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书名：李嘉诚谈商录§作者：肖卫§类别：cx------------------§简介：未学经商，先学做人。苦难的生活，是我人生的最好锻炼，尤其是做推销员，使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明白了不少道理。所有这些，是我今天10亿100亿也买不到的。你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运气只是一个小因素，个人的努力才是创造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做事投入是十分重要的，你对你的事业有兴趣，你的工作一定会做好。未攻之前，一定要守，每一个策略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之源。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进取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积极进取的精神，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正文------------------§§§商道宝典一勤奋节俭，在逆境中拼搏　　很多人都想知道李嘉诚的成功秘诀，而“成功非侥幸，勤俭与才能”可以说是最能体现他的经验秘诀的。他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商道宝典。其一就是凭着勤俭创业，依靠才能与奋斗，不向困难低头，在逆境中百折不挠，不断向前。　　1.挑起生活的重担　　李嘉诚少年丧父的遭遇，使作为长子的他毅然辍学挣钱养家，他牢记着父亲的教导“贫穷志不移”，“做人需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正是这些早年所受的家庭熏陶，使他在最初走上经商之道时就能勇敢地面对困难。　　李嘉诚祖籍潮州，父亲李云经，以教书为生，是一校之长。李嘉诚是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并没有对这个普通的家庭给予过多的青睐。1937年，由于生活困苦，母亲庄碧琴与弟妹留在潮州市，而李嘉诚随父亲徒步大半天到临近的集塘镇宏安乡生活，父亲在当地有六十名学生的崇胜小学当校长，并寄宿在学校内。　　学长许幼琨对校长之子的李嘉诚很有印象：“李嘉诚小时叫李雨霖，我们潮州人小时与成人后,分别用两个不同的名字,不过校内的人叫他”李大头，因为他的头特别抢眼。“他对同学、老师好客气，有礼貌，并没因为是校长之子恃势凌人，从来不与同学打架或过不去。”　　曾是李校长学生的许锡丰也说：“李校长教过我算术，他下午在房子午睡时，儿子用风炉煮饭给他吃，一餐一碗饭，吃不饱。”他还记得李校长穿着破旧的蓝色长衫，架着一副圆形眼镜。从这两个人的话我们看出李嘉诚的和气待人，看出他从小就懂得照顾父亲，可为过早的挑起生活的重担。　　两年后，李氏父子就离开了崇胜小学，为逃避日军的战火，到香港去谋生，而那一年的李嘉诚只有十二岁。母亲与弟妹随后到来团聚，投靠到了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其舅父庄静庵那里。来港三年后，父亲因肺病去世。生活给了年仅14岁的李嘉诚太多的不公平。意志坚强的他谢绝了舅父继续供他上中学的好意，毅然决然地辍学求职。他想挣钱，他想挣很多钱养活母亲和弟妹，养活这个家。　　而李嘉诚受他父亲的影响，起初的理想是当一个教育家，而不是商人，万般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从商。李嘉诚后来回忆说，在立业之初他还想着赚一笔钱后去搞教育。而他找工作时更是遇到了各种困难，他每天出去找工作，看到了许多人的鄙夷的目光，听到了多少冷言冷语，但意志坚强的他并没有气馁，终于找到了一份茶楼小堂倌的工作。　　李嘉诚能从那样的境遇之中走到今天的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与早年父亲的教诲是密不可分的。父亲给了李嘉诚丰富而珍贵的做人道理，比如“贫穷志不移”“做人要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李嘉诚一直把这些牢记在心，在困难时勉励自己，在挫折面前激励自己。这就是李嘉诚的第一道商道宝典，也是他成功的前提。　　2.克勤克俭，富而不奢　　生意上需要的投入决不吝啬，尽自己的能力不惜巨资帮助别人，李嘉诚自己非常节俭，李嘉诚曾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要求子女从小不能养成奢侈的作风。　　李嘉诚的节俭是有目共睹的。　　李嘉诚的衣着。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李嘉诚的饮食。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吃一样的工作餐。他去工地，工人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有滋有味。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20多年一如既往。作为香港首富，他并没有住进高级的豪宅区。　　李嘉诚的嗜好。不抽烟、不喝洒、不打牌，也极少跳舞。唯一令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　　李嘉诚的娱乐。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早已算不上豪华。　　李嘉诚的生活就是这简简单单。在香港《文汇报》的访谈录中，李嘉诚如是说：　　“就我个人来说，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他还说“不管你拥有多少家财，对子女应该从培养他们独立自强的能力，特别不能让他们养成娇生惯养、任意挥霍的生活习惯。”　　而李嘉诚为公益事业却“挥金如土”，“一掷亿金”，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是如此俭朴，确实令人深思。　　还有一件小事，虽算不上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却同样体现了李嘉诚的乐于助人。李嘉诚回忆说：“50年代，我初做塑胶花的时候，皇后大道中有间公爵行，我常去那里接洽生意。我经常看见一个四五十岁很斯文的外省妇人，虽是乞丐，但他从不伸手要钱。我每次都会拿钱给她，一天天很冷，我看见人们都快步走过，并不理会她，我便和她交谈，问她会不会卖报纸，她说，她有同乡干这行，于是，我便让她带同乡一起来见我，想帮她做这份小生意。　　时间约在后天的同一地点，而客户偏偏在前一天提出要到我工厂参观，客户至上，我也没办法。于是在交谈时，我突然说了声Excuseme，便匆忙跑开。客人以为我上洗手间，其实我跑出工厂，飞车跑到约定地点，途中，超速和危险驾驶的事都做了，但好在没有爽约，见到那妇人和她卖报纸的同乡，问了一些问题后，就把钱交给她，她问我姓名，我没有说，只要她答应我一件事，就是要勤力工作，不要再让我看见她在香港任何一处伸手向人要钱。　　事毕后，我又飞车回工厂，客户正在着急，他说：“为什么洗手间都找不到你，我笑一笑，这事就过去了。”　　有一件小事更是验证了中华民族的有名古训：“成由俭，败由奢”。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这让众人很不解。而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　　“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减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净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这是一种着眼大局的风格，令我们钦佩！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李嘉诚信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诚然，李嘉诚的财富并不是靠节俭积攒起来的，更多的是靠诚实经商赚来的。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节俭在财富积累上的重要作用。　　1.勤能补拙　　中国有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嘉诚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在香港，李嘉诚也许是走路步伐最快的人，直至今日，年过70的李嘉诚依然健步如飞，很多年轻人赶不上他，而他的手表，亦永远比别人调前了15分钟，李嘉诚能有今日成就，绝非偶然。李嘉诚说：“别人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别无他法，只能将勤补拙。”李嘉诚说：“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由”。　　李嘉诚随父到了香港后，便遇到了语言这第一道大的障碍。要想“学做香港人”，要想在香港生根，就必须适应香港的环境。在香港，大众语言是广州话。广州话属粤方言，而李嘉诚所讲的潮州话属闽南方言，二者相差甚远。但是在香港不懂广州话，将会寸步难行。另外，由于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尤其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通用语。　　所以其父李云经给他订的第一个目标是学习广州话，攻克英语关。　　李嘉诚深刻理解父亲的苦心，将学广州话当一件大事对待。他拜自己的表弟表妹为师，很快学会了流利的广州话。　　但是英语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在学校，别的同学都是从小学英语，而他却从来没学过英语，上课听讲就如听天书。　　为了攻克英语难关，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他怕影响家人的睡眠，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增加练习英语会话能力。后来因父亲过早病故，李嘉诚辍学到茶楼、到中南钟表公司当学徒，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后，他也从不间断学习英语。他怕遭到茶楼老板训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靠着墙角，快速拿出抄好的纸来看一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攻下了这个难关，能够较熟练运用英语书写与会话。　　由此我们看出，“将勤补拙”是李嘉诚的重要的人生准则，也是他成功的经验之一。李嘉诚说：“别人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别无他法，只能将勤补拙。”　　李嘉诚早先在茶楼当跑堂，提着大茶壶，一天10多个小时来回跑。后来李嘉诚在进入五金厂以后，干起了推销员工作，他每天都要背一个装有样品的大包从坚尼地城出发，马不停蹄地走街穿巷，从西营盘到中环，然后坐轮渡到九龙半岛的尖沙沮、油麻地，依然是背着大包一天走10多个小时的路。　　生活的艰苦给了李嘉诚太多的锻炼，也使他从受益匪浅。在香港，李嘉诚也许是走路步伐最快的人，直至今日，年过70的李嘉诚依然健步如飞，很多年轻人赶不上他，而他的手表，亦永远比别人调前了15分钟。　　李嘉诚现年72岁，依然精神矍铄，每天要到办公室中工作，从来不曾有半点懈怠。据李嘉诚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他对自己业务的每一项细节都非常熟悉，这和他几十年养成的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密切相关。　　李嘉诚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半小时的新书，了解前沿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据他自己称，除了小说，文、史、哲、科技、经济方面的书他都读。这其实是他几十年保持下来的一个习惯。他回忆过去时说：“年轻时我表面谦虚，其实内心很‘骄傲’。为什么骄傲？因为当同事们去玩的时候，我在求学问，他们每天保持原状，而我自己的学问日渐增长，可以说是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现在仅有的一点学问，都是在父亲去世后，几年相对清闲的时间内得来的。因为当时公司的事情比较少。其他同事都爱聚在一起打麻将，而我则是捧着一本《辞海》、一本老师用的课本自修起来。书看完了卖掉再买新书。”　　李嘉诚能有今日成就，绝非偶然。李嘉诚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终成其霸业，可以说，没有勤奋就没有成功，各行各业均如此，李嘉诚兢兢业业的一生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4.面对逆境，迎难而上　　生活中总会有困难与挫折，李嘉诚从不轻易言败，他总是认真分析，力争从困境中寻找一线生机，使自己能度过难关。晚年李嘉诚曾说“人们过誉我是超人，其实我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到现在我只敢说经营得还可以，我是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才领会出一些经营的要决的。”　　青少年时代的李嘉诚，遭遇了生活的太多苦水。从创业开始，生活似有了转机。　　利用早年所获得的推销经验，李嘉诚在成立了长江塑胶厂后，很快把生产出来的第一批产品顺利地卖了出去。接着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他手里捏着一把订单，招聘工人，经过短暂的培训就单独上岗。　　他把管理系统做得更完美了。他又招聘了会计、出纳、推销员、采购员、保管员，就是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产品会是如此的顺利，简直就是一帆风顺。　　可造化偏偏喜欢捉弄人。就在创业不久，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李嘉诚便挨了当头一棒。一家客户宣布他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李嘉诚不得不承认质量有问题。而推销员带回的客户的信息令李嘉诚不寒而粟，客户拒收产品，要长江厂赔偿损失。　　当时的客户都是中间商，他们或将产品批发给零售商，或出口给海外的经销商。塑胶制品早已过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好年景，用户对制品的款式质量变得越来越挑剔。塑胶工厂的日益增多，竞争自然越来越激烈。商场竞争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优胜劣汰，粗劣的产品必然会被淘汰出市场。　　李嘉诚手中仍有不少订单，客户打电话催货，李嘉诚左右为难，延误交货就要罚款，连老本都要赔进去。他每天守在机器旁监督质量，但是凭这些老掉牙的机器确保质量谈何容易？再加上大部分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又只是经过简单培训就上岗生产，能生产出产品已经很不错了。　　年少气盛的他只急于求成，一味地追求数量，却将企业信誉的关键——质量给忽略了。　　长江厂里只剩下半数的产品没有出现质量问题，开工不定，不得不裁减员工。部分被裁员工的家属上门哭闹，有的赖在办公室说什么都不走，车间和厂部被搞得鸡犬不宁，留下的员工人心惶惶，为长江厂的前途担忧，更是为了将来的生计忧心忡忡。那段时间李嘉诚脾气特别糟糕，经常训斥手下的员工，向员工发脾气，全厂士气低落，人心不安。　　事态实在是太严重了，质量就代表着信誉，信誉就是企业的生命，事业的航船，一旦航船找不到方向，企业如何生存？　　危机之中的李嘉诚真正体会到了做老板的难处。他曾做过塑胶裤带公司总经理，全盘掌管日常事务，可重大决策仍是老板拍板。现在身为一厂之主，凡事都要自己来做决定拿主意，风险和责任自然也要由自己承担。“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是许多生意景气的业主的心态。李嘉诚太年轻，勇敢有余，但对困难的估计过低。　　当时，仓库被质量欠佳和延误交货退回的成品堆得满满的。索赔的客户分至沓来。还有一些新客户要求考察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见到这种情况后扭头就走了。　　产品积压，没有进项，原料商仍按约上门催要原材料款。李嘉诚根本无法筹出这些款项。他被逼急了，就说“我实在拿不出钱，你们真的非要不可，就把我带走吧”，原料商笑着说“你想得倒美，我们要你干什么？我们要的是钱！”原料商扬言要停止供应原料，并要到同行中张扬李嘉诚“赖货款的丑闻”，这对李嘉诚不啻雪上加霜。　　真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在这个时候，银行得知长江厂陷入危机，派职员来催贷款。被产品质量弄得焦头烂额的李嘉诚不得不赔笑接待，恳求银行放宽期限。企业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银行的手中，长江厂被逼到了清仓盘点的地步。　　黑云压城城欲摧。长江塑胶厂面临着银行清盘、客户封杀的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　　客户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源泉，没有了客户，企业还怎么生存，李嘉诚急得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质量就是信誉，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现在质量没有了，信誉没有了，那么企业的生命又怎么存在呢？李嘉诚为自己铸成如此大错痛悔不已。　　在母亲的开导下，李嘉诚痛定思痛，决定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　　李嘉诚首先“负荆请罪”。　　他首先将工厂员工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是企业能否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李嘉诚向员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经营错误，并保证绝不损害员工的利益，希望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李嘉诚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大家都很相信他。因此，大家不再愁眉苦脸，士气也不再那么低落了。　　等到员工的情绪安定之后，李嘉诚就一一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并向他们认借道歉，请求得到他们的谅解，并且承诺在放宽的期限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金，一定如数付款，决不会少一分。　　李嘉诚向大家坦言工厂面临的空前危机，即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恳切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实，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谅解。大家都是业务伙伴，长江塑胶厂倒闭，对自己同样的不利。于是银行、料商和客户一一放宽期限，使李嘉诚有了收拾残局，重振雄风的宝贵时间。　　李嘉诚的第二步是立即普查堆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将其分门别类，优胜劣汰，集中力量推销，使资金得以回笼，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了燃灰眉之急，缓解了一下事态。　　李嘉诚的第三步是利用喘息的机会，对工人进行技术岗位培训，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质量。　　在李嘉诚的百般努力，在银行、原料商和客户的谅解下，终于一步一步地渡过了难关。　　到1955年，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产销渐入佳境。　　被裁减的员工全部回公司上班，并且，李嘉诚还补发了他们离厂阶段的工薪，令他们感恩至深。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开全厂员工大会。他宣布：“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了危机！”员工们掌声雷动。　　李嘉诚心里万分激动，满含热泪对全厂员工深深地三鞠躬，感谢大家在长江厂最困难的时候同心协力。之后，李嘉诚亲手给全厂每一个员工分发红包。　　“不怕没生意做，就怕做断生意”李嘉诚从这件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深刻的含义。　　磨难对一些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李嘉诚最终成功地度过了难关，而这段经历也成了以后经商的宝贵经验。　　灾难和磨难可以使人一撅不振，但也可以给人勇气和力量。能够走出灾难的人，已经向自己挑战了一次，所以在以后前进的途中更有可能成功。　　经过了这次挫折和磨难，李嘉诚变得更加成熟了。正是这次反向的动力，促成李嘉诚由一个勇气可嘉，稳重不足的小业主迅速成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商人。后来，李嘉诚甚至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有那一次挫折作为基础。“　　这次磨难后，李嘉诚就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晚年李嘉诚曾说“人们过誉我是超人，其实我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到现在我只敢说经营得还可以，我是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才领会出一些经营的要决的。”§§§商道宝典二唯贤是才，知人善任　　李嘉诚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他受儒家思想影响，重承诺，重义气，“严律己”，“宽待人”。他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大有孟偿君昔日风范。识人用人是李嘉诚的又一商道宝典。　　5.广纳人才，培养员工的忠诚度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嘉诚非常清楚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广纳人才，而不在意人才的背景，只要有能力，他均捧为上客。李嘉诚认为人才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比金钱还重要。　　“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得力的人才辅佐。但是网络人心必须有山川般的广阔胸怀。李嘉诚就做到了。　　李嘉诚在谈到他的用人观时说：“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就象会计师以万计，蚂蚁一小勺便足够。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才而用为原则。又如一部机器，假如主要的都要用五百匹马力去发动，而其中有一个只需要半匹马力去发动，虽然半匹马力与五百匹马力相比是小，但也能发挥其另一个作用。”　　“就如在战场，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帅要对每一种的操作比士兵纯熟，但是重要是首领亦十分清楚每种及每个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统帅只有明白整个局面，才能作出的统筹安排和指挥下属，充分发挥最大的长处，最好的效果。”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对业主起步发家有很大的推动力，但发家之后，元老功臣们不一定都能跟得上新形势。　　不可否认，元老重臣们劳苦功高，有的经验十分丰富，使他们必然会拙于开拓，缺乏闯劲，作风易流于保守。　　李嘉诚深谙此道，虽然一直尊重初期的创业伙伴，但并不一味重用元老重臣。　　如果企业家要扩大事业，就必须向外招揽新的人才，这一方面可以弥补老臣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专业人才，推动企业进一点发展。国此，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需要不同的人才。　　有鉴于此，在事业小有成就之后，李嘉诚便决定起用新人。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霍建宁。他的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经常抛头露面。实际上，他从事的是幕后工作。此人擅长理财，负责长江全部的财务策划，他处事低调，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而是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香港大学，随后留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江会计主任。他利用业余时间进修，考取了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任命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总经理。　　霍建宁不仅是长实第四家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份）的董事。　　外界的媒体称霍建宁是一个“全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的每一次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的。　　从这些项目中任意拿出一个项目来，动辄就会涉及数十亿的资金，盈亏都在于霍建宁的决策。从李嘉诚对他的信任来看，就不难看他的最终决策总是盈大亏少。　　霍建宁本人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他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公司股票等，年收入要达到1000万港元以上。人们常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不仅是长江的财源，而且还是为李嘉诚当“太傅”的角色，肩负着培育李氏二子李泽钜、李泽楷的职责。　　李嘉诚在实践中证实霍建宁确实具备直觉的经商才华后，能够不拘一格委以大任。再者，让霍建宁得到与其付出相应的收益，以增强其归属感。　　在长实公司高级管理层少壮派中，还有一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　　周年茂是长实元老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他当作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并把他和其父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学习法律。　　周年茂学成回港后，顺理成章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荣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当时，周年茂才30岁。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沾其父之光——因为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臣子的忠心耿屡，故而“爱屋及乌”。　　这些话也许有一些道理，但事情并不全然如此。李嘉诚的确念旧，却不能说周年茂“高升”是因为李嘉诚对他的关照。其实上，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是他自身具备相应的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的话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们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板一个不要。周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有本事的青年。“　　周年茂升任副总经理，是顶替移居回加拿大和盛颂声的缺位，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　　周年茂走马上任后，负责具体策划，落实了荼果岭丽港、蓝田汇景，花园、鸭利洲、海怡半岛、天水转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规划，顺利实施了李嘉诚的迂回包抄计划，从而以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李嘉诚的信任。于是，李嘉诚将更大的重任托付于他。　　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比盛颂声在职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工作，得到了公司上下的好评。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全权掌握，但是自从周年茂担当重任以来，同行和记者经常看到的长实竞拍的角色，却是周年茂那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而李嘉诚那张老面孔则不常见了，只有资金庞大的项目出现时，大家才见得到李大超人的尊容。　　周年茂虽然看起来像一位文弱书生，却颇有大将风范，指挥若定，调度有方，临危不乱，该进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收放自如，这一点正是李嘉诚最为放心的。　　现在长江的地产发展有了周年茂，财务策划又有了霍建宁，楼宇销售方面则有一名女将洪小莲女士。此前这些工作全部都是由李嘉诚一手包办的，每件事要亲力亲为。而现在，李嘉诚实现了角色换位，由管事型领导变成了管人型领导。　　有关领导艺术有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　　所谓指挥一人，就是指挥主帅下面的最高级别的经理，诚然，有些重大决策还是需要主帅亲自拍板的。　　从重用周年茂上，可以看出李嘉诚的确对老部下不忘旧情。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能力，他是以能为用人的原则。　　李嘉诚说：“只要思路、人生方向跟你比较一致，那就可以委以重任。”　　令李嘉诚骄傲的是，他的公司在过去十多年中，中高层行政人员流失率不到1%，“比香港的任何一家大公司都要少得多”。李嘉诚强调品德的重要性，“虽然能力很重要，但一个人很有才干，每天却得派三个人看住他，这种人我宁可不要。”　　李嘉诚重用才俊，把自己从事无巨细一手抓的初期管理方式上解脱出来了，以便能将主要精力用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上。　　指挥一人是管理的上上境界，但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多难度。首先是要有千里马，第二是要对千里马充分了解，对其人品、能力以及是否适应本公司都要有深刻的了解，第三是有了千里马，还必须对大局全面了解，以便及时发现公司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及早根治。　　可见，李嘉诚在用人方面在的确称得上是惠眼识才的伯乐。　　6.重用“客卿”，中西合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以宽广的胸怀容纳别人的长处，善于应用西方人的智慧。李嘉诚就能将东方和西方的管理理念兼收并蓄，成就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李嘉诚曾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齐心协和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名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　　李嘉诚少年时，就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到了“幕僚”的大力帮助，李嘉诚能成伟业，得“客卿”之助。　　李嘉诚曾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齐心协和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名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有300名虎将，其中除了李嘉诚的“近臣”之外，剩余的就是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商界声誉很响。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所言极是。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上市总额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四分之一强。　　除此之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高参。　　李业广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只要有酬金而且酬金高就必应之士，就是一般的富人还不一定能用钱把他给请去的。　　长江上市后，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凭着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两个李之间的关系非同平常！一定是相当密切、相互信赖的。　　李嘉诚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务实派，他绝对不会狐假虎威，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声誉要比李业广大得多，在香港的商界中，有哪个人会不知道他李超人呢？莫说商人，就算普通人也如此，李嘉诚在香港可说是一个妇孺皆知之人了。在香港，出名人作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但李嘉诚却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就他本人则更是不会这样做，他用李业广，是因为他敬重李业广的博识。　　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都是两个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并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看重表面形象的人，他甘愿作幕后人，低调做事。1991年李业广出任了香港证券联合和交易所董事局主席。这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份量，可见一斑。我们都知道孟尝君其人，他几乎是古代中国纳贤的典范和化身。　　孟尝君门客三千，其中不泛能人志士。　　李嘉诚堪称当代的孟尝君，他身边的能人志士也是比比皆是。　　前面提及的杜辉廉也是曾为李嘉诚的事业出过大力的“客卿“。　　杜辉廉是一位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英国惟高达证券公司到香港发展，杜辉廉为驻港代表。在业务往来中他与李嘉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惟高达被万国宝通银行购并，杜辉廉随之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经办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因而被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人”。　　但杜辉廉并不是李嘉诚属下公司的董事，他多次谢绝李嘉诚邀请他担任长实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唯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这令看重情义的李嘉诚一直觉得欠他一份重情，总想着寻机报答他。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了百富勤融资公司，李嘉诚当即决定帮助百富勤公司，以报杜辉廉相助之恩。　　杜梁二人各占百富勤公司35%的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等。　　这些商界巨头也得到过杜辉廉的帮助，所以接到李嘉诚的邀请后，便欣然应允。他们都和李嘉诚一样不入局，不参政，目的仅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在18路商界巨头的大力协助下，百富勤发展势头迅猛，先后收购了广生行和泰盛，同时百富勤还分拆出另一家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到了6.68亿港元。　　当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就想尽办法主动头减少自己所持的股份。其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的“安全”线。　　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盈利目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报杜廉之恩。　　尽管李嘉诚并不想从百富勤赚得一分一厘，但李嘉诚持有的5.1%的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了大笔红利。这是因为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倍受宠爱的热门股，他不想赚钱，也赚到了钱。　　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基本上都是请百富勤当财务顾问。身兼两家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一如既往地充当着李嘉诚的智囊。　　因为有证券专家杜辉廉的鼎力相助，李嘉诚的生意如虎添翼，挥洒自如，甚至对股市形成了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线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场所也是在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人”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其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知恩图报，又使杜逃廉更加一心一意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无论是自己做人，还是求助他人，都是一心一意地看重其品质和才干。因为德才兼备者才是最佳人选，方能与自己彼此忠诚，彼此帮助，携手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嘉诚得从“客卿上”的大力相助，也是“善有善报”的延伸。所谓“家有梧桐树，何愁引不来金凤凰”，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7.关心员工的成长、发展，利用“外脑”为自己增色　　李嘉诚总能站在员工的立场上看问题，使员工有很高的忠诚度，他的公司中辞职、跳糟的人很少。他说：“我看过很多富有哲理的书，儒家有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订立制度，这样就比较进取，然后结合中西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在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虚心坦诚，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利用外脑的智慧。　　他属下的马世民是英国人。1966年，马世民来到了香港，而且又进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干了十四年，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　　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当时马世民来到长实以后，竭力要亲自面见李嘉诚。平日里，身负众多大任的李喜诚是根本就不会过问这一类小事的，只委托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是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强的“鬼佬”经理。　　经过这次会面，他们彼此对对方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香港是这样，只要你肯用心去做事，你就会学得很快。”　　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不同的是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十二岁，李嘉诚与马世民还就好些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很是有好感。　　1980年，四十岁的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了，他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　　1982年以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最后的答案是李察信去意已定，李嘉诚也就开始积极物色接任人选，他看中了马世民，于是李嘉诚用尽所有的办法邀马世民前来加盟。　　1984年，李嘉诚通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便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集成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段。　　我们禁不住要为李嘉诚的思贤若渴、爱才如合拍案叫绝。李嘉诚为得到马世民这个大人才，而不惜重金将马世民的公司一起买了下来，其实他的用意不在这个公司，而是在于马世民这个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长实公司不仅有经验老道的，上了年纪的老员工，而且还有体力、精力、智力都十分旺盛的青年员工。不仅有各类专业人士，还有工作效率极高的职员，简直是人才的聚集地。　　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港人惯称之“鬼打鬼”。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职务，由长实副董事总经理与和黄董事霍建宁接替。马世民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了，也就是说，以霍建宁开始，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斑。　　后来，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瘫痪。这样在经济上必然遭受惨重的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那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是时代潮流。企业用人如果受地域、文化、语言的狭隘限制，不啻与潮流背道而驰。李嘉诚人虽老矣，但观念颇新，识才之中量才而用，用人要惟才是举，而不去管其人种、国籍的差别。　　因此，李嘉诚的左右手中有不少“洋大人”。敢用洋人管洋人，甚至让洋人参与长实的总体决策，显示了李嘉诚用人所达到的极高境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因其殖民地的背景，多少年来英人歧视华人的状况一直存在，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拭不去“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在巨富的华商中兴起雇佣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之风，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件颇为荣耀，有点让华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但李嘉诚雇佣洋人作副手，不仅毫无炫耀之意，而且还处处倚重他们。他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实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共有员工2000余人，他们中就有不少是洋人。若ErwinLeissner、PanlLyons两人更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　　为了能很快地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到地产业，李嘉诚聘请了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而他只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过了不久，李嘉诚又聘请了另一个美国人PanlLyons任副总经理。这两位“老美”是塑胶行业的技术专家，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塑胶生产技术。李嘉诚惟才是用，不因他们是洋人而心存疑虑，而是大胆给予他们实权。当然，李嘉诚给他们的报酬也远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经掌握了好几家老牌英资企业，同时，李嘉诚旗下的洋人骤然增多。如何去管理这帮洋人呢？李嘉诚想到了“以夷制夷”的方针。李嘉诚这样做并非是他自己管理能力不行，而在于进一步发展集团公司。随着集团的不断向前发展，他的主要责任还在于为旗舰导航，况且用洋人去管理洋人，不仅有利于熟悉业务，而且更有利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之间的沟通。　　当然，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他更重要的理由，因为他考虑，长江集团要走向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已成必然，而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着广泛的业务关系。日后，若让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血统、语言、文化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岂不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负责长实香港洋行及境外周围的业务往来。　　李嘉诚之所以如此重用他，不是因为他有英国血统、名校文凭，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优秀经济管理学家。　　李嘉诚广纳人才，中西合用，摈弃家族式的管理，却双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庭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企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是个善于吸收新事物的人，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物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过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能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订立制度，利用两种文化的优秀部分，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在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摈弃家庭式的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结合起来的管理体制。　　李嘉诚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　　唯亲是用，是家庭式的管理作风，这种管理方式引申出来的就是不信任“外人”，“外人”只能做为一个打工者。　　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都遭到了他委婉拒绝。他不是不重亲情，而是他知道企业是靠能力发展的，裙带关系最终会毁掉企业。　　在他的公司里也有亲戚、老乡，但他们均没有因为与他的特殊关系而受到照顾。　　得到他重用和提升的是有能力、有思想的人。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实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　　集中西文化精粹的李嘉诚既有其重情义、讲仁德的一面，又有其拼强手、抢先机的另一面，这种融合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很多企业家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李氏王国的管理上，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庭性统治，而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他的儿子不行，则不会让他们接班。他不在乎是家庭内还是家庭外的人执掌大权。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子承父业天经地义。李嘉诚的观念分明已经超越了时空和民族，充分显示出他冷静而又理智的一面。　　确实，商场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将家庭事业发扬光大才是最重要的，而由谁管理相比之下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嘉诚做为一个华人能够接受西方的先进的管理方法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李嘉诚有如下回答：　　问：若你的员工想自创一番事业，你会鼓励他向外作个人发展，抑或留守在集团内继续做出贡献？　　李：要经营大企业，必须知道大企业本身要有很完善的组织，一位员工的离开，自有其他人补上。例如公司会有员工被邀请往其他公司任高职，但当中也有不少人回流，原因是公司待遇好，大家合作愉快，最重要的是双方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员工能以公司为荣，及觉得在工作上有前途。　　问：李先生做生意的手法及宗旨比较稳健、保守。若有些业务需承受风险，你如何作出取舍？若你的工作伙伴很进取，喜欢冒险，在合作上会否出现问题？　　李：我本身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不过，我看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故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取，相反在进取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的承担。我讲求的是于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船要行得快，但所面对的风浪一定要挨得住。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问：中国人的公司较看重感情，美国公司较看重科技化的管理，你在管理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李：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感情，在业绩不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及导致很多人突然失业，我们糅合两者的优点，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胜。　　问：在课余时间，当我们一谈及香港的领袖，不约而同大家都想到李先生。李先生是否会有很大的压力，又怎样去舒缓自己的压力呢？　　李：要成为领袖，你提到的基本的质素一定要有，小企业每样事情都要亲身处理，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至于中型至大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而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令他们知道在公司会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资。同时，亦要令同事明白他们工资与花红愈来愈多时，亦要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生产能力要同时配合，这样公司才能够维持，只做一个好好先生是没有用的，如果只会乱花钱，公司迟早一定会出问题。　　最难做到的是要赚钱之余，又要令公司内外对你有信心，所以要清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比竞争者做得好一点，年轻打工时一般人每天工作8至9小时，而我则工作16小时，除了对公司有好处外，我个人得益更大，这就可以比别人多赢少许，对于香港今日竞争这样剧烈的社会来说，这更加重要。　　我自己没有什么压力。起初不到20岁时便要负担家庭，一心想向上，每到晚上便想着明天的事情，但翌日一早醒来，便发现所想的事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知道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不及两三个人一起做事般事半功倍，但我会尽力去做，这样压力便减少。　　李嘉诚在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的确是高人一筹，正是他这种用人之道才得以吸引了大批精英才俊在他麾下效力。现代管理强调对人的管理，因为人是一切可利用的资本中最重要的资本，如何发挥人的最大潜力，如何让人才真正成为人才并不是每一个管理者都能做到的，而李嘉诚凭借其独特的用人之道得以将人这一最重要的资本合理利用，所以其堪称为“管理大师”。§§§商道宝典三稳中求进，进中求稳　　李嘉诚作为一代华人企业家，学贯中西，尤其谙熟中国传统文化。他深思熟虑，以诚经商，从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在华人企业整体规模不大的现状下，他却没有大起大落，这与他做事低调的作风有关，也与他深谋远虑，稳中求进的管理理念有关，这是他成功的又一商道宝典。　　8.事前深思，看准之后竭尽全力。　　李嘉诚在做每一个决定前都会跟自己的高级经理商量，讨论分析行动的可行性，一旦做出决定就会不遗余力坚定前行。李嘉诚说：“不敢说一定没有命运，但假如一件事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均不占优势，那么想做成功一件事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贸然去做，得到失败的结果便埋怨命运，这是不对的。”　　199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当时，国际经济环境逐渐好转，世界性石油危机已成为历史；中国大陆已结束了十年浩劫，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并开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在此形势下，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百业繁荣，刺激了地产业的兴旺；地产的兴旺，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时间，地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举足轻重。　　自从1958年李嘉诚涉足地产以来，他先是在1971年将长江改为长江地产，而后又更名为长江实业，并成功上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976年，长实的年经常性利润达到了5887万港元、拥有地盘物业635万平方英尺、资产净值则达到5.3亿港元，创历史最好业绩。李嘉诚在商界逐步为人瞩目，也树立起了一定的企业声誉。　　不过，此时的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不过是一家中型地产公司而已，认识他的人很少。例如，当年在一拍卖会上，有个实习记者问旁边的老记者：“那个额头高高，头发微秃，频频举手应价的中年人是谁？举一次就加个几百万，很平常？”　　老记者说：“他叫李嘉诚，长江实业公司的老板，当年靠做塑胶花发迹，还被捧为‘塑胶花大王’。近些年投资地产，拥有多座工业大厦，还在赛西湖发展高级住宅楼宇，在地产界已小有名气，看他在拍卖场的气度，实力不可小觑。”　　这位老记者解释了好一番，才使这位实习记者知道了李嘉诚这一名号。而在后来，李嘉诚的声名可谓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哪位记者还会不认识李嘉诚呢？　　李嘉诚享有盛名，始于1977年，从此以后，他就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就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　　这一转变是因为李嘉诚参与地铁遮打站（亦称中环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投资。　　结果长江实业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向英资全面进军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被大家推为“民族英雄“，从此声誉鹊起。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最大的公共工程。整个工程预计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　　首期工程由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　　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由港府担保获得银行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当股份。　　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第一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周围有香港政府公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参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附近就是中环银行区。　　有人说，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大腿，其上盖将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因此，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　　李嘉诚又何尝不为之动心呢？不过，在李嘉诚眼里更看重的还不是上盖发展的利润，而是长实声誉。若一旦中标，则可使长实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地产商行列。　　而目前在人们的眼里，长实只是一家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寸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根本就没有半砖片瓦，谈何实力强大呢？　　李嘉诚涉足地产20春秋，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电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他决心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　　早在1976年下半年，新闻界就在风传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1977年初，这一消息终于得到官方确认，各大地产商无不摩拳擦力，准备进攻。　　在这声决战前夕，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连日来寝食难安。　　据追随李嘉诚多年的“老臣子”回忆，李嘉诚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做，他总是在办公室处理工作，哪怕弄得很晚。李嘉诚在家，除了学英语，翻翻报章杂志，就是陪太太和儿子。他尽可能放松自己，不思考工作上的事情，保证睡得安稳，以便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工作。如果发现他把文件资料带回了家，那一定是遇到了绝对重要的大事。　　如今的地铁车站上盖投标，就是他认定的非干不可的大事。　　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前往竞标。究竟鹿死谁手，必将有一番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　　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中区，长实就可“一飞冲天”，跻身地产诸强之列；假如不幸失败，长实还得屈居人后，卧薪尝胆。　　长实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若希望渺茫，不如不投。以前也曾有过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地价高昂，而且日涨日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世界上地价最贵的地段。一块地皮，动辄就要数亿乃至10多亿，这绝非长实的财力所能够参与的竞价。　　虽然实力并不强大，但李嘉诚是我么期望能抓住这次机会啊！　　这天傍晚，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维多利亚海湾朦胧的轮廓。潮声在他耳畔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这两座大厦应该属于长实！　　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意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集成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大步回到家中，来到书房，翻阅研究有关地铁建筑的材料。　　李嘉诚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定下超越置地的目标后，自己清楚暂时根本不具备与置地抗衡的实力，便取避其锋芒、迂回包抄的战术。20年来，李嘉诚从没有与置地正面交锋过一次，可见其忍耐力之强。　　现在，李嘉诚觉得机会来了，虽然实力依然不及置地，但足以一搏。　　既然准备与置地比试高低，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何况对手比自己强大，更要做到知彼，搞清对手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李嘉诚估计，参加地铁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相比而言，华资地产建筑公司的实力稍逊一筹。　　当然，置地公司的夺标呼声最高。　　港岛中区，可以说是置地的“老巢”。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当年因参与中区埴海，而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数十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正好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不难看出置地在中区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公众和传媒才习惯于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而金钟站离遮打广场也只有100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　　可以说，如果能够攫取中环、金钟车站上盖的兴建权，就等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饿虎的食槽里夺食。　　卧塌之侧，置地岂能轻易让他人染指？置地虽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但众多媒体都认为，置地必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谁与置地竞争，无疑是“以卵击石”。　　李嘉诚深知，论实力，长实远远不是对手。要扳倒置地巨人，必须出奇制胜。　　李嘉诚又开始总体地分析对手，谋略从其内部找到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　　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任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此人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勉一步一步爬上了董事局主席的高位。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兼两局大班，又受到股东老板的制约，加之凯瑟克家族一向防备内地政府，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所以纽璧坚坐镇香港，制定战略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散。　　常人往往看不到置地的劣势，却总是被置地的强大外表所为迷惑。　　而且，置地一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自然不会冷静地研究竞争对手，也不会“屈尊”去迎合合作伙伴。　　这也是置地的一个致命弱点。　　李嘉诚因此认为，只要决策正确，周密而谨慎地行事，置地并非不可战胜。　　于是，李嘉诚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　　香港地铁公司属于港府的公办公司。地铁公司除拥有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按市场的规则运作。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当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价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作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再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他们想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而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地铁公司与港府之间发生的这一分歧，使李嘉诚看出，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这就是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所在。　　于是，李嘉诚采取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奇袭原则，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案。　　通过这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嘉诚的思路逐渐明朗，脑海中忆有了投标书的大致轮廓。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这仍不足以挫败其他竞投对手，因为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　　李嘉诚将方案重点着眼于两点：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建筑费；二.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长实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个方案需要大笔现金，所以对长江来说，负担很大。但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全力一搏。　　为储备足够的现金，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2亿港元，大通银行许诺长实可以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如此，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有4亿港元。　　这样，李嘉诚已做好了充分的资金准备，使方案的具体实行有了保证。　　李嘉诚的做事风格，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成功。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一个平等机会，投标书内容则属机密。投标中标法则，若过多考虑自己一方的得利益，则中标希望小；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则毫无利益可图。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秘而不宣，任记者发挥想象力去揣测。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舆论界一直看好置地，认为此番夺标，非置地莫属。　　英文《南华早报》的澳籍记者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纽璧坚拒绝透露投标内容，亦不对“名花谁属”作评价，但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工商日报》称：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卒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这幅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李嘉诚首长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则由日后商议签订。　　当晚，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与会记者说：　　“这座建筑物会逐层售与公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分享，地铁公司则占大份。”　　“若干间公司均对与本公司合作感兴趣，因而竞争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卒为长江获得，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成为凯瑟克家族逼纽璧坚下台的借口。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地铁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底竣工，中环金钟两站上盖物业发展利润，大大缓解了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对与长实的合作非常满意，他说：“中环、金钟地铁车站盖地产发展，将为本公司二期、三期开程的车站上盖合作，树立样板。”　　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两座发展物业，为长江实业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　　长实的盈利，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获得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长实不再只是一家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李嘉诚及其长实从此树立起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为取得银行的信任和股市的声誉、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嘉诚在这场历史性大战中的成功秘诀是：　　一.沉着冷静，低调处理，以麻痹对手的警觉。　　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之所以好，一举中标。　　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牵动全香港地产界甚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不能太多计较眼前利益，否则以长实实力难以中标。　　实际上，李嘉诚在其物业发展上获得甚微，若以低于地产业平均利润计，李嘉诚还亏了。　　虽然眼前是亏了，但长远来看，长实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将来所得必能被回这次所失，战略家的眼光就是这样，不计较一次生意的得失。　　高手作战，从不纠缠于一时一地之得失，而以大局战败论英雄。李嘉诚就是这样，对自己看好的生意，一定要踏踏实实，全面分析论证，竭尽全力取得成功。　　9.扩张中牢记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　　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不打没准备的仗，但也要抢占先机，勇为人先。算在人先才算得上是独具慧眼，走在人先，方可在商场上游刃有余。　　1958年，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地占领了欧洲市场，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1000多万港元，纯利100多万港元。　　在李嘉诚30岁这年，塑胶花为他掘走一生的第一桶金，也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美誉。等到稳固了欧洲的市场之后，李嘉诚又要转向北美地区了。　　李嘉诚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并且设计印刷了精美的产品广告画册，通过港府有关机构和民间商会了解到北美各贸易公司的地址，然后分别投寄出去。　　一家销售网遍布美国加拿大的北美最大的生活用品贸易公司S公司有意于到香港实地考察。李嘉诚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果断拍板：一定要拼尽全力抓住这个大客商！他知道，只有抓住这个大客商，才有可能进入到北美地区的市场中去。依照他与欧洲批发商做交易的经验，李嘉诚在公司高层会议上宣布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周之内，要将塑胶花生产规模扩大到令外商满意的程度！因为他知道，这是吸引住这位客商最大的引力所在。由此看来，李嘉果真是一个果断而又有富有气魄的人。　　这件事是他有生以来所冒的最大的一次险。他完全孤注一掷，全力以赴，几乎是用他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地营建的事业来赌一赌啊！　　李嘉诚一生中的作风稳健，无论何事，总是再三思索，仔细察看，确保无大险方才去做。惟独这一次，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做别的选择、打算。他不想白白地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看来他要么彻底放，要么就得全力一搏。除了这些，他没有第三条路可以去选择。　　真是令人无法想象，怎么能够在一周内的短短时间里去完成难度那么大的新规模呢？他先新租一套占地约1万平方英尺的标准厂房，然后将旧厂房退租，搬迁原有的可用设备，购置新设备，改建新厂房，安装调试设备，新聘工人并且培训上岗，工厂进入正常运行……　　为了完成这件事情，李嘉诚和全体员工一块，没日没夜地苦苦奋战了6个晚上和白昼，每天最多每个人睡上三四个小时，但大家无怨无悔，他们相信李嘉诚这样做是对的。在如此巨大的工程面前，李嘉诚忙而不乱，高度指挥十分到位，从这里也充分显示出了李嘉诚超人的组织才能。　　等到了第七天，长江公司最后的一台设备刚刚调试完毕，众人也刚要停下来稍歇一下，喘口气。正在这时，传来了外商购货部经理已抵港的消息。李嘉诚得知此消息后，二话没说，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驱车赶往九龙启德机场去迎接这位来自北美市场的大客。　　这位美国人也是一位雷厉风行的爽快人，等他见李嘉诚来接机之后，并没有停顿片刻，便让李嘉诚直接由机场把他送往长江公司去参观视察。　　当这位美国商人参观完了长江公司全部生产过程和样品陈列室之后，竖着大拇指由衷地称赞李嘉诚所创办的工厂完全可以和欧美的同类工厂媲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令这位美国商人满意的是李嘉诚的报价要比欧美低上一半，因此，美国人一点也没有犹豫就立即对李嘉诚说：“以我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了，你意下如何呢？“　　这家美国公司成了长江工业公司的大客户，每年的订单数以百万美元计。通过这家公司，李嘉诚获得加拿大国商业银行的认可，并且最后发展成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为李嘉诚进军海外架起了一道桥梁。　　塑胶花为李嘉诚带来数千万港元的盈利，长江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厂。李嘉诚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名，不仅蜚声全港，还为世界的塑胶同行所侧目。　　从这件事可得出一点结论，那就是永远循规蹈矩，无大起大落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富商。有时，风险大收益大，不过，冒险却不能盲目，要组织严密，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再者在困难与重任压头时更要谨记“稍安勿躁，方能成大事。”一切均要定心、定力。　　10.不做亏本的生意　　常言道：“小心驶得万年船”，行动小心谨慎的人很少吃亏。如果一个人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当前的利润迷失了方向，那么一个企业注定会在将来吃亏。李嘉诚对失败事业的态度是当断则断。生意多得是，他情愿去开拓新的领域，开始一单新的生意，而没有耐心去挽救一桩亏损的生意。　　不冒险，求稳健，还反映在李嘉诚对待一些一时看不出前景的项目上，李嘉诚的方法是当断则断，宁可少赚也决不亏本。　　1986年，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　　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但是投资后却没有什么收益，投资也如泥牛如海。　　《杀戮香江——富豪沉浮录》——书提到：　　“去年（1992）年8月，和黄公布1992年上半年业绩，李嘉诚毅然宣布为加拿大赫斯基的巨额投资作出14.2亿元撇帐，令和黄盈利倒退。”　　“李嘉诚认为这项投资亏损，是马世民管理出了乱子。”　　“他曾说，如果和黄没让合作伙伴左右决策，收购另一家石油公司，和黄收购赫斯基，绝不会有所亏损。”　　“他怪罪马世民，是因为马世民策划的海外投资项目，接连失利。1989年马氏再买下生产天然气为主的Canberra,却没有取得这家公司的话事（主事、决策）权，由人家管理，没有当上这家公司的主席。”　　“痛定思痛，李嘉诚决定不听马世民的解释，将赫斯基石油14.2亿的帐撇得干干净净。”　　李嘉诚对失败事业的态度是当断则断。生意多得是，他情愿去开拓新的领域，开始一单新的生意，而没有耐心去挽救一桩亏损的生意。　　李嘉诚认为，亏损的事业在竞争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此，能断就断，能卖就卖。　　与其花费大精力去扭亏，不如选取一项前景看好的事业重新开始。　　扭亏花费的精力往往不能与收益成正比。　　在CT2项目上，我们又一次看到李嘉诚的稳健作风，以及对前景不明朗的项目的处理风格。　　CT2（第二代无线电话）是马世民的另一项重要投资。　　1992年，和黄在英国失推出CT2,市场反应冷落，客户不到一万，不及预期的五分之一。　　最令李嘉诚担忧的是和黄要投资60亿港元，建立电讯网络，另加上一二十亿的辅助投资，总投资额近百亿。　　对这种未被市场认可的高科技项目，李嘉诚不似投资地产那么有把握，故坚决斩缆止血。　　从1992年中起，和黄关闭在台湾、孟加拉的CT2业务，退出澳洲等3个流动电话网络的竞投。　　李嘉诚认为收缩不够，主张卖盘，全线撤退。　　马世民不肯认输，跟老板李嘉诚顶撞起来。　　他认为CT2发展前途远大，现在匆忙下结论，为时过早。　　也许马世民是对的，但作风一贯稳健的李嘉诚不会投下这近百亿元，去冒险等市场作出最后结论。　　若是客观地评论，马世民与李嘉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马世民的观念和做法富于开拓性，当然也有风险。也许日后会赚大钱，但也可能会败得很惨。　　李嘉诚是现实的，地产是能短其见效，且十拿九稳的投资。故希望有投资便有回报的李嘉诚的大部分资金均在地产上。　　拿近百亿元去下赌，实在不是李嘉诚的做事风格。　　这时的李嘉诚，宁可少赚，但绝不亏本。　　亏本的生意做不得，因为如果一味冒险做下去，极有可能陷入不能拔出的境地，那么将会使以前的心血付诸东流。　　11.既要有好胃口，又不能狮子大开口　　一味地猛进，一味地追求扩大经营曾使许多曾经优秀的企业家栽了跟头，他们在创业之初也曾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吃得太多却消化不良最终使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李嘉诚在扩张的时候却非常讲求策略，一定要量力而为，决不盲目扩展。　　一味地猛进，迅速扩张，可能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消化得了。因此，李嘉诚在扩张实力的同时，是非常讲求策略的。　　李嘉诚以小搏大、入主和黄后，人们对于他能否管理好这间巨型公司是有怀疑的，因为在和黄发展史上是有过教训的。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庭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家族、太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0-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远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势力之在，一时无人可与其匹敌。　　祈德尊看准了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库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时期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期弥补财政赤字。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宠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宠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一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怡和财团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面对重重喝彩，李嘉诚并未得意忘形，沾沾自喜，而是在胜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又行吗？”　　李嘉诚量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中，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管理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　　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　　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之沉重，他要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局主席之上，李嘉诚却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这种态度。李嘉诚是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作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