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听了很安详但又很坚决地说：“你们松江土改搞得比较健康，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起来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数字不算主观，我们对农民的觉悟要有足够的估计。会后，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再答复我。”　　会后，李德仲向省委作了汇报。松江省委经过讨论，决心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决定。结果，参军农民达到五。七万人，超额完成任务。　　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又一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实际上达八十八个、二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了主力。再加上五万多“解放战士”，使主力部队空前充实。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外，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纵队。同时，将二线兵团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团编成了十五个独立师。此外还有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和一个铁道纵队，都做到了兵员满额。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止，主力部队共七十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一百五十万人。其中，作为二线兵团补充部队的已达一百六十四个团，三十七万人①〔截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共组建二线兵团一百八十九个团，总兵力达四十二万余人〕。　　为了把这些二线兵团组建好，罗荣桓还派总部机关人员下去实地点验，检查二线兵团的训练成绩和部队素质。　　－－－－－－－军工生产和后勤建设　　在紧张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罗荣桓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　　随着战争的扩大，部队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武器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靠战场缴获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军工生产的条件比其他各解放区优越得多。当时，东北已经有了许多军工生产点，分散在各军区，生产计划不统一，产品质量和数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必须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争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生产。东北局建议由伍修权抓此项工作。　　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过，红军时期进入中央根据地工作。他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停战谈判时，曾出任停战谈判东北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后，伍修权回到哈尔滨，罗荣桓找他谈话，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伍修权在执行小组期间，天天同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吵架”，由于对方胡搅蛮缠而憋了一肚子气，他表示希望到前方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到前方的愿望是很好的。”罗荣桓说，“不过，目前部队作战武器消耗很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扩大，后方军工生产越来越重要了。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之外，有无充足精良的武器弹药，也将产生直接影响。这件工作目前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准备成立一个军工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即到北安、鹤岗、鸡西、珲春、哈尔滨、牡丹江和大连七个军工点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成立了军工部。经中央批准，任命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　　何长工是罗荣桓在秋收起义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上任之前，罗荣桓同他谈话说：　　“长工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百万大军，解放‘两路四城’①〔两路指中长路、北宁路。四城指沈阳、锦州、天津、北平。参看本书第二十章第三节〕。东北局决定你来抓军工建设，搞武器弹药。我们请伍修权同志给你当政委。后勤所有的汽车和司机由你调动，家里的事让伍修权同志多管一些，你就在外面跑跑跳跳，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愉快地受领了任务。何长工建议，将现在一时还不能回国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工人才动员出来，让他们帮助我们搞两三年，把我们的工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实行优待。罗荣桓非常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在地下的枪枝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所用。”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在东北搞了不少秘密军事仓库。日本战败后，他们也遗弃了不少武器装备。民主联军经过广泛的搜索和征集，把这些军事装备都起了出来。在这方面，炮兵司令朱瑞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朱瑞从山东赴延安，七大之后，中央曾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感到自己在苏联学的是炮兵，还是扎扎实实搞本行好，便提出要从事炮兵建设。于是，中央命令他代理延安炮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由他率炮校到东北，担任民主联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他带领新建的炮兵部队和炮校学员，在靠近苏联、朝鲜边境的山沟里，收集了大量日本人遗弃的大炮和零部件，修理装配成各种型号的大炮，装备了部队。　　军工部除曾同苏联方面谈判，将苏方存放在满洲里的一批日军武器接收过来外，最主要的任务则是组织自己的军工厂进行生产。　　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共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毫米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复装山炮、野炮炮弹二十五万发。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一九四八年六月另成立了军需部（由杨至诚担任部长），把一般军需品的生产与武器弹药的生产分开。军需生产方面，可日产单衣一。九万套，胶鞋、布鞋各一万双。生产的军工、军需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部队不断扩大，装备不断改善，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工作的战略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对此，罗荣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的汇报时曾说：“在东北作战时就有一条经验，打起仗来，一要抓指挥机关，二要抓后勤。这两个部门很重要。指挥机关组织不好，后方东西跟不上，打仗就成问题。”正由于后勤工作对战争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作用，罗荣桓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对后勤工作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军区召开了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总结冬季攻势作战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罗荣桓出席了会议，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战争规模将更大，战线将更长，使用兵力将更加高度集中。要做到既能攻坚，又能野战。根据这些特点，加强后勤工作建设，满足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粮秣和其他物资的需要，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去，保证各项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执行。在后勤制度上要求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在总结报告中，他还针对今后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后勤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如从军工部中分出军需部，将供给与生产分开；健全二级军区的后勤组织；成立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建议在专区、县级成立有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统一战勤领导；在运输线沿途设立大、中、小型兵站，将各地区的公私车辆统一登记，组织起来，以便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调动，服务于战争；在南下作战主要方向的冀察热辽地区内，增建十五至二十个野战医院，能收容二。五万至三万伤员；组织七千至八千副担架，以保证伤员的及时运送等等。　　随着主力部队南移，各部队纷纷设置后方留守处。这些留守处一度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整顿各后方留守处的问题。他说：　　“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比通辽更大的后方则是哈尔滨。这里机关单位多，家属和孩子也多。罗荣桓的家也住在这里。罗荣桓一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同林彪的住处不相上下的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也是空荡荡的，就叫林月琴去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搬进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立即表示同意。他爱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在一张大通铺上铺挨铺，关系亲如姐妹，她对林月琴举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便住到一起。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跑跑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住在楼下，谭政家住楼上。　　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杜平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以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组织部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干部一样，只看工作需要，没有什么地位高低的想法。但她对是否能做好教育工作心中无数，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又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于是，林月琴便找了吕正操的爱人刘莎、宣传部长肖向荣的爱人余慎，还有几位热心人，一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找房子、请教员、买教具……一所附设幼儿园的子弟学校终于办成了。孩子们集中起来受教育，生活由老师阿姨照顾，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父母在前方的免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少了家务劳累，可以更好地工作。大家都称赞她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后来，这所学校随军搬到天津，南下后又迁到武汉、广州，由王长德继续担任校长。　　　　　 －－－－－－加强纪律性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　　为了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从二月二日到三月七日共开了三十五天。各部汇报了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的整党整军运动的报告，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会议最后，罗荣桓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时冬季攻势刚结束，部队即将开始休整。　　罗荣桓一上来就说：　　“去年，我们的成绩很大……”　　大家热烈鼓掌。　　“你们先别鼓掌。”罗荣桓接着说：“我还要批评你们！”大家都怔了，静静地听罗荣桓讲下去：　　“你们的会，开了一个多月。大家汇报工作尽是评功摆好，光讲成绩功劳，不讲缺点错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比方说，有些部队搞本位主义，争缴获，争俘虏，战场纪律不好；有些部队居功骄傲；有的伤员在后方医院不守纪律，打骂医护人员，不守城市秩序；有的部队缴获物资不上交，打了埋伏，缺乏全局观念。这些不好的风气，会上没有人指出，没有人批评，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作风，必须刹住。你们回去以后，为了适应战斗环境，要多到师、团、营、连去落实工作，不要光坐在纵队部开会。即便要开，也要开短会。要自上而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带头作检查，不要只摆功劳不讲缺点错误，否则会把部队的作风带坏！”　　罗荣桓的“开场白”，是针对着胜利之师很容易产生的“骄气”说的。为了克服这种骄傲情绪，罗荣桓在报告中指出“五整一查”应该强调整思想，而且要着重整干部的思想，自上而下地整。　　罗荣桓还具体抓了因骄傲所产生的无组织无纪律和铺张浪费等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对中央的规定，罗荣桓身体力行，坚持按照中央要求，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他还要求各纵队、各军区、各师都要坚决执行这一制度。下面送来的综合报告他每篇必看。请示报告制度执行得好的，他就表扬；不好的，就批评，决不迁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政治部把执行综合报告制度的情况通报各部队。有“欠帐”的，就叫政治部以他的名义进行督促。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东北局召开的直属系统干部大会庆祝党的诞生日的讲话中，罗荣桓又着重阐述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他说：过去分割的环境，给各地以更多的自治权，给各单位以更多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是有利的；今天是国家规模的环境，就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再各行其是，就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利。中央指出的下列坏现象，例如地方主义、闹独立性、分散性；狭隘经验主义，不接受新鲜事物；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假报告，只说成绩，不说缺点等等，应引起全党同志警惕和纠正。　　罗荣桓对部队在几个攻势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有些单位政策纪律观念很差，出现了许多不能容忍的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如有这样一些说法：“打下城市就得破坏它一下子，反正我们也不要它。”“抗日战争我们没有城市，不也胜利了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子！”“你怕我抓，我怕你抓，与其你抓，不如我抓！”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一把火烧毁了天主教堂。此外，还发生了焚烧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作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　　罗荣桓认为必须对这种流寇主义作风严加整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电报：　　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从政策观点出发。过去我们养成了坏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联系不上，是政府的事，政治机关的事。当然，军事干部忙于作战，照顾这些问题有困难，但仍有责任。打下辽中、台安、辽阳、鞍山、吉林、营口、四平后，城市政策执行得很差。现在又要打长春，部队更多，如不引起重视的话，城市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弄得光光的。如果我们所收复的大城市不能恢复生产，则支持东北战争及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十年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出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这种随便没收、破坏城市政策的现象。今天，全国都已走向胜利，城市是自己的，更需要反对这些现象。　　城市的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因为进入城市后，找资材、争缴获的，都是军队干的。有些单位放松了城市纪律和政策的教育，对部队管理不严，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没收的器材随意破坏和变卖。有些部队在进行阶级教育中也有偏差，只提贫雇农，不顾工商业。这次应普遍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现象。　　将来攻城部队不准自己收集资材，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切仓库均不准动，应当归公，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过去规定的许多命令执行不通，前方有些缴获连数目都不报告，使后勤部门无法统一调剂使用。今后一定要执行统一规定。　　纵队之间、师之间，为争胜利品、争资材而闹不团结。有些部队打仗好些，受了表扬就横蛮骄傲，看不起人，都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凡有争执，都应当首先检讨自己。只知向对方提意见，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就无法解决问题。部队好强，有好胜心，应当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应是对付内部的。你打得好，是因为有兄弟部队的配合，不能骄傲自满。　　一周之后，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军区向所属各部队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守则》，要求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员一律遵行：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　　　　　　　　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　　　　　　　　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　　　　　　　　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并加按语说：“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使用。”　　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项守则的宣传教育，达到人人明白，并印成布告张贴。后来的事实证明，八项守则不仅对维护东北解放军的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收到了安定民心、扩大共产党和解放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这个时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机动能力以及物质生活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关内部队。比如，武器装备比较精良，被装的供应标准都较高，运输工具除了骡马、大车外，还可使用汽车和火车，步兵营营部配有两匹马，营以上干部吃小灶，等等，但是有些干部还不满意，讲排场，摆阔气，不遵守供给工作的标准制度。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军区政治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举出某些实例，与关内兄弟部队做了对比，说：新的编制取消了一些马，有些同志就不满意。华北的部队营的干部连一匹马也没有，和战士一样吃大灶，没有多少汽车，更没有火车，运输全靠马车、手推车和肩担人扛。我们应当向关内兄弟部队学习！　　在报告中，罗荣桓强调了节约人力、物力，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必要性。他说：　　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拿北满来说，共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据政府与群众工作方面的报告，已补充前方三十万人。农业生产的人口包括老弱妇女在内只有七百五十万人，要供给北满军政脱产人员三十万人的吃饭穿衣，还要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再加上十万民夫上前方，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征收公粮已占人民总收获的五十％……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如果再浪费，战争就难于支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忽视这一问题，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局部困难，以为多养几匹马，多设几个后方机关不要紧，而应从长期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我们向地方党的同志讲，军队还要扩大发展，要说服农民服从战争的需要，保证战争的胜利，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发财致富。但对前方部队则要提出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减少浪费，这样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城市人民中也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而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服从战争的需要，咬紧牙关，克服这个困难。东北局曾向地方的同志说“长痛不如短痛”，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支持战争，但前方部队则要作长期准备，不要浪费人力物力。在部队中应该指出：不浪费一粒粮食，不多用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浪费，就是对战争不负责，对战争犯罪！　　罗荣桓要求干部带头遵守制度，不要特殊。他说：　　不必要的人员要裁减节省，杂务警卫人员不要太多。有的单位，警卫人员有点类似旧军队的马弁，甚至成为私有。有人到后方来一定要带上一大群警卫员、通讯员，有的人还不遵守供给制度，而且不是战士，是干部。因此，首先是干部要遵守制度。在遵守制度上，干部和战士要一律平等，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才叫民主作风。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并作出决议，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罗荣桓指示各级政治机关抓紧对部队进行传达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四句口号，推动百万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后在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规模作战中，罗荣桓一直都把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作为部队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做好荣誉军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把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有些伤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把国民党军队的坏习气也带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他们不服从管理，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下馆子少给钱或不给钱，还有的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聚众闹事和企图抢劫银行的事件。处理伤员问题成为安定后方的一件大事。　　罗荣桓看了一些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便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讨论中，有的认为重伤员闹不了事，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提议，立即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并确定以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一天，会议筹备小组向罗荣桓汇报筹备情况，谈了会议的内容，准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五百人。　　“准备叫什么代表大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谈到代表的产生，罗荣桓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　　周桓和筹备小组的同志们听了，感到有点惊讶。　　罗荣桓解释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进行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带头闹事的代表，要从抗日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东北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中选。‘解放战士’要选那些苦大仇深、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的。”　　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按期召开了。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思想比较落后，憋着一肚子气的。有的还准备了一大堆要求，如不答应就要大闹一番。但当他们到哈尔滨火车站的时候，只见月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欢迎他们的红绿标语，人群喊着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来欢迎。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为他们端茶送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开饭时候吃的是细粮，四菜一汤……这一切，使他们很感动，心里有气的人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请在红军时期便失去一条腿的后勤副司令员钟赤兵来“现身说法”。钟赤兵扶着拐杖，讲着自己和红军伤员的故事，讲伤好后继续革命的情形。红军时代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和抗战时期负伤致残的另几位干部，也被请来讲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讲当年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真词切，生动感人，使代表们深受教育。会议还专门请人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以后如何写出这部小说的动人事迹。　　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看戏看电影。每听完一次讲话，都分组开讨论会。开始大家对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后来，逐渐联系了自己的思想。多数参加闹事的伤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他们纷纷表示，回去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　　会议期间，罗荣桓在全体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这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军同志自己努力，去联系群众。我们的同志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穿上了军装，扛起了枪，在前方英勇杀敌，光荣地负了伤。我们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干涉群众斗争，不要站到地主那方面去，而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给农民撑腰。我们打倒地主阶级，帮助农民翻了身，老乡就会更加拥护我们。今天我们进行的大规模作战，如果没有后方群众的支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虽然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前方，但是要没有后方运粮送草、参军参战等，胜利还是不能得到的。我们不能抹煞后方的功劳。当然，后方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比如某些医院、兵站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人家的优点。只有一方面要求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加强和改善荣军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荣军同志本身紧密地联系群众，严格地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分配到后方工作的荣军同志们要学会一套新的本领，参加具体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荣军同志们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是思想上没有残废，来后方后再学习一下，都能很好地参加革命工作。”　　最后罗荣桓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候了，每个同志都应该作出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新的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罗荣桓的讲话开门见山，简短、朴实，说到代表们心坎里，赢得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在大会期间受了深刻教育，转变了思想，开完会回到各地医院，每个人都变成宣传员，在伤兵中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从那以后，伤兵闹事就很少了。　　第二十二章　在辽沈战役中　　　　　 －－－－－－－决策南下　　　　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和东北局的决定，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他要求把这一作战任务在部队中广为宣传，使全军树立起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　　但是如何歼灭东北敌军，是由北而南，先打长春之敌，再打沈阳、锦州；还是先攻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再打沈、长之敌？这个战略方针的确定，却经历了一些反复。　　四月十八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先打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为了组织围攻长春，五月中旬，根据东北局决定组成了第一前线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以原辽东军区机关组成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①〔第二前线指挥所由冀察热辽军区和机关组成。第一和第二前线指挥所，是后来在八月间组建的东北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机关的前身〕。五月下旬，守长春之国民党军两个师出城抢粮。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以第一纵队、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的两个师和五个独立师消灭该敌，然后乘虚攻入长春。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经多次战斗，歼敌两个团，余敌退回长春。随后，东北局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并决定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吉林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召开，林彪未出席，罗荣桓主持会议。罗荣桓、刘亚楼和肖劲光作了报告。谭政出席了会议。罗荣桓在报告中说：“今天我们夺取大城市，有些条件是不够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应线，要有许多炮和炮弹，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是不够的。因此，对付大城市要采取长围久困的办法。”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在会上，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在战争中已眇一目的李作鹏和周纯全。罗荣桓示意让大家安静，然后坚定地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会议决定主要阵地不让群众通过，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不久，长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下，已是粮源断绝。国民党军只得依靠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在市内到处搜刮老百姓的存粮，市内饿死人很多，老百姓纷纷外逃。到八月间，林、罗、刘决定，分批放出饥饿群众。　　七月，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东北解放军作战行动问题，准备在雨季结束以后，即八月中旬南下作战。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了这一打算。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七月三十日又来电明确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经过反复酝酿，南下作战，先打锦州的决心终于下定。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八月十四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为了加强作战行动前的政治动员工作，罗荣桓和谭政主持起草了《政治动员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忍受异常困难的精神，以适应大规模连续作战的需要……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部队南下之前，罗荣桓重点抓了后勤运输工作。他派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到热河，检查粮草筹集工作的情况。周到热河后来电说：粮食正在筹集。但又反映当地群众生活很困难，有些地区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罗荣桓不放心，又派后勤部参谋长谷广善带电台到热河去。谷去后了解到山区人民生活确实困苦，但各兵站已筹集到三○○○万斤小米，还准备从后方调来十余万斤大米。罗荣桓这才放了心。他又找后勤部负责人李富春、钟赤兵和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等专门商讨了如何把尚未换装的三个纵队的冬装和参战的一五辆坦克、几百辆汽车需用的油料按时安全地运送到前方的问题，决定：为了保密和防敌空袭，运输车队在战斗打响前夜行昼伏，战斗打响后，白天也可以行动，把车距拉长，两辆装冬装的汽车后跟一辆油料车，减少遇敌空袭时彼此延烧的机会。罗荣桓还说：“一定要准时送到战地，保证供给，时间就是胜利！”　　东北局进一步动员各地方党组织克服一切困难，领导东北人民支援战争，并且具体布置了各项工作。如动员和组织二线兵团按期开赴前线，准备接收大批俘虏，扩大伤病员收容量，组织民工、担架队参战等。总计参战民工一百六十万人，担架一。三万余付，大车三。六万余辆；由省、专区、县负责人率领的在火线参战的民工达九。六万余人，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支前高潮。　　这时，敌人在东北的总兵力约五十五万人，其中卫立煌率三十万人守沈阳，郑洞国率十万人守长春，范汉杰率十五万人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有十五万人，超过了敌人一倍。　　九月七日，毛泽东来电，提出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方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陆续向各部队下达了进军命令：以六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兵纵队的主力，夜行晓伏，长途奔袭，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各点，以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锦州以北的新民县西北，监视沈阳敌人；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敌人突围或沈阳敌人北援长春；以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　　为了充分发动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主观能动性，罗荣桓在下达进军命令以前，便十分注意做好纵队一级干部的思想工作，向他们阐明先打锦州的战略意义，然后再动员他们向下级宣讲。第三纵队副司令员曾克林调第七纵队工作，途经哈尔滨时，罗荣桓打电话对他说：“东北敌人的态势从地图上看是个‘人’字形。长春是头，沈阳是肚子，北宁线是一条腿，从沈阳经辽阳到营口的中长路南段是另一条腿。现在如果打长春、沈阳，敌人拔腿就跑。砍掉敌人两条腿，它光剩下头和肚子，就只能束手就擒。毛主席坚决主张先打下锦州，同时把长春围起来，沈阳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了。到二十九日，东北解放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之敌分割包围。　　战事总的说进展比较顺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九月二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得悉敌人正从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乃命令第八纵队用炮火监视锦州机场。二十六日，第八纵队报告：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一个机场。由于第八纵队延误了时间，总部改派第九纵队控制机场。两天后，第九纵队一个炮营用炮火轰击西郊机场，击毁敌机五架，终于迫使敌人停止空运部队到锦州。毛泽东得悉后于九月三十日来电：“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毛泽东的电报同时也批评了延误两天封锁机场的部队，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这一事件说明，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关不应远离战场。九月三十日，林彪终于下决心将指挥部迁到前线去。这一天，他和刘亚楼、谭政及由野司、野政组成的前线指挥所人员乘火车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火车先北开哈尔滨。罗荣桓在一个货站上了车。由于在道里江桥畔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电台，火车又朝东南开到拉林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经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线经昂昂溪南下。　　十月一日，东北解放军攻克义县，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炮兵司令员朱瑞观察义县县城突破口时，不幸踩中地雷，光荣牺牲。　　在开赴锦州前线的火车上，罗荣桓听到同自己一起工作多年的朱瑞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他对大家说：“朱瑞同志懂得炮兵，他亲自组建部队，训练干部，对炮兵事业是有建树的。”他又专门打电报给在通辽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嘱咐他回哈尔滨协助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张闻天、林枫料理朱瑞的丧事，安抚他的家属。为了纪念朱瑞，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在列车上　　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列车夜行昼停，十月二日清晨到达郑家屯①以西〔今吉林省双辽县〕。　　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说，在正东方发现一架飞机。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车分散隐蔽。人未下完，敌机已经临空，原来是架侦察机，飞得高高的，盘旋了几圈，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我已经请示过‘十一’②〔“十一”是林彪的代号，罗荣桓的代号是“十二”，刘亚楼的代号是“十三”，谭政的代号是“十四”〕，他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人员在附近村落分散隐蔽防空。你告诉他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此时，列车车厢已散置于几条铁道上，机关人员分散到野地里隐蔽待命。电台人员架起天线，摇动马达，报务员熟练地揿动电键。译电员紧张地翻译电报，秘书、参谋们忙碌地在司令部和几位领导人的临时办公处出出进进。　　晚上十点，尹健估计可以行动了，又去请示参谋长，刘亚楼低声说：　　“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接着又补充一句：“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有情况？什么样的重要情况以致使总部指挥机关都不能前进呢？尹健十分纳闷。后来，他问刘亚楼，才知道原来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说，在葫芦岛，敌人新来了四个师，这份电报立即送给了林彪。本来，在酝酿南下时，林彪就迟迟下不了决心，他主要的顾虑是：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二、后方运输线太长；三、怕傅作义由关内北上，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在罗荣桓、李富春、钟赤兵等过细地安排了后勤运输后，林彪南下的决心增强了。但他一听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兵四个师，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所夹击，又犹豫起来，命令暂停前进。二十二时，他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去特级电报：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八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签发这一电报后，攻锦部队仍按原部署继续向锦州推进。东总列车亦于深夜继续前开。　　十月三日清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罗荣桓建议林彪仍然执行打锦州的决定。林彪征求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同意罗荣桓的建议。林彪想了一会儿，叫秘书告诉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是电报已经在早晨四点多钟发出去了。　　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人研究后又重新写了电报。　　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象开封一样①〔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华东野战军以二个纵队向开封发起攻击，激战至二十二日，攻克开封，歼敌三。九万人。蒋介石急调三个兵团和一个整编军分路进攻开封，解放军为保持主动，于六月二六日撤出开封。之后，华东、中原野战军以六个纵队阻击援敌，以五个纵队围歼区寿年兵团共九万余人于睢县、杞县地区，生俘区寿年〕，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　　这封电报于十月三日九时签发。此时，东总的列车已经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军委电台收到此电报的时间是二十时十五分，译成电文抄送到军委负责人那里已是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在这以前，军委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批评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十七时的来电说：“（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七六一四七七页］　　十九时的来电说：“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七七-四七八页〕　　毛泽东发出这两个批评电报后又过了五个多小时，收到了林、罗、刘重新表示攻锦决心的电报，四日晨六时又发出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他还指出：“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毛泽东还指出：“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在东北全军覆没的命运，这时飞到了沈阳，对此，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　　毛泽东这封电报，肯定了东北解放军攻锦的决心，促进了领导思想迅速统一，坚定了各级指挥员和广大战斗员争取胜利的信心，对迅速打下锦州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在牤牛屯　　前方指挥所的列车，于十月四日到达阜新。因南面铁路没有修通，指挥所人员又换乘汽车。　　由于守锦州的敌人大部是滇军，为了攻锦，林彪和罗荣桓都想多了解滇军的一些情况，便在阜新发电报叫跟随第三纵队打义县（守军也是滇军）的野司参谋处长苏静在义县以北的公路上等候前指的车队。见面后，林彪和罗荣桓先问了炮兵司令员朱瑞牺牲的情况，又问了义县敌人的战斗力和特点。苏静说：　　“守义县的暂二十师是滇军，特点还没有完全摸得清楚。不过，看来坚守的经验不足，打野战还是蛮行的。我们发起进攻后，他们还出来打反冲击，不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样龟缩在工事里只是死守。当然，他们每次出来都吃了亏。”　　“你谈谈打义县的主要经验。下一步打锦州会用得上的。”罗荣桓说。　　“这次攻打义县，三纵队他们在总攻之前除了让尖刀连等少数部队休整以养精蓄锐外，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都投入近迫作业，挖交通沟、挖地道，一直挖到敌人前沿。这个经验首先产生于二纵五师，他们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兵力搞近迫作业。结果发起总攻时大大减少了伤亡。部队在交通沟里运动，开阔地上见不到人，突然出现在敌人防御工事前沿，搞得敌人措手不及。”　　林彪和罗荣桓对苏静的汇报都给予肯定。后来，到十月七日，林彪又再次询问了苏静关于二纵和三纵近迫作业的情况，并据此发出了如何挖交通沟的电报。　　苏静汇报完后，林彪同罗荣桓商量了一下，叫苏静传达口头命令给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立即率队向锦州前进。　　十月五日，前方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距锦州三十余里的牤牛屯。这是一个依傍着通向锦州的公路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牤牛河由西向东穿村而过。眼下河里只有浅浅的流水，人可以一迈而过。但是有了这条河，东可以运动到公路上，西可以隐蔽进山，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指挥所到达后，立即架起电台，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六日，收到毛泽东主席电示：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旨，迫近城垣指挥。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八○页〕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即直接指挥所）设在锦州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　　作战科长尹健等几名干部去请刘亚楼看地形，路过罗荣桓住处的时候，被正在散步的罗荣桓叫住。　　“你们什么时候去看地形？”　　“马上就去。正要去请‘十三’。”　　“我也和你们一同去。你告诉‘十三’，请他问问‘十一’去不去。”　　罗荣桓要去看地形，把大家难住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动过大手术的病人，坐一段汽车不要紧，要骑马，还要翻山越岭，他能挺得了吗？　　“山太陡，路也难走，要翻过‘四五九’高地才能到帽儿山呢！”　　“那有什么不得了，七百多米的五彩山都翻过了，四百多米的小山，我就不相信翻不过去！”罗荣桓笑着说。　　提到“五彩山”，尹健回想起了往事。那还是一九四一年冬季沂蒙反“扫荡”的后期，罗荣桓率部在沂源县西南三十公里的五彩山与敌遭遇。罗荣桓率部翻过七百六十九米的五彩山，又一次胜利地打破了敌军的合击。当时他虽然患有严重的痔疮，但是身体是健壮的，还能骑马行军。　　“我们是骑马去，你多少年没有骑马，大夫也不会同意的，等‘十三’看了之后，再详细向你汇报可以吗？”　　罗荣桓摇摇头，问大家：　　“你们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的电报中，要我们接受的教训是什么？”　　尹健低头想了想回答说：“一是告诉我们不要平分兵力，一定要集中主力攻击一点，二是批评我们的指挥所没有先于部队到前线。”　　罗荣桓听了点点头，说：“现在我们既已到了锦州附近，怎么能光靠地图指挥而不亲自去看看地形呢？”接着就用坚定的口气说：“你去告诉‘十三’，就说我已经决定同你们一起去帽儿山。”　　尹健把罗荣桓说的一番话向刘亚楼参谋长作了汇报，请示他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他下了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好一起去。”刘亚楼说完，就拿起电话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表示他也要去看看。　　东北的十月，虽然还是秋季，却已经是凉飕飕的，幸喜万里晴空，是一个好天气。　　汽车沿公路来到山下二纵司令部驻地——老虎屯。二纵司令员刘震、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等都在那里等候。大家一面说话，一面等待乘马。恰好，第九纵队政委李中权乘车路过。他下车后，汇报了九纵最近攻打锦州外围的战斗情况。罗荣桓问了他们执行政策和战场纪律情况后说：“我过去批评过几个纵队，也包括你们九纵，在作战中执行城市政策不好。在辽南新区，有的部队纪律很坏，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搞光。”“你提出批评后，我们回去就开会进行了检查。主要是我们政策观点不强，当时只考虑搞些东西解决部队御寒问题，没有注意掌握城市政策。我们诚心地接受了批评，决心以此为动力，力争打好翻身仗。这次打锦州外围的战斗，打得顽强、机智，战术动作也有进步，战斗情绪也很好。没有发生过违犯纪律的事情。”　　“那就很好，大的战斗还在后头，你们将来攻打锦州时，要争取当执行城市政策和战场纪律的模范。”罗荣桓满意地对李中权说。　　不久，乘马到了，林彪、罗荣桓一行立即纵身上马。在前面带路的干部不敢急驰，只松辔缓行。出乎大家意料，罗荣桓神态自如，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同林彪聊天。到了帽儿山下，马也上不去了。林彪、罗荣桓在大家搀扶下攀上了帽儿山。罗荣桓骋目远望，只见近处几道矮丘起伏，远处便是锦州城，几座烟筒成为明显的目标，他高兴地说：“这儿很好，锦州北部及周围主要高地都一目了然。”然后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和敌人的城北工事。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面听参谋人员汇报，一面对照地图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　　参谋人员汇报完毕，林、罗、刘便在阵地上简单议论了一下，认为原来的部署可以基本不变，只需作个别调整。　　“攻城部队战前准备怎么样了，主攻各纵战斗情绪如何，有没有把握？”罗荣桓回过头来对着刘亚楼说。　　“攻城准备都在积极地进行，部队情绪很高，攻下锦州城有信心，我们已把攻击义县挖交通沟的经验通报了各纵，为了减少伤亡，要求总攻锦州的部队进入阵地后，抓紧挖交通沟。”　　“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方面又增加了五个师。我们的饭菜只够请一桌客，现在突然来了两桌客人，两锦相距约五十多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林彪仍然对锦西葫芦岛方面放心不下。　　林彪的担忧也不是没来由的。十月二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发现解放军要打锦州，深知这一着厉害。于是，决定挖肉补疮，从山东、华北抽调七个师，加上在锦州葫芦岛的四个师，拼凑一个“东进兵团”，由其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以在沈阳的十一个师和三个骑兵师，组成一个“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准备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由于“西进兵团”远在沈阳，有第五、第六、第十等三个纵队牵制，林彪并不担心。但他对近在咫尺的“东进兵团”这一桌新到的“客人”却颇为担心。　　“第四纵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塔山地区。已命令他们在打渔山、塔山、白台山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那里还有第十一纵队，配合四纵防堵。一共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阻挡敌人，保证我们攻克锦州，我看是没有问题。再说还有总预备队第一纵队摆在高桥，随时可以增援。”刘亚楼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　　这时，在他们左侧的炮兵阵地上升起了敌机空袭的信号弹，接着几架战斗机护卫着一群轰炸机到了，绕了一圈后就开始投弹。解放军的高射炮群立即还击。顿时，在万里晴空，升起一簇簇白蘑菇。高射炮的猛烈炮火迫使敌机不敢俯冲投弹。同时，向城里空投物资的运输机也因受炮火威胁，不敢低飞，高高地就扔下东西。不少降落伞悠悠地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一位警卫员高兴地说：“运输大队长又派飞机给我们送东西来了。”　　突然一架敌机向帽儿山窜来，高高地便扔下一颗炸弹，震得大地抖动，土石崩飞。烟尘散开后，罗荣桓仍拿着望远镜了望城北敌人重点设防的几个据点。参谋人员都劝林彪、罗荣桓等离开阵地。林彪答应道：“好，我们走吧，具体部署回去再研究。”　　离开壕沟后，罗荣桓一面走，一面对参谋们嘱咐道：　　“你们在山上是很辛苦的，要注意轮流休息，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回到牤牛屯，野司召开了军事会议，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由于在锦州北部，解放军所占地势好，利于发扬火力，确定以城北为主要突击重点。城北主攻方向因为有配水池、化工厂两个坚固外围据点，除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两个纵队负责外，再把六纵的“攻坚老虎”第十七师作为预备队，归三纵指挥。炮兵的主力、坦克营全部放在城北支援主要突击方向。七纵、九纵仍由城南向北，配合由北部攻城的二纵、三纵夹击敌人。八纵由东向西突击。攻入城区后，先将敌人分割包围，再逐个歼灭。阻敌援兵的部队，由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部署是：四纵、十一纵及热河两个独立师位于打渔山、塔山和虹螺岘一线，阻击葫芦岛和锦西方向的援敌；热河独八师在山海关地区佯动，牵制关内敌人；五纵、十纵、六纵（缺十七师）、一纵之第三师、内蒙古军区骑一师和辽南独立第二师，位于新民以西和以北地区，堵击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兵团。一纵（缺第三师）位于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既可北攻锦州，也可南援塔山。　　蒋介石在葫芦岛这个视如救命稻草的弹丸之地，竟摆了九个师的兵力，并且还准备从山东再海运两个师来。这样，阻击部队将以八个师对敌有海空炮火支援的十一个师，任务十分艰巨。塔山一线是防线中最敏感的地方，扼守此线的是第四纵队。这个部队原是胶东部队，到东北后打了许多胜仗，但象这样死守阵地的硬仗还打得不多。为了打好对保证攻击锦州有决定意义的塔山阵地防御战，罗荣桓把苏静找来，开门见山地说：　　“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去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塔山以南，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你给吴克华和莫文骅说清楚，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是给他们当参谋，出主意，协助他们指挥部队坚决死守塔山。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总部的战略意图你是清楚的，但部队一时不一定能理解得了。你要向指挥员多次、反复解释总部的意图，一定要顶住敌人，顶住了就是胜利。”　　十月十日，苏静抵达四纵，听取了吴克华司令员和莫文骅政委的情况介绍后，发电报告林、罗、刘：四纵对守塔山决心很大，部队急需大量手榴弹。林、罗、刘立即命令从直属部队抽调一部分手榴弹给四纵济急，同时告后方迅速补给。－－－－－－攻锦、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　　在锦州总攻前，罗荣桓和谭政召集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开了战前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开展立功运动，做好战时政治工作，保证战争胜利。并要求打下锦州后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结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要吃，这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　　他还专程到八纵传达了毛泽东“军令应加严”的指示。　　前指到达牤牛屯后，得悉这个纵队除延误封锁锦州西郊机场的时机外，最近又发生了战斗中一度丢失阵地而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林彪大发脾气。刘亚楼也生气地说：“锦州的西郊机场能够使用，东郊机场已不能使用，敌机又正在西郊机场空运，这还要请示吗？应该通报批评！”　　罗荣桓听了两人的话，冷静地说：　　“从这两件事来看，问题确实严重。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们应该认真执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锦州作战任务。不过，我们应该去亲自检查一下。”　　“‘十一’不能离开指挥所，我去吧。”刘亚楼说。　　“你那个急性子，会同人家吵起来的。还是我去一趟吧，同时也检查一下他们的准备工作。部队出了差错，也不能光是简单地批评下面，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找缺点。”　　说到这里，罗荣桓停顿了一下，“敌空运的飞机在西郊机场起落，他们还来电请示，这固然不对。但我们司令部下达命令时如果详尽一点，明确指出是封锁西郊机场，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一差错了吗？上次冬季攻势中，开原敌人的第一三○师向西出扰时，我们把特级电报发成A 级，结果耽误了第二师的行动，这能光责怪二师吗？司令部起草战斗文书，也要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　　当夜，罗荣桓就带上秘书人员乘吉普车离开牤牛屯。路上适遇炮纵进入阵地，汽车拖带的大炮塞满了公路，行进困难，四十里的路程几乎跑了一宿。大战迫近，时间非常宝贵，罗荣桓说：　　“早知如此，还不如骑马。”　　罗荣桓在这个纵队住了两天一夜，听了汇报，仔细检查了作战方案，找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谈了话。谈话中，罗荣桓首先表扬他们在扫清锦州外围战斗中打得不错，取得了初步胜利，为攻城创造了条件，然后说：　　“从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两天这两件事，你们应当很好地吸取教训。你们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丢失阵地已经不对了，不及时报告更是错误。你们想夺回阵地再报告，这怎么能行？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拖延了时间会贻误战机，影响整个战局的。野司的命令虽然没有指明封锁哪个机场，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封锁机场的目的就是阻止敌人的空援，当然是要封锁那个能使用的机场。即使你们不晓得哪个机场能使用，也应先行动起来嘛！毛主席来电专门批评了这件事，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　　最后，罗荣桓鼓励他们争取在攻锦州战斗中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打好这关键性的一仗。纵队领导表示接受批评，作了检查。罗荣桓离开这一纵队后，还准备去第一纵队，但总部催他，只好回去了。这时战事已日趋激烈。国民党的“东进兵团”从十月十日起，便展开了三至五个师的兵力，在大炮、飞机及军舰炮火的掩护下，连日猛犯锦州西南四十公里的塔山。由沈阳出动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也于十月十一日到十三日先后进占了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地区，将东北解放军由通辽经彰武到阜新、义县的后方供应线截断。为了保证前方人不缺粮，枪不缺弹，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动员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载粮食、弹药，由宣传部长肖向荣带队，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　　对于廖兵团占领彰武，中共中央军委在十月十二日来电指出：这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锦州一克，该敌又必立即后撤。”①在蒋介石的严厉监督下〔《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四八二——四八三页〕，卫立煌不得不采取取巧的办法，想“围魏救赵”，但是他攻彰武，并非解放军之所必救，他这一着也就落了空。　　阻击国民党“东进兵团”的塔山阻击战，连续进行了七天七夜。蒋介石对进攻塔山、打开援锦的通路十分重视，曾于十月六日亲临葫芦岛进行部署。为了夺取塔山，国民党军队在督战队驱赶下，成连成营，包括用“军官团”、“敢死队”的名义，轮番向解放军八公里宽的阵地冲击。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从军舰上和滩头阵地发射的炮弹，几十分钟内就倾泻了几千发，土炸松了好几尺，地表工事全被摧毁。一批敌人被打倒，另一批又冲上来。在许多阵地上，指战员们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白刃格斗。前沿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敌人遗尸六千余具，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从十月九日起，各攻城部队便开始了扫清锦州外围敌人据点的战斗。经过逐一激烈争夺，到十三日，攻城各部全部扫清了包括被国民党吹嘘为“第二凡尔登”的配水池等外围阵地。　　塔山阻击战进行到第四天，十月十四日，总攻锦州开始。上午十时，炮火准备。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一时间地动山摇，惊心动魄，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如此大量而又密集的炮火。它既标志着解放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也是对为解放军的炮兵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不久前牺牲的炮兵司令员朱瑞和成千上万为新中国的建立流尽了鲜血的先烈的最好的悼念。在炮火覆盖下，守军阵地成为一片火海和废墟。攻城部队利用交通壕的掩护，迅速向前运动。十一时，各突击队发起冲击，迅速撕开突破口，迂回穿插，分割包围，到十五日拂晓，各攻城部队先后在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邮局等地会师。残敌退入老城负隅顽抗，解放军乘胜追击。十八时，结束战斗。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十二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以下九万余人。　　在牤牛屯，林彪和罗荣桓接见了范汉杰。当林、罗询问范对此战看法时，范沮丧地说：“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他又说：“贵军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贵军近迫挖壕作业很熟练。我们在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无法实施阻击。贵军冲起锋来，实难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