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电公司和西尔维尼亚公司带他转了他们巨大的真空管工厂 “，本行业中每一个人都在使用这里的产品。雷明顿·兰德公司炫耀了他们的UNIVAC 电脑，并请来了著名的莱斯利·戈洛夫斯将军作为他们的发言人。此公在战时曾负责 “曼哈顿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制造了原子弹。我尽量的不去担心戈洛夫斯或其他的竞争对手们，只是让 IBM自己证明自己。我带领福雷斯特去参观了我们的车间，并把他介绍给我们最天才的成员们。他当时正处在把该系统尽快投入制造的强大压力之下，我认为使他难忘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工厂里生产计算机了。我们承包了这个项目初级建设的一小部分任务，那就是与麻省理工学院联手搞样机的制造。为了使该系统的实施成为可能，计算机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工作。那时候。运算多是以批处理的形式完成的，它要求先收集数据，接着把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再等答案出来。这有点让人觉得象马戏团里的高台跳水演员，每次表演都需长时间的擂鼓助兴，然后迅速地一跳，最后溅出一个水花。但是SAGE 需要随时掌握瞬间万变的防空全貌。这意味着电脑必须持续不断地接收雷达收集来的信息，并连续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因此，SAGE的电脑系统更象一个杂耍艺人，他不断地抛开旧球，以接住助手从四面八方投来的新球，而半空中总有几个球停留。即时信息处理的技术难度已经够大，可是空军还要求这一系统必须绝对可靠，那时，如果有谁制造出可在8 小时内成功地连续运行的计算机，就已堪称了不起。但是sAGE 的电脑需要能够年复一年、一天24 小时精确无误地工作。当苏联于1953年夏试爆了它的第一枚氢弹后，完成 “半自动地面环境”工程的任务己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从其他的计算机项目中抽调出自己最优秀的工程师去同福雷斯特的人一道工作。工程开始一年后，我们有七百人投入这一项目，设计和制造合格的样机只花了 14 个月的时间。样机是台庞然大物，比以往的任何计算机都大得多，空军把它命名为AN/FsQ—7 简称。Q 一7。它装有5 万只真空管，它的数十个机箱占据了一整间大仓库。尽管电传递的速度接近于光速，信号从这台计算机的一部分输送到另一部分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由此可以想象它的庞大。虽然我们成功地制造了样机，但这并不保证我们能拿到整个工程下一步的任务，SAGE 工程的大头——生产和维修整个系统所需的几十台计算机的合同——仍不知鹿死谁手。我觉得，赢得这个合同对 IBM的前途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它能使得到这批计算机制造权的公司领会到成批生产的奥秘，从而在整个行业中遥遥领先。我们为 sAGE制造了样机，这使我们在竞争中占了有----------------------- Page 131-----------------------利地位。但是在与麻省理工学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几次我真以为我们把这事儿给搞砸了。、福雷斯特是计算机硬件方面的天才，但他丝毫不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生产流程是多么的艰难。他认为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全盘失误。他把他所理解的管理叫做 “白马骑士原则”。这个“白马骑士”指的是拿破仑。福雷斯特认为每一工程项目都必须有一名独裁者，然而我们的技工不吃这一套。他没完没了的批评令他们气愤，同时也愈加执拗。我真担心福雷斯特会把 sAGE 工程转移到别处。我为签订这一合同书所付出的努力，比我一生中为任何其他生意付出的都多。我不断地去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一直晤晤嗯嗯拿不定主意。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他把生意给我，在合同签订之前我就可以为他建一座工厂。我知道他很怕空军中的公文旅行浪费他的时间， “只要你点头，这一周内我们就可以开始盖工厂，”我说。他同意了。几年之内，我们已有几千名工作人员投身于这项宏大的工程巨型的Q 一7计算机在北美大陆各地运行着。我们一共制造了48 台。有时当你驱车行驶于荒远地区时，你可能会遇到 “半自动地面环境”系统的中心站。这些水泥建筑没有窗户，每座占地一英亩，里面装有两台Q—7计算机。控制室是一间用怪异的蓝色灯光照明的大房间，监视情况的指挥官坐在一张巨大的辖区地图前，在控制板上，电脑把天空中所有飞机的移动用黄色描绘出来，并有符号标示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果有入侵者进入，指挥官只须用一种叫做“光枪”的仪器指向它在屏幕上的标志，系统就会自动地把它所在的位置传送给拦截机和高射炮台。空军所要求的系统的可靠性也可以保证，我们让Q7 机两个一组轮流运行。每组中，当一台机器操作雷达时，另一台接受检修，或在一旁待命。这样大多数sAGE 中心站就能够在97％的时间里处于警觉状态。“半自动地面环境”系统被誉为它的时代最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但是，尽管系统运行完好，激烈的军备竞赛却使它在甚至没有全部完成时就过时了。它能防范轰炸机的进攻，却不能防备导弹。所以当苏联人在1958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之后， “半自动地面环境”系统就显得落伍了。记得当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德国不来梅的一家旅馆餐厅里。有个侍者知道我是美国人，走上前来问我： “你们的人造地球卫星呢？你们的人造地球卫星在哪？”我们又一次开始心惊胆颤，因为我们面对可能来自太空的袭击而无能为力，公道他说， “半自动地面环境”的落伍，以及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不能怪罪杰伊·福雷斯特和军方人士。他们决定建造这个系统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对它的适宜性提出过疑问。这个系统给了 IBM我一直追求的巨大发展。直到50 年代未，“半自动地面环境”系统的电脑销售量几乎占我们全部计算机销售量的一半。为了坚持父亲立下的不发战争财的原则；这个项目我们没赚多少钱。但它使我们先于别人建立起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并训练了数千名新的电子产业工人。尽管 IBM 供应着国防部一大部分的电脑，我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冷血斗士，象多数惊慌中的行为一样，防空系统只是看起来可行。建立这个系统是因为我们担心苏联会飞到这边来，用他们的炸弹毁掉纽约。令人惊讶的是，从没有人想过要问苏联人为什么会想这么做。国务院也许会告诉我们，苏联人永远不会来进攻，因为他们清楚，我们会对他们的城市进行同样的报复。实际上，苏联也不具备能完成这种进攻的飞机。所以 “半自动地面环境”只是一个昂贵的想象，不久我们发觉，我们过分武装了自己，面临着相互灭亡----------------------- Page 132-----------------------的危险。但就在那个时刻，整个美国就象患了偏执狂，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参议员乔·麦卡锡正在举行听证会，主张把共产党人从每一处墙缝中挖出来。有那么一回我真以为，我办公室里用的百叶窗将使 IBM失去它在国防工业方面的机会。那时的百叶窗帘几乎都是横向的普通威尼斯式百叶窗帘，垂直窗帘才刚刚出现，我的办公室用了垂直穿帘。有一天，IBM 的一位工程师在我的办公室开会，对我的窗帘发生了兴趣，打算在他的办公室里装上同样的一副。于是他画了一张图，表示窗帘是如何接在地板和天棚上的轴上的。他把这片小纸片放进了衬衫口袋，很快就忘在了脑后。几天后，他用的洗衣工在把衬衫扔入洗衣机前检查了衬衫口袋，发现了那片小纸头，上面只画了一个图形，没有任何说明。麦卡锡那时已经把美国人变得草木皆兵，人人都怀疑别人是共产主义者。于是洗衣工把这片纸寄给了麦卡锡。很快地；参议院的调查人员来了，对我们的工程师说；’我们鉴定这是一个雷达天线的设计，我们想听听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希望完全公正地处理这件事，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雷达天线。它是在一件衬衫口袋里被发现的，而这件衬衫是你的。”我们这位老兄说：“哦！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是沃森办公室里的百叶窗！”于是他们要求见我，来到我办公室后，他们说明了工程师告诉他们的事。我说： “好吧，那些百叶窗就在这儿。”我示范给他们我的百叶窗的操作方式。他们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离开了。我想我没有流露出我内心的恐惧，不过对此我不大肯定。我们那时正在进行 “半自动地面环境”系统的工作，如果就因为这个而失去我们清清白白的安全记录，那简直太不值得了。麦卡锡主义猖撅的那些年月正是我初出茅庐的时期、我才刚刚开始经营公司，完全没有把握是否应该大胆他说出我的想法。我对麦卡锡的态度象许多其他关心事态的公民一样，一开始觉得他可能对他所做的一切心中有数；但是渐渐地，这种感觉让步给对他的威吓和谎言的愤慨与震惊。记得有一次我抽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瑞士滑雪，在旅馆房间的卧室里翻阅一份 《国际先驱论坛报》，其中有一篇关于麦卡锡谴责政府高级官员的文章。我不禁想： “我们怎么能容忍他这么干下去？他在把整个美国变成一座人间炼狱。”我第一次开始为美国感到难堪。回到纽约后，我把我的感受告诉给父亲。他也同样憎恶麦卡锡，但是劝我控制自己的感情。 “这些事通常是自生自灭的，”他说。父亲的达观使他从不对任何事物发表公开的反面意见。这是他超人的长处，同时也是他严重的弱点。几年前， “他比别人更早地公开支持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新政，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不知道他是否正确。不久之后，我被邀请去莱曼兄弟银行参加午宴。这是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在当时非常有影响。那天有儿位重要人物到席，我们都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公司老板鲍比·莱曼谈到了麦卡锡。他说： “这个人很粗鲁，我不喜欢他的方式。但是，他查出政府中隐藏的共产党的理由冠冕堂皇，没有人能与之争论。”他又问我的看法，我说： “他不大赞同麦卡锡议员。我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弊大于利。我不相信我们政府的最高层中充斥了共产党人。如果有几个军队办事员是共产党，这当然不受欢迎，不过这并不十分事关重大。”那天的客人是很保守的一群，当时在座的二十几人中，我是唯一持这一----------------------- Page 133-----------------------观点的人。不过这并没有使我不安。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我接到了几个当时在场的人的来信，每封信中都包含着这样一个信息： “我不想公开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同意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商界中，我最佩服沃尔特·惠勒第二对麦卡锡的态度。他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家非常成功的制造公司的老板，小惠勒是个身高6 英尺多。体重差不多230 磅的彪形大汉。他被麦卡锡对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威廉·本顿所提出的200 万美元的指控激怒了。本顿曾发表演说，斥责麦卡锡制造谎言，并说他的政治迫害策略正在使美国四分五裂。麦卡锡以诽谤的罪名控告他，本顿竟选连任失败也与麦卡锡等人有关。正当这个案子要交到法庭审理时，麦卡锡忽然撤消了起诉。他说他的律师认为他无法证明本顿的话对他造成了损伤而向本顿索赔，因为他的律师们找不到任何一个相信本顿先生所说的一切的人。小惠勒本来与这件案子毫不相干。但是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麦卡锡，电文写道： “您的律师们肯定没有仔细地找过。我由衷地愿意为您出庭作证，我相信本顿先生所说的有关您的一切。并且我敢肯定，全国还有数百万的人会很高兴做同样的事。沃尔恃·惠勒，皮特内·鲍维斯股份有限公司。”惠勒同时把电文的复印件寄给了各家报纸，第二天早晨它出现在 《纽约时报》上，这是我所见的作为商人所表现出的最勇敢的行为。在今天这样的事听起来有些怪，但在那段时间里，麦卡锡的权力是相当可畏的。我给惠勒打了电话，并去拜访了他，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商界英雄。在华盛顿，陆军部长鲍伯·史蒂文斯在麦卡锡对陆军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情形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教会我怎样不表现得有风度。史蒂文斯是我父亲的朋友，曾是史蒂文斯纺织公司的老板，那是他家族的公司。史蒂文斯当然不是麦卡锡的对手。他恪守绅士之道，尽量把麦卡锡作为参议员来尊重。 “我当然想帮助你澄清事实，阁下，”他说。他越是肯合作，麻烦越多。我心想，他一定是受了大多的贵族式教育，以至于不能降格与麦卡锡针锋相对地较量。唯一能对付麦卡锡这样的无赖的方法就是抛开绅士风度，对他毫不退让。我认识的人们当中，大多数都在密切关注着听证会的进展。电视现场直播了最后一轮史蒂文斯的律师，一位才华横溢的策略家，雇用了波士顿律师约瑟夫·奈伊·韦尔奇为代理人。就是这位律师当着数百万的电视观众说：“阁下，你就一点都不顾及自己的脸皮吗？”这句话成了麦卡锡走下坡路的起点。到了那个时候我已明白，麦卡锡现象是美国脆弱病的一个症状。我打算公开医治这个病症，即使这意味着采取与父亲的原则相违的立场也在所不惜。那年晚些时候，我被邀请到印第安那州的韦思堡对一大群来自各行业的推销员发表演说。邀请我的是韦恩制泵公司的老板厄涅·盖尔梅耶。厄涅通过美国销售经理协会知道了我，他认为我年轻有为。即使在今天，那个地区也是相当保守的，当时，那里是麦卡锡势力的影响中心。我觉得对于发表反麦卡锡的演讲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讲台。 “你们也许不同意我的意见。很好！”我说。我演说的中心是，如果放在公开讨论的气氛中，麦卡锡主义将永远不会那么得势，我告诉他们，作为凭与人交谈谋生的美国推销员，他们对促进公众议题的辩论有着爱国性质的义务。----------------------- Page 134-----------------------“作为推销员，除了推销产品之外，我们有一个附加的义务，那就是我们应当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让任何邪恶的或是没有根据的怀疑来恐吓美国人民。我们有责任帮助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诚实、公正的公众舆论。不加约束的怀疑就象一场瘟疫，将导致美国的最终灭亡。如果这匹脱缰的野马再一次得以在美国横行，我们必须与之斗争，那将是一个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具说服力的推销技巧的时代。”当我结束演讲时掌声稀稀落落。尽管那时许多知名人士已对麦卡锡表示不满，我的演说也相对比较温和，厄涅·盖尔梅耶还是被我所讲的惊呆了，他竭力在任何人有机会和我说话之前把我带出了会堂。从厄涅的反映来看，韦恩堡的人厌恶我所说的一切，以至于厄涅感到他的声誉受到了损伤。不幸的是，那时还远不是现在这样随时可以乘飞机来去的时代，我还得在他家里渡过尴尬的一夜。我以为自己能把他们全部都争取过来。但是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令我感到心神不安。回到家，我对奥利夫说： “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就象我得了什么可怕的病一样。”后来我对父亲说了这件事。他说： “汤姆，我也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替穷人说话，支持高税收和强化福利制度。”他读了我的演说稿后，竞一点也没表示反驳。 “这些都是需要有人去说的话，我很高兴你正在这么做。我也很欣慰看到你有自己的公开立场，即使是少数派的立场。”过了不久以后，即便别的商人把我看作狂热的自由主义者而对我不屑一顾，我也不再感到尴尬了。我的感觉和父亲一样，这个国度已经给了他许许多多，并且也正在给我许许多多。我拥有一家利润很好的公司，我年轻，我精力旺盛，愿意直言所感所思。能做自由主义演说是商人的一种奢侈。如果IBM 的效益没有这么好，整个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人们不会对请我去演说感兴趣，我也绝不会这么率直，侮当我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我总要让人们知道，在我的身后，是强大的 IBM： “请看看这家公司吧，是这个小伙子在经营它。不要小看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我不是 IBM的总裁，而是一家煤矿的总裁，每年创造 6％的利润而不是23％，我的见解可能就永远也引不起公众的注意。----------------------- Page 135-----------------------第二十一章1955年，我的照片登在 《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就连父亲也从未获得过这般殊荣。我的感受是自豪和不安兼而有之。尽管现在 1BM 由我直接掌管，但是它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归功于父亲。 《时代》杂志这一期的专访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时代》杂志记者弗吉尼亚·贝内特小姐奉命采写一篇有关美国工业自动化的文章。当时，雷明顿一兰德公司的总部也设在曼哈顿，靠近我们公司的总部。贝内特小姐前去采访兰德公司的UNIVAC 电脑。说起来也真是我们的运气，兰德公司那天对她爱理不理的。贝内特采访不成，丧气地漫步返回她的办公室途中，无意之中经过我们公司的大门。她从橱窗里看见了新展示的 “国防计算机”。贝内特心想：“这里的人也是搞电脑的。我何不驻足试一试呢！”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一贯深信公司在公众中的形象之重要。他亲自挑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接待人员，安排在门厅迎接来访的客人。父亲对他们讲过同公众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凡是看上去有来头的访客，不论男女，都要奉为上宾，热忱相待。那天，在公司门厅值班的人中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接待小姐。贝内特小姐走进公司大门，说她是 《时代》杂志的记者，打算采写一篇专访。这位接待小姐胸有成竹，立刻回答说： “本公司的老板是沃森先生。他今天有事外出。但他的儿子汤姆先生是公司的总裁。您肯定可以见到他。”十分钟之后，弗吉尼亚·贝内特小姐就已经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听着有关 IBM创造电子奇迹的介绍。《时代》杂志的编辑们一直认为，电子工业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他们欣赏 1BM 的做法，认为切合主题。很久以前， 《时代》杂志曾派一些记者采访了 IBM公司的所有上层人员。父亲在棕搁滩渡假时，他们曾派一名记者前往会见。另一名记者赶到芝加哥，参加我们公司的一次推销会议。我在芝加哥一间旅馆的房间里花了三天的时间向他聊我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尔后，他们还索取了有关我们的电脑、我们的工厂及我的家庭的许多照片。在这期的 《时代》杂志上，我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封面上。照片的背景是一台灰黑色的电脑，它握有一只机械手臂，而机械手臂又伸出去按它自己的按制钮。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醒目标题是：IBM的沃森先生孜孜不倦追求 永不停息思考这是任何公司老板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宣传。 《时代》杂志把我们的产品和当代文明的发展相提并论，而它的读者达数百万之众。这篇专访写道：“人类的前景确实光辉灿烂。工业自动化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都意味着新的安逸、新的财富和新的尊严。”当时父亲并不热中于电脑项目。他把电脑方面的事都推给威廉斯和我去管。但是，这件事至少表明，父亲对于搞成电脑不无 兴趣。早在电脑问世之前数十年，他就已预见到打孔机将被淘汰。这篇专访插登了父亲的一幅小照片，记述了他创建 IBM的经历。假如我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会感觉受到轻蔑，连我的儿子也会打抱不平。这给我的激动之情泼了一瓢凉水。我感到责无旁贷，应设法减缓对父亲自负心理的打击，于是就给他和母亲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写道：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只要说的是好话，那都是您的写照。没有您的创业精神和鼓励，我绝无可能----------------------- Page 136-----------------------成为 IBM的总裁。爸爸，这点我铭记在心。我也是这样对 《时代》杂志记者说的。我自知缺少您当初创办这家公司的豪情壮志，但我希望干好，一定不让这份基业败在我的手中。”我向他作的这番保证既是真诚的，又是笨拙的。但能否使他感到宽慰，我自己也心中无数。他从来没有向我谈及 《时代》杂志发表的那篇专访。他从来没有说过 “儿子，好好干！”这样的话。五十年代中期， “电脑”正成为一个十分时髦的字眼，受重视的程度不亚于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 “维生素”。许多公司的高级主管和老板们都确信，未来将是电脑大行其道的日子。许多公司的董事长都说： “我们也得搞一台电脑！”尽管当时对如何使用电脑还神秘莫测，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都想安装一台。在电脑化管理方面，与其坐等，不如冒险一试，这在当时成了人们通常的认识。要是雷明顿·兰德公司从一开始就把金钱和心血倾注在电脑上，那么登在 《时代》杂志上的就会是兰德公司而不是我们了。但是，在兰德公司的高层人员中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电脑在将来的地位和作用。该公司的老板吉姆·兰德更是什么行业都想插手，搞多种行业的联合大企业。父亲主张持之以恒，选准一两个有潜力的事业搞到底。但是兰德公司则什么都产都销，从办公设备到电动剃须刀，从自动导航仪到农业机械，无所不干。兰德甚至不准许该公司的打孔机推销人员兼销电脑，因为他说这样会大大增加公司的成本开支。这么一来，如果新的UNIVAC 电脑取代了雷明顿·兰德的打孔机，那打孔机推销人员还拿什么回扣呢？IBM 则根本没有这种问题——我们心无旁骛地把全部推销力量放在我们的电脑上。起初，我们的推销人员对电脑也几乎一窍不通。但我们确信懂电脑的高级主管和工程师们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他们开展推销活动。早在电脑发货前几个月，我们就雇用了一大批学数学、物理的大学毕业生和工程师，到客户门上教他们如何操作使用电脑。为了普及推广这个新领域的知识，我们还在波基普西为客户和推销人员举办各种讲座。在 IBM的历史上，技术创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几经挫折才略有所成。但是现在，技术问题已不再那么重要，相比之下，推销手段则重要得多。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派出懂技术的业务人员登门拜访客户，讲解如何顺顺当当地安装电脑及如何操作使用电脑。我们推销电脑的秘诀与父亲成功地推销打孔机的秘诀别无二致，即系统的知识。这就是 IBM能够垄断市场的原因所在。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在这方面投入足够的精力。雷明顿·兰德公司同我们公司一样也从事打孔机业务。他们公司的人本应精于此道，但是却没有做到。到 1954 年春天，IBM和 UNIVAC 处于并驾齐驱之势。在实际安装的电脑方面，雷明顿·兰德公司仍略占上风，领先大约十五至二十台。但是，我们的推销人员比工厂和工程师们干得出色得多，他们拿到手的订单比雷明顿 ·兰德公司多四倍。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电脑交到客户手中。当时最畅销的新电脑是应用于会计系统的 “702型”。我们己获得五十台 “702型”电脑的订单。从秋天开始干起，这批货就够我们的生产部门忙乎三年的了。生产计划在如期进行，但是把如此多的人手投入到 “702 型”电脑上，大家非常担心会顾此失彼，捉襟见时。就连父亲也感到紧张，担心其他公司会眼红插手，把这笔生意抢走。他着急地对我们说： “照现在这样的速度，我们怎----------------------- Page 137-----------------------么完成得了这批订单！”要如期把这批 “702型”电脑交给客户，IBM公司的所有部门——生产计划部、工程部、制造部、经销部都必须通力合作、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我并不指望这种局面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为协调工作非常复杂。而且，当时有许多人对打孔机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们不希望电脑成功，反倒乐于看电脑的 “洋相”。为了避免砸锅，我决定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我所挑选的人是文·利尔森一 1BM 出类拔革的执行总裁之一。他身高6.6 英尺，富有魅力。他只要在某个地方一露面，就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证明，这是1BM历史上所委派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到夏天，我们的工程师们知道， “702 型”的功能并非象我们以为的那样好，可能难以同UNIVAC 匹敌。这使工程师们忧心忡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电脑的记忆功能尚不完备。虽然我们使用的储存系统在处理速度方面比UNIVAC 快，但经常出现 “遗忘”的毛病。把这样的电脑交给客户，无疑会损害 IBM的信誉。我们必须改进 “702 型”的可靠性，而当时可行的办法只有派实验室培训的专家去保养这种电脑。我们的工程师和生产主管们不知如何办才好。利尔森不愧是个排难高手。他的第一招是弄来一台弃之不用的 “702型”旧电脑，送到麻省理工学院，求教于从事美国空军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的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的工程师们在开发记忆技术方面取得过历史性的突破。他们能把大量资料储存在一小块螺帽状的“磁蕊”上。磁蕊的记忆功能极为可靠。我们的工程师本来计划把磁蕊应用于 IBM的下一代电脑，但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才能上路。利尔森要他们来个飞跃，立即上马。他紧催工程师们大大加快进度，结果不到半年，我们的所有电脑生产线都装配了记忆磁蕊。同时，利尔森还决定继续生产可靠性较差的老式的“702 型”，以此作为权宜之计，但时间只限定一年。一旦新型电脑研制出来，我们就能把客户的老式电脑全部更新换代。一年多一点时间之后，这种改进设计的电脑就开始出厂交货。这种产品使 UNIVAC相形见绌。我们很快就遥遥领先，使雷明顿·兰德公司望尘莫及。到 1956年举行大选的时候，我们己有87 台电脑在运行，还有190 台电脑的订单到手；而其他所有的电脑制造商却只有41 台电脑在运行，收到的订单也只有40 台。这次大选，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击败了史蒂文森，可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电脑却统统都是 IBM制造的。只要我们拥有领先的技术以完善我们的系统知识，IBM 的业务便扶摇直上。1954年我们刚开发出一种 “650型”的小电脑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650型”小电脑在性能方面远不如国防计算机，但在价格方面却便宜得多。当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如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等都竞相制造符合一般商业用途的各种小电脑。但 “65O 型”在性能上都压倒了它们，并在数年间使我们把数千家打孔机用户带进了电脑时代。 “650 型”每月的租金只有4000 美元。它可以同普通的打孔机连用，所以成为那些急于使用计算机的公司的最佳选择。它所具有的计算功能则远胜于打孔机。举例来说，人寿保险，公司是根据客户的年龄、性别及其他因素按不同的保险利率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因此，保险公司必须用人工计算，往往要花大笔钱雇人来计算保险金。公司职员们一边看着桌上的利率表，一边用加法器算出帐单。但是，如果使用 IBM的 “650 型”电脑，只要把计算公式输入电脑储存，它----------------------- Page 138-----------------------就能自动计算出保险公司所需的各种数据。它处理这种日常工作的能力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 “650 型”电脑热。及至我们的价值达数百万美元的 700 大型系统计算机问世， “650型”就变成专用于会计的原型机了。在开创诸如程序设计、系统工程等新领域方面，IBM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最终的结果表明，我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产业；但我们也发现，世界井非是完全属于我们的。这好比我们有飞机，但没有人去驾驶它，也没有地方供它着陆。我们的客户经常抱怨说，购买电脑后最难办的事是要雇用专业人员去操作、维护它。当他们有困难要求帮助时，我们又派不出足够的技术人员，而当时的大学又都没有开设电脑课程。有时，我们甚至感到处于不得不退掉客户订单的境地。因此，我在 1955年又跑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要求他们着手培训电脑人才。我们准备了一份礼———部大型电脑和一笔资金。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东北部的另外 10所学校同意与我们合作，共同使用这部电脑和资金。我们还决定，凡是使用 “650 型”电脑的学校享受与使用我公司生产的打孔机同样的优惠，既凡是开设商业资料处理课程或电子计算机课程的学校，可打百分之四十的折扣；凡这两门课程都开设的学校则可打百分之六十的折扣。我把这些优惠于教育的做法作为 IBM的工作重点，因为五年之内新一代的电脑专业人才从学校毕业，就可能满足扩充电脑市场的需要。在那些年里，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想方设法为 IBM的研究和开发招揽高级人才。最难吸引的是那些毕业于斯但福大学、加州大学的工程师。这些佼佼者们根本不愿离开西海岸的明媚阳光而跑到东海岸来。因此，我当机立断，决定在圣何塞建一个实验室；并购买了原先计划用来开办超级市场的一座建筑物。我派雷诺·约翰逊去主持这个新实验室。此人来自恩迪科特，原在父亲手下工作，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发明家石他以前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执教，三十年代到 IBM 来建议为学校研制一种能自动判阅多种选择试题的机器。当时，一些董事对他说，这种构想不可行。但父亲力排众议，高薪雇用了他，让他研制这种机器。没想到，IBM 靠这种判分机赚了数百万美元，而且这种设备在学校里延用至今。雷诺·约翰逊本来就想摆脱在恩迪科特的工作压力和勾心斗角，对让他去主持一个实验室欣然从命。他到了加利福尼亚，雇了三十多个年轻的工程师。不到三年，他们为 IBM搞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电脑磁盘。它可以把资料储存在细微磁体的表面。当时约翰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磁盘表面以便能有规则地储存资料。他向我演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当时的情景我现在仍历历在目。他站在一张旋转着的铝制碟片前，手里拿着一只盛有磁粉的纸杯。他小心翼翼地把磁粉倒在碟片的中央。一直到磁粉扩散到碟片的边缘，约翰逊才罢手，而一张磁盘也就大功告成了。他所发明的这种电脑被称为 RAMAC。它容纳了五十张磁盘。宛如把唱片选放在一只自动电唱机里。所不同的是，这些磁盘都是立即转动的。使用时，一个小型的机械臂会象一个磁头一样在磁盘表面来回移动，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内存资料。雷诺·约翰逊发明的这种磁盘凡经改进，至今还是各种电脑系统的主要储存装置，从大型电脑到个人电脑无不使用这种磁盘。可以说，这种磁盘实现了电脑实用性的一场革命。当时国防计算机所使用的那种电脑磁带应用性能不佳，要检索某一项资料如客户的帐户、某次航班还有多少座位等都非常麻烦。没有雷诺·约翰逊的磁盘，电脑的实用性就不过是纸上谈兵。其中原因，就好比一个音乐爱好者既有电唱机又有盒式录音机。他如果想要听录音磁带上的某一-----------------------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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