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