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一日，国民党占领锦州后，为尽快占领东北，一面要求苏军暂缓撤军，一面大举向东北运兵，将其号称“五大主力”①中的两支主力新六军和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火速赶赴东北〔这五大主力是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　　十二月十三日，罗荣桓在结合当时战场形势，对战略方针的各种设想进行了反复考虑和权衡后，又单独署名致电林彪、李运昌和吕正操，提出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电报说：　　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之可能。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华北各地，较比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且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工业受到破坏，海口交通之门户旅顺、大连，为中苏协定所限制，南满其他海口仍在我控制中。因此我争取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造成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中。这样，大城市之优势地位亦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在东北完全没有城市或者没有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存在的困难。但只将数大城市落于国民党之手，是仍然有我优势之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我认为有非常必要，这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对东北之坚持与造成我们同国民党战和是否有利的决定条件。如果我们努力争取控制住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即会有我们同国民党可争夺大城市和可以争取大城市插一脚（之可能）。　　国民党接收沿长春路各大城市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他在华北不能击破我们，这样就造成了他对东北进军之相当陷于孤立。同时他进入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在其军事行动上亦将受中苏协定之束缚。但可能沿北宁路继续增兵，以便配合从北平向喜峰口之进攻，与我首先争夺辽热地区，这一大规模之战事可能在明春。　　我们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展开创造根据地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并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　　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这是“有危险性的”。他再次强调：“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①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1123页－1124页〕，标志着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的完全形成。　　罗荣桓十二月十三日的电报与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所表述的关于东北的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华北各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的观点，及由此而提出的争取控制某些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某些重要原料基地，以转变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力量对比的主张，为后来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是很有见地的。　　这时，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入东北还不到四个月。国民党一方面大讲“和谈”，一方面继续大举增兵。苏联受条约的约束或出于其外交需要，政策也屡有变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在东北的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形势，对和与战的问题，对作战方针问题等，进行了充分的酝酿，提出了种种考虑或意见。这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十分自然的。罗荣桓也经过了反复考虑。他十二月十三日提出的意见，是切合当时东北实际的。　　由于苏军提出，根据中苏条约规定，他们撤退时要把沿中长路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十二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国民党依靠收编的伪军接收了上述城市的市政。罗荣桓随东北局和“东总”迁到本溪。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并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建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个军区①〔北满军区：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李天佑任参谋长。南满（辽东）军区：程世才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江华任第二政委，罗舜初、曾克林任副司令员并分别兼任参谋长、副参谋长，莫文骅、唐凯任副政委并分别兼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东满（吉辽）军区：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委，陈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启龙任副政治委员，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李富春、黄克诚任政委〕，并重新调整了下属各军区和军分区。整编了主力部队，组建了若干补充团和地方武装。调整后，除山东第一师和华中第三师的第七旅直属“东总”外，其余主力部队均隶属各大军区。翌日，罗荣桓启程赴驻朝鲜的苏军医院治病。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并继续利用美军第七舰队的运输舰从上海、广州和越南等地陆续将新六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等五个军运来东北。于是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从二月八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民主联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南路由沟帮子指向辽阳、营口，占领盘山、台安、辽中。中路由北镇地区北上，推进至沈阳市郊。北路由阜新、彰武出动，先后侵入阜新东北的鹜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　　侵入秀水河子的敌十三军二六六团全部、二六五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这时距其主力已达一日行程以上。民主联军乘这股敌军远离其主力的机会，集中山东第一师、华中第三师第七旅等部共七个团的优势兵力，突然将敌包围，于二月十四日晨全歼了这股敌人。　　同时，进至鹜欢池的敌二六七团一个营，也被华中第三师第十旅和独立旅全歼。这是东北民主联军打的第一个典型的歼灭战。　　但在二月十六日对南路进攻沙岭（盘山以东）之敌的战斗却未打好。民主联军南满的部队虽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新六军的一个团，经连续三天反复冲击，终未奏效，后来援敌赶到，民主联军被迫撤出战斗。罗荣桓在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沙岭战斗，我们五个团又二个旅打敌人一个团，数量上虽然优于敌人，但参战部队有老部队，也有新部队，思想上、战术上的准备都不够，装备不行，指挥上也不统一，加上对敌我两方面缺乏正确估计，敌人已经站住了脚，筑起工事固守起来，我们的火力没有组织好。结果，我们伤亡很大，包括许多冻伤的，减员好几千人，也没有把敌人消灭。　　后来，罗荣桓多次用这两个战例来教育干部：一定要按条件办事，要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不能只有一手，还要有第二手第三手，打仗没有后手是不行的；要以老部队作骨干；要长期打算，重视部队的建设和整顿。　 －－－－－－－增强团结，艰苦奋斗　　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为止，经过三个月的扩编，人民自治军已达二二。六万人。但是部队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山东第一师梁兴初部、山东第七师杨国夫部，处在锦州前线，枪械、弹药、被服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后来进入东北的山东第二师和第三师的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冬季到来得早，天寒地冻，有的部队还没有发齐冬装。新区群众基础弱，群众对人民自治军不了解。黄克诚报告说，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党、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在南满和北满的几个新发展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但政治成分严重不纯，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的领导和活跃的政治工作，有些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策动下，战局紧张时，竟叛逃为匪，或者投降敌人。总部机关刚组成不久，效率不高，通讯联系不畅，后勤工作更是头绪纷繁。因此发生了一些新老部队不团结的现象，妨碍着中共中央政策方针的贯彻和集中统一指挥。在部队思想方面，既有轻敌的急躁情绪，也有和平幻想，缺乏长期战争的精神准备。　　在战斗紧张、部队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专门研讨部队思想情况及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罗荣桓只有通过下达作战命令、个别交代、口头谈话或电报提示等方式，把有关政治工作的意见传达下去。　　当时，在东北，部队和干部来自各个方面各个地区，隶属关系不断变更，担负任务时有变化，驻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各有差别，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补充和其他后勤供应一时还不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更带来一个如何加强统一领导，克服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罗荣桓十分关注，时时处处都注意抓维护和增强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以及总部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彭真、罗荣桓专门致电各部队，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并特别指出：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陈正人主持下发出的《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也指出：“老部队首先照顾帮助新部队，老干部首先照顾新干部，老战士首先照顾新战士，新老部队都要有首先照顾别人困难，帮助解决困难的精神。”“确实掌握正确的干部政策，调整各部分之间、新老之间、新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贯彻团结的方针，以达顺利整编之目的。”　　对于增强团结，统一步调，罗荣桓不仅一般号召，而且首先要求山东来的部队做出榜样。　　总部在沈阳时，山东第一师副师长李梓斌来找罗荣桓。罗荣桓因肾病发烧，躺在床上听取了李梓斌的汇报。然后，针对李梓斌所谈老部队装备差，可有些新部队装备却比较好的问题，即指战员们反映的所谓“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谈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现在已经成立了前方总指挥部，要听从前总指挥，主动搞好团结，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同志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说着，就撑起身子，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支红蓝铅笔写起来，李梓斌见他写字的手有些颤抖，忙说：　　“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写了，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师长、政委就是了。”　　“不，一定要写几个字。”　　罗荣桓写了满满三大张纸，交给李梓斌，又问李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李说经费不足。罗荣桓沉吟了一会说：“我们虽然从山东带来一些金子，但那已经是整个东北部队的经费了，我是不能随便批的。你还是去找后勤部门吧。”　　话虽然这样说了，事后罗荣桓还是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要他们酌情解决。后勤部了解情况后，拨给第一师当时还在流通的一万元伪满币。　　总部迁到本溪后，山东第三师师长罗舜初找罗荣桓汇报和请示工作。他仔细听了汇报，然后和蔼地对罗舜初说：“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抽调来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好各方面来的部队。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防止山头主义。往后，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要老是找到我这里，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　　后来，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时，罗荣桓在同华中第三师第十旅旅长钟伟的一次谈话中，对钟伟说：　　“目前，敌人正大举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大踏步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部一定要团结，步调要一致，指挥要统一。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并不难，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敌人打散、打垮，搞得不好可能被赶下海去！”　　“我们一到东北，黄克诚师长就下了死命令，叫我们绝对听从东北局和东总的指挥。”钟伟说。　　“我知道的。黄克诚同志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一到东北，马上就主动把部队交给总部指挥，是个好榜样。可是也有个别同志闹本位主义，搞自己的山头，这就不好。山东部队本身也要警惕这个问题。东北局讨论过，决定要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从各地来的同志，一定会更好的团结起来，迎来新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分为“前（方）总（部）”和“后（方）总（部）”。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　　罗荣桓到沈阳后，除整编部队、调配干部外，还参与作战指挥和东北局的工作，并着手健全“东总”司、政、供、卫机关，又忙于接待和分配初到东北的大批干部，同来访的干部谈话……白天晚上连轴转，顾不得家里的事。林月琴总是要等到罗荣桓回来，才开晚饭。两个孩子等困了，常常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回到宿舍，看到床上放着一床新丝绸被面的棉被，簇新闪亮，伸手一摸，又滑又软，便问林月琴：　　“哪里来的？”　　“从仓库领来材料，自己缝的。”　　罗荣桓习惯地摘下眼镜，擦着镜片，神情严肃地说：　　“仓库里的东西是公家的，怎么好随便拿呢？”　　林月琴解释说，是“东总”司令部管理处王处长叫何敬之去仓库领来的材料，东北局领导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床。　　“这个何敬之真乱弹琴！”罗荣桓不悦地说，“他是个老供给处长，明明知道仓库里的东西应当统一分配嘛！怎么一进城就可以发洋财？太不象话，明天叫他送回去！”　　第二天，林月琴按罗荣桓的吩咐，把被子交给何敬之。何去退时，王处长很感动，但解释说：“这东西是人造棉的，看起来漂亮，可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冬天到了，在东北，没有厚实一点的棉被过不了冬。如果罗政委嫌它花哨，等以后有了布被，再拿来换好吗？现在都已做成被子了……”何处长只得又将被子抱回来，罗荣桓听了他的解释，才不再坚持。　　有一天，罗荣桓看到机关干部吃饭时，各色各样的炒菜摆满了一桌子，就问：　　“怎么，今天你们请客呀，请谁？”　　“谁也不请。这些天，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位参谋起身回答。当时机关刚刚建立，还没有成立伙房，只好在饭馆包伙。　　罗荣桓指着丰盛的菜肴，摇摇头，说：“生活太好了……我们可不能忘记过去啊！”他马上指示司令部很快把各单位的伙房建立起来。　　后来在从沈阳撤出以后，他曾对刚从山东来的几名干部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争房子、争汽车、争沙发，甚至于在撤退时也把沙发装车运走。这怎么得了！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的。现在还在打仗，怎么能这样搞？就是胜利了，也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嘛！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历史教训。一定要警惕啊！”几个人听了老首长的一席话，临走时又看到林月琴不用警卫员，正自己动手洗衣服，很受感动。　　　 －－－－－－－－心系前线　　经过组织渡海以来连续几个月的昼夜操劳，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罗荣桓病情更加恶化了。　　在沈阳时，罗荣桓曾到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过病，照了X 光片，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考虑到他病情严重，为慎重起见，主张他到驻在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　　在平壤苏军总医院，罗荣桓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因为医疗设备不足，无法施行手术，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二月下旬，罗荣桓先到大连休养。但是，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休息，时时都惦记着东北战争的局势，考虑着对策。他每天除了阅读文电，还常常接待来访的干部。　　当时，旅顺、大连在苏军管辖之下，国民党军队和民主联军都不能进入。按照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苏联设立旅顺口地区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等条款，旅大的防务由苏军负责，行政管理权属“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国民党虽然声称要派官员来，但并没有实现。所以市政府的官员都由苏军警备司令官委任。在苏军默许下，中共已派去一些干部，苏方对此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中共方面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在外交上造成不便，苏方就不加干涉。中共已派原山东军区警备十旅旅长赵杰任警察总局（后改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任政治委员。市长是本地一个大资本家，副市长为中共干部陈云涛。中共还派了许多干部在市政府各部门工作。开始时，有些汉奸、特务和打着各种旗号的国民党分子到处活动，“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也公开挂了出来。后来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几次打击，社会秩序才逐渐好转。　　韩光、赵杰和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干部常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详细询问了旅大地区的社会情况和公安总局的工作，并对他们说：　　第一条，你们要尽可能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有一些事情，如清理政权中的坏分子，取得苏方同意，就好办了。第二，旅大是大城市，旅顺是个军港，大连是著名的商港。我们党管理这样大的港口城市还是第一次，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这对将来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接管城市很有意义。第三，这个地区人口不少，要通过扩大警察队伍，建立武装，动员一些人补充前方部队，还可以通过苏军搞点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第四，在大连，你们也要好好学习做经济工作，将来会有大用场的。　　后来，大连市的警察队伍由二千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人民武装队伍。在市委的发动与组织下，输送兵员三批共一。五万余人到前方。他们还搞了很多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通讯器材等物资支援前线，并且支援了山东一部分物资。　　罗荣桓还提出，要利用大连的有利条件培养干部。原陕甘宁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要调到北平军调部工作，路过大连，去见罗荣桓，罗建议他留在大连，办学校培养知识分子干部。按照罗荣桓的建议，经军委同意，杜平留在大连，和韩光一道兴办了建国学院，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罗荣桓在大连还见到了刘亚楼。他们延安一别，转眼已是七年。刘一九三九年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苏军工作，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八一五”随苏军来到中国，化名王松，对外称“王少校”，实际上成为民主联军与驻旅大苏军的联系人。他听说罗荣桓在大连养病，高兴地来看望老领导，向罗荣桓介绍了他在苏联学习和苏德战争的一些情况，并且要求回来工作。罗荣桓考虑到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经过出国深造，参加过苏德战争，东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便向东北局推荐报中央批准向苏联交涉，要回了刘亚楼，并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三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举行会议，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罗荣桓在大连休养，未参加。　　当时关内停战已经实现，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停战也有实现的可能。一月六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按照这种估计，在东北停战以前，若能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那么，所守住的土地都将成为解放区。因此，下达了“寸土必争”的指示。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指示，到三月二六日制定了作战部署，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　　身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对于和与战的问题作了反复考虑，于是，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三月十五日，林彪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转报中央。罗荣桓在信中说：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拚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伤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罗荣桓这封信的基本思想是：在争取和平的同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传统的运动战，反对拚命主义，克服大后方、大机关作风。　　罗荣桓在大连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三月十三日，随着苏军撤退，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从三月中旬起，杜聿明集中了五个军的十个师的兵力，由沈阳沿中长路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了“扇形攻势”，向周围扩张。　　三月二十七日，国共两党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准备派遣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到东北各地进行“调处”。蒋介石因东北停战协定即将生效，下令加紧进攻，要求在四月二日前进占四平街。于是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由于春天化雪，道路泥泞，加之民主联军四处袭击，四月二日限期已过，国民党军始北犯四平。　　针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和东北停战又有可能实现这一情况，三月二四日中共中央来电指出，苏军将于四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部队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①〔指中长路长春至哈尔滨和哈尔滨至绥芬河段〕。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为此目的，请速布置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并进行剿匪。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林彪、彭真，指出：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数日内签字，“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拚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十二日内控制之。”　　四月间，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国民党对这几个城市鞭长莫及，除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空投了一支保安部队到长春外，只能收编由当地伪军、土匪充数的“国军”，控制上述城市。　　按照中央指示，四月十八日，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二四日解放齐齐哈尔，二十八日解放哈尔滨，共歼灭守敌二。七万人。这三个城市的夺取，大大加强了民主联军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使其能够更多地集中兵力于四平方向作战。后来当民主联军撤退的时候，又能依托松花江和新控制的中东路全线广阔地区阻止住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　　就在解放长春的同一天，四平保卫战打响了。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指示坚守四平和本溪两市：“时局正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便可能取得有利于我的和平。”在一次电示中，并曾以“保卫马德里”比拟之。　　为了对付敌新一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攻击，民主联军山东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七纵队、华中第三师形成一条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与敌形成对峙。　　对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以控制与保卫中长路北段，争取实现停战的方针，罗荣桓是完全赞成的。问题是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打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大连致电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及在前方的林彪：　　目前东北情况，已产生于我有利之改变。红军自奉天①以北迅速撤退〔即沈阳〕，国民党军被阻于四平街以南，且遭受我严重打击，使我争取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成为完全可能。同时，经过四个月我在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之肃匪与初步发动群众工作，再回到上述城市，是有良好条件的。但是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准备在长春以南及以西地区粉碎国民党军大的进攻，争取停战谈判之实现。　　国民党军现在广大战场采取分进的方式向我进攻，是便于我各个击破的，并已开始遭严重打击。敌或许会引起警惕，行动迟缓，不敢冒进，但我仍可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之力量，予以各个击破。　　四平战况日益激烈，罗荣桓无法安心养病了。五月初，他离开大连返回东北局。　　路过安东时，他受东北局委托，抱病了解了南满情况，对坚持南满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他连续几天听取了辽东军区和中共安东省委的负责人肖华、江华、莫文骅、刘澜波、林一山等的汇报，然后又找军区参谋处长吴瑞林要来1：250000 的地图和实力统计。吴和作战处长肖剑飞便替他把图挂到墙上，并将敌我态势用红黑两色小旗标好。罗荣桓认真研究了一天，并同肖华、吴瑞林等交换了意见后，在辽东军区的会议上就坚持南满斗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他特别强调了南满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他认为，不坚持南满，北满也保不住。他提出，坚持南满，首先要充实主力，建议尽量抽调一些地方武装补充南满的主力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他说：“这样做，减少了一些单位，但加强了领导。主力加强了，既可打好仗，也可以支持地方武装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在部署上，他提议作一些调整，由第三纵队控制梅河口至通化的铁路以西地区，第四纵队摆在安奉路（安东至沈阳的铁路）以东地区。两个纵队一西一东，背靠着长白山。他说：　　“这样摆是很重要的，因为敌人主要不是在安奉线上分割我们，而首先是企图分割南满和北满。因此，南满的主力应当放到安奉路和通化之间，以便于同北满、东满我军联系和相互策应。安奉路以东要争取保持七个师到八个师，其他地区则安排一些独立师，并且把县、区武装搞起来，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罗荣桓离开安东的时候，即将调任辽南独立第一师师长的吴瑞林来到车站送行，并向他请示关于坚持大连以北、中长路两侧即辽南地区的斗争问题。罗荣桓说：　　“辽南地区是个咽喉之地，可以威胁到北宁线，特别是能控制营口，控制中长路，地位很重要。辽南的斗争将是非常艰苦、非常激烈的，但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到那儿，要准备按照抗战时在沂蒙山区坚持斗争那样干。你们要准备付出极大代价，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咽喉地区坚持下来！当然，在这里坚持也有沂蒙山比不了的有利条件，这就是背靠大连，伤员可送进去治疗，部队疲劳了也可到大连的外围休息几天。有这样好的条件，更应当坚持下去。”　　罗荣桓坐了一段火车，便换乘汽车转向东北。当他路过驻在梅河口的辽宁省军区时，向省军区司令张学诗等分析了四平保卫战敌我双方的态势，估计敌军必将沿沈（阳）吉（林）路东进，占领作为铁路交叉点的梅河口，以迂回包围四平和长春。他向辽宁省军区的领导人交代：一定要早作准备。然后他便迅速赶往长春。　　他来到长春，与彭真会合后，五月十九日又赶到驻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的“前总”。　　这一天深夜，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　　四平保卫战历时一个月。敌人是包括由美军军官在印度直接培训的、全部由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新一军在内的五个师。民主联军人数虽与敌军相当，但装备甚差。他们依托工事，英勇抗击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轮番疯狂的进攻，歼敌万余人。五月中旬，敌进攻兵力增加到十个师。经中共中央同意，五月十九日，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此前，五月二日，经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同意，民主联军在南满已撤出本溪。四平保卫战显示了民主联军的战斗力，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对于配合东北的和平谈判，遏制国民党军向北满进攻的势头，起了积极作用。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的当日，中共中央即来电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在此役中，民主联军有生力量消耗甚大，伤亡达八千人，而且大部分是老的骨干。因此，五月二七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各大区，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四平撤退后，在少数人中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个别人甚至厌战动摇。还发生了总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携带机密文件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使敌人掌握了民主联军各部队的实力和动向。民主联军撤退时比较被动，有的部队部分人跑散了，暂时失去战斗力，但不久又重新集结，元气基本未受损伤。　　在范家屯，林彪、彭真、罗荣桓和周保中等开会讨论今后的作战方针，讨论中，一种主张是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主张是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说：　　“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经过讨论，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退出长春前，民主联军前总的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向罗荣桓探询东北局下一步的打算。罗荣桓对他说：“我们已经商量过了，长春还是不要了。”陈沂拥护撤出长春的决策，同时又反映一些干部对撤出长春这个大城市有些恋恋不舍。罗荣桓坚定地说：“我们将来还会回来的。”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的部队不能同美式装备的敌人硬抗。要打持久战，要经历一个艰苦的阶段。在长春跟敌人打阵地战不是办法。”当时在长春正酝酿选举市长，对此罗荣桓很不以为然，说：“现在前方那么紧急，还选什么市长，和平麻痹不得了！”　　五月二十二日，罗荣桓随东北局撤出长春，几天后迁到哈尔滨。这时，国民党军已逐步控制第二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为了迟滞、牵制国民党军向北满的进攻，五月二十五日，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南满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大石桥、营口，并且促使驻海城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此役使东北的蒋军首尾不顾，不得不停止了进攻。六月六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十五天后，国民党对新的进攻仍未准备好，停战又维持了四个月。　第二十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七七决议》通过前后　　　　“这个仗，打得可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象拖了个尾巴！”　　　一到哈尔滨，罗荣桓便这样风趣地对“东总”机关干部说。考虑到部队疲劳，情况复杂，要办的事情很多，又说：　　“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五天！”　　罗荣桓知道，蒋介石同意东北暂时休战，无非是需要有一个喘息时间，他迟早要大举进攻。因此，抓紧这一五天，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是当务之急。六月中旬，罗荣桓与彭真、陈云等一道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紧急安排了几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此时，林彪尚未到达哈尔滨。　　第一项，是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六月十一日，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了拉法战斗的经过。敌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及一个营共二千余人，由吉林市东进，进入山区，六月五日分占新站、拉法。七日，休战令生效后，又迫近蛟河，炮击城区。八日拂晓，山东第一师歼敌一个营，夺回拉法。九日，山东第一、二师等部合力猛攻新站，全歼该敌。是役歼敌一千八百人，俘虏九百余人。　　电报说：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敌进入山地，尤便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歼敌的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　　第二项，是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六月十二日，东北局以林、彭、罗的名义发出了《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电报，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真正地争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和一般的群众，则万一城市失去，我仍能坚持斗争，等候国际国内有利的形势策应。如我们不坚决做到发动群众，则我们在东北有不能立足的极大可能。　　指示还说：蒋军占领了沈吉线，我南北满已无铁路联系，我坚持南满斗争，并准备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战争，就显得特别重要。南满我军应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之新的进攻。凡我控制之诸城市，特别是有物资之城市，须有如万一失守而不致损失物资的准备。　　第三项是剿灭土匪。　　民主联军进入东北的初期，各地土匪蜂起。这些土匪不同于过去闻名东北的“胡子”，他们是同国民党有联系的伪满军警残余分子和地主武装，是政治土匪，群众称之为“中央胡子”。他们暗杀共产党的干部，攻打人民政权机关和部队，以至攻城略地，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他们人数众多，总数达十万人左右。分布很广，北满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他们手中。经大力清剿，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为止，这些土匪已有七万余人被歼灭，南满地区的股匪已基本肃清，但北满仍有三万余人。四平战役期间，他们先后占领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一度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交通。　　为了迅速普遍开展剿匪，六月十二日，东北局以彭真、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将民主联军控制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工作区，从主力部队中抽出部分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派往各工作区，与地方政权配合，发动群众，进剿土匪。　　上述几份电报虽有林彪署名，但此时他仍在哈尔滨以南约一百公里的五常地区。四平撤退以后，林彪认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部队应考虑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仍留在五常。他一度甚至有南下到辽南去打游击的设想。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六月十六日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他们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随后，东北局派高岗、谭政到五常，把林彪请回哈尔滨。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爆发了全面内战。此时，他一时尚无力增兵东北，于是，东北停战局面又稳定了一段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长期驻在哈尔滨的局面也定下来了。　　为了总结东北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林彪到达哈尔滨后，常委首先开会统一思想，修改和讨论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决议草案。　　七月三日，在常委会讨论时，罗荣桓在发言中指出，修改这一决议草案的依据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他认为，对过去一段应该总结，但又不能详细总结。而且这也不是迫切需要的。主要的是要统一今后的指导思想。常委思想统一后，东北局于七月上旬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东北局常委已初步讨论过的文件并形成决议。经中共中央修改批准，于七月七日正式公布，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指出：要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而我们所要创造的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　　《七七决议》指出，在敌人进攻之下，我们不能不举行自卫战，而“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七七决议》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　　《七七决议》确定了中共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①〔《七七决议》全文见《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第二二九-二三五页〕　　会议期间和前后，罗荣桓还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一次，山东第七师的黄荣海旅长来看罗荣桓。他率领的部队驻扎在松花江边的陶赖昭，正同国民党军隔江对峙。　　黄荣海向罗荣桓汇报了陶赖昭松花江两岸敌我兵力部署情况和七师的作战方案。　　罗荣桓详细询问了部队的实力，部队还有多少老兵，扩大了多少新兵，干部战士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有什么思想反映，黄荣海都十一作了回答。　　听完黄荣海的介绍，罗荣桓说：　　“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的力量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去的。”　　担任独立第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来看望罗荣桓。自从红八军团解散分别以后，十几年过去了，可罗荣桓仍然能叫出他的名字，还留他吃晚饭。饭后，在明亮而又凉爽的哈尔滨的夏夜里，罗荣桓同他进行亲切的谈话。罗荣桓问他：　　“你说说，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战斗力究竟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它火力强，不好打。你们不是打过新一军吗？”　　“根据我们同它接触的情形看，新一军也不是不可以打。”温玉成讲了新一军打仗的特点和弱点。　　“对嘛！总说蒋介石的王牌军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枪炮是靠人掌握的。他们的士兵虽然经过挑选，身体、文化素质不错，但是官兵矛盾大，又不知为谁打仗，士气不如我们。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得好一点，打败它是不成问题的。你们这支部队，是以华中新四军的两个团的班以上干部为老底子编成的，应该说是老部队。营以上干部大都是红军，这是我们的骨干力量。长征后就留下这么一些了。还有，班以上干部差不多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一定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把老传统传下去。”　　罗荣桓嘱咐温玉成，当前最要紧的，是提高部队的必胜信念，抓紧战斗作风的培养，搞好团结。　　　 －－－－－－去莫斯科治病　　《七七决议》通过后，罗荣桓在会见一些干部时常常说：“现在有了决议，思想统一了，好办了。在东北有这么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他们的斗争经验都很丰富，东北的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大成绩。我可以放心去治病了。”　　七月下旬，罗荣桓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由罗生特和科长尹健护送，从哈尔滨来到满洲里。由于办理出境手续十分缓慢，罗荣桓一行在满洲里待了十几天。罗荣桓平时一天也闲不住，此时待在这日长夜短的边境小城里，感到度日如年。他几次提出要返回哈尔滨。经过大家劝说，才勉强留下来，但他的心仍然牵挂着东北战局。有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事有些什么反映。尹对他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点想不通，觉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胜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八月上旬，罗荣桓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联络员尼古莱叶夫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进莫斯科大旅馆。此前，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从张家口来到莫斯科治病，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分别多年的老战友在异国重逢，格外高兴，一连几天谈天叙旧，兴致勃勃。休息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王稼祥也因在国内作放射治疗，皮肤被灼伤而住进这所医院。他们二人同住一间病房。　　经过四天详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医生看他头冒汗珠，紧咬下唇忍住疼痛，一声不哼，翘起拇指连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手术后，罗荣桓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来月，同病房的王稼祥给他当翻译，每天将报上的新闻说给他听，替他拿药、倒水，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罗荣桓的刀口尚未完全愈合，便被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又转回莫斯科住进纽克斯国际旅馆。　　当时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经常到旅馆来看望罗荣桓。这些孩子中，有张太雷的儿子张大保，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转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姐妹等。他们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来苏联学习的，对国内情况已很不了解，有的甚至只懂俄文，不识中文，连中国话也说不好。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衣服不够穿。罗荣桓是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一级的待遇，又是病人，每天有两块白面包，还有牛奶、鸡蛋和黄油。他常常把这些东西省下来，留给孩子们“打牙祭”，并且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形势，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将来好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罗荣桓出国时，党组织给他少量黄金准备应急用。到苏联后，供应由苏方负责，黄金一点也未动用。这时，罗荣桓了解到在苏联学习的孩子们生活比较清苦，便想拿一些给他们作生活补助。他征得王稼祥和当时正在苏联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蔡畅的同意，拿出小部分黄金，将孩子们召集来开会。由他们推选了朱敏、蔡转转、李特特等负责管理。在会上，罗荣桓对他们说：“这金子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要节省着用。你们要继承父母辈的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好本领，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一九四七年三月，医院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罗荣桓夫妇正收拾行李，准备南下，苏方联络部人员心情沉重地告诉罗荣桓：国民党占领了延安。　　当时，苏联人都把延安看成是中国的莫斯科。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莫斯科没有沦陷，苏联人对此颇为自豪，因此，有些人把放弃延安看成是严重的事件，甚至说，丢了延安是中国党的错误。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国学生受到这种影响，也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　　　　　　　　罗荣桓耐心地对他们做宣传解释工作。他对一些苏联友人和中国学生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在俄国历史上也有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最后遭到失败的事例。”他还引用了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再三强调，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　　这时，罗荣桓的心早已飞回到祖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了。他婉言谢绝去南俄疗养，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罗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三小时。　　罗荣桓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前，对林月琴说：　　“你看，照现在这样，我又可以多订几个新的五年计划了！”　　林月琴看到他老病总算除掉了，也感到十分欣慰。　　　　　　　　　　　　　　－－－－－－回国立即投入战斗　　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罗荣桓一行回到哈尔滨。　　经过这一年来的斗争，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年来，东北局动员了十二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剿匪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一年来，民主联军正规部队在民兵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共歼灭土匪二万人，李华堂、谢文东等重要的匪首被活捉，残余土匪全部被消灭，东北解放区内的匪患已彻底肃清。　　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也利用休战时机进行了整补，兵力达四十万人。一九四六年八月，蒋介石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下令进攻热河，占领承德；十月下旬起，又按照“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向南满的安东和通化地区大举进攻，实行分割和压缩，南满的形势逐步恶化。　　南满民主联军的活动区域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于十一月初决定成立辽东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副政委。陈云、肖劲光赶到南满后，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的主张。陈云指出：决不能退到北满，那将使敌人的兵力随之也集中到北满。现在敌人南攻北守，而我们则可以南守北攻，夹击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七道江会议”很快统一了领导思想，振奋了部队士气，使坚持南满的方针得到贯彻。随后不久，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同时北满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共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三十八万人。　　五月上旬，东北局召开会议，于五月五日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五五决议》），向东北全党提出了“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这时，部队又有发展，加上冀热辽部队四月起划归东北局领导，总兵力达到四六万人。炮兵已由延安炮校之一部发展到九个团，工兵、铁道护路军也获得相应的发展。航空学校、工兵学校、东北军政大学、医科大学以及测绘、通信、军需、外语等专业技术学校相继成立。　　罗荣桓回到哈尔滨，便看到了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毛泽东向东北局提出了为将来夺取中长、北宁两条铁路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大城市准备条件的任务。　　这时，林彪带了作战科、机要科等单位组成前方总部住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彭真已经调回中央，陈云在南满。罗荣桓回哈尔滨的第二天便到双城看望林彪。林彪吩咐为罗荣桓准备好在双城的住地，将原在罗荣桓身边工作的李新阶仍调回来当罗的秘书。林彪向罗荣桓概括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后，罗荣桓便开始工作。此时林彪仍同过去一样，专务作战。骑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他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罗荣桓深知他这一特点，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对他充分谅解。于是便频繁来往于哈尔滨和双城之间，将部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等项的领导工作都担负起来。由于事情忙，每天工作不超过三小时的医嘱只好束之高阁。已经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的罗生特劝他不要操劳过度。他便象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说：“好，你的意见我接受。不过，你们当医生的是不是常常把病人的病看得过重了一点；其实，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人固有一死，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罗生特知道，在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要罗放下工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便耸耸肩膀，双手一摊，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罗荣桓一回国，便立即参与了东北民主联军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的领导。这次攻势从五月十三日开始，到七月一日结束，民主联军收复城镇四二座，歼敌八。三万余人，扩大解放区一六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近千万人口。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都已打通联系，有些地段已连成了一片。这一攻势标志着东北民主联军已由防御转入战略性反攻。　　第二十一章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织者　　　　　　　　　　　　　　　 －－－－－土改、诉苦和组建二线兵团　　在夏季攻势使东北战局发生转折的同时，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也开始了。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插上了一把利剑，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又一左一右，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这三支南下大军，逐鹿中原，使全国战局大为改观。　　在关内各路大军连战连捷的胜利形势鼓舞下，东北民主联军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翌年三月接连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解放包括四平、鞍山在内的城市三十三座。　　东北敌人屡战屡败，不得不三易主帅。一九四七年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一结束，杜聿明便黯然离开东北，自视颇高的陈诚顶而代之。他一面指责杜聿明消极无能，一面吹嘘要在“六个月内转变为优势”。他的大话言犹在耳，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就歼灭他的军队六。九万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接着民主联军又举行了连续作战九十天的冬季攻势，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更使陈诚手足无措。于是，蒋介石只好再度换马，一九四八年二月派卫立煌来接任。陈诚在东北时间刚好六个月，而国民党军队非但未“转变为优势”，而且已经只能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其占领区仅占东北总面积的一％。但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仍有五十万左右。搞好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建设、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后勤建设、动员工作和军工生产，为歼灭这五十万敌人，解放全东北创造条件，这是罗荣桓从莫斯科回来后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期间，在西满、南满新收复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千千万万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前途。　　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都曾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帐。配合土改，进行诉苦，乃是提高指战员觉悟的最有效形式。　　一九四七年，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在第三纵队开展起来。罗荣桓发现这一经验后紧抓不放，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下去了解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纵队的诉苦，最早是在第七师二十团九连搞起来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了苦大仇深的战士房天静、任纪贞和被俘后参军的“解放战士”罗玉祥，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启发大家回忆各自的苦。然后分班讨论，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战士们一面诉苦，一面和蒋介石算老帐。“解放战士”也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检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不知本，忘了本，忘了祖宗父母所受的苦，忘了天下穷人的苦”，表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九连还注意调查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随时收集材料，充实部队阶级教育的内容。九连在驻地发现一位姓张的佃户有件穿了六七年的破棉袄，棉花没几团，补丁摞补丁。指导员带着破棉袄上了课堂，问大家：“这是谁穿的？地主穿这个吗？”战士说：“地主擦屁股也嫌脏，这是佃户穿的。”又问：“国民党能不能给穷人换这种破棉袄？”战士答：“不能，国民党是地主老财的党。”又问：“谁给换？”战士又答：“只有咱们的队伍能给穷人换破棉袄！”接着，指导员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道理，说明解放军是为穷人争翻身、争解放的队伍。这时，战士赵洪山说，他父亲也是穿这样一件破棉袄，还被警察打瞎了眼睛。想到父亲受气受穷，他伤心落泪了。指导员叫他当众诉苦，战士们极受感动，一致表示决心革命到底，“为天下穷人换下破棉袄”。　　罗荣桓听了详细汇报，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　　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还授意《东北日报》撰写了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指出：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　　随着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空前提高，各部队都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号召大家“磨刀杀敌”、“复仇立功”、学好五大技术①和林彪总结部队实战经验而提出的“一点两面”〔指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三三制”等战术②〔一点两面：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三三制：以步兵班为单位分三个小组，每组三人，在班长指挥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提高杀敌本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诉苦和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指示东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同时，也曾发生某些“左”的偏差。例如，在挖地主的浮财时，有的地方农民成群结队进城，把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有的还准备把私营的工厂、商店也当作“浮财”分掉。　　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高岗支持农民的这种过火行动，说农民有义愤，有权利进城“挖浮财”。罗荣桓不赞成，讲了过去中央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不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但是有人竟指责罗荣桓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由于李富春等大多数委员支持罗荣桓的意见，终于顶住了农民进城“挖浮财”的错误意见，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　　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明确指出：“姓‘穷’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击地主，不能打击工商业。”他提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　　当时，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代替党的领导的唯成分论的观点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曾一度流行。罗荣桓顶住了这种“左”的偏向，说：“军队绝对不能搞贫雇农坐天下。如果这样搞，就是反干部、反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错误的口号，没有在东北的部队中传播。当时，有些地方政府打电报到部队，要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要回去，交群众斗争。罗荣桓说：“这些干部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没有同意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队的土改教育中，罗荣桓主张只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检查干部战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检查纠正个人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①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向人民征调人力和物资〕。如私打土豪，把富农当地主、把中农当富农对待，滥征车马，宰杀耕牛，以及损害中农利益和违反工商业政策等。罗荣桓提出建议，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前后方粮食供给。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都逐渐得到恢复。这就使东北解放军有了一个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可以源源供应人力和物力的稳定后方。　　经过诉苦和土改教育，争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战士。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便能成为重要的战斗骨干。解放战士成为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改造解放战士便成为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解放军士兵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有着参军的巨大积极性，而战争越打越大，补充和扩大部队又为战胜敌人所必需。因此，罗荣桓建议组建第二线兵团。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分工由罗荣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组建二线兵团的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作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事实证明，这是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迅速扩大主力的有效方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七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七个军区（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龙江、嫩江、辽吉）的会议，讨论组建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干部的培养以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四十个独立团，必须在一月底以前每团补足二千五百人，一个不能少。而且，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到三月间，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一百二十六个。其中北满四十六个，热河五十个，南满三十个。每团二千五百人，总计三十万人。第一期四月至七月，先完成七十个；第二期八月至十二月，再完成五十六个。组训经费由各军区负责，实在有困难的，总部可以补助一部分。”　　接着，宣布了北满组建四十六个独立团和培训七千二百名连排干部在各军区的分配数字。对组建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任务已经明确了。北满要扩大二十万农民参军……”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松江省委负责同志来了没有？”　　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站了起来答道：“来了。”　　这是罗荣桓和李德仲在东北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也是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上，罗荣桓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主动向他打招呼。坐在一旁的李富春问罗荣桓同李德仲是怎么认识的，罗荣桓向李富春谈了十年前在平山洪子店的往事。①〔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又见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罗荣桓接着讲这二十万兵员的问题，说明东北局决定在松江动员五万人参军。他问李德仲：“老李，怎么样，这个数字有困难吗？”　　“有困难。”李德仲直率地说：“我们已经动员了三万，再动员五万怕是完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