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更为紧张不安。我们在一个月圆之夜飞越南大西洋，云层阴森森地翻滚不停。飞了一半路程，我对机组作例行检查。我从飞行舱爬到领航员工作的前舱，发现领航员不是布拉德利挑选的那位老手，而是最后一刻换上来的新人。他几乎全秃了，我可以看到他的头疲倦地趴在他面前的大桌子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跳了起来。 “怎么样，比利？”我问道。“不知道。我没法开始工作。”我看看舱面，那里有大约20 个小纸团。 “这是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无法计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大西洋中央！”“是的，但这是南半球，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星星。”我回去对李说： “我想现在已经太晚了，继续按这个家伙安排的航线飞吧，但他说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李下去跟他谈了一会儿。没有理由责骂他，因此我们也没有那么做。我们飞行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就是不能准确说出我们的方位。在破晓时分，我们开始焦急地寻找陆地，直到比我们预计的时间晚了一小时才总算找到。到我们终于在现在属于加纳的阿克拉着陆时，油箱的指针已指向零。那还不是我们这次旅行中唯一惊险的事情。几天后，当我们进入俄国，准备在黑海的巴库着陆加油时，我爬到飞行舱底下的飞机腹部，在着陆前检查前轮。我止检查到一半，李就心不在焉地把着陆杆放到 “放下”的位置。犯这样的错误完全不象李的性格，但这一次他就犯了。令我恐惧的是，我正在检查的巨大的前轮开始沉沉地压下来。我跳向领航舱，几乎成功了，但我的一条腿被钩住了。我向领航员大喊，让他把耳机给我，并迫使自己别惊慌失措。我对李说： “我被钩住了，一条腿在着陆装置门和飞机的一面之间，门的另一面正靠在前轮柱的顶端，如果你现在着陆，前轮的运动将使门砍掉我的腿。”我在打开的门上四肢朝下躺着，往下一千英尺就是巴库的油田。无线电发报员走下来看了我一眼就昏倒了，不得不被人抬回到安全的炸弹舱。布拉德利将军也戴着夹鼻眼镜下来了。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叫来帮手。五分钟内他放松了着陆装置门后部的铰链，解救了我的大腿。我们8 月到达莫斯科时，战争快要发生转折，但俄国人和我们都不了解这一点。希特勒最好的军队连续第二年向他们进攻，在列宁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死亡人员即使对斯大林来说也肯定是骇人的；己有 100万俄国人因受伤和饥饿死去。还有数百万人被俘。上一年纳粹士兵逼近莫斯科，从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就能看到。大部分政府机构以及盟国的使馆向后撤退到五百英里之外的古比雪夫市。俄罗斯的严冬和红军的勇敢击退了纳粹，但我们到达时，莫斯科仍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我们搬入可以俯瞰红场的国家旅馆，从我们的房间就能看到克里姆林宫。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壕沟，停放着一支装满档案柜的小卡车车队。那些是俄罗斯的国家档案，准备一旦纳粹再次逼----------------------- Page 61-----------------------近城门就加以转移。秘书们整天进进出出，忙于收拾档案。你在大街上看到的人明显显示出营养不良的症状：红红的眼睑，晒黑的脸颊，和因只吃面包而鼓起的下腹。他们如此贫困，交通又极不方便，参加葬礼的人只好把他们死去的亲人用粗麻布裹上，用肩扛着送到墓地。我们抵达莫斯科后不到一个星期，温斯顿·丘吉尔飞来了。斯大林一直要求英国和美国立即开辟欧洲战场，丘吉尔此行就是要面对面地告诉他近期不可能。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把这比作是 “向北极运一块大冰块”。他花了三天时间才使俄国人安静下来，第四天早上他离开前往开罗，我们负责武装护送他到德黑兰。起飞前的晚上，我经历了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参加了一次外交宴会，并与英国首相握了手。不幸的是，与丘吉尔的飞行是对我与机组人员关系的一次重大打击。我们离家刚刚三个星期，就已出现了一个模式：每次我们需要这些人的时候，其中一些人总是酩酊大醉。我的工作是在需要飞行的早上把人召齐。如果我们预定在上午八时起飞，我就要在五时起床，然后走进他们的房间，把他们拉起来。在我们预定与丘吉尔同飞的那个早上，我发现上士和机组负责人正与一群俄国少女用裸体女人扑克打牌。在走出房间时，我跳到上士面前：“天啊，你不用每几天飞一次，但我们每一次飞行你都是醉醺醺的！”他回答说，他打牌多了，但喝酒少了，可我不相信。我们到了飞机场后，他要检查引擎，他检查完油箱后却忘了把套于套上。因此当我们在跑道上发动时，所有四个引擎上的保护套都被吹起来刮跑了。我敢肯定丘吉尔的飞行员看到了。他一定不明白我们的飞机发生了什么事。我因此非常讨厌上士。布拉德利将军与苏联人的谈判并不比丘吉尔顺利。我没有参加会谈，但我的一项职责是充当代表团的密码员，我看到了所有发出的电报。双方的表现令人失望。俄国人象他们现在有些时候一样让人心烦。我们试图帮助他们和我们自己，准备把飞机穿过西伯利亚运来，他们却在用哪种橡胶制造飞机轮胎的问题上与布拉德利纠缠不休。布拉德利只好不厌其烦地与他们讨论飞机的性能，提供飞机的时间安排，和美国准备派出运送飞机的驾驶员的人数。即使如此，俄国人依然认定，我们主要目的是想刺探情报，因此他们决定用自己的驾驶员驾驶飞机穿越西怕利亚。美国战争部毫不妥协。当它得知俄国不让美国驾驶员进入俄国时，它把向俄国提供的用于把驾驶员运到阿拉斯加的运输机的数目从40 架减少到 10架。我认为这不公平。毫无疑问俄国飞行员是够格的，那么我们有何理由让他们难以完成自己的工作呢？冗长的讨论仍在继续，我花了很多时间把一些小纸条放到一台金属机上，这是我们为电报加密和解密的办法。我向布拉德利表明，我有某种平易的性格，有能力持续不断地工作。不久将军需要作出决定时就开始来找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他就象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待我。他的儿子战前在英格兰驾驶B—17飞机表演时遇难去世了。我们之间还有另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不快乐，因为我们都没有收到爱妻的来信。我非常想念奥利夫，我们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但对我来说非常不幸，她和布拉德利夫人成了好朋友。布拉德利夫人以得到错误的 “内部消息”著称。我已经告诉奥利夫如何正确地在信上写上我的地址，可布拉德利夫人说： “啊，不，那是错的，你应该这样写地址。”结果布拉德利和我一封信也接不到，而机组的其它人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来信。想家和思念爱妻不停地打击着我，有时我感到就象有一把尖刀撕裂我的胸膛。在那些时候，我----------------------- Page 62-----------------------就咒骂希特勒和大皇裕仁，梦想在自己的家中安顿下来，过上安定的家庭生活。布拉德利用了三个月才与俄国人谈妥。在这期间，莫斯科的生活过得很慢。曾阻延了希特勒军队的秋雨连绵不断，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尽管战争仍未结束，俄国人让他们的芭蕾舞团和歌剧院继续上演，我们观看了一些精采的节目，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学俄语。我们常被派到德黑兰，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到，回来时我们为使馆购买了大批食物和必需品，把炸弹舱都装满了。卢埃林·汤普森参加了其中的一次飞行，并成了我的朋友。他当时是一位级别不高的外交官，但后来成为也许是派驻苏联的最伟大的美国大使。我还与一些驻外记者交上了朋友，如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埃迪·吉尔摩、瓦尔特·克尔、亨利·夏皮罗，以及本·罗伯森。我们主要的消息来源是英国广播公司，它每天下午对战争情况作忠实可靠的报道。我急于听到北非战役的消息，因为我坚信对隆美尔的战斗将预示着战争的结局。英国开始时进展缓慢，但当他们在阿拉曼打败德国人，当几天后美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时，我们晚上打扑克牌时情绪好多了。在机组人员中我是唯一一个到过莫斯科的，我是在布朗大学毕业后于1937年夏天到莫斯科的。现在我非常渴望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存空时，我找上伴，遛达5—10英里。妇女们常向我们作自我介绍。我们猜想她们是想和我们搭线。但要我们在三个月内只互相谈话，不跟其它人交谈，我们会发疯的。总的说来，结了婚的男人总是直截了当的，但对我们机组的一些人来说，事情变得很复杂。有时他们三个人一起去看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叫卢德米拉，自称是芭蕾舞演员。我与一位名叫丹娘的护士交上了朋友，她知道我的名字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们在两本字典的帮助下交谈，并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虽然我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几周后我们已经能够相当流利地交流了，她带我去看她的住处。在她的公寓套间里住着三户不同的人家，丹娘有一个象佣人的房间，隔壁是厨房。但另外两个房间都住上了整整一家子。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我让丹娘给我看她有什么穿的，她打开了衣橱。里面有一件冬衣、一件夏衣、一件带垫肩的外套、一些笨重的高统靴、一双平跟鞋、一双高跟鞋、一件毛衣、一些短上衣和毛衣。这就是全部穿戴了。我一有机会到德黑兰，就为丹娘或其它我认识的俄国人带回一些袜子、鞋或类似的东西。到 11月初，来自美国的飞机终于穿过西伯利亚飞来了，我们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布拉德利认为我们不久还要回到俄国来，因为需要美国人帮助监督运输行动。俄国人很高兴，竟允许我们用最适合我们需要的航线飞回家：向南飞到中国，布拉德利要在中国与另一位美国将军见面，然后穿过西伯利亚飞到阿拉斯加。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特权，我们成了战争期间向东飞越西伯利亚的少数几个美国空军机组之一。为庆祝我们与俄国人的关系。布拉德利把我们的飞机命名为 “莫斯科人”号，并用俄语字母把名字喷在飞机的前身。再次看到中国令我激动不已，我们在甘肃省沿着长城飞行时我尤为激动。当我得知我看到的只是靠近北京的同一座长城的一部分时，我大吃一惊。北京在大约 1000英里之外。我们在古城成都着陆，离蒋介石战时的陪都重庆不远。我们在靠近机场的一家小旅馆找到了房间。旅馆干净整洁，从我的房间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到处都非常可爱，使我真想一次又一次地----------------------- Page 63-----------------------回到中国。我们停留了几天，为飞机在冬天飞越西伯利亚做准备。布拉德利让我负责，我把工作安排给下面的人。第一天快结束时我向他们提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要飞一趟俄国。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说： “别算上我们。”他们还毫不客气他说，他们宁愿执行战斗任务，也不想再跟我飞一趟。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突然的一次打击。我在空军混得不错，而且是著名企业家的儿子，但我依然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为我工作的人。由于急着取悦布拉德利，我得罪了下面的每一个人。他们抱怨说，我要求太高，从不放松，要求每一件工作都得圆满地完成。他们认为我罗罗嗦嗦。他们说对了：如果人们干得挺好，罗嗦的批评不起作用。如果他们士气高涨，他们的努力相当接近目标，那么最好顺其自然。我对自己说： “管不好这些人我就什么都干不了。”我决定把他们争取过来。开始时，我开车24 英里带他们到重庆，在那里我请他们吃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饭菜，并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下一次飞行时，我问他们每一个人精神如何，在中国时是否收到来信。我还把成都买的小白铁片送给机组人员。他们的精神改善了，因为我们正在回家。不用说我的努力发挥作用了。穿越西伯利亚的飞行把我们带到了勒拿河岸边的遥远的雅库茨克市，我们到达时气温是华氏零下 22度。俄国人在如此遥远的北方保持了一座真正的城市，对此我不得不佩服，尽管它的主要产业之一是监狱。雅库茨克是收容来自莫斯科的流放犯人的地方，它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它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是沿勒拿河而下进入北极的拉普捷夫海。有一次我未加思索脱下手套，操纵推进控制器的手指就被冻伤了。第二天晚上我们起飞了，希望向东直飞 2000 英里外的阿拉斯加州诺姆市。但气温降到了零下40 度，严寒影响了飞机引擎的冷却和润滑。作为副驾驶员，我负责控制引擎，飞机的第四号引擎只释放出大约一半的动力。我不得不把三个好的引擎推进到超过它们安全点的位置，以便飞机起飞。在月色和云层中我们爬升了约 20 分钟，我开始认为我们成功了。但就在起飞后半小时，第四号引擎的油温升高，油压下降。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出了严重问题，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引擎过热将着火燃烧。我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掉那个引擎。”没人立即答话。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飞行板的加热器坏了。菲格尔没多言语，站在我们之间的将军也没有。我说： “我不想在这里说不吉利的话，但如果现在不干，我们就可能来不及关掉引擎。我建议我们关掉那个该死的引擎。”将军说： “是啊，我想你最好那样做，汤姆。”我按下一个红色的按纽，引擎立即关掉了。靠另外三个引擎我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因为第二号引擎也出了一些小问题。也许我们总共只有65％的动力。我们碰到了真正的麻烦：飞机正备结冰，无法保持高度，却继续向 800英里之外的诺姆飞去。我考虑了约一分钟，然后说： “嘿，伙计，别对我说我们要靠三个引擎飞到诺姆。我们正在结冰，前面没有机场，我们往前飞，就等着好瞧的吧。”最后，布拉德利说我们应该掉头。雅库茨克的灯火是我看到过的最明亮的灯火之一，因为我原以为我们绝不会活着飞回来。现在下着大雪；我们几乎无法放下着陆装置。我们开始以可怕的速度下降；我把两个好的引擎推到极限。飞机结了冰变得非常沉重，----------------------- Page 64-----------------------李和哦费尽力气才能加以控制。快到地面时我们作了最后一次调头，在我看来我们快要撞上了，但我们终于对准了跑道，在大雪中几乎看不到跑道。我们还在下降。我看到了前面的树木，向李大喊，但他看不到，因为他前面的玻璃被雪覆盖了。因此我把操纵杆往后拉并关掉节流阀。机舱里的人后来告诉我将军在那一刻闭上了眼睛。我们掠过树木的上空，在跑道的未端着地，没有太大的颠簸。我想大家就象战争结束了一样高兴。我们在黎明前回到市里，很高兴再次看到我的温暖的房间以及房间里粗糙的木板墙和火炉。我们的飞机在冬天里报废了，我们被困在雅库茨克，一周后俄国人才安排了运输机把我们接出去。机组的大多数人心满意足地呆在房间里。尽管外面很冷，我每天都与我们的译员哈利·特里西出外走走，看看这座城市。每当我们外出，总有当地的一两名警官跟我们在一起，组成一群人。我敢担保在过去50 年不是作为犯人到过这里的外国人不会超过25 人。雅库茨克的西区似乎是一座很大的监狱，他们从不让我们接近，因此我们也不敢肯定。城市里充斥着波兰人。他们过去是犯人，现在还很穷，无法离开。我们碰到的很多人讲法语或德语。这个地方还有突出的民间文化，我发现它比共产文化更有魅力。当地人被称为雅库茨人。看上去象爱斯基摩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斜眼，长着小胡子。他们穿粗糙的靴子和皮衣，骑小种西伯利亚马或驯鹿。要不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裹腿、手套和靴子，我们可能会冻僵。我为将要降生的孩子买了一件皮衣。在没有暖气的市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在附近出土的柱牙象和当地一位公主的木乃伊。她穿着昂贵的皮衣，戴着小珠子。古人用的器具表明当地的文明非常古老。在雅库茨克停留的第三天，我们到大雪覆盖的河面上看雪景。在那里你看到的是西伯利亚静止不动的画面。河面平坦、雪白、阴郁。远处我可以看到城市冒出依浓的煤烟，徒劳地抵御着严寒。寒冷刺骨，我们的眼睫毛也结了冰。那天晚上将军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们无所顾忌，什么都谈。最后他提到了下一次到俄国的飞行，他说李·菲格尔不太喜欢手下人的工作，不想再干了。他说：“汤姆，我要让你当主驾驶师。你工作努力，学会了不少东西，我很高兴。你完全胜任。”即使他给我一百万美元，我也不会感到更高兴了。那天晚上我径直走进机长室，告诉他我不希望他感到难受，象他当初认为我难受一样，并问他能否留下来。他同意留下，机组的其它人也同意。我过去在他们身上作出的努力使我避免了尴尬，不用对布拉德利说他的机组拒绝我当机长。有趣的是，一旦我真正开始想着他们，我发现很容易使他们兴高采烈。 “给一点赏识，拍几下后背”，这句格言的确有效。我们终于乘坐一架俄国运输机离开了，飞机带着我们越过东西伯利亚陡峭、沉重的山峰，我们停下来加油的机场已排满了准备飞往东部前线的新型美制战斗机。布拉德利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运输线 （简称阿拉西伯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战争快结束时近八千架飞机沿着这条航线飞到了俄国。即使是我们自己的B—24 飞机也作出了贡献。俄国人把它修好后再次投入飞行。在战时交给俄国的飞机的正式纪录里，有很多战斗机、轻型轰炸机和运输机，还有一架重型轰炸机。那就是我们的 B—24 飞机，这是对布拉德利俄国之行的一个小小的纪念。1942年圣诞节前，我及时赶回纽约，赶上了我们第一个儿子的降生。但两个月后这一巨大的欢乐变成了悲剧。----------------------- Page 65-----------------------一天下午，我正在华盛顿附近驾驶一架DC—3 飞机作练习飞行，这时无线电呼叫： “沃森机长，立即着陆。”在机场我发现一位身穿外衣、头戴圆顶礼帽的 IBM的工作人员正在等我。他说： “汤姆，事情不好了。你的孩子病得很重，你父亲叫你，你必须到纽约去。”我跑步回到 DC—3 飞机上。当时很多事情还不正规。飞行上士通过无线电允许我借用飞机。一个小时后我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在那里我美丽的奥利夫坐在墙边，父亲站在她的身边。看到他们两人，我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当时护士推着小车带他上公园，他是在睡眠中死去的，奥立夫悲痛欲绝。父亲对她出来颇为不安，因为按照老式的想法，他认为她应该跟死去的孩子呆上24 小时。但她根本不想看到孩子的遗体。我没有责怪她。一回到我们的小公寓，我就去看孩子的推车。我把褥单拿出来，然后把枕套脱下来，在靠近孩子的小嘴的地方有一丝血迹。他显然呼吸困难，在挣扎时吐了一些血。我把枕套扔到洗衣机内，并把孩子的其它物品藏了起来。我们决定要求作尸检，看看我们作为父母是否有什么毛病。医生来把孩子的尸体带走了。我们没有拿到书面的报告。医生仅仅说： “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继续干吧，你们会有更多的孩子。”第二天，一份死亡通知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电话响起来了。是我在莫斯科认识的一位记者本·罗伯森打来的。我说： “你好，本，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遇到了不幸，我现在无法谈。”“我知道你的不幸。我就在你的大楼里。”“什么？”“我想跟你谈谈。下来吧。”我下了楼，他跟我走到公园又走回来，说了很多话，我感到稍好一些了。我不太了解本，他那样做对我太重要了。这是非常善良的表现。那天晚上他坐上泛美公司的飞船走了，飞船在大雾中在里斯本港靠岸时发生了事故，本不幸遇难。但他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如果你能够在一个人非常悲痛时帮助他，你就应该竭尽全力去做。我们把孩子葬在威斯特切斯特县长眠洞墓地，我父亲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迄今一直是空的。在冬日的正午看着那个小棺材放到地下，真令人可怕。此后我把奥利夫带到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一个军人疗养地。我们乘坐夜间列车去的，我买了一瓶苏格兰酒。我为奥利夫和自己各斟了一杯。然后我说： “我想喝酒解决不了这种问题。”她说： “你说得对。”因此我把苏格兰酒泼到水池里。我们坐在一起，深感悲痛。----------------------- Page 66-----------------------第十三章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我把 IBM抛诸脑后。父亲和我每年见几次面，却从不讨论商业上的事情。但要完全避而不谈 IBM也是很困难的。当时整个军队开始靠 IBM的打孔卡运作，因为战争如此巨大和复杂，很多事情必须就在战场上记录下来。战争快结束时我到过刚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回来的太平洋珊瑚岛，发现那里有一支机动打孔队，他们正把部队的薪饷制成图表 （这些是我兄弟迪克的发明，战争结束时他已是军需部队的上校；他想出主意，在战斗区把打孔机放在军用卡车上使用）。IBM 的打孔卡记录了轰炸的结果、伤亡人数、战俘人数、失踪人数和供应情况。每一个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一份打孔卡记录，从正式服役、分配、受训、服役直到退役，打孔卡一直伴随着他。还有一些 IBM的机器在许多机密部门得到应用。中途岛海战前。我们的仪器被用于破译日本人的密码，在海上搜寻德国人的 U型潜艇。为军队生产机器和国防供应品已足以使 IBM的工厂把生产能力扩大到顶点。但 IBM还被要求生产军需品，如战斗机上的机关枪、陆军的卡宾枪、轰炸机上的瞄准器、防毒面具和其它30 多种作战用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父亲在波基普西建立了一个新厂，并把我们在恩迪科特的工厂扩大了一倍。到战争中期，IBM所属工厂的三分之二的生产能力完全投入到生产军需品。靠这笔生意父亲就能赚上数千万美元，但他对此不感兴趣。出于道义观念和对公司形象的考虑，他对靠生产军用品赚钱很敏感。他不想公司被人指责为发战争横财。因此他规定，IBM 生产军需品的利润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公司在战争期间每一年的利润保持在 1940年的水平。随着父亲薪水的增加，他把代表战争期间业务扩大的那一部分拿出来，设立了一个基金，帮助在战斗中遇难的国际商业机械公司雇员的孤儿寡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使 IBM受益无穷，它把我们推到了真正大企业的行列。尽管利润没有提高，销售额却增加了3倍，从 1940年的4600 万美元猛增到 1945年的 1.4亿美元。战争还向父亲表明，IBM不必丧失自身的特点也能迅速扩展。用几个恩迪科特工厂的熟练雇员，他就能在波基普西雇用2000名新人，向他们灌输 IBM的价值观，让他们迅速参加生产。他对这支他称为由 “农民、秘书、艺术家和教师”组成的雇员队伍深感自豪。这一成功使父亲增加了追求增长的欲望。到 1944年他表示，和平降临时他无意让 IBM倒退回去。我父亲竭尽全力支持参军服役的 IBM雇员。他为每一个服役的人发相当于平常工资四分之一的钱。每到圣诞节，他总要为大家寄上一盒食品和礼物，平常就寄毛衣或手套。他这样做，部分是出于爱国主义，部分是出于长远考虑，因为他希望这些熟练雇员回公司来，我与其它人一样也得到了 IBM的战争补贴和食品盒，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公司的报纸 《商业机器》每周总能送到我手中。这份报纸上登满了 IBM如何支持美国参战的消息。也总有父亲为新工厂剪彩的照片。照片上，彩旗飘扬，大都市歌剧院的歌舞队在旁表演助兴。我总是拒绝父亲要我到恩迪科特参加各种庆祝的邀请。我与布拉德利将军工作的时间越长，我越想把空军作为我的职业。我们离开俄国时，我们估计不久就要回去帮助监督西伯利亚空中运输行动。但俄国人突然不让美国人进入。与此同时，布拉德利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42年圣----------------------- Page 67-----------------------诞节后不久的一天，我正与他呆在五角大楼，这时电话响了，是白宫来的。电话要将军到白宫见哈利·霍普金斯，罗斯福的左右手。布拉德利把我带去，我们在椭圆型办公室对面的白宫侧楼签到，霍普金斯在这里有齐全的办公设备，其中包括睡觉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来白宫，我想能见到霍普金斯真是好极了，仅次于会见罗斯福本人。那时霍普金斯正胃疼，我们握手后，他躺到长椅上，把脚搁在墙上。 “请别介意，”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舒服。”布拉德利在他面前坐下，我在旁边拿着笔记本。布拉德利说： “这是沃森上尉，我带他来是因为他速记很好。如果你不反对，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这里。”“完全没意见。你与汤姆·沃森有关系吗？”“我是他儿子。”“真有意思！我认识他。他是罗斯福在商界唯一的朋友。”然后霍普金斯转向布拉德利。 “你可能认识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斯但利海军上将。他就要离任了……”我们在那里呆了约两个小时。离开时我的笔记都快记满了。他们讨论了苏联，尽管霍普金斯没有明说，事情很清楚，布拉德利将得到大使的职务。霍普金斯最后对我们说： “我敢肯定总统几天内会与你接触的。”我们开车回五角大楼时，布拉德利说：“如果这是真的，你愿意与我一道回俄国吗？”我把这看作是对我巨大的赞扬，自然答应了。头四天我们什么也不干，只等着电话。两周后，布拉德利终于说： “你认为事情怎么样？”“我猜没戏了。”“我想你说得对。”在大使职位空缺了五六个月之后，罗斯福最后把埃夫里尔·哈里曼派去。但我立即就感觉出是什么事情把布拉德利排除在竞争之外。他有一个与女人有关的弱点，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官员反对任命他当大使。我们在俄国时，布拉德利住在大使官邸。30 多年后，我也成了大使。我有时走到他住过的房间，静静地坐下来，想起我的朋友：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没能得到他真正渴望得到的职位该多么难受啊！布拉德利放弃了等罗斯福电话的希望。他去找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要求另外安排工作。阿诺德提名他担任新设的空军督察的职务，后来称总督察。这就是说布拉德利将成为解决空军棘手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空军在世界各地的人数已超过一百万。布拉德利要求我留下来继续当他的驾驶师，还为我安排了技术督察的职位，其主要职责是到各个空军基地巡视，看看飞机是否得到安全保养。尽管我们驻在华盛顿，远离战场，我还是高兴地答应了。自从失去我们的孩子后，奥利夫一直非常忧郁，我想花时间陪陪她。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飞往美国各地执行督察任务，总是在一周或十大后回到奥利夫身边。我们在弗吉尼亚乡间租了一座小房子，第一次能够生活在一起。出差后回家真是妙极了。我总是驾着飞机低低地掠过我们的屋顶。当我在伯灵机场着落，把飞机收拾好，奥利夫总是开车到机场门口接我。后来我们在更靠近城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这样奥利夫就可以在我出外时找人聊天。我们邻居是埃略特和莫利·诺伊斯夫妇，埃略特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家伙，当时正负责空军的滑翔机计划，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设----------------------- Page 68-----------------------计家之一。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我得知他也飞行时大吃一惊，但我猜空军对此不在乎，因为那时很难找到滑翔机飞行员。在很多方面，奥利夫和我就象刚开始一起生活的普通夫妻，说到底就是为钱争吵。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钱，因为父亲仍然不让我知道我有一笔信托基金。依我看来，奥利夫和我收入不错，我已晋升到中校。加上飞行补贴每月可拿到大约750 美元，另外还有信托基金支出的50 美元以及 IBM的参战补贴。我还留着当年的一本帐本，上面记下了我们在杂货店、清洁女工等项目上的支出，到每月底我们总是出现6—8 美元的赤字。我总是担心跟奥利夫提出这个问题。她正尽力操持一个并不奢侈的家，当我对每月的赤字开始不耐烦时、她总是不愿意谈。有一两次我想向父亲开口多要些钱，但我从没这样做。我知道他期望我们学会财务纪律。幸好奥利夫与我在金钱上的争吵仅在收支平衡时发生，总的说来我们越来越亲密。1944年 3 月，在我 30 岁生日后不久，我们的儿子汤姆出生了。我们都为又有了孩子而深感幸运。在五角大楼工作所接受的教育比 IBM开设的学校所能提供的强十倍。我的职责之一是调查空军人员的欺骗和偷窃案件，我对人有了更大的了解，其中包括我自己。例如，我没有耐性，事实上如果你不能从17个不同的的角度证实一个案件，就会有人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大作文章。有一次我已经使当事人全部招供，即使如此，案子还是被推翻了，辩护人争辨说，我草率从事，并且威胁当事人。我很高兴我没有尝试当一名律师。说来奇怪，我更擅长于调查敏感的事情，如空军飞机不明不白地受损，或有高级军官受伤的飞机坠毁事件。我记得一起涉及一个叫于扎尔·恩特的空军将军的不幸案子。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曾领导了对罗马尼亚普洛那什蒂油田的轰炸。有一次他准备从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飞到圣安东尼奥，他的副驾驶师生病了，他要求基地司令换一个人。来的是一个新手，恩特没有把操作程序向他解释清楚。当他们加速准备起飞时，恩特开始自哼自唱，还点头打拍。新来的副驾驶师认为他是在命令抬起着陆杆，虽然通常驾驶师将做一个姿势并大声说 “抬起杆”。当看到恩特第二次点头时，副驾驶师就把着陆杆抬了起来。他们的速度只有70 节，速度太慢无法起飞。飞机的腹部碰到地面，靠恩特一面的一个螺旋桨从引擎上脱落，飞到机身上。螺旋桨叶插入恩特的背部，弄伤了他的脊骨，他变成了瘫痪。当我质问副驾驶师时，我问他： “如果你知道飞机不能起飞，你为什么还把着陆杆抬起来呢？”他真愚蠢。他说： “我想是将军要我那样做的！”解决象这类问题使我与布拉德利将军的上司哈普·阿诺德有了接触。阿诺德不时把我当作他的私人信使。记得有一次，他命令我找一架轰炸机为哈里·杜鲁门提供旅行服务。那个时候杜鲁门还只是参议员，负责战备委员会。他和他的同事正与空军作对，因为空军没有做好管理飞机工厂的工作。例如，这个委员会巡视一家轰炸机工厂，发现飞机停在生产线上，因为某个部件短缺。下一步你也能猜到，杜鲁门就会在报纸上指责空军。阿诺德将军对此不满，让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些事。他告诉我杜鲁门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