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成为巨大的挑战。我不断地寻找方法保持我所称为的小公司态度。我们了解到的令人吃惊的情况之一是，为了解决变革问题，我们必须加强 IBM内部的沟通，其步伐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增长速度。我们利用各种渠道听取我们员工的意见，其中包括调查、设建议箱、甚至举办解答问题活动——称为 “畅所欲言”活动”这些活动采取了官僚主义的程序以防止高级管理人员知道提意见者的身份。为了缩短推销人员或工厂工人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距离，我们采取了最通常的做法 “敞开大门”，这是父亲在20 年代初采取的做法。这主要是一种伸张正义的做法，但是它还使我能够衡量 IBM的健康状况，这是我用其他方法办不到的事情。有意见的 IBM员工最初可向他们的主管诉说苦衷，但是如果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他们有权直接找到我。每十个这样的案件有九个本来应在下级加以解决或者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过我还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对工人的问题了解得很多，而且我对 IBM存在的问题深有感受，使我能够认真听取员工的申诉，说： “这里面有问题。”至少有一次，一个员工的抗议导致我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办事的方式。波基普西工厂的一个即将被开除的机工找到了我。他说： “他们待人不公平。我干的活比哪个车间任何人都多。而我的工资却最少。”“我想不可能有这回事，”我对他说。但是我后来给那个工厂的经理打了电话，把那个机工说的话告诉了他。“这个，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不愿合作的员工。他不是IBM俱乐部的成员，他不参加我们的厂外活动，有时他来上班时甚至穿得邋邋遢遢。”这不是我提的问题。我又给那个机工的工头拨通了电话，我说： “他是干的活多，拿的工资少吗？”“他在给公司丢脸。他家前面的院子放着几辆破汽车，他不照管他的子女。”这个机工面临着我所称为的 IBM保护协会，该协会的地方管理人员密切配合，掩盖他们对可能毫无过失的员工的虐待。最后，那些管理人员承认机工没有说谎。我们给他提高了工资，惩罚了有关的管理人员，随后，我们又----------------------- Page 175-----------------------走访了在美国的所有工厂将工资同效率挂钩。此举引起了一场相当大的混乱，因为实行一种奖勤罚懒的制度意味着部分推翻了父亲20 年前作出的取消计件工资的决定。许多员工不想直接向我提出申诉，但是敞开大门制度的存在起了提高士气的作用。这使员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地找到人事主管或工厂厂长。随着 IBM的发展，我们试图在分部经理一级解决越来越多的属于 “敞开大门”的案件，只有那些可能有损于 IBM形象的严重滥用职权的案件才交给我处理。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办公室每年还是要处理二三百个案件，每个案件通常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解决。这项工作大部分由我的行政助理承担，他们是从我们公司的最有希望的年轻主管当中选拔出来的。这是一个 IBM经理可能接受的最好训练，因为它检验了他或她的处理极其敏感的问题的能力并且需要充分了解公司的宗旨。有时我也亲自处理一些申诉，以便让员工们知道总裁确实过问这些申诉。父亲总是愿意把命运同员工们连在一起，因为他出身贫寒，从小就体会到穷苦日子、辛勤劳动和失业的味道。结果，他试图消除白领劳动者和蓝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他不仅为我们工厂的员工提供有保障的工作和优厚的报酬，而且多年来 IBM的退休金完全是根据年资确定的，而不是根据薪水或职位确定的，这对父亲很有帮助。在 30 年代和40 年代美国多次发生劳工骚乱，组织者们严厉抨击一些公司为其经理们提供的优厚退休金。我想，父亲当时的动机并不是不让员工成立工会，但实际上却起到了这种作用。虽然工厂同父亲的联系总是比同我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是我也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大父亲的宗旨。1957年，人事主管杰克·布里克带着一个激进的建议找到我：我们应废除计时工资制，将我们所有员工的工资都改为年薪。这将消除工厂工人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之间的最后一个差别，并使我们的所有员工都平起平坐。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影响到我们在美国的6万名员工中的大约2万名员工。布里克把一切细节都拟订得非常妥当，我只要批准就行了。1958年 1月，我通过电话会议向全国各地的工厂宣布了这项改革。虽然改为年薪制最初进展顺利，但是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预言，许多工人会利用这一政策，什么时候想离开工作岗位，就会离开工作岗位。有人开玩笑说，在狩猎季节的第一天，在我们的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工厂不会有任何人上班。据我所知，我们是对所有员工实行年薪制的第一家大工业公司。这是对美国劳工史的小小贡献，这完全是杰克·布里克的功劳，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几个月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袖沃尔特 ·鲁瑟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讽刺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想让我们出丑吗？”我曾考虑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增加公司给予员工的福利。我在晚间与妻子闲谈时谈到了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成果的各种办法。高级经理持有的股票收益颇丰——尽管威廉斯和我从 1958年开始已不再领取股票，因为威廉斯说： “我们不想象猪一样光吃不干。”虽然IBM的工人收入非常可观，但是他们得不到经理们用持有的股票获得的巨额资本收益。例如，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持有的股票数额相当于我的年薪的大约五倍，或者说接近于200万美元。从这项投资来看，如果 IBM的生意能同过去一样兴隆，我将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收益。我问我自己： “我对IBM的价值比拿最低薪金的员工的多多少倍？多2倍吗？肯定是。多 10倍吗？也许是，多 20倍吗？大概不是。”----------------------- Page 176-----------------------我对以完全不同于下层员工的比率奖赏高级经理的做法越来越迷惑不解。于是，我开始考虑如何与员工们分享 IBM的成果。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公司利润往下一直分配给办公室工作人员。当我向威廉斯提到这种想法时，他感到十分惊讶。 “这会使我们破产！”他说。他指出，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我们的股票可能价值多少，然后平均分配给我们的员工，这大概会使我们的年薪增加两倍。“如果我们采取新政策，将年薪总额增加两倍，”他说，“我们把所有的利润都用光，股东们就拿不到红利了。”这使我进行了更加认真的考虑。我开始问我自己，我们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从长远来看是不是支持美国民主的最佳方式。在我看来好像不是这样。我认为，未来的典型公司应该主要由为它工作的人所有，而不是由银行或共同基金公司或可能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股票并且不劳而获的那些股东们所有。企业家和资本家总是会占据主要地位——如果你冒着风险用你的资金支持亨利·福特，你当然应该能享受你投资的果实。但是，员工在企业入股大有好处——员工对他们拥有的企业逐渐形成牢固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影响企业的成败更是如此。看来让与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和机构拥有企业的股份好像是轻率的。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是据我设想，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一个企业会按照法律逐渐转人员工的手里。虽然我没有找到一个能在有意义的范围实现这种设想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我已开始想方设法增加员工在 IBM的股份。1958年，我们制定了一个人股计划，任何员工都可拿出多达 10％的薪水以 85％的市价购买 IBM股票。这比我父亲生前愿意采取的做法多走了一步。即使他鼓励员工人股，他也没有制定一项正式计划，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做不起赔本生意的人冒不必要的风险。他从来没有忘记在30 年代股市暴跌时他险些赔掉老本的那段经历。如果在认股计划开始执行时 IBM的每个员工都开始买股票，并且不把股票卖掉，到现在公司就属于员工所有了，IBM 就会有上千个百万富翁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虽然买了股票，但是把股票留下来的没有几个。绝大多数人在得到25％的收益之后就把股票卖掉了。我们还发现，只要股票价格下跌，人们的士气就受影响。我竭尽全力鼓励他们留住股票，我只是没有亲自宣扬公司的股票。例如，我们都公布统计数字，证明长期待有 IBM股票的人多么富有。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利用认股计划。这意味着工厂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愚蠢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估计，他们不肯继续持有公司股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情况。一个人卖掉股票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他宁愿卖掉股票偿还房屋抵押贷款，也不愿冒股票投资的风险。如果看看 IBM的平均薪水，虽然它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也没有多少可冒投资风险的余地，我们决定，我们应该通过提供主要医疗保险、奖学金和学生贷款以及对慈善团体和学校的对等赠款等福利对我们的员工给予最大的帮助。我希望 IBM能被承认为美国最慷慨的雇主之一。----------------------- Page 177-----------------------第二十五章在50 年代末，我已经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杂志采访了我在格林威治的寓所，登载了采访的文章和全家的照片。不久之后， 《体育画报》也把我和奥利夫带着4 个孩子去滑雪的照片在封面上登了出来，标题是“喜爱滑雪的家庭——汤姆一家”，照片的背景是白雪皑皑的佛蒙特州的山峦。我想。如果 《人民》杂志当时继续出版的话，他们也会做类似报导的。我似乎已拥有一切，事业的成功，漂亮的妻子，还有6个聪明而又活泼的孩子。然而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我们所承受的紧张与压力是每个大家族的成员都能理解的。我最大的毛病是脾气暴躁一。如果我的心情能够轻松一些，我将是一个性格开朗的父亲，因为我为孩子们做了很多富有想像力的事情。我的最大缺点是下班后不知如何调理自己，而这对每个经理人员来讲都是最紧要的。从早到晚，一连串的人向我索要决策意见、应付新产品的竞争，解决人事政策上的分歧，甚至要考虑到一位管理人员因丧偶处于悲痛时要为他做些什么。电话铃声总是不绝于耳，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情。做出决策并不难，难的是当事人在决策后日复一日所面临的累积效应负担。我曾经试图把更多的事情委托给别人去做，但都未能如愿以偿。等我把一切事情处理完毕走进家门时，常常面对的是一屋子的凌乱，孩子们有的拿着玩具枪射击过路的汽车，有时候正扭在一起打架，还不时地大声哭叫，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去排解，真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孩子们应当象鹌鹑那样安静，奥利夫应当首先理解我所承受的紧张压力。毫无疑问，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既耐心，义有爱心。我真希望她能如同我母亲那样井然而义严厉地管教孩子，但这和她的性格不合。我用了好几年才琢磨过来，经营一个企业与操持一个家庭有哪些基本的不同。经营 IBM公司就象是开汽车一样，当我一坐进去，总的来讲就能操作自如，可以平安抵达想去的地方；但是一下汽车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我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一个家庭如同一辆双驱动轮盘或多驱动轮盘的汽车，而其中只有一个轮盘属于我的，我想我必须努力掌握更多的驾驶技巧。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听我的话时，就感到受了挫折。这是我成年时期最感恼火的时刻。有时和奥利夫及孩子们吵完后，我郁闷得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我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穿衣间里不出来，任她在外面哀求也不开门。最后她只好动用了她最后的法宝，给我弟弟打电话说： “你能来劝劝汤姆吗？”这时迪克就会从新堪南赶来。他往往会比较容易地让我恢复理智，把我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社交活动中，我的暴躁脾气也会被激起未。记得我曾当过孩子们上学的那个格林威治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我干得十分认真，我真希望其他人会说： “沃森先生在公司里的工作负担已十分繁重，但在这里他还创造性地上作，从不错过每个会议。”倒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是有一年夏天，地方报纸披露了一则警方报道，讲的是一位教员与一名流浪者之间发生的同性恋遭遇。地方上传得沸沸扬扬。本来应当由校长来处理这件事情，正巧他偕他的太太在外地度假。有人用电话追踪到他，他却建议此事由我来处理。我按照 IBM 公司做事的方法，把有影响的董事会成员组织成工作小组来调查此事，并且由董事会拨出一些钱来为那位教员进行心理治疗，以便使她从精神上得到解脱。本未这件事应当算是完了。但使我生气的是，这位校长回来后----------------------- Page 178-----------------------一点也不过问这件事情，我责骂了他。他听后肺都快气炸了。当我明白不应当得罪他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他是一个能干的学校行政管理者。我们的争吵传到了校董事会。尽管我想以捐款来安抚那位不开心的校长，但董事会拒绝了我的这种悔过的做法。最后我辞去了董事会会长的职务，但此事是发生在一次会议中，我是差一点和另一位董事——一位著名的银行家打起来之后才辞职的。他指责我自私，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转过来脸朝着我，当我正想揍他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我背后说： “别干蠢事。”这次大爆发极大地损害了我的形象，以至于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参加下一届董事会了。我在家里发脾气不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我父亲以前就告诫过我，任何家庭争执都应在太阳落山前平息。当我冷静下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后，我就会走到奥利大的身旁，用手搂住她的肩膀，对我自己不可原谅的过错道歉。当我的专横的爆炸性脾气把屋子里的气氛弄得很僵的时候，她总是表现得那样的耐心和谅解，多亏了她才把这个家庭捏在了一起。她有一颗完美、真挚的自然爱心，她对我是那样的善良，以后我应报答她。象所有的父母一样，我和奥利夫总是想方设法改进教育孩子的方法。我觉得父亲以前从未把足够的时间放在家里。他总是一位 “公司先生”，他即使不在公司，而在其它的公共场合，也总念念不忘增进他和公司的声望。我从不希望这样，不愿让 IBM公司垄断了我所有的时间，我还年轻，又有活力，我要主动把过去父亲未能给我的亲情弥补到孩子们的身上。差不多在所有冬天的周末，我都带他们去滑雪或航海，我尽力使他们得到欢乐和富有冒险精神。奥利夫只有一个哥哥，她一直向往着有一个大家庭，那将是多么的美好。早在30 年代未，她就已经关注到肯尼迪大家族了。即使在约瑟夫·肯尼迪出任驻英国大使时，这个家族仍未广为人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奥利夫在学校里认识了杰克·肯尼迪和他的两个妹妹，于是她夏天开始在他们的哈涅斯堡老家过暑假。星期日在我们家安排的晚宴是仿照他们家的形式举行的。奥利夫每次组织的晚宴都有一个讨论的主题。话题可以从骑马一直到日本国。如果要做到能真正聊得起来，那么对每个话题还是要有点研究。在肯尼迪家里，话题总是一些比较严肃的政治、商业形势和国际新闻。有一次在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主持的晚宴上。他的所作所为给奥利夫留下了久远的印象。宴会上的话题是关于 “公众的形象”。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当时才5 岁，他举起手来说：“公众的形象有卷曲的头发。”他的话引起了他的兄弟们的哄笑。然而约瑟大·肯尼迪大使勃然大怒，吼道： “不准笑！”然后，他顺着桌子看着小肯尼迪说： “你是一个观察敏锐的孩子。”他首光考虑到孩子的自信心，这也是奥利夫希望赋予我们孩子的。我们在格林威治的房子共有 15 间，经常被小孩、宠物和朋友挤得满满的，室内装饰着数十件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 “珍奇物品”，其中有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种样式的帽子，太平洋岛国的小船模型。房子后面有一大片交地和一些高大的树木。我在那里摆了一长串车辆，这些都是二次大战后的剩余物资，纯粹是供孩子们爬上爬下玩的。还有一辆迷你小汽车 （微型汽车），是给小孩们开着玩的。我还弄来了一台能折叠成箱的救生艇，我们用它到附近的河里去航行或穿越小湖。这些就是我仍那时候的财富。我全家合照的照片出现在 《生活》杂志上那年，我儿子13岁，刚好上寄宿学校。他是一个强健而严肃的少年，他的妹妹们经常抱怨他对她们颐指气使。他和我喜欢在院子里露营，然后进行很长时间的射击活动。简妮特 11.----------------------- Page 179-----------------------岁，充满了幻想，对著名歌星 “猫王”十分着迷。她很会说故事，又很具幽默感，气质有点象我母亲。小奥利夫与她妈妈名字相同，比简尼特小两岁，但比她姐姐还自信，且性格外向。其他孩子都叫我爸爸，小奥利夫喜欢叫我的名字，真使我有点恼火。四女儿7 岁，处处模仿她的姐姐，胆子很大。苏栅4 岁，长相甜美可爱，经常抱个洋娃娃，小女儿只有1岁，对她的性格无从描述，因为我不善于哄婴儿。我们集中搞全家都能进行的体育活动。我们盖了一个网球场，想法是每个人都可以挥拍上场学打网球，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行车，周未时，我们举家骑车郊游；有时去寻找我们少年时的足迹。至于冬天，我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去佛蒙特州山岗上滑雪。自从我和奥利夫邂逅后，我们俩经常去那里滑雪。当 IBM公司赚大钱后，我们在那里盖了一幢房子。从当时我们的收人情况来讲，这是一个重要而又有点冒险的决定。那时滑雪运动还不普及，在我们盖的房子附近的山岗上只有一座滑雪屋，在曼斯菲尔德山脚下，离史托威镇只有6 英里。座椅缆车是新英格兰的首家缆车，缆椅一排排鱼贯而行，在繁忙的周未，人头涌动，如果等上45 分钟后就轮到你乘坐、那就算很幸运了。我们的房子是拱型的天花板，一面全玻璃墙。从屋里望出去，雪树银花尽收眼底，令人陶醉。屋子很宽敞，可以睡下20 个人，有两间双人卧室，还有几间给孩子们的集体卧室。屋子里摆设了许多我们去阿尔卑斯山和北欧旅游时带回来的纪念品，地上铺的是可以卷起来跳舞的亚麻毡。在壁炉的墙上挂了一幅传统的油画，画面是白雪皑皑的群峰，象征着佛蒙特州，它对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幅画原先挂在 IBM公司地区俱乐部的宴会厅里，父亲在那里举行过无数次的工作午餐会。在我所参加的午餐会上，我总是瞪大了眼睛想到， “几天后我即将出现在那里”，这幅画尤其使我联想到山坡上的滑雪道。每个周未，我们开车去滑雪场，全程要 7个小时，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仍然能回忆起用小车推着一群可爱而又喧闹的孩子们外出踏青和告诉他们的同学及朋友在哪间房间睡觉的情景。这幢房子对那些不怀疑别人的人是十分刺激的。我们在屋里经常嘻戏玩笑，把橡皮蛇藏在被子里，把水杯放在门的上面，奥利夫和我都要孩子们带着家庭作业，但他们往往把书包往大门后一放，直到周未过去了才去碰它们。这主要是我的过错，我带着他们玩得部么起劲，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功课。我早上 7点钟，就兴冲冲地带着他们出门，晚上到点灯时分才回来，然后又听强劲的瑞士山地音乐，吃完饭后又散步，直到月亮高挂才进屋。我们去滑雪旅行有意识地保持斯巴达克式的简朴。当然孩子们也不可能不知道我们财富正在旧益增加，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 孩子在奢侈浮华中长大。洗衣、做饭和打扫房间都由奥利夫和我自己来做。烹饪是我的一项乐趣，也使我回想起当年我在母亲赞许的眼光下上台领取童于军烹饪大赛的奖焕的情形。我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所有伪柜橱和抽屉都贴上了标签，谁来帮厨都会把炊具用完后整齐地放回原处。奥利夫发明了一种新办法去安排孩子们的寝室。她发现有 6种标准颜色的毛巾，把孩子们的 6 张床也漆成6种颜色，把毛巾挂在相同颜色的床头，洗澡间的柜子也如法泡制。每个孩子一种颜色，每个小家伙都要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不会相互推倭。同时，我力求把母亲节俭的精神传下去。三女儿简尼特讲过这样一件事，说我总是告诉他们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灯，但不很成功。最后在一天清晨；当他们又都不关----------------------- Page 180-----------------------灯就离开房间后，我就把所有开着灯的灯泡都拧了下来并藏了起来，等日落他们回来后，谁也无法开灯。盖一所滑雪屋是一件美好而又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我有了更宏大的愿望，我们想找一所夏天避暑的房子，我还希望房子有降落飞机和停靠游艇的地方。而且现在趁孩子还小，我们能负担得起，用不着非要等到 IBM公司业务扩展后。奥利夫和我的期望是从乘坐一架租用飞机开始的。我们飞越了长岛、布洛克岛、玛莎庄园、那塔基地和科德角的海岸。很快我们就飞到离缅因州海岸接近堪顿的地方。在我孩提时代，父亲在那里买了一所避暑的别墅。最后，我和奥利夫在北哈芬岛发现了一个引人人胜的地方，那里距匹诺斯考特湾的堪顿只有几英里，那里有座名叫橡树岭的农场正要出售，这座农场是一个绵延半英里长的半岛，那里风景优美，乱石峥嵘，海边有一大片云杉，空旷的草地上放牧着大群的羊，在半岛的最高处有几株橡树，农庄由此而得名 “橡村岭农庄”。唯一的建筑物是一所破旧的农舍，烟囱已经倒坍了，但那里有一个美妙的小海湾，还有一片能供飞机起降的开阔平地。夏天的缅因州海岸美极了，没有哪个地方能与之相比，经过了长达9个月的严冬和短时间的复苏，万物都欣欣向荣。这个绝妙去处是我们夏天寻幽探胜的宝地，我的客人也穿流不息，蜂拥而至，其中有飞行员、航海家，还有孩子们学校的同学和朋友。这所房子在我们买下前已经空了20 年了。过去的农场主曾计划将这所旧房子推倒，然后在农庄的山坡顶上盖一所高级寓所。但奥利夫和我决定保留现有的房子。只要把烟囱和房顶修理好，房子对我们是挺合适的。房子实际上是由一间谷仓和两所农舍组成，是在50 年前连接到一块儿的；房子有许多小而舒适的房间，谷仓是经过改建的大场所，有一年我们将邻居邀请来举行 “四对方型”舞会，至此之后，在夏天举行这种舞会便成了这个地方的传统。我们修了一些路，使景色延伸并穿越到云杉林，我们还买了几匹马、骡、驴来骑。不久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想法，应当去买些动物放到农场来驯养，在周围驯养一些没有危险的动物是很有趣的。我征求了史密斯·索尼动物园主管的意见，列出了可驯养动物的名单，名单上首先是美洲驼。我弄来了一对美洲驼，然后又多了特别胆小的小鹿、雉和野火鸡。自从我知道缅因州有两家专门饲养野牛的农场后，差一点弄来几头养养。我拜访了第一个家伙，说明我有兴趣弄儿头野牛作为庞物来养，但他却说： “庞物！它们是一些凶猛的动物，饲养方法不对的话，还会攻击你呢。”于是我又去找第二家农场主，他可是个会做生意的人。他说，野牛温顺的象兔子一样。他还告诉我，他们就在厨房门外喂野牛。夫妇俩都愿把牛卖给我。但我最后决定接受第一个家伙的忠告。但我买了一对驯鹿，还买了一些摩弗伦野山羊，这些羊已经驯化了，但看起来颇象落矾山山羊，头上长春长而弯曲的角。我觉得，在橡树坡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要实施，我喜欢开着一部老爷车，载着孩子们在山坡上兜风，这部车颇似我在 12岁时偷偷地买的那辆车。孩子们给每条路都以家乡的路名未命名，例如给那条难行的路叫 “集市路”，还有的叫“盲蛛路”等。我们还有一辆红色的水陆两用汽车，这样孩子们也常邀请一些同学去野餐，然后使同学们感到吃惊的是，让我开车载着他们越过层层的小丘，穿过潺潺的流水，再越过约二百英尺的海面，来到一个美丽的小岛。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有些计划要实施的。在靠水的小坡上，停放着一艘中国式的平底帆船，造型十分古朴，是我以前去香港旅行时买的，然后把它运回了缅因州。----------------------- Page 181-----------------------但这艘船在水上试航时特别难驾驶，孩子们一点都不喜欢它，我们只好又把船拉出水面，搁放在岸上，停放在那里作为一种摆饰物品。在另一个小坡顶上，树立着一座高达50 英尺的图腾柱，是一位自称为科克波酋长的土著美洲人的手工作品。有一年，他和我一同坐车穿越加拿大，一路上我也没有弄清他到底属于哪个印第安部落。他向我游说，让他的助手为我刻一座印第安图腾柱。他很迷人，谈吐风趣，我就同意购买了。不久。这座图腾柱就树立在小山坡的顶上了。后来我又出差到科罗拉多州，看到了一座有真人那样大小的铜像，塑的是一位印第安女人在磨玉米，我把铜像买下未后安放在农舍附近的高高的野草丛中，我觉得，科克波酋长的图腾柱可以说是那种无处不有的，善于花言巧语的商人的标记。奥利夫和我尽可能地带孩子们去四处旅行。旅游会对孩子们产生极大的影响，行万里路胜似读万卷书，我想这也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了。以前父亲就是这样做的，我记得他带着我们，开着带篷的汽车去尼加拉大瀑布、华盛顿等地方。奥利夫和我对此是毫不犹豫的，只要旅行对孩子们有好处，我们每次总是要从学校接一个孩子出来一同去旅行。我甚至多次带着小辛迪出差。简妮特至今还谈到，有一次我们觉得她精神不振，带她到巴黎足足呆了一个星期。每两年我就中断一下工作，带着全家大小作长途旅行、我想正因为工作多，负担重，就更需要多旅游和休假，我对两者同样看重。孩子们可以经常看到我把地图铺在餐厅桌上，长时间地审视航线，研究有关我们将要去的那些地方的书籍和资料。第一件事就是把全美国介绍给他们。通常是租用一架 IBM飞机，由我自己来驾驶，从白缅因镇到加利福尼亚州，在返回时作许多次的降落停留，并有意让飞机低空飞行，掠过庄稼地，以便使他们能一览广阔无垠的平川，然后飞到落矾山腹地。当我们降落在拉斯维加斯加油时，他们都跑进航空站玩角子老虎机/直到老板出来对我说，他们太小，不能玩这种赌博机。奥利夫是我们冒险活动最好的伙伴。当出现麻烦和危险时，她能临危不惧，坚韧不拔。记得有一次我们飞越大峡谷时，由于气流不稳，飞机开始左右摇晃和猛烈颠簸，孩子们开始晕机。简妮特还能按照我的指点，在猛烈的颠簸中集中精力看机外的壮丽景色，在后座的奥利夫马上为两个小孩打开晕机包，安抚好孩子们的情绪，她干得十分出色。每次旅行，我都使出浑身的解数、想像力、金钱以及父亲以前对我的教诲，使孩子们记住这些旅行。我们全家第一次出国旅行是 1958年夏天，我有6 个星期的假期，带着孩子们坐船穿越瑞典越塔运河向北航行，然后下行到波罗的海。驾船航行如同驾机飞行一样使我心旷神怡。我买了一艘长54 英尺的新游艇，是由颇负盛名的阿贝京造船公司制造的。当我们在船坞验收完这条船后，就为她命名为 “巴拉望”号，这是菲律宾的一座美丽的岛屿的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去过那里，俗语说，“远航和家庭，水火不相容。”两者也是一种竞赛，但我的 “巴拉望”号船和我的家庭却是水乳交融的。第二年我就驾着船参加纽约游艇俱乐部在长岛举办的航海比赛，并第一次获得重要航海比赛的桂冠。在游艇里张罗一切都十分艰难，要定食谱，还要排值班表。我和妻子以前都去过瑞典，但不知道孩子们会觉得怎么样。 “巴拉望”号很快就成为孩子们的航行生活的习惯场所。在我们的新游艇的甲板栏杆上，凉挂着孩子们潮湿的卧具，驶向瑞典的港口。我们所访问的那些城市都很安全，因此我们就让孩子们自己骑着自行车开路闯荡，我们只是陪伴他们。连当时只有4 岁-----------------------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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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国际贸易公司的天下，不是我的地盘，但每年因涉及公司通盘业务，我都有机会来出差一两次，每次我们都有机会在一块儿畅叙一番，这是我和迪克在一起的最快乐时光。记得50 年代未的一个傍晚，我、迪克和魏茨、术勒去柏林，第二天和勃兰恃有一场会见，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当了柏林市长，再后来则当上了西德总理。当然，西柏林的夜总会是最吸引人的，没有人愿意呆在旅馆里研究第二天会见的材料。我们先去了两家有歌舞表演的酒吧，然后义到一家著名的夜总会，那里每张桌子都有醒目的号码和一台电话，如果你在房间里看上了一位你所喜欢的姑娘，你就可以打电话向她介绍你自己。迪克、魏茨和我真是大饱眼福，我们呆到差不多拂晓的时候，当然我们并没有干什么丑事，但第二天早上我们真是狼狈不堪，谁也没有让服务台安排 “叫醒服务”，当我醒来的时候，离事先安排好会见勃兰特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我从未见过三个人穿白衬衣是如此神速。我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出租车，在车中我们喋喋不休地争吵着睡----------------------- Page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