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经烧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为零用钱发给他的一块银元居然还在。他把这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战斗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他摇摇头，道一声“惭愧”，不禁哑然失笑。他后来诙谐地对家里人说：“要不是这块银元保驾，那一次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在第二纵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在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闽西组建当地红军。他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深入第三纵队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混战的有利时机，转战赣南闽西，获得很大发展，又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一九三○年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命令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在汀州整编，组建了第一军团（开始曾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原红六军）、红十二军。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早在二月陂头会议①以后〔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镇召开的红四军、五军、六军和赣西特委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五军彭德怀等为赣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泽东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即彭清泉）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一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普遍存在，除生活习惯不同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①〔当时用语，即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不会打仗的问题又突出了起来。红一军团由广昌转移到兴国集结后，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过吉水的一个夜间，红四军正以第一、二、三纵队的序列行军。三纵队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慌里慌张往路边的树林子里躲。乱了好一阵子才把队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队进驻樟树镇后，一、二纵队在赣江边警戒，三纵队驻在镇子里。也是在一个夜间，一、二纵队发现江里有敌人的汽划子，便用机枪扫射。三纵一些新战士听到机枪响，又乱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讲，就是发了一阵“妖风”。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嘲笑这支新部队“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怎么行呢！”听到罗政委的批评，大家都低下了头，感到非常惭愧。他们说，许多战士连手电筒也没有见过，连机枪响也没有听过，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罗荣桓听完他们的解释，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他要求干部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要手把手地教，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新同志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在文家市战斗前，罗荣桓又到三纵队进行动员，这一仗，三纵队打得很好。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这支新部队逐渐锻炼出来。　　在樟树，罗荣桓返回军部。这时，在红军中开始建立青年工作。为此，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肖华调入红四军任专职的青年委员。当时，肖华才十四岁。罗荣桓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地教他怎样开展工作。　　罗荣桓首先引导肖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罗荣桓要求肖华立即着手建立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和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要求青年工作要符合青年的特点。他说：“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就要符合这个特点，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　　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肖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打AB团的日子里　　一九三○年七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一军团进逼南昌郊区。八月一日，毛泽东派少数部队到牛行车站鸣枪纪念“八一”，但并未进攻南昌，而是率部西去，于八月二十三日，和由红五军扩编而成的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这时，得悉潘心源已返回上海，不可能到四军任职，乃正式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　　九月上旬，按照立三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六月间的命令，第一方面军攻长沙，不克。毛泽东劝导部队转向江西，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随即北上。沿途在袁州、峡江、罗坊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行动方针。毛泽东主张放弃打大城市，转到赣江以东广大赤色地区作战，然而一部分领导干部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仍然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会议就此展开争论。据何长工回忆，罗荣桓在这几次会议上发言不多，但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后，毛泽东等终于说服了主张打大城市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时，传来了蒋介石调动十万人马向红军逼进的消息。第一、三军团先后渡过赣江，准备采用“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部队撤到宜黄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①〔AB团，一九二七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国民党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四十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解散〕的斗争。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这时，军部已转移到黄陂、小布以东的钓锋。罗荣桓一下马便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然后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这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显眼。罗荣桓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　　“小鬼，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小战士一见是罗政委，慌忙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说：“我就是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说着说着，他象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小战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AB团被杀掉了。他就是给他们买的花生米和酒。　　罗荣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指着王东保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　　不等这个干部回答，罗荣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决定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　　游邦栋来后，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负责审讯的干部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对他说：“你不要再狡辩了，×××已经交代了……”　　听了这个话，游邦栋感到自己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他转向罗荣桓，急切地说：“罗政委，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团。如果我是，”这时他从桌上抢过一把刀，罗荣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决断地说，“就象这个手指！”说着，他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罗荣桓连忙吩咐警卫员把他带下去找医生进行包扎。事后，他严肃批评了游邦栋自残的错误做法，把他释放了。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肖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肖克便骑马到钓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听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意见，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三十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尽管后来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看成是“右倾”，但他却减轻了打AB团对部队造成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五月十四日，敌两个师离开富田向东固前进。有利战机出现了。十六日下午，四军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口，与敌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师。红军随即向东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五仗，俘获人枪二万余，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七月一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大军象洪水一般，由北而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红军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到瑞金再到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八月七日清晨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师一个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敌郝梦龄师二个多团歼灭。　　良村战后，红四军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在良村只留下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部队正在转移，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红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罗荣桓认为自己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应该负责。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对伤兵进行慰问，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逸凡，便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邓逸凡回答：“组织担架队救伤员。”罗荣桓点点头，拍拍邓逸凡的肩膀，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罗荣桓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但是良村战斗后，部队马上要去打黄陂，军情急迫，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不料出了岔子。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八月十一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相配合，冒雨进攻黄陂，歼灭毛炳文师四个团。随即转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静观敌人的动向。　　这一期间，在城冈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为贯彻王明路线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会上又扯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再次作了严格的检讨。可是，林彪未做检讨。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九月间，寻找红军主力一再扑空的敌人开始撤退。红四军和三军团攻击高兴圩之十九路军，打成对峙。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壮烈牺牲。这一仗罗荣桓因脚伤未到前沿阵地。对曾士峨的牺牲，他感到十分悲痛，决心为曾士峨和一切牺牲的烈士报仇。当时他脚伤已经化脓，行动十分不便，未愈便又上前线，与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师歼灭。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到江西省军区。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但仍然只管作战，很少过问部队整训、群众工作。同往常一样，这一切主要仍由罗荣桓来抓。　　　　 -----------------进军漳州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十二月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七万人在宁都起义，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认为，“夺取十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红军围攻赣州。林彪、罗荣桓奉命率红四军在南康、大瘐一带发动群众并防止广东军阀增援赣州。　　由于赣州三面环水，防守坚固，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遭重大伤亡后于三月七日撤围。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三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路军的指挥机关由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出发前，东路军指挥机关在汀州进行了周密仔细的准备。罗荣桓白天忙着开会，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晚上还要拟定政治工作计划，准备对部队的动员材料，撰写交付石印的安民布告稿，每天都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实在困了，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脸。勤务员王东保半夜醒来，总是看到他仍然伏案工作。这时便起床给他沏一杯清茶，劝他早一点休息。罗荣桓放下手头的笔，喝完茶，便按照家乡的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把杯里的茶叶掏出来吃掉，然后擦擦眼镜问一问王东保学习文化的情况，教小王识几个字，再吩咐小王去睡觉，自己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四月初，东路军向闽南进军，四月十日收复龙岩。十七日，冒着急雨到达九龙江的支流东溪边。这时山洪已经下来，汹涌湍急的河水挡住了部队的去路。罗荣桓亲自组织机关渡河。他吩咐将绳子、绑腿都接起来，大家互相拉着，身体单薄的小鬼拽着马尾巴。整个机关既安全又迅速地渡过了河。十九日，部队攻克漳州。　　在红军入城之前，罗荣桓认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要求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分散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解“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的国内形势，讲解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对日作战动员令》和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宣言。罗荣桓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戴礼帽、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驻进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楼。在罗荣桓领导下，刚刚安顿好行李，整个政治部便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有的抓工会、农会，有的抓工人纠察队，有的准备“五一”庆祝大会，有的参加调查敌产，有的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第二天，各部队的宣传队都撒到了街头巷尾，张贴了在汀州印就的、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和标语，进行演讲，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的正义主张。　　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或奔走相告，或写信发报，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福州、广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陶铸。红军打下漳州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主任罗荣桓发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此前，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罗荣桓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罗荣桓结合以往四军和一军团扩红的经验，向张爱萍等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抄写名册、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桓报告。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有了罗荣桓出的点子，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第六章　万水千山　　　　　　　　 --------------在红八军团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八军团在兴国县集贤圩组成，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共七千余人，其中除少数团队打过仗外，部队大都由新兵组成。罗荣桓被调到这个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在一军团时，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师政委，都是罗荣桓的下级。罗荣桓对于他们后来居上并不在意，可是这支部队究竟能不能打仗，他却颇为担忧。　　罗荣桓一到职便匆匆下部队进行反“围剿”动员。　　十月十七日，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兴国县古龙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罗荣桓看到发下了湖南省地图，虽然预感到部队将会进行远距离行军，但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并不知道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八军团一组建就赶上长征，一直担任方面军的右侧卫。罗荣桓到任后竭尽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每天出发前都要向各部部长和各师布置工作。对于如何巩固部队也不时向军团长和政委提出自己的建议，但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看来，他们对这位老主任也不甚尊重。连第二天行军要走多少里，预定到哪里宿营，都不通知他，他只好让刚从团里调来的直属队书记温玉成每天去司令部询问。这支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不用说打仗，连路也不大会走，天天都有掉队和开小差的。罗荣桓眼看着队伍不能巩固，心情很不好。　　十一月下旬，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来到湘桂边境。八军团在道县过潇水后随九军团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县）方向前进。二十八日，军委突然电令八军团到灌阳县水车地区，与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络。由于追兵紧跟在后，去水车还要绕道，返转去再走道县。情况已十分紧急，部队来不及动员，便出发了。事先连侦察员也没有派，只好边搜索边前进。部队走走停停。后来才知道，前面走的就是三军团。由于事先不派人出去侦察和联络，结果白白耽误了时间。宿营后，组织部长甘渭汉对这一天行军乱糟糟的状况很不满意，便问罗荣桓：“在白区行军，怎么事先连个侦察连也不派呢？”罗荣桓皱着眉头说：“我们管不了这些事啊！”是啊，每天的行军路线都不通知他，他哪能管得了派侦察连呢？　　二十九日，部队已经极度疲劳，战士们走着走着，一头倒在路旁便呼呼睡着了，怎么喊也喊不醒。性情暴躁的黄甦急得用马鞭子抽打，可打醒了这一个，那一个又躺下了。周昆平时是慢性子，此时也只好向天空打机关枪。还在梦中的战士被枪声惊醒，以为又同敌人遭遇，一下子跳起来，又跌跌撞撞地向前进。事后，周昆还很得意地向人介绍这一“经验”。罗荣桓听了很不赞成，坦率地对周昆说：“战士们听到枪响跑得快。是因为怕当俘虏，这种办法只能一时有效，用多了，战士们知道你骗他，就不灵了。”　　听罗荣桓这样讲，旁边的同志都不禁想起他一路上经常讲的话来。他说：　　“现在做政治工作不是靠上大课，讲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靠骗，而是要靠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靠宣传鼓动。现在深入白区行军，有时吃不上，有时睡不了觉，几乎天天要打仗，可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困难很多，有些困难可以克服，有些硬是克服不了。怎么办泥？那就要号召大家来忍受。对这种困难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气。你要承认它，然后号召大家忍受，首先是靠党员、干部来忍受，再把群众带动起来。不能叫人家吃苦，自己倒坐在马背上。”　　听到罗荣桓直言不讳的意见，大家暗暗点头，都深深感到，在这样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干部、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很难带好这支部队的。　　午夜，第八军团来到预定同三军团第六师会合的地点--水车，可第六师已奉命赶往湘江。同八军团不期而遇的是全军后卫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于是，八军团无形之中也成了全军的后卫。五军团是惯打后卫防御战的主力，而八军团却是一支新部队。后卫对他们来说，是一副过分沉重的担子。　　在从水车到湘江岸边的路上，八军团且战且走。紧张的时候，敌我已搅到一起。参谋长毕占云不时发出“非战斗单位跑步前进”的命令。罗荣桓和机关人员一样，掏出手枪直接参加了战斗。自从他担任红四军政委以来，这还是很少有的情况。　　十二月一日下午，罗荣桓随部队赶到了湘江边。他带领着自然而然集合到他身边的政治部的几个人，挽起裤腿徒涉渡江。这是湘江的上游，江水只有齐腰深，可寒冷彻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激起一股股水柱，不断有人倒下，迅速被激流冲走……　　当罗荣桓冒着弹雨趟过湘江，到达西岸时，跟随他的只剩下一个扛着油印机的油印员。这时，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正在湘江西岸阵地上指挥一军团掩护后续部队渡江。聂荣臻看到罗荣桓过了江，便招呼他在一个棚子里休息。罗荣桓心情十分沉重，他和老战友打了一个招呼便闷闷地坐在一旁。　　不一会儿，周昆也赶到了。先头渡江的电台政委袁光找到了首长，便向他们报告：电台过来了，可牺牲了几位同志，还丢掉了一副备用电池。周昆听了摇摇头沮丧地说：“部队伤亡太大了，我也是晒干的蛤蟆，只剩了一层皮。”早在井冈山时期，周昆是八连的战士，罗荣桓对他比较了解，知道他的情绪易于波动。罗荣桓怕他的话影响大家的情绪，赶紧补充说：“你们电台的同志不错，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还保住了电台。”　　当晚，罗荣桓和聂荣臻一起宿营。第二天，整理队伍，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完全垮掉，第二十三师也严重减员。整个军团三停已去二停，还剩下不足二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