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鸿基在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的发展，威望名声与盈利更胜从前。当时香港的环境对地产发展商相当有利。香港人的反应异常敏锐，适应力特强，奋斗精神尤其旺盛。于是一旦暴风雨过去，朝阳呈现，就立即抓紧好时光，尽情发挥。一九六九年二月，物业已从谷底回升，面积四万八千八百五十平方呎的尖沙嘴“地王”公开拍卖，即九龙内地段九七二，亦即现在喜来登酒店，以一亿三千万元投得，平均每平方呎地价二千七百元，创下了本港地价之最高纪录，而使沉寂多年的地产开始复苏，带动了整年港岛住宅由未投地前的每平方呎六十元跳升到八十五元。而巨升势持续向好。到了一九七○年七月，中区“地王”拍卖，面积五万三千平方呎，置地公司以二亿五千八百万元投得一幅土地，平均每呎地价四千六百余元，即今怡和大厦现址，自此，更树立人们对本港地产的信心，带动物业走向历史新阶段。这给老早趁低价入重货的新鸿基企业极大的鼓舞。李兆基留意到地产稳步上扬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等阶层的香港人经历了暴动风云的影响，在深思熟虑之后，更对香港有归属感及视香港为永久居住之地。这等人家的心态很容易捉摸，例子根本就在目前。新鸿基内任职的梁升坦率地告诉李兆基：“禧哥在前往加拿大时，曾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去另闯天下。”李兆基很留意梁升的答案。“我给禧哥说，我不同你，你手上有相当资产，就算在加拿大没有发展，也可以悠哉游哉安度余年。我是与其在彼邦艰辛度日，倒不如在香港，同声同气，同甘共苦，但望众志成城，云开见月。我是不想走了。”像梁升这样不想走的人毕竟占大比数，不管他们是想走而走不动，抑或压根儿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总之，众志成城这句话道尽香港的前景。这一大撮中等阶层家庭凝聚成一股香港置业的主流力量，已是相当明显的现象。李兆基明白谁的房产专为他们而设计，谁就赚到他们的钱。当时楼价在住户有本身需求和地产发展商悉心设计的相互配合下，在日趋安定的社会环境内，被培育“催谷”至有史以来的高峰。三人同心，通力合作，各展所长，新鸿基的业绩，一直表现优异，于是，便由精通上市集资的冯景禧策划将新鸿基上市。七十年代初股市暴涨，除香港证券交易所之外，远东、金银、九龙三间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新鸿基企业终于在股市相当畅旺的一九七二年以新鸿基地产有限公司之名成功上市了。冯景禧的个性最适宜发展风起云涌、惊涛骇浪的股票投资。上午种田，下午收割的神速效应，只有在股票市场才办得到。这是跟性急的冯景禧不谋而合。他正好趁香港证券业日趋成熟的时期，别树一帜，从心所欲。“三剑侠”亦开始各施各法，专注地朝自己最向往的事业发展途程进发。由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方法，除非持股为一间有限公司，否则，若是由几个人持有，因买卖方便，持股量增减自如，迟早控制权终会归纳到一个人手上。李兆基以十年来的努力，在新鸿基上市时，获公司分派得了价值五千万元的资产。这次自然而然的“分家”，有如大家庭中兄弟分遗产一样，使李兆基能以得来的资金，朝着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方法，自由运用，从新开山劈石，打好基础，期望能及早再行发扬光大。第三章 成熟一 永泰恒基 危中有成（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五年）香港六十年代地产界超卓有成的“三剑侠”，终于在一九七二年新鸿基上市之后演变成三分的局面。郭得胜威风八面地执着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主帅令旗，在香港地产界成为一支劲旅。冯景禧踌躇满志地创办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实行在财经领域内一展所长。李兆基沉实低调，很多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百德新街的平凡居室内，绕着饭桌一边团团转漫步，一边细心思量，认真策划将他刚创立的一间永泰建业有限公司（后易名为恒基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市。果如所料，永泰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上市，当时股市畅旺，上市股票面值一元，发行价为一元五角，李兆基于是紧捏着这笔充裕的发展资金，静待时机运用，把资产和业务再推上另一个高峰。一九七二年的股市一直雷厉上扬，市民盲目跟风，把恒生指数推至一千七百点。直至一九七三年四月，股市承受不了炒风压力，骤然疯狂下泻，直线下降至四百零一点。这个市场巨变对李兆基的地产业务并无负面影响，李兆基一本过去在永业和新鸿基企业年代经营地产的宗旨，认定了这个股票与地产市道低潮，正正是搜购地产工业原料——土地的黄金时期。有过一九六七、六八年趁低吸纳而终于捡了大便宜的经验，李兆基更是信心十足。他且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成立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广恒基兆业”），全心全力发展地产业务，业务范围包括地产买卖、发展计划、楼宇租售、图则设计、建筑营造、旧楼重建、物业交换等。恒基兆业并持有永泰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为其控股公司。李兆基掌舵的恒基兆业首重控制成本，有了山崩地裂都不易于动摇的根基时，才眼望四方，耳听八面，着力开源不迟。李兆基锐意购入价廉物美的土地，作为原料储备，他有两个大方向。其一，是矢志不渝，义无反顾地购入大量“乙种换地权益书”，或称Letter B。香港政府当年征收新界农民的耕地作各种发展用途，交换条件是先收耕地，然后拨出可建房屋的土地给他们交换，通常是二呎半耕地换一呎屋地。农民拿着一纸换地权益书，将来才可换地发展，眼前要套现实惠的活，基本上是无计可施的。李兆基留意到这种情况，于是跟农民商议，以现金购入他们手上的换地权益书，普遍受到农民欢迎。恒基兆业购入换地权益书，比起政府拍卖官地便宜得多，只要耐心等待换地宣布，便有一大块平价买入的土地可供建楼之用了。其二，李兆基死心塌地，苦心搜索旧楼改建。香港早期开发的地区，自然是现今的黄金地三地点，充塞此间的楼宇很多已经破旧。如果可以游说到业主出售旧楼，将土地重建，最大的好处是在地王之上耸立起面貌一新的巍峨建筑物业来，地产发展商既有厚利可图，心脏地带的市容又焕然一新。旧业主更可把现金袋袋平安、自由运用，真是一举几得之事。于是，李兆基的策略是布下天罗地网，分别通过香港以至海外经纪，重金报酬，务求物色旧楼，诚意搜购。李兆基在六十年代到温哥华探望冯景禧时，启发了他不可忽视向那些已移居异邦的华侨着手，让他们手上持有的香港物业套现。因而在恒基兆业创立不久，就已在加拿大设立恒基温哥华分行及在美国设有恒基三藩市办事处，刊登广告，专门联系收购华侨的物业。因此获得甚多廉价土地，为公司增加不少土地储备。当时，协助推行收购地产原料计划的恒基同事陈华兴，亦不负所托，为公司作出相当贡献。还有，李兆基的一些基本策略和业务宗旨，经历了一九七三年香港股市大崩溃和一九七四年的石油危机，都没有丝毫改变。一九七四年的恒生指数下跌至一百五十点，楼价从一九七二年最高峰的港岛住宅每平方呎平均价二百二十元跌到一百七十六元，跌幅大之外，成交相当淡静，市面极端萧条。李兆基的基本策略是：实行“地照买、楼照起”，同时“制成品照卖”。除了把推出的楼盘悉心包装，大卖广告，大搞宣传之外，最主要是李兆基只要有些少利润就放手卖出去。始终是薄利多销的政策使恒基兆业维持着货如轮转。李兆基的业务宗旨是：从来不会自私地只顾自己盈利，而不照顾业务对手。他认为信誉最要紧。在一九七四年底，住宅下跌百分之二十而毫无起色之际，初在李兆基身边打理财务的何永勋，自然是战战兢兢地管账管得万二分小心。身为老板的李兆基也慎重地对何永勋面授机宜，道：“现今好比十面埋伏，草木皆兵。在这种险境下领军，最重要粮饷充裕，切勿无端扣军粮，影响军心，折损士气，反而就因小失大了。”李兆基不住提点着何永勋留意那些跟恒基兆业承做建筑的判头，务必要准时结账给他们。建筑行业的尾数往往是最难追讨的，有些地产公司为了种种原因，下意识把尾期建筑费拖得遥遥无期。这是李兆基最反对的，认为是破坏招牌的大忌。他说：“尤其是时势不好，自己担心，别人也担心。自己手紧，别人也手紧。千万别鼓励恶性循环。”因此，恒基兆业在香港建筑业内是最受包工建筑的判头欢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二 匠心独运 沙田奇迹（一九七五年）李兆基的做生意原则和手腕真是与众不同，另有一套。他的上乘功夫在乎定力。李兆基非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且在逆境中依旧有闲情去计划未来和留意机会。在一九七四年香港人都对地产没有信心时，不动产有着无可奈何的情绪时，李兆基已经准备在地产发展上有大作为。这决非他的感情用事，而是他静心观察到通货膨胀相当厉害，这早晚会刺激市民的置业保值意欲，楼产复苏在望。李兆基认为只要香港有一两宗大型的基建工程带动社会经济，前景就会立即呈现曙光。一九七五年政府宣布了为沙田填海建设招标时，李兆基就下定决心投得这个他认为地产市道上的黄金机会。无他，他看好新界，尤以沙田为最。沙田地近九龙，只隔了个狮子山，交通极为方便。除了狮子山隧道之外，又有九广铁路可以直达，日后加上电气化火车，更加便捷。加上人口密度低，空气清新，环境爽朗，这种居住条件在九龙半岛尤其罕有。沙田之发展前景一定会令人向往的。政府对发展新界的计划相当周详，一个新城市经现代化的精细审慎设计，市容一定比旧城更为优美。投得沙田这个填海地的权益，发展成沙田第一城，日后获利难以估计。自然，填海成本高昂，李兆基于是诚邀香港的其他实力雄厚的华资地产商，联手发展。结果，发展沙田第一城计划的股东计有新世界、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等，各占四分之一股权。既是李兆基的倡议，于是顺理成章地由恒基兆业出任整个计划的统筹。这个李兆基匠心独运、悉心培育的沙田第一城，在一九七六年时以二千零六十万元的价钱投得，是新界大型屋苑的先锋，日后更成为新界的一个美仑美奂的标志。沙田第一城于一九七五年开始设计构思，移山填海，进行地盘平整工程。一九八一年四月首期楼宇落成，一九八八年一月全部完成，计有五十二座住宅，合共一万零六百四十二个单位，总楼面面积为五百三十八万二千平方呎，有五个停车场，内有一街市、两个商场共三十万平方呎。整个计划可容纳五万人，每住户单位面积约为五百至一千平方呎不等。中心内有悉心设计的园艺，四个儿童游乐场及宽敞的休息地方，且有社会福利署老人中心和伤健协会青少年中心，并有两间小学、一间中学和三间幼稚园。时至一九九七年，沙田第一城住宅每平方呎转手价平均为六千五百元，共值三百五十亿元，商场及车位总值五十亿元，即整个计划时值合共总值四百亿元，该地盘是以二千余万元之价向政府落标投得，连同建筑费及利息，如保留至今未曾出售，其利润有一千倍以上。连李兆基都幽默地说：“早知如此，任何一家当年独力承建，今天就可以翘起二郎腿，什么都不必干了。”沙田第一城无疑是香港地产业内一个美丽的奇迹。三 未卜先知 地产神算（一九七六年）香港地产市道果如李兆基所预测，在一九七六年全面复苏。远因是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内地政局渐趋稳定，对香港人的置业心态有良性影响。近因是人口剧增，置业安居的需求越来越大，且楼价已跌至谷底。应作合理回升。是年太古集团推出铡鱼涌太古城大型屋村计划，销售反应之热烈，出乎意料之外。整个太古城庞大计划中，首先推出两幢，共四百三十个单位，预售两天就抢购一空。这个可喜的现象更有力地证明了市民的确有置业需要和能力，对地产市道抱乐观态度者的眼光是正确的。于是，恒基兆业成立三周年时，出版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纪念刊物，身为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的李兆基发表了对香港地产前景的预测，市场人士非常留意，传媒更是争相报导。人们好像都在有意记下这位地产翘楚的计算，然后在若干年之后拿出来引证，看是对还是错。是年，李兆基的恒基兆业主席序言（发表于距今二十多年之前）是这样写的：“香港为世界贸易之枢纽，亦为国际金融中心，向属工商重镇，旅游购物胜地，因其具有经济之潜力，足够之工源，低廉之税率，及汇兑之自由，凡此皆足以做成其优越地位。“由是万商云集，人口荟萃，加上战后人口急剧膨胀之下，顷已接近五百万之众，而全港土地仅约四百平方哩，其中适宜发展，可供建屋者不及百分之二十。地狭人稠，寸金尺土，居住乃成生活重担。每年婚嫁觅居青年数以万计，楼宇需求，有增无已。加以市区可供发展土地日形短缺，当局虽有移山填海之方，普建廉租屋宇之策，无奈缓急不克相应，预见数年内‘屋荒’仍然存在，而地产业将必璀璨，楼宇价格，长远着眼，应予看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既能兑现，还能适用于未来。四 义助培侨 慷慨疏财（一九七八年）转眼间，李兆基自顺德南下香港发展已经有三十年。无可否认，李兆基在这三十年内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战后的香江，卧虎藏龙，叱咤风云者众，李兆基不是独一无二的港产富豪。然而在一些事件的处理上，李兆基很自然地建立起出类拔萃的名望来。一九七八年李兆基本人联同由他作代表的合伙人义助培侨中学的拆迁，就是社会人士津津乐道的美谈。位于跑马地的山腰（即现今比华利山华厦所在地）有一间古老的别墅，当时是培侨中学的校址。别墅的主人是简氏家族，打听他们是否愿意出让的地产商不可胜数，可是一经深入研究之后，莫不望门轻叹，无功而还。不是业主不肯卖，而是地产发展商不敢买。原因不在于要价高昂，而在于手续繁复，最终大有可能导致得物无所用。谁对这间租给培侨中学作校舍的简氏别墅打主意，都必须过三个难度极高的关。其一，二十多万平方呎的别墅，已为政府划为学校用地，如果要将这块地段改为住宅用途，必须由港督会同行政局审视改变用途的原因，予以通过。其二，原本别墅只是三层，如要建成几十层高的住宅，政府未必批准。其三，别墅业主简氏家族有遗嘱规定，世代不可变卖，只能出租或自用。如何要过这三关，真是费煞思量。于是吓怕了很多地产发展商，可是却吓不怕李兆基。他一向笃信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肯动脑筋去想，方法自然会生出来。越是难度高的挑战，越能考验自己的头脑，越是能锻炼自己的能耐，而且也一定越有厚利可图。李兆基于是跟简氏后人洽商，接纳那三个艰巨的条件。如果他解决不了，就如入宝山空手回。李兆基并不怕艰难，他认为香港政府一直有整顿市容、鼓励建筑的本意，古老的别墅改建成华厦，与政府政策没有抵触，只不过地产发展商要多费思量，多用唇舌，详细条陈计划，自然会获批准。再下来是简氏遗嘱的问题，他与律师细心研究，遗嘱条例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时代变 迁，自然有很多后代无法依从先人意愿的地方，这是法律上容许的。既然如是，等于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去解除这个死结。果然，过关斩将，三个关口都从容通过了。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情的问题，要看李兆基如何处理了。简氏别墅租给培侨中学，照法律，论道理，租约到期就没有责任一定非续租不可。李兆基如果决心改建这幢简氏别墅，等于要培侨中学关闭，整间中学的学生就学便成问题。当时的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跟李兆基多次会谈，就校址的解决而达成协议。李兆基很自然的不愿意见利忘义，为了一宗生意的成功，而令培侨中学的莘莘学子流离失所。于是李兆基决定为培侨寻觅新校址，好作安顿。结果向政府投得了天后庙道的一块地皮，重建新校（即现在的培侨中学）。李兆基慨然答允承担新校舍地价和建筑费的七成，斥资二千多万元，让培侨中学能有个一劳永逸的校址。这个解决办法真不失为一石几鸟，皆大欢喜了。疏财仗义，积福后人，何乐而不为。同年，李兆基支持香港顺德联谊总会，慨捐善款予政府，获准创办葵涌顺德联谊会李兆基中学。该中学至今约由中学一年级至七年级共二十九班逾一千名学生就读。学业成绩平均达中上水平。学校设施亦相当完善，全校均有冷气装备，大礼堂能容纳过千人，且有一个二十五公尺的标准泳池，这使该校学生的游泳成绩特别优异，常获各种公开赛奖项。李兆基对此甚表快慰，因为他觉得人除了要好学，还要注重健康，才可效力社会。五 牛津学位 作育英才（一九七九年—一九九七年）李兆基义助培侨建校之举，显示了李兆基对教育下一代的关注，于是又引起了跟李兆基深交的罗德丞，向他提出辅助香港的优异生赴洋深造的建议。罗德丞律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华顿学院。众所周知，此间国际知名的大学创设于一六一二年，历史悠久，学术水准极高，收录学生非常严格，等闲成绩者休想问津。罗德丞认为香港实在有很多极端优秀的学生，可以向华顿学院直接推介，不但能帮助好学生找到好学校，相得益彰，且还可以因此而提高国际教育机构注意香港学生的优良质素。这个有异于一般奖学金的概念很为李兆基受落，于是竭心尽力联络牛津大学华顿学院，于一九七九年成立“李兆基学位”，每年招生一次，接受本港学生申请前往该学院攻读三年制或四年制之学士学位课程。“李兆基学位”选拔本港优秀学生赴牛津大学攻读的工作在本港进行遴选，遴选委员会成员除李兆基、罗德丞之外，初期几年由罗粥时爵士任主席，其后由前首席按察司杨铁梁出任此职，辅以由华顿学院派出之院士。先后担此重任的为彼得卡达教授（Prof．Peter Carter）和歌连活特博士（Dr．Colin Wood）。牛津大学的“李兆基学位”每年在七月招生。初期，由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院长的郑栋材负责组织面试工作。近年，则由李兆基特派恒基的董事黄永麟作遴选安排。香港预科生在“高级程度会考”放榜之后，成绩优异，符合资格者就可以报名。经过遴选委员会选出的学生，可直接赴牛津大学华顿学院攻读他们的理想学系。第一年推荐的学生只有两位，其后因选拔的学生表现优秀，每年名额遂递增至四至五位。遴选委员会分两天面试。选拔的原则除了着重本科成绩和语言能力之外，尤其会注意学生适应外国生活的能力，审视他们能否在中西文化交流沟通上有见地和有贡献。被选中的学生，多数是经济有困难的，均由李兆基资助学费及生活费。“李兆基学位”由一九七九年创立，至一九九六年，受惠的学生共六十三人（包括现仍在攻读的）。至于毕业学生合共四十八名，其中二十四名考得“一等荣誉”学位。照百分率计有50％考得“一等荣誉”学位，成绩之优良，高出牛津大学全体学生平均成绩约三倍。“李兆基学位”的学生分别攻读法律、经济、政治、哲学、心理、地理、文学、历史、工程、物理、数学等学系。现在在牛津大学内一提起香港的“李兆基学位”选拔的学生，都备受师生赞赏，认定为品学兼优的标志。李兆基创立该学位主要目的之一，亦为希望借此引起各地有名望之大学，以牛津大学华顿学院为例，由香港之人士引荐直接在本港取录更多优秀学生，则香港之宰宰学子，可获更多留学机会。每年递选面试之后，李兆基必于当晚设宴，让新旧学生聚首一堂，交流经验。“李兆基学位”成功推行后几年，李兆基本人也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华顿学院的名誉院士。在莘莘学子的眼内无不觉得他实至名归。六 回国投资 拓展市场（一九八○年）随着内地“文化大革命”之结束，香港大型基建项目如地铁工程全面展开，导致市民收入普遍提高，购买力增加，置业意欲浓厚，社会经济开始温热。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尖沙嘴东部一幅非工业用地拍卖，亦打破历来官地拍卖纪录，每平方呎地投价为一万六千元正。物业价格由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跃升几近三倍。香港政府虽然为适应环境与民生需要，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推出居屋计划，意图放缓李兆基曾指出的“屋荒”紧张，并且在一九七九年推行全面租管，在业主收楼和加租方面有了严格限制，以维护一般平民百姓，以及打击过热之经济。但是，香港的房地产在这几年仍如热饼，一出炉就已销售一空。在此时香港经济热度未减，渊源于中国内地有了较为稳定的政局，李兆基有见及此，乃参加投资兴建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前者的股东为合和、新世界、新鸿基地产、新鸿基证券、长江和恒发。后者则由利铭泽。李兆基、郭得胜、黄球和叶谋遵共同投资。花园酒店落成之日，任总经理的关超然陪着李兆基去巡视。只见李兆基一步进酒店，抬头一看，再在大堂来回踱步，然后抓着关超然说：“关仔，你这样子盖酒店，单是大堂一层就少了几万呎实用的楼面面积。”李兆基计算得一点不错，因为关超然但求美观不计成本，打通了二至三层楼，变作一层大堂。同样，当李兆基走到会客厅里看到从高高天花板垂下来的水晶大吊灯，便又轻叹：“这儿又浪费了过万呎了。”李兆基累积了三十年的建筑经验，一看望过去，一盘数早就了如指掌。当然，在中国投资酒店，意义不尽在图厚利，重新回内地投资，感应目下大陆的人事作风，是将来谋求与内地更多更大合作的重要关键和凭藉。李兆基的赚钱地盘仍然依赖香港。七 磐基发展 良才匡辅（一九八一年—一九九七年）李兆基为地产奇才，人所共知。为了要配合现代财经技巧，使集团发扬光大，李兆基非常着意于选拔人才。其弟李达民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就曾说过：“我兄长其中一项优点是知人善用，选贤与能。”现今市场内无人不知李兆基身边有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林高演。早在六十年代末，林李两家彼此已是相识，自后来往日多，交情甚笃。继在一九八○年初，李兆基礼聘林高演加入恒基集团，出任要职。林高演于一九七三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毕业后，即参加汇丰银行为地区专员，是最早一批被汇丰提升之华人高级职员，并随即被派往英国深造及考获英国银行公会之会员资格。回港之后，林高演出任汇丰之贷款部及港九分行管理部等要职。至一九八○年，他离开汇丰，从事地产，并于一九八一年开始非全职地为李兆基工作，及在一九八二年正式加入恒基兆业服务。林高演年少有为，低调稳重、谦和爽快、思考精密，不但话头醒尾，且眼光长远，这些个性正与李兆基不谋而合。李兆基把工作交到林高演手上，总是办得妥妥当当。在观察事物方面，林高演都能掌握要点，在思路上很能跟得上李兆基。有时集团的同事向林高演征询业务意见，林高演所建议的往往就是李兆基的心意。林高演在一九八四年时曾与税务局周旋，成功减免了恒基的亿元税项，就是一项令李兆基另眼相看的出色表现。不同时代与时候，集团都会有不同的需要，林高演很能顺应环境，以他在财务和证券方面的丰富学识与经验，为集团度身定做一些相当有效的发展计划，以辅助李兆基发挥潜能威力，终而成为公认的世界重量级富豪。在林高演加入恒基地产之后，每一次批股的时机都是妙绝的。一般都能在十五分钟至一小时之内就批完全数，集资所得立即用来买地，既可增加资本，又可周转灵活，遂产生良性循环作用。今日恒地已在市内起带头作用，成为一些公司批股行动的指标。从前恒地向银行借钱需要以地盘抵押，现在恒地非但不用按揭，而且利息优厚至与银行拆息一样。就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五日，恒地与日本、欧洲和美国之主要银行签订五年银团贷款，贷款额高达五十二亿五千万元，息价是银行同业拆息加上百分之零点四八五厘，这个安排与银行本身借款已相差无几。除林高演之外，还有郭得胜之侄郭炳濠，也在一九八七年加入恒地任财务经理，与其他得力同事如黄永麟等通力合作，协助林高演在公司股本及财务方面更上一层楼。他们的功力，往往在筹组银行贷款、改组公司结构、发行欧洲及武士债券、安排上市集资等显示出来。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为了酬报知遇之恩，恒基的高级职员个个都乐于废寝忘餐地为集团工作。林高演也曾试过一次几天不眠不休，从业主遗嘱中入手，追寻到已移民多伦多的遗产承继人，终于把她手上拥有的三干万元的乙种换地权益书成功收购过来，四年之后，由于地价续升，该批地权书升值五倍。林高演跟随李兆基多年，既谙熟这位老板的业务构思和做事手法，他本身又聪明干练，更是忠心耿耿，故而深获李兆基青睐信任。论功行赏，林高演于一九八五年就获委为恒基地产之执行董事，一九九六年更晋升为恒基地产的副主席，并曾于一九八三年成为中华煤气之董事，一九九一年获委为香港小轮之主席。良臣择主而侍，且牡丹虽好，亦要绿叶扶持，李兆基与林高演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八 成立培华 培训人才（一九八一年—一九九六年）一九八一年十月，李兆基率领一个包括了“工”。“商”、“学”界的回内地访问团到访北京，获得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廖承志的接见。谈话间，廖承志慨叹中国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才备受摧残，育才乃当务之急，这是富国强家之本。并诚恳地鼓励香港同胞参与国家的建设工作。此行对李兆基启发甚深，说什么自己也是炎黄子孙，只有自己的国家富强，无论哪儿生活的中国人才有好日子过。李兆基在一九六七年时财产只有港币一千万元，直到一九八二年四月是地产低潮时期，李兆基仍然捐出港币五百万元（当时该数额差不多等于现在他的五亿元），于一九八二年成立了“培华教育基金”，并且得到好朋友霍英东、郑裕彤及王宽诚的支持，四位企业家作为基金的主要捐款人，推举李兆基任信托理事会主席，然后由一群热心的年轻团友负责基金的实际会务，并由霍英东之子霍震寰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李兆基有鉴于一九八二年中国正式对外声明有关对香港主权的态度，而香港市场作出敏感而剧烈的反应，他更有决心要把培华教育基金办好。因为基金成立的宗旨就是“育己树人”，竭力扶育内地的年轻人，主办或协办各种对他们有益有用的培训班，将香港人身受各种的现代化教育和实际工作经验，努力灌输给他们。惟有通过这些教育课程，才能对中国四个现代化计划作出贡献，同时加强香港跟国内同胞的沟通，才可以让大家认识香港，也认识中国。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主权回归后的香港会有极大帮助。李兆基更意识到邓小平要推行市场经济，这使中国大陆的前景肯定光明，对香港也有正面的好处。但要中国干部由计划经济转移为市场经济，一定要有一个学习转化的过程，能够参与这个过程的工作，是极有意义而且非常重要的。“培华”一直以来所推行的教育工作，能有良好效应，根源于李兆基的从商经验。做生意最好能运用杠杆原理，以一传十、十传百。四两拨千斤的策略推行计划，等于事半功倍。于是，李兆基自培华成立至一九九六年已先后捐出二千二百万元，决定运用“培华教育基金”的捐款利息，为内地各省同胞筹划各类专业培训课程。很多培华成员除义务工作外，还邀请到海外有志教育的人士，参加培训工作，作出贡献。培华在推动这方面的教育工作上实有赖这一群社会精英，包括义务法律顾问梁爱诗，常务委员会主席霍震寰，副主席郑家纯、王敏刚、伍淑清，委员许晋义、陆恭正、胡经昌、王幼伦、罗康瑞、彭思梅、李家杰、林高演、徐志梁、杨乃舜、陈斌、王启达、李家诚、罗文彬、黄自强，义务核数师方正等。他们都是学有所长，在商界或教育界富有经验的年轻人，热爱国家，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满腔的热情和希望，不计较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很多时更出钱出力，令培华的工作事半功倍。截至一九九二年一月这十年内，培华已先后资助。主办或协办了一百二十八个项目，参加培训及接受资助的人士达二千五百名（培华成立至一九九六年底，培训项目已达二百三十九个，受资助及培训人数共五千四百五十人）。项目包括：经济及工商管理、旅游及酒店管理、税务会计、英语、医学、室内设计、园林管理、海洋石油工业管理等多种专业课程和讲座。参与各项目的人员既有来自沿海大城市，亦有来自云南、贵州。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短期培训班的优点是行之有效、立竿见影，使受训者增加大量知识，得益不少。“培华”的各个训练班分别在香港和内地举行，而以前者居多。因为香港的工商贸易金融业活跃繁荣，是举办该类型培训的良好地点，且让内地同胞认识香港，从而了解香港，对实行一国两制，大有帮助。祖国的四化，市场经济的实施，以致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作成功，也必须让内地各业同胞放眼世界，知道如何在他们的行业内与国际衔接，不落于人后才成。一九九一年，“培华教育基金”成员在李兆基主席率领下到北京，为江泽民总书记与杨尚昆主席接见，嘉许良多。到十周年纪念时，内地的各个受惠单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省份，都传来贺电致谢，国家领导人又都分别亲书鼓励，致送给“培华”作为纪念。江泽民总书记写道：培养人才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李鹏总理写道：为配合祖国实现现代化协助培训人才。江泽民总书记的这个题匾，一直挂在李兆基的办公室内，跟他朝夕相对，给他至大的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