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 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本书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面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 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书中对传主心灵和情感的逆探、体悟和论析，尤具特色。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 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 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 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 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 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 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 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2 页。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 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 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 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 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 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 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 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下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 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 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 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怯，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3 页。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宾事求是是冶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部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请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 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 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 的组成部分。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 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抬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奎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李清照评传第一章引论大约十多年前，在域外举行的一次学术纪念会上，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 名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在这前后不久，国际天文界把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脉，破天荒地以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命名。这位女性虽然就是本传的传主 李清照，但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人士心目中的李清照。至于我们的传主在八、九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已经无从 想象。因为在她本来是如花似玉的面庞上，过早地染上了焦虑乃至凄苦的神色，接着又被时人和后人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这些面纱有的过于陈旧， 上面沾满了种种污垢；有的不是过于俚俗，就是过于时髦，将这类面纱作为封建时代一个贵家女子的妆饰，颇为不伦不类。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主 揭去面纱，还其本来面目，以昭示出她在今天的价值。然而，对一个文学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来说，要真正做到还其本来面目， 还必须象闻一多先生提倡的那样，去探索“数千年来的祖宗”的“心灵中的种种隐秘”①。那么对于李清照这个特定对象来说，就是要首先找到——① 闻一多《杜甫》，载《唐诗杂论》，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143 页。一、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 钥匙在哪里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麦王子那样，把心灵上的钥匙交给自己的恋人，那么，她的这串钥匙，就理所当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赵明诚的手上。 遗憾的是赵明诚不仅逝世过早，他还把这串珍重的钥匙丢失在“武陵源”②和“章台路”③上，给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终生不能愈合的伤口。这伤口被同代 人叫做“赵君无嗣”④。在当时这无疑是李清照的一种心病。她的另一种心病，则是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廷争之箭射中，从而结下了很深的、时时作痛的 政治疮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还是传主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株连，在当时都是讳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诸于众的事情，只能作为隐 秘深藏在内心深处。假如传主是一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秀，那么她的内心隐秘，很可能伴随着她的躯体被埋葬到地穴黄泉， 成为永远也 解不开的哑谜。恰好相反，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 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 之物。从这里入手，或可找到开启传主心扉的钥匙，而这当中的关键是找到 可靠的媒介。（一）以梅为媒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一位严肃的作家，不把她（他）帐触最深、最想 说的后写进作品之中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其它事功的、纯情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离开了对其作品的探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李 清照来说审视其心灵的最好窗口，莫过于《漱玉词》。而《漱玉词》又有一个极为显眼的特点，就是咏物之什比重特大。咏物词中，又以专门咏梅或涉 及到悔的数量为最，约占现存《漱玉词》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这类同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据这种初步考察，以梅为媒了解传主的思想感情的思 路，无疑会是正确的。思路正确不等于手到擒来。要研究梅与传主的关系，首光要调动笔者本 人对梅的兴趣和与它有关的知识库存，以正确判断梅的历史文化意蕴。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①。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它好比是位极 人臣的宰相.起着调和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版图上，梅之为物随处可见。相传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苹居处多梅而赐名梅妃。 二、三十年后，在元稹等人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在长安一带有梅树生长。①气候逐渐转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国的许多地方已难以越冬，便成了罕见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语出传主《凤凰台上忆吹萧》词·清照以此影时其夫的“天台之遇”。③ “章台路”，其义略同于“武陵人”，此指赵明诚青褛冶游之事，详后。④ 洪适《隶释》卷二六，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本。⑤ 指传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事及朝廷有关诏命：党人子弟不得与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 可能因此受到汉重株连。① 参《尚书·说命下》和《左传·诏公二十年》。① 参元镇《赋得春雪映早梅》诗等。之物。所以在苏轼写于宝鸡一带的诗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 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当时的载籍中，有“北人不识梅”③之说。物以稀为贵，加之传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 株良种梅，亲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闺阁近傍。从此之后，梅不仅成了其词作的主人公，还被她引以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状梅之 语，多系喻己之辞，凡是不便明说的心里话，便托咏梅以出之。梅的命运几乎与传主的命运合而为一。这一论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 身世词”中予以证实。（二）改二期说为三期说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说，即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卒为 界石，将传主的行实分为前后二期。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妥当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第一，“靖康之变”是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冬，而赵 明诚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说就等于将这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又是风云巨变的三年，其冲击波 比以往的十年、二 十年还要大。将这三年变成空白是二期说难以弥补的不足，给本来难度很大的传主作品系年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第二，二期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前期传主 处境优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仅是伉俪小别。只是到了后期遭受到国破家亡时，作品的基调才变得哀伤凄苦。这是一种与事实有悻的想当然的说法， 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传主作于由青州赴莱州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和乍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其基调诚可谓凄入肝脾，哀 感顽艳。但那时李清照只有三十八岁，离“靖康之变”还有五年多，离赵明诚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说，这无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内容却不是所谓的 伉俪小别，而是夫妻相聚，还是她自己主动前去的。那她又为什么要那样伤感，甚至认为自己就象身陷绝境的人那样的“可怜”①？对这类问题二期说是 无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说者为难的是，对传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确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故实和意象的解释，不是不着边，就是加以曲解。比如《凤凰台上忆吹萧》，其原词云：香冷金倪，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对此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之句，以往的阐释，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见解①，② 参苏轼《次韵子由歧下诗·杏》。③ 陈善《们虱新话》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① 李情照《感怀》诗中有“公路可怜何至此”，即以当年袁术（字公路）的断粮自比。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135 页至 136 页。极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说没有。其实这当中含有词人很深的苦衷，取 义极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其中说晋大无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称“武陵源”。“武陵源” 因与“桃花”有关，它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即刘义庆《幽明录》所载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并与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头的桃 林之中，这片桃林又在今浙东的天台山上，所以刘、阮与仙女相会事又称“天台之遇”。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 占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②之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外遇 或“桃花运”。丈夫的“桃花运”，往往就是妻子的厄运。身为人妻者在这方面的担心，恐怕庄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余的，更何况处 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青楼冶游等于家常便饭的宋代。那时的夫妻关系大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认为是“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赵、李之间，其性爱 关系也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从而给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只着眼于时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说，自然顾及不到词人的心理状态， 那 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极为肤浅的。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 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与土生土长的“以意 逆志”①、“知人论世”②、“诗无达沽”③等传统方法，几乎是一拍即合。这种种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说的原有阵地，代之以三期说。第四，在二期说被强化的背景下，不够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即使接 触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对其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人民性”等等特别关注。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文学的，所以在二期说中极少接 触到诗词学的范畴。而对于《漱玉集》的解读，如果不从捕捉作为重要的诗词学范畴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绝无可能入其堂奥。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 现和意境的建构，部有跨越时空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比如“梧桐”这一既可象征新生向上，又可寓托离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词》中，不 是从“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跃到”‘梧桐落”⑤，而是经过了“梧桐更兼细雨”①和“梧桐应恨夜来霜”②这样一个长期受到雨打霜冻的过程。二期说抹 杀了这个过程，硬把梧桐细雨《声声慢》作为后期的作品，从而造成了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 面桃花相映红”之句。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② 《孟子·万章上》。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① 李清照《声声慢》。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 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 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 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 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 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 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 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 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 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 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 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 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 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 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 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 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 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 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三）精心为传主梳辫子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 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 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 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 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 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 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 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 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 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 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 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 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 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 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 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 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 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 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 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 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 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 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 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 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 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 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 荣、幸福的明天！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 1086 年至 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 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附会之处，本书正文中还将有所分析。④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⑤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① 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见本书卷首。在反复捧读匡老的这一书序，特别是这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后，笔者深深 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种极为“感奋”的心情下来进行这项写作的。所以首先下定决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知难而进的办法， 不管自己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设法解决李清照作品的系年问题。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这里仅举二例：例一是，选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难见载籍和经传，那么 就从与她有关系，又有地位的“须眉”的行实中寻找线索。传主的翁舅赵挺之系时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见于正史，对于清照写给他的诗句，即可联系朝 廷的有关事件，加以分析排比，从而作出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华书局 1981 年 8月出版的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载有从《诗渊》第 25 册上发现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叶》。关于此作，除了在原出处署有“宋李易安”的字样外，无其它任何线索。笔者根据词中有“芝兰为寿”等句，第 一步可确定它为寿词；又根据其中的“鹤瘦松青”、“东山高蹈”等句，第二步确定这位寿星还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位极受词人尊重的长者；第三步即 排比与清照有关的人士，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有深交的晁补之身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实。原来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是晁补之 隐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并于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时又大约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个年头。金乡和青州均属于今山东，且二地相距不远。 在没有发现与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将这首《新荷叶》，作为传主为其文学上的忘年交和长者晁补之所作的一首贺寿词，系于大观二年，当是合 理的。至于为什么对此词特别重视，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出交代。例二是，亲身体察，旁征博引。这是对在《漱玉词》中别具一格，又是传主的一首重 要词作的《渔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词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 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所谓“亲身体察”，对解读此词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象 亲口吃饭那样，对词旨细细品尝体味；其次是对词中所涉及到的虚实难辨的名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实地考察，比如对结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 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说是指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与词的表层语义是相符的，似乎无可非议，但对于解决词的系年问题却毫无意义。 而不能正确解决它的系年、不了解传主在写此词时的心态如何，解读就很难到位。于是就转换视角，从另一角度考虑，遂想到“三山”还是实实在在的 地名，而且在我国至今的版图上仍有四个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东莱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苏镇江） 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别称三山。这四处三山，莱州和京口二地，清照确实到过。南京的三山，在其远览寻诗的过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赏心亭 当可尽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处“三山”，笔者曾对这几处“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从而断定——清照词中“三山” 的表层语义是指东海三神山，而深层语义则是指福州的别称“三山”，下面我们就通过旁征博引来解答传主为何要到福州的问题。原来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时李清照还留在建康为逝世不久的赵明诚料理后事。事毕，传主在走投无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删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诏 书的机构，其属吏自然是跟随御驾行动。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紧追御驾。不料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却闻敌丧胆，望风而逃，清照几经扑空，终未追及。 紧接着传主耳闻“颁金之语”②，意即赐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诬告她家私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为之惊恐不已。遂倾其家中铜质器物， 欲追赶逃跑中的宋高宗投进，以湔洗被诬之冤。所以高宗在两浙逃亡的路线，也就是传主追赶流寓的路线。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 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 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 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 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 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 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 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 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 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后，亦于此时入闽④。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 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 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 1957 年版。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 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 1988 年版。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 1957 年版。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 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 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 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 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 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 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 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 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 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 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 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 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 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 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 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 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