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游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的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这首诗足可以代表林徽因早期作品的艺术风格，那轻轻地笑的“云的留痕，浪的柔波”，是从眼神、口唇边泛起的酒窝，那整齐洁白如编贝启唇而露的玉齿，在闪光之间的具象，描绘了一个灿烂无比、甜美绝伦的笑，——诗的笑，画的笑，是那样甜蜜，痒痒地涌进了人的心窝，体察与表现是那样的细致入微，又别开生面，真挚的感情和精微的感觉，描绘出可触摸的具象。上下两节，对称很严谨，语言也玲珑剔透，诗行中透出美的芳馨。香山上的诗，是俯拾皆是的，但是它又特别需要诗人独到的慧眼，如她的《深夜里听到乐声》：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轻弹着，　　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　　静听着，　　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　　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　　忒凄凉，　　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　　太薄弱，　　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　　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　　你和我，　　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这乐声是一种感召，也是一种忆念，轻柔细腻中蕴含着热烈和真挚，这是来自性灵深处的诗情。在艺术形象的建构上，这首诗也更多地体现了音律美和建筑美，那意象细微的弹跳，好像赋格曲中最轻柔的音符，那旋律，让你心头荡漾，心弦颤动，又余音袅袅；在句式建构上，两长一短的三段式，抑扬适度，如一曲回廊，往还复沓，曲径通幽，构成了深邃的意境，又渲染了那种悲思和凄婉的意味；在韵律上，流畅而不单调，和谐又复自然。　　5月15日，徐志摩拉上张歆海、张莫若夫妇，到香山看望林徽因。　　见到他们，林徽因高兴得像个孩子，养了两个月，林徽因的精神好了许多，脸上出现了红润。林徽因说：“你们看我是否胖一些了？这两个月我长了三磅呢。”　　张歆海的夫人韩湘眉说：“看你的脸让太阳晒的，简直像个印度美人了。”　　大家都笑起来。　　吃了茶，他们一起去游山。　　从“双清别墅”到半山亭，从西山晴雪到弘济寺，这一路上说说笑笑，不觉已近中午，便去弘济寺吃素斋。张歆海对寺旁的一块大石头发生了兴趣，对徐志摩说：“志摩，你看这个神鸡石是公鸡还是母鸡呵？”　　林徽因笑道：“当然是母鸡了，你看它尾巴下有个石洞，人都说这是一只神鸡，每天下5个鸡蛋，乡亲们都叫它下蛋石呵！”　　张奚若却坚持说那是一只公鸡：“你看它的脖子高高扬着，还有它的冠子，哪像个母鸡的样子！”　　张歆海说：“母鸡就不能把头昂得高一点？人家生了蛋，也该骄傲一下嘛。你看我家的湘眉，生了孩子，一天比一天神气！”　　“你别胡说八道了，”韩湘眉说，“还是让徽因读读她写的诗吧。”　　林徽因说：“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我一个人在山上，真是闷死了。诗倒是写了不少，可不好给你们拿出来，就给你们读读我那《一首桃花》吧。”　　桃花，　　那一树的嫣红，　　像是春说的一句话：　　朵朵露凝的娇艳，　　是一些　　玲珑的字眼，　　一瓣瓣的光致，　　又是些　　柔的匀的吐息；　　含着笑，　　在有意无意间，　　生姿的顾盼。　　看，——　　那一颤动在微风里，　　她又留下，淡淡的，　　在三月的薄唇边，　　一瞥，　　一瞥多情的痕迹！　　徽因读完诗，大家都交口称赞。　　韩湘眉说：“真是太好了，看来我们是来晚了，没见上那一树桃花。”　　张奚若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林小姐成了大诗人啦！你在《诗刊》上那组诗我也读了，写得满有味道嘛！”　　林徽因说：“学长过奖了，还不是志摩催稿子，硬逼出来的，生涩得很。”　　志摩说：“徽因的诗，佳句天成，妙手得之，是自然与心灵的契合，又总能让人读出人生的况味。这《一首桃花》与前人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是同一种境界。”　　这天，他们一直陪徽因聊到很晚。　　这段日子里，林徽因还写了：《激昂》、《莲灯》、《情愿》、《中夜钟声》、《山中一个夏夜》等诗作。应该说，这是她写诗最多的一年。这些诗表现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挚爱，感情纤细，构思巧妙，以独特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内心情感和思想的诗性世界，具有音乐、绘画和建筑美。从这个花季始，她走上了诗歌创作的漫长旅程。　　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窘》，这是她的第一篇家庭生活的小说。　　6月12日，徐志摩、罗隆基、凌叔华、沈从文，再次同去香山看望林徽因。　　林徽因的病情又有些加重，刚刚发了10天烧，人也显得疲乏，怕她寂寞，林徽因的母亲也把宝宝带到山上来了。大家见到徽因，心情也很沉重。　　这次志摩上山，又特意为徽因带去英国唯美派作家王尔德、特等人的著作和新出版的第三期《诗刊》，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他的新作《你去》，志摩曾在信中说，这首诗是为她而写的。诗中流溢着他对她的情感和爱昵：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哪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叫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棵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石块，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期待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了，我就大步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下山的时候，徐志摩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吻了吻宝宝。　　徽因送他们到一座山的弯口处，徐志摩回过头去，徽因还定定地站在那里。　　满山的杏树已结出了累累青果。　　那是一个花期的愿望。志摩之死　　侧柏和紫薇掩映的一排廊式长房，紧紧靠着北平中山公园的东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单位——中国营造学社，　　这个学社是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专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指出，1872年生于贵州。民国3年（1914年）10月任内务总长，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营造法式》的抄本，惊为秘籍，两次刊行，反响颇大，于是他便自筹资金下。北宋彭城刘鳌始创。后经咸平二年、祥符年间数次扩建，，发起中国营造学社，并自任社长。最初学社设在朱启钤家中，初邀人社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国学家。　　1930年，朱启钤为筹措学社的经费，向支配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恐学社没有专门人才，要钱的理由不充分表面性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对事物不作深入细致的，曾做过朱启钤幕僚的周治春（他是营造学社名誉社员中基金董事），便专程到沈阳鼓动梁思成、林徽因加入学社，因为那时东大建筑系刚刚筹办，不便离开，另外，由于朱启钤为袁世凯登基筹备大典，被国人所诟病，梁思成、林徽因不愿同他合作，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1930年秋，林徽因回北平养病不久，陈植也走了，他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　　1931年“九·一八”前夕，东北的火药味已很浓，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天天演习，并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闯，如人无人之境，日本人为了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竟把东大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树起路障牌子，大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连天烽火，即将引发，东大建筑系的“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在这个时候，东大的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也剑拔弩张。梁思成没有参与他们的派系斗争，再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不能再来东大工作，于是他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把系里的事交给当地人童（上“宀”下“隽”），到北平营造学社应聘。　　应聘后，梁思成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为营造学社校理。“九一八”事变后，建筑系的学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也一起到北平投奔老师，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　　后来，刘墩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到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他年轻时到日本读中学，192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先后在长沙、苏州等地教书，他外表整洁，他外表整洁，性格沉静，到任后任文献部主任。　　林徽因在香山休养半年之后，身体基本复原。下山那天，徐志摩、沈从文、温源宁等陪了梁思成去接她。并在北京图书馆办了一桌宴席，给林徽因接风。看到林徽因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徐志摩很高兴；当林徽因问到他近日生活的时候，他却只有，声长叹。　　近来徐志摩连遭打击，他最亲近的母亲不久前刚刚去世，父亲不容他的妻子陆小曼，父子关系仍很紧张。在北平，他只身住在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的家中，也多亏了胡大哥和江冬秀的照应。他身肩两所大学的课程，月薪差不多600元，却不够花钱如流水的陆小曼铺张挥霍。他为了挣钱，疲于奔命，身体也越来越糟，不是泄肚子，就是感冒。为了挣钱，跟一些朋友也疏远了，眼下正忙着为蒋万里出售上海愚园的房子做中人，想挣点跑腿钱，填填债台上的窟窿，真是斯文扫地，这些怎能给林徽因讲呢？　　那一天，他曾到燕大看过冰心，冰心问过他过去的一些事，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写道：“说什么以往，骷髅的磷光。”　　宴席结束的时候，一群朋友拉上他们去看京戏，徐志摩对林徽因说：“过几天我回上海一趟，如果走前没有时间再来看你，今天就算给你辞行了。”　　林微因说：“11月19日晚上，我在协和小礼堂，给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　　“那太好了，”徐志摩兴奋起来：“我一定如期赶回来，作你的忠实听众。”　　11月19日晚，协和小礼堂灯火辉煌，座无虚席。　　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专业人员济济一堂，听林徽因开设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讲座。当穿着珍珠白色毛衣、深咖啡色呢裙的林徽因，轻盈地走上讲台时，所有的眼睛为之一亮。这位27岁的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的风度和美丽，让他们顿生惊羡之感　　她标准的牛津音如空山流泉，响起在人们耳际：“女士们，先生们！建筑是全世界的语言，当你踏上一块陌生的国土的时候，也许首先和你对话的，是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它会以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风格，向你讲述这个民族的历史，讲述这个国家所特有的美的精神，它比写在史书上的形象更真实，更具有文化内涵，带着爱的情感，走进你的心灵。”　　精彩的开场白，立刻爆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林徽因娓娓而谈：“漫长的人类文明历程，多少悲壮的历史情景，梦幻一般远逝，而在自然与社会的时空演变中，建筑文化却顽强地挽住了历史的精神气质和意蕴，它那统一的空间组合、比例尺度、色彩和质感的美的形态，透视出时代、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哲学、宗教、伦理、民俗等意识形态的内涵，我们不妨先看北平的宫室建筑。”　　林徽因停顿了一下，下意识地用目光扫视全场，没有她所期待的那张面孔。上午她曾接到徐志摩由南京打来的电报，讲他将搭乘“济南号”飞机到北平，下午3点派辆汽车到南苑机场去接他。梁思成租了一辆汽车去南苑机场，结果等到4点半，人仍未到，汽车只好又开了回来。　　来协和小礼堂讲演以前，她还与思成说：“志摩这人向来不失信，他说要赶回来听我的讲座，一定会来的。”　　徐志摩是11月11日回上海的。那天，徐志摩搭便机先到南京，当晚住在张歆海家里，与张歆海、韩湘眉夫妇一起讨论人生与恋爱，通宵达旦，第三天，张歆海、韩湘眉送他登车去沪。　　一进家门，徐志摩就与陆小曼大吵了一架。志摩的心更加冷了。这次回来，他给小曼带来不少画册、字帖、宣纸、笔墨，满心指望小曼能够改掉恶习，沉浸在艺术氛围中，造就一番事业，没想到小曼一如故我。志摩不想把关系弄僵，只好探访故友，消愁解闷。　　到家的第二天早晨，他便去拉斐德路拜访刘海粟，看了他从欧美带来的新作。中午，在罗隆基家吃的午饭。15日，他的学生何家槐又来看他，两人兴奋地谈了一天。因他一心想着赶回北平，听林徽因的讲座，感到无论如何也要在17日离开上海。　　林徽因讲着：“北平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北平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8000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林徽因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的封建概念，基本上是中央集权，分层次的完整统一着。在这样的封建社会结构中，它的社会特征必然在文化上反映出来，其一是以‘礼’立纲，建立封建统一的秩序，这是文化上的伦理性；其二是以‘雄健’为艺术特征，反映出封建大国的风度，试想诸位先生、女士站在故宫的午门前，会有什么感受呢？也许是咄咄逼人的崇高吧！从惊惧到惊叹，再到崇高，这是宫殿建筑形象的感受心理。”　　她讲得很流畅，很生动，听众也平心静息，生怕漏掉一个字。讲话的时候，林徽因不停地用眼睛望着门口，她期待那个身影的出现。　　17日晚上，当徐志摩即将离家的时候，陆小曼问他：“你准备怎么走呢？”　　“坐车。”徐志摩回答。　　陆小曼说：“你到南京还要看朋友，怕19日赶不到北平。”　　“如果实在来不及，我就只好坐飞机了，我口袋里还揣着航空公司财务主任保君健给我的免费飞机票呢。”徐志摩说。　　“给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坐飞机。”小曼着急了。　　“你知道我多么喜欢飞啊，你看人家雪莱，死得多么风流。”　　“你又瞎说了。”　　“你怕我死吗？”　　“怕什么！你死了大不了我做风流寡妇。”　　18日凌晨，徐志摩匆匆起身，怕误了火车，顺手抓起一条又短又小的西装裤子，连腰间的一个破洞也没注意到，就胡乱套上，又顺手拎起那只从不离身的皮箱子，乘早车到南京去了。　　在火车上，他买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正好登载着北平戒严的消息。糟了，她的讲演听不上了。转而他又想起，张学良或许正在南京，干脆搭乘他的“福特”专机去北平。于是下车后他先到张歆海家去问情况。　　林徽因喝了口茶，继续讲着：“‘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立言。‘左祖’指的是左边的太庙，‘右社’指的是右边的社稷坛。‘旁三门’是指东、西、北面各两座城门。日坛和月坛分列在城东和城西，南面是天坛，北面是地坛。‘九经九纬’是指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经途九轨’，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宽的，清末以来逐渐被民房侵占，越来越窄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平，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懵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　　这时，一位使节站起来问：“对不起，林小姐，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马可·波罗同样来自一个文明古国，那里有古罗马角斗场和万神殿，整个古罗马文化，都可在同时代建筑中找到投影。他来到中国的元大都，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震撼了？”　　林徽因笑了笑回答：“吸引了马可·波罗的是中国建筑中，表现出人和天地自然无比亲近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建筑群体，显示了明晰的理性精神，最能反映这一点的，莫过于方、正、组、圆的建筑形态。方，就是刚才我讲过的方九里，旁三门的方形城市，以及方形建筑、方形布局；正，是整齐、有序，中轴、对称；组，是有简单的个体，沿水平方向，铺展出复杂丰富的群体；圆，则代表天体、宇宙，日月星辰，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不过中国的建筑艺术又始终贯彻着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本意识，追求人间现实的生活理想和艺术情趣，正是中国的建筑所创造的‘天人合一’，及‘我以天地为栋宇’的融合境界，感动了马可·波罗。”　　听众中再次爆发出热烈掌声。　　当徐志摩赶到张歆海家时，张歆海夫妇和朋友到明孝陵灵谷寺去玩了。于是他便去金陵咖啡馆吃茶，然后到在硖石长大的同窗好友何竞武家闲坐，何竞武原名陆何坤，生于1894年，后入保定军校4期步兵种，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处长、副师长、平汉铁路局长、西北运输司长，授国民党中将，1962年病逝于香港。何竞武说：“张学良现在北平，他的飞机一时还到不了南京，你只好坐火车去了。”　　何竞武家离飞机场较近，故对张学良专机情况很清楚。徐志摩插进衣袋里的右手，突然触到一张硬纸片，他这才想起原来手上还有一张保君健送他的免费机票。他说：“我明天搭乘邮件飞机，当天准能赶到北平。”　　何竞武说：“邮件飞机明早八点起飞，我家离飞机场很近，今晚你就睡在这里吧。”　　“好吧，那我晚上再到张歆海家去一趟。”徐志摩说。　　他9点半钟到了张歆海家，张歆海夫妇参加一个宴会还没回来，两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他独自一个人烤火、吸烟，和那只名叫“法国王”的猫玩耍。感到无聊了，他便给杨杏佛打电话，把杨杏佛召了来。　　晚上10点多钟，张歆海夫妇回来了。歆海一见到志摩，便亲热得拥抱在一起。韩湘眉注意到徐志摩穿着一件又短又小，腰间破着一个窟窿的西装裤子，徐志摩像螺旋式的转来转去，想寻找一根腰带，引得大家大笑，他自我解嘲地说，那是临行仓促中不管好歹抓来穿上的。大家又说了一阵笑话，韩湘眉忽然问：“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 Tomorrow志摩！（明天会不会出事）？”　　徐志摩顽皮地伸出了右手掌，他说会看手相，他的生命线特别长，不会出事的。　　韩湘眉又说：“志摩，说正经话，总是当心一点好，驾机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志摩回答：“不知道，没关系，I always want to fly.（总是要飞的）。”　　韩湘眉又问：“你这次乘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　　“她说我要出了事，她做风流寡妇！”　　“ALL widows are dissolute.（凡是寡妇都风流）。”杨杏佛打趣说。　　说罢，大家都笑起来。　　接着他们谈朋友，谈国事，谈徐志摩此后的北平生活。夜深了，他们才依依惜别。到了门口，徐志摩回过头来，像长兄似的在韩湘眉左颊上温柔地吻了一下。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林徽因接着讲，“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皇帝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因此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才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是北平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平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平城的位置，当然与金旧都有联系。　　这种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棋盘式格局，城市总体构图，整齐划一，而中南海、景山、北海，这三组自然环境的楔人，又活跃了城市气氛，增添了城市景观的生动感，这是运用规划美和自然美的结合，取得多样统一，正如古罗马角斗场的墙壁，随着椭圆形平等轨迹，而连续延伸，建筑的圆形体，显得完整而统一，但正面效果上，因为各开间采用券柱式构图，形成了直线与弧线，水平与垂直，虚面与实面的强烈对比，这是运用几何手段，求得建筑美的多样统一。但这种美不是形象的，而是结构的。它的艺术魅力因顿悟而产生，其结果却是伦理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11月19日上午8点之前，徐志摩同何竞武一起吃过早点，又匆匆给林徽因发了一个电报，便登上了由南京飞往北平的“济南号”飞机。这是一架司汀逊式6座单叶9汽缸飞机，1929年由宁沪航空公司管理处从美国购人，马力350匹，速率每小时90英里，在两个月前刚刚换了新机器。飞机师王贯一，是个文学爱好者，徐志摩搭乘他的飞机，他非常高兴。他说：“早就仰慕徐先生大名，这回咱们可有机会在路上好好聊一聊了。”　　副机师叫梁壁堂，他跟王贯一都是36岁，与徐志摩同龄。　　南京的天气出现了好兆头，飞机起飞的时候，蓝天白云，一派万里晴空。　　徐志摩心旷神怡，他是喜欢飞的。在空中飞行，人常常觉得自己脱离了肉体凡胎，跟蓝夜里彗星一样，在天际遨游。他曾在散文《想飞》中写过：“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回看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待。”　　此刻，他觉得自己化作了一朵白云，乘风飞去。　　10点10分，飞机降落在徐州机场，徐志摩突然头痛欲裂，他在机场写了封信给陆小曼，不拟再飞。10点20分，飞机又将起飞，他看看天气晴朗，心想再坚持一下，便能赶到北平，如约去听林徽因的讲座，他又转身钻进了机舱。　　飞机由副驾驶员梁壁堂驾驶，王贯一同徐志摩一前一后，不停地聊着文学。　　一缕又一缕白云，从他们身边飞去。　　突然，梁壁堂叫道：“不好，前面有大雾。”　　他们一齐朝着窗外望去，飞机已被雾气团团围住，迷蒙不见任何景物。　　“冲过去！”王贯一命令。　　“不行，这儿有山。”梁壁堂回答。　　“绕过去！”王贯一急速说。　　砰的一声突然炸响，飞机撞在党家庄上空的开山顶上。机身訇然起火，像一只火鸟，翩翩坠落于山下。　　开山，当地人叫白马山，就在津浦铁路旁边。“济南号”失事时，正被一个路警看到，等他跑到出事地点，机上的火还在燃烧。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讲了中国的皇城建筑，在下一个讲座里，我要讲的是中国的宗教建筑，在此之前，我想给诸位读一首我的朋友写的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这首诗所反映的宗教情感与宗教建筑的美是浑然天成的。”　　林徽因的朗诵把听众带到另一个肃穆庄严的境界。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和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感官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听众们看到她的嘴唇颤抖着，她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　　回到家中，梁思成告诉林徽因，关于徐志摩未回北平的消息，已给胡适打过电话，胡适也很着急，他也怀疑途中有变故。　　20日早晨，胡适和林徽因分别看到了北平《晨报》刊登的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州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林徽因和梁思成赶到胡适家中，胡适声音嘶哑地说：“我这就到中国航空公司去一趟，请他们发电问问南京公司，看是不是志摩搭乘的飞机出事了。”　　中午时，张莫若、陈雪屏、孙大雨、钱端升、张慰慈、饶孟侃等人都来到胡适家中打听情况，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胡适回来了。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南京公司已回电，证实出事的是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南京公司今天早晨已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赶往出事地点，调查事实真相。　　林徽因觉得两眼一黑，昏倒在椅子上。　　下午，北平《晨报》又发了号外：　　诗人徐志摩惨祸　　【济南二十日五时四十分本报专电】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风藻，二十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适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　　整整一天，林徽因的眼前闪动着一团火光，徐志摩散文中《想飞》中的那几句话，不时地撞进她的脑海：“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志摩，难道你是先知，难道你早就预感到你的幻灭，你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吗？　　冷雨如麻。雨滴敲在福缘庵的青瓦上，如泣如诉。水幕从屋檐下垂落成一幅挽帐，也是凄清而冰冷。　　这座小庵原来是个卖窑器的店铺，院子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徐志摩的遗体停放在庵内入门左边贴墙的一侧。在济南中国银行工作的一位姓陈的办事人，早已把徐志摩的遗体装殓得干净整洁，他照当地民间寿衣的样式，给徐志摩穿了件蓝色的绸布长袍，上罩一件黑马褂，头戴红顶黑绸小帽，露出掩盖不住的额角，左额角有个李子大小的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他的眼睛微微张开，鼻子略微发肿，门牙已脱落，静静地躺在那里的。这就是那个永远生气勃勃、永远渴望飞翔的徐志摩。　　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3人，11月22日上午9时半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会同乘夜车到济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赶到福缘庵。　　梁思成带来一只用铁树叶作主体缀以白花的小花圈，这只具有希腊风格的小花圈，是林徽因和他流着泪编成的，志摩的一张照片镶嵌在中间，照片上的徐志摩是那样充满灵性，生龙活虎，而现在已成古人。人生的渺茫和命运的不可知，就像这凄风苦雨，让人感到悲凉。　　下午5时，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锴和张幼仪的哥哥张嘉铸，从上海赶到济南，朱经农夫妇也来了，晚8时半，灵柩装上了一辆敞篷车，将由徐积锴、张嘉铸、郭有守等人，护送回沪。　　在返回北平之前，梁思成悄悄捡起了“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块小木板，珍贵地放进自己提包里，这是林徽因再三叮嘱的。　　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举行追悼仪式，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的挽联是：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梅兰芳的挽联一唱三叹：　　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着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　　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张歆海、韩湘眉的挽联椎心泣血：　　十数年相知情同手足；一刹那惨剧，痛切肺腑。　　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　　杨杏佛的挽联不胜哀痛：　　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受新诗又不朽；　　少别竟千秋，高谈犹昨日，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飞还。　　庐隐和李惟建夫妇的挽联是一片手足之情：　　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飘；　　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　　黄炎培的诗长歌当哭：　　天纵奇才死亦奇，云车风马想威仪。　　卅年哀乐春婆梦，留与人间一卷诗。　　白门哀柳锁斜烟，黑水寒鼙动九边。　　料得神州无死所，故飞吟蜕入寥天。　　新月娟娟笔一支，是清非薄不凡姿。　　光华十里联秋驾，哭到交情意已私。　　…………　　公祭之后，林徽因把那片飞机的残骸，悬挂在卧室中央的墙壁上。志摩轻轻地走了，他把他的苦闷、惆怅、落寞、欢愉全部交付与了万里云空，唯一没有带走的，是他轻轻挥手作别之后，留下的这片烧焦的云彩……八宝箱的奥秘　　对徐志摩的赞美和攻讦自他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　　新月社的同仁筹备了《新月》志摩纪念专号，刊出了小曼的《哭摩》、胡适之的《追悼志摩》、郁达夫的《志摩在回忆里》、韩湘眉的《志摩最后的一夜》、杨振声的《与志摩最后一别》、周作人的《志摩纪念》、何家槐的《怀志摩先生》、方令儒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陈梦家的《纪念志摩》等十二篇文章。　　林徽因、凌叔华等也在《北平晨报》发表了纪念文章。　　志摩的碑文，大家委托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新月社故旧凌叔华题写。　　不只是新月社同仁，整个北平文化界都把志摩的遇难，看作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损失。　　另一面，社会上对于他的个人生活，往往有不能谅解之处。他的离婚和他的再婚，是他一生中最受社会谴责的两件事。现在志摩虽已盖棺，却未定论，种种指责，也理所当然地牵涉到林徽因。这使新月社的朋友们为之愤怒，他们在悼念文章中，很直率地谈到了这一点。　　胡适说：“谁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的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杨振声说：“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没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击多了，但他并未攻击过旁人。难道他是滑？我敢说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会有这个印象的，因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与你计较是非罢了。他喜欢种种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迹和宇宙的宝藏。哪怕是丑，能丑得出奇也美；哪怕是坏，坏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当媒婆，作法官，谁管那些！他只是这样一个鉴赏家，在人生的行程中，采取奇葩异卉，织成诗人的袈裟，让哭丧着脸的人们看了，钩上一抹笑容，这人生就轻松多了！　　我们试想想这可怜的人们，谁不是仗着瞎子摸象的智慧，凭着苍蝇碰窗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青灯，总是那些先圣往哲，今圣时哲的格言，把我们格成这样方方板板的块块儿。于是又把所见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与自己这个块块儿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骂人家是错了。于是是非善恶，批评叫骂，把人生闹得一塌糊涂，这够多蠢！多可怜！志摩他就不——一点也不。偏偏这一曲《广陵散》，又在人间消灭了！”　　陶孟和说：“一个永远寻求新的兴奋的人当然最怕平凡。规则的生活与志摩的性格是格格不相人的。我们若想像志摩每天早晨拿着皮包到公事房，过衙署式的生活，晚间回家同老婆孩子相聚，过19世纪的家庭生活，不特是滑稽之极，实在是亵渎了志摩的可爱的性格。这样无聊的，平庸的，缺乏生命兴味的存在只是凡夫、俗子的份，没有志摩的。”　　方玮德说：“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的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　　志摩的心是挂在胸膛外面的，因此也最容易让人当成靶子。再没有比看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仍然在受着世人的责难，更让人难过了。新月社的朋友们，只有用他们手中的笔，愤怒地为他们的朋友呐喊，这是对朋友杜鹃啼血的忠诚。　　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林徽因，在徐志摩坠机不几天，她便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的文章：　　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作……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谪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　　说来志摩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1日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他曾经疯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来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竟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提且利和达文骞。……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平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吊他惨变。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这年12月，新月社同仁为了编辑徐志摩全集而忙碌着。徐志摩生前一批信件和几本日记曾交凌叔华保管，胡适曾写信给凌叔华，让她提供这批志摩遗稿，凌叔华12月10日复信说：　　志摩于一九二五年去欧时，曾把他的八宝箱（文字因缘箱）交我看管，欧洲归，与小曼结婚，还不要拿回，因为箱内有东西不宜小曼看的，我只好留下来，直到去上海住，仍未拿去。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时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音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日记内容牵涉歆海及你们的闲话（那当然是小曼写给志摩看的），不知你知道不？　　12月18日，胡适另写一信给凌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1932年1月初，凌叔华由武汉来北平度假，林徽因到史家胡同寓所找到她，向她要志摩在伦敦写得那两本英文日记。凌叔华说：“日记确在我手里，是受志摩委托代他保管的。要交出的话，也只能交给陆小曼。”　　林徽因怏怏不快地又去求助胡适，胡适几次打电话又登门索要，凌叔华只是搪塞。后经许多朋友斡旋，凌叔华才勉强把日记和八宝箱交给了林徽因。　　半个世纪以后，1982年10月15日，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致信陈从周，旧事重提，信中说：　　这情形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了！说到志摩，我至今仍觉得我知道他的个性及身世比许多朋友更多一点，因为在他死的前两年，在他去欧找泰戈尔那年，他诚恳的把一只小提箱提来叫我保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他说是意外），这箱里倒有你所需的证件。……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有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1983年5月7日，凌叔华再次致信陈从周，对上信所讲到的史实作了补充说明：　　前些日收到赵家璧来信，并寄我看他写纪念志摩小曼的一文，内中资料（为志摩传）提到当年志摩坠机死后，由胡适出面要求朋友们把志摩资料交他的事。其实那时大家均为志摩暴卒，精神受刺激，尤其是林徽音和他身边的挚友，都有点太过兴奋。我是时恰巧由武汉回北京省亲避暑，听到志摩坠机，当然十分震动悲戚。……志摩去欧之前（即翡冷翠前），他巴巴的提着他的稿件箱（八宝箱），内里有向未给第二人读过的日记本及散文稿件（他由欧过俄写回原稿件等）多搭，他半开玩笑的说：“若是我有意外，叔华，你得给我写一传记，这些破烂交给你了！”我以后也问过他几回，要不要把他的八宝箱拿走，第一次是我离开北京到日本去一二年……在去日之前，我问过志摩要不要拿走他的箱子，他不来拿。　　我们二年后由日本回，西滢应武大之聘，我又问志摩要不要他的箱子，他大约因上海的家，没有来取。　　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付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一点不包含，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日来平心静气的回忆当年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那些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有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那时我蒙在鼓中，但有两三女友来告我，叫我赶快交出志摩日记算了。我听了她们的话，即写信胡适派人来取，且叮嘱要交与小曼。但胡不听我话，竟未交去全部……　　那时林徽音大约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同我谈过，我说已交适之了。　　半个世纪的一桩公案，凌叔华也只说了一家之言。　　据后来卞之琳的文章说，林徽因将这两本日记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后焚于“文革”之中。　　近年来，又发现了林徽因给胡适的两封亲笔信，几十年来那个争论不休的“八宝箱”问题，如今离揭示其谜底更接近了一步。　　林徽因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信写道：　　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毫无头绪，为他的文章，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令人想着难过之极。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别的许多朋友，也受了些纠扰，更是不应该。　　事情已经如此，现在只得听之，不过我求您相信我不是个多疑的人，这一桩事的蹊跷曲折，全在叔华一开头便不痛快——便说瞎话——所致。　　我这方面的事情很简单：　　一、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注：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　　二、志摩死后我对您说了这段话——还当着好几个人说的。——在欧美同学会，奚若、思成从济南回来那天。　　三、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薄（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1921年7月31日）起。次本从Dec.2nd.（同年12月2日）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一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数捡出后，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四、由您处取出日记箱后，约三四日或四五日听到奚若说：“公超在叔华处看到志摩的康桥日记，叔华预备约公超共同为志摩作传的。”注：据公超后来告我，叔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开会（讨论追悼志摩）的那一晚上约他去看日记的。　　五、追悼志摩的第二天（十二月七号）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些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困惑）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信任）——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非个人的）带上历史考虑眼光。interested only in（只爱好）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看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您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还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六、我说要去她家取，她说她下午不在，我想同她回去，却未敢开口。　　后约定星三（十二月九号）遣人到她处取。　　七、星三九号晨十一时半我自己去取，叔华不在家，留一封备给我的信，差带复我的。　　此函您已看过。她说：“（原文）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夹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注：这一篇信内有几处瞎说不必再论，即是“阅完放入”“未阅完”两句亦有语病，既说志摩交她三本日记，何来“阅完放入”君处箱内，可见非志摩交出乃从箱内取出阅而“阅完放入”，而有一本（？）未阅完而未放入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ch（查理）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丢失）旁有思成、Li Lian（李连）、Tailor（裁缝）及我三人”）。　　八、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九、我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可是我猜她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她许怕我以后不还她那日记）。我未想到她不给我。更想不到以后收到半册，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　　十、十二月十四号（星一）halt abook with128pages received（完成了收到128页的一本书），dated from Nov.12．1920（从1920年11月17日开始）。ended with senterce“It was badly planned.”（用“计划得很糟”的一句话结束）。叔华送到我家来，我不在家她留了一个note（注释）说，怕我急，赶早送来的话。　　十一、事后知道里边有故事却也未胡猜，后奚若来说，叔华跑到性仁家说，她处有志摩日记（未说清几本），徽音要，她不想给（不愿意给）的话，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大家都替我生气，觉得叔华这样实在有些古怪。　　十二、我到底全盘说给公超听了（也说给您听了），公超看了日记说，这本正是他那天（离十一月二十八日最近的那星期）看到了的，不过当时未注意底下是如何，是否只是半册未注意到，她告诉他有两本，而他看到的只是一本，但他告诉您（适之）I refuse tobe quoted（我拒绝被引述）。　　底下事不必再讲了。　　这年正月初一，林徽因再次致信胡适，进一步阐述了两本“英文日记”内容的始末：　　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我要不是因为知道公超看到志摩日记，就不知道叔华处会有的。谁料过了多日向她要借看时，她倒说“遍找不得”，“在书画箱内多年未检”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因她嫁通伯，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的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　　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　　现在无论日记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有人情味）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据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在某种意义下）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随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兴奋剂）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福）、或Sorry（抱歉）、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傲慢）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庭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类型）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凭突发灵感和妙举完成事业）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ndship and love（激发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志摩“八宝箱”中的遗稿，陆小曼将其中两本日记整理后，以《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为题发表。　　然而，志摩的碑文凌叔华一直没有写来，直到1948年，才由他的同乡——浙江省教育厅长张宗祥题写，算是安慰了长眠在荒烟蔓草间那颗孤独的灵魂。建筑的诗意　　那尊石佛睡得好沉。　　几百年了，他就这样春风蝴蝶般地睡着，从不管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对香火和膜拜也不感兴趣。　　一进这寺院你就踏着了他的鼾声。　　然而他那颗心也许一直是醒着的，一颗石头的心醒着，他甚至能听得出每一株松树的低语。他知道这世事不可以睁了眼看，也不可以闭了眼看，眼开眼闭，又远非佛家的心旨，因此便酣然睡倒，让人醒着看他，他睡着看人。人看他，梦里庄周一个大彻大悟的逍遥；他看人，悲悲欢欢多少热热闹闹的无奈。　　林徽因、梁思成刚进卧佛寺的门，就遇见了智宽和尚，半年多不见，仿佛他苍老了许多。他告诉林徽因，师傅已把卧佛寺的一大半儿租给了青年会，年租金一百元，订了二十年的契约。　　林徽因这才感到，原本冷冷清清的卧佛寺，果然热闹了不少。一路上看到一队队的青年人，打着旗子爬山，想来是青年会组织的活动。　　林徽因告诉智宽和尚，这次她不是来游山的，是跟她的先生梁思成来考察平郊古建筑的。　　智宽和尚高兴起来。他拜托林徽因写一封信给北平政府，赶快终止与青年会订的合同。这么多男男女女，一天到晚在这里折腾，把菩萨搞得不得安宁。　　林徽因说：“这佛祖睡了几百年，也该醒醒了。智宽师傅，你还得感谢青年会呢。要不是青年会组织年轻人到这里来，谁还知道这山坳子有个卧佛寺，这样你也少一些寂寞了。”　　一番话说得智宽和尚笑起来。　　营造学社的考察，从1932年夏天开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平郊的古建筑。过去林徽因经常来卧佛寺，这次来与以往又有了许多不同。琉璃牌楼北面的放生池，做了青年男女的游泳场，那些放生的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池子四周原有精美的石栏杆，被拆下来叠成了台阶，做了游人下水的路。正殿的月台上，林徽因记得每年秋收的时候，屋檐下面挂了一串串金黄的老玉米，那是庙的收获。金黄色的玉米和金黄色的琉瓦，映衬着一座古寺的寂寞。而现在，那屋檐下却晾了许多花花绿绿的衣服，虽然同这庄严的宗教场所不太协调，却充满了人间烟火和青春的气息。　　山门平时是不开的，走路的人都从山门旁边的门道出入。入门之后，迎面是一座天王殿，里面供的是四大天王，正殿五间，有三座喇嘛式的佛像。　　作为一个游客游山的时候，林徽因较少注意到它的建筑格局，现在却从这熟悉的牌楼殿堂中看到了它独特的建筑。　　她在这次考察报告《平郊建筑杂录》的开篇中写道：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画意”之外，还使人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什么叫做“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含义或解释来。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哀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从前面牌楼一直到后殿，都是建立在一条中轴线上。从游廊向东西方向，再折而向北，其间虽有方丈客室和正殿的东西配殿，但一气连接，直到最后面，又折而东西，回到后殿左右，这一周的廊，东西十九间，南北四十间，成一个大方形，中间虽立着天王殿和正殿，却不像普通的庙殿，将全部寺院用“四合头”式，前后分成几进是少有的。　　梁思成说，这种平面布置在唐宋时代是很平常的，敦煌壁画的伽蓝就是如此布置。在日本各地，也有飞鸟平安时代这种遗例，而北平一带，却只剩下卧佛寺这一处唐式平面了。　　这所寺院，建于唐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式，元延佑七年扩建，到至顺二年完工，称招孝式，后又改名洪庆式。明宣德正统间重修，改成“寿安禅林”，并颁大藏经置诸佛殿；成化年间，宪敕救命于寺前修建延寿舍利塔，现在早已塌掉；崇祯年间，又改称永安寺。清雍正十二年重修后，改名为“十方普觉寺”。　　林徽因说，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布局的建筑美学特点，现在看来，它同我们在欧洲考察过的一些宗教建筑，有异曲同工之美。古典美学的思想倾向，在于它的经典性，由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维特鲁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帕拉迪奥等人建立倡导的和谐论，完善论，整一论，都可以在卧佛寺建筑布局中找到注脚，而且他们已晚了几个世纪。　　从卧佛寺出来，他们又驱车直奔香山之南的法海寺。　　法海寺在香山通八大处马路的西边不远处，是一个很小的山寺。这座袖珍般的寺院，建在山坡上，寺门却在一里多远的山坡下，走路的人很少注意到山谷碎石堆里的那座小建筑物。　　这座寺院建于明正统四年，为御用太监李童集资兴建的。虽历经修缮，仍具明代早期的建筑特点。殿宇依山势层迭而上，气度轩昂。山门即护法金刚殿，宽三间，保存有明代前期的旋子彩画。山门里面的高台上，有天王殿的遗址和伽蓝、祖师二堂。正中的大殿，面宽五间、黄瓦庑殿顶，金碧辉煌，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殿内有明代巨幅神像壁画，栩栩如生，很为精湛。　　林徽因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座寺院拱门的建筑特色，她在《平郊建筑杂录》写道：　　因为这寺门的形式是与寻常的极不相同；有圆拱门洞的城楼模样，上边却顶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个缩小的北海白塔。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国建筑里所常见。　　这圆拱门洞是石砌的。东面门额上题着“敕赐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西面额上题着三种文字，其中看得懂的中文是“奄巴得摩乌室尼渴华麻列吽■吒”，其他两种或是满蒙各占其一个。走路到这门下，疲乏之余，读完这一行题字也就觉得轻松许多！　　门洞里还有隐约的壁画，顶上一部分居然还勉强剩出一点颜色来。由门洞西望，不远便是一座石桥，微拱的架过一道山沟，接着一条山道直通到山坡上寺的本身。　　门上那座塔的平面略似十字形而较复杂。立面分多层，中间束腰石色较白，刻着生猛的浮雕狮子。在束腰上枋以上，各层重叠像阶级，每级每面有三尊佛像……最顶尖上有仰月的教徽。仰月徽去夏还完好，今秋已掉下。据乡人说八月间大风雨吹掉的，这塔的破坏于是又进了一步。　　法海寺门特点却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主要的却是他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相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个发现。虽然在《日下旧闻考》里法海寺只占了两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轻淡的“门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关原状的立脚点看来，却要算个重要的材料了。　　由八大处向香山走，大约三、四里路程，马路从一处山口拐过去，路边的山坡上，两座小石亭引起了林徽因的兴趣。小石亭的位置，面朝着对面的另一个山口。那个山口叫做杏子口，满坡的杏树正挂着累累青果。在三四十尺深的山沟中，一条蜿蜒的山路从石缝里爬出来，两旁对峙着两座高山，一出口则豁然开朗，一片海似的平原铺展开去，浮出孤岛一般的玉泉山。小小的杏子口，俨然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　　两座石亭立在相对的山坡上，好像两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不起眼儿，却有一种超然的庄严。　　他们下了车，拎起照相机，爬到山坡上。眼前的石龛只是几块青石砌成的，仿佛是一座初民时期的雕塑，它漫不经意地被岁月搁置在这里，好像两个穿着旧棉袄的山民，相互对望着各自的风景。　　从山坡上望下去，那条刻着几百年车辙的杏子口石路，一个个泥人大小的山民，挑着担子蠕动着。间或有一个戴鬓花的老太婆，挟着黄包袱，往这山口上慢慢爬动，也许是到这佛龛上来烧香的。　　石板路上，一串骆驼正一个跟着一个穿过杏子口，驼铃叮咚，四面群山显得更加幽静。　　林徽因这样描述她所见到的石龛：　　西边那座龛较大，平面约一米余见方，高约二米。重檐，上层檐四角微微翘起，值得注意。东面墙上有历代的刻字，跑着的马，人脸的正面等等。其中有几个年月人名，较古的有“承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此”和“至元九年六月十五日□□□贾智记”。承安是金章宗年号，五年是公元1200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的年号，元顺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是公元1272年。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多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站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它们的老资格却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西面墙上有古拙的画——佛像和马——那佛像的样子，骤着竟像美洲土人的TOTAM－POLE。　　龛内有一尊无头趺坐的佛像，虽像身已裂，但是流利的衣裙褶纹，还有“南宋期”的遗风。　　台基上东边的一座较小，只有单檐，墙上也没有字画。龛内有小小无头像一躯，大概是清代补作的。这两座都有苍绿的颜色。　　台基前面有宽二米、长四米余的月台，上面的面积勉强可以叩拜佛像。　　南崖上只有一座佛龛，大小与北崖上小的那座一样。三面做墙的石片，已成纯厚的深黄色，像纯美的烟叶。西面刻着双钩的“南”字，南面“无”字，东面“佛”字，都是径约八十厘米。北面开门，里面的佛像已经失了。　　这三座小龛，虽不能说是真正的建筑遗物，也可以说是与建筑有关的小品。不止诗意画意都很充足，“建筑意”更是丰富，实在值得停车一览。至于走下山坡到原来的杏子口里望上真真瞻仰这三龛本来庄严峻立的形势，更是值得。　　林徽因很仔细地画了素描，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杏子口北崖石佛龛的门口，把那件蓝上衣披在肩上，让梁思成为她拍照。　　林徽因问梁思成：“你看这个佛龛像什么？”　　梁思成说：“它很抽象，好像什么都像，又好像什么都不像，也许它只是一个符号吧。法国的郎香教堂像一艘驶向远方的大船，又像一顶荷兰牧师的帽子，也像祈祷合掌的双手，它们不是一般地实现了建筑的物质功能，而且在精神上、艺术上给人以强烈的象征性，建筑美的本质特征在于抽象，从广义上讲抽象就是象征。这两个佛龛，可以说它是扣在山顶上的僧帽。”　　林徽因说：“不能孤立的看这两个建筑，它是整个山的一部分。在这个山口上，唯其朴素奇特，才能显示宗教的征服，这是蕴含在自然中的达观和庄严。”　　平郊建筑的考察，唤起了林徽因特殊的审美感觉。1933年11月，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又到河北正定的兴隆寺、阳和楼、开元寺钟楼等10余处宋辽时期的古建筑考察。在她的眸子里，没有一块石头是冥顽不化的，而她的酬报便是那无穷的建筑意的收获。彼岸的友情　　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青年，蓦然闯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们便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汉学家的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费慰梅（威尔玛）夫妇。　　当时，费正清和费慰梅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费正清来自南达科他，费慰梅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这一对如痴如狂的喜欢中国的人文历史和艺术的青年人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基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他们把自己的结婚地也选在了古老的北平。　　在北平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年青人，怀着一腔新奇，过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每天早晨他们到胡同口去喝豆浆、吃油条，挎篮子吆喝“箩卜赛梨”的小贩生成万物。万物变化不息，相因相革，人亦当对传统有所损，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每天，他们都会买上几只“心里美”箩卜，脆生生嚼出了一片地道的京韵。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车，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氤氲，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古典的东方梦境。　　他们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神秘的方块字给了他们横平竖直的另一种语境。课余时间，他们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但对他们更具吸引力的却是北平的门楼和城墙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也，尽管这大墙内外上演着的一幕幕活剧，对于他们却还是那样陌生。　　婚后的两个月，他们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从那时起，他们维系了一生血浓于水的友情。晚年的费慰梅回忆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　　“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开始于心灵的奇遇，而这两对夫妇的相识却完全没有故事，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互相吸引，一交谈，才知两家居然是相距不远的近邻，这使他们喜不自胜。　　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当时她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百废待兴，而繁重的家事又给她凭添了若许烦恼，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记叙道：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费慰梅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结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费慰梅敞开了。那段日子，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过花园去找林徽因，两个人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便开始了推心置腹的倾谈，她们有时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时谈文学艺术，并把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林徽因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徐志摩，她给费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诵徐志摩的诗，从她闪着泪光的眸子里，费慰梅读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恋。　　很快费慰梅也同林徽因的那群朋友结成了知己，他便是逻辑家学金岳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个成员，他住在梁家院后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住宅的一扇小门，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在梁家夫妇的聚会上，老金总是第一个到达的客人，有时这样的聚会也在老金家里举行。作为逻辑学家的老金，连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么独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对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闻声过来解劝，从不问清红皂白，而是大讲特讲其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总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战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这理性的逻辑思辩。　　经常参加聚会的还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和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在伦敦留学的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也是这里的常客。应该说，那个年代梁家客厅里聚集的多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　　每到星期六，学者们的妻子也往往赶来参加聚会，费正清和费慰梅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们的中文水平也就在这样的聚会中飞快地提高。　　星期六的聚会，高潮是中午在饭店里的聚餐，差不多每次林徽因都给大家讲上一段开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儿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林家的仆人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来报告说，在梁家西边的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缝，因为在那居住的房客穷得修不起屋顶，托徽因向房东去求情，让房东出钱修房，林徽因马上去找房东，得知房客住的三间居屋每月只付50个铜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从乾隆年间就租用这处房子，已经200多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终没有涨过，因此房东也没有能力出钱维修这座房子，事情的终结是林徽因给房东捐了一笔修理房顶费用才算了事。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费慰梅像中国人那样，竖起大拇指，大声说：“徽，真有你的！”　　不欢迎费氏夫妇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母亲和仆人们，老太太总是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直盯着这一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每当费氏夫妇扣响梁家的门环，开门的仆人总是只把大门打开一道缝，从上到下把他们打量一会儿，然后才把他们放进院子，而老太太却踮着小脚一直把他们追到客厅里，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亲推着送回她自己的屋里。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时候，费氏夫妇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骑马，城市里的尘嚣被远远地隔在了灰色的城墙和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现的是另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观。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绿到城墙脚下，那蓬蓬勃勃的绿，散发出一种鲜嫩的气息。高高低低的土屋，错落在万绿丛中，远处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蓝色的烟迹，透过稀稀落落的树木，隐约可见远处的塔影。天空蓝得像一匹缎子，一丝丝云彩在小月河里漂荡着，元代的土城墙逶迤如一条灰蛇，起伏在纷乱灌莽中。　　林徽因策马前行，她在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极了，连号称美利坚骑士的费正清也叹为观止，林徽因信马由缰，沿着古老的灰色城墙，一会儿便纵马飞驰起来，她那条红色披巾，在风里飘荡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因为经常去骑马，林徽因索性买了一对马鞍，一套马裤，穿上这身装束，她俨然成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巾帼骑师。　　那段日子，带给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鲜而美好的，费氏夫妇回国后，她在信中对往事的回顾，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隔着岁月的投影，费氏夫妇仿佛听到大洋彼岸那座古城墙下，疾风般的蹄鼓还在敲击着记忆的回声……太太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