日。访问李世安谈话记① 《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版，第 60 页。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后来，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 义世界观，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它，如同资本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样，共产主义 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始终坚定不移了”。①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投入到了新的革 命洪流之中。① 叶剑英 1972 年 8 月的一次谈话。第七章策应南昌起义一密议甘棠湖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叶剑英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然而，摆在他面前的革 命道路，却变得更加严峻艰难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巨大的逆转，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武汉三镇陷入腥 风血雨之中。身在武汉、担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目睹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心如刀绞，义愤填膺。他深深感到，在反动 派的屠刀面前，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枪杆子是不行的。他更加痛惜新编二师的失败，多么希望能重整旧部，拉起武装，给反动派来一个反击啊！但是， 中共组织却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营垒中工作。1927 年 7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使革命走向复兴 并取得胜利，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与此同时，一批党员干部相继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 义工作。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到达九江。九江，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自 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军队。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有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都驻在 这里。此外，还有其他部队。九江城一时显得拥挤不堪。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设在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因汪精卫要他公开 反共、“清党”，又面临着与新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满腹心事。于是，他不时邀请与他素有交情的叶剑英磋商军机大事。当时，叶剑英的中共党员身 份极端保密，鲜为人知，但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也有交往。他尽力将获悉的重要军 事情报传递给中共组织。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 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 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 一带集结，然后以3 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 到，这个阴谋被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叶剑英察觉了。军情急如火。叶剑英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地告诉他。 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①在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叶剑英将他在山上听到的汪精卫、张发奎 密谋要调贺军长、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 掉兵权！”叶剑英沉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解的内情和盘端出。叶挺听后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 廖乾吾、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① 叶剑英与萧克谈南昌起义，1979 年 7 月 16 日。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能 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①叶剑英最后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 消息。”②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 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7 月 26 日，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污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 发奎数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拒不从命。汪精卫不 甘罢休，7月 28 日，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 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 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等迭次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 共”，严令贺、叶将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并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 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① 王敏昭：《“八一”访问贺龙将军》，载 1951 年 8 月 7 日重庆《新华日报》。②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 年 1 月 13 日。二巧献“计中计”8 月 1 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城内 守军3000 余人，占领南昌城。8 月 3 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 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在起义的当天，即将这一重大事件通报给了在九江的叶剑英。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振奋。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 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前去讨伐，妄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汪精卫多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第二十五师 长李汉魂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部队参加暴动。然而，第二十五师的一些部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已向德安集中，并迅即向南昌开去。 张发奎狼狈地返回九江。张发奎眼看部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气急败坏。 他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张发奎说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极力 主张立即派兵追击。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如果张发奎听了朱晖日等人的意见，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 的危险，后果将难以设想。他经过思考，决定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新回到广东立足的企图，劝诱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以便保存起义军的实力。于 是，他从容不迫地分析战局，侃侃而谈：叶、贺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 大好时机。如果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好多了。他向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 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张发奎听了叶剑英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他自知以尚存的 1 万余兵力 来对付贺、叶的 2 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遂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然而，张发奎毕竟怕担“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兵力追 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8 月 5 日，电告武汉政府，谓“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速向南昌追剿”。实际上，他率部追抵南昌 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对于这一段史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有如下记载：“叶贺等遂 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①其实，张发奎、黄琪翔的“追兵”，与起义军“嗣忽 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被迫击的压力，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① 《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 3 卷第 393 页。三保护“革命火种”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组织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即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也准备参加起义。这个学校组建于 1926年年底。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革命势力在学校占优势，邓演达是代理 校长，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学校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政府的一个 重要支柱。全校有男女学生 4000 余人，革命气氛很浓。但是，后来汪精卫日益反共，国民党反动派便把武汉军校的革命师生称 做“赤子赤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此，军校的中共组织采取了应急措施。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迅速离开学校。一些已暴露身份 的共产党员也先后撤走，党的活动则由公开转入秘密。当时在第四军工作的叶剑英时刻注视着武汉军校动向，关心着它的前途和命运。厄运终于降临。就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方 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歼灭 之。战事一触即发，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得知洪山演习与唐生智的阴谋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叶的 劝告，立刻亮出“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交涉。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终止其策划已久的反动阴谋。 不久，武汉军校被张发奎宣布解散，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武汉中央军校改名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团内还 有 100 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以及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另有一个女生队。原军校女生大队 300 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 迫遣散。但是，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 30 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另外，还有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 100 多人。团长由原第二方 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国民党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 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局势处在剧烈变动之中，学员们思想动荡，惴惴不安。7 月 31 日晚，教导团根据张发奎命令，出发“东征讨蒋”。教导团在赴 南昌途中受阻，直到 8 月 4 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这时，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暴露身份的陈毅连夜召集中共地下组 织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陈毅带特务连长萧劲奔赴南昌。不少学员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又感到南昌起 义已经失败，前途渺茫，于是，纷纷离队。①叶剑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深知教导团是中共组织所能掌握的一支武 装力量，无论如何不能叫敌人吃掉了，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交给党使用。于是，他寻找机会，几次来到教导团，找 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① 访问许子威、程子华、曾宪植、许觉非谈话记录，1984 年 12 月—1985 年 9 月。一天，叶剑英见到团长谢膺白，谈起教导团的问题。谢膺白满腹牢骚地 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剑英赶忙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同意后，叶剑英就去找张发奎。张此时 正在为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他明知教导团训练有素，能打仗，是难得的队伍，但又怕管教不好，出乱子。叶剑英摸透了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 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告诉他谢膺白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来了个“毛遂自荐”。张发奎满口答应。①叶剑英在第四军中享有“儒将”的盛名。教导团的官兵听说有这位北伐 将领来当团长，都表示欢迎。他到教导团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体察下情。当他了解到在学员中仍然存在动荡不安的情绪时，就召开大小会议，耐心地 进行劝导工作，同时召见特务连长等交谈，叮嘱带好部队。叶剑英和同学们站在平等的地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有志革命的青年，这次从武汉出 发，经过长途跋涉，经历了很多难关，总算闯过来了。从斗争中长了见识，这是无价之宝。他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革命前途，要求大家在国家处在外忧内 患、四分五裂的形势下开辟革命道路。他说，革命任重道远，有时顺当，有时受挫，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应当记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出路总是 有的。他每次讲话，总是鼓励大家努力练武修文，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奋 勇向前。叶剑英这些话，字字句句嵌入学员们的心坎，使他们拨开云雾，看到光 明，浮动的人心开始稳定下来。已经走散的学生纷纷来归。教导团重新集合 起 2000余人。接着，叶剑英又向张发奎要回部分枪支、弹药，将全团重新武 装起来，稍事整顿，即随第四军开赴南昌。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江西军阀朱培德又横生枝节，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 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的无理要求。身为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挺身而出，仗义维护。他首先面见张发奎，提出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 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加强整顿管束，以缩小攻击目标，缓和与朱培德的矛盾。张发奎欣然同意。接着，叶剑英又向朱培德透露，教导团经过 整肃、清党，不会在南昌闹事。朱培德权衡利害，终于未敢下手。就是这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多灾多难的教导团从武汉到南昌， 从军校改编到归属第四军建制，二次易名，多次受挫，遭到唐生智、朱培德的暗算和攻击，但是，在共产党组织和叶剑英的关照下，经过全体革命师生 的斗争，终于闯过来了。叶剑英费尽心血为党保留下了这支革命武装。这一年，叶剑英与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