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伪灭共建国军暂编第一师王道部驻扎在寿光县西北之丰城。此前，王道部受日军歧视，在渤海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感召下，准备弃暗投明。罗荣桓得悉后，派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的工作。　　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乡，又是王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原为沈鸿烈所委任的乐陵县长，当肖华一九三八年抵达冀鲁边时，他将政权和武装全部交出，接受八路军领导。他曾去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作统战工作；还到延安谒见过毛泽东，后又回到山东。　　牟宜之到达王道驻地后，便与王促膝长谈，对王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消灭刘桂堂和讨伐吴化文的战斗……　　经过半年工作，王道决心脱离敌伪。当渤海军区部队出击时，王部一千六百余人于七月二十日宣布起义，以后该部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任旅长。八月十六日，渤海八路军又攻克利津城，歼灭了伪绥靖军第八集团第二十七团，此役是渤海八路军首次取得城市攻坚战的胜利。　　滨海军区发起了讨伐伪军李永平战役。李永平是诸城、日照一带的老土匪。一九四一年投敌，编成伪滨海警备军。盘踞于以泊儿镇（诸城东南）为中心的诸（城）胶（县）日（照）地区。滨海军区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起攻势作战，经过四天激战，歼敌七百余人，攻克大小据点四十余处，解放了铁山、藏马山以西的大片国土，控制了诸日公路大部及海（州）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一段，改变了滨北形势，巩固与发展了滨海与胶东的联系。　　鲁中军区于八月十五日集中主力四个团及地方武装、民兵一部，进攻沂水城。至十六日下午二时，全歼守城伪军，俘伪县长牛先元以下八百余人，毙伤二百余人。随后，集中主力攻击由日军据守的中心炮楼。突击队连续爆破了五个碉堡，并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毙日军三十一名，俘二十名。这是鲁中军区首次攻击日伪军联合守备并坚固设防的城市，证明了鲁中八路军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攻坚战术已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秋季攻势　　一九四四年八月间，山东军区设于济南、青岛等地的情报站纷纷报告，敌人正在全山东境内调动部队，其中有日军九个大队，还有伪军吴化文、荣子恒等部共一万余人，集结于莒县、日照、临沂、青口、海州等地，其中日照有六百余人已经出动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扫荡”。在得悉敌人上述动向后，罗荣桓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敌人的真实目的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领导机关。　　这时，驻滨海区的山东军区与滨海军区、鲁中军区之间，都已架设了长途电话，罗荣桓吩咐参谋人员通过电话同鲁中、滨海军区的领导互相通报了情况。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倾盆大雨，道路泥泞，进入腹地后，怕踩地雷，前进的速度不快，加之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粮食都是从济南、兖州等地捕捉大批民夫挑来的，估计“扫荡”时间不能持久，应沉着冷静地对付敌人的“扫荡”。接着他又电告胶东和渤海军区，敌人兵力不足，捉襟见肘，要他们乘敌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的敌人，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八月二十一日晚十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罗荣桓摸透了敌人的脾性，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配合，其间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原则，回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天深夜，他们来到沭河东岸一个村子宿营。拂晓，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敌人插起话来，他们把“大东亚共荣圈”胡吹了一通，又对八路军进行漫骂。于是，肖剑飞便向他们宣传世界战争大势。这时，躺在隔壁房间休息的罗荣桓听到了，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用电话机搭上了我们的电线，在监听侦测。他命令肖立即停止同敌人对话，放下电话机，然后命令机关部队集合，准备转移。以往转移，都是在黄昏以后，这次，突然定在上午，参谋们都感到容易暴露目标，易被敌人合围。罗荣桓认为，即便如此，也必须马上转移，因为敌人可能已经侦测出通话一方是领导机关，并了解了大体方位和距离。如不迅速转移，必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也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回答：“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走了二十多公里，罗荣桓看到已经摆脱了敌人，才命令休息，支锅做饭。这时，侦察员报告：“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了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参谋们看着罗荣桓坚毅、沉着的面容，都不禁想到，如果早晨稍一犹豫，就可能遭敌合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敌人这次大“扫荡”，曾先后合击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莒县东南的十字路、三界首、坪上，日照西南的碑廓，赣榆西北的黑林等要点，但都扑了空，便只好对根据地实行“清剿”，破坏根据地后方建设，掠夺物资、牲畜和捕捉壮丁。为了挫败敌人的“清剿”，罗荣桓又适时派出一部分精干部队挺进内线，分别在莒县、日照边境地区，临沭东部地区及日照、赣榆沿海地区，在民兵配合下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人在滨海“扫荡”，山东其他各战略区在山东军区统一部署下，都抓紧有利时机，展开了秋季攻势作战。　　胶东军区在八月二十四日攻克牟平南部突出的日伪军据点水道，并向蓬莱、掖县地区展开攻势，又于八月三十一日收复了文登县城，九月二日收复荣城县城，共光复国土五千余平方公里。　　渤海军区自八月十九日发起攻势，继攻克利津后，又收复乐陵、临邑、南皮等县城，解放沾化除县城以外的全境，共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光复国土一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达四百多万，打通和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过去被敌严重封锁、分割的地区，已变成了大片根据地。一九四三年是渤海区最艰苦的一年，时隔一年，形势大变。　　鲁南军区也将滋（阳）临（沂）路、临（沂）枣（庄）路彻底破坏，断敌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滨海区的反“扫荡”，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他们收复国土五千平方公里，解放人民一百四十余万。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发动攻势作战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复敌占县城。但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因此，不能骄傲自满，应当不断研究敌人，要有效地打击敌人，争取新的胜利。　　　　　　　　敌人在山东各地连遭打击，在滨海便“扫荡”不下去了，于二十七日开始分兵后撤。　　此时，山东军区电台已能掌握日伪军的一些通信密码，对敌人调动了如指掌。罗荣桓得悉敌人撤退后，立即命令鲁中、滨海、鲁南军区派出部队打击“扫荡”撤退的敌人，截击被抢走的物资和牲口。　　九月二日，“扫荡”滨海回窜之敌一路，约二千五百余人，由莒县经沂水城北窜博山。鲁中军区以主力四个团，分别于沂水城西沂河两岸隐蔽埋伏。三日晨，敌分两路沿河北窜。左路是伪军吴化文部的陈三坎旅。行至陶沟地区，被八路军截住，激战彻夜，该股伪军一千余人全部被歼灭，伪独一旅旅长陈三坎被击毙。右路是日军草野清大队四百五十人，伪军五百余人，沿沂博路北窜，进入葛庄伏击圈内，鲁中部队与之展开争夺葛庄东岭高地的白刃格斗，刺死敌第五中队长冈田健以下五十余人，将敌压于岭下。黄昏，鲁中部队对部署稍事调整，即展开总攻，冲向敌人阵地又投入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最后退守葛庄西小岭上。四日下午六时，敌向南突围，鲁中部队沿沂河两岸平行追击，敌狼狈不堪，将大部分武器丢于河中，大部在渡河时被击毙。敌掠夺的牲口、物资也大都被夺回。是役，计毙日军三百余人（内有中队长三人），俘日军三十一人，毙伤俘伪军一千余人。这是继一九三九年八月梁山战斗后，山东的八路军在运动中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又一模范战例。罗荣桓下令嘉奖了参战的广大指战员。　　　　－－－－－冬春攻势，争取大股伪军起义　　山东根据地在夏、秋攻势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和这时已到延安的彭德怀：“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而山东距日本最近，海岸线很长，必为敌人所重视。现局势既已打开，应采取……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埋头巩固新开辟地区工作。”　　对于北方局和集总的关注，罗荣桓非常重视。十月十二日，他和黎玉、肖华致电各军区并报集总、军委，在报告了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后，指出：敌人“扫荡”滨海遭受打击后，尚在沉寂中，但敌人还是相当强大，可能更加慎重地对我发动大规模之“扫荡”。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克服和防止任何自满，以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电报还指出：为了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并求得更加巩固发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阵地，应争取迅速打通铁路线以内各个根据地间的联系，使之联成一片。为此，“我应配合内线工作的成熟，选择……有利于我之时机，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彻底破坏台（儿庄）潍（县）路临（沂）枣（庄）段与诸（城）莒（县）段，造成对临沂之孤立。”　　一九四四年冬季攻势的一个特点是，和军事攻势相配合，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争取大股伪军起义。十一月间，争取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攻克莒县县城，就是一个突出的战例。　　莒县是山东的大县，有九十一万人口，处于滨海区中心。西与沂蒙山区连接，东临黄海，向北连接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军历次对鲁中、滨海两区进行“扫荡”的重要基地和南北运兵的要道。对该城城防工事，敌人经营已有五年多，守敌的分布是：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三十个中队，其中十六个中队驻城内，一四个中队分布在外围据点及莒县至积沟（现属诸城县）一带，城内另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　　莫正民，莒县人，原家庭贫苦，行伍出身，抗战初期曾与中共党员王东年共同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勋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任旅长。莫后来脱离高部，在日军压迫下，当了伪军。一九四二年七月，该部配合日军由莒县向南蚕食时，曾遭滨海八路军严重打击。当时莫正民为求得缓和局面，派人与八路军联系。八路军在该部建立了联络站，开始了对该部的争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拉得多，打得少，斗争不够，工作没有多大进展。一九四四年三月，八路军计划消灭莒县南部夏庄一带的日军，本已同莫正民联系好，让他们放弃莒县南部，驻守北部，然而等到八路军向日军发起攻击后，莫部的第二大队反而坚守待援，于是八路军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的同时，捎带将莫部第二大队击溃，并俘获大队长刘振亚，然后给莫正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提出双方早有协议，他们言而无信，咎由自取，并进一步阐明局势，望其三思。山东军区又派这时已担任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部政治部主任的牟宜之，与莫正民会晤，劝他不要三心二意，要改邪归正，戴罪立功。但在坏分子耸恿下，莫还是犹豫不决。莫部中以驻井邱的第三大队长王介千表现最坏，曾捕杀八路军一名侦察员，袭击八路军一个区队。鲁中部队立即下令攻克井邱，沉重打击了第三大队，莫亲自带了三个中队增援，半路上遭到阻击，伤亡惨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系，表示要重新搞好关系，并同意八路军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从此，莫正民认识逐步提高，态度好转，同八路军关系渐渐密切起来。后来，八路军放回了在夏庄战斗中俘虏的刘振亚，莫正民很受感动。但不久，他又听到谣言说：七月间率部投奔八路军的王道被杀了，其部队也被整掉了。莫非常关心此事，于是八路军乘他的副官长来联络的机会，让王道同他会面。副官长回去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莫正民。莫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还漂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路军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四、六、十三团，鲁中军区第一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一旅和五个独立营、区中队、民兵各一部，约一万余人，攻打莒县县城，并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用炸药包炸掉了日军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健儿有的在起义官兵的引导下，从打开的城门冲进城，有的翻越城墙进入城内。黎玉、肖华、李作鹏随特务团两个营一起从南门进城。滨海军区第六团从东门，莒中独立营从西门进城。同时，一队队起义的官兵，臂上戴着写了“正”字的白袖章，排成四路纵队向城外涌出，人流中还押着伪县长、日本教官、顾问等。　　县城虽破，但日军仍不投降。他们都龟缩到一个小围子里据守四个碉堡，负隅顽抗。经过长时间的围困和多次连续爆破，敌人的两个碉堡终于被八路军攻下，另两个碉堡的残敌，在增援之敌的接引下逃离莒县。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肖华嘉奖了参战部队、地方干部、民兵和武工队员，莫正民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的番号，莫正民任旅长。在王道、莫正民起义以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复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十七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在荣成龙须岛反正的一股伪海军共六百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投降后，山东伪军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战场。在山东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便在事先打击了蒋介石在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在莒县全境解放的同时，鲁中、鲁南、胶东和渤海军区，也都各自发起了冬季战役攻势。鲁中军区向南肃清了临沂城的外围据点，向北直逼胶济线附近。鲁南军区十一月十日攻克大平邑（现平邑县城），控制了泗水城至费县段公路，直逼临城、费县、泗水、滕县等城市，并接近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这两次战役攻势共歼灭伪军四千余人，迫使伪军三股近千人反正，使鲁中、鲁南两区完全连成一片。胶东的八路军十一月中旬粉碎日伪五千人的“扫荡”，十一月十四日，逼退栖霞城守敌，解放该城，烟（台）青（岛）路北段完全为八路军控制。渤海的八路军于十一月中旬在惠民以西地区，对投降敌人的戴镐东（原国民党鲁北军区司令）部的进攻发起反击，歼其三千二百余人。十二月上旬，又粉碎日伪五千余人的“扫荡”，打破了敌人重占利津城的企图。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冬季攻势结束后，罗荣桓在分局和直属队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指出：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势力高涨的一年，也是山东解放区取得更大发展和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战斗中，共歼日军四千八百余人，伪军五。四万人，争取伪军一。一万余人反正，收复县城九座，拔除据点一千二百余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万，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十五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三十七万人。八路军向着敌占城市交通线及平原地区发展，向北扩大了胶济线两侧的联系，向东延长与扩大了对海岸线的控制，向南渗过陇海路，牢固地保持了与华中的联系，形成了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的有利形势。　　但是，罗荣桓认为，敌我形势的改变仍然不是基本的改变，敌人还是强大的，几万日军加上十八万伪军，他们在实行重点主义配备之后，仍然保有机动能力，能向我“扫荡”或报复，因此要继续防止自满和麻痹情绪。　　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罗荣桓乘热打铁，继一九四四年发动了一连串攻势作战之后，又部署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作战。　　鲁南军区的部队于一月七日向西跨越津浦路，发动了南阳湖东战役，解放了邹县至济宁的公路以南、南阳湖以东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山东与冀鲁豫地区的联系。接着，他们又回师路东，于二月初发起了泗水城战役。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守敌，解放了泗水城，打退了增援之敌，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恒以下官兵二百余人，击毙日军顾问、指导官三人，俘日伪军一千一百余人，缴获很多军用物资，同时争取伪第一团四百余人反正。至此，伪十军全部被消灭。泗水城的解放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鲁中、鲁南的联系，而且开辟了八路军以后在更广阔的战线上向津浦铁路进军的有利阵地。　　鲁中军区三月八日发起蒙阴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攻克蒙阴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毙伤伪军二百五十五人，俘伪县长、伪县大队长以下官兵九百五十六人，毙日军一百余人，俘日军九人。蒙阴城是敌人插在鲁中区的一个孤立据点。由于它逼近蒙山，对沂蒙山根据地威胁甚大，蒙阴一解放，从鲁中的泰山区、沂蒙区，南越蒙山到鲁南，使鲁中军区和鲁南军区完全联成一片，造成了山东八路军有利的反攻态势。　　胶东军区在春季攻势中主要的进攻目标是赵保原。赵部原是山东国民党部队，此时打着国民党和伪军两种旗号，已成为与敌共存的兼桃部队。赵保原所辖兵力达一。八万人，长期盘据在莱阳东南以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和大小沽河一带。其部队与莱阳、即墨及许多日伪据点交错配置，互为依托。赵保原不但派有代表驻在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还设办事处于青岛、莱阳，经常以壮丁、牲畜、废钢铁、粮食等献媚于敌，对占领区人民横征暴敛，肆意屠杀，无所不为。广大群众对其投降叛国、残害人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扶植，赵部已成为山东全区最大的一支伪军。　　早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罗荣桓曾给胶东军区发电，明确指示他们应考虑胶东地区的前途，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把赵保原消灭掉。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二月十一日，胶东军区集中五个团和五个营的主力部队附一个炮兵营，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终于捣毁赵保原的老巢万第，歼敌九千余人，消灭了他的基本力量。赵率残部南窜，投靠即墨之敌。这样，不仅胶东各分区扩大了联系，形成了大片根据地，而且在对日伪反攻作战时，解除了八路军的后顾之忧。　　在此期间，滨海军区在粉碎敌人二千人的“扫荡”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以一部攻克海头、小辛庄等九个据点，逼近陇海路和连云港。　　经过春季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山东日军制定的一九四五年一、二、三月份的“重点主义军事清剿计划”，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为以后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第十六章　“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减租减息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据地情况的政策，当时简称“十大政策”。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八日〔十大政策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参看《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八九七页〕，毛泽东就执行十大政策有关情况的十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八月十二日，罗荣桓和黎玉致电毛泽东作出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罗荣桓、黎玉在《答复》中用很大篇幅讲了减租减息。这是因为减租减息是当时农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到山东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当时二八％的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另有四七％的政权成分不纯。因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地区出现了侵蚀群众胜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现象。山东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对此已经作了检讨。　　罗荣桓和分工抓这项工作的黎玉，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减租减息运动进展缓慢而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减租减息还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因而领导不力。　　山东封建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中约有八十％的农户租种地主土地。在莒南县大店，占总户数七％的地主占有六十％的土地。山东农村的封建剥削和超经济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那些恶霸、“山大王”掠夺农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其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可是有的干部却不经调查研究，就宣称山东农村土地分散，租佃关系不多；有的干部也承认双减是解放农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甚至认为政府去搞双减就会妨碍“三三制”的贯彻；有的干部看到地主收入减少了，就有些缩手缩脚；还有的干部存有“恩赐观点”，认为只要由政府贴张布告，就可实现双减，而不懂得只有启发群众自身的阶级觉悟，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工作干部联系农民生产劳动的实际，给他们算“地瓜帐”，即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地瓜，农民花了多少工本，应得多少收入，给地主剥削去了多少，等等。当农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干部便因势利导，成立和整顿农民救国会，挑选出一些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对其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说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恶。　　《答复》中说：“……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往往一斗争，群众是三千五千的来（参加）说理。十个月来，在滨海区打击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大店村召开了有本地和莒南县四乡及外县代表三四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庄景楼（外号“庄阎王”），控诉他残酷压迫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庄景楼的鹰飞到贫苦农民魏老头家抓鸡，被魏老头打死，庄阎王不仅将魏老头毒打一顿，还要魏老头给鹰出殡。魏老头无可奈何，卖了地，给鹰买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鹰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还竖了碑。魏老头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封建地主残酷欺压农民的凶恶面目，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数千名农民一齐涌向魏老头家，铲平了鹰坟，砸碎了鹰碑。这就是当时山东人民家喻户晓的“平鹰坟”的故事。这类血泪事实，在山东各根据地发现多起，文艺工作者把它们编写成小说、戏剧、诗歌、曲艺、连环画等，广为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双减运动。　　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中，罗荣桓指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区别开来，还要教育说服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以推动各阶级共同抗日。　　在运动中，罗荣桓还及时指出，要把减租减息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摧毁封建统治，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使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　　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减租减息斗争。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该地村史、阶级关系、工作现状的调查，协助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工作，要“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山东根据地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全区召开了约一。九万次斗争大会，斗争了顽固抗拒减租、有民愤的恶霸地主约一。三万人，追回了地主非法掠夺农民的大批粮食、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现款，共值三亿元（北海币）①〔北海币，是北海银行发行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以上。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村庄，占山东解放区内2.34万个村庄的六十三％，组织起来的群众达四百余万人。　　双减以后，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齐鲁大地涌现出参军、参战的热潮。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以往有些农民参军都希望参加不离本乡本土的地方部队，现在则指名要求参加打硬仗最多的老六团（六八六团）。广大群众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欣欣向荣，群众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　　罗荣桓认为，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搞好了，军民关系、群众工作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答复》中写道：“需要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实行）群众路线，才能使战后优势获得雄厚基础。”　　《答复》又一次提到了“战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心”首先是农民之心。实行减租减息，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这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因而也就有了粮食，有了有利的战场，有了充足的兵源。有了兵源，再以精兵简政保留的骨干作酵母，便会很快建立起有组织的大军。有了这支大军作雄厚基础，就能保证在战后取得优势。　　　 －－－－－军事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黎玉汇报了加强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的问题。《答复》说：“我们正开各军区高级军事会议，整训部队是主要的内容，已完成对连队工作与战术问题的总结，对敌顽统一作战方针的总结。还有对地方武装与精简问题的总结。”　　罗荣桓所说的军事会议，六月十五日在日照南部的碑廓村召开。会议是采取边介绍经验、边研究、边总结、边贯彻执行的方式进行的。首先由各军区的干部介绍了军事工作的经验，然后由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罗荣桓对部队整训、连队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工作、学校工作以及干部工作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由于内容丰富，这一总结长达三万余字，它是惯于说短话、写短文的罗荣桓生平所写的最长的文稿。　　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罗荣桓提出了普遍整训部队，准备将部队发展一百一十二倍的任务。罗荣桓强调，训练部队必须各级指挥员亲自动手，不能把训练部队的责任推在副职、参谋或教员身上。这是因为指挥员在作战实践中都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不将其贯彻到训练部队的实施中去，那就把流血得来的代价白费了，这是对战争不负责任的态度。　　罗荣桓认为，由于红军干部都经过国内战争，对中央苏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带有正规性的作战有一些经验，但有些人不熟悉敌后分散性游击战，因此，必须注意敌后抗战同国内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敌后抗战的特点是，环境情况复杂，作战对象强大，对敌对顽形成三角斗争，在地形上北方也不同于南方的山地。他说：“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跳不出狭隘经验的圈套，不去批判地接受过去的经验，发扬优良的方面和克服弱点的方面，就会增加我们的困难，造成战争的损失。”　　关于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他认为，一九四一年后，敌人实行“治安强化”，我们进入了极端的分散游击战的环境，运动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一九四三年后，虽然敌人仍是强大的，但用围困打援设伏的办法，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少数敌人的机会有所增加，而这种运动战，仍要发挥分散游击战的特长，是一种游击运动战。在进攻围寨碉堡时，要多采用偷、骗、混等奇袭战术，要把游击战同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敌人内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打击敌人。　　二是集中和分散的关系。他认为分散游击战虽然是分散性扩大，但分散中有集中，集中中有分散，而分散游击战仍是以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集中为最高的原则。要防止只强调一面，从而导致分散抓不拢，集中摆不开，削弱或失掉了自主机动性的结果。　　三是积极自主的进攻问题。他说：在分散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只有积极自主的进攻，才能同优势敌人坚持持久战，才能集小胜为大胜，从而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为此，必须改变一成不变的战斗方式，打破敌我边沿的界线，要极力隐蔽自己，麻痹、松懈敌人，又要适时地集中自己的力量，尽量包围、孤立、打击和歼灭敌人，要摆脱自己之不自主，争取自己之自主，束缚敌人之自主，使之成为不自主。我之攻击必须集中于其弱点。要速打速决，又要速分速散。进攻时，要打得突然，退却时，要退得冷静；时而张扬旗鼓，时而收敛锋芒。总之要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规律，搞不准我们的行动，迟钝敌人的感觉，打乱敌人的指挥，找出敌人的空隙，造成有利于我军的战斗机会。　　罗荣桓认为，各级指挥员只有知己知彼，有勇有智，才会获得灵活机动的自主与进攻。不能畏敌如虎，不敢去摸它，也不能只凭一冲，勇而无谋。在同敌人斗智时，必须摸准敌人的规律，使敌人受制于我；并以我之不规律对抗敌人，使我不受制于敌。我们指挥员的智慧，还不只限于充分发挥我之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不利于我之条件变成有利于我之条件，使我之劣势转化为优势，这样才能有战斗的自主与进攻。同时，还要启发基层干部与战士的智慧，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与创造性，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贯彻战斗的自主与进攻的最坚强力量。　　罗荣桓对于指挥艺术中的冒险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他说，军事上的冒险是要有的，只要不是冒险主义。否则就不可能有勇敢，也就不可能有自主的进攻。因为对敌情的了解，不可能完全搞得一点都没有差错，而敌人究竟是不受我们指挥的。故我们的进攻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这种冒险性与不调查了解情况，又不细致地分析敌情，不讲指挥艺术，不讲战术，轻敌自满的冒险主义和逞个人英雄的一冲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罗荣桓要求每个指挥员都应当有沉着果敢的战斗作风，智勇双全的指挥艺术，还要有努力学习的精神，胜利不骄傲，失败不灰心。他认为这是每个指挥员必须具备的品质。　　罗荣桓强调，军队的基础在连队。他说：“我们的连队是战斗的基本单位，又是训练部队的基本单位，是培养提拔干部之源泉。”他还认为，由于分散游击战，我们的连队不仅要与民兵、游击小组配合作战，还要带领游击区、敌占区群众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因而担负了十分繁重的任务。　　他指出，有些单位连队工作基础还不巩固。主要表现在管理方法不当，官兵关系不好，某些部队逃亡相当严重，干部不会搞训练，缺少提高部队军事技术的办法等等，其原因主要是营团级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对连队指导和帮助不够。他说：“主要干部要亲自下到连队中去。这在我军历史上有过很好的风气，一些高级干部都以到连队了解工作情况、学习具体经验为最愉快的事情。”他要求各级机关对连队的指导要做到“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搞好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破等技术训练，发扬三大民主，改善连队生活。他说：“加强连队工作应当作为整训部队的中心环节。要使其不成为流产的口号，而得到真正实现，就必须从上而下的重视、深入，由小到大的解决问题，把指导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干部和战士结合起来。”　　在总结报告中，罗荣桓还提出：“统一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之使用，互相辅助发展，强大我们的势力，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　　罗荣桓指出：主力部队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分散坚持地方，扩大游击区和开辟新区，但要准备进一步机动和集中整训，还要不断充实编制数额。补充主力部队的来源是民兵，因此，主力部队应重视和帮助民兵，巩固同当地民兵的联系。　　地方武装必须有独立坚持地方的能力，边沿区是他们的基地，敌占区是他们扩张的方向。必须整理区中队，克服某些区中队存在的严重流寇思想和脱离群众的现象。　　地方武装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抓紧提高自己和扩大自己，整训可利用战斗空隙轮番交替进行。扩大兵力，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经济条件的好转，按照人口比例有计划的进行。其基本要求是，到一九四五年，每个县大队要扩大到四百人，每个区中队要扩大到六十人（当时共有十三个县、六百八十五个区），每个军分区基干武装平均五千人左右，山东全区的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总人数约占抗日区人口的一％。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山东地方武装很快得到了发展与加强，县区武装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已由一九四三年的四万人发展至近八万人，做到了兵员满额，武器也有了增加。一九四四年秋季军分区一级的机构已基本健全，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的领导。　　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并结合广大民兵，积极向敌人开展了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和广泛的政治攻势，担负了分散坚持边沿区斗争的任务，使主力部队能更好地集中起来进行机动作战。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壮大，也为将来大反攻时成立新的兵团打下了基础。　　　　 －－－－－－－－经济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黎玉报告了山东的经济工作。　　一九四三年，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分局和省的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在罗荣桓等领导下，山东八路军很快掀起了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良田。但是，许多地方又出现了军民争荒地的矛盾。山东军区机关驻地出现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赞同。他与后勤部长吕麟等有关领导人研究后，派人到海边去调查，寻找适宜晒盐而群众还无力经营的海滩。然后成立生产指挥部，制订规划，按照机关、部队分配任务，划分地段。当时正值早春，天气很冷，海风又大，大家冒着寒风，光着脚泡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在赣榆县海边柘汪一带开出了大片盐田。罗荣桓经常去看望大家，有时还抱病参加一些轻微劳动。有一次，指战员们正在挑土，罗荣桓看到大家劳动时的欢快劲，心里很高兴，就脱了鞋，挽起裤腿，拿起铁锹跳到水里，一面和大家说笑，一面不停地往筐里铲土。管理员石理成看见后，急忙过来劝止说：“罗政委，你身体不好，别干了。”　　同志们也都说：“是啊，罗政委，你能来看看大家就行了。”　　罗荣桓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光看不干怎么行呢？大家不是常说，要劳动创造世界吗？”　　大家看到罗荣桓虽然身患重病，每天尿血，却多次来看望大家，并一起劳动，还这样风趣、乐观，都非常感动。　　当时，食盐专卖制度还不严格。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的市集去卖，来回一百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就可以赚三十余元。但生产股为了薄利多销，把盐价定低了，地方贸易公司到罗荣桓那里告了他们的状。罗荣桓把生产股长王以祥找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王以祥便把他们组织生产经营的情况作了汇报。原来，他们是考虑敌人随时会来“扫荡”，为了能把食盐尽快卖掉，就没有把盐统销给政府的贸易公司，而自己压价销掉了。这样一来，政府所掌握食盐的销售就受到了影响。罗荣桓听了后，当即批评了王以祥他们的错误做法，并又一次重申了军队生产要严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应以“不与民争利”为原则，要他们或者把盐统销给政府贸易机关，或者遵照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价格销售，一定要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罗荣桓看到王以祥思想还不太通，又循循善诱地说：“我们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当然是损失，但群众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不也是我们的损失吗？手背与手心还不都是我们自己身上长的肉嘛。况且，我们这支队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如今，抗日、搞生产，还不同样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怎么能够与民争利呢？部队到海边去开盐田，就正是为了不去与民争地嘛！”　　最后，罗荣桓看到王以祥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便安慰他说：“认识到了，今后不再这样做就行了，但工作上不要气馁。你们前段生产成绩很大，现在机关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不由军费开支了，要我们自力更生，不搞好生产怎么行呢！”　　罗荣桓指示，机关生产要开展多种经营。于是供给部确定，指派原管理科长黄明亮、生产股长王以祥及管理员石理成三人，具体负责抓军区机关、直属队的农副业生产。他们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三个生产队、二个油坊、一个酱园，经与地方工商管理局联系，还在滨海区的坪上、十字路、黑林、柘汪等集镇开了供销店。他们开始只有五十元的基金，在集市收购花生、黄豆回来榨油，把部队原来作马料的黄豆也榨完油再用豆饼喂马。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品。　　在《答复》中，罗荣桓等写道：“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体力亦渐增强。”　　罗荣桓等还报告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凡是发动减租减息与实行民主的村庄，农民对生产很热情，生活上得到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由此转变了思想，认为“用的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答复》指出，粮食除沂蒙区有旱灾减产外，其他地区均够吃，布匹、纸张、盐大部地区均可自给。有的地区还有盈余。群众负担虽然还是很重的，但比起敌占区则好多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工作在根据地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这项工作罗荣桓以前并不熟悉，但他注意充分发挥一些经济专家和财经工作者的作用，使山东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一九四二年在返回延安途中到达山东，朱瑞留他在山东帮助工作三个月。后来，薛在山东的期限早已超过，中共中央来电催薛回延安。罗荣桓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他对薛暮桥说：“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一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争，是我们整个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需要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啊。”薛暮桥听了很受感动。经过在山东一年的工作，他对这里的经济工作也发生了兴趣，便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愿意服从山东分局的决定。这样，他又在山东工作了五年，经历了解放战争，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才离开山东。　　薛暮桥担任了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的监委，局长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主持。罗荣桓、黎玉经常和薛暮桥一起研究对敌经济斗争问题。　　山东分局制定了从对敌斗争中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供给，为战争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经济政策，并规定工商管理机构的具体任务是：货币斗争，贸易管理，扶助生产，保障供给；即对外进行对敌经济斗争（包括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对内扶助和发展生产。　　在罗荣桓的关怀和支持下，山东的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当时敌后的三角斗争，反映在经济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山东称北海币）、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钞（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攫取到的几十亿元法币推到国民党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物资，同时又大量发行伪币来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连续失利，法币迅速贬值，这对敌后根据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九四二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实际上就等于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被敌伪掠夺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大量发行北海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　　由于根据地日益扩大，减租减息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加上沿海地区擅渔盐之利，有的地区还有丰富的金矿……这些丰富的物资使北海币有了最可靠的保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北海币对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迅速提高。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元伪币可兑换北海币1.5 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便跌落到只能兑换0.15元北海币。因此，这时在山东根据地市场上，法币、伪币绝迹，许多游击区也逐渐变成北海币市场，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暗地贮存北海币，以便购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　　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在分局领导下，又及时调整了贸易政策。由一九四三年前基本禁止物资流入敌占区，个别则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改为组织输出，换回需要的各种物资，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和对上海、天津等地的贸易工作。还明确规定了内地贸易自由的原则，取消内地各抗日地区之间的粮食统制，统一领导贸易斗争，从贸易中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新的政策实施以后，贸易斗争很快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每年增加二亿元北海币的收入，还调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助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和军队的需要。　　　　 －－－－－－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和黎玉还报告了地方政权建设和团结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议员大会开幕，通过了山东分局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草案）①〔《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八一施政纲领”）的要点是：一、坚持山东抗战；二、爱护抗日军队，增加主力，加强县区武装，发展民兵；三、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四、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促进经济建设工作；五、整财政，力求负担公平；六、正确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调整阶级关系，改善工农生活；七、援助反战日本士兵与人民，正确执行对敌伪政策；八、加强对敌斗争工作，团结敌占区同胞共同抗战；九、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实现民族平等，男女平等〕，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发表了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选举黎玉、罗荣桓、刘居英、梁竹航、艾楚南、张伯秋、田佩之、耿光波、郭维城、杨希文、辛葭舟等十一人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黎玉任主任委员。大会还发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致敬。九月一日，毛泽东复电，勉励省临时参议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九月八日，大会胜利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二百多位参议员中，有很多党外人士。参议长范明枢就是一位在山东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他于辛亥革命时期留学日本，曾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弟子遍山东。“一·二八”事件后，因支持教员、学生进行爱国活动而被反动派捉进监狱。出狱后，闲居在泰山的冯玉祥聘请他讲授《左传》、《史记》。他还为地方筹办公益事业。“七·七”事变后，范老在地方上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沈鸿烈想利用他作为招牌。范老看穿了他的反共阴谋，毅然离开国民党省政府驻地东里店，拿着几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画，亲自到乡村和集镇作抗日宣传。一九四○年，范老以七十六岁高龄当选为山东省第一届参议会的议长。一九四一年后，尽管敌人反复“扫荡”沂蒙区，环境非常险恶，范老仍坚决同沂蒙人民一起坚持斗争。在范老八十一岁高龄时，罗荣桓亲自报请中央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参议员、山东国民抗敌协会领导人李澄之，是在山东国民党中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抗日爱国，受到了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压制，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爱国民主人士便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这次会议，还增补了郭维城、姚尔觉等十余人为参议员。姚尔觉原是国民党鲁苏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将参议，因与柳亚子、何香凝等人有交往，受到国民党的排斥，后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会长。　　罗荣桓还经常教育在政权机构中的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团结党外人士的重要性，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听取他们的批评与建议。有关的党组不能包办代替政府工作，不能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要依靠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发扬民主、廉洁奉公、合作团结的模范作用，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　　在罗荣桓的带动下，分局领导都很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团结工作。党员干部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春节，分局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许多党员干部与民主人士共同登台演戏，台上台下沉浸在亲密无间的欢乐中。　　随着一连串战役攻势的展开，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到敌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沦陷区与城市工作显得日益重要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出《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①以后〔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二○五页〕，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检查和整顿了过去的城市工作，建立了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的工作委员会，进驻于其近郊，使城市工作有了进展。　　在《答复》中，罗荣桓等报告，党不仅在青岛、烟台的工人、学生中已经发展了组织并建立了群众组织，而且党的情报、锄奸、工商管理与敌伪工作，对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了一些单线联系，并在青岛、烟台、济南、连云港、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情报电台。　　《答复》还提出：通过商业关系，对东北十几个大商埠都可以开展工作，各大商埠都有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商人救国团等组织，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向东北发展，是有希望的。　　在这里，罗荣桓第一次提出了“向东北发展”的问题。然而在当时还仅仅是指城市工作，一年之后，他将要率领六万大军“向东北发展”。　　一九四四年九月，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城市工作会议，学习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城市工作指示》，研究了发动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收复大城市等问题。　　会后，各地根据会议的精神，把城市交通要道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了城市工作机构，并向山东各城市和交通要道加强了打入和派遣工作。为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这一工作，当时采取了“分头多路”的方针，即由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以城市工作专门机关为主，各地区、各部门均可利用自己的条件，向交通要道广泛地进行打入和派遣。胶东区、渤海区还分别负责向东北地区和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开展工作。　　在以后的大反攻时期，因为没有强攻大城市，山东的城市工作采取了继续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积蓄下来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整风和审干　　罗荣桓在《答复》中报告了整顿“三风”和审查干部问题。在这前后，还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整风的状况。山东整风的成绩及许多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一九四二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一九四三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一九四三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二十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斗争生活》第三十二期，《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重新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在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整风及时地转入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写出了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当时，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作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这一活动，罗荣桓进一步熟悉了干部，同时，那些干部也获得了很大教益。罗荣桓的亲切教导，直到现在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一般地说，进行审干和除奸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间，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发现这种“左”的错误后，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八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①〔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纠正了这种错误。　　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　　十月九日，在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曾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②来的〔指国民党第五战区，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他曾招收了一部分抗日爱国青年。以后，其中许多人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加入了八路军〕，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里，罗荣桓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显然，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已对敌情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形势下，罗荣桓能如此客观地估计干部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这一做法山东一直未予执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位负责干部从延安来，负责传达延安的经验，贯彻执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称为“双十三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决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　　十一月一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说：“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这一《补充指示》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　　《补充指示》提出，在发扬民主时，要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这两个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的方针，鼓励大搞民主，达到审干的目的。　　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对这些做法是有顾虑的，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而不普遍展开。　　试验单位之一是只有几十名干部的分局办公厅①〔即分局和省行政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的直属队〕，民主会一开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就产生了。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漫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已却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了小圈圈。他们还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作“成份”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等错误的口号。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漫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分局负责人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少数人，因对领导不满而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人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少数人在个别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在民主检查中便对领导进行无原则的漫骂、攻击，而真正的积极分于则被视为“狗腿子”、“奴才”，受到讽刺和孤立，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了。　　针对这一情况，办公厅方法。　　一方面严肃批评个别人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搞极端民主化的人，通过领导干部先作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再通过交谈，指出他们不正确的地方，来教育群众自觉纠正偏向。同时鼓励积极分子，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害怕讽刺挖苦。按照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经过教育，正气逐渐上升，极端民主化的风潮便渐渐平息了下来。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亲自出席分局办公厅的民主检查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个别人的错误思想。他针对要求在党内实行“三三制”的言论说：“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这个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　　他针对有些人借口“知无不言”而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而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针对个别人夸大黎玉的个别缺点，罗荣桓还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象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可是有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与会者见此人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分他。罗荣桓虽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　　另一个试验单位《大众日报》社的运动也搞得非常“热闹”。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陈沂有乘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印刷厂有的职工要求每人除发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棉袍。陈沂向大家解释说：这样做财政上有困难，也不符合山东行政委员规定的供给制度。有一些受极端民主化影响的职工竟说：“共产国际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员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　　卫生部也是一个试验单位。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可是，有位领导人却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这时罗荣桓插话说：“我看，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去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就在这时，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罗荣桓对卫生部的情况感到很不放心，对谷广善反复叮咛：“你们卫生部单独行动，民主会开得这么乱，领导上可得注意一点。”当时，敌人离卫生部驻地只有几十里远，谷广善急忙赶回去作了紧急动员，宣布民主运动暂时停止，把墙报、漫画卷起来，等“扫荡”完了后再继续进行。经过七天反“扫荡”的考验，证明在运动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并不是坏人，有的表现还很积极。在战斗的环境中，领导干部的威信又恢复起来了。　　这时，在山东各个战略区也都进行了试验。胶东区党委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　　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明确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通过试验，罗荣桓更感到在敌后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须从山东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领导和开展整风审干运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荣桓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了《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首先要求把整风当作审干的基础，而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他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为了把整风与审干加以区别，罗荣桓在文件中，提出了先要克服在民主座谈会中所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情况，“在领导上展开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之下，是完全能够启发大家，改变中间大的现象，使正气上升，以达到审干的必要基础。”他把群众中正气的上升看作是转到审干的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宜马上转入审干。　　在《意见》中，罗荣桓提出，民主检查的方式“不准备普遍的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这三个地区在山东分局领导下已联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三月，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对前一阶段的运动作了检讨。三月十二日，分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主检查在“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应发动”，而“在（直属单位的）战斗部队和统战部门，其方针应以团结为主，而非以暴露为主”。　　关于“以暴露为主”的问题，罗荣桓在三月十五日给中央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缺点的。”他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强调暴露的方针，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扩大化。”　　这一检讨实际上便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于是，第二个“四三决定”所提倡的通过极大的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的错误作法便在山东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这时，他还提出一句有很大影响的话：“民主检查应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他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出，要求大家今后还要继续发扬民主，不要因为这次浪潮而害怕民主。领导者更不能满足这次检查反省，还要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把它作为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武器。要求所有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一定要思想上入党。　　由于罗荣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民主检查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很快便得到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发表了严重错误言论的干部，他仍然“强调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①〔《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从而避免了反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了山东党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并结合整风进行审干，决定分期调集各级领导干部到山东分局和各区党委的党校，进行为期数月的整风，在学习时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反省自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山东的干部整风运动为反攻和战后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十七章　指挥大反攻　　　　－－－－－－准备大反攻　　　　在春季攻势作战频传的捷报声中，一九四五年四月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罗荣桓由于工作的需要未能出席这次大会，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消息传到山东，山东分局、军区的干部们向罗荣桓表示祝贺。宣传部门有些干部酝酿着印制罗荣桓的头像。　　印制头像，这已是第二次提议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准备出版《战士》杂志。编辑那逖看到有的地区的杂志刊登了该区领导人的头像，便准备在《战士》杂志的扉页上刊登罗荣桓的像。当时没有条件制铜版，那逖便照像片刻了一张木刻像。罗荣桓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宣传部长赖可可说：“杂志不要登我的像。要登就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　　那逖刻那幅木刻，很费了一番心血。当他听赖可可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后，只好把那块木刻板珍藏起来，在反“扫荡”中多次轻装，都没有舍得丢掉。　　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有些人又建议印制头像。罗荣桓让宣传部副部长陈沂制止这件事。陈还想说服他：“这样做是出于同志们对你的尊重。”　　罗荣桓摇摇头：“尊重可以，但也不必把我的像挂到墙上去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贯彻七大的精神。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而不要去搞这些事。”　　　为了贯彻七大的精神，五月八日，罗荣桓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罗荣桓在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后，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一九四四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五月九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中国抗战的胜利亦已在望。少数干部战士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他们受到“打败日本好回家”口号的影响，战斗意志有所松懈。“打败日本好回家”，本是抗日初期一首歌曲的歌词。一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便明显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罗荣桓及时提出，用“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代替前一个口号，从而有力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为反攻和准备战后的斗争作了又一次动员。　　为了独立自主地进行反攻，继春季攻势之后，罗荣桓又主持制定了山东的《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　　长期以来罗荣桓有一个重要设想，就是要把山东五个战略区打成一片。为此，必须集中力量打通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因为，这里正是渤海、胶东、鲁中、滨海四个战略区的联结点。而当时在山东的伪军和顽军中，除吴化文部已经西窜泰山地区外，其余部队大都麇集于这一地区。《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规定的作战对象主要就是这些部队。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三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了全区性的“扫荡”。罗荣桓获悉后决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暂时停止执行，各军区立即转入反“扫荡”。　　在反“扫荡”中，罗荣桓同过去一样除了指挥部署各军区部队作战外，还亲自率领军区机关与敌周旋。这时他的病情仍然很重，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于六月九日致电罗荣桓：“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然而，在敌后频繁的反“扫荡”中，缺乏休养的条件。尽管他行军时不得不坐担架，但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由于他对敌情的周密判断和果断指挥，使军区机关多次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合击。　　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五月下旬，各区先后胜利结束了反“扫荡”，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攻克了邳县，收复了此次“扫荡”中被敌占领的蒙阴县城及据点一百四十多个，保卫了滨海区日照县的安东卫海口，粉粹了敌人企图完全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企图，扩大了根据地。　　然而，在此次“扫荡”中，敌人占领了胶东海阳县沿海地区、滨海的莒县城和柘汪海口，打通了日（照）莒（县）公路。日军自连云港到青岛沿海，增加到五个旅团；在济南与泰安之间有主力第五十九师团，随时准备机动；有相当三个旅团的兵力分布于津浦、胶济沿线。日军在山东的实力增加到十万人。　　这种新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大“扫荡”。那时日军最多达到五万人，而现在则超过一倍，当然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在反“扫荡”结束后，究竟是分散兵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还是仍然坚持既定的作战计划，乘敌“扫荡”后疲惫之际，适当集中兵力，继续发动攻势作战，以迎接大反攻呢？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决定的问题。　　罗荣桓在六月二日发出的山东分局《关于山东目前战争形势及紧急动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山东新的紧张形势，“基本上是由于苏联强大红军攻占柏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同盟军行将登陆而引起来的新的变化。同时，也由于我山东解放区年来之扩大，不但收复了一些重要城镇，而且控制了一千余里长的海岸线，并直接威胁青岛、济南、徐州三大城市与津浦、陇海、胶济三大交通干线”的结果。　　他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敌人的“扫荡”的性质和规律都和过去根本不同了。重现一九四二年的局面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了。　　六月十九日，罗荣桓把山东斗争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转林彪，决心继续执行因反“扫荡”中断了的《三个月作战计划》。　　七月十二日，罗荣桓、黎玉、肖华致电各军区，重新调整了部署，准备延长作战时间一个月，争取八月底彻底完成。新的攻势除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以外，还要扩展到山东全区。　　各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自六月初至八月上旬的两个多月内，共进行了十余次较大战役，歼日军三百余人，伪军三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约一。一万平方公里，解放了郯城、邳县、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费县九座县城和羊角沟海口（寿光东北）、景芝（诸城以北）、马头（郯城以西）三座重镇。各解放区之间扩大了联系。胶济、津浦、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暴露在我军直接打击之下。在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的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张天佐、李德元、阎珂卿、赵保原、王豫民等部，以及在鲁南区的张里元、梁钟亭、申从周、王洪九等部，或被歼灭，或遭严重打击。在泰山区的吴化文部被歼千人后又于六月间逃窜到安徽。　　这时，山东八路军由于已经控制了渤海和黄海绵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出海口，八路军海上武装力量有了发展，海上游击战大大活跃起来，取得很大战果。山东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的海上联系也更加密切，为扩大海上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三个月作战，山东的形势有了巨大转变。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扫掉了，几个战略区连成了一片。山东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局面在山东已经形成，大反攻和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　　七月初，为纪念抗战八周年，罗荣桓欣然命笔，撰写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于七月七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罗荣桓写道：“津浦（路）沂水以东直至沿海七百里绵长的海岸线，与陇海路以北跨过胶济路直至河北平原，这里有山东五块大的解放区，已在我军胜利作战之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这里包括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雄厚势力。这是经过了七年来的苦斗创造出来的，而且有了屹立不可动摇的基础，一如泰山之不可拔一样。”　　最后，罗荣桓写道：敌人五月间的疯狂“扫荡”，已是垂死挣扎，“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各解放区已经过了严重的考验而愈益强大起来了。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贯彻着历史任务的完成。”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提出：工作的“着重点应放在准备条件，使我党能在美军登陆后获得猛烈发展，控制山东全局。”经过一年努力，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猛烈发展，控制山东全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　　八月十日深夜，在莒南县大店村一所普通民房里，罗荣桓正秉烛研读毛泽东写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考虑着在山东开展对敌伪的反攻问题，机要科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不长，罗荣桓迅速看了一遍，就高兴地对正在收拾床铺的林月琴说：　　“好消息！”　　林月琴放下扫床的笤帚，转过身来，看着丈夫。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又补充了一句：“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亿万中国人民，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日夜盼望的事情。可是，它一旦来临，人们竟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此刻，林月琴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做梦。她凝视着在摇曳的烛光下丈夫憔悴而又兴奋的面容，心情非常激动。　　罗荣桓又对林月琴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林月琴也高兴地说：“抗战胜利了，医疗条件好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一定还可以订好多个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