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顣ξ��善，孰不如我。”诸公当代人贤，谋国有素，其一聆鄙言而决然许之、毅然行之乎？此实诚悃之忠言，期代人民呼吁，而冀诸公相与为实践，以矫虚与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难俟之讥也。敬布区区，愿闻明教！孙文　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于上海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和平统一宣言》同志诸君：今天是本党恳亲大会继续开会的日期。诸君这次到广东来开恳亲大会，是要做一些什么事呢？诸君要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便先要知道本党是什么性质。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都是革命党。辛亥年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关于民国的幸福，人民丝毫都没有享到。今年是民国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没有享民国的幸福，并且各省发生战事，到处都有兵变，年年都是受痛苦。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国，无从建设。我们从此要建设民国，所以还要来革命。民国一天没有建设好，本党就要奋斗一天。诸君都是本党的党员，便要担负这个奋斗的责任。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本党在辛亥年革命，能够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何以十二年以来，不能一气呵成，建设民国呢？就是因为国内大多数人民，还不明白民国的道理，不了解本党的主义。因为大多数人民不了解本党的主义，所以本党在中国革命，从前的破坏成功，现在的建设不能成功。我们要本党的革命，自破坏以至建设彻底做成功，还要国内外同志大多数都担负这个责任，更行努力去奋斗。本党政府此刻建设在广东，在这个政府所管辖之地，国内人民加入本党者寥寥无几。回想南京政府成立之时，本党的党务该是何等发达，本党的气象该是何等蓬勃！何以本党在南京政府之时便那样兴盛，此刻在广东反不如前呢？原因就是在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不情愿加入，帮助本党来奋斗。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诸君现在这地开恳亲大会，要想振兴党务，讨论的事件当然是很多，照本总理看起来，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做党员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大家为党做事，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党员的真精神！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这一说，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党员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国呢？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大家都知道，满人灭了中国之后，就是以满清治中国。试问当满清的时候，全国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满洲人去做，才算是满清治中国呢？完全不是的。最初满清入关的时候，便用洪承畴治中国。洪承畴是什么人呢？洪承畴就是汉人。到了后来，满清更用许多汉人来治中国。推到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很多国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国，象李斯相秦、楚材晋用，都是用外来的人治国家。因为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个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个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个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个官，便是不胜任，便没有好结果。好象诸君在家内要有好菜吃，便要专请一个好厨子；要做好衣穿，便要专请一个好裁缝；要做好屋住，便要专请一个好建筑工程师。这些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的任务，在诸君自己家内的人不能够说都可以做得到。诸君自己家内的人，不能够说都要做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诸君要请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家内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对。国就是大众的一个大家庭，国事就是和家事一样。如果说要党员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么，本党的党员现在有三十多万，广东的知县只有九十多个，其余的大官更是很少，用这样少的官怎么能够分配到这样多的党员呢！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诸君要辨别得很清楚。至于本党党员若是确为人才，能胜大任的，自当优先任用，以便实行本党的主义。倘若有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时机或者一个地方，于本党中求不出相当人才，自非借才于党外不可。本党自成立以来，在国内进步很慢，在海外进步很快；但是到民国以后，就是海外进步也不很快。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一般华侨党员，自以为革命成功，我是党员应该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懒，失却原来奋斗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处党务，至今都没有朝气，各处都是暮气很深，前途是很危险的。我们要除去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便要诸君恢复从前为党奋斗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然后本党才可望蒸蒸日上，不致失败。若长此以往，本党前途便很危险，便要失败。本党革命在十二年以前，过去的失败，不知道有了多少次。譬如在辛亥年，假若有好方法能实行以党治国，我相信从南京政府以后，决不致弄到今日，象这样的大失败。但是失之东隅，还可以收之桑榆，亡羊补牢，还未为晚。诸君在广东开恳亲大会，能够研究从前的错误，赶快改良，所谓“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从今日以后，便消灭以往的错误，从新振作精神，发奋有为，本党前途，还是有无穷的大希望。本党自成立以来，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现在得到广东这片干净土做我们的策源地，可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诸君这次到此地来开恳亲大会，也是一个不易得的机会。试问这个地盘，今天归我们所有，将来能不能够保守呢？诸君今年在此地开恳亲大会，明年还可不可以再在此地开恳亲大会呢？以后可不可以永远在此地开恳亲大会呢？这个“可不可以”没有别的问题，只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尽心尽力，求一个保守这个地盘的方法。如果能够求得保守这个地盘的方法，并且把那个方法能够发扬光大，诸君此后不但是年年可以在广东开恳亲大会，并且可以把这个恳亲大会移到南京、北京去开。这个保守地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得人心。人心一得，这个地盘便永远归我们所有，别人便争夺不去。人心一失，这个地盘便要归别人所有，不但是诸君不能再来开恳亲大会，就是本党的无论什么事业都不能在此地做。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民国之所以成，就是成于我们得到了这个根本。我们现在要保守这个地盘，便要得广东的人心。以后要扩充这个地盘，吸收各省，统一全国，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国的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然后本党的基础才能够巩固，本党的地盘才能够保守。我每次要诸君革命，总是劝诸君牺牲。今日说要牺牲，明日也说要牺牲，究竟要牺牲到什么时候为止境呢？民国一天没有建设成功，三民主义一天没有完全实行，我们的牺牲便没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义完全实行，我们革命彻底成功，那才是我们牺牲的止境，那才是我们牺牲的报酬。第二是要诸君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本党在辛亥年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一般先烈自己能够牺牲，为主义去奋斗，并且把本党的主义宣传到全国人民，令全国人心都赞成革命，所以武昌起义一经发动，便全国响应。当时武昌的革命军，没有离开武昌一步，没有打到各省，各省便同时响应来革命，就是由于各省人民受过了本党主义的宣传。现在本党放弃宣传，这是一个大错误！至于不肖党员，行为不正，或假本党党员名义在外招摇，更是失全国人心的大原因。本总理知道，本党党员固然不能说是人人都好，但是相信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诸君把这个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要达这个目的，便要诸君实行普通的宣传。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便要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知道怎么样去宣传。到了知道怎么样去宣传，那便是宣传人才。要有很多的宣传人才，非要办一个宣传学校，慢慢的养成不可。依我看，诸君今天开这样的盛会，要有好成绩，最要紧的事是先办一个宣传学校，养成这种人才。如果这种学校办成了，我在每星期之中，也可以抽出多少时间到学校来演讲，担负教师的责任。我从前提倡革命，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对人。过细考察那些反对人的心理，大概都是挟持成见，不肯改变。我总是用尽方法去开导，反复规劝，以至于了解而后已。并且把那些最反对的心理，变成最赞成的心理，热心为本党尽力，替本党的主义去奋斗。由这样看起来，此刻想实行本党主义，要从这个恳亲会闭会以后本党的党务便能够进步，还是非从宣传上做工夫不可。宣传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现在广东的人民号称三千万，本党党员有三十万，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十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三百万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后便可以得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有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粤。再用一千五百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现在广东的三千万人之中，真正明白本党主义的人几几乎不及三万，只有千分之一，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但是能够利用这三万人做基本，到处去宣传，还是很有效力，前途还是很有希望。譬如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便收辛亥年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全国就统一的大效果。由这样看起来，革命的发起人不怕少，只要大家负起责任来，到各处去宣传，前途总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从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并且还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我们从前有那样的大危险，还能够去革命，那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我们富于牺牲的精神。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牺牲精神，所以后来革命能够成功。我们现在革命要象以前的一样成功，那么，今天的恳亲会不但是形式上要振作精神，并且要大家从今天起，把从前的牺牲精神再恢复起来。如果大家恢复了从前的牺牲精神，便不怕有什么难事，便不愁现在的革命做不成功。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问心无愧，凭真理去做，就是牺牲了，还是很荣耀。象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打死孚琦的温生财，为主义去革命，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至今谁人不敬仰他们呢？就是千载之后，谁人又不去纪念他们呢？他们那些人的牺牲，真是虽死犹生，死在九泉之下都是很瞑目的。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盖人类牺牲的价值，有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就是真理和名誉。七十二烈士和温生财为真理和名誉而死，他们死后的酬报，不只是立纪念的石碑；革命成功，中国富强，全国人民都可以享幸福，那就是他们的大酬报！我们要得将来的大酬报，眼前便不能不牺牲。那种大酬报，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得到的，或者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才可以得到。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我们革命要收国强民富的大利益，眼光便要远大，要为十年百年之后来打算，不要为眼前来打算。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因为这个原因，诸君从今以后，便要尽力去宣传，介绍国人加入本党。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只要一个人感化十个人，介绍十个人入党。我想一个人介绍十个人，不是难事。再过一年二年以后，便是以十传百，百传千，推广到全国，那就是全国的人心完全被本党所感化。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据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中的《党员不可存心做官》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顾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时所谓文明之中心点如埃及、希腊、罗马等，皆已不可复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发达于数百年前耳。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盖各国无不由旧而新。英国伦敦先无电车，惟用马车，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来而迥如隔世，前之马车今已悉改为电车矣。谓数年后之中国，而仍如今日之中国，有是理乎？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济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国见情事日迫，不胜危惧。然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不思自立，惟以惧人为事，岂计之得者耶？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事半功倍乎？有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且夫菲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济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下略据《民报》第一号东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过庭陈天华《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木堂先生大鉴：山田君来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久欲修书商榷，以广东军事尚未解决，遂致未果。今以曹锟窃位，举国同愤，西南已声罪致讨，行将令四川、湖南、广东三省之师及滇、桂同志各军大举北伐，同时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同力合作以破国贼。惟曹锟之甘冒不韪而公然窃位者，其先固有强国为之后盾，故敢有如此也。按之列强传统之政策，当不愿中国之致治图强，故有历次反对革命之举；此次吾人举动，亦当受列强种种之挠阻，可无疑也。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则日本不忧无拓殖之地，以纳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岛及南亚各邦，必当欢迎日本为其救主也。请观尼泊尔、不丹二国，虽受英国统治百有余年，而仍纳贡称藩于中国，是民族之同情大于政治之势力也。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自欧战而后，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强盛如英，加以战胜之余烈，尚不得不退让而许爱尔兰之自由，允埃及之独立，容印度之解放，其故何也？此即欧战而后，发生一种新世界势力也。此势力为何？即受屈部分之人类咸得大觉悟，群起而抵抗强权之谓也。此部分人类以亚洲为最多，故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今之突厥，其先导也；波斯、柯富汗，其继步也；其再继者，将有印度、巫来由也。此外更有最大最要而关系于列强之竞争最烈者，即支那之四万万人是也。其能奴此四万万人者，则必执世界之牛耳也。故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而阻于他强，遂有议而瓜分之者，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而瓜分之谋又不遂。当此之时，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不图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并吞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古人有云：“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倘日本于战胜露国之后，能师古人之言，则今日亚洲各国皆以日本为依归矣。英国今日之许爱尔兰以自由，允埃及以独立，即此意也。倘日本能翻然觉悟，以英之待爱尔兰而待高丽，为亡羊补牢之计，则亚洲人心犹可收拾。否则，亚洲人心必全向赤露而去矣，此断非日本之福也。夫赤露者，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也，故列强之政府出兵攻露而各国人民则反攻其政府，故英、佛、米等国皆以其人民之内讧而不得不撤回征露之师。今亚洲人民之受屈者比欧洲人民尤甚，故其望救亦尤切，本洲既无济弱扶倾、仗义执言之国，故不得不望于赤露。波斯、阿富汗已遂其望矣，支那、印度亦将赖之。吾切望日本深思而善处之，幸毋一误再误！夫当欧战之初，日本溺于小信，昧于远图，遂失其一跃而为世界盟主之机会，以贻世界有再战之祸。日本志士至今回顾，犹有痛恨太息者，想先生或犹忆灵南坂之半日长谈也。先生昔以不能行其志而拒入大隈内阁，然今先生竟入阁矣，想必为能行其志之时，故不禁为先生长言之、深言之也。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为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如是，在欧洲则露独为受屈者之中坚，英佛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佛；而米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则可断言也。惟日本则尚在不可知之数，其为受屈者之友乎？抑为受屈者之敌乎？吾将以先生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若先生果能行其志，则日本必将为受屈者之友也，如是，则对于再来世界之大战争不可不准备也。然则准备之道为何？请为先生陈之。其一，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而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否则列强必施其种种手段，以支制日，必使日支亲善永无可期，而日本经济必再难发展。夫欧洲列强自大战而后，已无实力以推行其帝国主义于东亚，然其经济地盘之在支那者已甚巩固，故其所虑者，为吾党革命之成功有危及之耳。彼列强之深谋远虑，实出日本之上，故常能造出种种名义，使日本不能不与之一致行动以对支那。不知日本于支那之关系，其利害适与列强相反。凡对支政策，有利于列强者，必有害于日本。而日本事事皆不得不从列强之主张者，初固以势孤而力不敌，不敢稍露头角而与列强抗衡，习惯成自然，至今时移势易而犹不知变计；且加甚焉，事事为列强作嫁衣，致支那志士之痛恨于日本，较列强尤甚者此也。今幸而先生入阁，想必能将日本前时之失策与盲从列强之主张一扫而空之，其首要则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也。夫支那之革命，为欧洲列强所最忌者。盖支那革命一旦成功，则安南、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而印度、阿富汗、亚刺伯、巫来由等民族，必步支那之后尘离欧而独立。如此，则欧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必至失败。是故支那之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故列强政府之反对支那革命无所不至者此也。乃日本政府不察，亦从而反对之，是何异于自杀也。夫日本之维新实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二者本属一贯，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对于支那革命何可步武欧洲而忌我害我耶？为日本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计，倘支那无革命发生，日本当提倡而引导之，如露西亚今日之对于波斯、印度，又如先生昔年之命宫崎与吾党联络者方是。至于支那革命已经发动，日本当倾其全国之力助成之，以救支而自救，如百年前英国之援助西斑雅，如近日米国之援助巴拿马乃可。乃日本对于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来，皆出反对行动；反对失败，则假守中立以自文。从未有彻底之觉悟，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为日本立国于东亚之鸿图者。此皆由于先生向未得志于政府之所致也。今先生自为政府之一员矣，吾人不得不切望之、深望之也。此非独为支那计，亦为日本计也。其二，日本当首先承认露国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夫列强之不承认露国政府者，以利害之冲突也。佛以国债之无偿，必要求露政府担负还债，而始承认之。英以印度问题不得解决，必欲露国政府为其领土之保障，如最后之日英同盟焉，而后承认之。米亦以债权关系，即佛之债权多有转嫁于米者，露国既废除国债之担负，米亦大受损失，故与英佛一致行动也。顾日本则如何？于此而犹竞竞与列强一致者，其愚真不可及也。不观欧洲诸小国乎？其与露国无关系者，乃有与英佛一致行动；其与露国有关系者，已悉先承认露国矣。而日本与露国固有最大之关系者也，初以误于与列强一致行动而出兵，后已觉悟而曾单独与露国代表开数次之会议矣，乃竟以承认问题犹与各国一致，而致感情不能融洽，遂碍种种之协商不得完满之结果，殊为惋惜。夫日本与露既有密切之关系，而又无权利之损失如列强者，而对露外交犹不敢脱离列强之范围，是比之欧洲之一小国亦不如也。何日本之无人一至于此！或谓日本立国之本与苏维埃主义不同，故不敢承认之，此真坐井观天之论也。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露国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畏！况日本为尊孔之国，而对此应先表欢迎，以为列国倡，方不失为东方文明之国也。倘必俟列强承认之后，而日本始不得不从而承认之，则亲善之良机已失矣。此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也，行将必有排日本之强国利用露国为之前锋，则不独日本危，而东亚亦从此无宁日矣。如此，则公理与强权之战，或竟以日本而变成黄白人种之战，亦未可知也。须知欧战后，不独世界大势一变，而人心思想亦为之一变，日本外交方针必当随而改变，乃能保存其地位于世界也，否则必蹈独之覆辙无疑也。试观汉那鲁鲁之布置，新加坡之设备，以谁为目的者乎？事已至此，日本犹不联露以为与国，行将必受海陆之夹击而已。夫英米海军各已强于日本者数倍，而露国陆军在于今日实天下莫强焉，不可不知也。以孤立之日本而当此海陆之强邻，岂能有幸？故亲露者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以上二策，实为日本发扬国威、左右世界之鸿图。兴废存亡，端系乎此。日本于欧战之初，既误于所适而失其为世界盟主之良机矣，一误岂容再误？维先生详审而速图之。孙文谨　启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写于广州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所藏原件照片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落落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当之者摧，撄之者折。其志行之坚，牺牲之大，国中无二。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为讳者也。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凡此派流，不足齿数。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叶楚伧《介绍》各位同志：此次吾党改组，志在将本党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向来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人民的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若单独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为兵力胜败无常。吾党必要先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然后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没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虽有兵力，亦不足恃。吾党在国内以兵力奋斗而胜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建设共和，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称帝，讨袁军兴，推翻洪宪，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二次。张勋复辟，吾党提倡护法，其后徐氏退位，以至陈炯明谋叛，北方武人亦承认护法，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达革命之目的。是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如近几天，陈逆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广州，以作孤注之一掷，我军本其奋斗精神与之抵抗，已将陈逆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在广州方面亦可说是兵力的成功。但将来能收得效果若干，将来结果如何，诚不能预定；且将来所得结果是善果抑是恶果，亦不能预定。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盖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党员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如何是以党员打胜仗？就是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以主义征服，是人民心悦诚服，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而国内纠纷愈甚，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其原因何在？简括言之，即是吾党奋斗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党党员非不奋斗，但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这是最大的原因。至此等错误思想发生的原因，不能不稍详细说明。回忆武昌起义时，我从海外遄返上海，当时长江南北莫不赞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虽至腐败之老官僚，亦出而为革命奔走。惟当我初抵上海时，凡吾党同志，以至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班老官僚，都一齐来欢迎。其中有一官僚极郑重的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我当时亦听闻此话，甚为诧异。不久，则见所谓革命党人所办的报馆、所赖以指导国内舆论者，亦持此论调，真是怪事。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为满清出力，以残杀革命党人为能事，在革命军兴之时又出而口头赞成革命。当时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党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军起，革命党兴，彼辈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后来民国成立，即有政党蠭起。其时有共和党、统一党，种种色色，不胜缕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党。于是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及至宋案发生，一般同志异常愤激，然亦未有相当办法，遂联同致电日本，促我返国。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主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所有宋教仁未被杀之先一切往来电文，宋教仁被杀之后一切来往电文，皆已搜集起来，已经证实宋教仁之被杀主谋的确是袁世凯，毫无疑义。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误以为宋教仁之被杀是一个人之事，以为不应因一人的事动天下之兵。我竭力劝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杀并非一人之事，切勿误认，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他办法。而各位同志仍依然不肯赞成。当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