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小说分类导航：原创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古典小说｜现代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纪实小说｜军事小说｜外国小说｜更新列表→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毛泽东与周恩来1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在安全保卫方面，贴身警卫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卫不同于卫士。过去文章中常提到的卫士，更多的是负责吃喝拉撤睡一应生活起居上的杂事。警卫是带枪的，套个老话，相当“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周恩来为确定谁任警卫，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要有龙虎之土，龙虎之士哟……”周恩来在红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下步，望住我问：“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并且相信已经猜到了。我说：“毛主席是真龙，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笑了，说：“应该是龙。我们就用三条龙！”　　于是，周恩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陈龙、龙飞虎、颜泰龙。　　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乘车驶离机场时，前后负责保卫的都是国民党宪兵。由于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毛泽东，所以第一晚，毛泽东就住在歌乐山蒋介石公馆里。这是可以放心的，蒋介石就算急疯了也不敢在他家里伤害“客人”。　　第二天，毛泽东住到了红岩村。乘车出发时，警卫在毛泽东　　身边的是陈龙和龙飞虎，后面还跟着两辆中吉普，坐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宪兵。我们曾不放心这些国民党宪兵，周恩来说：“你们考虑的不对。这是在他们的地方，他们是主人。我们管不了，防不胜防，让他们的宪兵来管，责任交他们才更安全。”　　前面章节介绍过，红岩村地处郊区，环境简单清静些，便于保卫。毛泽东住红岩村的当天，周恩来对我和蒋泽民交待：“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要负全责，懂吗？”　　我紧张了。“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胡说。但是在重庆，这一里路顶千万里，对我这辈子来说可是一点不假，确实是太重太长的一段路程。我盯着周恩来问：“起点……终点……明确一下才好。”　　周恩来说：“出了红岩村的屋门就归你们负责，主席上车后，你们把主席交给了国民党宪兵，就算完成任务。责任越清楚越安全，你问得好，说明你动脑筋了。”　　从这天起，我跟蒋泽民就开始了一里路的警卫。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　　从那以后，我和蒋泽民就获得了个“一里路警卫”的大名。红岩村地处郊区，与城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届朋友晤面交谈不便，张治中将军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为了安全。毛泽东一天也没在那里住．只是进城会客时，把那里作为会客地点。　　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我住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前面讲过，那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天天喝大酒；喝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却没有一次醉。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当时我也流了泪，近30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义愤填膺。毛主席当年去重庆，她也在，她自己说过“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了”。可她现在居然“批周公”！我曾问一位老同志：“主席讲话了没有？”老同志忧郁地摇摇头。于是，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毛泽东雄才大略，他所关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及规律的认识，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推进革命，以他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开拓，去冒险实践，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别的同志为他个人做了哪些帮助和牺牲：他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别人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视为整个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而非个人间的关系和情谊。建国后，我只见他到西花厅来过一次。也许他认为看望问候和叙旧是妇人之仁？是俗套？他让周恩来终身任总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视事，他虽不去看望，却仍然让他任总理，不允许任何亲近的人或确有能力的人去替换。他也许就是这样表达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战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　　在红岩村，周恩来对每个房间都仔细研究一番，最后决定请毛泽东住进董必武的房子，这间房子便于警卫。请董必武临时搬到刘少文房间里去住。　　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伯打扰毛泽东，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至今睁眼闭眼，我仍然能鲜明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态……　　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　　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我听到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医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和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结果他只送了一副挽联，没参加葬礼活动。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会忘了你。”　　在毛泽东回延安前，双十协定还没达成，赫尔利大使就要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一听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一刻没停就去找赫尔利，说话声音都变了：“你不能走，毛主席出来了，是你给接出来的，现在你必须把毛主席给我们送回延安，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张治中去出任甘肃省主席。周恩来更急了。忧虑地对我说：“国民党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我记得周恩来首先去拜访蒋介石，回来的路上，他说：“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周思来多少松了口气。他拜访张治中回来，说：“张治中比赫尔利明理守信。我说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治中认帐，他说我讲过的话我当然要做到，否则怎么能立身人前？”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