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宋朝的典籍和著作中，虽然对李格非有所记述，但几乎全是只言 片语。因此仅三百来字的《宋史·李格非传》，对研究李清照来说，询为珍贵史料，因其中对传主亦有所涉及，兹全文征引如下：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0 页。① 王珪《闻种愕米脂川大捷》诗的前三联是：“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绘凌烟阉，将帅今轻定远侯。”整首亦不失为好诗。谢不可。入补大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欧俗信惑。格非遇之涂，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 自号易安居士。虽然上述引文的个别地方，尚有待于厘正和补苴，但它以极为生动传神 的笔触刻画了李格非博学多才、廉洁奉公、疾恶如仇，甚至敢于反潮流和奉行唯物思想的俊迈出众、难能可贵的形象了。父母的品行之于子女，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李王氏对女儿的影响，尚偏重于胎教、先天遗传等已无法具体捉摸的因素，那么李格非对女儿的言传身教，则 是有迹可寻的。尽管李清照之于乃父，在许多方面有青蓝之胜，但最初她是从继承父业起步的。对此，清人陈景云已有所觉察：“（李易安）其文淋漓 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那。”①李格非的话，字面上是推崇东汉蔡巨的女儿蔡琰，实际上是称道自己女儿的才学与蔡琰相 颌顽，不难设想，这位父亲对女儿抱有多么高的期望值，又具有何等的慧眼！李清照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固有其种种内因，这将在 下文具体评述，但奠定其成就基础的，当首推既是父亲又是伯乐的李格非。如果他不允许女儿进书房，而把她关进摆设着清一色的针凿女红之具的闺 房；或者他和妻子也象朱淑真的父母那样，把女儿笔涉男女情事的作品付之以炬，那么压根就不会有李清照，也不会有比《断肠集》档次高得多的《漱 玉集》！人们尝说时势造英雄，但在中国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政治环境中，“时势”所造就的往往只是阳刚型的男性英雄。中国妇女的千不幸 万不幸，最不幸的莫过于被封闭、被小看。在这两方面李格非是何等的开明，又是何等超前！历代论者往往不着边际、甚至侈谈青少年时代的李清照生活如何优裕、 婚姻如何美满，仿佛她的前半生享尽了安富尊荣。实际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误解、乃至曲解。李清照根本不象贾宝玉那样生在钟鸣鼎食之家，长在 温柔富贵之乡。相反，在她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家境相当清贫，以致“郡守”对其父的清苦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兼任其它职务，以增加俸禄，而他 竟能以“不可”加以“谢”辞！用现在的话说，李格非是认为“政府公务人员”不应该“搞第二职业”，而应该敬业、尽职，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职工作。 事实上，我们的传主从其“位下名高”①的父祖辈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类极不寻常的精神财富。作为思想家，李清照的思想品格多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换言之，她 具备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库，这就是李格非和他的见解新颖深逢的大量著作。据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李格非尝著有《济北集》；刘克庄《后村先生 大全集》等谓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谓有《礼记精义》①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四《金石类》注，粤雅堂丛书本。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等。这些著作虽在南宋后期 已很少见，今天早已失传，但在李清照的青少年时代应当都是她的案头常置之书，其中虽或可有异名同书者，但数量亦颇可观。为了追溯传主的思想渊 薮，本评传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酌情联系李格非的传世著作，如《洛阳名园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墨庄漫录》、《冷斋夜话》、《宋稗类 钞》、《宋诗纪事》的诗文、杂记等加以评述。当然这是仅就传主的家学渊源而言，作为名副其实的思想家，李清照不仅没有被家学所局限，在许多方 面她还大大地超越和发展了家学，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博闻强记者。如果不大量阅读前人的诗词，她怎么能那么聪颖灵秀①，从而写出那么多几乎是前无古 人的佳作；如果她怠于千百次地去叩敲历史老人的大门，她怎么会那么深刻清醒，不论是历史上的秦皇汉武，还是现实中的欧王苏秦②，又怎么会那么大 胆而中肯的评说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读经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会有那么多比喻故实；如果她不深谙伦理道德之学并以之律己，怎么会得到“端庄其品”的称誉？如果她不曾疾恶如仇，又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物议和 攻讦所有这一切不仅玉成了传主才学的横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同凡响。为这样的人物写作评传询非易举，因为在评述其生平的同时，往往 要涉及许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元丰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岁的传主，对其本人之行实，自然无从 说起，但这一年朝廷中有两件事，对其父母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一是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恃郎岐国公王硅谢 世。即使前者对王、李两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响，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对他的非议，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亲兄弟， 而王在执政期间，不但得罪过司马光，还被认为“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 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①看来李格非的为人处世与王硅大相径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则酷似乃父。当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对 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秩的升降，家属的俸恤会随之变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后的生存环境乃至社会地位，也会 相应的有所变更。传主两岁左右时，其父得以转迁，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大学录。前者系州县小官，只掌学校课试等事；后者则为国子监所属学官，掌管 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犯规学生，同时协助教学。宋代官制每三年为一任，到期非转官即调任。看来三年后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迁，即由“学录”升为“学正”，这除了上引《宋史》本传可以印证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学”②的记载。这里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则符合 三年为一任之制，二则晁补之《有竹堂记》尝云：济南季文叔为人学正，得屋子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日‘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犊，为文 章数十篇。① 培根尝云“读诗使人灵秀”。② 指李清照《词话》等对前辈著名人物的评说。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此文见于《鸡肋集》卷三○，落款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 之无咎记”，由这一落款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学正”当稍前于此，即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学正”系国子监所属学官，佐助教学，并负训 导之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 过京城，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 楚地留有传主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这一点将在下文联系作品具体评 述。因为眷属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专心供职著述，其时文名渐显，“与 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①。这说明李格非继“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来之后，亦曾受到作为翰林学士的苏拭 的赏识和荐拔。在苏轼极为得志的元祐年间，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说无所挂碍，一路晋升。继元枯四年初升为“学正”后，旋迁国子博士。虽然在元枯六年 七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中所录格非诗属应景之作，但由此可见其身价已与宰执侍臣同列。从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学官博士：“（文 叔）元祐未为博士”，其诗文被誉为“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格非的诗文太少，已无法与晁补之和秦观的作品比高 低。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传主十一岁时，对于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举 措，当已留有记忆。是年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谆策划编类元枯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章的本意当在拉笼李，但李却不就。由于违 背了长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为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军通判。“检讨”系翰林院掌修国史之官，位次编修，而“通判”则位次于州府长官，含共同 处理政务之意。那么，李格非为什么由担任京城的清要之职，被遣为州府副官呢？原来编类元祐诸臣章疏，无异于辑录元枯臣辅的“黑材料”，当时被 重用的苏拭等人将会因此受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和报复，因为当年苏拭等在皇帝和朝臣面前，说过章谆等变法人物的不少“坏话”。李格非不忘苏拭的赏 识之恩，宁可自己远离京城，也不肯“助章为虐”。当然，对于章惇和苏拭两位敌对的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评价，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李 格非所格守的道德准则，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衡量，不失为一种义举，也当是其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对于聪颖早慧的清照来说，无疑会留 下极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后她之所以能够上诗翁舅时相赵挺之以营救其 父，绝非偶然。在广信军任上，李格非还有一件不同凡响的事迹，亦即前引《宋史》本 传所云，有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应验之时，于是身价百倍，出必乘车，村俗之人（甿）竟为其迷惑。有一次格非路遇此道人，怒令随从将车中道士捉来，揭穿了其好计，用 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后，将其驱逐出广信府境。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它对于小清照坚持正义、疾恶如仇性格的养成，其意义不可低估，有①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其父乃有其女。绍圣二年（1095 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①。作 为拿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的中央官吏，此时他并未留居汴京做官为宦，而是在陪都撰写《洛阳名园记》。此书记载了洛阳各大名园十八所、市集一 处。不仅述有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树布置、花木种类等内容，对园主风神亦有所涉及，如《洛阳名园记·东园》条云：“今潞公官太师（仅表恩宠 之官），年九十，必时杖履游之。”②如此着笔，致使园林变得更诱人。李清照对于各种花木的体性极为谙练，当与熟读其父此著有关。行文至此，传主不仅渐诸世事，其人其文亦渐显“皎若太阳升朝霞”、“的若芙蓉出绿波”之姿，并已渐具独立名世的资格。此后她与其父在本传 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乃父由前台退到后台，而传主将正式登台亮相。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全文具载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二十五，今据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引。“今潞公官太师”或作“今潞公富太师”，“富”当系“官”字之讹，以形近而误。三、从少女到少妇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基本上是在原籍度过的。那里还留有她十五岁时乘过 的一条小船（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此后不久，大约元符元年末或二年初，也就是在她十六岁前后，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更伴随着对京都的憧憬，与其 父母胞弟李迒一同，赶在上元节的前夕来到汴京，度过了她生平中记忆最深的一个二五佳节。从这一年的初春起，对于二八年华的李清照，可以说良辰、 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兼并。首先是在词坛上崭露头角，成了名动京师的“词 女”。（一）待字汴京，词名轰动李格非把女儿从原籍接到京城的主要目的，当是为了她的婚事，而此时 李清照本人则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她把“理琴”、“斗草”等闺情闺事，也作为素材摄人其词，诸如“倚楼无语理瑶琴”、“海燕未来人斗草” 等。与此同时，她把一株江梅亲自栽到了自己居室的窗外①。在十六岁的花季，她又写了一首名震朝野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此词在当时受到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有兴趣的读者可检阅一下《李清照集校注》此词后所附的《参考资料》。鉴于对此词“当时文士莫不击节 称赏”②，自然大学生赵明诚及其父赵挺之也不例外。这时赵明诚托词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其父为其圆之，谓明诚将做“词女之夫”③。看来当时烈火烹金之盛的赵家，是仰慕传主的词名而与李家联姻的。 李清照在词名昭著后，又在十六岁这年开始了写诗生涯④，一年后就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悟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① 李清照《满庭芳》词中有“手种江梅渐好”之句。① 吴小如先生对此词有独到理解，其《诗词札丛》（北京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版）第 258—259 页，认为词中的“卷帘人”是指作者的大夫赵明诚，吴著云：“原来此词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之情，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是也，所以绝对不许第三人介人。头两句固是写实，却隐兼比兴。金圣叹批《水浒》，每提醒读者切不可被著书人瞒过：吾意读者读易安居士此词。亦切勿被她瞒过才好。及至第二天清晨，这位少妇还倦卧未起，便开口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掌依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这里表面上是用韩偓《懒起》诗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语意，实则惜花之意正是怜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正隐喻妻子容颜依然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她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这比起杜牧的‘绿叶成阴子满枝’来，雅俗之间判若霄壤，故知易安居士为不可及也。‘知否’叠句，正写少妇自家心事不力丈大所知。可见后半虽亦写实，仍旧隐兼比兴。如果是一位阔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对话，那真未免大子风景，索然寡味了。”对这一说法，笔者尚不能完全接受，而认 为此词写于清照少女时期的可能性较大。②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明万历刊本。③ 《琅嬛记》所引《外传》。④ 李清照四十五岁时写的《分得知字》侍中有句云：“学诗三十年”。（二）合卺初嫁，旋遭不幸上文提到李清照十八岁出嫁。这里从她十七岁，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 年）谈起。是年正月哲宗去世后，徽宗继位之初，皇太后向氏权同听政。苏拭、秦观等相继被召归朝。“以新除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自是忠 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见收用，时号小元祐”①。无疑时局对李格非很有利，这时韩忠彦又象元枯年间的苏拭那样荐举李格非。对此传主曾说：“有易安室 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②。这里的“韩公”指韩肖胄的曾祖韩琉和祖父韩忠彦，他们相继引荐过清照的祖父和父亲。此时还值得李、王两家庆幸的是， 元符元年被迫贬并曾株连到其诸子的王硅，于是年五月与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被追复原官。李格非除礼部员外郎亦当在此时。但是李清照并没 有为此而沉洒或懈怠，她把大好时光都用在读书、写作上。此时不仅有被称为“奇气横溢”③的《语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问世，其词作的题材格调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可取之处是传主没有端起大家闺秀的架子，反倒别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为待字少女的内心世界。这表现在她对韩偓《香奁集》的研读和汲取上。虽然那时《香奁集》的名声，不一定象后来那 样被视为“海淫之言”①，但其中多涉男女情事则是事实。李清照一再将韩诗隐括在自己的词中，这是发人深恩的事。除了上引咏海棠的《如梦令》， 系 取义于韩惺《懒起》诗的“昨夜三更雨”以下四句外，她在出嫁前夕所写的这样一首《点绛唇》词：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②更与韩偓《偶见》诗的“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 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有着清晰的渊源关系。看来李词中的“客”，很可能是指赵明诚。他当是由激赏李词， 进而亟慕其人。为得睹“梦中”“词 女”风采，明诚不难托故诣李寓，因为李格非前不久还是大学的学官，当是赵的上司或老师。明诚不满足于梦境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设法亲睹未婚 妻淑姿，这是对于爱情婚姻一种可取的自主意识和新颖、负责的做法。此举不但无可非议，还当为之击掌叫好；而对于尚在议婚期间的少女李清照来说， 听说或猜到来“客”是未婚夫，自然要急忙“和羞”走开了。此系顺理成章之事，本无庸过虑，但至今仍有论者认为这首《点绛唇》非清照所作，其根 据就是“倚门”等于“倚门卖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倚门”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此说明“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是后人的演义，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② 事清照《上枢密韩公诗序》。③ 陈宏绪《寒夜录》卷下，退庐丛书本。① 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七所评。② 对于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自情初贺裳《皱水轩词茎》疑系无名氏演韩偓诗以来，不少论者均持此说。《李清照集》将其作为“附录”，《李清照集校注》则作为“存疑之作”。对此笔者曾作过考核，以为此词当系李清照所作。详见拙文《关于易安札记二则》，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 4 辑。至元代和清代的事了，如“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①、“婉 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②。鉴于上述“倚门”一词含义的演变，如果一定要为《点绎唇》词中的“倚门回首”寻找出处的话，那么它只 能出自《史记》，而与后世所用引申意无涉。何况李词中的“倚门”句，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什么出典。即使后退一步，按照被人误解了 的思路来说，如王的所指斥清照的什么“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阎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风至闺房 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③，不是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类有涉于“闾巷”，的“通俗歌曲”式的小词，很可能是出自一向接受新生事物的李清照之手。 何况这类词又是青年男女的真实心态的写照，将其从《漱玉词》中法除，岂 不可惜！可喜的是有情人得成眷属，传主在十八岁时，嫁给了二十一岁的太学生 赵明诚，缔结了一段令当代后世艳羡不已的美姻缘。这时清照之父仍作礼部员外郎；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询为朝廷高级官吏。传主夫妇虽系“贵家子 弟”，生活方式却相当自然淳朴而又潇洒开放。每逢初一、十五，赵明诚便请假到相国寺去购买碑文拓本，还不忘给爱妻买回一些她喜欢吃的于鲜果 品，他们初婚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在这前后，清照写词时，也多以好花、皎月自况，如“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玫地。共赏金尊沉绿蚁， 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①、“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②，看来这正是词人当时富贵优雅生活的艺术写照，不消说也含有某种自命不凡的 成分。可惜的是好景不常，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七月，其父被列入元枯党籍，共十六人，不得在京城任职，李格非名在第五，遂被降为京东提刑。九月，徽宗亲书元枯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 一二一人，李格非在余官第二十六人，罢其提点京东刑狱。而同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李清照曾上诗翁舅赵挺之营救其父。对 此，张琰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③。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相 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④上文所云，凡被诬为元祐好党的人，均不得在京都任职。根据这条诏令， 李格非先是出为京东提刑。后来惩处加码，象苏缄、苏辙及“苏门四学士”等，均被远谪或编管，李格非也被罢免了京东提刑之职。至于格非最后受到 何种惩治、结局如何，史无明载。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大致有三种可能：一是，鉴于李格非在元佑年间职位较低，更没有象苏拭等人那样欲置章惇、吕 惠卿等人于死地，因而得罪较轻，当不至于受到很严酷的追究；二是，当时的权势人物赵挺之，虽有借机报复苏拭弟兄及黄庭坚等多次压抑、中伤自己① 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一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② 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③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①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②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③ 张琰《序》。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续古逸丛书本。的可能，但李格非毕竟是他赵挺之依从其爱子的意愿而选中的亲家，当不至 于投井下石，相反，还可能暗中为之斡旋，或予以援手，使之得以从轻发落；三是，鉴于上述韩琦、韩忠彦对清照父、祖的荐拔，此时韩忠彦虽然受到曾 布的掣时，但毕竟身居相位，对李格非的蒙冤，不会坐视不救。凡此种种，李格非当没有受到远谪或编管的处分，加之他本来就有志于史事，所以李格 非很可能从此走上了潜心著述的学术道路。到了“召还流人，进用忠说之士”的“尚书右仆射韩忠彦”①被罢官后，元祐党人的处境便急剧恶化，象苏拭兄 弟，以及已故的司马光等均被罪上加罪，但那时李格非的具体遭遇仍不得而 知。著述赋闲，对李格非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对李清照来说却是一场不小 的灾难，这意味着她从此失去了家门的依托。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里，翁舅是高官，父亲为罪臣，她作为一个出嫁仅一年的新妇，处境该是多么难 堪！何况其父即使由于上述原因，得到某种护有，但京城已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她必须舍弃自己苦心经营美化了十多年的幽雅而舒适的“有竹堂”， 离京而去。这打击对一个极为看重“人间父子情”、不谙世故的十九岁新妇来说，实在是大突然、太难以承受了！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四、党争株连，千古奇冤仅仅一年前，在传主的周围处处是锦上添花，转瞬间竞成了雪上加霜。 十九岁时，与父母胞弟生离死别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尚未愈合，二十岁时，更大的灾难竟直接降临到她自己的头上。根据第一章引论中所提到的崇宁二年（1103 年）九月的王午沼和庚寅诏等惩治元祐党人苛律的接连下达，岂不完 全是故陷人罪的深文周纳，使李清照无法逃脱突如其来的厄运。（一）挺之父子重禄官，清照被遣返家园从李清照以“炙手可热心可寒”之句，对赵挺之的“回敬”来看，这位 身居高位的翁舅，出于对自身利害的考虑，便不顾儿媳的求助和安危，对其采取了“宁左勿右”的做法。由此还可以说，是时赵明诚对李清照的态度， 与婚前也大不一样了。虽然上引在黄庭坚与友人来往的信件中，有关于明诚因与元祐党人交往而与其父失和的说法，但他对其岳父和发妻的不幸遭遇， 是否能加以援手不得而知，而他的“贵家子弟”的身分却保住了，并忍看其妻倍受感情煎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古人的苛求，而是借以说明对李、赵 的婚姻应采取有分析的、辩证的看法，须知他俩并不是自始至终的恩爱夫妻，其间的感情隐患有可能萌生于此时，尽管当时的传主很年轻，但由于她博学 多才，对历史已有相当深邃的见解，对人情冷暖尤为敏感，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也当有清醒的认识。娘家出了这样的“问题”，不仅使她在婆家成了多余 的人，或被视为赵相府邪中的扫帚星。这样一来，摆在李清照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沿着父母胞弟的足迹离京而去。那么，他们去往何处呢？从传主此 时所作《一剪梅》词中原型意象的地方特色看，这一家三口骨肉当先后回到了明水老家。其《醉花阴》等亦当写于此时此地。（二）在变幻无常的政争中“打秋千” 朝廷争斗时急时缓，其情况既象是被人荡来荡去的秋千，又酷似儿童玩的翘翘板。这头被压得很低，那头就翘得老高。但是，板子高也罢，低也罢，我们的传主总得牺牲一头。因为翘板的一端是她的生身之父，另一端不只是“炙手可热”的翁舅赵挺之，还紧紧连着她不得不与之作新婚之别的佳偶赵 明诚。或许正是有感于这种政治上的翘翘板运动，大约在崇宁三、四年间（公 元1104—1105 年），李清照写了一首题目一作《七夕》的《行香子》词：革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搓来，浮搓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寸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高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如果联系上述政治背景，此词应作如是解——就象那随着秋风中蟋蟀的 鸣声纷纷飘落的桐叶，朝廷的风吹草动也殃及到了无辜者，由于党争的株连，把一对恩爱夫妻变成了长年分离的人间牛郎织女，彼此间阻隔重重，难以“相 逢”。在“人间”的词人，其翁舅很有权势，却使她感到失望和寒心；在“天上”，正因为作为织女祖父的天帝的权势至高无上，牛郎织女才被迫分居天 河两岸，使之坐困愁城。这种情况用“正人间天上愁浓”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接下去的“云阶”二句，字面上是说天宫中“关锁千重”，实际上“人 间”又何尝不是这样。是时词人的命运正力廷争所左右：争斗加剧，她就与娘家人一起遭殃；稍松即可回到“人间”的“云阶月地”——赵相府郧。这 当是词中“浮槎来，浮搓去”的寓意所在。至于她回到广京后，为何仍与“人间”的牛郎赵明诚“不相逢”，这又可能涉及到二人由亲密到疏远的感情变 化。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纳妾盛行的宋代，又怎么能设想赵明诚会象“天上”的牛郎那样，永远保持着对“人间”的织女李清照的如初 婚之爱呢？这一切当是此首《行香子》的一种相当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这种背景还同时反映在“浮槎”句的出典上。据张华《博物志》记载：天河与 海可通，每年八月有浮搓（木筏）来往，从不失期。有人矢志要上天宫，带了许多吃食浮搓而往，航行十数天竟到达了天河。此人看到牛郎在河边饮牛， 织女却在很遥远的天宫中。名为夫妻，实被分离。这个典故本身简直就是李、赵之间实际境况的写照。此词的更加耐人寻味之处是结拍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三句。 其妙处在于词人能把自然界实实在在的天气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绾合得天衣无缝。谁都知道，“七夕”期间，天气总是一会儿雨，一会儿晴， 民间认为那是织女的滴滴泪水洒向人间，而李清照新婚之后所处的崇宁年间的政治风云同样变幻莫测。崇宁四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恃 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好恶，且请去位避之”①，遂引疾乞罢右仆射。仅仅过了半年多，至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恃郎。与此同时，毁《元祐党人碑》，继而赦天下，解除党人一切之禁。这对李格非一家来说，无异于从风风雨雨中看到了青天白日。 所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三句，绝不单纯是修辞学上的一语双关，从社会心理层次上看，它多么巧妙地传达出了传主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