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所以要肖华以总政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按组织系统反映对地方工作的意见，其基本精神是要发扬党的民主作风。他的建议虽然被林彪粗暴地否定了，但他仍然坚持这一基本精神。　　一九六一年五月，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罗荣桓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机关、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问题。　　同这次讲话可以称为姐妹篇的是这一年六月六日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讲话内容相近，而后一次讲话由于范围小，不拘形式，问题谈得更加深入。　　罗荣桓这时所以注意到了机关、院校，同当时许多单位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密切关系。自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各机关、院校也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或小字报的方式，把一些实事求是反映农村情况、对“左”的东西提出批评和疑问的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使许多干部不敢讲话，心情不舒畅，严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生活。针对这一情况，他这两次讲话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当时，在干部中经常议论的话题主要是农村形势。有些人认为，农村形势不好，刮五风，中央也有责任。但有些干部则认为这种态度是“右倾”，有点象右派进攻。一扣这个帽子，大家便不敢说话了，但口服心不服，思想不通。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有没有责任？农村搞得那样，中央老早就承认有责任，没有登报就是了①〔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自已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中央搞了“十二条”还不行，又搞“六十条”②就是承认有责任〔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规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又对此条例进行了修改，形成此条例的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此条例的修正草案〕。中央并没有把责任都推到下面去，主要是中央负责。　　罗荣桓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无疑是一个支持和解脱。　　当时，中共中央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正在逐步纠正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对于这种纠正，罗荣桓积极拥护。他在这些讲话中，依据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具体分析了“三面红旗”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总路线，他在肯定多快好省口号的同时，又着重指出：问题是在执行中间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工业方面，战线拉得很长，只讲产值，不讲规格品种。在农业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兴修水利，只讲多修，不讲配套。　　关于“大跃进”，他认为，许多指标过高了。“什么卫星田，一亩五万斤，就是那样吹起来了。”他说，大跃进要有个边，不能没有止境，不能不讲条件。　　关于人民公社，他针对公社的“一大二公”指出：“共产主义风格也要有一个边，不计报酬的劳动不对。”“大肆宣传不计报酬的劳动，不促成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才有鬼呢！”　　他认为，这几年许多干部所以思想不通，除了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讲清楚存在的问题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思想斗争过火。在两次讲话中，他都具体分析了思想斗争过火的具体表现。　　他首先讲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倡的，称之为“大民主”。然而，历史，尤其是后来十年动乱的历史却证明，它非但不是什么民主，而且严重破坏了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中的民主生活。当时罗荣桓还不可能提出废止“大民主”的问题，但是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其使用的范围。他大声疾呼：进行思想教育动不动贴大字报就是受不了！他明确指出：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问题时，不能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应该搞得细致一点，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应该提倡在干部之间开展谈心活动。　　他还分析了关于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然而，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把坚持实事求是说成是“右倾”，而且还把“批判从严”搞成了打棍子、戴帽子和抓辫子。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十分沉重地说：“过去打击面太大了，抓住一两句话就整人家。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算总帐，这样搞哪个人能受得了？因此伤了感情了。”罗荣桓认为，对批判从严有必要作正确解释。他说：“所谓从严，不是一上来‘连珠炮’一轰，弄得犯错误的同志晕头转向。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不要算总帐。这样效果不好。”　　在总政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部务会议上，他还说：“要很好研究执行中央‘处理从宽’的方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同志是这样做的。这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是毛主席建党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有些干部不愿执行这一方针十分不满，告诫这些干部“要认真执行这一方针，不要把自己装得很‘左’”。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罗荣桓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能只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他说，有些党的组织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因此，必须维护党的民主。　　他认为，对思想性质的问题不能压服。他说：“你斗他，他不承认，结果形成僵局，再去压服，弄得思想问题总也不能解决。我们要与人为善，处理思想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干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有些干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开，与方法不好有关系。”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同林彪的分歧　　罗荣桓同林彪除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一九六○年九月，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由于“四个第一”当时已为毛泽东所肯定，并被写进了一九六○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所以罗荣桓只能尽力从好的方面来理解和解释，力求赋予这一提法以正确的含义，从而减轻其对军队建设的危害。　　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已经七八个月了。罗荣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况的文件，听取了姜思毅在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的情况汇报，感到当时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强调“红”而忽视、贬低“专”。这种贬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罗荣桓称之为“仇视专”。其表现是“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下降。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和一般化的作风大大增长。　　针对上述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一九六○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如何解释和领会呢？他认为，关键是要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和十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他所作的重要讲话中都做了这种重新解释的工作。　　他怎样解释“四个第一”呢？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个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　　他说：“……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打仗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教学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证专业的学习。”“我们部队的高级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学校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个任务完成。”他赞成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提出的，科技部门的党支部起保证作用的提法。他说：在科技院校和单位中，支部的作用就是要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保证科学研究项目的完成。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科研和院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常表现为红与专的关系。　　早在这一年八月，罗东进回家过暑假时，罗荣桓在和他谈话时，了解到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中，学员们对红与专的问题认识就相当混乱，片面强调红，忽视专业学习。学校里还搞什么满堂红活动，各支部都做了一天读多少毛主席著作，多长时间通读一遍的计划，搞技术作业也要引两句毛主席的语录。可是认真说来，究竟什么是红，红又为了什么，这些青年人并不清楚。一天晚上，罗荣桓和罗东进以及他的几个同学一起谈起了红和专的问题。他对这些青年人说：“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是很大的，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就得要你们拿出东西来。你们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红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对你们学习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要落实到专业上。谁要是真正的红，谁就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专家，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一些贡献。我们现在非常缺乏专家，我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企业没有搞好，或是搞坏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专家，缺少科学知识。”他再三鼓励青年们，一定要下决心努力把专业学好。　　在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着重分析了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在讨论总政草拟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时，他当场指示：在方案上加一句：“‘红’要落实到‘专’。”他又要求负责文字修改的姜思毅将加了这一句话的段落读给他听。　　他针对一些人丢下专业下农村的现象说：“军事工程学院是搞尖端技术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学生下农村嘛！……主要还是搞你那个尖端，落实在那个尖端学习上。”他还批评了有些院校丢下专业，光学毛选的偏向。他说：“毛选一般都要学……，但要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高等院校，不搞他的专业，甚至象聂总讲的，有些人不敢看专业书了，那就很不好了。”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现在在军队院校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对“四个第一”中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现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好象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书的。有的院校提出，强调读书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员就是应该多读点书。　　当时，林彪还提出了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他说：“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问题是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肠胃病。”他认为，对“闻风而动”也应当很好作解释。他说：“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而应当是对上面的决定全面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去贯彻。”　　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院校和科研单位不能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法统统搬去。他说“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现在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　　罗荣桓还认为，即使在连队，也不能运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几年来，学生入伍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连队管理方面却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缺乏管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经验。他说：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想，到部队象进学校一样，所以带来许多学习的东西，一来你就把它收了，那怎么行呐？他说，对这些有文化的战士，“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读书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统统去看爱情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兵，罗荣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预见道：“他们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又有文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和高等军事技术学校的学生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　　由于分歧日益扩大，林彪对罗荣桓越来越不满了。他终于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到了一九六三年，新华社要发表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知道后，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林彪的欺侮，罗荣桓为了党的团结，可以忍耐，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则分歧，却是不能调和的。这正是林彪三番两次打击罗荣桓，直到罗荣桓逝世后仍不放过他的原因。第三十章　人类庄严一典型　　　　　 －－－－－－同疾病作斗争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这是罗荣桓经常说的一句话。多年来，他在担负繁重的工作的同时，一直在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的医生劝他注意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注意养生当然很重要，不过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能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来解决养生问题，应该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一九六一年，医生曾根据他的病情建议他最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离开工作，完全休息。他听了这个建议，好几天心情不愉快。他说：“我这个病既然是长期的，就应该长期对待。长时期一点事情不做，怎么过得下去呢？到哪一天为止呢？其实多少做些工作，精神反而好些，身体也会好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状况，决定他每天接见干部不超过两批，每批不超过一小时。　　因此，他虽然重病在身，仍然要找人谈话，批阅文件，读书看报。医生劝他多搞点娱乐活动，听听音乐、打打扑克，可是他对这些都不那么感兴趣，总是摇摇头谢绝了。有时医生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反复动员他。他便带着几分歉意地笑一笑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没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青年人可不要学我。”接着他又说：“娱乐是必要的，可是你们也要注意适可而止。乐而忘返乃至玩物丧志就不好了。”　　在战争年代，有时战友们打扑克，三缺一的时候，他推脱不掉，也只好过去摸两把。但是他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到牌上来，加上眼睛不好，有人就当他的面在牌上做手脚，而他往往是浑然不觉，发觉了也是一笑置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除了偶尔同孩子们玩两把“憋七”外，基本上就不打扑克了。　　对于罗荣桓的健康，同他住地相邻的贺龙十分关心。贺龙去看望他时，常对他热情地宣传钓鱼对身心健康的好处。罗荣桓一开始不想去，贺龙又邀来聂荣臻一道劝驾。盛情难却，罗荣桓便去了。贺龙一路上向他讲解钓鱼的ABC，到了龙潭湖后，又帮他撒鱼饵做窝子、往鱼钩上装饵……罗荣桓下竿不久，就有一条大鱼上钩了，咬着鱼钩拼命往深水里钻。罗荣桓没有思想准备，被猛地拉了一个趔趄。贺龙见状，忙放下自己的钓竿，一边说着“老罗，莫慌，我来我来”，一边便以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敏捷跑过来，接过罗荣桓的钓竿，一面放线一面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罗荣桓站在岸上，兴致勃勃地看着贺龙放线收线，反复多次，经过二三十分钟，才把鱼钓上来。一称，有十七斤。罗荣桓为钓上这么大的鱼而感到兴奋和新奇，可又怕龙潭湖公园吃了亏。当他了解到每季度交几十块钱钓鱼费，鱼钓多了就交给公园时，才解除了这个顾虑。从那以后，罗荣桓开始对钓鱼发生兴趣了。但是他钓鱼时，有时思考问题，常常是鱼咬钩了都忘了提竿。贺龙便诙谐地对他说：“老罗，姜太公钓鱼是愿者上钩。可是你呀，鱼咬钩了也不提竿。”罗荣桓听了也不禁哑然失笑。比较起来，他最喜欢的仍然是工作。有一次，他为疾病所苦，几乎是坐卧不宁。服药之后，比较好些，但仍然很不舒服，林月琴给他打开收音机，拿来画报，都解除不了他的苦恼。忽然，外面有通信员送文件来了，他立刻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对喽，快拿文件来看吧！”文件到手，他马上忘记了病痛，沉浸在工作的愉快之中。　　罗荣桓认为，同疾病作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散步一小时。开始有的医生担心他活动量太大，他就在每次散步之后量量血压脉搏，用事实证明适当的活动对身体并没有坏处，来说服医生。遇上雨雪天气不能到外面去，他也要在室内做一做自己编的一套体操。管理部门知道他有每天散步的习惯，准备将他住地院内的一排平房改造一下，搞一条走廊。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只是在他病重住院后，管理部门才乘机将走廊修好。然而，这条走廊却一次也没有响起过他的足音。　　做为一个住医院的病人，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而且处处为医护人员着想。经常为他看病的保健医生大都是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青年人。罗荣桓总是鼓励他们大胆工作，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他经常心绞痛，可是一用硝酸甘油就又引起头痛。医生遇到这种情况，用药有思想顾虑。他说：“没关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嘛！”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很不安地说：“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一九六二年，罗荣桓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然尽量注意不麻烦医护人员。他很少按床头的电铃呼叫医护人员。一到晚间，他就叫医护人员去休息。一些本应由医护人员做的事，比如搀扶去盥洗室等等，都是由林月琴做。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中，他同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精神好一些的时候，常常和医生、护士谈心，讲自己青年时代怎样由相信读书救国转变到信仰共产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鼓励大家保持革命精神，努力学习，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对护士们说：“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是在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真是不行啊！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也确实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既是战士又是专家。”医护人员都非常敬重这一位坦诚待人的长者。　　　　　 －－－－－－弥留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这次不只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不行了。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肾功能衰竭引起尿毒症，非蛋白氮指数高达110 、120 （一般超过100 人就要昏迷）。当时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一千毫升生理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象鼓一样，看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由于尿中毒，浑身奇痒，有时把皮肤挠破了也止不住。为了止痒只好做热敷，常常烫出泡来，他也一句话不讲，更不责怪别人。　　最痛苦的是尿毒刺激肠胃，不能吃饭，吃了就吐。医生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呕吐。人不吃饭怎么行呢？他以坚强的意志，把饭一口一口吞下去，一面吃一面和旁边的人谈话，以分散精神，减少痛苦。吃下去又吐出来，吐完了再继续吃。一顿饭有时要吃四五次。每当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没有再吐的时候，他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已经很难起床了，但是他还是一次一次地挣扎着要坐起来，反复地说：“让我坐起来，站起来，能站起来就胜利了。”那时医院里设备还很不齐全，为了能使他下床活动，林月琴把家里的一把旧靠椅装上四个轮子，搬到医院里让他坐，推着他在走廊里转一转。走廊里静悄悄的，过惯了戎马生涯和紧张生活的元帅，是多么想从这里走出去，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啊！千千万万的战士是多么盼望他继续率领大家向现代化进军啊！　　病痛的折磨常常使他陷入昏迷状态。同志们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却宽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他的许多老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和将军们络绎不绝地来看他，他都关心地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为党多做一些工作。朱德来到病床前，满怀期望地说：“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作斗争啊！”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作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十二月一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领导通知罗东进立即返京，罗东进的脑子嗡地一下，他顿时紧张起来。他想，以往父亲多次发病，可从来没让自己请过一天假。罗东进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回北京，当他来到罗荣桓的病床前时，罗荣桓已陷入昏迷状态。由于缺氧，他的手和嘴唇都紫了。罗东进在床前守候着，半晌，罗荣桓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认出了儿子，便有几分不悦。他带着责问的口气十分吃力地说：“为什么没有放假就回来了？我的病有医生护士照顾，你要安心学习，不该请假回来看我。”东进含着眼泪解释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是允许请假回家探视的。医生护士也在旁边说，应该回来看看。可是罗荣桓还是摇摇头说：“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对自己应当要求更严格……”　　自从罗荣桓病重住院以来，林月琴就在病房临时搭了一张小床，日夜守在那里。焦虑和劳累使她变得憔悴多了。看着二十多年风雨同舟、携手并肩的战友和亲人受着疾病的折磨，林月琴的心都要碎了。可是她还是要强忍着悲伤，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体贴入微的照顾给亲人以安慰和力量。罗荣桓很理解妻子的心情，他以同样的坚强意志忍受着病痛，以减轻亲人的忧虑。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启程后，罗荣桓问身边的同志：“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别人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象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由济南军区调来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员的吴克华来看望他。他一见吴的面就高兴地说：“啊，你来了。我前天还在想，怎么你现在还没有到呢？”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吴克华的调令是二十天以前下的。吴克华连忙回答：“我已经来了十天了，因为你身体不好，所以没来看你。”罗荣桓吃力地点点头，再三叮嘱吴克华：“来了好好工作，组建好部队。”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等人来看望老院长。他拉着莫文骅的手说：“我恐怕不行了，你们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十二月十五日，他的病情更为恶化。自从他报病危以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对他的病情都非常关切，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十二月中旬，为了准备给他输血，总参、总政许多身体健康，血型为“O”型的青壮年军官自愿组织起来守候着……下午，罗荣桓又苏醒过来，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他拉着林月琴的手，对这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他没有更多的话要嘱咐了，只是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慈祥地一个一个看看自己的孩子，嘱咐他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随后又昏迷过去。昏迷中，他还在不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跟着毛主席走！”这个口号曾经起到团结全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但又易于被曲解以至带上个人崇拜的色彩。到了六十年代，究竟怎样才算得上是“跟着毛主席走”，仍是各有各的理解。是坚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实事求是，还是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搞“背警句”、“活学活用”那一套？这个争论当时并没有解决。罗荣桓坚定地相信，他的主张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正确的。因此，他在弥留之际，还要反复地强调这一点。　　听着罗荣桓对妻子林月琴和孩子们的嘱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不热泪盈眶。当时主持他的医疗工作的中央保健局长黄树则后来写道：　　罗荣桓同志病危之时，对其子女，谆谆告诫。现按其意，写为短诗。　　我尽力争取不死，　　继续为革命奋斗，　　　　　　　　如果死已经来临，　　我也决不畏惧，绝不发愁。　　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　　　　　　　　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的遗嘱是一句话，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跟着毛主席走！　　　　　 －－－－－－－－逝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凛冽的北风不时呜咽着、呼啸着掠过古城。下午二时三十七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在他的战友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萧向荣以及他的夫人林月琴和孩子们的守护下，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天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道：“罗荣桓同志是一九○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席这次汇报会议的罗瑞卿随即打电话给他的夫人郝治平，传达了毛泽东讲的话，叫她转告林月琴，劝林珍摄节哀。　　会后，毛泽东悲痛逾常，几天内夜不能寐，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许多人纷纷写悼诗、挽联，写信、发电报以表示悼念之情。　　　　　　　　　　朱德在《悼罗荣桓同志》中写道：　　起义鄂南即治军，　　忠诚革命贯平生，　　身经百战摧强敌， 　　　　　　　　留得丰功万古存。　　叶剑英写道：　　毕生战斗明敌我，　　人类庄严一典型。　　　　　　　　大业方兴公竟逝，　　哀歌声里起雷霆。　　　　　　　　　　叶剑英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军委常委会的出席者之一，他亲眼看到罗荣桓挺身而出反对林彪那一套的情景。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从江西回来以后，叶剑英在他的寓所请邓小平、聂荣臻、林月琴和贺龙夫人薛明吃饭。席间，他和邓小平、聂荣臻几次提到林彪是靠小本本起家的，罗荣桓反对林彪是完全正确的。他在一九七八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又回忆说：“罗荣桓同志在世时，就同林彪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和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来到北京医院，向安卧在白菊花和长青草中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赋闲住在京郊挂甲屯的彭德怀，也特地赶来向自己的老战友的遗体鞠躬致敬。处于当时的情况，他去吊唁没有见报。接着，从一九日到二十一日，首都各界六万多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罗荣桓的灵堂吊唁。　　十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会场上布满了苍松翠柏和花圈挽联。在肃穆、悲哀的气氛中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致悼词。悼词说：　　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战斗的光辉的一生。在他英勇奋斗的三六年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度原则精神。　　罗荣桓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中，他都始终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光辉思想，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最近几年来，在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同志全民皆兵的思想和大办民兵的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罗荣桓同志在一生的工作和斗争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人民革命军队的作风，他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最善于动员、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最善于团结干部。他对革命胜利具有无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论是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和人民群众、和广大士兵同呼吸、共命运，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在我党我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将永远不忘。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　　……　　安息吧，罗荣桓同志！后记　　　　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关怀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罗荣桓传》现已完稿，并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出版。　　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撰写本书依据的主要是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罗荣桓同志的数千份档案资料。军事博物馆亦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资料。同时，《罗荣桓传》编写组还对罗荣桓同志生前战友聂荣臻、粟裕、黄克诚、谭政、宋任穷、何长工、杨勇、肖华、江华、张爱萍、许世友、冯文彬、童小鹏、王建安、陈士榘等三百余人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查阅了大量报刊图书，力求尽可能广泛地搜集资料，认真进行分析鉴别和取舍。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全书由刘汉指导写作并多次审阅修改书稿。首先，由黄瑶、李维民、潘天嘉、白刃、杨国庆、李志经分工写出第一稿。黄瑶写青少年和红军时期，李维民写抗日战争前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二年），潘天嘉写抗日战争后期（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杨国庆和白刃写解放战争时期，黄瑶、李志经和杨国庆写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这四部分共有近八十万字。然后由黄瑶写成第二稿，并根据新掌握的材料和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和增删。在修改过程中，梁必业、陈沂、刘居英、华楠、李伟、辛国治、薛真、尹健、李圭、高七、江靖飞、宋群、牛荫西、李翔、陈文渊等同志和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审阅了书稿，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对写作进行了指导，并多次主持召开书稿讨论会。为本书出版做了很多工作的还有陈去疾、孙剑云、毕秀芝、邹世勇、赵文翰、王洪、赵守忠、刘群法、王宏伟、黄敏等同志。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