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黄公度《代吕守祭赵丞相挺之夫人迁葬》，《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年初的可能性较大。 依古制，“丁忧”（亦称“丁艰”）期间，子女要在家中守丧三年，不赴宴、不婚娶、不应考、不做官。但是到了宋朝，从真宗起对此制即有所改 变，诏令“丁忧”“不得离任”②。这样一来，赵明诚既在淄州任上被“录功”“转官”，那么等待他的当是高于淄州太守的职务，而不受“丁优”制约。 所以，其母的亡故和迁葬，对明诚下一步的升迁无任何妨碍。对于明诚此时的行迹，清照《后序》有云：“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 人丧南来”的话，对此，需要略加订正和补直。首先，所谓“建炎丁未春三 月”，虽然是指公元1129 年之春，但因“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在其嗣位 的是年五月始用。在此之前，准确的纪年应该是靖康二年春三月。清照笔下的“建炎丁未春三月”，就是初用“建炎”那年的春天三月份的意思，字面 上与靖康二年春三月不同，实际指的是同一年月，都是公元 1129 年 4 月（阳历）；其次，“奔太夫人丧南来”句，因为没有出现主语，曾经和至今仍被 误解，即以为明诚偕清照一起奔丧。其实不然，从淄州往金陵奔丧的不仅只有明诚一人，而且他一听到噩耗，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南下金陵。 这样解释，一则符合明诚一贯孝梯、宽厚的品格；二则亦可解除对《后序》的紧接“奔太夫人丧南来”一句之后的这样一段话的误解：“既长物不能尽 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 海，连炉渡淮，又渡江，至建康。”要想合情合理地解读这段话，必须弄清一个前提，即在明诚得知其母病故时，他必然同清照商量，是偕往，还是他 先去，自然是以后者为妥。从情理上说，清照也应尽快前往金陵。所以在明诚走后，她急忙从淄州赶回青州，这已是建炎元年夏秋间的事了。发人浩叹 的是曾几何时，明诚“忘寝废食”，以致靠典当衣物搜罗、购置的大宗金石书画，此时无疑成了清照很沉重的家累，因其中既包含着其夫妇的智慧，更 渗透了二人的心血，清运时，她哪一件也舍不得丢下，一一斟酌选择，又时时忍痛割爱，加之内“忧”外患步步逼近，由清照一人料理的这一切，就是 搁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身上，他也不见得能胜任！而清照能于当年的冬天将这么棘手的事情处理完毕，赶“至建康”①，说明她不仅具有极为出众的 文学才华和文字能力，当家理事她同样是一把好手。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是她独自押运“十五车”贵重的书画器物，“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 江”，终于以完壁到达建康。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没有不符合实际之处，想必能够被认同，从而解除关于“十五车”文物是由明诚先行带往金陵，或明 诚、清照一道“奔大夫人丧南来”时，共同带到建康的误解。当然，清照赶“至建康”，已是建炎元年底或翌年初的事情了，没能赶上再看一眼婆婆的 遗容和为她送葬。或云明诚在其母殡葬后，可回青州与清照一起将其诸多收藏运至金陵。 这想法有道理，按说当丈夫的应该这样做，把那么重的担子压到清照一人的② 《宋史·礼志》二八。① 对于同是今天的南京，在有关载籍和清照的笔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叫法，一是“金陵”，这当是清朋习惯性的以古都之名称之；二是”江宁”，这当是在一定阶段的正式称谓；三是“建康”，清照此时这么称呼这座古城是很郑重和准确的，因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云：三年己酉夏五月八日改江宁府 为建康府。肩上，确实不近情理。但赵明诚却不是那种根本不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在性 爱方面他有负于其妻的时候，但更多的是他对妻子才情的爱慕、倚重和在生活中对她无微不至地体贴爱抚，如在他还是学生时，就悄悄节省下自己的零 花钱，每半个月在购置文物的同时，总不忘买回一些妻子喜欢吃的零食带回家。在感情的诸多方面，他与清照一直是彼此理解，而他则更多地给其妻以 宽厚和温存。清照自称“余性不耐”，也就是说她比较急躁和要强，明诚却总是以随和和忍让处之。这一次他也绝不会想不到妻子的辛劳。而是他己不 能或不便脱身回青州料理家事。试想，他三月份离淄“南来”，殡葬了其母，己当是五、六月的事了。彼时的时局之于宋朝命宫，用现在的话说，可谓危 机和机会并存。在这样的时候，深明大义的李清照绝不会以婆婆妈妈的心理来要求自己的丈夫，她会情愿以自己百倍千倍的辛苦支持他为挽救危在旦夕 的江山社稷尽一份力量。所以清运和保护文物的重任，一开始就落到了清照 的肩上。（三）江宁知府赵明诚在父兄被金兵掳掠北去后，继张邦昌退位登极的宋高字，较之徽宗的昏 庸奢侈和钦宗的懦弱无能，他被称为“中兴”之主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他受命于多事危机之秋，又在酷似“俎上肉”的处境下，在位达三十五年之久， 没有相应的统治谋略是根本办不到的。首先表现在用入方面，这位二十岁继位的年轻皇帝仿佛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权术，他对辅臣用用废废，废废用用， 除了保住皇位外，又在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太祖七世孙赵音后，作了整整二十五年大上皇，这与仅作了一年太上皇和作了一年皇帝就当了俘虏，被金人 分别诬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的乃父乃兄，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难以数计的史实无不表明，这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皇帝。他虽然于建炎元年（1127 年）五月， 在南京应天府治之正厅即位时，发表了一篇比唱的还好听的“就职演说”，说什么“倡义旅以先诸将，冀清京邑，复两宫”，甚至“南向恸器久之”， 但其内心算计的全是如何保其皇位的“小九九”。在迁都问题上，有人曾慷 慨陈词：近闻迁都之议，臣以为敌可避，都不可迂。汴都天下根本， 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夫以诸葛亮之才而不能轧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盖曹魏、来梁先定中原，庸蜀、晋阳竭然一方，安足以当其强大！臣谓中原决不可舍，以为兴王之资；汁都决不可迁，以 蹈金人之计。①对于这种议论，高宗表面上不加可否，但其内心当倾向于迁往“外连江、 淮，内控湖、海”的东南要会金陵。因此，关于江宁知府的人选问题，就成了当时的一种颇费斟酌的事情。由于高宗所倚重的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 对主战派李纲很不满，恰恰李纲的弟弟李维娶了原先的江东经制使翁彦国之女为妻，于是翁就成了黄、汪的眼中之刺，必欲除之。凑巧，翁彦国于建炎 元年七月去世，故于当月“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八。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云明诚于是年八月到任。据《后序》云明诚 于建炎“己酉（1129 年）春三月”罢知建康府，这样，赵明诚任江宁（后改为建康）知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被罢了官呢？ 下述事件很可能就是笔者所要寻找的答案：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人为信， 江东转运副使、直徽酞阁李谟砚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减，则与通判毋丘绛、观 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此事，文字虽有稍异之处，但所言“时明诚 已被命移湖州”，与上述引文是一样的，均未言明诚被“罢”之事，都是说“被命移湖州”在前，“缒城宵遁”在后。而清照在《后序》中却是这么说的：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①。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此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明诚“缒城宵遁”之事，这是不是因为此事有失 体面，清照故加隐匿呢？当以不这么看为妥。虽然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清照不会不知道，但因其所作是书序，对“缒城宵遁”之芙的事似不便亦不必 要直接完全说破，而采取了类似于春秋的笔法。应该说清照的这种写法比李心传和《续资治通鉴》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她一五一十地用事实告诉读者， 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之后，才有知湖州之“旨”。而李心传等不但压根下提其被罢之事，还先力赵明诚打出“己被命移湖州”的旗号，既然已奉调，其“缒城宵遁”就有情可原了。事实上问题不能这么看，从对同是“缒城”者 的毋丘绛和汤允恭各降二官以抵罪的处理看，朝廷绝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副职和部下都受了这么重的处分，赵明诚被罢官则是理所当然 的事。正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被罢了官，无事可做，所以才展转于芜湖、姑孰、赣水、池阳，如仍有职事在身， 依当时的制度，不会被允许离开任所， 为自己安家的私事四处奔彼。退多少步说，即使“被命移湖州”的“被命”在前，他也只是接到调令而尚未离职，否则他怎么会与毋丘绛和汤允恭同样“缒城宵遁”？显然他们三人仍是同住任所的同僚。李谟首先“驰告”的是“守臣赵明诚”，他既“弗听”，又不转告他人采取应急措施，如果他确实 已卸任，那么他会直接同李谟讲明，“责任心”如此之强的李谟，无疑会另“驰告”其他守臣，连这些起码的事情赵明诚都没有做到，出了乱于他又临 阵逃脱，这不是玩忽职守是什么？对这样的“守臣”当时都不会轻易放过。在《续资治通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某某守臣因尽职而被提升、某某却因失 职而被降或被罢。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清照所说的明诚被“罢”在前，比李心传等所云“被命移湖州”在前更确凿、更可信，而上文所分析的则是“罢” 字之中所包含的“缒城宵遁”之义。这虽然不必叫做微言大义，但因涉及到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九。② 《续贤治通鉴》卷一○三，其中的“缒城宵遁”，就是夜间在出事的时候，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① “建炎戊申秋九月”，是建炎二年九月，所云是年“侯起复，知建康府”系清照笔误，因多种史料确载明诚起复知江宁府亨是在建炎元年七月议定、八月上任。翌年五月八日才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传主赵明诚的重要行实，似有必要做出上述发明。 笔者从各方面敲定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确因其“缒城宵遁”，是否意味着这是赵明诚的一种很大的罪过？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那个“御营统制 王亦”所谋划的当是一次小小的宫廷兵变，询为统治者内部之事。前文对赵明诚的被朝廷“录功”既不对其加以褒扬，此时他被朝廷罢官，今天亦不必 对其大加挞伐。“缒城宵遁”，充其量不过有损于其自身形象而已。之所以在这里多花一点笔墨，是因为赵明诚的这类问题过去鲜为人知。笔者既提出， 如下予说透容易引起误解，但要说得很透又不大可能，一则因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再则主要还是作为文学家的《李清照评传》附传的《赵明诚传》，不 允许用过多的篇幅加以评论。所以笔者主要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摆出史料，至于如何看待赵明诚的所谓是非功过，当以马列主义的史学观为准，本 传如有不符之处，愿聆教诲。看来，今天对发生在赵明诚同一个人身上的彼朝廷“录功”、“改官” 和与此绝然相反的被朝廷问罪、罢官持慎重态度，不轻易为他做“政治结论”是必要的，但既要为其立传，那么更有必要过问一下，这位身居东南形胜之 地金陵重镇之要职的赵明诚，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他究竟作了些什么较有意义的事呢？现在看，有案可稽的是他于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为《赵氏神妙帖》所写的这样一则跋语：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余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后阙）这件稀世之宝的价值所在，及其得以留存的来龙去脉，正如这方面的行 家岳珂所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而蒋仲远猷，晁以道说之，张彦智缜俱书其后。中有彦远者，未详其为谁。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乓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钱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栽，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 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俟吾老也。以往赵明诚主要是靠自身的辛苦和与清照的共同节衣缩食，逐步形成其 金石书画等几无前人的丰富收藏，但在江宁知府任上，据王学初云，他竟做出了一件不上台面的事：“谢伙携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过江宁，明 诚借去不归。谢汲字景思，上蔡人，谢克家之子（谢克家与赵明诚为中表），著有《四六谈麈》。此事见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 卷三所载吴说跋，跋长不录。据吴跋：此图乃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与其同郡人谢伋。伋携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因不归。”②赵明诚就这样在 建康知府任上为后人留下了失望的两笔。在其被“罢”离建康时，只有“老妻”清照偕其展转于江、淮诸地。当他“被旨”再回到建康领命知湖州时，① 《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武英殿聚珍本。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40 页。竟一病不起，在这里告别了人世。（四）“赵湖州”“奔驰”赴召赵明诚在四十七岁上，始以彼“录功”起复江宁府事，至四十九岁那年 的二月，因其临乱“缒城宵遁”终于被罢。据清照《后序》所云，被罢后，于建炎三年（1129 年）三月，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于赣水上。 五月到了池阳遂接到宋高宗亲命其知湖州的诏谕。既“被旨”，必须立即赴赴当时高宗所在的建康去朝见这位皇帝。于是就把家安在他阳（今安徽贵 池），清照留在这里，明诚只身匆忙赴召。临走时，清照乘船相送，一直将明诚送到必须上岸改走陆路的那一天，那天就是她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六月十 三日。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明诚“负担舍舟”，坐在岸上。他身着麻衫，很洒脱地用手掀起头巾，露出了他那饱满智慧的前额。此时，他精神如虎，目 光闪闪发亮，双眸凝视般地看着坐在船上的清照，以示告别。要分手了，清照自谓情绪很不好，就大声间明诚：“如果象传闻那样城里告急，怎么办？” 他拇指上翘，食指向前，手伸得象戟一样，命令似的指着我，在远处答道：“从众。不得已时，第一次先把箱笼包裹放弃；第二次宁可把衣被丢掉，第 三次无奈就抛弃书画；第四次万不得己就去掉古器，唯独宗庙礼乐之器，必须亲自负抱，与这些祭器共存亡，千万不能忘记。”说完就骑上马奔驰而去。 大凡有前科的人，容易出现两种不同的带有极端性的态度。一是破罐子破摔，继续为非作歹；二是格外小心谨慎，以赎前愆。当年赵明诚的被罢， 虽然不能与今天所说的前科同日而语，但此时他倍加惶恐，一则生怕再出什么纰漏；二则明显带有弥补旧过之意。所以一接到诏书就急忙赶往行在。建 炎三年六月中旬的苏、皖交界处，据历史地理物候记载，那时比现在还要炎热。从来没吃过什么苦的“贵家子第”赵明诚，竟“冒大暑”，骑马奔驰， 遂途中感疾。到了行在建康，就患了有热无寒的疟疾。过了一个半月，直到七月末，清照才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一听说他患的是热疟，她就又急又怕， 因为她知道明诚素来是个急性子的人，既然他患的是热疟，就必然服寒药，这样他的病就更危险、更令人担心。于是清照就坐上船直驶建康，一日夜行 三百里。等到到了那里，明诚果然大服柴胡、黄芩等性寒泻人退热之药，结果疟痢并发，病惜已达膏盲，已到了无法医治的程度。到了这一步，清照慌 了手脚，只顾悲痛哭泣，不忍心问问他后事该怎么办理。到了八月十八日那天，明诚就再也起不来了，“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赵明诚卒后，在时局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清照不但为丈夫办理了后事，还陆续写了不少悼念他的作品。对于她所写的悼亡词，已在《李清照评传》 第四章的有关部分作了评析，这里尚需再提及一下的是其《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保”，可见赵明诚的亡 故使得李清照多么悲痛！此文题目亦作《祭湖州文》，均非清照自拟之题，原文或无题，或已逸，后人在将此文收入《四六谈麈》时，以上述题目称之， 即以亡人员后“被旨知湖州”故也。前面的段落已表明，赵明诚实际未及到达湖州上任就病卒于行在建康，井殡葬在那里，后或袝迁泉州。六、留与后人的思索诚然，不光是对赵明诚，对谁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但发生在赵明诚身上 的一些主要问题，看来很有必要再思索、再认识一番。（一）根除政治株连，杜绝一夫多妻制在李清照以其文学才华名动京师时，相传赵明诚在梦中都念念不忘这位“词女”。得成眷属后，二人不仅相敬如宾，“夫妇擅朋友之胜”，而且志 同道合，相得益彰，其志向之高洁、生活之谐美，几无伦比。那么，是什么恶魔，几乎在一夜之间，把一段美满的姻缘抛进了痛苦的深渊？是因为丈夫“负笈远游”，还是因其外出做官？绝对不是！因为李清照不是那种希望丈 夫扯着自己石榴裙转的女人，也就是说在两性关系方面，李清照始终是既有热情又很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北宋末年无休无止的新、旧党 争，在从政治上毁掉了苏轼、秦观等一大批人才之后，又株连到了下一代。在这一株连中，李清照不仅被作为与旧党成员有牵连的人物，而且因其才华 出众又首当其冲。所以是她被迫离开丈夫回到原籍，由于美满婚姻的一度被拆散，遂堕入了痛苦相思的深渊。话说回来，异性之间的相亲相爱，只靠“政治干预”是不容易奏效的， 即使把一对夫妻强行分开，两人仍然会相思情深。所以爱情悲剧的形成往往与婚姻制度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偏偏宋朝社会又是在这方面有着极大缺陷的 社会，那时纳妾是家常便饭，如果不是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制对男人们形成一定的约束，象赵明诚那样原本是很好的丈夫怎么会轻易产生心猿意 马的念头，以至于走上寻花间柳的邪路？试想，一个丞相府邸的三相公，①就是发妻在他身边，都可能是三妻六妾，何况，一面是盛年离偶、一面是年 轻美貌异性的诱惑，怎么能要求只有二十二、三岁的赵明诚完全灭绝生理上的欲求呢？所以造成清照“婕妤之叹”的最初孽根不在赵明诚身上，而首先 是廷争，继而又是万恶的一夫多妻制，几乎使得那时的一切女性的爱情生活难以善终，又何尝是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无嗣的女人呢？对于为数不少身上还留有政治疮痴的国人来说，对于尚存在着买卖婚 姻、夫旷女怨、嫖娼卖淫、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等等罪尤恶习的现实社会来说，难道不值得时人结合赵明诚的蜕变和李清照的隐衷幽怨，重新思索一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婚姻生活中，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及如何 制法、执法等实际问题吗？！（二）对官吏的擢用必须以其事功为基准对官吏的擢用必须以其事功为基准，既不应靠荫封，也不能听信别有用 心的毁誉，否则再完美的人也难免子蜕变；陟黜褒贬失当，无论于公于私于人于己都将是莫大的隐患。赵明诚的仕履无疑就是上述几方面的殷鉴。如果 赵明诚不是作为一个军政官员，而只是作为一个金石学家出现在后世人们的① 这里的“相公”系泛指旧时代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其含义犹如《通俗编·仕进》所云：“今凡衣冠中人，皆槽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明诚则排行三。心目中，那么他的名字会更响亮、更受人尊重；如果说北宋未年的新、旧党 争所毁掉的主要是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一些桢干之材，那么南宋初年的战和之议，不仅是自毁卜城、几乎使武将无一幸免，还造成了整个朝廷的贤才退 避、冗贝充数的可悲局面，这虽然主要是秦桧为相时的后话，但在赵明诚在世时，这些问题业已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具体到赵明诚身上，如果当时的 执政者是从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即使原任翁彦国不称职，或因其谢世必须重新任命江宁知府的话，那么也应该考虑到金陵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上的重 要性，而不应该任命赵明诚这样的“书生”接任。何况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以苟和问世的时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他们低毁翁彦国的醉翁之意是在于拆主 战派李纲的台，而把赵明诚这样的书生推到抗金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岂非出于类似目的，并从而导致了“缒城宵遁”这种令人邀憾的后果？当然赵明诚 绝不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人，相反，他始终未改作大宋朝廷循吏的初衷。最后他骑马奔驰“冒大暑”“过阙上殿”，便可表明他将在知湖州的新的岗位 上弥补宿愈；还可以说，为朝廷“立新功”等忠君思想，及其对禄位的贪恋，促使他不顾后果冒大暑赶路，以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虽然赵明诚的死可以 说带有某种悲壮的美感，但这主要当与李清照对他的纯真感情及其笔意评长所致。具体到赵明诚本人，他最后留下的主要是教训。当然以其血肉之躯所 换取的教训，也是值得重视的。二李清照年谱一岁（公元 1084 年宋种宁元丰七年） 清照生于济南（今山东章丘明水），父李格非，字文叔，“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宋史·文苑传》有传，有《洛阳名园记》等著作传世。母王氏，元丰宰相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善属文。六岁（1089 年宋哲宗元祐四年）格非官太学正，赁屋于汴京经衢之西，名其堂曰“有竹”。清照与其毋仍留原籍。十五岁（1098 年元符元年） 清照仍在湖山佳胜的明水原籍，是年春、秋两季有溪亭之游。 十六岁（1099 年元符二年）清照是年前后，与其母及胞弟迒由原籍赴汴京，其“学诗三十年”伊始。 结识文学上的忘年交晁补之。《如梦令》（尝记）、《双调忆王孙》（湖上）等词当作于是年来汴京之后。十七岁（1100 年元符三年）格非始除礼部员外郎。清照得识张耒（字文潜）并作《浯溪中兴颂诗和 张文潜》二首。又《如梦令》咏海棠、《浣溪沙》（小院）、《点绛唇》（蹴罢）等词亦当作于是年前后。十八岁（1101 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清照适赵明诚。明诚字德甫，二十一岁，太学生，赵挺之季子。有《金 石录》传世。是年，格非仍力礼部员外郎、挺之为吏部侍郎。《渔家傲》（雪里）、《庆清朝慢》、《鹧鸪天》（暗淡）、《减字木兰花》、《瑞鹧鸪》 诸阙，当作于是年前后。十九岁（1102 年崇宁元年）七月，格非被列为元祐党籍，九月，徽宗书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奸 党”名额此时共约 120 人，格非名在余官第 26 人。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清照上挺之诗云：“何况人间父子情”，当为营救其父 格非而作，人谓“识者哀之”。二十岁（1103 年崇宁二年）四月，挺之除中书侍郎；明诚亦于是年“出仕宦”。九月庚寅诏禁元祐 党人子弟居京、王午诏：“宗室下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据此，清照被遣离京，只得投奔上年回原籍的父母。二十一岁（1104 年崇宁三年）六月，合定元祐、元符党人名单，共 309 人，格非名仍在余官第 26 人。 由徽宗书而刊之，置文德殿门之东壁。清照为党祸松紧所左右，时归原籍，时返汴京。于原籍作《一剪梅》、《醉花阴》、《蝶恋花》（暖雨）、《浣 溪沙》（莫许）；返汴京时作《小重山》、《玉楼春》、《行香子》等。二十二岁（1105 年崇宁四年）二月，挺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挺之为避蔡京嫉，引疾乞 罢右仆射。十月，明诚授鸿胪少卿，其长兄存诚为卫尉卿、次兄恩诚为秘书少监。清照献诗挺之云：“炙手可热心可寒”，当抒发她为党祸株连而得不 到翁舅救援之感慨。二十三岁（1106 年崇宁五年）正月，大赦天下，井令吏部李格非与监庙差遣。二月，蔡京罢左仆射， 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毁《元祐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时清照由原籍返汴京，作《满庭芳》、《多丽》、《晓梦》等。二十四岁（1107 年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复相。三月，挺之罢右仆射后五日卒，年六十八。卒后三日， 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无事实，七月，狱具。是年或下年伊始，明诚母郭氏率其于女、媳妇归居青州。二十五岁（1108 年大观二年）明减、清照夫妇于青州“归来堂”读书、斗茶。明诚撰《金石录》，情 照“笔削其间”，心情舒畅，甘心终老是乡。大致于是年所作、以“别是一家”著称的《同论》，是清照继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之后的一篇同史上最 早产生重要影响的词论。它最先由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补之》子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第二位著录《同论》的是南宋人 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诗余》条；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见于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是年，明诚、清照或为隐 居金乡的晁补之贺寿，清照遂作《新荷叶》词。二十八岁（1111 年政和元年） 五月，郭氏奏清除挺之指挥。明诚亲至泰山，得二碑。 二十九岁（1112 车政和二年）明诚夫妇仍屏居青州。存诚于是年以秘书少监言事，思诚亦起复。三十一岁（1114 年政和四年）相传明诚为“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题赞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 此“照”存有所衣非宋人服装等若干破绽，已考定其为赝品。三十二岁（1115 年政和五年） 明诚、清照夫妇仍屏居青州，并于花前月下，相从赋赏花诗。 三十四岁（1117 年政和七年）夫妇仍屏居青州。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作序，题为《〈金石 录〉后序》。前此赵明诚自己尝作《〈金石录〉序》。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1118 至 1120 年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这期间，明诚亦当起复。在其单独离开青州居官过程中，或有“天台之 遇”，或独携其妾前往。是时，清照独居青州之“秦楼”。为明诚送行时作《凤凰台上忆吹萧》，又相继作了《念奴娇》、《点绛唇》（寂寞）和《声 声慢》等词表达其被疏、无嗣之苦。三十八岁（1121 年宣和三年）明诚守茅不久，八月初，清照赴莱州途中，晚止昌乐驿馆，赋《蝶恋花》（泪湿）。八月十日，清照在莱州“独坐”一破败清冷之室，因作《感怀》 诗并序，道其所遇之“可怜”，实讽明诚对其之冷落。四十来岁（1123 年前后宣和五年前后）清照仍随居明诚莱州住所，于静治堂夫妇共同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 卷。”守莱期间，明诚尝与僚属登今山东莱州城南偏东约五公里的文峰山，且徘徊北魏郑羲碑下久之，得其下碑；又遣往天柱山之阳访求上碑，在胶水 县（今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四十三岁（1126 年钦宗靖康元年）明诚守淄州，因其提兵帅属，斩获逋卒为多，被朝廷“录功”，且转一 官。明诚在淄川邢氏之村，得白乐天所书《楞严经》，“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近人疑此《楞严经》非真迹。十二月，金军破东京，史称“靖 康之变”。翌年四月，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并辅臣、乐工、工匠等及大量财物北去，汴京为之一空，北宋亡。四十四岁（1127 车靖康二年一月至四月，高宗建炎元年五月至十二 月）三月，明诚独自往金陵奔母丧。四月，北宋亡。五月，高宗即位于南京 应天府之正厅，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四、五月间，清照由淄州返青州，整理金石文物准备南运。七月，明诚起复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八月至 任。十二月，明诚家存书册什物十余屋，焚于青州兵变，清照赴金陵。四十五岁（1128 年建炎二年）春，清照携《赵氏神妙帖》等文物赴江宁，途经镇江遇盗掠勿失，为明 诚和岳珂所称道。是年有“作诗以低士大夫”事，所作诗为“南渡衣冠少王导”、“南来尚怯吴江冷”等，以及《分得知字》、《乌江》等诗，又作《临 江仙》（庭院），以讽明诚“章台”之游，是年春、冬及翌年春，清照有雪天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君诗之事。四十六岁（1129 年建炎三年）二月，明诚罢知建康府。三月，夫妇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 赣水上。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安家于池阳，清照留此，明诚独赴召。清照乘船相送，直送到六月十三日，明诚改走陆路的那一大。是日，明诚坐 岸上，戟手向舟中的清照告别，并叮嘱她，在紧急时，自负抱宗庙礼乐之器，“与身俱存亡”。说罢，驰马冒大暑，往建康朝见高宗，途中感疾。七月末， 清照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遂解舟，一日夜行三百里，赶赴建康探视。八月，明诚病危时，阳翟张飞卿携玉壶（实珉），视明诚，便携去。八月十八日， 明诚卒于建康。葬毕，清照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遣人将行李送往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的明诚妹婿处。十一月，金人破洪州，清照寄洪之文 物尽委弃。正月初七（人日）作《菩萨蛮》（归鸿）、三月作《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八月作《祭赵湖州文》、闰八月作《鹧鸪天》（寒日）、九月 作《南歌子》和《忆秦娥》。四十七岁（1130 年建炎四年）是年闻“玉壶颁金”之传言，清照惶恐，便携所有古铜器赴越州、台州 等地追赶高宗投进，未遂。又踵高宗移晔所在而奔走于明州、温州。之温后，或有经三山（福州）往泉州之想，故作《渔家傲》（天接）。刘豫受金册为“齐帝”，赋《咏史》诗讽之。《诉衷情》、《好事近》等词亦或作于此时。 四十八岁（1131 年绍兴元年）三月，赴越州，择居钟氏宅，卧榻之下五簏文物被穴壁盗去，钟氏遂出十八轴求赏。可见钟复皓为梁上君子。后世张居正为此事殊不平，尝辞退会 稽籍钟姓部吏。四十九岁（1132 年绍兴二年）春天赴杭州，三月作“露花倒影”联，陆游谓此系清照嘲张九成。巨清 照患重病至牛蚁下分，是时张汝舟巧言惑其弱弟以骗婚。张实觊觎清照手中残存之文物，不得，即对她日加殴击。秋，清照与张离异，并“讼其妄增举 数入官”，张遂编管柳州。依宋刑律，告发亲人者应“徒二年”，清照仅系狱九日，因得明诚远亲、建炎时曾与高宗共患难的綦崈礼搭救的缘故，清照 以《投年翰綦公崈礼启》谢之。秋冬作《摊破浣溪沙》（病起）等词。五十岁（1133 年绍兴三年）六月，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使金，试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副使。临行入辞， 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议乃权时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或半年不 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顺臣等在彼间而缓之也。”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力念。” 言行慷慨，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诗》古、律各一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可见清照气概！五十一岁（1134 年绍兴四年）八月，清照在杭州作《。金石录）后序》。九月，金、齐合兵分道犯杭 州等地。十月，清照逃往金华避难，择居陈氏宅。是时思诚知台州。十一月，作《打马赋》、《打马图经》并序等。《钓台》诗当系是年或下年经桐庐江 往返于杭州、金华时，亲睹汉严子陵垂钓处所作。五十二岁（1135 年绍兴五年）春及初夏，仍居金华，并于此地作《武陵春》词和《题八咏楼》诗。五 月三日，诏令婺州取字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这当是一种带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府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五十三岁至五干九岁（1136 至 1142 车绍兴六年至十二年）清照于上年由金华返临安，作《清平乐》（年年）、《摊破浣溪沙》（揉 破）、《孤雁儿》等词。六十岁（1143 年绍兴十三年）清照居临安。夏撰《端午帖子》。进帖子词原力学士院事，此系代笔。《金石录》于是年前后表进于朝。六十三岁（1146 年绍兴十六年》 春，曾慥《乐府雅同》成，其下卷收情照词二十三首。 六十四岁（1147 车绍兴十七年）撰于是年或稍前的、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所引的《诗说 隽永》云：“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意谓李后适他姓。清照仍居临安，尝忆京洛旧事。《永遇乐》、《添字丑奴儿》作于是年或稍后。六十五岁（1148 年绍兴十八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其卷六十《丽人杂记》条苕溪渔隐曰：“近 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同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 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六十六岁（1149 年绍兴十九年） 王的《碧鸡漫志》撰成于成都，其卷二谓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六十七岁（1150 年绍兴二十年）是年或上年，清照携所藏米芾墨迹，两访其子米友亡，求作跋。六十八岁（1151 年绍兴二十一年）是年前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成于四川荣州、洪适跋《赵明诚〈金 石录〉》于临安。晁著云“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明诚），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 落江湖间以卒。”洪跋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公元 1151 至 1155 年绍兴二十一至二十五年）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云易安晚年欲以其学传孙氏，孙氏云“才藻非 女子事也。”清照当卒于此时。此后相继问世的赵彦卫《云麓漫抄》录有《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此启 系清照自叙其再嫁、离异、系狱等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以汝舟妻李氏（格非女）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 清照“晚岁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之事。公元 1167 年，来孝宗乾道三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成，其卷三三著 录“李易安云”，即清照《词论》，并附“营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 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后记 笔者得以为这套意义深远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乔撰其中的《李清照评 传》，不仅曾有一种远在甜酸之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还曾暗自发出过下列一连串的激越之问：尽管李清照从她还是待字少女起，就对一代文 学的光辉代表——宋词，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着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贡献；尽管她对华夏文化的诸多门类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造诣；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有 着令当世不解、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既热情又理智的先进意识和举动；尽管在其晚年国难当头之时，她有着渴望“过河”，为桑梓“东山”抛洒血泪的 豪情壮志；尽管她对江山社稷有着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悃诚；尽管她终其一生对现实历史、内政外交，发表过许多既应时势、又合国情的正确见解 一言以蔽之，尽管她无愧于千古女杰一清照之美誉，然而，千百年来，不仅无人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看待，她还曾横遭物议、攻讦，甚至一度成了一个 毁多于誉的反面人物，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连她的名字本身，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竟成了多愁善感的、爱情至上的、病态的、落后的， 甚至是反动腐朽的代称。那时，如果有谁被认为受到李清照的影响，或是对其“压倒须眉”的《漱王词》略有偏爱，那么不管这个人是专家学者，还是 作家演员，不管这些人的品貌多么端庄、才华多么出众，均有可能受到李清照的牵连，其业务乃至政治前景，往往会受到影响。在年轻的一代听来，这 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陶渊明、李清照、关汉卿等株连的，却大有人在。引用陶渊明写的挽歌、关汉卿剧作的改编上演，均被视为 影射和反动，而李清照的瘦比黄花，则被公然说成是没落腐朽的贵妇人情调。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有过这样经历和记忆的一代人，难免有惊弓之虞，尽管时代有所变迁和前进，而禁锢人们思想的余悸却不那么容易祛除，何况在一个性别歧视现象至今仍 然大量存在的国家里，笔者的思路也曾与站惯了的贾桂相仿佛，在性别上曾有一定的“自”轻“自”贱。比如在历数文学家时，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举 出她们中的二、三十名，而涉及到她们中的思想家，除了近代的秋瑾，笔者曾不能理直气壮地举出第二个她。所以乍一听说，李清照被列为思想家、《丛 书》主持单位又嘱我承担这一评传的写作时，由于自己存在着上述顾忌，更由于对李清照的业绩事功，尤其对她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认识， 一度因信心不足而致函《丛书》编委会的有关学者，申明自己很担心，当把李清照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著名词人介绍给读者时，恐难以得 到人们的认同。针对这种畏难情绪，这位学者负责地向我转达了《丛书》主编匡老的这样一些见解——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她） 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她）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就思想的敏锐和作品的价值而言，比起许多男性思想家来，李清照并不逊色， 有了上述思想见解引路，笔者遂有茅塞顿开之感：她既有敏锐的思想，又有出色的著作，何愁写不出一本差强人意的《李清照评传》？后来随着《丛书》 中一些重点书目的出版，匡老的一系列发人深恩的见解写进了《丛书》的序言和他的力作《孔子评传》的后记。这些重要文字，对解除笔者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很直接很实际的作用。如果不从这些文字中吸取营养和睿智，笔者可 能继续犹豫不决，甚至可能束手无策。所以要完成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必须首先解除束缚自己思想的各种桎梏。 思想桎梏要挣脱，而必要的思想原则则必须坚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恰恰在近些年的李清照研究中，有些论著又向另一极端倾斜，比如 把她写于元符三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进行无端拔高，竟认为它的批判锋芒是指李清照评传向权奸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清照写此诗 时，赵佶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极，北宋还处在鼎盛时期，即使已有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十六七岁的李清照是难以洞察的，设身处地想想，她怎么 能够针锋相对地去批判皇帝和权奸呢？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那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主要表现出作者的 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另一类走极端的问题，是把《声声慢》这样的名篇时而说成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时而又说它反映了词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二者都 远离了事实，均不可取。而笔者的努力目标，是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饱尝人间甘苦的切实可信的李清照。 假若只靠评传作者一个人，很难达到这样的既定目标。令人难忘的是，在本评传的写作过程中，《丛书》的有关负责人和编委，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博 学多识，对笔者给予了可贵的敦促和指导，并对拙稿进行了悉心的审阅和批改，堪称学术上的良师益友。 鉴于笔者作过较长期的编辑工作，懂得一些“作嫁衣”的况味和道理，原想用“为人作嫁”一语来表达自己对有关人员的谢忱，又一想，用这一陈旧的 字眼儿来比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纂人员的业绩，很不贴切，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作嫁衣”，而是在以他们的思想睿智和辛勤工作建构 一座意义久远的思想丰碑和学术大厦。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笔者所奉献的仅是只砖片瓦。如果这一砖一瓦尚符合大厦的整体质量水准、不至于过早剥落 的话，那么不能不提到为此付出许多辛苦的本评传责编——巩本栋博士。这里不必说些对他表示多么感谢的话，我只想说明他对拙著所作的一些既审慎 又有见地的编改加工，我都是在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一一予以吸取和采纳的。这是一位编辑素质甚好，又极富责任心的、很理想的合作伙伴。陈祖美 1994 年 6 月 腹稿于京青列车上同月誊清于北京志新村小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