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问题，罗荣桓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并在会上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尽管如此，有的领导人在会上仍然以南大顶事件为例对第一一五师作了严厉的指责。　　十月四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集总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集总对一一五师的工作的批评，要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集总的批评的同时指出：“一一五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放弃了个人要求，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然而，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分歧仍然没有得到统一。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落实集总的号召，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问题。罗荣桓结合第一一五师的实际，提出要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模范党军的要求是：　　一、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二、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　　　　　　　　三、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　　　　　　　　四、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　　　　　　　　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在建设模范党军中，罗荣桓特别重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他在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和十月二十八日先后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决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两个文件，对加强营连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桃峪会议之后，建设模范党军的活动，在第一一五师入鲁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久，在山东纵队中也开展了建设青年模范党军的活动。这对于加强山东八路军建设，提高部队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还根据集总的要求，将第一一五师部队（包括师直和原三四三旅加上苏鲁豫、鲁西、鲁南、冀鲁边等地的部分地方武装）统一编成了六个教导旅①〔教导第一旅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一九四一年初划归新四军建制；教导第二旅由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和苏鲁支队编成，旅长曾国华、政委吴文玉（未到职，后为符竹庭）；教导第三旅由原冀鲁边区的两个团和独立支队第二团等部编成，旅长杨勇，政委苏振华，一九四一年七月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教导第四旅由在湖西地区的黄河支队编成，旅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一九四二年十月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教导第五旅由在郯城地区的东进支队编成，旅长梁兴初，政委张国华（后为罗华生），一九四○年十二月调往新四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归还第一一五师建制；教导第六旅由冀鲁边区部队编成，旅长邢仁甫、政委周贯五。以后又在鲁西编了一个教导第七旅，旋划归冀鲁豫军区。当时属第一一五师领导的还有鲁南、鲁西、湖西、冀鲁边四个军区。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邝任农，鲁西军区由教三旅兼，湖西军区由教四旅兼，冀鲁边军区由教六旅兼〕，共六万余人。　　在此之前，九月中旬，山东纵队已进行了整编，下辖五个旅、四个支队，还有鲁中、清河、胶东军区以及滨海军分区，共五万余人。在此期间，山东纵队有一些部队编入一一五师。一一五师也调拨了一批骨干（其中有红军干部）给山东纵队。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曾经给北方局、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等发出指示，要求山东在一九四○年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在一年内至少应将武装力量发展到十五万人枪。这一任务约完成了八十％。　　　　　　－－－－－－－北上沂蒙区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罗荣桓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第一一五师师部转移到沂蒙区。但是他又考虑，鲁南地区既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区的屏障，这个地区不能放弃。于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摆在鲁南地区，坚持斗争，随后便与陈光在十一月八日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同山东分局靠拢后，罗荣桓对“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九三九年夏天，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受沈鸿烈的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以发展进步力量去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反而认为中间力量在顽我之间应起“砝码作用”，于是，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力量的国民党的念头，从而违背“国民抗敌协会”许多成员的初衷，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①〔参看杨希文：《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始末》，《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一九四○年七月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许多干部。这样一来，他们既有“党”又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在基层发展的会员中成份复杂，组织混乱。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的意见。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第一一五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的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的分子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　　第一一五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人多粮少，还碰到一个经济困难的问题。　　第一一五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著名的穷地方。部队日常吃的饭同当地老乡一样是煎饼。它是用高粱面或穇子面糊糊，在一种叫鏊子的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嚼起来十分费劲，额头直冒青筋，得把帽子脱下来。那穇子煎饼中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拿着煎饼吃，样子颇象读报。于是，当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地说：“读报了，读报了。”当时罗荣桓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吃的是煎饼，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六万元，到鲁南时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届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罗荣桓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养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时，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罗荣桓和大家一样，也是穿的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坠，下摆一周是羊毛，上面成了夹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第一一五师的指战员们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东进滨海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①结束后〔百团大战第一阶段集总未给山东分配作战任务〕，集总曾打算扩大战果，要求山东八路军在胶济、津浦和陇海路东段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一一五师师部已为此拟定了计划。十月二十九日，集总又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提出：“陇海、津浦（日军）似正在运转兵力，故大破袭战应以推迟至十月底十一月间为宜。”但是这一破袭战终于没有举行。其主要原因是时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决定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①〔参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一四八页〕。与此同时，又加紧对蒋介石诱降，极力挑拨国共关系。蒋介石则积极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限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苏皖形势，顿时紧张。在山东，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三角斗争日益尖锐。罗荣桓对局势的严重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与山东分局靠拢后，十一月十四日，他出席了山东艺术工作者联欢大会并发表了演讲。罗荣桓历来重视文艺工作，但是在这一演讲中却通篇都没有讲艺术工作问题，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目前的时局正处在严重的激烈的变化中。”他分析了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向，说：“他们正在布置着大规模的反共反八路的军事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反投降反内战。准备力量粉碎反共势力的进攻与敌人‘扫荡’的配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加紧战争的动员，要防止在严重局面下可能产生的失败情绪。另一方面要克服对目前时局麻木不仁的状态，要加紧自己的准备工作，以应付可能遇到的大的打击，以避免使革命力量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这时，蒋介石正在命令汤恩伯、李品仙布置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由于华中形势紧张，罗荣桓与陈光按照军委和集总的部署，派政治部的部长梁必业、赖可可、王立人等分别到教五旅和教二旅去传达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的有关指示，要求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持高度的警惕。十二月间，第一一五师教五旅奉命过陇海路南下。一一五师的部队，对可能继续恶化的局势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三角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三个大机关挤在一起，非但给养不好解决，而且目标也太大了。从长远打算，罗荣桓认为一一五师指挥机关，需要设在一个比较稳定、物质条件较好的根据地中，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师部与山东分局转入滨海区，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仍留驻沂蒙（鲁中）区。　　滨海区在山东的东南部，东滨大海，西界沂河（含临沂），北起胶济路，南抵陇海路。这个地区盛产鱼盐，经济富庶，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也有较强的革命基础。抗战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员在山东省委领导下，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山东纵队第二支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一一五师部队南下郯马平原，便开始进入滨海区南部积极发展。但是，当时滨海区的县城和大集镇都为日伪军所控制，并由公路联结。同时，东北军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又控制了诸（城）日（照）莒（县）山区，东北军第十一一师并伸进了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区。当时八路军的活动主要限于郯马地区和陇海路附近的赣榆北部、莒县南部一带地区。一九四○年九月，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和第九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九四一年春，为了进一步扩大滨海根据地，第一一五师决定由教二旅和山纵第二旅一部发起青口战役。从三月十九日开始，经过六天激战，连克海头、大沟等十余据点，并一度攻入青口和下口，解放了从柘汪到下口之间的海岸线和大片地区，打通了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等地的联系，并为发展盐业生产和海上贸易打下基础。从此，中共山东领导机关一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直到一九四六年。　　罗荣桓与师部机关，三月六日东渡沂河和沭河，一七日进驻莒县南部十字路（现为莒南县县治）地区，随后南移到蛟龙汪（现临沭县东南）。　　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师部刚刚转入滨海地区，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出：“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的）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从中央军委这一指示可以看出，认为八路军已在山东取得“初步优势”的估计显然是太乐观了。　　然而，有些干部六月间还是在莒县南部板泉崖以东的刘家河组织了一次八大剧团的联合公演。几个剧团都演了大戏，如《雷雨》、《李秀成之死》等等。　　罗荣桓不赞成在敌后演大戏，因为这样搞必然会引起敌人注意。为了防止意外，他派出参谋，加强对敌情的观察和警戒。果然，不出所料，会演结束后的第二天，敌人就来“扫荡”。这边刚刚撤出村子，那边敌人的炮弹就打过来了。幸好事先有准备，才避免造成损失。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共中央于五月十二日又来电指出：“估计到华北现状，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应该是长期坚持熬时间的过程。因此，在今年青纱帐中，部队以不过于消耗为原则，尽量争取部队休息、整理、训练。”　　遵照这一指示，罗荣桓和陈光组织了师直属队和在滨海区的部队进行了整训。　　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一五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十年内战中打运动战时那种猛打猛冲的战术。在同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较大。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教二旅副旅长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向郯马地区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军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的伤亡也很严重。战后，罗荣桓看到指战员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打了胜仗后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了一声：“政委！”可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未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和蔼的罗荣桓，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的泪水。“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啊！”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张仁初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四月二十四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七月间，他和陈光在发给各单位并报集总、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战中表现英勇顽强，但在战术上非常不够灵活、机动、巧妙，致每次战斗都有较大伤亡。仅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七月，即伤亡五千五百三十五人。”“部队自转入敌后，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军事教育不认真、不精细、不深入、不严格、怕麻烦，存在游击主义的习气与工作方式，使许多优良传统、好的作风逐渐荒疏。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干部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一百零五人测验，仅三十八人及格。机关各部一百二十八人测验，仅三十四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五十二。六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还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罗荣桓与陈光提出要加强军事教育的组织领导，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造成干部学习军事、提高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对上级的一切指示、命令、通报等文件，一定要细心研究，结合实际严格执行；战斗之后，各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训练的教材；教育要严格、认真，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求实效，不白费精力；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干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战员的关系，各级干部定期向部下进行行政管理教育，讲部队倾向与克服办法；加强体力锻炼，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第一一五师在蛟龙汪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第一一五师的军事训练取得很大成绩。指挥员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歼敌人数不断增多，而伤亡明显减少。一九四一年一至七月平均每月伤亡七百九十余人，到一九四二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二百九十余人。这是罗荣桓领导第一一五师指战员，贯彻执行积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一九四一年“八一”军政大检阅以后，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第一一五师在蛟龙汪又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战四年来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罗荣桓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肖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报告说：“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的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总的方针在某些部门中具体的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二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烦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该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的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经政治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官长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能听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反面的意见。他听取意见的时候，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和他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他笑了一笑感到这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青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和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罗荣桓强调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对部队来的指战员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机关成为干部之家，使干部感到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把政治机关办成阎王爷开的店，连个鬼也不敢上门。下面的负责干部到师部来，罗荣桓总是亲自去招待所看望；干部负了伤或生了病住进医院，他经常去慰问。　　为了使政治工作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他又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倡导下，第一一五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理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通信员代替。　　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干部教育。罗荣桓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的意志。　　干部教育还包括文化教育。对此罗荣桓一贯重视。早在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高上级干部，须按各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签发这份文件以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了解。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李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李：“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儿开我还不晓得呢。”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李：“我是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也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应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的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了一支铅笔边写边说：“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他回去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第一一五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说：“一一五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显著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使战士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九十四个战士能记日记。”　　罗荣桓认为，连队是战斗编成的基本单位，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师部召开连队工作会议总结介绍教二旅的经验时，罗荣桓专门谈了连队政治工作问题。　　他指出：连队一切工作要求与组织形式都是以完成战斗任务为目的。因此，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来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罗荣桓指出，作为一个政治指导员，决不能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更不能代替军事行政，对军事行政的关系是从政治工作中去坚强军事行政，是要在耐心与不断的教育中，去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一直提到可能提高的程度。然而，在教育的内容上应当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分的现实的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讲起。要用老师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战士。　　罗荣桓非常关心连队的生活和战士的疾苦。他每次到连队，总要到伙房看看伙食好不好；有时还到厕所去看看清洁不清洁、方便不方便；战士没有牙刷、牙粉，他提出用纱布和盐代替；发不起蚊帐，他建议用蒿草熏蚊子。他还特别嘱咐连队指导员要做好来队家属工作，吃饭时要给来队家属加菜，放哨时要安排替班，让战士和家属有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他认为，只有耐心的说服教育加上对战士体贴入微的关怀，才是巩固部队的根本措施。　　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指战员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二千多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词句罗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四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四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时，罗荣桓派教二旅第五团的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当时报纸没有铜版，无法印刷照片。报社干部设法用木刻印出宣传画。罗荣桓看了，马上给予表扬。　　有一次，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的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罗荣桓非常关心战士剧社的成长。他给年轻的队员们讲剧社的历史，要求战士剧社要有战斗作风，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宣传队员们自己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罗荣桓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罗荣桓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罗荣桓去看了两三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一九四一年“八一”举行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发了五元钱的奖金。　　对宣传队员，罗荣桓既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又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他知道队员们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第十二章　严峻的考验　　　　　　　　　　　 －－－－－－留田突围　　　　从一九四一年起，和在华北各地一样，日军也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频繁的“扫荡”。三四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七月至九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一九四一年八月决定：　　“（甲）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的意见，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十月二日，罗荣桓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第一一五师分别发出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第一一五师的指示指出：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干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处察看了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作了具体充分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初，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这一期间，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调动三个师团、四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五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妄图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五日晨，敌人分为十一路，在坦克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这时，第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①共二千余人就住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而战斗部队只有第一一五师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一个特务连。　　上午，敌人已将留田团团围住。最近的离留田七八里，远的不过十余里。八路军几个连分别把守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有一间草房，里面挤满了人。其中有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陈光此时从滨海区养病刚刚回来，尚未进入情况，由罗荣桓主持讨论行动方案的军事会议。炕上摊放着军用地图，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陈士榘等都围着地图在沉思，大家都在思考，研究突围的方向。讨论了已经有个把钟头了，需要赶快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然而又不能匆忙决定，万一撞到敌人窝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人主张向东，想想又不合适，转而又主张向西，但仍然是没有把握。罗荣桓一直没有说话，他在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权衡着每一种方案的利弊。　　大家提的方案有三：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畑俊六②就在那里坐镇〔当时据情报，以为日军此次“扫荡”的总指挥是驻华总司令畑俊六〕。然而，罗荣桓的主张却是：向南！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东面，沂河、沭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到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控制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手中。八月间蒋介石将沈鸿烈调走，而任命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后，于学忠和蒋介石的矛盾有所缓和，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此时第五十一军正在北沂蒙一带同山东纵队搞磨擦。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夹击。西面，临（沂）蒙（阴）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罗荣桓这一意见，乍一听出人意料，细琢磨，又非常合情合理，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罗荣桓又把特务营营长陈士法等人叫到地图跟前，指出一条行军路线，从留田向南经张庄、高里，折而向西南，越过沂蒙公路到汪沟一带宿营。　　罗荣桓等大家把路线记清以后，又详细交代了经过每个地方的注意事项。他对沂蒙山的地形要比对故乡的衡山洣水还要熟悉。哪里有一个隘口，哪里可以通炮车，都了如指掌，好像在他脑中有着一个大沙盘。　　罗荣桓交代了任务之后，又给营的干部做了具体分工。陈营长和教导员带领第一、二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第四连居中，护卫机关。副营长带第三连担任后卫，负责收容。他要求战士的步枪一律压满子弹，上好刺刀，随时准备战斗。他又宣布行军纪律：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太阳落山，河滩上飘荡着雾霭。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卫在留田周围的山头上的战士们可以看到敌人点起的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嘶，此伏彼起。看来敌人颇为洋洋得意，以为“铁壁合围”已经大功告成，只待天明发起总攻了。　　司令部等机关人员在留田东面的河滩上集合完毕，前卫一连要出发了，罗荣桓大步走了过来，问道：“你们连哪个班担任尖兵班？”　　“还是一班。”宋连长和王指导员回答。　　“哪一位是班长？”罗荣桓走到一班跟前。　　“报告首长，我是一班长回景和！”一班长出列报告。　　“你们班担任尖兵任务多，有经验。”　　战士们听到政委表扬，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过，今晚的任务特别艰巨。这么多机关干部能不能安全跳出包围圈，就要看你们了。”　　罗荣桓的话音一落，宋连长便立即回答：“一连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罗荣桓又检查准备情况。当他知道战士小贾正在发烧时，便让警卫员小郭把他的日本军用水壶取来递给回班长说：　　“你们班里有病号，把它灌上水，路上好用。”　　罗荣桓这把水壶是部队从战场缴获的日军军用品。以后，回景和在战争年代经历过多次轻装，这把水壶却一直保存着。虽然油漆已经剥落，壶身也磕碰得坑坑洼洼，但是他仍视若拱璧。　　罗荣桓带着作战科和侦察科的几位干部随前卫连出发了。一开始，他没有骑马，而是很安详地走着，不时同队伍中的指战员们打着招呼。他不像是带着几千人去突围，仿佛是去参加一次会议甚至像是去散步。大家看着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侦察科副科长周云带着侦察员走在最前面。他不时派人回来向罗荣桓报告前面的敌情。走到政治部驻地张庄，守候在路边的政治部的队伍也参加了进来。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腾挪闪避，迂迥穿插，一连越过三条大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阗，然而又悄悄避开了。　　到高里，已是敌人后方，果然是守备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护山庄①宿营〔今埠山庄〕。此地紧靠临（沂）蒙（阴）公路，离临沂城只有二十五公里。　　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源源北上。就在敌人鼻子底下，罗荣桓命令派出警戒，就地宿营。　　当大家和衣躺在草铺上时，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对于劳累了一天的指战员来说，无疑是绝妙的催眠曲。　　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在突围的行列中，有一个外国人，穿着八路军的制服，在夜间看不出同大家有什么差别。可天亮后，因为他深目高鼻，长相不同，就成为老乡围观的对象。　　他叫希伯，是德国的进步记者。他到过陕北、皖南和苏北，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叶挺、陈毅等人。一九四一年九月，由苏北过陇海路来到山东根据地，罗荣桓热情地接见了他。一一五师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打算让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希伯不干，他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山东战场的情况。”　　度过留田突围惊险的一夜后，他高兴得象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处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　　　　　　说写就写。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回师沂蒙山，坚持反“扫荡”　　留田突围之后，罗荣桓获悉山东纵队在沂水县以西的马牧池遭敌人袭击，但情况不明而又联系不上。他感到十分焦虑①〔山东纵队机关十一月四日拂晓遭日伪军偷袭后，在南墙峪复遭敌合击，突围后已转移至泰山区〕。他与朱瑞、陈光等研究以后认为，如果第一一五师离开沂蒙山区，转移到外线去，虽然自身比较安全，但根据地内部已无主力坚持反“扫荡”斗争，必将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因此，决定回师沂蒙山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七日，罗荣桓、陈光率师部和特务营北上。为了减轻敌人对中心根据地的压力，八日，罗荣桓和陈光决定让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带领三连去袭击敌人。罗荣桓对黄国忠说：“敌人在留田扑空后，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要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接着，他又具体交代：“敌人在垛庄②一带抢劫了很多牲口〔在蒙山北麓〕、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九日清晨，黄国忠带着部队到了石岚附近。罗荣桓选的这个伏击地点非常有利。东西两面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条沙河，自北而南，纵贯而过。战士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把住南北山口。为了增加声势，黄国忠又把全营的号兵都调了来。一切准备就绪，单等着敌人来钻这个口袋。　　战士们忍受着寒冷的侵袭，冒着细雨，埋伏在岩石后面，等了将近一天，一直不见敌人踪影。黄国忠等正在考虑是否撤回去时，通信员送来了罗荣桓的指示，要他们坚决等下去。　　黄昏，雨停了。大家等得正心焦，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敌人果真来了。　　毫无戒备的敌人，带着抢掠的牲口、物资，队形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地走来。当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一发信号弹划破夜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军号声震天动地。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战士们趁势从山上直扑下来，不过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指战员们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迅速转移。　　第二天，沂蒙中心区的日军果然纷纷外调。于是，罗荣桓等又率师部并调驻在滨海区的山东纵队二旅一个营挺进东蒙山。此时，罗荣桓看到的沂蒙根据地已被敌人的“三光政策”搞得满目疮痍。据统计，人民群众三千余人惨遭杀害，被抓壮丁一万余人，妇女被凌辱者难以数计。根据地房屋被烧毁者达四分之一，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都成赤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掳掠殆尽，生活用品被破坏无遗。部队的炊事班找不到锅，只好用提水的瓦罐做饭。敌人在这片废墟上安炮楼、修公路，又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这时，八路军如不重返沂蒙山区，这一地区就会沦陷，胶济路以南各根据地都将更难坚持。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要“打掉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情绪”，于是将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的人员分为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　　罗荣桓、陈光率部在沂蒙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同敌人兜圈子，于二十一日经过岸堤，二十六日经过马牧池，到达安保庄。途中在李家峪和西北村，又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两次合围。沂蒙区群众看到主力部队打回来和他们一起坚持斗争，受到很大鼓舞。　　罗荣桓丰富的实战经验，卓越的指挥艺术，在反“扫荡”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他遇事沉着，机智果断，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师部驻地突然发现敌情，罗荣桓亲自指挥特务营抗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途中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照这个速度，不等部队过完，敌人就会追上来。罗荣桓望着滔滔河水，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对他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　　这时已经立冬，侯向之从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一步步趟过去。罗荣桓看着侯向之到了彼岸，马上下命令，整个部队全部徒涉。部队很快就过了河。然后，罗荣桓命令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但保留了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吧。　　罗荣桓从不轻敌，也不靠侥幸，总是把敌情侦察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与敌“不即不离”。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庄，罗荣桓就率部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的开水还是热的。　　罗荣桓经常告诫大家，对敌情不容有任何疏忽，一丝一毫的疏忽往往会招致不可挽回的损失。二九日，师特务营与山东纵队二旅那个营，攻击孙祖北面绿云山的日军。为了防备敌人增援时机关受损失，师部、分局和战工会等机关人员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然而敌人正在那里布置一个准备合击八路军的包围圈，可是在那一带活动的抗大一分校尚未发觉。他们报告，未发现敌情。于是，在三十日拂晓，机关的大队陆续开了进去，结果误入敌人的合围圈，受到敌人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和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第一一五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殉难。罗荣桓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极为沉痛，他与朱瑞、陈光等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时失散的人员。幸好，分散突围的同志绝大部分都安全地回来了。　　十二月初，“扫荡”的敌人陆续撤回。在陈光、肖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的同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已从外线返回沂蒙区的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共同研究了山东全盘的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去与师部会合。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向东面滨海区方向去的敌人，负责护送和警卫的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个营，与罗荣桓失去联络。这时，罗荣桓身边只有参谋李燧英和警卫员及骑兵排的二三十个战士。他们在一个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突然在他们住的村庄附近发现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地命令道：“向西转移！”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的地方，但罗荣桓他们却是朝着向东去的敌人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的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罗荣桓率领大家直插沂、沭河中间的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以为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和他们打招呼，罗荣桓也叫参谋向敌人招手示意。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一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夜幕垂落以后，安全地到达了滨海根据地。　　　　　 －－－－－－刘少奇来山东与四年工作总结　　持续了五十多天的反“扫荡”，在年底胜利结束，八路军给“扫荡”的敌人以重大打击，坚持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是很大的胜利。但是，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和敌顽夹击，主观原因则是在工作中存在一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和集总。　　罗荣桓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在领导上过去对于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谁，因而在反顽斗争时忽略了对敌人的注意。　　罗荣桓等指出：“在此次沂蒙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中央军委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罗荣桓等还指出了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来的群众工作薄弱而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凤，罗荣桓从一九四一年四月起曾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没有得到重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建议分局召集一次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展开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一九四一年五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一九四一年一至四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是，毛泽东二月四日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毛泽东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分局、一一五师和山纵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统一。　　三月十八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五旅十三团团长周长胜率部队护送他们穿越敌伪军的好几条封锁线，罗荣桓派教二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四月十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一落脚，他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的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敌友我三角斗争的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和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很多材料，并从当地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会议上，刘少奇对抗战开始以来山东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了报告。他首先肯定了抗战开始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敌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我们在山东立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在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　　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我们在山东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先机①〔先机：当时的常用词，指能够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时机〕。而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刘少奇还指出了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在山东“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这个报告，采纳了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成员的意见，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拥护。　　随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等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报告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对中共山东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到胜利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四年工作总结之后，为了转变山东的工作，需要抓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统一军事领导，贯彻执行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方针，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开展对友军的疏通团结和对顽军的反“磨擦”斗争，还要开展整风，进行大生产，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这些都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贯彻。而当时首先要处理的是“抗敌自卫军”的问题。　　对此，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依据上述原则，四月间，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十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六月十八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七月十三日，“抗协”山东省会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三章　冲破拂晓前的黑暗　　　－－－－－－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　　“拂晓前的黑暗”①〔引自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一六期。此文标题原为“边缘游击区”，当时又称“边沿游击区”，本书统一作“边沿游击区”〕，这是罗荣桓对一九四二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阶段的准确写照。　　一九四一年，日军将其侵华兵力六十四％和伪军九十五％，用以对付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所到之处实行毫无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广大群众遭受到深重的灾难。　　在山东，近四万日军和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转化过去的十八万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和分割封锁，在各根据地间控制公路六千九百公里，建立据点三千七百个，使抗日根据地面积由三。六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二。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由一千二百余万下降为七百五十余万。除滨海、鲁中、胶东尚有较大块的根据地外，鲁南、冀鲁边、清河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分区已经被切割为小块的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伪顽占领区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鲁南根据地变成“南北几十里，东西一枪穿”的狭长地带。冀鲁边的八路军大部换成了便衣，哨兵只能在宿营的房前屋后站岗，每夜都要转移几个营地。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的困难局面，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时间、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把主要精力灌注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十一月，他在《大众日报》、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第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重要文章。　　罗荣桓认为，在敌后想尽快把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的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着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差，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的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机动回旋地区狭小，更加紧张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的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当胜利时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时则失掉信心。”　　罗荣桓指出：运动战的战例，在游击战中当然也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普遍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中，容易找到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使我们能够集中部分兵力从运动中打击敌人；或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据点。如果由于敌人兵力少，伸入了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歼灭，甚至包括阵地战、运动战性质的手段，如简易的坑道爆破、强攻据点、围寨、打击援兵等。这并不是不允许的，但仍不能算完全的正规，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①〔罗荣桓：《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显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梁山战斗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样的战机就很难捕捉到了。　　罗荣桓进一步强调，我们普遍开展的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他说，“我们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　　按照这一要求，山东各战略区都开展了广泛的分散游击战争，采用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和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敌人过去了在后面打等方法，开展了三三两两到处打冷枪的“麻雀战”，轮番参战的“车轮战”，把敌人炸得坐卧不安进退两难的“地雷战”，与敌人转圈子的“推磨战”，一村打响、四方驰援的“蜂窝战”，还有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神经战”等等，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分散性游击战的战场主要是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边沿游击区。因此，罗荣桓特别强调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他提出：我们的根据地是建设在敌人点线之间，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对我们克服这一段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是有特殊意义的，必须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罗荣桓指出，过去在边沿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具体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成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的情况下）……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能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仍然是采取忽视态度的”。他指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扎根于群众之中。他认为，应根据边沿游击区的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持自己的力量与机动的可能。他说：“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和旧机关的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没有为所有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了损失。”①〔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　　对于如何深入隐蔽地坚持边沿区的斗争，罗荣桓提出：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麻痹敌人，造成敌人的松懈，保存自己的力量，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能站稳脚跟，不丧失坚持斗争的信念。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配合党和群众工作的隐蔽斗争。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而不张扬旗鼓地打击敌人；要打击敌人的尾背而不打击敌人的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而不对抗打击敌人，没有必要的条件不乱打，避免暴露造成破坏。　　罗荣桓认为，要坚持边沿区斗争，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程度。要抽调比较坚强的人员加强游击基干小组，在群众中建立隐蔽的坚强的情报网和联络站。　　按照罗荣桓等的指示，山东许多地区将边沿区的群众用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组织起来，实行联防。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地区，村村作好战斗准备，一处打响，八方支援。在漫长的边沿地区，构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保卫着人民的安全。当敌人在边沿区修筑公路、挖沟筑墙实行封锁时，即以“修封锁沟占了良田”、“挖坟要祖宗翻尸倒骨”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口号动员群众上工时怠工、下工后破路、平沟、砍电线杆，迫使敌人待不下去。对于敌人孤立的据点则组织长期围困，迫使敌人撤退，或予以消灭。　　罗荣桓认为，坚持边沿游击区及在敌占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武装工作队。它是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抓汉奸、特务，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占区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利用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如以看坡队、打更队的形式组织群众秘密抗日武装；以戒烟会、戒赌会、忠义保国团的名义组织秘密群众抗日团体；以教育研究会、读书会的形式组织教育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建立秘密支部，逐步把整个村庄变为隐蔽的抗日堡垒。一九四三年山东共开展了八千多个村庄的隐蔽工作，团结群众三百余万人。　　　　　　　　－－－－－－政治攻势　　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①中〔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罗荣桓在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二十一期〕，罗荣桓指出：“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成一片，以对付敌之全面压缩。……唯有这样，才能在今天的敌后生存。因此，分散性游击战争问题，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他还指出，在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在分散性游击战中，应“以政治攻势为主”。　　政治攻势，是红军以瓦解敌军为原则的敌工工作的发展。在一九四二年所以特别要强调政治攻势，又是同当时敌人的动向紧密相联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他们为了更多地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在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加紧了对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所取得的某些暂时胜利，以动摇群众的抗日信心，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