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整顿和军政训练，使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红军的建军经验，受到了红军优良传统的影响，同旧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很快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抗日部队。　　在一一五师帮助决死二纵队整训的同时，从延安抗大来到山西八路军办事处主办学兵大队的何以祥，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也到晋西组织抗日武装。他从学兵大队带来的十多个学员，都被各县要去了。他既缺人，又缺武器。一天，他带着晋西区党委的介绍信来请示罗荣桓，罗荣桓鼓励他说：　　“人是不缺的，干部也不用愁。”　　“在哪里呢？”　　“不在我这里，在人民群众中间。你要去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干部。”罗荣桓接着具体交代：“红军东征时，在汾阳、孝义、灵石一带撒下了一些‘种子’，有的党员现在隐蔽起来了，你要到每个村、每个区去找，恢复党的组织。在以阎锡山的名义建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很多进步分子，你要同他们取得联系。在阎锡山政权的县长、科长里头，也有一些进步分子，你要学会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抗日，同时还要做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何以祥从罗荣桓那里没有得到人和枪，但他得到了办法和信心。他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从秘密串连到公开活动，团结的群众越来越多。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撤退时丢下的几百条枪，把新发展的游击队员全副武装起来。何以祥又去师部汇报，罗荣桓鼓励他：“你做得对，有了朋友，胆子就大了；有了群众，办法有了，枪也有了。”为了组建这支部队，罗荣桓还派一一五师的干部去传授经验，训练干部，派宣传队去演戏、慰问。又组织这支部队的新干部到一一五师学习。这支白手起家的晋西南游击第一、二、三大队，很快发展到二千多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十八旅团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陕甘宁边区再次受到严重威胁。陈光、罗荣桓决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召集第三四三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干部举行作战会议，布置战斗任务。给决死二纵队第三团这支新部队分配的任务是看家，并向孝义方向警戒。随后陈光、罗荣桓即率第三四三旅把部队分散预伏在汾离公路的两侧，于十四日、十七日，分别在薛公岭、油房坪给敌人的运输补给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又于十九日在王家池伏击敌人后撤部队。三战三捷，共歼敌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六十余件，击毁汽车三十余辆。　　胜利归来后，陈光兴高彩烈地招呼决死二纵队三团的干部去看缴获的大洋马。他对三团团长曹诚说：“想不到这一仗打得这么便宜。早知如此，应该把你们也带去锻炼锻炼。”　　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敌军头目，在战地拣到一份写有第六八六团团长杨勇名字的材料，便立即写信给杨勇转一一五师司令官。信上说，他们不惯于在山地打游击，约八路军到汾阳县三泉镇西的南阳村会战。这封来势汹汹的挑战书，恰好暴露了敌人的虚弱和无能，说明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山地游击战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三战三捷”刚结束，罗荣桓作为第一一五师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了中共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批判了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口号，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明了中共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具体变化的道路，再次强调了游击战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罗荣桓在十月十七日下午的会议上作了发言。通过汇报第一一五师一年来的情况，他着重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另一个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问题。　　罗荣桓在发言中介绍了第一一五师在午城、井沟战斗中，采用小部队，利用若干个有利的阵地，此起彼伏地连续打小仗，消灭敌人的情况。罗荣桓谈到，有一个排，为牵制敌人，在一个阵地上坚守了两个小时，然后悄悄转移阵地。向该阵地倾泻了二百多发炮弹的敌人竟未发觉。我军用这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收到了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他说，在井沟战斗中，敌人死伤近五百人，我军伤亡不超过一百人。他用这些生动的战例，说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荣桓在发言中直率地谈到，由于部队改编时一度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加之一一五师政治部又在较长的时间单独行动，远离部队，而且有大批政工干部调到地方工作，因此，使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军阀主义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所滋长。他汇报了一一五师到晋西以后，克服政治上的麻痹情绪，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他建议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特别是系统的基本教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使部队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向山东进军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曾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五○五页〕　　“派兵去山东”，这是中共中央早有酝酿的战略设想。　　山东，背靠中原，面临渤海、黄海，南接江淮，北迫平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拥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却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十五。三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于敌手。　　在山东沦陷之前，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曾在济南秘密制定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①〔位于胶东文登县东部〕、黑铁山②〔位于长山、桓台、临淄交界处〕、鲁东③〔指昌邑、寿光地区〕、徂徕山④〔在泰安市东南〕、泰（山）西、鲁东南、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各地抗日武装在这一有利形势下迅速得到发展，到六七月间，已达四万人。后来，在一九三八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这是一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支持的情况下，由党领导广大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而创建与发展起来的较大的武装力量。在这支抗日武装的控制下，初步开创了大大小小许多块抗日根据地。从全国范围看，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开辟的，如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而山东却是由中共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的。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点。　　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杂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小股武装共达一五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起义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一九三八年四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发展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第十二九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四八位干部发展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便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与此同时，中央和集总又决定调第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他迅速抽调了一批干部随肖华前往。其中有补充团团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和第三四三旅政治部的周贯五、王辉球、王叙坤、刘贤权等共约一百余人。　　肖华出发之前，罗荣桓和他谈了话。罗荣桓指出，冀鲁边区位于天津以南、老黄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河北和山东沿海地区，处于敌后之敌后，威胁到天津和津浦路，敌伪和国民党都要和我们争夺这个地区。那里已经有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需要整顿、加强，提高他们的战斗力。那里还有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杂牌部队，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也有向那里发展的动向。他要肖华做好思想准备，在敌我友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　　九月二十七日，肖华一行抵达冀鲁边区的乐陵县，旋即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曾国华的永兴支队编为第五支队，冀鲁边区地方抗日武装编为第六支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调到鲁西北，后又经泰西转往鲁南地区。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其后方，用以对付共产党。与之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对共产党、八路军制造摩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去山东已经刻不容缓了。中共中央决定派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去山东湖西地区。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十二月间，朱德，彭德怀按照上述电报精神向陈光、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第六八五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十二月间，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改称苏鲁豫支队。①〔该支队活动地区包括河南省夏邑县〕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也于十二月二十日晚从晋西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②〔在晋西还留下一个由补充团扩编的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政治委员林枫（兼）。〕。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白雪皑皑的绵山，于行军途中迎来了一九三九年的元旦，到达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特地到第一一五师驻地看望大家，给干部作了形势任务报告，还应罗荣桓之请，为一一五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总司令留他们吃饭，亲自下伙房，抄起菜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第一一五师归还第二战区建制，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指挥。　　对蒋介石的无理命令，只有置之不理。派第一一五师到山东，属于“先斩后奏”，这时就需要一个代号了。恰好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谈判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第一一五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翻太行山，过平汉路，然后直插山东。　　部队出发前，罗荣桓将一只小皮箱交给政治部的秘书杨永松，对杨说：“箱子里的东西你可以看，但千万不要搞丢了。”杨永松掂了一掂，箱子很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瓶药和几本书，便空空如也。书中有一本是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本红军大学印发的、纸质很差、印得模模糊糊的讲稿上，罗荣桓多处圈点批注，书角已经起皱，看来他已阅读多遍了。在此书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将其作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出发点。这本书对罗荣桓的思想影响极大。毛泽东所阐发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罗荣桓终生信奉不渝，把它作为一切行动必须遵守的原则。　　部队出发时，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看望。二月十四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都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让即将到前方去的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匆匆赶队伍去了。　　罗荣桓赶上队伍后，一直东进。东面，是敌人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后方去。给孩子取的这个名字十分切合当时部队的实际。后来，第一一五师好几支部队都曾使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　　从晋西到山东约有三千里，途中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翻越了被戏称为雪山的绵山，还配合十二九师粉碎了敌人对山西辽县的进攻。这次进军曾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进军山东以后，罗荣桓就开始挑起开创一个地区新局面的历史重任了。　第八章　齐鲁大地及时雨　　　　　 －－－－－－从樊坝战斗到太河惨案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东进支队经河北、河南交界地区，越过了黄河。可指战员们鞋都没湿。河床上，不见有水。由于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行，这里的河水便枯竭了。加上天气干旱，坑洼里的水也逐渐蒸发，河道终于成为一条蜿蜒的沙龙。　　过了黄河，便进入山东境内，站在河堤上向东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这就是鲁西平原。现在，麦苗虽已开始返青，却因为缺雨，长得蔫蔫的。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可老百姓所受人祸比天灾还要厉害。这一带，虽有中国共产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没有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盼望下雨，更盼望着八路军赶快来。如今，八路军果然来了。恰好，这时下起了小雨。杜甫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东进支队多么象是及时雨啊！他们悄悄潜入山东。当晚在郓城县张楼宿营。这一消息很快传到郓城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梁仞千立即率领二十多位干部到张楼迎接从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①〔当地群众对开进山东的八路军主力的称谓〕。　　罗荣桓和陈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敌情，得知驻在郓城城里的汉奸头子叫刘本功，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这是刘本功的台柱子。罗荣桓与陈光决定，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的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乡亲的见面礼。他们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了六八六团。　　三月三日晚上，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部队冒雨向樊坝急进。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战斗，部队勇猛冲进敌人据守的围寨，将守敌全歼，刘玉胜被生擒。驻在樊坝西南团柳村的刘玉胜的第四连，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听从规劝，携带包括五 挺机枪在内的全部武器，光荣反正。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八路军在鲁西声威大振。老八路来了！这喜讯在鲁西平原上迅速传播开来。　　杨勇赶到张楼，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战斗情况，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罗荣桓没有急于答复，他让杨把刘玉胜带到张楼，亲自审问。　　刘玉胜是本县人，以前曾在宋哲元部队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复榘部队当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让他当连长。山东沦陷以后，刘本功当了汉奸保安司令，刘玉胜也跟着当了伪军团长。　　罗荣桓和刘玉胜谈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把杨勇找来问道：“你看刘玉胜这个人怎么办好？”　　杨勇说：“在这次战斗中他的老丈人肺部中弹，我们的医务人员认真给他治了，刘玉胜很感动。看样子，有些悔罪表现。”　　罗荣桓点点头，沉吟了一会说：　　“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争取他一个，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杨勇回去以后，向刘玉胜申明大义，晓以利害，让刘在当地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派他的秘书吕鸿去刘玉胜部工作。刘非常感激。在吕鸿具体帮助下，他写了一份告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很大。后来，他又拉起二百多人的队伍，来找杨勇，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　　樊坝一仗，打开鲁西的局面后，东进支队要继续东进。郓城县委和当地老百姓纷纷来找罗荣桓，恳求将杨勇留下。这时跟着师部行动的只有六八六团。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与陈光决定，从这个团抽出第三营和教导队，再加上师直两个连，由杨勇和何德全、张国华、欧阳文等率领留在运（河）西地区，称东进支队第一团（以后改为独立旅）。张仁初、刘西元接任六八六团团长和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运西地区的开辟，使第一一五师在山东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三月七日，罗荣桓与师部从靳口过了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师部派出骑兵连，向汶上县城方向侦察敌情。战士们穿上日军的大衣，骑着缴获的大洋马，伪装日军来到距汶上城西北五里的伪军据点草桥。伪军哨兵慌忙敬礼，化装成日本军官的骑兵教练员讲了一通日本人也听不懂的“日语”，由侦察员扮成的“翻译”命令说：“联队长来阅兵，快把队伍集合起来。”伪军大队长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在伪军集合队伍时，骑兵连指战员突然将其包围，全部缴械。　　这个“草桥阅兵”的故事，很快在泰西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三月十日，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作短期休整。　　三月十二日，罗荣桓给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作报告。他分析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形势，阐述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指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泰山西端的抗日根据地。这里北可连冀鲁边和鲁西北根据地，南可连六八五团与地方抗日武装创建的苏鲁豫根据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罗荣桓要求东进支队帮助发展和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帮助发展地方党组织，加强党在农村和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地方群众工作。他特别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邻近的兄弟部队。　　三月十四日，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与中共泰西地委①和由泰西人民抗日起义武装所编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②在东平县常庄会合〔泰西地委书记是董君毅（即段君毅）〕〔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中共领导的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组成，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下辖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二支队及陇海南进支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苏鲁挺进支队、临郯独立团等，共二。四五万人。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治委员张北华（后由段君毅兼），第六支队下辖一七个大队共三千余人〕。随后，驻在鲁西北的区党委③也赶到常庄〔鲁西区党委统一领导鲁西北、泰西、运西等山东津浦路以西地区党的工作，书记张霖之〕，与第一一五师一起活动。于是，第一一五师在山东又开辟了泰西这一立足点。　　罗荣桓来山东，还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在山东的党的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到泰西后，即着手此项任务，除向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的负责干部作了传达外，并建议组织一次党的会议，以便尽快将六中全会精神贯彻到基层去。　　三月下旬，泰西地区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在常庄一所小学召开。罗荣桓在会上，根据六中全会关于独立自主地放手在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结合泰西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依托泰（安）肥（城）山区、大峰山区、平（阴）（东）阿山区、伴靠东平湖（罗荣桓称之为依山伴湖），向四周发展，使泰西与周围各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的任务。他还指出，泰西以往对政权建设不够重视，仅仅依靠抗日动员委员会这种半政权性质的机构还不够，应该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使党、政、军、民共同发展，形成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巩固的根据地。　　会后，决定由第一一五师师部和教导大队协助山东纵队第六支队进行整训，师政治部的干部会同地方党组织成员组成民运工作队，分赴汶上、东平、泰安、肥城、宁阳、平阴、长清等县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三月下旬的一天，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去驻在津浦路东沂蒙山区的中共山东分局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随行的有师部秘书长苏孝顺和分配到山东分局①的七八位抗大毕业生〔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原为山东省委，一九三六年五月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管辖范围增加苏北洪泽湖地区。十二月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任书记〕。深夜，罗荣桓一行来到大汶口附近已被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边上。罗荣桓让骑兵排在一片洼地隐蔽。这时，过来了一个被迫为敌人打更的老百姓。罗荣桓吩咐警卫员把他叫来，向他询问了铁路两侧的情况。突然，一阵隆隆的响声越来越近，紧接着是噼噼叭叭的枪声和扫来扫去的探照灯光。罗荣桓指挥大家就地卧倒。他借着探照灯光观察隆隆开来的铁甲车。那几位抗大毕业生开始还有点紧张，当他们看到罗荣桓是那样镇定自若时，心情也平静下来。敌人的查路车开过去了。罗荣桓指挥大家从一个涵洞迅速穿越铁路。他让那几个青年干部随骑兵排先走，自己站在涵洞边，等大家都过去了，他才过去。　　罗荣桓一行过铁路后先后见到前来迎接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和泰山地委军事部长吴瑞林。在他们护送下，到达第四支队驻地。罗荣桓听取了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的汇报，并扼要地向他们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　　第二天，罗荣桓到达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会见了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江华。罗荣桓向分局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以后，又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设在王庄的天主教堂里。罗荣桓作了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他的传达报告观点明确，切合实际，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此前大家虽然看过已发表的六中全会有关文件，但是并未读过毛泽东所作的结论。听了罗荣桓的传达，大家感到对独立自主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这时，山东开展抗日斗争已经一年多了。党领导了各地的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王明以中央领导人身份散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是有影响的。石友三的国民党第十集团军进驻沂蒙地区时，利用他与沈鸿烈的矛盾，和他配合抗战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对他依靠过多，缺乏必要的斗争。对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迫害与军事进攻，开始有退让过多、反击不够有力的情况。　　就在与会者正联系山东的实际，热烈讨论罗荣桓的传达报告时，突然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制造了“太河惨案”①〔太河，在博山县以东，又称太和〕。　　秦启荣，是蒋介石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山东的头子。韩复榘逃跑以后，他在惠民打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沈鸿烈又委任他为十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指使他手下的第五指挥部指挥王尚志率部南下越过胶济路，于三月间抢占原为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驻守的太河镇。　　这时，活动于胶济路以北，小清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赴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员及护送部队共二百余人，从清河区南下，过胶济路后准备经太河镇赴沂水。　　秦启荣密令王尚志设置圈套，准备将鲍辉一行一网打尽，而鲍辉等却毫未戒备，并事先将枪枝人数通知了王尚志，说明是从太河镇路过，请他们不要误会。三月三十日上午，部队到达离太河镇八里的同古时，护送部队的吕乙亭营长发觉王部士兵荷枪实弹，气氛反常，便命令部队停下，但鲍辉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命令继续前进。王指定鲍辉一行走太河镇西边一条只有三四米宽的狭窄通道。路东是坚固的石砌寨墙，路西是淄河。太河镇寨门紧闭，村头上、围墙上、山顶上都布满了人。吕乙亭感到情况不妙，命令战士做好战斗准备。他自己走在最前面。当部队走到西门外的围墙下时，突然枪响，吕应声倒地。接着，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打起来。　　鲍辉仍命令不要开枪，要大家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王部仍疯狂射击。鲍辉右腿负伤。随后，镇门大开。王部从镇内和西、北、南面的山上包抄过来。八路军受地形限制，不能展开。　　除六十余人分散突围外，其余近二百人被俘。鲍辉、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等十余位干部被俘后痛斥秦、王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英勇就义。　　听到太河惨案的消息，罗荣桓和大家十分愤怒。他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研究对策的会议。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顽固派的屠杀和烈士的鲜血，证明了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的反共罪行，绝不能示弱，必须坚决进行反击。　　在罗荣桓参加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的同时，作出了反击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首先是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张经武指挥和黎玉政委，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真象，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在王庄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发表讲话，揭破了秦启荣放出的“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谰言。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绝类似事件，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四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①〔参看《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第一九四页〕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罗荣桓参加下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第三、四支队等部，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讨论时，大家担心沈鸿烈掌握的吴化文旅和进驻山东的于学忠东北军出兵去支援秦启荣。罗荣桓当即表示，在鲁西的一一五师部队可向津浦铁路靠拢，如果沈鸿烈和于学忠出兵，一一五师就开过来参战。罗荣桓的发言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反击的信心。会后，罗荣桓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一同从王庄去太河镇所在的博山县境察看了地形。随后罗荣桓返回泰西。　　罗荣桓此次东来，第一次同山东纵队领导干部会见，为以后这两支部队共同坚持山东斗争打下了基础。　　罗荣桓回泰西路过莱芜县境时，有一天，在口镇东北的一个小山村中宿营。在这里驻扎着山纵第四支队刚刚组建起来的一个团，团长武中奇是一位能写会画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书法家。　　罗荣桓在驻地没有看到哨兵，关切地问武中奇：　　“你们是怎样布置警戒的？”　　“我们在敌人据点附近放了个哨，敌人一出动就打个手榴弹，我们这里就听见了。”　　罗荣桓不禁粲然一笑：“这是个办法。不过，如果别的方向有敌情呢？”　　他带着武中奇，在驻地周围转了一大圈，十一指出在什么地方应该设岗哨，如果敌人来，在哪里阻击，从哪里撤退……　　山东纵队讨伐王尚志时，如果吴化文等插手，第一一五师要从铁路西过来支援，此处乃必经之地，因此罗荣桓叮嘱武中奇切不可麻痹大意。晚上，在油灯下，罗荣桓铺开地图，又一直看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天刚麻麻亮，罗荣桓就离开了这个小山村。　　罗荣桓经过泰山地区时，向地区的领导人再三强调了泰山、徂徕山地区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联结津浦路东西和胶济路南北的重要纽带，也是敌人必争之地，要准备应付敌人的大举进攻和反复“扫荡”。要发展秘密工作，准备在重要城镇和交通线被敌占领后，通过建立两面政权等方式建设地下交通线，以保证津浦路东西畅通无阻。泰（安）、泗（水）、宁（阳）中心县委随即建立了一条通过南驿车站的地下交通线。后来，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都通过这条交通线平安抵达津浦路东。　　罗荣桓回到师部后，即命令部队向津浦路方向移动，准备配合山东纵队对秦启荣、王尚志的反击。　　四月二十日，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等部队，在张经武、黎玉和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指挥下，向太河镇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将王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沂水之悦庄。山东纵队早有准备，又歼其一部。　　太河事件之后，山东各区都开展了反对摩擦的斗争，给了山东各地顽固派一次沉重的打击。　　　　 －－－－－－－陆房突围　　按照“依山伴湖向外发展”的方针，罗荣桓回到泰西以后，与陈光一道，指挥六八六团和山纵第六支队相配合，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先后扫除敌人沿汶河设立的全部据点，歼灭伪军千余人，控制泰西大片地区。　　在这个基础上，罗荣桓进一步提出如何创建泰西根据地的意见。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上指出：“创建泰西根据地必须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是武装问题和政权问题。”　　　在武装问题上，针对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易于产生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的倾向，他要求所有游击队都要置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要依靠党来保证统一指挥。　　在政权问题上，他强调：“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他还提出了开放民主、减租减息等加强政权建设的措施。　　为了解决好武装和政权这两个基本问题，会后他到东（平）汶（上）宁（阳）支队①检查工作〔支队长为第一一五师管理科长石新安〕，同时派出师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明等大批干部去协助地方工作。　　深入泰西的八路军，好似插入敌人心腹中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中段，很快引起敌人的重视。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宁阳等一七个城镇调集的兵力共八千余人，并配有汽车、坦克百余辆，大小炮百余门，兵分九路，向泰西根据地扑来。敌人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五 月九 日开始向肥城以南、汶河以北推进，逐步合围。第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津浦支队与鲁西区党委机关等，共三千余人，陷入包围圈内。此时罗荣桓已去东汶宁支队。此前，当发现敌人紧缩包围圈时，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第六支队段君毅等商量，打算以第六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但是师部和第六八六团走到半路，汶河南岸又发现敌情。陈光感到西南是平原，不那么放心，认为还是山区保险，又决定北去，向大峰山区转移。结果，第六支队安全突出去了。向大峰山区转移的部队，却遭到敌人重兵堵击，不得不退到陆房地区。这一地区，四面皆山，地形象一个脸盆，纵横不过十余里，周围山区不大，无法隐蔽大部队，形势十分危急。　　部队被围之后，陈光立即命令第六八六团占领陆房西南的肥柱山和牙山，津浦支队和师特务营扼守陆房以东和东北的凤凰山。指战员们用步枪、手榴弹，用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九次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血战整整持续了一天，敌人的尸体一片一片倒在阵地前面。　　天黑了，日军不惯夜战，便就地宿营，继续包围陆房，等待天明。八路军乘机紧急轻装，埋藏了笨重物资，悄无声息地沿着山间小路，向东南和西南方向突围。罗荣桓在部队被围期间，一直通过电台与师部保持联系。部队突围后，他赶到东平县无盐村与师部会合。　　第二天一早，敌人重新发起总攻。炮火准备之后，敌军小心翼翼进入陆房。兜了一圈，什么也没捞着，连一个八路军的人影也没有。此次战斗，敌人自己承认总共伤亡一千二百人，其中包括一名大佐在内的五十多名军官。敌人还在报纸上吹嘘，他们取得了“消灭”一万多人的“赫赫成果”。可是，被围部队加地方干部总共才三千人，实际伤亡三百六十人。　　在陆房战斗中，八路健儿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精神震奋了全国，蒋介石也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表示“殊堪嘉慰”。①〔见《八路军军政杂志》一九三九年第八期第七页〕　　第一一五师进山东，本属“先斩后奏”。他们以陆房的英勇战绩，终于使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第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地位。后来，到一九四○年九月，在桃峪会议①上罗荣桓总结第一一五师入鲁和发展的方式时指出〔在费县西北桃峪召开的支队和旅以上干部会议，会后罗荣桓以他和陈光名义将总结报给中央，题为《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总结》〕：入鲁的第一步是“隐蔽偷运。由边（沿）伸入腹地，造成既成事实，以争取合法地位”。陆房战斗的胜利标志着这一步已经实现了。　　然而，这毕竟是一次没有准备的被动仗。部队处境一度十分危急。虽然突围出来了，可骡马辎重损失不小。因此，指战员们一时对现场指挥员陈光议论纷纷。　　陈光早在一九二七年便参加湘南暴动，次年随朱德领导的起义军上了井冈山。他作战骁勇，十年内战，负伤十次，曾带一个连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救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他是前线的指挥员。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十分机敏，在枪林弹雨之中由一个普通农民锻炼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第一一五师入鲁之后，复杂的形势对指挥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他性情急躁、狭隘的缺点日益暴露。有时便显得与飞速发展的形势不大适应。在长期共事中，罗荣桓一方面尊重他、支持他工作，另一方面又常常用周密的思考、冷静的判断、全面的分析来弥补他的不足。　　在无盐村，罗荣桓除同陈光促膝谈心，同他一起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振作精神外，还对一些中层干部说：“师长情绪不太高。你们应当鼓励他。在敌后复杂的环境中，打个把被动仗，是很难免的事，况且陆房战斗还是胜利的战斗嘛！给了敌人很大杀伤嘛！”　　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罗荣桓强调，战后的主要问题是正确地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士气，而不应埋怨指责。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列举了敌我伤亡数字后说，我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顽强战斗，成功突围，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有的同志埋怨丢了骡马驮子，这没有什么，我们刚刚从山区来到平原。辎重太多是个累赘。这次敌人使我们丢掉了包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至于丢掉了一点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听了他的讲话，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陈光的情绪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陆房战斗后的一天，罗荣桓、陈光把运西的杨勇、在泰西的各部队负责人以及鲁西区党委成员召集起来，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敌人发动九路围攻之前，宁阳没有这么多日军吧？”罗荣桓事先已派人进行了侦察，为了印证一下，又问在宁阳附近活动的津浦支队队长孙继先。他得到孙肯定的回答后，接着说：“这就说明，敌人从各地集合起来的队伍并没有解散，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你看应该怎么办？”他又问杨勇。　　“我们的部队不能挤在一起。”杨勇回答。　　“对！这就是陆房战斗给我们的一个教训。目前在平原地区不宜于大部队集中行动，需要分散。要象渔夫一样，把网撒开。”他向孙继先交代：“你们津浦支队要浩浩荡荡地往东走，把敌人引到铁路边上去！”　　按照罗荣桓的安排，津浦支队白天在公路上行军，遇上敌人边打边撤，把一部分敌人牵到铁路边上，然后迅速摆脱了敌人，转到了铁路以东。　　在这之前，为了继续东进，师部已派了从冀鲁边调来整训的第七团和军政干校、后方医院及供给部部分人员到达津浦路东。　　　　　　津浦支队出发后，留在晋东南的师后方留守处及师教导大队也到了泰西。罗荣桓又命令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师部机关和直属队，包括刚从晋东南过来的大部分人员，仍以东进支队名义到津浦路东，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已到路东的各个单位。　　这时，林月琴也随留守处来到了泰西。罗荣桓同妻子重逢，高兴地抱起已过“百岁”①的孩子〔婴儿满一百天，俗称“过百岁”〕，关切地问林月琴：“你们一路辛苦了吧？”当时，林产后还不足四个月，一路上过封锁线，跋山涉水，很是劳累。可林月琴没有说这一些，她告诉罗荣桓，孩子是挑夫挑来的，担子的一头是行李，另一头便是东进。在路上，有时几位女同志轮流地抱着孩子。队伍里的战士们看到空担子，都要关切地打问孩子的下落，后来，供给部又专门拨来一头牲口给她们母子。罗荣桓听后很不安，他郑重地对带队的保卫部长朱涤新说：“这样做不合适，给同志们的影响不好啊。”　　有一天，发现敌情，罗荣桓正在布置大家转移，只听“哇”的一声，小东进哭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移到炕上。林月琴眼眶里噙着泪水，一时也不知怎么办好。东进是她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在陕北生的，取名北屯，寄养在老百姓家中，因为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已经夭殇了。罗荣桓走到炕前，爱抚地摸一摸小东进的脸蛋，毅然说道：“我看，干脆把他交给群众养活吧！”在细雨蒙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师部事务股长樊文烈陪着林月琴，抱上小东进，骑上马，到了十多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把东进寄放在一个老百姓家中。　　林月琴和留守处是随徐向前和朱瑞来到山东的。徐、朱在赴沂蒙山区途中同罗荣桓、陈光在泰西相会。五月四日，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和江苏境内及冀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不久成立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陈光、罗荣桓、张经武、黎玉组成，朱瑞为书记。　　由于六八六团在几次战斗中伤亡较大，在师部机关东进后，罗荣桓又命令他们到东平湖一带进行休整补充。于是在陈光、罗荣桓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百把人的精干机关和三个连①的警卫部队了〔这三个连是二连、四连和骑兵连〕。他们没有随师部到津浦路东。当时，第一一五师部队除肖华纵队在冀鲁边以外，绝大部分仍在路西；运西区有杨勇的独立团，泰西区有第六八六团和已归第一一五师指挥的山纵第六支队，湖西区有第六八五团。运西、湖西、泰西，这三个地区在津浦路以西，按“品”字形摆开，好比是在山东西部这块棋盘上布下的几着好子。然而，此时它们还没有联成一片，还有待于巩固并向陇海路南、津浦路东发展。罗荣桓和陈光仍然留在鲁西筹划和经营这几块根据地。　　五月下旬，中央指示，苏鲁豫支队（第六八五团）继续分兵到徐州东南。为此要跨越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任务十分艰巨。六月初，集总来电，明确指示：“六八五团应归还一一五师建制，直属陈、罗指挥。”陈光同罗荣桓商量后，决定亲自到湖西去，指挥苏鲁豫支队向徐州东南展开。　　陈光带一个警卫排走后，罗荣桓身边的人更少了。杨勇建议他转移到运西去。当时，小麦未收，有些田地青纱帐已起，到处都可隐蔽，罗荣桓认为，只要随时提高警惕，安全不成问题，他依然泰然自若，带着这二三百人的小队伍出没于泰西广大农村。　　一天下午，作战参谋来光祖向罗荣桓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十几里路了。罗荣桓手拿一把蒲扇，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听了来的报告，到屋门看看在西天高悬的太阳，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紧，继续注意侦察各个方向的情况。”　　过了半小时，侦察员们纷纷回来报告。有一路报告，敌人距离只有十里，附近老百姓都撤走了。罗荣桓仍然行若无事地踱步。　　侦察员们爬上村头的大树，已经可以看到敌人队伍扬起的灰尘从远处滚滚而来。侦察员不断前来报告，锄奸部科长王立人等人也来催促，可罗荣桓仍然在屋内来回走着。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各路侦察员都已回来，罗荣桓全面掌握了周围敌情，才下令出发。这时敌人离罗荣桓的驻地只剩下三里左右。后来，他对来光祖等人说：“在敌人围上来的时候，要弄清它的意图再行动。敌人离得近一些，它的意图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同时，行动要尽量放在黄昏以后，以便利用夜暗隐蔽自己。”　　队伍出发后，迅速摆脱了敌人，接着连夜行军。拂晓，到达东（平）汶（上）公路。罗荣桓站在路旁看着战士穿越公路。战士们经过一夜行军，又困又累。可他们看到政委站在那里，又都抖擞精神，向前走去。过了公路再过运河，罗荣桓带着这支小队伍安全抵达运西地区。　　　　　　　 －－－－－梁山战斗　　罗荣桓到达运西后，指示杨勇向对八路军进行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卢翼之和齐子修进行回击，迫使卢翼之的残部西逃菏泽，然后又击溃伸入梁山腹地的齐子修，将齐赶到黄河以北的在平、博平一带。　　七月上旬，鲁西八路军采用以连为单位，分散打游击的方式，粉碎了日军第十二军及华北方面军直辖兵团对鲁西的“扫荡”。　　在反摩擦、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七月间，在梁山西北的黑虎庙，正式建立第一一五师独立旅，由杨勇任旅长兼政委。　　七月下旬，罗荣桓到达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后，带着从苏鲁豫支队调来的一个连队，也到达这里，与罗荣桓会合。　　梁山，在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所包围，汪洋数百里，故称水泊梁山。金代以后，河徙水退，梁山四周渐涸为平地。由于《水浒》描写过一百单八将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梁山因而闻名于世，如今虽也有断金亭、聚义厅、黑风口、宋江马道等名目，可这山并不高，不过是平地上隆起的几个一百多米高的小山包而已。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神仙不是别个，就是英雄的八路军。他们即将在这里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　　八月一日早晨，前集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战士们早就排了文艺节目，正在搭台子、栽杆子，拉起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横幅标语，准备召开庆祝大会。这时，罗荣桓突然接到地方情报站派人骑自行车送来的情报：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带了四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迹象。罗荣桓和陈光一面命令继续严密侦察，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　　这股敌人属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领头的是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此人官儿不算大，但据说是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还受过天皇的召见。名列皇亲国戚，因此特别骄横。这次，他领受了护送炮兵野尻小队连同两门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去的任务。这两门大炮再加上两辆拉弹药的炮车，煞是威风凛凛，也因此被八路军侦察员误认为是四门大炮。　　陈光听说这股敌人送上门来，激动地对罗荣桓说：“吃掉它，不能让它跑掉！”　　罗荣桓没有马上表态。他在根据敌情、我情进行周密思考。据侦察，这股敌人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也没有其他敌人策应。梁山周围没有敌人的据点。稍远一点的东平、济宁、郓城、阳谷等地，敌人都没有增兵。我方兵力虽然只有师部四个连，但青纱帐已起，便于隐蔽活动。梁山南面杨勇的独立旅，远不过三十里，随时可调来增援。而敌人并不知我方虚实，我们的攻击可以做到出其不意。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战机。只要我们动作迅猛果敢，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　　随后，罗荣桓同陈光一道到孟林勘察地形。这孟林是梁山南坡的一片松柏林，“八一”庆祝大会原来就准备在这里召开。现在主席台已经拆掉。罗荣桓和陈光登上半山腰，向东南望，只见茫茫一片高粱和玉米，象是波涛起伏的绿色大海，一直伸展到天边。近处可以看到从汶上过来的大路，稍远一点，路便消失在高粱、玉米丛中。敌人过来时，路两旁的青纱帐是伏击敌人的绝好地方。他们把目光转向西南，只见一里开外的原野上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包，象一头卧地的黄牛，叫独山。山周围有些民房，叫独山庄。独山脚下有几座石灰窑，南面紧靠大路有个车马店。这一带很可能会成为战场。　　陈、罗定下决心后，陈光便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对于陈光的正确部署，罗荣桓给予支持，但从不越俎代庖。　　一切就绪，师部转移到了后集的天帝庙。罗荣桓手摇大蒲扇，拿出一部《水浒》翻看起来。独立旅的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听说要打仗，赶到师部打听消息，只见罗荣桓在看《水浒》，不免有些惊讶。他一面询问敌情及师首长的决心，一面不时瞥一眼罗荣桓手中的《水浒》。罗荣桓晃动着手中的书，笑着说：“在梁山脚下看《水浒》，打鬼子，多有意思啊！”欧阳文也恍然大悟，感到这历史的巧合真有意思。不过，在赵宋年间，梁山的英雄好汉打击的是官军，而八路军今天要消灭的却是穷凶极恶的日寇。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如今罗荣桓虽然手持的只是一把普通的蒲扇，穿的只是一件普通的白布衬衫，然而他在大战前镇定从容的气度，仍然给欧阳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二天中午，青纱帐里扬起一阵烟尘，敌人过来了。伪军打头，接着是日军，步兵、骑兵、炮兵，队列整齐，神气十足。本来，陈光命令二连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青纱帐里，准备打一个伏击，可日军走了另一条路，一直闯到前集。埋伏在庄里庄外的四连和十一连①突然开火〔陈光由第六八五团带回的一个连〕。二连听到枪声，立即赶到敌人屁股后面开枪。前后一夹攻，敌人的步兵堵住炮兵，骑兵又冲散了步兵，一下子伤亡四十多人，伪军全部被打散。　　长田敏江勒住惊马，挥舞指挥刀，下令整理好队伍。然后朝梁山开炮。轰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长田以为碰到了游击队，又继续前进。到了梁山西南角，赶到梁山的独立旅的第一团第三营又给以迎头痛击。于是敌人便退守独山庄。这时，天快黑了。　　在下午的战斗过程中，罗、陈始终站在后集的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当最后证实敌人只有这孤零零的一坨时，他们便下令当晚由师部的三个连和独立旅的三个连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半夜，敌人退到车马店，用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八路军久攻不下。这时，天快亮了，有的干部担心敌人援兵赶到，自己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一关键时刻，罗荣桓命令第一团速派一名干部到师指挥所来。团政委戴润生赶到。罗荣桓听完他的汇报后说：“敌人是孤军深入，现企图固守待援。但是，郓城、汶上敌人兵力空虚，如果临时抽调，最快要明天中午才能到达。我们已派部队向汶上方向警戒。你们放心打，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争取明天十点以前全歼残敌。”戴告退时，罗荣桓又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有一句俗话，两军相逢勇者胜。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戴的精神为之一振，立即返回前沿阵地，同周海滨团长一道重新调整部署，向敌人发动总攻。　　罗荣桓又亲自打电话给指挥师直三个连队的参谋来光祖，询问战斗情况。当来汇报难免要损坏民房时，罗荣桓立即说：“房子打坏了，战后再赔偿，现在要不顾一切消灭敌人。”于是部队立即在火力掩护下，上房刨开房顶，向房内扔集束手榴弹。敌人支持不住了，开开南门向一片豆地里乱跑。师部骑兵连及时赶到，战士们挥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片，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向敌人砍去。独山庄附近的老百姓也纷纷出来，活捉四散逃跑的敌人。　　下午九时，三百余敌人全部就歼。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洼地发现了长田敏江的尸体。　　梁山的捷报迅速传开。周围的老百姓纷纷拉来西瓜、猪肉、鸡蛋慰问八路军。人们象赶集一样纷纷前来参观那两门野炮。不仅是老百姓，就是八路军里的老兵也没见过这样大的家伙。　　梁山战斗不同于消灭伪军的樊坝战斗，也不同于被动的陆房突围。这是一次在平原地区进行的、以日军为作战对象的成功的伏击战。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处于很大优势的情况下，八路军取得了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果。战前，许多指战员对于平原作战缺乏信心，战后士气大振，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和勇气。　　梁山战斗的胜利，也大大鼓舞了鲁西群众的抗日热情。仅仅半个月，梁山和东平湖之间，就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梁山战斗的捷报，迅速传遍全国。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　　梁山战后，尾高龟藏气急败坏，纠集了五千重兵，调动了一百多辆汽车，四十多辆装甲车，开进梁山地区，轮番进行“扫荡”，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八路军化整为零，依靠群众，利用青纱帐与敌人周旋，缴获的两门野炮也拆开埋起来①〔这两门炮后来被日军挖走〕。罗荣桓带着一部电台和少数工作人员，白天进高粱地，晚上找个村子休息。有几次，他们离开驻地才五六里，敌人就包围了他们住过的村庄。有一天，敌人突然从西面闯进了村子，罗荣桓率领指战员从村东头安然脱险。罗荣桓就这样从容不迫地和气势汹汹的敌人“捉迷藏”，有时还派出小部队去袭击迷惑敌人，弄得敌人疲于奔命。　　后来，罗荣桓、陈光等住进东平湖里的小岛。罗荣桓一进岛，就带着警卫员到岸边去观察地形，和老乡攀谈，了解湖里的情况。他指示作战参谋，弄清敌人用什么船，使用什么火器，研究如何在湖里与敌人周旋。敌人的机动船，最怕水草缠住螺旋桨。在水浅草多的湖面，靠不上岛。陈、罗利用这个机会，在湖里休整了一段，同时不断派出小部队上岸打汉奸筹款，协助群众躲避敌人的“扫荡”。陈光、罗荣桓也不时上岸活动。　　罗荣桓虽然住在湖里，但他对周围的敌情了如指掌。自从梁山战斗之后，他就通过各种途径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他把保卫部的侦察员撒到泰安、莱芜、济宁、肥城一带，直接监视敌人的行动。鲁西地方的情报站不断送情报来，当地老百姓也常常向八路军报告敌情。在罗荣桓的脑子里，好象有一幅活的敌情图，记载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有一天，侦察员刘先其回来报告，敌人到了××村。罗荣桓马上说：“你讲的可能不对，快回去重新侦察。”刘又回去侦察，果然在××村没有敌人。侦察员们都很惊奇：罗政委是怎么知道的呢？他向大家解释说：“敌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有来龙去脉的。一股敌人有好几百，他一出来就要拉夫，找向导，骚扰百姓，这样就暴露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刘先其说的那个村，远离敌人的行动路线，不会有敌人。但是也可能有例外，所以需要再次去侦察。”　　在梁山战斗中，八路军俘虏日伪军二十四名，其中有六名日军士兵也下了湖，由保卫部看管。一天拂晓，他们乘看管人员不备逃跑，被捉回三人，淹死一人，失踪二人。失踪者一旦跑进敌人据点，敌人必将下湖“扫荡”，罗荣桓乃决定马上撤离东平湖。　　敌人的疯狂“扫荡”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九月十七日，罗荣桓和陈光在致集总的电报中指出：“鲁西从二日到现在，敌每天以汽车、坦克、步骑兵共约二千余人，轮流向我进击。梁山水泊及郓（城）、巨野、菏泽、鄄城地区始终为（八路军）控制。”　　梁山战斗以及后来的鲁西反“扫荡”，基本上都是在平原地区进行的。罗荣桓和陈光只带了一个营，依靠严密周到的侦察，摸透敌人情况及其活动规律，利用东平湖、青纱帐等有利条件，在辽阔的鲁西平原，同敌人“捉迷藏”，为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九章　微山湖畔挽狂澜　　　　　　　　 －－－－－从鲁西到鲁南　　一九三九年秋，罗荣桓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东的鲁南地区。　　所谓鲁南，开始是指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的山东广大地区。后来，因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把这个大鲁南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域。这里所说的鲁南，即指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这一块地方。它北倚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纵横两条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三八年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了铁路，侵占了鲁南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创建人有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一九三七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并于五月间将沛县、滕县、峰县的起义武装调至峰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番号。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成立后，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所包围，乃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七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①两个团到鲁南〔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徂徕山起义后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各县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鲁中。九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尚好的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四团的番号，困处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各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　　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二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立即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五月十五日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一个诡计，是企图依靠东北军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军二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①〔此处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和）肖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七月间，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一一五师指挥位置仍应在鲁西地区。　　八月一日，第一纵队又致电第一一五师，要求将第六八六团调往鲁南，于是第六八六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首先进入邹县滕县边界，九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八月上旬，师部机关由费县南下，于九月一日到达大炉。陈光、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队仍留在泰西。从此，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而且是在平型关打击日寇的老八路。这对日伪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计划也因此而成为泡影。　　九月四日，集总致电第一一五师，指出肥城山区甚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六八六团和师部已到鲁南，需要转移的就是陈光、罗荣桓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十月间，罗荣桓正准备向鲁南转移时，接到冀鲁豫支队②〔由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组成，当时在豫北和鲁西南（今山东菏泽专区一带）地区活动，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③彭明治发来的电报杨得志等和苏鲁豫支队〔原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政委彭嘉庆〕，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党委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彭的电报说，连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主持此事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发电报命令他立刻停止捕人杀人，同时将杨得志等的电报转发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将要路过湖西。郭洪涛考虑到这事与一一五师有关，认为和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更好些，于是打电报与罗商量。罗荣桓决定亲自去处理。他打电报给原一一五师保卫部长、当时的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要他一起到湖西去。　　十月二十六日，罗荣桓赶到大炉与张经武、郭洪涛会合，随即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然后，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全部带上，同郭洪涛、张经武等，马不停蹄，星夜奔赴湖西。　　　　　－－－－－湖西“肃托”的由来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　　抗战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当地中共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①〔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改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很大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四千多敌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受到湖西群众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一、二、三、四大队和游击七大队及独立大队，曾发展到八千余人。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二、三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第一大队和第七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三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和陇海两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东南角（第六八六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抗日烽火，熊熊燃烧。　　然而，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三十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一九三八年一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一九三八年八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的影响是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如同十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　　“肃托”象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害。二王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报告，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他们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提意见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也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也抓起来了。此例一开，四大队的营连干部，也一个一个被投进监狱，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彭无力扭转王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陈光反映。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有的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二十五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了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干方百计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东时，收到了这一封信。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的几间阴暗潮湿的下房内，里面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惨遭杀害，而他们的生命也已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还不敢欢呼雀跃，只能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着看到罗政委的身影；夜晚，大家都侧耳倾听，想听出罗政委来到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叨：罗政委，你快来吧！快刀斩乱麻的处理　　这时，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赶路。他亲自听取侦察员报告，了解敌情，决定行军路线，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行军速度。他们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四大队的第二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罗荣桓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回答。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　　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叮嘱说：“你们暂时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四大队驻地附近住进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在村子里，罗荣桓看到街道上到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都搞垮了，大批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群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按照事先的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从眼镜后面狠狠地盯着他。他敬了个军礼便赶紧低下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假的便是假的，他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一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