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 7门大炮。当时有7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 1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 页面 70-----------------------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200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 1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的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烧。我举起手枪，使出全力喊道：“乌拉！”红军战士们也随声喊了起来。竭尽全力向前奔去。战场上，“乌拉”的喊声冲上云宵，又向远方滚滚而去。敌军的散兵线被撕裂。敌军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师也落荒而逃。在跑动时他的长袍下摆向两边飘起，活象乌鸦的翅膀。“喂！穿长袍的，你这个坏蛋！”我愤恨的骂道。我本想去追他，但这时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超过了我，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前奔去。我一回头，看到师长阿津正沿大道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马，身披黑色的毡斗篷，战刀在头顶上闪耀。骑兵第28团的两个连紧跟在他的后面。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骑兵和步兵的“乌拉”声震天动地。我军炮兵已把炮火转向阿尔马拉村。阿津超过我时，喊了一声：“你好！”就往前冲去。骑兵们紧跟着他直向敌军后方杀去……我骑马跑进了阿尔马拉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从马上爬下来，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此时，1营长库兹明跑了过来，看到我的伤势，立刻召呼卫生员来救护。枪声已经停了。我记不清是谁从我手中取下了缰绳，是谁把我扶进屋。我仿佛在睡梦中听到一个人轻声说：“他在发高烧。”我睁开眼，看见政委杰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 页面 71-----------------------几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壶里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扎好了。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战斗怎么样？”“敌人跑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占领耶拉布加。”大家想把我运到哪儿去，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困得要死，浑身疲乏已极。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政委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走后你和谢尔盖耶夫指挥吧！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们告别了。临走前，杰尼索夫问：“党证在身上吗？”我在衬衣口袋里摸到党证，回答说：“让它留在我这儿吧！”经过两天的战斗，阿津的第 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克拉斯诺乌菲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并向前推进了50公里。敌军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耶拉布加。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个城市，因为我进攻部队与F·A·斯米尔诺夫的江河区舰队相互配合，把这座城市围得象个铁桶一般。如果白军留在城内，他们将被围歼。开进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团和科扎诺夫的陆战队。占领了耶拉布加城以后，第28师前出到战役地区，对敌翼侧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敌军后方。我第5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缩小了，又恢复了协同行动。敌军战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很快又影响到敌军后方。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更勇敢、更坚决地展开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在那些岁月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对列宁党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躺在大车上，走了很长时间。道路崎岖，猛烈地摇晃常常把我惊醒。脑袋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热、一阵冷。在马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过来。团卫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边为我诊脉。他留着黄中带红的小山羊胡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他说：“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失血过多。应该躺几天。”但是，我躺不住，闲得难受就翻阅起一堆报纸来。… …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决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高尔察克，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以后，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前一个多月，同盟国最高会议讨论了“俄国问题”，决定增加对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援助。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出了关于有条件的承认他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照会。在照会上签字的有：美国代表威尔逊、英国代表劳埃德·乔治、法国代表克莱曼梭、意大利代表奥兰迪、日本代表西园寺。照会中说，这些国家愿意帮助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和一切与他们合作的人，向他们提供部队装备、补给品和弹药等。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页面 72-----------------------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回来啦？”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 ‘装甲’团啦！”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40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3营。凌晨4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营一起行动。早晨 7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 1500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我们----------------------- 页面 73-----------------------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3— — 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等一等！”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 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命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我们未能追上他们。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 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 页面 74-----------------------马马耶夫岗19月 12日晚，我们乘车来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渡口。一艘渡轮上已载着一辆T— 34坦克，第二辆坦克也正准备上船。他们不让我的车上船，我只得出示第62集团军司令员的证件。一个负责技术装备的坦克军副军长向我报告了自己的职务。我请他谈一谈他的部队的情况。他说：“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军有近40辆坦克，其中只有一半可以开动，其余的已被打坏，但还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渡轮从北面绕过戈洛德内岛的沙咀，驶向中心码头。水面上偶尔落下炸弹，射击是无目标的，没有危险。我们开始靠近河岸。远远就可以看到，由于我们这只船的到来，码头上拥上来许多人。伤员们从避弹壕、弹坑、掩体中被抬了出来。带着包袱、提箱的人们也都从隐蔽的地方出来了。一张张熏黑的脸上挂着泥痕，那是眼泪和尘土合成的。又饥又渴的儿童向水边奔去……见此情景，我的心紧缩起来。喉咙好像被一团苦涩的东西堵住了。我们的汽车开下了渡轮。方面军司令部曾告诉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察里察河谷，距河口不远。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都被大火烧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也塌了。偶尔可以见到完好的房子。人们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从房子里搬出，运到码头上去。我们的汽车在伏尔加河岸边沿铁路线来到察里察河口，然后又沿河谷来到了阿斯特拉汉大桥，但没有找到指挥所。天已黑下来了。在火车站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工兵部队的政委。令人高兴的是，他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我们下了汽车，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岗。终于，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声：“站住！什么人？”指挥所到了。山沟里布满新挖的避弹壕和掩蔽部。这就是马马耶夫岗！我当时怎么能想到，它会成为斯大林格勒争夺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哪里会想到，这块土地将被炮弹和炸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他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遇到过许多人，往往是遇见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次相遇却使我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后来成为苏联元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他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最可亲可贵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在红场上我为他送葬的悲痛时刻。我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不仅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许多日日夜夜，而且还因为----------------------- 页面 75-----------------------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同承担苦痛和悲伤。可当初我们彼此还不了解，更不知道我们的性格是否合得来？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稭，最上边盖着 10— 20厘米厚的土。避弹壕里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是土坑和土桌。顶盖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停地颤动。敌人正在轰击城市和马马耶夫岗，但目前还只是有计划地普遍轰击，并没有明确目标。桌子摊着几张地图，上面落上了土。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手拿电话筒的克雷洛夫将军，另一个是值班电话员叶列娜·巴卡列维奇。她是个 18岁左右的蓝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将军正口气严厉地与什么人谈话，声音很高，很生气，而且态度强硬。巴卡列维奇坐在入口处，两手各拿一只电话听筒，正向什么人说：“他正在打另一个电话。”我掏出证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边继续训斥那个人，一边用眼睛浏览了证明信。打完电话后，我们互相问了好。在微弱的油灯下，我看到一张精干、严厉而又令人愉快的脸庞。“您看，司令员同志，坦克军军长未经我允许，就把指挥所从107．5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换名句话说，下属部队的指挥所现在在我的后面。真是乱弹琴……”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坐到了桌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巴卡列维奇把听筒递给克雷洛夫。他开始就明天的任务下达着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谈话的内容，我决定不打扰克雷洛夫。我一边听他打电话，一边研究他的工作地图，研究地图上的标记和箭头，我想了解形势发展的情况。我看到，克雷洛夫这会儿是没有时间从容地向我通报形势的。我应该信任他，不干忧他的行动，不改变明天的计划，因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那些日子里，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就必须付出指战员的鲜血。克雷洛夫显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有关的地段。他向指挥员们说明任务时，讲得十分详细，并多次重复，这样就使我了解了战斗情况。我感到，我们之间将会找到共同语言。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终形影不离。我们住在同一掩蔽部里，或者可以说是在同一个避弹壕里，同睡，同吃，共同分担痛苦和分享欢乐。他是集团军的参谋长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在判断上从来没有发生分歧。我特别珍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获得的战斗经验，珍视他的精深的知识、组织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优点。光明正大，关心同志，忠于职守，这就是共产党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质。我电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我已到任，并已接近了第62集团军的指挥权，接着便着手工作。首先，我决定查清坦克军军长为什么不顾“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转移到伏尔加河岸边。我命令叫通他的电话。“坦克军军长已接通，”巴卡列维奇一边把听筒递给我，一边报告说。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职务，接着就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变更了自己----------------------- 页面 76-----------------------的指挥所的位置。那位将军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遭到迫击炮轰击，人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下属部队不稳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问他，在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他是否与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联系过。他回答说：“不知道，我马上查一下。”我命令这位将军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马马耶夫岗来见我。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来到掩蔽部。我与他打了个招呼，我们以前就认识。K·A·古罗夫象H·A·克雷洛夫一样，同我一起工作。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2— 3米。我们常在观察所见面，一同分析情况，作出决定。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的政工干部，他善于宣传身教，从政治上保证战斗和战役的实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人，了解各兵团的指挥员。他知道可以委派谁去担任什么工作，并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司令部各位处长和他们的副手都来到了掩蔽部。过了一会儿，有人报告我，坦克军军长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请他们进来，并让在场的人都不要走。我问：“您是一位苏维埃将军，是一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下属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未经您允许就撤退到后方，您将做如何想？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第227号命令，您的行动应该如何评价？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到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这是什么问题？”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两个人都惭愧得无地自容。这点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我严厉警告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临阵脱逃，并命令他们于9月13日4时之前把指挥所迁到107．5高地。古罗夫说了声“对”，表示赞同的我决定。他命令坦克军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但当我们又见面时，我听到古罗夫对军政委说：“今后也要这样做。”这时，方面军副司令员E·A·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当我接管第62集团军指挥权的时候，能在马马耶夫岗见到他，这使我非常高兴。我经常在战场上与他见面。在前线各个地段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非常了解各集团军的情况，并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坦率地对战斗和战役的进展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次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对斯大林格勒命运的担忧。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很快就走了。他答应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有必要给我们集团军增派几个新锐师，因为第62集团军几乎所有的兵团和部队都在最近的战斗中大大地削弱了。有些步兵师只剩下几百名战士。在顿河大弯曲部作战时，第62集团军就已经受到严重损失。我观察克雷洛夫的工作，又通过与助手们的谈话和了解，在夜间 2时左右，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情况，不过还有许多细节不清楚。9月12日，日终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向第62集团军部队进攻的是敌野战第6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几个师。敌人个别部队已在普诺克以北和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库波罗斯诺耶附近前出到伏尔加河。配置成马蹄形状的德国军队从正面和两翼把我集团军压向伏尔加河。----------------------- 页面 77-----------------------进攻第62集团军的敌军由9个配备着加强武器的战斗师组成，另外还有几个 “施塔赫尔”集群。他们还得到拥有近千架各种作战飞机的德军第4航空队的支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这个强大集团的近期任务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并前出到伏尔加河，也就是说，经过战斗向前推进5— 10公里，把我们赶下河。第 62集团军编成内的师和旅的数目，不能正确地和完整地反映集团军部队的人数和战斗力。比如，9月14日上午，有一个坦克旅只有一辆坦克，有两个坦克旅根本没有坦克，不久，它们就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去重新组建。9月14日晚，由几个旅、师组成的混成支队总共才有约200名步兵，人数比一个满员步兵营还少；其友邻是I·A·阿法纳西耶夫上校的步兵第244师，该师人数不超过 1500人，而师里的步兵人数充其量与一个满员营差不多；步兵第42旅有666人，其中步兵不到200人；位于左翼的由B·F·杜比杨斯基上校指挥的近卫第35师的步兵不超过250人。其余各兵团、各部队的情况都很类似。A·E·波波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3军所属各旅共有40— 50辆坦克，其中近百分之三十被打坏，只能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只有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步兵第10师以及另外3个独立步兵旅基本满员。第 62集团军与左右两侧的友邻部队都失掉了联系。我集团军两翼支撑在伏尔加河岸边。德军飞机昼夜出动 1000— 3000架次，而我空军却无力向我们提供这样积极的援助，我军空军的飞行架次还不到德军空军的十分之一。敌人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我军的高射炮有一部分被敌人摧毁，有一部分撤到了伏尔加河左岸，从那里能掩护伏尔加河及沿河右岸的狭长地带。在右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高射炮。9月13日，高炮第1079和第748团合并为一个炮兵群，由J·A·叶尔绍夫上校指挥。但这样无也济于事。德军飞机从早到晚在斯大林格勒、在我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上空耀武扬威。在观察敌机活动时，我们发现德军飞行员投弹不准确。只有当中间地带宽阔时，也就是说，当敌我双方前沿阵地之间有足够宽的距离时，敌机才敢轰炸我军前沿。这使我们想到要最大限度地缩短中间地带，缩短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战斗中的伤亡、退却，弹药和粮食的不足，人员和技术装备在补充上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对部队的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有些人希望尽快撤过伏尔加河，脱离这场苦战。集团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努力提高战士们的战斗精神。我的助手和朋友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师级政委古罗夫、克雷洛夫将军和波扎尔斯基将军、维特科夫上校、旅级政委瓦西里耶夫等。各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认识到，我们要为斯大林格勒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1．首先要使全体人员明确，不能继续后退，也无处可退。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林大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要与敌人背水一战。我们苏维埃军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执行人民的命令，要么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