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4年，经过多方联络，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游牧青海的绰克图台吉以及控制康区的白利土司与林丹汗结成了“反黄教联盟”。既然黄教的活佛和僧侣们已经视我为敌人，那就决裂的彻底一些吧。黄教不是庇佑后金吗？那我就反黄教。　　联盟成立之后，获得了物资补充的林丹汗，向青海转移，那里，可以建立根据地，东山再起。　　命运出现了转机，但这转机却更像是一次无情的嘲弄——1634年夏秋，林丹汗因天花病死于甘肃大草滩。　　　　他只有43岁，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瘟疫，他应该还有很多时间。　　他失去了重振旗鼓的可能，但也避免了亲眼看到自己灭亡的可能，如果当他面临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最后选择时，他会如何去做？历史没有答案了。　　林丹汗的死，使蒙古的抗金阵营失去了最后一面旗帜，林丹汗身边最忠心的部众也开始星散，成群结队的人降于后金，仅是年十一月，便有五千户二万余人。那尊被林丹汗视为护法神像的嘛哈噶喇金佛也被人送到后金，在皇太极看来，它的载归，昭示着蒙古国运的终结。　　　　林丹汗的儿子额哲与母亲苏泰带着最后数千部众困守在大漠，父亲、丈夫不在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漠北喀尔喀车臣汗遣使额哲，希望他移帐漠北：“我等与尔汗原系同宗，满洲岂尔等之主耶？即宜来归，勿再迟延”[28]。汗廷末路，有人便想做曹操了。留下来必然被后金消灭，而北上就会成为傀儡，额哲母子权衡犹豫，彷徨无计。　　而皇太极却不会给他们权衡的时间，1635年2月，后金以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为统兵元帅，率精骑一万远征林丹汗余部。　　4月28日，后金军趁着大雾包围了汗廷，派出苏泰之弟南楚劝降。额哲母子见大势已去，“遂归降后金”。那块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终于落到了皇太极手中。　　429年的蒙古帝国，364年的元朝，267年的北元，至此终结。作为亡国之君的林丹汗，也“享受”到了应有的耻辱，自己的八个妻子，全部被皇太极及其兄弟、臣子瓜分。　　　　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盛京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　　同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林丹汗败死，“建虏无复西顾忧，而东谋朝鲜矣”[29]。而随着朝鲜王国的归附，在东亚清朝最后的要消灭的对手，就剩下大明王朝了。　　　（八）后代们　　　　清朝的皇帝们对于投降者，倒是从来不吝啬怀柔之赏，额哲投降后被封为亲王，“位冠四十九旗贝勒之上”[34]，但是，其他首领是识时务的“俊杰”，自己是亡国之裔，被敌国册封得如何显赫，都难以排解委屈和抑郁。　　1661年，额哲死，其弟阿布奈袭亲王爵位。阿布奈对于清朝甚为轻视，长达八年“不一朝请”，对于清朝公主为自己所生的儿子也不亲自抚养，连皇帝赏赐礼物时，都“不亲身一问”[30]。这种无视皇权的行为，终于让康熙皇帝不能容忍，1669年将他拘押于盛京沈阳。　　同年9月，阿布奈长子布尔尼袭位，年方十六岁，比其父更轻视清朝皇帝，认为自己“即大元之后也，虽附于大国，由有帝号”[31]。但他虽然年轻，却很有头脑，表面上对于对于清帝十分恭顺，避免重蹈父亲覆辙。　　　　1673年12月，“三藩之乱”爆发，一时间海内喧腾，天下大乱。一直在暗中训练兵马的布尔尼与其弟罗布藏等原察哈尔贵族看到有机可趁，于1675年起兵反清。　　三藩在南，察哈尔在北，一个旗号“反清复明”，一个号召“光复大元”，康熙皇帝的郁闷可想而知。　　三藩还远，而察哈尔与帝国心脏北京近在咫尺，必须尽快解决。康熙迅速以信君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率军镇压。　　这时清朝精锐都南下平叛，京中空虚。图海等挑选八旗家奴之中的勇健者数万人组成军队，为了让乌合之众成为虎狼之师，鄂扎率军每到一处便纵兵抢掠，以激励士气。到达察哈尔境内后，更说“察哈尔旧国，数百年之基业，珠宝不可胜计，如能得之，可富贵终身”[32]。清军人人踊跃，于4月20日在达禄与察哈尔军交战。　　布尔尼原以为自己高举大旗，蒙古各部都会望风而来，岂料各部归顺清朝40余年，早已经“亲如一家”，无人前来响应。孤立之下，率所部3000人与清军交战，寡不敌众而败，布尔尼兄弟逃走，不久便被追及杀死。　　康熙皇帝平定布尔尼之后，将拘押在盛京的阿布奈绞杀，察哈尔汗室所有男性成员都被处死。　　林丹汗的子孙，便在这场不成功的造反当中，被绝灭。　　第六章：“持教法王”家族的兴衰——和硕特汗国　　　　公元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　　对于大元王朝来说，这一年委实流年不利，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中重臣的党争也日趋激烈。如果单有一方面，还不足以撼动帝国的根基，而两者拧在一起，互相帮衬，社稷的摇摇欲坠便是指日可待了。　　这年九月，丞相脱脱将义军张士诚部围困于高邮，破城在即，而朝廷的谕旨却恰到好处的来到军营：解除脱脱的一切职务，安置到淮安。贤相脱脱不愿听从幕僚不奉诏的建议，交出了兵权，也交出了帝国的命脉。　　元军在高邮城下转胜为败，世祖忽必烈创下的基业虽然还有14年的寿命，但在这时，已经宣告死亡。　　　　（一）乱世雪域　　　　几乎于高邮之战同时，远离中原的雪域西藏，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也落下了帷幕。与元朝一同崛起的西藏萨迦政权在“身穿袈裟的英雄”绛曲坚赞的打击下轰然坍塌。　　那萨迦政权的寿命与元帝国一样短命，仅统治西藏八十九年。虽说自古无不灭之国，但萨迦政权最后的灭亡除了自身的原因外，更要归咎于蒙古帝国当初对于其进行的制度设置隐患重重。　　　　当年，蒙古帝国的大军兵临西藏，割据分裂的西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为了不避免生灵涂炭，萨迦派第四任教主萨迦班智达以古稀之龄面见坐镇凉州的蒙古宗王、窝阔台汗第三子阔端，商定归顺条件，并向各个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接受条件归顺蒙古。这是西藏纳入蒙古帝国版图的开始。　　到蒙哥汗统治时期，西藏成为忽必烈的封地，忽必烈对西藏进行人口普查，按照蒙古本土制度设十三万户，每个万户有一个万户长。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册封萨迦派第五任教主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将卫藏十三万户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赐给了八思巴，并赐予萨迦本钦 “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头衔，建立了萨迦政权。　　但卫藏十三万户主要是依据西藏原有各教派和其它地方势力分散割据的政治格局为基础划分的。各万户长通常都要元朝皇帝诏封，虽然这种诏封都要有萨迦政权的提请，但这一做法使得萨迦派对其它十二万户的管理极为有限，其管理权并非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而是元朝强加于其它万户之上的。各万户分别从元朝手中获得诏封并各自管理着自己的辖地和庄园属民，他们在其各自的辖区内仍拥有绝对的权威。　　这种制度在萨迦政权有强人坐镇时晏然无事，一旦强者逝去，危机便会爆发。而萨迦政权在八思巴之后，历任法王均是平庸之辈，仅靠着元帝国的支持才勉强维持着统治。　　当元帝国步向死亡的时候，萨迦政权也就不可避免的被这万户制度推向覆灭。　　　　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原的制度最终成就了朱元璋，而在西藏的制度，则成就了绛曲坚赞。　　他系吐蕃王朝时代朗氏家族后裔。出生于十三万户之一的前藏帕竹万户之家，7岁受居士戒，9岁受沙弥戒，14岁至萨迦寺学法。1321年被正式委任为帕竹万户长。　　绛曲坚赞向有雄心，成为万户长之后，在领地内实行政教合一，将帕竹万户治理的兵强马壮。趁着萨迦政权衰微，频频进行扩张，先后吞并雅桑万户、蔡巴万户、止贡万户等前藏万户，到1349年几乎完全控制了前藏地区。　　到1354年，萨迦政权内讧，绛曲坚赞出兵包围萨迦寺，收缴了元朝赐予萨迦世代管理乌思藏的敕封，兼并后藏大部分地区，萨迦政权寿终正寝。　　绛曲坚赞设首城于乃东，开始了帕竹政权统治时代。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绛曲坚赞遣使元朝，希望获得承认。　　此时已经自顾不暇的元惠宗，对于祖先所尊崇的萨迦派的败亡自然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承认其在西藏的地位。　　受封于元朝的帕竹政权后又受到明王朝的承认，历任统治者都称为“第悉”，一直稳固的控制着西藏的教派和诸侯。　　直到藏传佛教不世出的传奇人物——宗喀巴的出现。　　　　15世纪初，看到佛教徒们沉沦于享受和奢靡，藏传佛教一代宗师宗喀巴倡导宗教改革，提出喇嘛遵守戒律，重苦行，禁娶妻，并制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寺院的组织体系、学经程序和是非标准等等。　　无论哪种宗教，一旦进行改革，便会出现分裂，便会有新的教派产生。藏传佛教也不例外。　　于是，一个新的教派，藏传佛教最大的宗派格鲁派，也就是通称的黄教，应运而生。　　藏语“格鲁”是善律的意思，该派强调严守戒律，故此得名。创建之初，格鲁派受到帕竹政权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庇护，发展顺利。1409年，宗喀巴在帕竹政权支持下，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显示其权威地位，同年建甘丹寺为主寺。　　1419年，宗喀巴圆寂，弟子们本着大师遗愿，发扬其宗风，又分头建寺。先后建立哲蚌寺、色拉寺、札什伦布寺，与甘丹寺一起合称为卫藏四大寺。各寺内均成立学院，分科修学显教，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上下密乘院。　　有四大寺为根基，格鲁派的僧众信徒日益增多，势力日渐扩张。　　　　福兮祸所倚，宗教改革会产生新的教派，便难免和旧教派产生内矛盾，轻者分道扬镳，严重便会发生宗教战争。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各宗派中出现最晚的一个，而发展却最为迅速。随着它的日益壮大，其它教派都或明或暗的进行着破坏和打击。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噶玛噶举派。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藏语“噶举”中的“噶”字本意指佛语，而“举”字则意为传承。故“噶举”一词可理解为教授传承。这宗派历史悠久，形成于“佛法后弘期”，也就是宋朝初年。经过多年演变流传，逐渐形成香巴噶举、达波噶举、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绒噶举、帕竹噶举等派。　　而噶玛噶举派是噶举派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派别，其创始人都松钦巴在临终时口嘱他要在人世间再次转世，让后人教法继承者到时要寻访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创了“活佛转世”之先河。　　　　这么一个树大根深的教派自然不愿意格鲁派压自己一头，不但在教法上处处与之争论，还想将格鲁派彻底铲除。　　可打击格鲁派，就必须消灭其身后的支持者——帕竹政权，噶玛噶举派对此没有办法。而此时，帕竹政权的家臣仁蚌巴家族也在希望架空主家夺取政权。两者一拍即合，联起手来。　　　　1462年，年仅3岁的阿旺扎西扎巴登上第悉宝座，这么小的孩子自然不能治国。于是，掌管仁蚌巴家族的措杰多吉以摄政官的名义管理帕竹第悉的政务。这样少主强臣的格局在历史上实在出现得太多，最后的结果也很相似。　　从此之后，仁蚌巴家族掌握了前后藏的统治权，帕竹政权仅剩下了一个名义。措杰多吉在担任摄政官期间，将尊崇噶举派，压制格鲁派作为既定国策。　　1503年，仁蚌巴家族的权力人物顿月多吉在拉萨附近的萨纳玛地方，为噶玛噶举派兴建了规模很大的图丹曲科尔寺，以此来压倒黄教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　　格鲁派失去了靠山，在仁蚌巴家族和噶玛噶举派的打压下举步维艰，只能在暗地里对他们进行诅咒。　　　　也许是诅咒应验，仁蚌巴家族很快遭到了报应。靠架空主家得势的仁蚌巴家族又被自己的属臣辛厦巴家族捅了一刀。　　1563年，辛厦巴家族的首领才旦多吉对仁蚌巴家族发动反乱，并屡屡战胜仁蚌巴家族的军队，最后取仁蚌巴家族而代之，成为西藏的实际统治者。　　　　格鲁派的大敌仁蚌巴家族倒台了。可前门走了狼，后门来了虎，辛夏巴家族比仁蚌巴家族更推崇噶玛噶举派。格鲁派的危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深了。　　（二）黄教保护者——持教法王　　　　也许是佛祖确实眷顾格鲁派，正当他们对自己的将来深感忧虑时，蒙古土默特的俺答汗开始频送秋波。　　　　俺答汗虽然将自己的部落经营的无比强大，连蒙古共主都对其退避三舍，但因为只是旁支而无法获得成为全蒙古可汗的合法性。在得知黄教的转世说可以帮助自己达成心愿后，立即表现出极大的皈依热情。　　早在1574年，俺答汗便邀请格鲁派教主索南加措到自己的治所，而索南嘉措深知吊足对方胃口的好处，没有接受邀请，只是派自己的持律师尊追桑布前去。　　俺答汗果然更为热切，再次派侄子到西藏，再三恳求。为了表示虔诚，还在青海湖畔修建了“仰华寺”，并亲自前往青海迎接。　　再矜持下去，就会适得其反。索南嘉措不再推辞，答应会面。　　　　双方都是久旱盼甘霖，在仰华寺见面后一拍即合，甚为投缘，举行大法会，并互赠封号。三世达赖封阿拉坦汗为“彻辰汗”，俺答汗封三世达赖为“达赖喇嘛”[1]。　　佛教随着这次政治意图明显的会晤，开始进入蒙古高原，进入到蒙古人的血液中，以后的几百年中，无论成败利钝，蒙古与佛教再也分解不开了。　　俺答汗成为黄教第一个“持教法王”，黄教可以在反对者的面前扬眉吐气了。1602年，既是俺答汗之曾孙，又被指认为四世达赖喇嘛的云丹嘉措在数千名盔名甲亮的蒙古骑兵的护送下进入西藏举行坐床典礼的时候，可以想见噶玛噶举派的怨毒与无奈。　　　　但土默特部的强盛在俺答汗去世之后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持教法王的力量削弱直接使得黄教再次陷入了危机。　　1618年，辛厦巴家族首领彭措南杰彻底消灭了已经被架空的帕竹政权，在噶玛噶举派教主“大宝法王”的册封下成为了藏巴汗，建立了噶玛政权，设首城于日喀则。原本就对黄教极为嫉恨的藏巴汗在获得了正式统治权之后，立即下令中断达赖喇嘛的转世。　　在1612年，年仅28岁的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人们已经在传说是被藏巴汗暗杀。这次不准转世的命令更是直接要断掉格鲁派教主的传承，这无疑意味着，噶玛政权彻底消灭黄教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教主危机，不但西藏的黄教僧侣和信徒们忧心如焚，更让信奉黄教的蒙古各部不能容忍。　　在禁令颁布的同年，喀尔喀部确科尔兄弟率军入藏，欲图迫使藏巴汗解除禁令，被藏巴汗击败[2]。1619 年,在青海驻牧的右冀土默特部首领拉尊和古茹率兵入藏,击败藏巴汗,禁止四世达赖灵童转世的禁令才作废。[3]　　但拉尊和古茹也无法在西藏站住脚，很快撤回青海。不但如此，1632年，因为信奉红教而被信奉黄教的外喀尔喀三部汗王排挤出漠北的绰克图台吉远征青海，击败土默特诸首领控制了青海全境。再加上统治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尔济是一位虔诚的笨教教徒，对格鲁派极为仇视。黄教的四周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了。　　危机仍然迫在眉睫。　　1634年，随着蒙古共主，信奉红教的林丹汗被后金天聪汗皇太极击败西撤至青海甘肃边境，林丹汗、绰克图台吉、第二任藏巴汗丹津旺布、白利土司结成了“反黄教联盟”。　　黄教已经命悬一线。　　　　土默特部作为持教法王，明显已经不可依靠。黄教的五世达赖喇嘛环顾四周，将眼光落在了西藏北面的西域，那里的天山草原正游牧着卫拉特蒙古，幸运的是，在1610年，卫拉特四部先后皈依了黄教，成为黄教虔诚的信徒。护教的责任，只能由他们来担当了。　　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授意下，几个化装成其他教派僧人的密使携带密信前往卫拉特，将密信亲手交给了四部卫拉特的盟主——和硕特部汗王顾实汗，希望他承担起新一代持教法王的重任，拯救黄教。　　　　卫拉特此时内部矛盾重重。吐尔扈特部已经远迁伏尔加河；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实力增强，对于作为盟主的和硕特部已经不再服膺，冲突时常发生。再加上人口的繁衍，畜群的兴旺，原有的草场已经难以承受。　　正在为和硕特生计和未来发愁的顾实汗,接到四世达赖和五世班禅的密信，高兴的如天降洪福。　　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那青海水草丰美,还是中原与卫拉特贸易的商业通道,有丰厚的商业利润可图。无论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来说，出兵都是最好的选择。　　顾实汗立即答应了出兵护教。　　　　但毕竟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虽然林丹汗已经在联盟成立不久后就病死，但绰克图台吉、白利土司、藏巴汗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贸然进兵是很不明智的。　　为了做到知己知彼，顾实汗亲自率少数护卫化装成入藏朝圣的香客，途经青海进入西藏，沿途考察军情民情。到达拉萨后，秘密会晤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商定了进军计划。[4]　　　　这位日后的持教法王，用毫不风光的方式面见了两位教主，这比俺答汗时代是寒酸了很多。但这次会晤，却标志着一个新的汗国将被建立起来，近一个世纪青藏高原将在一个持教法王家族的统治之下，黄教将迎来它诞生以来的最辉煌的时刻。　　虽然，法王和教主不会永远琴瑟合鸣。　　（三）法王的国家——和硕特汗国　　　　和硕特部是四部卫拉特中唯一黄金家族后裔为首领的部落——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尔的子孙。有人说，正是因为有高贵的血统，才使得他们在卫拉特中成为盟主。这实在有些一厢情愿，自从北元时代开始之后，卫拉特一直都是蒙古正统派的大敌，对于黄金家族极为蔑视，可汗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傀儡。在也先时代，甚至连傀儡都不让黄金家族的子孙来做，直接自称大元天圣可汗。哪里会因为什么黄金家族的血统，便把本部的盟主让出去？　　之所以和硕特能够成为四部卫拉特的盟主，源于在也先死后，蒙古重新分裂，卫拉特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绰罗斯部也分裂为准噶尔和杜尔伯特两部，在力量分散下，和硕特趁势而起夺取了盟主地位[5]。　　在顾实汗的哥哥拜巴噶斯汗时期，准噶尔首领哈喇忽剌崛起，开始侵夺盟主之位。哈喇忽剌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更为强悍，甚至有了刀兵相见的架势。继承哥哥汗位的顾实汗努力化解两部的矛盾，虽暂时无事，但终究一山难容二虎。顾实汗的南征，便在这样局势下，成为最好的永远化解纷争的办法。　　　　从拉萨回到卫拉特后，顾实汗开始了南征的准备，不但动员了和硕特的人马，还向准噶尔、吐尔扈特、辉特、杜尔伯特各部调兵。吐、辉、杜等部势力弱小，自然奉命，而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明白，顾实汗此举实际上是把卫拉特盟主之位和天山草原都让给了自己，交换条件就是自己帮助其攻打青海。这样的买卖，怎么看都是合算的。　　战争动员顺利地完成了。　　　　1636年秋末，顾实汗率领卫拉特联军从伊犁出发南征青海，卫拉特各部首领几乎全部参加，除了顾实汗外，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吐尔扈特部的墨尔根济农、衮布伊勒登；辉特部的苏勒坦台什、苏木尔台什；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什、保伊勒登全都率部从征[6]。卫拉特出现了暂时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于俄国派使臣在这一年来到卫拉特访问，一个重量级的领导都没有见到。[7]　　大军穿越塔里木盆地，乘冰冻越过黑达河大沼泽地后，进入青海，在如今青海省乌兰县的卜浪沟休整兵马，等待时机与绰克图台吉决战。　　绰克图台吉能够从漠北一路杀到青海建立霸权，也绝不是庸懦之辈，听闻卫拉特大军压境，立即调动人马与之对峙。　　两军在1637年正月正式交战，顾实汗以一万精兵迎战绰克图台吉三万人马，战斗惨烈异常，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后来这里的地名就被称为乌兰和硕（蒙语：血染的山）。　　顾实汗以少胜多大败绰克图台吉，长子达延台吉率军紧追绰克图台吉残部，一直追到哈尔盖全歼敌军，绰克图台吉慌不择路，躲在一个旱獭洞里，仍然被找到，这个称雄一时的人物就在这窝囊的状态下被俘杀。　　　　青海之战结束，顾实汗赠送各部首领很多礼物进行酬谢，尤其是对巴图尔珲台吉，不但礼物丰厚，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各部首领心满意足，纷纷率军返回卫拉特，而顾实汗则率和硕特部留在了青海，准备进一步统一青藏高原的行动。　　巴图尔珲台吉返回卫拉特后，在博克塞里建立城市，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与顾实汗的继子鄂齐尔图汗一起掌管卫拉特，这就是后来雄霸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的肇始。也许无论顾实汗还是巴图尔珲台吉都没有料到，整整八十年后，结束和硕特汗国和持教法王家族历史的，正是现在既是盟友又是亲家的准噶尔。　　　　安排好善后，1638年顾实汗再次化装成香客来到拉萨，面见五世达赖。由于绰克图台吉的覆灭，黄教的气势已经壮了不少，不再是偷偷摸摸，而是举行了隆重法会，达赖喇嘛封顾实汗“丹津崔吉扎勒布”称号，这是藏语，也就是“持教法王”。　　如此大的动静，藏巴汗丹津旺布竟然没有得到消息，顾实汗获得封号后安然回到青海，也没见这位藏巴汗采取什么行动。任何政权的灭亡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从藏巴汗的迟钝，也就不难预测噶玛政权已经亡国无日。　　　　统治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尔济倒是比藏巴汗更敏锐地感到了危机，联盟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绰克图台吉迅速败亡，使他大为吃惊，为了共同对敌，顿月多尔济向藏巴汗送出密信：“非常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盟友绰克图台吉被消灭了，虽然如此，明年我将在喀木（康区）集中起一支兵，把它带到卫。同时你也应当带着后藏的兵来，我们一起消灭格鲁派，让他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8]这不失为以攻为守的好策略，可偏偏带着这封信的密使被格鲁派的僧人擒获，并将信转交给顾实汗。没有材料显示顾实汗在收到这封信之前有用兵康区的打算，这一回，不先发制人是不行了，白利土司引火烧身。　　1639年5月，顾实汗率军“如黑色狂风一样”[9]攻入康区，白利土司率军拼死抵抗，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连战连败，甘孜等地相继失守，1640年11月，康区全境被顾实汗占领，白利土司顿月多尔济被俘杀。顾实汗释放了白利土司关押的各派僧人，并安抚百姓，获得各教派徒众的拥护。　　接下来，便是进军西藏，消灭在盟友受难时按兵不动的藏巴汗，完成护教大业了。　　　　1641年底，顾实汗做出从康区返回青海的假象，迷惑藏巴汗，半途中突然改道杀入西藏。毫无准备的藏巴汗丹津旺布被打得大败，一个又一个宗城失守，最后只能退守日喀则。　　丧城失地的藏巴汗此时才后悔没有积极和盟友们配合，如今敌人兵临城下，取胜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为了能苟延残喘，他向四世班禅罗桑曲杰等高僧求告，希望他们从中斡旋，使顾实汗罢兵。　　四世班禅本着不忍生灵涂炭的慈悲心亲赴顾实汗大营进行调解。顾实汗对班禅极为尊重，但提出，藏巴汗必须交出政权和军队，自己可以给他保留一个庄园让他安度晚年。至于划疆而治之类的条件，根本不予考虑。　　毕竟也是一方之雄，面对这样苛刻的条件，藏巴汗愤而再战。双方在日喀则城下激战数场，藏巴汗军仍然连连失利。没有了强硬的本钱，藏巴汗只得答应了顾实汗的条件，宣布无条件投降。　　1642年，藏巴汗丹津旺布交出首城日喀则以及茶叶、酥油、糌粑、金银珠宝一千余驮，在顾实汗面前认罪，噶玛政权灭亡。　　五世达赖和顾实汗原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给藏巴汗几处庄园当“寓公”。但藏巴汗的旧部以及噶玛噶举派的地方势力仍然打着他的旗号四处动乱。为了剪除乱源，顾实汗只得食言，将他装进牛皮袋扔进雅鲁藏布江。　　　　至此，已经61岁的顾实汗完成了统一青、藏、康区的大业，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全藏三区之王”[10]。他将首城迁到拉萨，在布达拉宫设无畏狮子宝座，作为自己的行政处所，囊括整个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从此建立。　　作为持教法王，顾实汗请达赖喇嘛从扎什伦布寺搬到布达拉宫，将八思巴所用的法器、西藏十三万户的税收以及从日喀则缴获的大量珍宝都奉献给达赖喇嘛，奉达赖喇嘛为藏传佛教最高教主，但同时，请四世班禅坐床扎什伦布寺，掌握后藏教权，使得格鲁派出现了两佛并尊的局面。至于一直排挤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顾实汗镇压了他们的反抗，将大量噶玛派寺院改为格鲁派。格鲁派作为藏传佛教最大教派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他自己和长子达延台吉率军常驻拉萨，其他八个儿子回驻青海，成为掌控青海的“八台吉”。康区的税收支持青海的军队，青海的军队作为汗权的保证。顾实汗的狮子宝座固若金汤。　　　　一个强大汗国的横空出世，西藏周边的小国自然要选择其作为自己的靠山，“印度之拉克新王，尼泊尔之雅木布王，阐旦王（拉达克王）等边境小国君长，亦多进方物为贡”[11]，成为汗国的藩属。《哲孟雄王统记》记载，锡金第一代统治者朋素克纳姆扎勒也与汗国建立邦交，成为联盟。　　而此时，中原的“天朝上国”大明王朝在起义军和满清帝国的内外夹攻下已经摇摇欲坠。为了汗国的长治久安，顾实汗必须与将要取而代之的中央朝廷建立联系。不得不承认，顾实汗有相当的眼光，他没有选择好象最有希望的农民军，而是将宝押在了还未入关的满清身上。刚刚稳定了青藏局势便派出使团前往盛京建立联系，献上贡品，受到皇太极赞赏。　　果然，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迁都北京，成为了中原朝廷新的统治者。随后便遣使西藏，请达赖喇嘛入京，但因为战乱未平，不能成行。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面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让达赖喇嘛携带金册金印入藏，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承认了顾实汗作为庶邦君长的身份。　　　　1655年初，和硕特汗国开国汗王，持教法王家族第一代法王顾实汗病逝于拉萨，享年73岁。长子达延台吉继承汗位，也成为第二代持教法王。也许是贪图青海的宜人气候，或者是对于家族权势的自信，达延汗继位三年后才来到拉萨。三年，时间并不长，但也就在这短短的三年中，五世达赖喇嘛开始了扩大教权染指政权的活动，持教法王的权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顾实汗留下的狮子宝座，开始隐隐出现了松动。　　　　（四）由神主宰还是由汗主宰？　　　　1654年，顾实汗病重，但并没有人认为他会迅速蒙受佛祖的召唤。　　1660年，对于和硕特汗国来说，太平无事。　　　　这两个看似平静的年份，有两个孩童先后进入拉萨，成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而这两个孩子，却是日后在西藏、西域甚至整个东亚掀起海啸般风潮的人物。　　54年来的孩子，家乡在遥远的卫拉特，是准噶尔汗国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个儿子，他被认为是尹咱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入藏学习佛法。他的俗名，叫做噶尔丹。日后，他将成为准噶尔汗国的“博硕克图汗”，一个给准噶尔汗国称霸中亚打下基础人，一个让俄罗斯和清朝两个大帝国都头疼不已的人。　　60年来的孩子，出身于拉萨郊区大贵族仲麦巴家族，原名贡确顿珠，被达赖喇嘛赐名为桑结嘉措，他是五世达赖喇嘛最为器重的弟子，日后将成为和硕特汗国第5任第巴。　　　　第巴，在藏语中原本是“头人”和“部落酋长”的意思。顾实汗建立汗廷后，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大管家索南饶丹为第巴，既要负责汗对于汗国内部的施政，还要辅佐达赖喇嘛处理宗教和行政事务。从此，第巴这一官职便成了几乎与中原朝廷宰相一样的最高行政官。所有政令公文在第巴处理过后，再由顾实汗和达赖喇嘛一起签印，才能生效。　　在和硕特汗国，第巴是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佛祖的代言人达赖喇嘛从既是自己宗教的保护者，又是自己权力的侵夺者的持教法王家族手中一点点收回权力，便是围绕着第巴这一实权官职的任命逐渐达到高潮的。　　　　继承顾实汗事业的达延汗，是一个英勇的战将，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对政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　　在父亲在世时，他一向披坚执锐，每战必为先锋。父亲去世后，他更是轻而易举的镇压了日喀则宗布（官名）诺尔布的叛乱，使得西藏摆脱了战争的阴霾。但作为可汗，他实在很不称职。在他拖后三年回藏期间，汗国的政令几乎都是在没有他过问的情况下被颁发执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经过达赖喇嘛批准和同意能够办成的”[12]。即使来到拉萨后，对于政务也是随意推托，并不专心任事，除了军权，“全藏三区之王”几乎被架空。　　　　1658年3月，第一任第巴索南饶丹去世，五世达赖向达延汗询问新任第巴的人选，达延汗毫不在意，表示对达赖喇嘛言听计从。五世达赖于是经过慎重考虑，在6月任命赤烈嘉措为第二任第巴。　　与前任相比，赤烈嘉措的权力被大大削弱。索南饶丹在世时，对于五世达赖的专权多有抵制，唯汗廷马首是瞻。赤烈嘉措因为不是由可汗而是由达赖喇嘛册封的第巴，所以处处倚重达赖喇嘛。但一些重要政务，第巴仍然起着具体施行的重要职能。在权力的制衡之下，持教法王仍然是汗国的最高统治者。　　　　1668年3月12日，达延汗终于摆脱了让他烦恼不已的政事，追随他的父亲去了。一个并不热衷权力的汗的去世，原本并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澜，可在同一年，第二任第巴赤烈嘉措也随之去世。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行政官一起出现了空缺，神权的最高象征五世达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青海的和硕特诸位台吉因为意见不合，迟迟不能推举出新任可汗，而达赖喇嘛却不经汗廷的同意便委任了自己的亲信罗桑图道为第三任第巴。　　可汗还没有登基，达赖喇嘛完全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时的第巴已经成为达赖喇嘛宗教事务的助手，行政权力几乎被剥夺殆尽，最高行政官成了教主的秘书。待到1671年达延汗之子达赖台吉继承汗位进入拉萨的时候，对于这个既成事实的人事安排采取了默认。　　　　达赖汗与其父很相似，对于政事没有多少兴趣，至于第巴这个职位的任命也没有提出过恢复以往制度的要求。五世达赖喇嘛于是开始逐步安排将自己的爱徒桑结嘉措推上第巴的位置。　　罗桑图道在1675年便自请卸任，五世达赖决定让桑结嘉措继任，桑杰嘉措以自己年纪太轻，阅历尚浅为由推辞了。作为过渡，五世达赖任命罗桑金巴为第四任第巴，仅四年后，1679年，罗桑金巴卸任，年仅27岁的桑结嘉措终于坐上了第巴的交椅。　　爱徒成了第巴，五世达赖放心的交出了权力，一切政务全由桑杰嘉措处理，自己平静地进行著述和钻研佛法。[13]　　　　学识渊博的桑结嘉措是西藏历史上卓越的天文学家和医学家，一生中写有30余部天文历算著作，以《白琉璃论》最为著名，成为西藏的官方历书。同时还撰写集藏医大成的《四部医典蓝琉璃》。如果他没有参与到政治，作为学者一定会名垂青史。而权力欲极盛的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排挤和硕特汗廷，建立自己的政教王国的雄图伟业上。　　担任第巴后，桑杰嘉措着手完善官制，任命本土藏人担任重要职务。原本就几乎被架空的汗权更加变得微乎其微，俨然和五世达赖喇嘛一样成为了象征。　　这一切，作为持教法王的达赖汗，没有任何的干预。甚至，还颇为倚重这个年轻干练的第巴，曾和他一起出兵反击拉达克王的入侵，攻占拉达克首都列城，迫使拉达克王割让早年侵占的古格、日土等地并恢复称臣纳贡。　　堂堂可汗，几乎成了自己政府最高行政官麾下的军队将领。　　　　1682年2月25日，66岁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临终向桑结嘉措交待了政教事务。　　这位被称为“伟大的五世”的达赖喇嘛，应该是在平和满足的心境下离开人世的。他的爱徒桑结嘉措把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持教法王对于权力也没有收回的意思。而自己的另一位徒弟噶尔丹在还俗返乡后，迅速成为中亚的霸主，在前一年灭亡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叶儿羌汗国，将所获得城镇和属民都奉献给了自己这个黄教教主、授业恩师。佛光普照大地，他可以含笑上路了，所需要的，是一个盛大的葬礼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结。　　然而，根本没有葬礼，权欲膨胀桑结嘉措把老师去世的消息严密封锁了起来，对外声称达赖喇嘛闭关修行，任何人不得打扰，一切事物由自己禀报和传达[14]。　　这一封锁，就是整整十三年。　　无论是持教法王达赖汗、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所有黄教信徒还是在北京城里的康熙皇帝，全都被蒙在了鼓里。桑结嘉措凭借已死的五世达赖的宗教权威，将自己的权势提高到了最高峰。　　达赖汗继续默认他执掌大权；噶尔丹在他发出的以五世达赖位名义的法旨指引下，开始对漠北蒙古的征服，走上直接挑战清帝国的不归路；1693年，他以五世达赖的名义上书康熙，请求任命自己为“土伯特国王”，康熙皇帝没有满足他的全部要求，但也封他为“掌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教宏宣佛法布达忒阿白迪”[15]，意为“掌管佛法传教之王”，大大提高了桑结嘉措的身价。　　人在得意的时候，总会忽视自己最不应该忽视的东西，桑结嘉措忘了，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一个弥天大谎。　　而再完美的谎言也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　　　　1696年，五世达赖去世密不发丧的消息终于大白于天下，康熙皇帝斥责桑结嘉措“实倾险”，“欲专国事”[16]，所有信奉黄教的部落和汗国也都一片哗然。桑结嘉措连忙于1697年指认出生在藏南门隅地区宇松地方的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9月迎回拉萨拜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师，是为六世达赖喇嘛。　　桑结嘉措的补救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平复了不满，虽然不再被清朝皇帝所信任，但皇帝也不会采取什么直接的措施。至于持教法王达赖汗，见有了新的达赖喇嘛，也就不会行使“护教”的职责了。　　　　但是，达赖汗已经老了，新一任的持教法王即将诞生，他不会如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任凭权力如流沙般从自己手中溜走。他的志愿，是恢复曾祖顾实汗时持教法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达赖喇嘛应该只是偶像，至于第巴，更应该只是辅佐汗处理政务的管家。　　　　1701年，达赖汗去世，又过了两年，他的次子拉藏台吉来到拉萨，继承了汗位，成为第四代持教法王。这是一个与桑结嘉措一样有着极强权力欲的人，他本不该继承父亲的汗位，应该继承的是他的大哥丹津旺秋，但他杀死了了自己的大哥——只要阻挡他通向权位的人，无论是谁，他都会铲除。　　　　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玉石俱焚的争斗，即将开始。　　　　（五）一个六世，三个达赖喇嘛　　　　有人说，从小便出家的僧人，容易犯戒，因为他从没有接触过世间繁华，一旦被某些东西所吸引，便会迷失。而半路出家的僧人则因为已经看通红尘，倒能够彻底归于心底的平静。　　有人说，半路出家的僧人，遵守清规戒律则更为困难，世间的享受，经历过后，哪里又是那么容易便放得下？　　无论哪种情况，正反两方的例子都有不少。　　而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正处在这两者之间。　　成为达赖喇嘛时，他15岁，正是对一切充满好奇，对一切充满渴望的年纪。红尘中的种种，他只是稍稍接触了一下，便迅速被命运打断。　　浅尝辄止，最让人魂牵梦绕。　　于是，藏传佛教史上，便出现了一位极为叛逆的达赖喇嘛。他厌恶各种清规戒律，厌恶枯燥的寺庙生活，他性格风流浪漫，放荡不羁，经常独自溜出布达拉宫，往返于茶坊酒肆，和情人约会。爱情给他带了无尽的灵感，写出了大量或热情奔放或深沉哀婉的情诗。　　他是天才诗人，诗人不适合出家，更不适合作佛教的的最高教主。这一点，被急于夺回权力的拉藏汗充分的利用了。　　　　拉藏汗上书康熙皇帝，指出六世达赖行为不规，不是真正的达赖转世，要求皇帝派人认证。康熙皇帝派了一位精于相术的人入藏，给六世达赖看相。最后留下了一句论断：“这位大德是否是五世达赖转世，我固然不知。但作为圣者的体尊，则完备无缺。”[17]　　这句模棱两可的考语，看似两边都不得罪，但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作为宗主国大皇帝的康熙，并没有认定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是五世达赖真正的转世灵童。拉藏汗这一举措，给了桑结嘉措重重的一击。　　桑结嘉措自从步入政坛，先有老师五世达赖的苦心栽培，后有达赖汗的信任纵容。可以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面对咄咄逼人的拉藏汗，这位智慧超群的人出现了慌乱，而慌乱就会使人犯低级错误。　　　　首先，他打算派兵逮捕拉藏汗。作为汗国的可汗，又是负有护教责任的持教法王，身后有骁勇善战的军队，无论从法统还是实力来说，拉藏汗都不可能就范。为了避免拉萨遭受血光之灾，哲蚌、色拉两寺的活佛出面调解，桑结嘉措无奈作罢[18]。　　一计不成，桑结嘉措使用了更低级的方法。1705年，他买通拉藏汗的内侍，在饭食中下毒，进行暗杀，但被处处防备的拉藏汗识破。　　伤虎不成，虎就会暴起反扑。几次阴谋都失败的桑结嘉措知道，彻底翻脸的时刻到了，于是立即召集各地民兵进入拉萨，准备武力驱逐拉藏汗。　　拉藏汗自然不会示弱，也召集自己在拉萨的亲兵准备迎战。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圣城拉萨眼看要陷入战火，无论是沉溺于诗歌创作的六世达赖还是在日喀则一向不问政事的五世班禅，都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在三大寺活佛的斡旋下，六世达赖、五世班禅的代表、三大寺的活佛等政、教要人请桑结嘉措和拉藏汗在五世达赖的灵塔前举行会议。会议作出决定，桑结嘉措退往山南，而拉藏汗退回青海，两方罢兵，避免荼毒圣城。　　桑结嘉措和拉藏汗都接受了会议的决定。但他们并不是为了避免战争，而是都知道自己目前没有一战而胜的实力。会议结束后，桑结嘉措只是作出去山南的假象，留在拉萨近郊继续调集军队。而拉藏汗更是离开拉萨到达那曲后便停驻下来，传令到青海调集主力部队进藏。　　　　1705年6月，等到了援兵的拉藏汗兵分三路，分别从郭拉（拉萨北部山口）、噶莫昌（拉萨东）和堆珑（拉萨河右河谷）杀向拉萨。而此时已经召齐了各地民兵并从阿里、康巴等地调来了生力军的桑结嘉措也已经枕戈待旦。这一回，三大寺活佛和五世班禅的斡旋完全无效了，都已经准备好赌注的赌徒，决不会放弃一场豪赌。　　双方在郭拉山口展开激战，桑结嘉措麾下的民兵并非不勇敢，但在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面前实在是相形见绌，而桑结嘉措指挥军队也远不如摆弄书卷公文擅长。很快，藏军的阵势崩溃了。　　桑结嘉措乘皮筏逃到贡嘎宗，但仍然被抓获，7月17日在堆珑附近被杀，时年53岁。一代学人就此陨落，其实，他与自己扶立的六世达赖一样都不适合政治，更不适合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博弈。“男怕入错行”，入错了就会贻误终生，这实为亘古不变的真理。　　　　扫清了政敌，拉藏汗重新回到拉萨的布达拉宫，端坐在了曾祖留下的狮子宝座上，接管了一切权力，并任命一个叫隆素的人为新第巴。　　桑结嘉措已经败死，但由他所拥立的六世达赖仍然在位，当初发难便是从怀疑达赖的身份开始，如今大局抵定，拉藏汗不打算再认这个不守清规的年轻人做教主了。他上书康熙皇帝，陈述了诛杀桑杰嘉措的情由，并提出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主张。　　康熙皇帝原本就对桑结嘉措不满，看到有人替自己动手，自然满心欢喜，立刻于1706年“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翼法恭顺汗’”，并“令其拘假达赖喇嘛赴京”[19]。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凄风苦雨中被押解出拉萨，同年12月，在到达青海西宁时病故，年仅24岁。这个无辜的诗人就这样葬送在了权力斗争的漩涡当中。人们同情他，不愿他就这么死去，传说他化妆脱逃，继续在蒙、藏及印度各地传教。　　　　1707年，在拉藏汗的安排下，新任六世达赖阿旺伊西嘉措被迎回拉萨坐床。无论是世俗政权还是教权，拉藏汗都掌握在了手中，在权力的把持上，拉藏汗已经超过了他的曾祖顾实汗。　　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的，无论金钱、权力、地位还是荣耀，都不能贪图得太多，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废黜仓央嘉措拥立阿旺伊西嘉措，使得整个汗国无论是西藏、青海还是康区都陷入了混乱，一半因为信仰，一半因为权力。反对拉藏汗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仓央嘉措虽然行为出轨，但毕竟是按照五世达赖喇嘛的遗言寻找到的，而且并没有什么大错，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怎么可以随便废黜？而你所找到的新六世，有什么证据说他就是真的转世灵童呢？　　叛乱出现了，不是在西藏，而是在拉藏汗的大本营——青海。以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为首的诸部首领宣布不承认阿旺伊西嘉措的达赖喇嘛身份，且不再听从拉藏汗的调遣，他们根据仓央嘉措的一首著名情歌“天空洁白的仙鹤，请它借给我双翅，不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就回”作为预言，于1710年在理塘找到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拥立为六世达赖喇嘛，与拉藏汗分庭抗礼。　　先后三个达赖喇嘛出现，混乱的程度可谓无以复加。　　　　拉藏汗对清廷一向恭顺，也是稳定青藏和黄教教廷的重要力量，大清皇帝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在关键时刻给予拉藏汗支持。　　康熙皇帝正式册封阿旺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并派军队到西宁等地对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等首领进行武力威慑，逼迫他们将格桑嘉措送到西宁由清军看护[20]。　　　　拉藏汗对于清廷感激涕零，接受清廷派官员到拉萨与自己共同管理政务。宗主国的庇护，汗国的局势似乎是稳定下来了。　　失去了西藏僧俗的支持，政、教权力只是在沙滩上；失去了青海诸部的军队拥护，统治的根基已经松动。拉藏汗治下的汗国，稳定，也只能是似乎而已。　　作为圣城的拉萨，必定还要经过多次血与火的洗礼，才能真正归于安宁。　　　　（六）倾国之恋　　　　拉藏汗在攀上权力顶峰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切迅速跌落至谷底的条件，所缺少的，就是推他一把的人。　　西藏的僧俗百姓没这个力量，青海的诸部首领没这个实力，清朝的皇帝希望他继续统治下去。谁会伸出那只推他倒下的手呢？　　该做的事，总会有人去做。这个人，就是准噶尔汗国第四任汗王——策妄阿拉布坦。　　　　他是噶尔丹的侄子，在叔叔与清帝国争锋败死之后，成为了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　　为了抚平叔叔作战失败造成的创伤，即位后的策妄阿拉布坦厉兵秣马，内修政务，外整武备，经济军事实力与日俱增。与噶尔丹不同，他不会因为信仰的狂热而发动战争，一切的目标，都在于称霸中亚，与清帝国鼎足而立。　　和硕特汗国内的种种纷争变故，作为旁观者，策妄阿拉布坦都看在眼里，并时不时地参与其中。达赖汗在位时，他就迎娶了其女儿作为自己的大妃，两家成为亲家，而同时，又接受了桑结嘉措以五世达赖名义册封自己的“额尔德尼卓里克图珲台吉”称号。待到拉藏汗继位后，更是对其频频示好，许以儿女亲家，但同时，也准备了暗中向拉藏汗射去的冷箭。　　让人回味的是，在这场政治婚姻中，隐藏了一段也许是深为感人的爱情故事。　　　　拉藏汗有二子，长子名为噶登丹衷，次子为苏尔扎。策妄阿里布坦将自己的女儿博洛托克许配给噶登丹衷，在给拉藏汗的信中写道：“请派贵公子来此与我女成亲。两小无猜，合包完婚之后，再送回卫地。”　　把自己的汗位继承人送到外国去完婚，实在是很不保险的事情，拉藏汗提出“万万不可”。但噶登丹衷竟然以死要挟父亲，非要前去，爱子情深的拉藏汗无奈，只得送噶登丹衷前去准噶尔[21]。　　“两小无猜”，“以死相挟”，可见噶登丹衷和准噶尔博洛托克公主早就相识，并且情根深种。年轻人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拉藏汗爱自己的儿子，也只能顺从。这是一个完美的关于感情的故事。而这故事的结局，却是一场倾国阴谋。　　送走了长子，拉藏汗又考虑到准噶尔与清廷关系敌对，为了避免清廷的疑虑，又将自己的次子苏尔扎送往青海与一位王公的女儿完婚。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保持平衡了，却没有发觉危险已经步步逼近。　　　　1716年底，经过缜密策划，策妄阿拉布坦命自己的弟弟大策零顿多布率军6000以护送噶登丹衷及其妻子回藏的名义向西藏进军，同时，派300人的队伍前往青海塔尔寺，准备劫持被青海诸部首领拥立的格桑嘉措一起前往西藏。护送噶登丹衷是迷惑拉藏汗，而劫夺格桑嘉措，则是为了夺取西藏后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6000名全副武装的准噶尔骑兵杀气腾腾向西藏进军，除了拉藏汗，谁都看出这不是来送亲，而是来催命。　　　　和硕特汗国方面，并不是没有人发现这支送亲队伍的古怪。　　拉藏汗麾下驻守阿里地区的将领康济鼐得到情报后，立即向拉藏汗报告：“我们接二连三听到从叶儿羌传来的消息，……准噶尔军队从那里往阿里开来，是敌是友，尚难分辨，我阿里军队已整装待命，该不该开拔到敌人出没的地界上去，请下命令。”　　而此时的拉藏汗正在当雄草原与刚从青海归来的次子苏尔扎及其新婚妻子享受天伦之乐，“游玩作乐，尽情欢娱”。留在拉萨的官员接到康济鼐的报告，认为和硕特与准噶尔已经“亲上加亲”，不会出现军事冲突，要康济鼐“不必多虑”[22]。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大策零顿多布是策妄阿拉布坦帐下第一骁将，曾于1715年在准噶尔的亚梅什湖地区重创俄罗斯军队。在得知和硕特方面已经察知自己动向后，率全军急行军，飞跃荒无人烟的昆仑山，于1717年6月到达“圣湖”纳木措湖附近，休整兵马后，一边散布此来目的是护送格桑嘉措回拉萨坐床，对藏民没有恶意，一面向拉萨进军。　　此时拉藏汗才感到对方来者不善，急命康济鼐率军抵御，但准噶尔军所散布的消息正好迎合了藏民对于拉藏汗擅自废黜达赖喇嘛的不满，成群结队的人向准噶尔军投效。准噶尔军一路上势如破竹，迅速逼近拉萨。　　　　尚在当雄的拉藏汗召集部下商议对策，一些官员认为应该立即退守拉萨，凭借坚固的堡垒和城墙死守待援。而大将颇罗鼐则指出：“如果我大军驻防拉萨，就如雪猪钻洞一样，不能发挥威力”，应当趁准噶尔军现在人员物资众多，行动缓慢之机，“首先攻打他们，然后再据情况而定。派王子苏尔扎驻守拉萨，汗王亲自率军在此驻扎。那么，进可攻，退可守了”[23]。　　两军交战，胜负往往在双方谋划战略之时就已经注定，作为军事统帅，一念之差，就会丧师辱身。拉藏汗最后没有听从颇罗鼐的建议，率全军退守拉萨等待救援。　　他知道，青海诸部的军队已经不可依靠，自己的援兵只能来自清廷。求援信是直接写给康熙皇帝的：“恳求皇上明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24]。　　从西藏到北京，路途遥远，拉藏汗并不嫌远水不解近渴，他有信心固守到援军赶来。　　然而，已经在藏民心中没有了威望的他，是根本没有固守拉萨的资源的。　　　　　　11月，准噶尔军兵临城下，将拉萨城围得水泄不通。拉藏汗没有看到军民据城死守的局面，而是陷入了全面的众叛亲离。未等开战，“三大寺的僧侣带着食物和武器弹药，热烈欢迎准噶尔人，许多年轻的僧侣武装参军，使准噶尔军队的人数大为增加了”[25]。　　颇罗鼐见大势已去，再次劝谏拉藏汗遣出拉萨，前往青海，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拉藏汗虽然也知道胜利无望，但却拒绝逃走。作为英雄顾实汗的子孙，他保持了最后的尊严。　　月底，大策零顿多布指挥全军攻城，拉藏汗的部分官员早已与准噶尔军暗通，不时在拉萨城墙上放下梯子，北城门的守军索性开门迎敌[26]。一片混乱之中，拉萨陷落。　　　　拉藏汗和部分随从退入布达拉宫，这里是黄教圣地，是曾祖顾实汗开国建业的所在，但无论是佛祖还是祖先，都无法保护他了。面对着如潮水般的敌军，拉藏汗命所有随从保护自己的儿子苏尔扎突围逃走，自己只带了一个名叫罗桑曲沛的护卫冲出东门。　　准噶尔军很快发现了主仆两个，紧追而来。拉藏汗与随从“各尽平生之力，张弓搭箭，朝远处之敌连连射击，使他们不能近身，向冲到跟前的人，象连珠炮似地一阵砍杀，杀死了一些敌人”[27]，最后，筋疲力尽的拉藏汗和随从一起，被追兵所杀。　　　　攻陷了拉萨的准噶尔军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没有恶意，这些黄教信徒立即对这座黄教圣城进行了疯狂劫掠。布达拉宫及各大寺院的所藏的珍宝、书籍、艺术品几乎被洗劫一空，拉萨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简直就是1204年，作为“捍卫上帝尊严之城”的君士坦丁堡被“章显上帝荣耀之军”的十字军攻破遭到野蛮破坏的翻版。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评价两个事件的相似时，也用了无奈的口气：　　“准噶尔人，这些虔诚的喇嘛教徒，洗劫他们自己的宗教圣城，而以掠夺来的宝物去装饰固尔扎的喇嘛寺庙，然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堡和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不也是如此吗？”　　对于拉藏汗的死，西藏的僧俗百姓应该是满心欢喜的。但这种欢喜很快就被悔恨所代替——准噶尔军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大失所望。而与策凌顿多布同时出发前往青海劫持格桑嘉措的那支小部队因为清军的警惕而未能成功，护送达赖喇嘛回藏的口号也成了谎言。　　　　立国75年的和硕特汗国灭亡了，持教法王的历史也随之结束，准噶尔汗国因为暴行和失信，在黄教信徒心中已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虽然这些敌人还会在西藏驻扎3年，但康熙皇帝在收到拉藏汗的求援信，得知西藏情况之后，便开始积极准备对西藏用兵。　　　　黄教不再需要持教法王，他们找到了更为妥帖的保护者——也是以佛爷自称的清朝皇帝。　　　　（七）余波　　　　1718年3月，和硕特汗国灭亡4个月后，康熙皇帝命西安将军印务总督额伦特和四川提督康泰率军分别从青海的库库赛、拜图和四川打箭炉进入西藏，“救援”拉藏汗。　　大策零顿多布再次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一步步诱使清军进入自己精心布置的包围圈，一举全歼额伦特所率的6000清军。康泰所率清军除500人被俘外，也全军覆没。清廷大为震惊。　　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于是年10月命自己十四子固山贝子胤题为“抚远大将军”率军二万入藏。　　这一次，策凌顿多布没有能在创造胜利，被清军击败，无奈之下率所部撤回准噶尔。1720年10月16日，格桑嘉措在清军的护卫下进入拉萨，成为最终被确立的六世达赖喇嘛，后改为七世，那位诗人仓央嘉措被追认为六世。　　在清军进兵过程中，康熙皇帝向青海诸和硕特首领许诺，评定西藏后从他们当中选贤者继承和硕特汗国汗位，诸部首领于是积配合清军攻势。但在大局安定之后，康熙皇帝及其继任者雍正皇帝都没有履行这一诺言，汗国恢复无望，诸部首领对清廷日益不满。　　　　1723年8月末，顾实汗最小的儿子达西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以“恢复先人霸业”为口号，起兵反清，受到诸部17位台吉和青海各寺庙喇嘛的响应，推举罗卜藏丹津为“达赖洪台吉”，聚集起20余万人众，声势浩大[28]。　　雍正皇帝命陕甘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镇压，经过近一年苦战，罗卜藏丹津最终不敌，仅率200余人逃到准噶尔。参与起事的蒙、藏、土族僧俗百姓被屠杀8万余人[29]。　　1724年，雍正皇帝将青海蒙古各部落编成和硕特二十一旗和其他部八旗，史称青海蒙古二十九旗，同时派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和硕特蒙古正式从外藩成为内属。　　　　历史继续前进，当时间走到1949年时，被245年的瘟疫、灾荒、兵祸、民族屠杀所摧残的青海和硕特蒙古，人口竟然只有2200余人[30]。　　谁能够相信，他们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的后裔？　　（八）博硕克图汗之死　　　　1691年，待带着一路的风尘和损失惨重的沮丧回到科布多时，噶尔丹发现自己几乎无家可归。　　在他与清军血战的时候，策妄阿拉布坦偷袭了科布多，不但将财物、牛羊抢掠一空，还将他的妻子阿奴、丹津鄂木布等人全部俘虏带走。　　双重打击之下，噶尔丹完全陷入困境。　　所幸，有一个值得依赖的同窗好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　　　　西藏的第巴桑杰嘉措在得知噶尔丹的境遇后，立即开始了援助行动。命令青海的和硕特诸台吉对噶尔丹进行援助，青海的博硕克图济农为首的台吉们，通过阿拉善的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将粮食、牲畜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送到科布多。同时，派遣使者为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调解。　　有教廷作为调人，原本可以进一步趁火打劫的策妄阿拉布坦也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叔侄二人约定各守其地，不再起争端，策妄阿拉布坦归还了噶尔丹的妻子阿奴以及部分人畜。　　获得了援助的噶尔丹为了重整旗鼓，命令各鄂托克的宰桑率领部分民众，到乌兰固木、空奎、扎布干、察罕色浑、扎布罕哈萨克图等地从事农牧业生产。　　他不服输，要继续向清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亮剑。　　　　而康熙皇帝也没有忘记这个曾经震动京师的大敌。于1692年5月在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诸部，正式将喀尔喀蒙古纳入统治范围，设32旗，分左中右三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至此全部归顺满清，而清帝国的边界也扩张到与噶尔丹近在咫尺，规模不等的卡伦、哨所开始大规模建设。　　心有余力不足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对这一切只能冷眼旁观。从1692至1694年，一直在休养生息，积蓄力量。　　1695年，恢复了元气的噶尔丹决定再次东进。这一次，他不再寻求和清军的决战，而是积极煽动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各部反清，并决定发挥游牧骑兵的优势，进行运动战，敌少则歼，敌众则退，以此来疲痹清军，迫使其退出喀尔喀。　　　　是年2月，噶尔丹将所有人马召集在空奎、扎布干一带，计有20000余众。这相对于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实力已经大大不如，久经战阵的老战士也已不多。而已进入老年的噶尔丹仍然壮心不已，他也许还会向自己的战士喊出自己刚回到草原平定叛乱时的那句话：“汝等视吾枪所向！”　　5月，噶尔丹率军从科布多出发，途经塔密尔，进入喀尔喀。为了争取喀尔喀民心，噶尔丹命令不得抢掠喀尔喀各地台吉，但因为先前的战争，仍造成喀尔喀各地的恐慌。　　9月，噶尔丹大军驻扎在克鲁伦河源头的巴彦乌兰。　　可这时的清廷也早已做好的迎战的准备，经过侦查，于9月破获了噶尔丹在内蒙古地区的间谍网，伊拉古克三活佛的徒弟卫征喇嘛及罗布藏端罗卜、尼尔巴格隆、尼克塔鄂木布等众多喇嘛被清政府逮捕处决，从此，噶尔丹对于清廷的动作完全失去了掌握。　　这是第一回合，噶尔丹失去了先机。　　　　12月，康熙皇帝做出兵分三路突袭至土拉、克鲁伦河歼灭噶尔丹所部的决策，命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率领50000人为西路军，由宁夏和归化城出发，在翁金河汇合后向土拉河推进；康熙皇帝亲自率中路军30000人从北京出发压向克鲁伦河；东路大军15000人由萨布素率领在克鲁伦河下游阻截噶尔丹。清廷在全国进行了战争动员,征发军用大车5000余辆,牲畜20000余头。　　1696年4月1日，康熙皇帝率部从北京出发，噶尔丹料定清军三路前来，主动撤离土拉河，并下令烧毁土拉河的布尔察克10里之内的草原，以阻挡西路军。自己率军驻扎到达尔罕敖拉一带。　　4月末，康熙皇帝的中路大军到达离达尔罕敖拉仅五十里之处，为稳住噶尔丹等待西路军汇合，将长史多禅公主及大量礼物送至噶尔丹军营，表明并无剿灭之心。噶尔丹照单全收，但仍在5月7日西走巴彦乌兰，准备迎击西路军。　　西路军本是三路清军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但因为行军路线长，且要穿越沙漠，所以也最为疲痹。5月3日到达土拉河时，仅有先锋部队14000人，正好符合噶尔丹敌少则歼的战略。　　　　5月13日，在肯特山南、土拉河北、汉山之东的昭默多，噶尔丹率军与费扬古决战。　　这一回，准噶尔军在噶尔丹指挥下首先发起攻击，主动围攻清军阵地。　　而吸收了前两次大战经验的清军此时配备了大量火器，数十门大炮轮番轰击，噶尔丹军尸横遍野，伤亡惨重。　　见众军畏缩不前，噶尔丹的大妃阿奴为鼓舞士气，“披铜甲，配弓矢”冲锋在前，被清军火炮击中阵亡。这个女人与噶尔丹相濡以沫20年，无论丈夫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忠实追随，可以想见，她的死对噶尔丹的打击何其巨大，对这场决战的前景也蒙上了不祥的预兆。　　大妃战死，准噶尔军更加同仇敌忾，奋勇搏杀，可战争的胜负绝不是勇气所能决定。噶尔丹麾下宿将戴巴图尔宰桑、博罗特和硕等相继战死，两军战至傍晚，仍然未分胜负。　　清军统帅费扬古深知，自己的后续部队最早第二天早上才能赶到，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清军如果再这样消耗下去，很难固守阵地。　　为了扭转劣势，费扬古趁两军胶着之时，派一支奇兵偷袭了噶尔丹后营。　　抄袭后路，攻敌不备，原本是噶尔丹惯用的战术，但也许是因为大妃、爱将相继战死让他一味猛攻而忘记了敌人完全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噶尔丹大意了。　　大意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准噶尔军的后营被清军轻易攻破。妇女儿童哭喊之声震天动地，战士无心恋战，全军大乱。清军趁势掩杀，获得完胜，曾经横扫中亚的准噶尔军被彻底击溃，战死2000余人，被俘3000余人，损失牛羊60000余头只。　　　　噶尔丹在50名护卫的保护下突围撤走，后与丹济拉、丹津鄂木布、伊拉古克三呼活佛汇合，收拢5000余人马，到塔密尔一带休整。　　这时的博硕克图汗，几乎拼光了全部实力，运动战也无法进行，因而决定在杭爱山一带游击。丹津鄂木布、杜噶尔阿拉布坦等人对前途丧失希望，率部叛走，噶尔丹仅剩不到3000人马。　　墙倒众人推，是政治不变的法则。　　　　8月，康熙命清军把守住各处前往青海的必经之路后，派理藩院官员二郎保到青海各部传达“不得对噶尔丹进行援助，否则将视为敌人”的诏书，原本对噶尔丹持同情态度的青海诸部首领们全部奉诏；9月，噶尔丹在南疆最后一块根据地哈密的伯克额贝都拉达尔罕谴使进北京表示归顺，并积极协助清军捉拿噶尔丹；而策妄阿拉布坦也派兵封锁了边境，严防噶尔丹返回准噶尔本土。　　在确保了噶尔丹一切外援都已经断绝后，康熙皇帝在10月派卫拉特人曼济、阿旺丹津对其招降，噶尔丹严词拒绝。　　劝降遭拒，清军的围剿更为严密，噶尔丹的部众四处转移，不但缺乏粮食、马匹，连火药也将用完，全军靠打猎维持生计，而离开大部队狩猎的人往往成为敌人捕杀的目标。其独子塞卜腾巴珠尔奉父命在巴尔库尔山打猎时被额贝都拉达尔罕的哨探发现行踪，被捕后送往北京。这对于噶尔丹来说，无疑又是沉重的打击。　　　　妻子儿子都已不在身边，四处转移的行军生活又极为艰苦，年老的噶尔丹在内外夹攻下病倒了，人终归是人，无论什么样的强者在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都是无法一直傲然挺立的。　　在最后的岁月中，只有女儿钟察海的照料能给这个老人不多的安慰。而疾病和穷困却没有摧毁他的意志。11月，康熙皇帝再派员外郎博什希、笔帖式阊寿劝降，噶尔丹予以接待，但让其远坐，不准靠近。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此时的噶尔丹已经重病缠身，形容枯槁，不愿被敌手的使者看到。而对于投降，他的回答仍是拒绝。　　　　1697年2月26日，对劝降丧失希望的康熙皇帝亲自到达宁夏，组织对噶尔丹的合围。　　清军不再担心噶尔丹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击了，这次调动声势浩大，毫无掩饰。得知消息的噶尔丹离开过冬之地撒克萨图库里克，准备前往额黑阿拉尔。　　然而，也许是命运不忍心再捉弄他了。当他率部于4月4日转移到达科布多地区布彦图河畔的阿察阿穆塔台时，一代雄杰在数日“饮食俱废”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53岁。弥留之际，他也许会见到父亲、母亲、老师、兄长和同窗好友，他曾是他们最为热切的希望，但却在如此凄凉的境况下看着一切归于泯灭。　　　　当晚，丹济拉火化了他的遗体，将骨灰交给了策妄阿拉布坦，带着噶尔丹的女儿钟察海以及所剩部众归降清朝。　　正史总是说噶尔丹是绝望自杀，以显示天威临头，宵小无所遁形，只能自绝。而以清军的将领来说，围剿多年的大敌竟是自己病死的，实在很没有面子。虽然不能亲自擒获或者杀死，将其逼迫自杀也是个挽回面子的好办法。就如日后太平天国的天京陷落前，天王洪秀全的死也被说成是服毒自杀，隐晦其早已病重，医治无效的实情，原因也大抵如此。　　　　1698年秋，策妄阿拉布坦将噶尔丹遗骨送往清廷，康熙皇帝在城外练兵场上集合军旅，当着诸大臣、将军和兵丁的面，将噶尔丹骨灰迎风扬撒。以此来宣布，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自己是最终的胜利者。　　可是，准噶尔和清这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曾在自己叔叔背后捅过一刀的策妄阿拉布坦还将以准噶尔汗国统治者的身份，与清廷继续战斗下去。　　　　（九）再现辉煌的努力：从亚梅什湖到雪域卫藏　　　　独立门户的策妄阿拉布坦虽然从1689年起便与噶尔丹完全对立，逐渐控制了准噶尔汗国大部分领土和属国，但始终不是被承认的正统统治者。直到噶尔丹在昭默多彻底战败，西藏教廷的实际控制者桑结嘉措才不得不派人到准噶尔，册封他为“珲台吉”。　　1697年，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汗国第四任汗王，他最终从叔叔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可噶尔丹时代的大好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出现的是丧城失地，内忧外患。东面，由于对清战争的失败，汗国不但没能占领喀尔喀，而且连阿尔泰山东坡、科布多河谷、乌梁海的广大牧场以及重要城市哈密全部丢失。西面，原本臣服的哈萨克汗国重新宣布不再缴纳贡赋，并开始收复被准噶尔人占据的牧场。北面，俄罗斯帝国又开始南下，甚至决定派军队进驻原叶尔羌汗国地区建立要塞，开掘金矿。　　至于由于战争损失的人口、牲畜、财物对于脆弱游牧经济来说，更是不能承受之重。　　　　策妄阿拉布坦必须隐忍之后，才能再现辉煌。　　他将噶尔丹的骨灰送往清朝，并派出贡使，表示恭顺，避免清军趁得胜之势向本土进军。对于俄罗斯，他也派出使者，表示友好，只求各守边界，不发生争端。他先后迎娶和硕特汗国达赖汗、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之女为妻，增强卫拉特各国之间的联系。甚至对一向处于弱势的哈萨克汗国，他都将噶尔丹曾经俘虏的其头克汗之子送回，以示和好诚意。　　各国在策妄阿拉布坦的外交之下，都作了相当的回应，各方的压力暂时缓解。而哈萨克汗国可能是因为被准噶尔人欺压得太久，现在见其衰弱，根本不愿讲和。头克汗将策妄阿拉布坦派去护送其子回国的500人全部杀死，并派兵袭击阿玉奇汗送女儿到准噶尔完婚的队伍，险些将新娘抢走。　　老虎再衰弱，也不是病猫。对于清、俄两个大帝国暂时不能亮剑的策妄阿拉布坦对于哈萨克还没有放在眼里。何况，失去的土地、属民和财物正发愁没有地方弥补。　　于是，从登上“珲台吉”之位的后一年，也就是1698年开始，策妄阿拉布坦便出兵连年进攻哈萨克，1698至1699年将额尔齐斯河西岸、哈萨克草原全部收归囊中；1710至1711屡败头克汗，缴获大量人畜；1716年，更是联合图尔扈特汗国东西呼应，经过两年战争，将哈萨克人全部赶出阿亚古斯河以西。　　头克汗当初的傲慢，给自己和所有的属民带来深重灾难，1718年，头克汗病死，完整的哈萨克汗国不复存在，出现了大、中、小三个玉兹分裂割据的局面。　　而准噶尔通过这这一系列的战争，牧场扩大，缴获丰富，尤其是锻炼了军队，国势日益增强。　　既然有了实力，对于一些原本不得不忍的事，便会改变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