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序 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 横扫千军如卷席。蒙古铁骑叱咤风云，威震宇内；大元帝国，地跨欧亚，何等风光！然而，以落后幼稚的蛮荒文化统治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几十万人的蒙古部族役使几千万人的华夏民族，谈何容易！仅仅过了５０年，从元顺帝开始，大元王朝就已两眼昏花，老态龙钟起来：各种社会矛盾普遍激化，官僚政府腐败透顶，社会经济全面崩溃；民生凋弊，水深火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至正十一年，终于爆发大规模的红巾起义。——帝国大厦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雨飘摇。　　元朝末年，农民所承受的赋税徭役极其严重。蒙汉等各族贵族、官僚、地主和寺院又疯狂地兼并土地，追加地租，奴役佃户及其子女，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加以朝政腐败，官吏贪暴和连年不断的风雪水旱之灾，广大汉族农民纷纷破产，流民遍布各地，就连蒙古族的劳动者，也日益贫困，纷纷沦为奴婢。　　与不堪忍受的阶级压迫俱来的，是日益深重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划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人的政治地位各不相同，蒙古人最高，色目人次之，南人最为低下。为了防止和镇压汉人南人造反，元朝政府采取了最为刻毒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一是驻兵，以嫡系的蒙古军驻防全国军事要害，以武力相威胁。二是缴械，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征服南宋首都临安时起，就定下极严酷的刑罚，逼迫人民交出可以作杀伤用的武器，并且明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执弓矢兵仗，以后列朝都三番五次不断强化。元顺帝至元五年四月又重申此令并加令：蒙古色目人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甚至有蒙古贵族提出杀掉汉族张王刘李赵五大姓的主张。三是里甲——其一是以二十家编户为一甲，每甲派一蒙古人作甲主。甲主有充分的权利，可以对百姓任意侦察诬告，任意勒索，百姓稍示不满，即致杀身之祸；其二是戒严，夜间禁止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 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在此期间，老百姓只能老老实实呆在房子里，而政府的军官军人和甲主却可胡作非为，任意通行；其三是禁灯。禁钟以前和解严以后，也只许小贩和儒生点灯。简直岂有此理！其四是禁止集会，不管是祭祀祈祷还是集场买卖，只要是有多人集合在一起的，都被绝对禁止！典型的神经质；禁止汉人南人狩猎习练武艺和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不会武艺就不会打仗甚至不能健体强身，弱不禁风则无以为争，不懂官方文字则无以与其理论曲直，黑白是非任其所为。　　有此三法联用，任你三头六臂也逃不脱这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空气；没有一点儿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诉说历史都是犯法；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是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整个就是一潭死海！没有风，没有浪，没有活动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动植物。整个的在腐烂在变质在发臭在不可阻挡地走向灭亡！　　就政治而言，更是漆黑一团。元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吏治而非官治。胥吏弄权，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鱼肉百姓。自元武宗以来，不管职业出身，杀猪卖酒的也好，唱戏杂耍的也好，和尚道士也好，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的欢心，都可作大官。贵族王爷随便杀人，随便荐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官吏，更无廉耻之心，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如下属拜见要有“拜见钱 ”，无事白要叫“撤花钱 ”，逢节送“节钱”??等等祸国殃民的行为，不一而足。　　温州台州一带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在村头竖起一面旗子，上书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 更有一首当时在江南江北广泛传唱的散曲真实地再现了元末统治者乱政虐民的黑暗现实，愤怒地唱出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声！正宫·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是残酷，反抗也就愈是激烈。　　至正十一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红巾起义。从此敲响了埋葬大元王朝的丧钟。多少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天下大乱，几多英雄并起； 大浪淘沙，多少豪杰沉浮。最后朱元璋以“淮右布衣 ”，扫灭群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而终成万世不朽之基业——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大明王朝。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唯一的一位从农民出身，而真正打下江山，做了皇帝，并坐稳江山，传之子孙的伟大人物。第一章 出身寒微　　一 天灾人祸 屋漏又遭连阴雨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兴宗，小名重八。先祖世居沛县，后迁句容。祖父在元初是淘金户，必须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金子以抵赋税。由于当地无金可采，不得不以谷换钞，以钞买金，以金缴赋，每每入不敷出。无可奈何，只好弃置田产，举家逃迁到泗州盱眙县垦荒糊口。　　父亲朱世珍，又名朱四六，是个老实本分人，辛苦忙碌一辈子，为了寻求一方乐土，为了给儿孙们挣得一份家业，搬了一辈子家。初居灵壁县，遂迁虹县；到５０岁时又迁到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县境），住了１０年再迁西乡孤庄村。　　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对朱家来说应该永远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如历史上许多伟人一样，朱元璋的出生也被戴上了神秘奇异的光环。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有余香。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 辄奔救，至则无有”。不但生之奇异，长相更奇异，在常人看来也许并不敢恭维， 在《明史》 却是这样说的：朱元璋“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 人莫能测”。所谓“姿貌雄杰”是乃躯干魁伟，方面黑黑，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颧骨，大鼻子，大耳朵；所谓“奇骨贯顶”是指脑盖上高高隆起一块怪骨，宛如一座小山丘，加上粗黑的眉毛，大而发亮的眼睛，倒着实透着几分威严与沉着。赶上朱元璋生年属龙，故民间总有“真龙天子”之说。　　小时候朱元璋经常替田主放牛看羊，爱玩爱闹会出主意，也是公认的孩子王。有一天，忽然饿了，但天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同是看牛的小伙伴也是朱元璋日后冲锋陷阵的大将周德兴汤和徐达等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肚子咕噜得越凶。这个说有一碗白米饭吃才好呢，那个又提出真想吃一顿肉，一个又说肉是财主吃的，不知是什么滋味。说得人人心慌，个个嘴馋。猛然间，只听元璋大叫一声：“有了 ！”大家齐声发问 ：“什么 ？”朱元璋笑说：现放着肉不吃，真是呆鸟！随后牵过一只花白小牛，用放牛绳捆住前后腿。 周德兴看了， 抄起一把砍柴斧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头就是一斧。徐达汤和赶紧帮忙剥皮割肉，别的孩子则拣些烂柴树叶子就地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吃， 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 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条尾巴。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山脚下的寨子里，炊烟袅袅在半空中，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大家这才猛然省悟：肉是吃了，馋是解了，却怎么向主人交待！一时面面相觑，想不起主意担不起罪过，正在着急，互相埋怨，胆小些的甚至“哇”地哭出声来。元璋一想：主意是自己出的，祸是自己闯的，责任也该自己担当起来。于是一拍胸脯，吩咐伙伴们把小牛的皮骨埋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去了只留下尾巴，拉了半天拉不出来。孩子们听了觉得主意不错拍手叫好。这天晚上，自以为得计的小元璋还是挨了一顿毒打，被财主赶出家门。虽然吃了亏受了苦丢了饭碗，却也深深地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无可替代地成了孩子王。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为朱元璋成就霸业冲锋陷阵功勋卓著的许多将领在这时候已经形成了与他的臣属关系。　　元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受了特大天灾人祸：旱灾蝗灾交加，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瘟疫流行死人接二连三。这一年朱元璋１７岁，经历了人世间最痛苦的悲哀和折磨。　　先是天干蝗害颗粒无收，而地主官府催逼又急，穷苦人家衣食无着，为了活命只得竟食野草树皮最后是观音土。这样的生活活命都难，身体极端虚弱，哪里经得起任何疫病的侵害！当瘟疫大起，传到朱元璋一家所在的钟离太平乡时，人们接二连三地病倒，有如秋风落叶，病一起就挺不住，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接着就是上吐下泻，不到一昼夜就断了气。起初大家还不怎么理会，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天死去了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的时候，明白这是上天的降罚，散布瘟疫来收人，才着了慌，不管“在数在劫 ”，还是逃命要紧。各村庄的人都携儿带女，只要有亲戚朋友可以投奔的，连家里的病人都顾不得了。不过几天功夫，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便闹得人烟寥落，鸡犬之声不闻，一片落寞凄凉的景象。　　朱元璋一家不到半个月就死了三口人。父亲６４岁了，四月初故去；３天后，大哥重四也死了，留下一个孩子；到了二十二日那天，元璋的妈妈又撒手西归；不久，二嫂三嫂也先后故去。一家老小只剩下大嫂王大娘和二哥重六，侄儿文正及元璋自己共４人了。元璋总有兄弟４人姊妹２人。三哥做了上门女婿，大姊嫁给同村的王七一，这时已满门死绝；二姊嫁给盱眙县一个叫李贞的男人，也在这场瘟疫中病死，李贞带着儿子保儿逃荒，不知去向。　　二哥和元璋眼见得大人一个个倒下，请不得郎中，买不来药，医不得病，只急得相对痛哭。尤其为难的是：家徒四壁，没有一贯钞，没有一钱银，买不了棺木，更谈不上坟地。田主呢？几年的主客之谊，想来总该施舍佃户一块埋骨之地吧。谁知田主不但不理会，反而“呼叱昂昂”。 邻舍们都觉得伤心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同村人刘继祖不忍心，概然舍了一块地。兄弟俩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几件破烂衣服包裹了，抬到坟地草葬了了，且安亡灵。　　兄弟俩一面抬一面哭，好不伤心！好不容易抬到坟地，正准备动手挖坑，突然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整个天空乌云密布，像要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瑟瑟发抖。约过一顿饭工夫，云散雾开，雨过天晴，再到坟地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脚下泥土松软，由暴雨形成的一股大水把坡上的泥土冲塌了，恰好埋住了棺椁，薄薄的一个土馒头，俗称“天葬”。这也许就是天意。３５年后， 朱元璋写皇陵碑时，还觉得很伤心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浆 ！”　　“死者长已矣，托体同山阿”。 死者已得安息，灵魂可得超度；而对于生者却面临着更大的痛苦和磨难。父母劳碌一生匆匆离去，没留下一寸土、一颗米，这日子怎生得过！元璋饿了些日子，到处找零活作。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贫民小户都已自身难保哪里雇得起人？空有一身力气和本事，却又无处卖弄和施展。愁苦忧闷时，朱元璋一个人来到村外给父母上坟，蹲在新长着青草的坟边，沉思如何打发日子对付肚子：原指望时和世泰风调雨顺的太平年头，一家子勤勤恳恳，佃上几十亩田地，男耕女织，喂鸡养猪，上山砍柴，沿路捡粪，靠着有的是人力，缩衣节食，苦虽苦，像牛马样总还过得下去。偏又时运不济，一家人死的死亡的亡，剩下四口人无田无地无米无粮无亲无故，靠无处靠投无处投走无处走。　　大嫂还有娘家，总可以央告到一升两升的。二哥呢？这些天脸色也老不对劲。自己食量大，粗重活虽干得，却苦于有力无处卖。小时候虽跟蒙馆老师上过几月学，一来贪玩，二来农忙得下田，哪会好好念过一天书；虽然靠着记性，认得几百个字，又苦于不求甚解，做不得文墨的勾当，当不了衙门里的书手，也写不得书信文契。　　父亲搬家来此，本是贪这一方荒地多，人力少。只要死命使力气，三个壮丁加上女眷，孩子们替人放牛赶羊，也不会吃闲饭，天可怜见有两三年的好庄稼，对付着混过日子。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刻薄狠心像是田主应有的德性，三节送礼，按时交租，陪着笑脸，还是掂手播两，百般刁难。这年头能少交一点租就是天大的人情了，哪还敢开口向他们借口粮。官家的赈济，即使皇恩浩荡有那么一点，也主要是落进了县官的荷包里，大户的仓库里去了，哪儿见着穷人的份。索性不去做此梦想也罢。　　外祖父陈公那一嘴白胡子，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仰着头，那扣齿念咒的神气，还依稀记得，死的那年９９岁，差一年便是人瑞了，可以报官领赏。母亲曾翻来覆去地说外祖的故事。据说外祖曾是宋朝张世杰的部下亲兵，在一次与鞑子兵的决战中遇上飓风把船给吹翻了，张世杰淹死，宋朝亡了国。外祖被人救起，悄悄回到乡里当起阴阳先生。外祖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嫁给季家，小的就是母亲。外祖死后，这些年也很少与季家往来，料想这年头，景况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元璋想来想去，竟是六亲都断；天地虽宽，竟是无处投奔；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无路可走。越想越闷越烦，无精打采地走回家来，蒙头便睡。这时候像周德兴汤和等儿时的好友年纪都比自己大，有气力有见识，已都出外谋生去了，无人可以商量；二哥也没个主意。兄弟俩丧魂落魄般的一筹莫展，从四月一直呆到八月，半个年头了，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来。　　二 半路出家 行船偏遇打头风　　哥俩商量如何是好，二哥急得直跳，哭了半天想想只有远走他乡各奔前程自找造化去了。兄弟手足情深意重哭得难舍难分，邻里乡亲也少不了陪些眼泪。隔壁汪老娘看着元璋可怜，提醒当年四六公曾在皇觉寺许了愿，舍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如今何不正好出家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总比饿死强。想想也是办法，哥俩就此决定了。　　原来元璋少时多病，生下来时三四天不会吃奶，肚子胀得鼓鼓圆，险些不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许只有佛菩萨救得下，索性给庙里吧，抱着孩子进了寺却又不见和尚只好再抱回来。忽然听到孩子哭声。梦醒了，孩子真在哭，并且会吃奶了，过几天肚胀也好了。长大后还是三天两头地病。父母心慌，想起当年的梦，才真到寺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　　汪大娘和他的儿子汪文替元璋预备了香烛，准备了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元璋剃了光头， 穿了一件师父赏的破衲衣，“施主施主”地当起了小沙弥。　　皇觉寺座落在孤庄村西南角，规模不大。照例的金刚菩萨妖魔鬼怪和平共处。寺庙已经衰落，香火并不兴盛。 大红朱漆业已剥落， 殿瓦院墙满是青草，菩萨金刚蒙受尘垢。寺里八九个和尚也只会“阿弥陀佛”地混饭吃。元朝的寺庙受到政府保护，享有特权。有些田产，收点田租，加上给村里人念经消灾做佛事超度亡灵挣点小钱，虽然大鱼大肉吃不上，但总比干粗工苦活的过得安逸。　　原来当和尚也是一门职业。有诚心诚意地吃斋念佛祈福消灾真以为可以成仙成佛得道升天的，但这类人并不多；有的是做了坏事躲进佛门以求得良心的安逸；有的是杀人放火犯了法的，为逃避官法的惩处而抱抱佛脚的；更多的是穷苦人的孩子为了活命度日而出卖苦力的。　　寺院里有的是有钱人布舍的田地，挖地垦荒扫地施肥也都需要劳力，多一个徒弟强过雇个民工，得力又省事。朱元璋正当年轻，有的是力气正好派上用场，高彬法师便乐得做了这个人情。没有受戒的不能算作和尚，照规矩只能叫作小沙弥。至于真正弄经据典弘扬佛法，那是不可能的事。　　朱元璋本性干练阴狠，自尊自信，料事颇神析事很准反应更快，天生一种领袖气质，在孩子群中是很受拥戴的。　　可是自从入了皇觉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师伯师叔师父师兄不说，光高彬长老的家家小小个个都是长辈，得低声下气成天陪着笑脸，就是打水煮饭的长工也按先来后到颐指气使的威风得很。这样一来，朱元璋除了做和尚的徒弟之外还要兼作长老的小厮和长工的打杂。事情多，闲气也就多，天长日久憋了一肚子火气，时刻想发作，却又不得不隐忍按捺，还是吃饭要紧。　　对活人发作不了，只好拿菩萨出气。一天扫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气喘吁吁，不留神绊住了伽蓝神的脚，跌了一跤，顺手抄起苕帚狠狠地把伽蓝神揍了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奉的大红烛被老鼠咬坏了，元璋被长老数说了一顿。伽蓝只管殿宇不管老鼠，明知徒弟受曲却不闻不问，元璋气极，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大书“发去三千里 ”，罚菩萨充军去了。皇觉寺是靠租米过日子的。这一年灾情实在太大，田地干枯，师父师叔成天和佃户吵架，恫吓着要送官，可还是收不到租。几百年的古寺第一次闹起饥荒，师伯师叔师兄们先后出门云游。不到１０天，除了师父一家子，全都各奔前程去了。朱元璋才入寺５０天，最末一个被打发。没奈何，虽然做不得佛事念不得佛经，也只有学着师伯师叔师兄们的样子，一箬帽一木鱼一瓦钵背加一个拳头大的包袱，拜谢师父硬着头皮背井离乡四方云游去了。　　“游方”是佛门中言，实际上用尘世之语就是“叫化”——见大户人家伸手要钱要米要饭吃，也叫化缘。富贵人家虽说往往有些为富不仁，但是他们却最希望菩萨保佑：保佑他长命百岁尽享福寿；保佑儿孙满堂永保家业；保佑他死后不入地狱不上刀山不下油锅，所以一般总乐于给和尚们一些施舍。自然也有吝啬的，和尚们也有办法：隔老远就将木鱼敲得整天价响，让左邻右舍都听见，不由得老板不出来，一把米几文钱是绝对少不了的。菩萨神仙是神圣的，可是他的徒弟们却并不怎么地纯情，也有凭三寸不烂之舌，尽用谎话骗人：明明是钟离皇觉寺的，偏说是峨嵋山金顶寺天台山国清寺还有普陀山什么寺的，反正和尚无籍贯，无从查对；再说一大套菩萨开光塑金的鬼话，送上化缘薄，多少是一笔财喜。积少成多，只要腿勤，走上几百几千家，也就够花销一些时候了。　　朱元璋虽然只入寺不到２个月，但成天听的这一套见的这一套，不会也会了。打定主意，听人说往西汝州一带年岁较好，物产富足，反正只要有饭吃，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也没有规定日期，爱走多远就走多远爱走多久就走多久。于是往南先到合肥，转向西，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颖州。游来游去，尽拣最富庶的地方，穿城越村，对着大富人家软化硬讨，走遍淮西一带的名都大邑，熟习各地风土人情，对于每一地的山川草木形胜绝地都能了如指掌。长期地跋山涉水，经常地风餐露宿，也时常遭受富人的白眼，这一切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练了他的意志，养成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和勤勉躬亲的行为方式。这一时期的景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众各为计，云水飘??。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空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至正八年，朱元璋结束了４年的云游生活，在这年年底回到了家乡皇觉寺。时年２１岁。　　淮西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彭莹玉正在这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下凡的教义。彭也是游方和尚。我们无从知道这几年中，朱元璋与彭有过怎样的接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其组织活动。但是可以肯定他即使没和彭本人见过面，也至少和彭的党徒有过不浅的接触；即使没有积极参与其活动，至少加入了某种秘密组织，接受了新宗教新思想，对于世事形势有了自己的独到理解。回到皇觉寺后，他开始广交天下朋友，物色仁人志士和英雄好汉，时时进濠州城探访消息；同时，他还刻苦自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多读书多识字。不久，便被人发觉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　　在朱元璋游方淮西的这几年正是全国性的反元组织迅速酝酿秘密发展，各路反元力量不断发育成长壮大的阶段，一场即将来临的大规模反元斗争爆发的前奏。　　为了便于我们的叙述和对反元力量的系统认识，这里有必要对明教白莲教和弥勒教作一介绍。明教可以上朔到唐朝，最先是波斯人摩尼所创的多种宗教的混合体，宣扬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暗是黑暗。光明一定战胜黑暗。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到中国，再到回鹘。唐武宗会昌年间，一度被禁。后来明教为了适应在中国的传播又作了许多改革，宋朝年间已在江浙两广和淮河流域广为传播，拥有众多教徒。到元朝后期，明教已经溶合到弥勒教和白莲教之中了。　　弥勒教是彭莹玉秘密传播的宗教，是多元的带有外来成分。烧香诵偈，奉的是弥勒佛和明王。主要经典有“弥勒降生经”和“大小明王出世经”。 彭生于湖南浏阳，出家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可以说是南派。彭是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者，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决不居功，决不肯取他所播种的革命果实。第一次起义他推周子旺称王，第二次起义他又举徐寿辉做皇帝。另一个系统是北派，赵州乐城的韩家是其头领。韩家历代以来都是白莲教会首，烧香结会者众，引起官府的警惕，被谪徙到广平永年县。到韩山童接手当会首后，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就要降生，明王即将出世。这两派起兵以后，因目标相同，都要推翻这个坏政府；信仰相同，都指出了一个新的光明前途，就混而为一了。教徒都用红巾裹头，所以称为红巾或红军，又因烧香拜佛也称香军。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明教。不久爆发的动摇了元朝统治基础的声势浩大的红巾大起义，以及后来一直活跃在反元斗争中的抵抗力量和英雄人物，大都是这个宗教组织的产物。　　白莲教供养的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到西方净土白莲地上，过快活日子。它创始于５世纪初，到１２世纪又加进了其他教规，衍变成白莲教，因其仪式和戒条都与明教弥勒教相近，所以三教也就合流了。　　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传说佛祖释加牟尼涅槃后，世界就变坏了。释祖涅槃时留下一句话，说再过若干年会有弥勒佛出世，世界将会因之变得非常美好起来：到处是山青水秀牛羊遍地，每个人都有吃有穿有房住。这对于祖祖辈辈缺衣少穿受苦受累的穷苦人该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　　第二章 投身革命　　一 去留不吉 逼上梁山投红军苍天震怒，大地颤抖；黄河在咆哮，人民在怒吼！当时黄河在白茅口决口，有人建议堵口。元丞相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勘察，成遵回报说河工太大开不得，且南阳安丰盗贼蜂起，聚合几十万人开河，万一被人煽动后果不堪设想。脱脱不听，任用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于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召发汴梁大名等１３路民夫１５万人，庐州等地戍军２万人，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２８０里，把黄河勒入故道。　　这时活跃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的明教首领韩山童得到这个消息，抓住机会，分派手下人四处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 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广为传播大造舆论。并暗暗地錾了这样一个石人埋在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河夫开工开到黄陵冈，果然挖出一个单眼石人，骇得几万夫子目瞪口呆，一时人心骚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山雨欲来，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为了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基础，韩山童与亲信刘福通等计议假借大宋旗号，号令天下。刘福通首先聚集３０００人在白鹿庄，枭首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当以复兴宋运为己任。大家齐心协力共推韩山童为“明主 ”，择定日期通告四方首领共同起兵。不料行事不密，山童被杀，妻儿幸得逃命，躲入武安山中，隐姓埋名，静待势变。刘福通见事已败露，当机立断，整顿部队，出其不意，迅速攻战颖州、罗山、上蔡、正阳、灵山，分兵进攻舞阳叶县等处，攻城掠地所向披靡，贫苦百姓头裹红巾“从乱如归”。 仅仅一个月起义队伍就发展到五六万人。　　在起义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主要的有：东系红军在颖州一带，由杜遵道领导，他与刘福通同是韩山童的亲信。起义军占领牛皋，拥有元朝米仓，开仓散米，旋即与刘福通会师，队伍扩大到十几万人。并迅速攻占汝宁、光州、息州、信阳等地。西系红军起于今湖北蕲春黄岗一带，由彭莹玉领导，推徐寿辉（真逸）作头目，攻下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　　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锁红军，占领了唐、邓、南阳、嵩、汝诸郡和河南府；孟海马率领南锁红军，占领了均、房、襄阳、荆门、归峡等郡县。　　芝麻李起于丰沛一带，控制了徐州近县和宿州、五河、虹县、丰县、沛县、灵壁，南到安丰、濠州、泗州。日后与朱元璋生出许多故事的彭大赵均用就是他的部下。　　此前已有方国珍于至正八年在台州起义，并一直割据沿海，贩运私盐，扰乱元朝的漕运经济。前后不到两个月功夫，东西两系红军，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像腰斩似地将大元帝国拦腰切成两段。从此南北隔绝，北边顾不到南边，南边的粮食也不能接济北边，死是死定了，只等着咽气。人们也许要问：堂堂元军都干吗去了？自从平宋以后，太平了多年，军队早就忘记打仗了。驻扎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了，也不愿意打仗。军官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们，吃喝嫖赌样样俱全，贪污军饷虐待士兵劫掠百姓无恶不作，当年祖先们横行天下叱咤风云的锐气早已荡然无存。他们比老百姓更惜命更胆小更怕事。红军到处所向披靡，元军则望风而逃。西系红军起事后即在蕲水建都，国号天完， 徐寿辉作了皇帝，年号治平， 拜邹普胜作太师。并分兵进取江西。元军到处打败仗，好不容易调来６０００绿眼睛的回回兵，原指望他们骁勇善战有一番作为，谁知又是“银样蜡枪头 ”，见着红军势大，主将就扬鞭“阿卜，阿卜 ！” 的大叫。“阿卜”就是“退却”的意思。又调御史大夫也先贴木儿统领３０万大军企图收复汝宁。大军才到城下，尚未交锋便跃马后退。地方官急了，挽住马缰不放；也先贴木儿也急了，拔刀便砍，口里说着“我的不是性命 ！”飞马先逃，３０万大军不战而溃。真正敢于和义军作战的倒是那些为保卫自己家产不受红军侵犯的大地主大贵族募集的义兵和民兵。　　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张天佑等人起兵攻占濠州。郭是定远豪杰，原居曹州，因娶了有钱人家的瞎女儿而承继了一份丰厚的家产；生性慷慨，广交豪侠名士，经常焚香拜会，图谋大事。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带了数千人趁黑潜入濠州，半夜里一声号炮，闯入州衙，杀了州官，夺了州县。元将彻里不花奉命进剿，却远远的在离濠州几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并不攻城，“而日俘良民以邀赏”。只是苦了百姓。　　朱元璋时年２５岁，从２１岁游方回到皇觉寺，又是整整４年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 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相信彭和尚的话：鞑子一定得赶走，汉人南人一定要翻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天下大乱，时势造就英雄。机会难得，一定要抓住；事关重大，还得仔细计较，拣便宜省事、有好处有前途的路走。　　投官军呢？犯不着，官军的纪律他知道得太多，去了是自寻死路。再则鞑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提起来谁不切齿痛恨。男子汉纵然不能做什么大好事，也万万不能丧心病狂到认贼作父，残害自己的姊妹兄弟！投红军呢？听说濠州起事的杜遵道部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哄哄的不成体统。恐怕没有大出息，成不了气候。　　维持现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迟早给官军捉去拿赏号，死得更是不明不白。前思后想左划右算三条路都走得，又都有难处；哪一条路都不明确，都有风险。一天，有人从濠州捎来一封信，是孩提时的伙伴写的，劝他到红军队伍里来。朱元璋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子心事，在大殿上踱来踱去的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复计较，就是下不了决断。过了几天，同房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正要向官军告发！　　大事不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赶快上濠州吧。元璋急得无法，赶紧到村子里找到汤和想讨个主意。汤和推敲了半天，也说不出道理，劝向菩萨讨教。元璋心里忐忑不安，且回寺里看看再说。还不到山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焰味，大殿只剩一片残垣断壁，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隔着一片空地的伽蓝殿。满目疮痍，众僧早已不知去向。　　原来官府以为红军中有许多和尚，怕寺庙里有人和红军勾勾搭搭，下令把附近的寺庙全部烧光，皇觉寺自然不能幸免。　　元璋呆了一阵，也忘却了先前要将伽蓝“发去三千里”的恶作剧，诚恐惶恐地走到伽神前，真心诚意地磕了头，然后拿起圣签，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签；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签全阴，二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此途险恶，还请菩萨指点逃往他方另谋出路。闭着眼睛把签掷出，迫不急待睁眼一看：一个是阴签，投红军；一个竟不阴不阳端端正正地竖在地上！看来实在没有别路可去了，天命难违，造反吧！下定决心，第二天他就离开皇觉寺，投奔红军去了。　　关于这段遭遇，朱元璋在后来撰写的皇陵碑中说道：住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颖，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密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诚与知者相商。乃告之臣，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祈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告，将就凶而不妨。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两军对峙，虽然元军没敢进攻，红军也不敢大意，戒备极严。朱元璋被亲兵挡住，声称要见郭元帅，几句话不对，被亲兵绑了要报郭元帅以元兵奸细论处。郭子兴闻报，心有几分诧异：既是奸细，怕不得如此从容。打马就近一看，见是一个长相怪怪的和尚被五花大绑捆在拴马桩上，神色坦然，气度非凡。郭不觉有了几分喜欢，问明底细，喝令松绑放人收为步卒。　　从此元璋与兄弟们日夜操练，习武练功。朱元璋本来体格好，在云游四方的几年中练就了一副好身体，加上记性好反应快脑瓜子聪明，不上半个月就有多次表现为队长和战友所看重。多次随队出城哨探，总是表现得坚决果断从容镇定处惊不变涉险不乱。每次行动他总是立功却又不损一人一卒，连队长也对他赞不绝口，越发倚重他。　　一日郭元帅带了亲兵出巡，经过元璋营房，全队列队待检。元璋个子高大正是排头兵格外显眼。元帅见了，不禁向队长打听他的情况表现，队长极力称赞，夸他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元帅听着受用，就把元璋升为亲兵十夫长调回帅府当差。　　元璋遇事小心勤快，腿脚灵便，有胆识敢作为，对于元帅的命令总能很好地理会和执行。打起仗来也是冲锋在前，从不打败仗；每次缴获的战利品他都悉数上缴，从不隐瞒据己，对于元帅的赏赐，他总是推说是大家的功劳平分给自己的战友。　　朱元璋不爱说话。但“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他往往点石成金，一语中的。有了游方归来在皇觉寺四年的刻苦学习，文字上也有了很大长进，军中大小文墨之事总找他来办理。几个月后，朱元璋在军中竟有了好大的名气。连郭元帅也渐渐视作心腹，经常与他讨教一些主意，最后竟是言听计从起来。　　郭元帅的二夫人张氏抚养了一个孤女，原是子兴的好友马公临死时托咐的，这时已经成年，甚是贤德。子兴爱重元璋，张氏也听说元璋才能出众，想夫君身边有个知心体己肯卖命靠得住的人帮衬总是好的。两下里一合计决定将元璋招赘入婿，询了生辰八字择定良辰吉日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替小俩口办了婚事，元璋从此又多了一重身份——乘龙快婿，人人敬重。身份地位变了，原来名字“重八”“兴宗” 的似乎显得俗气了些，这时才正式定了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　　原来郭子兴这一派奉杜遵道令，同时５个元帅，各自为政互不节制。有４个元帅与孙德崖是铁党，又都是些粗人，说话做事没板眼，日子久了，郭子兴就有些看不上，两下里面和心不和，猜忌越深防范越严甚至视军中大事如儿戏，各各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占领濠州大半年了，竟未越雷池半步。子兴不觉心灰意冷，日见消沉竟至于军中大事不闻不问，任其胡作非为。　　朱元璋发觉形势不妙，劝子兴打起精神提防孙德崖一伙联合起来与他为难。子兴强打精神勉强出去三四日，终是话不投机又闹起了脾气。两下里越发难以共事，元璋少不了好言好语求孙德崖多担当些，着意联络刻意修好，以免真个决裂，给元军有机可乘。这年九月，元相脱脱统率蕃、汉大军数十万进攻徐州。芝麻李抵敌不住，落荒而逃，被元军逮住杀了。部将彭大赵均用率领残兵败将投奔濠州而来。元军又上演了一处屠城惨剧，见人便杀见屋就烧，惨无人道，可怜了徐州百姓。　　徐州败将仗着人多势众，到了濠州反客为主，节制五帅，使原本严重的派系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彭大与郭子兴相处甚好，孙德崖则拉拢赵均用，两下里明争暗斗越发较上了劲。孙德崖又把话来挑拔赵均用，说郭子兴眼皮浅，只认得彭将军百般趋奉，对将军则白眼相待打心里瞧不起。赵均用大怒，带领亲兵冷不防把郭子兴给俘虏了，带到孙家关闭在一间空房里百般凌辱千般折磨。这可急坏了郭家大小，正要兵戎相见，武力抢救。　　当时朱元璋正出差在外，得信后火速赶回。先止住了郭家的武力行为，然后叫出子兴的两个儿子天叙天爵一同前去寻求彭大的帮助。如此这般陈述了事情经过，彭大勃然大怒，“简直是胡闹！ 有我彭大在，看谁敢动你元帅一根毫毛 ！”即时点起雄兵，元璋也全身盔甲，团团围住孙家，掀开屋瓦，救出子兴。只见他脚镣项枷，全身稀烂，朱元璋当即打开枷锁令人背回住宅。赵均用知道彭大出头，怕把事情闹大，只得隐忍了事。　　正在濠州城内内讧热火朝天时，元相脱脱趁连下徐州、汝宁之威，分派御史大夫贾鲁杀奔濠州而来。大敌当前，红军头领们不得不捐弃前嫌同心戮力坚守城池抵御元军。由于朱元璋的干练豁达，同为各方所重，守城重任由其统一指挥。元璋不敢怠慢夜以继日地巡防督导，将士们同心协力拚死固守，亦赖城坚池固粮食丰足，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元军整整围攻了５个月，也未撼动分毫。这时贾鲁病死，元军久围疲惫，了无斗志只好解围他去，濠州遂以保全。然而红军还是损折了不少人马，吃了大亏。　　彭大赵均用兴高采烈，有些忘乎所以，自封为鲁淮王和永义王。做不了皇帝，当当王爷，也不快哉！郭子兴和孙德崖等５人仍为元帅。时在至正十三年春天，朱元璋２６岁。经过濠州之围，朱元璋看透了他们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成不了气候。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带自己的兵，做自己的事。战事结束，濠州民生凋敝。朱元璋想尽办法弄到一些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粮食献给子兴，然后请准假回到老家钟离县招兵买马去了。少年伙伴徐达汤和等几十人听说元璋做了红军头目，都来投效，不过十天功夫就募得七百子弟。子兴大喜，这年六月升元璋作镇抚，一年后升任总兵官。　　二 南略定远 攻克集庆形胜地　　朱元璋寻思彭赵等人张横暴虐，军纪败坏，不足共事；子兴势单力孤，难作主张，不可久持；不如单枪匹马另谋出路。“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人南略定远”。 先使巧计招降了张家堡驴牌寨的三千民兵；然后以此为基础，向东突袭元将老张，收降其民兵男女七万口，又挑选得两万精壮之士，浩浩荡荡，“赤帜蔽野而盈冈”。从此有了自己的军事资本，并开始与天下英雄一较高低。　　朱元璋深谙治军之道，从一开始他就非常注重军事纪律和军事训练。纪律散漫将成乌合之众，没有好的军事训练就难有坚强的战斗力。　　朱元璋纪律严明，在定远迅速打开局面。地主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闻讯也带着民军前来投效。朱元璋极为高兴，把兄弟俩留作幕府参谋，把两家军队合并编制。 冯氏兄弟建议元璋攻取集庆（今江苏南京）：“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　　完成整编后，朱元璋迅即南下进攻滁州。滁州守军薄弱，元璋的前锋黑将军花云单骑冲破敌阵，大军跟着推进，迅速占领滁州。　　在进军滁州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与语大悦 ”，相见恨晚。李学识渊博，深谋远虑，料事如神，元璋得天下，善长功不可没。朱元璋问以天下太平之事，李善长劝其学习汉高祖：沛县贫民出身，胸怀博大，知人善任，仁德宽厚，五年而得天下。濠州与沛相去不远。元朝政治已污七八糟，土崩瓦解就在眼前，抓住机会，苦心经营，不愁大事不成。朱元璋大以为是，从此刻意学习模仿这位同乡，从说话办事带兵打仗到政治权谋都与汉高祖有几分相似。朱元璋任用李善长为掌书记，依靠他出谋划策，上传下达，勾通将士意见，选贤用能，使上下一意，倾心尽力地去谋就功业。　　滁州既下，朱元璋军威大振，声名远播，久已失散的亲人纷纷打听前来投奔。亲侄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改名文忠）与元璋相认，此时才知二哥三哥均已故去，一大家人就剩下这点血脉，悲欢离合， “一时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朱元璋将侄儿和外甥都收作养子，同时收养的还有定远孤儿沐英，后来又陆续收养了二十多个养子。俗话说“打仗还需父子兵 ”，朱元璋大量收抚孤儿义子，自有其用意：军事险要之地常以义子为心腹协同将官固守，并行牵制监视在外将官之利。有时难免与守卫将官发生矛盾，朱元璋不得不亲自出面调和。如至正十八年，胡大海李文忠占领严州后，两人意见不和，元璋亲自批示帐前都指挥使司首领郭彦仁说合二人 ：“保指挥我之亲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闻二人不合。且指挥使我亲身也，胡院判即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有定，身自然而定。你必于我男处丁宁说知，将胡院判以真心待之，节制以守之，使我之所固易成，只此 。”　　为了严防将士离心叛德，使其忠心耿耿，不具二心，朱元璋还经常以将士家眷留作人质。朱元璋统兵攻集庆时，马夫人和诸家属均留和州，朱元璋在攻取集庆后定下规矩 ：“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 不许搬取出外 。”“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听于外处娶妾 。”诸路将官自然不得轻举妄动，只好死心踏地效忠领袖。此外，朱元璋严令武官不得与读书人过从甚密，“所克城池， 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凡是元朝官吏和儒生，都要由朝廷选用，逃者处死，严禁将官擅用。　　正当朱元璋进军滁州时，濠州红军在彭大赵均用率领下，趁虚攻下盱眙泗州。因为郭子兴之事，俩人结下怨仇，此时又失和气，竟致彻底闹翻了。彭大忧闷成疾，不久病死。其子早住袭称鲁淮王，倒也相安无事。接着郭子兴代替彭大成了出气筒，赵均用等人多次设计相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惧怕元璋在滁州势大，未敢造次。设计想调元璋来守盱眙，以收一石二鸟之计。元璋心里明白，找个托词，说军情紧急，部队转防不得；并用钱买通王府管事之人，拿话劝均用不要“相煎太急”！ 否则万一激出变乱，于他自己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不如好好地待子兴，让他出力占地方、保疆土。均用觉得有理，竟放子兴带着一万人马回到滁州。元璋把兵权交出，一任丈人节制。两军合在一处有近５万人马，旗帜鲜明，军容整肃，遂为“滁阳一旅”。子兴大喜。　　第二年， 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攻六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和弟士义士德士信一家子都靠运官盐过活，大碗酒大碗肉结识了不少英雄豪杰，于至正十三年五月带领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１８壮士举义起事，杀了邱义和仇家大户，一把火烧了房子，招兵买马，攻下泰州高邮，占了３６个盐场，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年号为天□。六合告急，主将亲自向郭子兴求救。六合在滁州东面，万一失守，唇亡齿寒，不得不救。但子兴与之有仇，不肯发兵，元璋费尽口舌，子兴才勉强依允。然元兵势大，号称百万，无人敢去，元璋只好自讨令箭统兵出救。元军攻城甚急，排山倒海，城防工事几乎全被摧毁；尽管守军拚死抵御，但仍然难以抵挡元军的强大攻势；眼看守不住，张士诚等人只好将城中老弱病残撤到滁州。元兵乘胜进击，元璋在中途设伏，大败脱脱，所获马匹兵器甚多。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敌我力量的悬殊差异，滁州孤城无援，若元兵再聚兵包围，不困死也得饿死。想到此，朱元璋不得不委曲求全，与元兵修好：派地方父老把马匹交还，并打点酒肉哀求说：之所以团结守卫，“是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耳”！今不慎得罪， 情愿贡奉大军军需粮草， 并力去打高邮。元兵信以为真，引兵他去，滁州之围遂解。　　元兵既去，郭子兴以为四方将定，号令诸将，南面而王正其时也。朱元璋晓以利害：滁城山城闭塞，交通不便形势不好，一称王目标就大了，更易招致元兵攻击。子兴只好作罢。　　元军全力攻取高邮，眼看城池不保，张士诚急得团团转，准备城破时突围下海。那知元顺帝一旨诏书救了大命！圣旨宣谕 ：“脱脱往年征徐州，仅复一城，不久复失。这次统率大军，劳师费财，征战三月，了无寸功。着削去兵权，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贴木儿安置宁夏路。如敢抗旨不遵，即时处死 。”全军听后无不忿恨恸哭，树倒猢孙散，有的竟投红军去了。张士诚趁机出击，不但转危为安，而且从此江山稳固，再也不能动摇了。并从此成了朱元璋抵抗元兵的稳固的东面屏障。如果失去这道屏障，朱元璋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修养生息的机会，实乃天意。　　脱脱被贬，在押送西行的路上，被鸩死于吐蕃境地。此元朝唯一一位有作为有威名的大将一死，元朝覆灭的命运也就彻底决定了。　　滁州在战乱后，要维持这几万人大军的生存，已成为极其艰难的问题。若发生粮食危机，军心必乱。元璋建议南取和州，移兵就食。这时虹县人胡大海带全家来投，此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朱元璋就任他作了前锋。　　至正十五年正月，朱元璋占领和州。郭子兴闻讯大喜，升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节制诸将。朱元璋时年２８岁。　　朱元璋知道自己年轻，资格又浅，怕诸将心中不服，于是心生一计。　　原来军中议事，大厅里都设公座，大家按官位年龄就坐，不敢有违。前一晚，朱元璋命人把公座撤去，只摆一排木凳子。次日五更议事，诸将先到，朱元璋后到，一看只留下左末一席（当时元人习惯以右手为尊）， 一声不响地坐了。到正式议事时，诸将噤若寒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像木偶般面面相觑；朱元璋则条分缕析，入情入理，诸将稍始心服。又与诸将商议修理城池，各人认定地位丈尺，限定三天完工。届时只有朱元璋负责的一段完工，其他均未修好。于是，朱元璋召集诸将，南面而坐，亮出郭子兴的令牌，严肃地说 ：“奉命总诸公兵， 今甓城皆后期， 如军法何 。”诸将惶恐，都不敢吭声。自此以后，朱元璋势威日盛，加上李善长极力从中调和，元璋的地位逐渐稳固。　　一天，元璋出外，见一小儿在路旁啼哭，元璋见其可怜，问其父母安在，小儿啼告均在官人处。原来红军攻破和州后，各将大肆掳掠，并将满城男女充作军中杂役，闹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元璋寻思不是久长之计。百姓是军队衣食父母，扰民劳民只能自取灭亡。立即召集诸将，说明“大军从滁州来此，人皆只身，并无妻小。今城破，凡有所得妇人女子，惟无夫未嫁者许之，有夫妇人不许擅有”。 第二天即令放还满城男女，让其父母子女家人团聚。此举深得民心，和州百姓拍手称快。　　不久孙德崖因濠州缺粮，竟率大军来和州就食。孙军纵其掳掠，占着和州四乡民家，带领亲兵说要进城住些时日。孙军人多势众，元璋阻拦不住，也无法推脱，正在苦恼发愁。郭子兴听得消息，也从滁州赶来。怨家路窄，两个对头又挤在一起，苦煞了元璋这个小头目。　　原来子兴为人虽刚直，但耳朵软，怕听闲话。开头有人报告说元璋多取妇女，强要三军财物，已然冒火；及至听说与孙德崖合伙，越发怒气冲天，连夜赶进城来。元璋来不及迎接，只得赔着小心，好歹先化去丈人的怒气， 再说形势紧张，“孙德崖在此，上回的事两人结下深仇，目前他的人多，怕会出事。大人得当心，安排一个万全之策”。 子兴还是将信将疑，把元璋喝退，独自喝酒解闷。　　第二天，天还未亮，孙德崖派人来说 ：“你丈人来了，我得走了 。”元璋情知不妙，连忙去告知郭子兴，这边又来劝孙 ：“何必这样匆忙呢 ？”德崖说：“和你丈人相处不了 。”　　元璋看他的神色，似乎还算平和，赶紧劝道：两军一城，须提防两下里有小动作。最好让部队先出发，元帅殿后好镇压。德崖答应了，元璋放下心，出来替孙军送行，越送越远。正要回来，后军传过话来，说是城里两军打了起来，死了许多人。元璋着急，连忙喊随从壮士耿炳文吴祯靠近，飞马奔回。孙军抽刀拦住去路，将朱元璋簇拥向前。朱元璋一路上见了许多将官，都是旧友，大家诉说，都以为城内火并，元璋一定知情。元璋有口难辩，趁其不备，勒马就逃。孙军数十人紧追不舍，枪箭齐下。朱元璋侥幸衣内披了连环甲，伤得并不太重。逃了十几里，还是被孙军擒获，披了枷锁。有人主张杀了他，但顾虑城里孙元帅的死活，未敢妄动。立时派人飞马进城，见孙德崖正锁着脖子和郭子兴对面喝酒呢，很有些英雄惜别的味道。郭子兴听得元璋被俘，情愿走马换将。但两下里都有顾忌，谁也不肯先放人，最后只好取其折衷：郭子兴先派徐达到孙军作人质，换回元璋；元璋回到城里再放回孙德崖，徐达最后被放还。总计元璋被孙军拘囚了三天，几次险遭毒手，幸有熟人保护，得以全身而退。　　元至正十五年二月，红军统帅刘福通派人在砀山夹河访得韩林儿，并将他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为宋，年号龙凤。拆运鹿邑太清宫的上好木材，建立宫殿。小明王遵母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军旗上写着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遵道得宠擅权，福通不服，暗地里埋伏甲士，把他杀了，自封为丞相，不久又改为太保。从此以后东系红军军政大权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不久，郭子兴因深恨孙德崖，为着交换元璋又受了惊吓，忧闷成疾，竟致一病不起，三月间不治而死，一家人将其归葬滁州。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大家公推子兴妇弟张天豪到亳都的小明王朝廷面议，并带回杜遵道的委任状：委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豪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都用龙凤年号。朱元璋愤然不受 ：“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 。”“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依地位而言，郭天叙是统帅，朱元璋仅排第三位。　　但由于郭无军事经验；张乃一介武夫，遇事没有决断；而朱不但有头脑会笼络人，且有大批勇猛善战死心踏地的贴身伙伴如徐达汤和等一批将领，有他自己系统的军队，郭军中由他亲自招降、训练、指挥的占了很大份量，更加上他有如李善长冯国用等舞文弄墨的好谋士善为筹谋，自然成了事实上能作主能办事能号令的主帅。　　朱元璋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并善于任用能人，为百姓所称道。英雄壮士纷纷投效。虹县人邓愈，１６岁就随父兄举兵，父母阵亡后，他就统率部队冲锋陷阵，常打胜仗，是个将材。怀远人常遇春，臂力过人，勇冠三军，性情刚直，又有智谋，作了些时强盗，看看没有出息，决心自找出路。两人同来投奔，邓愈有队伍，做了管军总兵官，常遇春作了前锋。这二人为朱元璋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　　和州东南靠近长江，城子小，要维持军队几万人的吃穿用度，有些力不从心；加上元兵几次围攻，粮用更加匮乏。元璋把眼光投向了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太平南靠芜湖，东北达集庆，东倚丹阳湖。湖周围的丹阳镇，高淳、宣城都是产米区。占领太平，既可解决部队给养，又可进逼集庆，然后以集庆为中心，妥为筹划，四面拓展，不愁霸业不成。然而浩浩长江，浪花起伏波涛汹涌，又没有水军船只，大军只能望洋兴叹。眼看成包成库的米粮，可就是分毫不能取用，只能干瞪眼。　　正在一筹莫展时，恰好就有巢湖水军头领李扒头（李国胜）派代表联络来了。“吉人自有天相 ”， 朱元璋真是有如神助。　　原来天下大乱以后，在巢湖一带的豪门望族俞家——俞廷玉、俞通海通源通渊父子，廖永安永忠兄弟，赵仲中仲康两兄弟，纠集地方武装，推举李扒头作头领，双刀赵（普胜）坐第二把交椅，屯泊巢湖，连结水砦，有千多条大小船只万多人的水军。因和庐州红军左君弼结下仇怨，吃了多次败仗，势单力孤奈何不得，又咽不下这口气，特派人来讨求救兵。　　天赐良机，朱元璋大喜过望，亲到巢湖联络，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苦劝与其死守挨打，不如结伙渡江，并许下若干好处。巢军心动，许以相助。时“元中丞蛮子海牙扼铜城闸、马场河诸隘，巢湖水师不得出”。正在无计可施，却赶上五月梅雨季节，大雨竟淅淅沥沥地下了二十天，河坑地凹处都给淹平了，河道广阔。不费吹灰之力，避开了元军防守，巢湖水师的大小船只悉数到达和州集结。　　六月初一，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奋戈杀向元军，诸军鼓勇续进，元兵望风披靡，缘江保垒， 不战而降。“诸将以和州饥，争取资量谋归”。 元璋与徐达商议 ：“渡江幸捷，若舍而归，江东非吾有也 。”于是下令将船缆砍断，把大小船只悉数放诸江流，自断退路，欲“置之死地而后生”。 诸将慌乱叫苦，元璋许以攻下太平，子女玉帛任其搬运。饱餐之后，大军马不停蹄直趋太平，军士个个奋勇当先，一鼓作气攻下太平。朱元璋虽许以“女子玉帛任其搬运 ”，但那是假的。他早已叫李善长写好禁约，一待攻下城池，即派人四处张贴宣讲：不许掳掠，违令者杀无赦。并调一排执法队巡行街头，正在抢劫的军士不得不罢手。有一小兵不信邪，立时被斩。太平一路的百姓才免了此劫。朱元璋因先前许愿的欺骗，怕军士不服，军心不稳，叫当地大地主赶快献出一些金银财帛，分赏将士，总算稳住了军心。从和州渡江是巢湖水军的功劳，朱元璋在船上为其摆洒庆功，趁机把李扒头灌醉，捆住手脚丢到江里喂鱼去了。双刀赵不服，逃归徐寿辉。巢湖水军失了核心，只得投降，朱元璋从此有了自己的水军。　　攻下太平，又有当地地主儒士李习陶安来投。元璋问“以何道教之”？安亦劝元璋力戒剽掠，东取集庆，可成霸业。与当年冯国用投效元璋时所谋略同。元璋深以为然，留作帅府令史。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元璋为大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潘庭坚为帅府教授。着令乡下老百姓为民兵，居民蓄积，悉数运进城来，以备长期固守。　　“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严师截姑熟口，陈野先水军帅康茂才以数万众攻城 ”，形势逼人。元璋亲帅徐达邓愈汤和等大将拚死抵抗，并不惜财物，尽出库中所有犒劳封赏有功将士；同时潜出一师，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前后夹击，元兵不知虚实，大败而溃，陈野先被俘。朱元璋劝其投降，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结为兄弟。第二天，野先全军归降，元将阿鲁灰引兵离去，元璋又与野先相约一同攻取集庆。　　为防将士反叛，朱元璋常以其家属作人质。尤其于投降将领，朱元璋更是加倍防范。野先的妻子被留在太平，部下被张天豪领去攻打集庆，野先心里原本痛恨红军，不得已而投降元璋，用而见疑，心中更加有气。他暗地嘱咐部下：装装样子，出人不出力，并不真打，三两日自己脱身后就来攻打红军。这话给朱元璋心腹检校探知，元璋心里明白，却不告诉张天豪。大军来到集庆城下，元朝守将福寿力战拒守，张天豪只有少半人在打，大半人在看，焉有不败之理。元璋索性放了野先，让他统领旧部与郭天叙张天豪合军再攻集庆。野先早已与城内守将约定内外夹击，假邀天叙喝酒，就在席间把他杀了；生擒张天豪，把他送给福寿也被即行处死。元军会师反攻，红军大败，死伤二万多人。陈野先率军追到溧阳，马乏掉队，当地民兵不明底细，以为他投效红军，设伏把他杀了，部队由其从子兆先接管，“屯方山，与海牙掎角以窥太平”。　　至此，朱元璋借刀杀人，除掉了郭张二人心头之患，郭家旧部全归元璋指挥，成为名实一致的都元帅，仍承秉小明王旨意。时在至正十五年九月。在朱元璋统领郭家军后，郭天叙次子天爵被小明王任为中书右丞，眼看郭家基业落入他手，不免背地里发些牢骚，被元璋探知，找个理由干脆斩草除了根。又见子兴的小女儿孤苦伶仃， 长得有几分姿色， 也顾不得什么乱伦之嫌，元璋也一并接受作了他的第三房小妾。不由得人不概叹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人世沧桑，朝代兴替，非迨人力，乃是天数。　　自六月份攻克太平后，朱元璋就一直在作攻取集庆的准备，前两次攻打集庆并不是其真正目的：一为探敌虚实，二为消灭异己吞并郭军。实际上他采取了先取四周，孤立集庆的方针，先后占领了集庆四周的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一些城镇。这时集庆孤立，三面被围，但是水路却被元军死死把持。因为在大军渡江后，朱元璋已令将大小千百艘船只都付诸江流，一时也奈何元兵不得。就连与和州将士家眷也音讯不通，诸将挂念难免分心。　　元璋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第二年，即至正十六年二日，通过采石一战一举击溃元朝水军，俘获其大量舟舸。不仅打通了前后方的通讯联系，安定了军心；而且彻底扫清了集庆的外围屏障，使其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于是元璋紧密锣鼓地进行攻取集庆的最后准备。　　三月初一，元璋亲帅大军水陆并进，三攻集庆。城外守军陈兆先部抵挡不住，战败请降，朱元璋又得降兵３６０００余人。然后合力猛攻，集庆城破，守将福寿战死，元帅康茂才率军民５０余万归降，蛮子海牙逃归张士城。 朱元璋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溃忧，干戈蜂起， 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诸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勿贪暴安吾民。’民大喜过望。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葬御史大夫福寿，以旌其忠”。 设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镇守太平。　　小明王得到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元帅。这一年朱元璋２９岁。从２５岁投军仅仅４年时间，就已成为独挡一面的地方长官和指挥十万大军的红军统帅。攻占集庆，初步实现了当年冯国用为其谋划的成就霸业的战略构想。　　第三章 谋就帝业一 秣马厉兵 养精蓄锐缓称王　　朱元璋据有应天后，他的疆域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划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四面形势是：正东是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张士城已据平江（今江苏吴县）， 破常州，转掠浙西；东北面有青衣军张明监据扬州（今江苏江都）； 南面是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今安徽歙县）， 另一军屯宁国（今安徽宣城）；西面池州（今安徽贵池）已为徐寿辉所据。东南外围则有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 （今浙江丽水），石抹厚孙守婺州（今浙江金华）， 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可以说朱元璋处于各种军事矛盾的漩涡中心——强敌环伺，敌友难分；天下大乱，形势不明；弹丸之地，举步维艰；军力单弱，进退无据。要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谋就帝业，决非易事！　　然而，事物的存在总有其两重性，此处此时并非一团漆黑，否则那些个为朱元璋谋就帝业者也太迂腐无能了。地方小，目标小，便于修养，不易招致打击；强敌环伺，然而他们各自为战，号令不一，利益无共，元军与红军、红军与红军、元军与元军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只要小心行动、谨慎决策、巧为周旋，充分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远交近伐，使其互相牵制，不愁不为我用。只要争取到几年的和平环境，休生养息，一侍时机成熟，即可四面出击，一举扫灭群雄，定鼎天下，霸业可成矣！　　老天爷又一次关照朱元璋。这时元朝大军正全力与小明王周旋，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新崛起的集团；各红军割据政权也正在竭力对付元军的进攻，还没有觉察到这个潜在的最大威胁。朱元璋得以不声不响地坐收鱼翁之利。从至正十五年到至正二十年，红军长驱深入，来回绕弯子死死拖住元军主力，使其疲于奔命，为朱元璋赢得了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　　至正十六年秋天，红军经过休整，从去年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补充了兵力，实施了新的战略决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向元兵大举进攻：一路破武关，陷商州，逼进关中；一路攻取了山东北部。第二年，刘福通又兵分三路：一路趋晋冀；一路攻关中；一路由山东北犯。第一路军又分两路：一路出绛州，一路出沁州，过太行山，破辽潞，陷冀宁，攻保定，下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部落，攻下上都，转掠辽阳，直到高丽。从西北折回到东北，兜了一大圈。第二路军陷凤翔，兴元，南进四川；别部又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　　第三路军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北取蓟州，犯郭州，略柳林，逼大都。福通自统大军占领山东西南角和河南北部。至正十八年五月，红军攻下汴梁，建作都城，接小明王来此定都。红军所到之处，攻无不胜，战无不克。　　朱元璋之所以在这几年中没有招致元军的攻击，最主要的还是应天所处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东边是张士诚，北边是小明王，西边是徐寿辉。南边是长江天堑，元兵不敢轻举妄动；东西北三面有三个政权替他抵挡元军，朱元璋坐享太平，安然无恙。朱元璋充分利用这几年的和平环境，内修外治，逐渐发展壮大。具体来说：　　一是武力进击，先打孤力的弱小的元军据点，逐步扫清外围敌人，开疆辟土，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确保应天的军事地位不受威胁。　　当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下应天时，张士诚风头正劲。这时东边的元军守将定定镇守镇江，孤立无援，若被士诚得手，将直接威胁应天；南边的宁国，也处于同样境地，若被徐寿辉据有，不止在朱元璋的背上插上一把尖刀。先下手为强，朱元璋派徐达抢先攻占镇江，分兵占领金陵丹阳等县，向东远远地伸出一个触角。六月，猛将邓愈攻克广德路，堵住了后门。第二年春二月，耿炳文攻克长兴，徐达接着攻陷常州。四月，元璋自领大军攻占宁国，元将别不华请降。接着，朱元璋相继占领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等地。时在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几乎把应天周围的军略据点全数攻占，取得了向外扩张的前哨基地。这样，以应天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也就彻底形成：东线北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划成一条直线，堵死了张士城西犯的门路；北面暂时是小明王的红巾友军，不必担心；南面在宁国徽州屯聚重兵，随时可以进击浙东；西线和徐寿辉天完政权接壤，可以以守为攻。朱元璋看准形势，先伸出南面铁钳，吃掉了孤立固守的浙东元军，形势和一年前已经大大不同了。　　二是确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抓紧时机，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积极练兵，扩充实力；同时尽量减小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树敌太多，为逐鹿中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三是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朱元璋深深懂得人才的作用和价值，治国安邦没有人才不行，人才少了也不行，即使打下天下也守不住。所以每到一处，每获一座城池，朱元璋必定多方访求名士，软硬兼施，千方百计把他们罗致到幕府作秘书、作顾问、作参谋。这些人虽不能冲锋陷阵，但常给朱元璋指点迷津，拨开乌云，运筹帏幄，实在比十万大军还管用。他常说：“躬怀甲胄， 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流宣化，绥辑一方之灾，此儒生之事，非武夫所能也 。”在朱元璋平定浙东后，刘基叶琛章溢等几个当地豪族名士，躲进深山不肯投效朱元璋。　　这些人曾经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做过事，产业大，学问好，计谋多，在地方上颇具号召力。他们遵奉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极端仇视红军，自动组织民兵结砦自保。他们在旧政府中并不被重用，也实在看不惯旧政府那腐败透顶的官僚政治，刘基就曾多次愤而辞官。然而他们也不愿与红军同流合污，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朱元璋多次派代表诚挚礼请，他们也用好话婉言辞谢。处州总制孙炎再三威逼，刘基等人才于至正二十年三月去到应天。朱元璋好不喜欢，大闹排场，盖了一所礼贤馆，专供贤士居住。　　四是尊崇儒学，大兴教育。在积极以武力讨伐群雄的时候，朱元璋也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要治理天下，必须教化民众，使百姓有一个普遍遵守的行为道德准则。由于身边诸多儒生的影响，朱元璋选定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他自身也在如饥似渴地吸取其传统营养，并逐步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儒家传统道义的化身。在进驻婺州后，朱元璋立刻聘请当地著名学者范祖斡、叶仪、许元等十三人替他分别讲解经史子集，建立郡学，请学者当五经师和学正训导。内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了，以后他还教过皇帝的儿子，是有明一代鸿儒。朱元璋时常告诫将士 ：“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之道、持身之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 。”　　五是整顿军备，严明纪律。朱元璋深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对练兵抓得很紧，经常督令将帅率领军士作实战练习，并亲临检阅，三令五申严明号令，告诫将士要严守纪律，不得抢劫民财，扰乱民情，违者一概军法从事，不徇私情。在徐达攻克镇江时，元璋怕士兵奸淫抢劫，杀人放火，号令不禁，乃说通徐达，故意找出徐达的错处，绑了请求处死。李善长等人再三求情，朱元璋才准其带兵攻取镇江，并许以不烧不杀不抢，才能将功折罪，徐达叩头谢恩。大军攻破镇江时“市井晏然 ”， “市不易肆”。这为朱元璋取得了很好的政治宣传效果。别城守军听说朱元璋军纪严明，不妄杀人；据说还优待俘虏，对投降将官，愿降的授职任用，不降的礼遣纵归，所以当大军来攻时， 敌人往往并不死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此乃“攻心为上”。 史载朱元璋得元朝故官“尽用之 ”，得元室子孙“悉皆放归 ”，因而瓦解元军斗志，争取了许多敌军将士的归附。　　六是积极垦荒屯田，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由于连年战争，加上灾荒病疫，百姓十室九空。从渡江以后，朱元璋就一直面临着兵食不足的严重问题。各处军队的给养，形式上是召令乡村百姓缴纳粮草，叫作寨粮，其实与抢劫无二。因为老百姓早已自身难保，饿死者不少，扬州的青衣军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在行军时，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朱元璋的军令：“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括，据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所谓稍粮实质上就是征粮抢粮。如此不是长远之计，归根结底还是害了百姓，最后必然危及自己的政权建设。　　能不能仿效古人的做法，开荒屯田，自给自足；以兵养战，以战养兵呢？至正十八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基础工程，恢复农田生产，供给军事需要；同时分派诸将在各处垦荒屯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让武官“开垦荒田，以为己业 ”，为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 送纳子粒，以代俸禄”。要求大小将帅“宜督军士， 及时开垦，以收地利”。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又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下令抽点农村壮丁，编为“民兵 ”，且耕且战，使“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 这样军民合一，全民皆兵，不断保证了兵源质量和兵员补给，同时也加强了生产力的发展，保证了军事给养的可靠供应。　　除了直接屯垦外，朱元璋还令儒士、官吏劝课农桑，“各安其生”。 并立茶盐课，制钱法， 开铁冶，定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注意开支节流，尽量减少财政支出。这样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人民富足，军需库存充盈，遂于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正式下令取消寨粮，使百姓从这项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不久，又指示部属，凡是征派税粮、军需、差役等，均“务从宽减 ”，并多次下令蠲免税粮、徭役。对工商税的征收，也“斟酌元制，去其弊政 ”，较过去减轻许多。真正地与民休养生息，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经过数年的努力，朱元璋辖区内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正十八年，吴祯守江阴时即专赖屯田以给军饷。朱元璋的兵力也随之不断壮大。这就为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良好的政治形象。　　在扫清了应天外围之敌后，元璋把目光转向浙东谷仓。他采取如下策略：先取皖南诸县，巩固后方基础；再由徽州进取建德路，改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构成侧面包围婺州的形势。至正十八年十二月， 朱元璋亲率十万大军进击婺州。“石抹宜孙遣将率车师由松溪来援，太祖曰：‘道狭，车战适取败耳。’命胡德济迎战于梅花门， 大破之”。婺州遂降，石抹厚孙被俘。改婺州为宁越府，置中书浙东行省。于省门外竖两面大红旗， 上写 ：“山河奄有中华地， 日月重开大宋天 。”两旁立两个木牌，写上 ：“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仍然奉尊小明王的旗号。　　婺州既下，朱元璋马上分兵掠取浙东诸地。第二年五月，小明王命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八月，元将察罕贴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丰。元璋的浙东军先后占领诸暨和衢州处州，应天东南被孤立的元朝据点，逐渐为元璋所吞并。这时朱元璋的领土已扩大到：东北两面与张士诚为邻；西与陈友谅相近；东南与方国珍相接，南邻陈有定。四邻之敌，强弱不等，心怀各异：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方国珍陈有定志在保土割据，并无远大企图。因之，元璋的军事计划又重新作了调整：对东南以守为攻，对西北以攻为守。比较起来：士诚顾虑多，疑心重，友谅野心大，欲望高；一个保守性强，一个进取心大。以此在东西两面的攻势又分先后缓急。对士诚以守为攻，扼住江阴常州长兴等几个据点，使其不能越西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攻其必救，使其军力分散，然后各个击破。　　至正二十年正月初一，元璋亲自写了一副春联贴在中书行省大门旁 ：“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其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朱元璋时年３３岁。　　二 鄱阳决战 生死存亡奠大局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派军攻下太平，大军进驻采石，以为克日即可占领应天；使部将谋杀寿辉，谮称帝王，国号汉，改年号大义。陈友谅派人与张士诚相约，东西两面同时夹攻朱元璋，自带水陆大军从江州顺流东下。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共一百多艘，战舸几百条，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直奔应天而来。朱元璋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威胁。　　陈友谅原是徐寿辉的部将，沔阳人，世代打鱼为生，在县衙里当过贴书，因不愿久居人下，投了红军。又因战功显赫升任领兵元帅，怀着一肚子野心，没法施展。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谋杀寿辉不成，出奔黄州。黄州正是友谅的防区，友谅使个计策杀了文俊，夺过军队自称平章，向东侵占安庆池州南昌诸地，和朱元璋接境。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军事强敌与心头大患。两下时起战事，互有胜负。　　消息传到应天 ，“应天大震”。“诸将议先复大平以牵之”。甚至有人主张降为上。　　朱元璋沉住气，独与刘基在卧室内密商：降与逃都不是办法，只有拚死抵抗。抵抗有两种战略：一种是两线同时作战，东西兼顾，兵力一分，必败无疑；一种是迅速集中优势兵力，“断其一指 ”， 反身再打另一线——这还是两线作战，不过区别轻重缓急。关键的问题是力争主动。第一种是被动防守，等敌人来攻；第二种是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具有威慑作用。主动出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何时出击，二是向谁出击，三是怎样出击。如前所述，经过对东西两线敌人的综合分析比较，朱元璋决定集中一切兵力，一举打败陈友谅，造成对张士诚的强大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东面威胁自然而解。　　陈友谅野心勃勃，贪婪成性，只要投出诱饵，不怕他不上钩。康茂才与陈友谅有旧，茂才的老门房也侍候过陈友谅。于是，朱元璋要康茂才指使老门房偷偷跑到友谅军中，带着茂才的亲笔信，信中告诉了许多军事情报，并许以里应外合，劝友谅兵分三路直取应天。友谅求胜心切，不防有诈。陈问老门房：康将军现在何处？回说现守东桥；问是石桥还是木桥，答是木桥。友谅大喜，当即约定亲率大军进逼东桥，以喊“老康”作为联络信号。　　看来陈友谅毫不怀疑地吞下了投向他的诱饵，朱元璋暗暗高兴。他一面调胡大海进取广信，直捣友谅的老窝；一面按其进攻路线，设下埋伏，并把江东木桥改为石桥，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　　朱元璋亲自坐镇山顶指挥进退，规定了联络进攻等军事信号：发现敌人，准备战斗，举红旗；伏兵出击举黄旗。友谅按约定驱指大军赶到江东桥，一看是大石桥，情知不妙；连声高叫“老康”！“老康”！却无人答应。只见漫山遍野黄旗招展，四周伏兵齐声呐喊，向陈军发起猛攻。这一仗全歼陈军主力，杀死淹死陈军不计其数，单俘虏就有两万多。朱元璋趁势收复太平，再下安庆，攻取信州袁州。　　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友谅吃了败仗，不服输，时常在边境挑起事端，七月间又派部将张定边从朱元璋手中夺下安庆。虎口拔牙，龙嘴觅食，这还了得！朱元璋怒火万丈，急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溯江西伐。龙骧巨舰上高高竖起一面大旗 ：“吊民伐罪，纳顺招降 。”　　友谅为人忌贤妒能，自杀徐寿辉后，部将多有不服，不少寿辉旧部纷纷投奔朱元璋。原来李扒头的部下勇将双刀赵又被朱元璋使反间计杀了，其他将官兔死狐悲，不肯出力死战。朱元璋审势度时，算准陈友谅将帅不合，军心离散，不失时机地向陈军发起猛攻，一鼓攻下安庆江州，守将丁普郎傅友德全军归附。友谅狼狈逃往武昌。朱元璋乘胜直取南康、建昌、饶、蕲、黄、广济等州县，尽有江西大部和湖北东南边境。陈友谅经过连续两次失败，民心离散，军力锐减，地盘也不断缩小；朱元璋经过两次大的胜利，士气大振，军力大长，版图日见扩大。两下里此消彼涨，优势逐渐转移到朱元璋一方，朱元璋逐渐取得了对陈友谅的军事均势，完全可以与其一较高下一决雌雄了。　　当江南陈朱两军血战正酣的时候，江北的军事局面却发生了极不利于朱元璋的变化，使朱元璋几乎不得不直接面对元军进攻的危险。这时红军接连失败，形势危急。元朝大将察罕贴木儿收复关陇、平定山东，招降红军丞相花马王田丰，军威极盛。——几年来山东在宋朝大帅毛贵治理下，礼贤下士，开辟田土，治绩斐然。原屯住濠州的赵均用和彭早住驻军淮泗一带，早住病死，均用北上与毛贵合并。二人互相猜疑，彼此难容，均用借机杀了毛贵，毛贵的部将又寻机杀了均用。杀来杀去，两下里军力锐减，给了察罕贴木儿可乘之机。——山东一失，不止小明王都城安丰不保，连朱元璋的应天大本营也直接暴露在元军的攻击下，失去屏障，岌岌可危。这几年多亏小明王红军拚死抵住元朝大军，朱元璋才求得了五六年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并积极扩军备战，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一系列重大胜利。　　看来大事不好，朱元璋想方设法拉拢元军。两次派代表去会见察罕，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长期通好，各保平安。朱元璋此举的真意：一是稳住元军，抓紧时机全力平定陈友谅，避免两线作战和腹背受敌；二是元军相对强大，凭朱元璋现有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与其抗衡，仍然需要争取一段相当长的和平发展机会；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朱元璋有意奉行一种妥协投降战略的试探。你有情我有意，察罕贴木儿也派了他的户部尚书张昶带了御酒和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宣命诏书，于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来到应天。然而这御酒烧心，难喝；诏书烫手，难接。若喝了这御酒，就等于公开投降元军，与红军为敌，这样一来朱元璋将不得不三面受敌，极易招致各路红军的攻击，应天不保，大事去矣；若不接这诏书，则等于“抗旨不遵 ”，天廷震怒，必派大军进剿，朱元璋又哪里招架得住！　　正在左右为难时，喜从天降：察罕已被田丰刺杀，其子扩廓贴木儿继为统帅。不久又有情况探报，扩廓正与另一元朝大将孛罗贴木儿争抢地盘，打得正是火热，哪里还顾得上帝国的兴亡和朱元璋这个弹丸之地；再加上宁海人叶兑上书力陈投降之不可与霸业之可成的道理，并具体阐述了其战略构想与实施步骤，更加坚定了朱元璋的战斗信心。朱元璋权衡利弊，还是拒绝了元朝的封赏，继续做他的吴国公。　　叶兑强调：朱元璋“今之规模，宜北绝孛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 对张士诚，“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州湖秀，而大军直捣平江”。 并亲为筹划上下之策 ：“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销城法困之 ”， 围而不攻，待其自乱，“平江既下，巢穴已倾， 杭越必归，余郡解体， 此上计也”；“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断其援兵，绍兴必拔 ”，“绍兴既拔， 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 犁其心腹，江北余孽， 随而瓦解，此次计也”。 对于方国珍，则“可胁之而从也。事宜速，不宜缓。宜谕之后，更置官吏，拘其舟舰，收其兵权，以消未然之变， 三郡可不劳而定”。至于“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两浙既平，必图归附，下之一辩士力耳”。 否则可“大兵自温州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克。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势已震，然后进取两广，犹反掌也”。 从战略构想到战术运用无不精辟独到，看得远，想得细。朱元璋不由大为折服，有心留用。然叶兑坚辞不受。后来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战略进程和战术实施，莫不与此相同。　　小明王从称帝以后，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凡事都由刘福通自作主张。几年来，红军虽然声势浩大，占领了大片国土；但因红军组织松散，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加上狭隘的小农意识，军纪不振，人数虽多，战斗力并不强。这时大部红军已被察罕贴木儿和孛罗贴木儿两支地主军打垮了，仅剩下山东的一部军力翼护着小明王的帝都安丰，到益都被扩廓贴木儿包围以后，刘福通亲率大军往救，结果惨败而回。益都陷落，安丰成为一座孤城。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乘机围攻安丰。城内粮尽弹绝，外面的援助也运不进去，城里出现了人吃人，甚至吃腐尸和人油炸泥丸子的惨景。军情紧急，刘太保不得不派人请求朱元璋发兵解围。兵发与不发，城救与不救，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若发兵往救，陈友谅在背后早已虎视耽耽，万一乘虚进攻，便进退无据；如若不救，万一安丰失守，应天将失去一面坚强的屏障，从军事观点看，又不能不救。对此，朱元璋与他的谋士们存在分歧。刘基就坚决主张按兵不动，不如让其厮杀，借吕珍之刀杀了小明王，落得省心；如果救出小明王，如何安置也是问题——名义上还是皇帝，三宫六院什么的总得像模像样，劳民伤财不说，还容易树大招风，引火烧身，——元顺帝不会允许另外一个与他并行的皇帝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他会调集全力去消灭他的，实在得不偿失。但是朱元璋仍然固执己见，安丰不能不救！遂亲自统兵赴救。刘太保簇拥小明王趁月黑风高，大雨倾盆突围而出，刘福通在突围中被杀。元璋摆设金銮玉扇，迎小明王暂住滁州，临时创造宫殿，把皇宫左右宦侍都换成自己人，供养极丰防护极严。小明王名为皇帝，此时实际上已是俘虏，完全受朱元璋的胁制。怎么说，朱元璋也是救驾有功。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祖宗三代。　　正当朱元璋出兵安丰的时候，陈友谅果然趁机进攻，以大兵包围洪都，占领吉安、临江、无为等州。陈友谅特造大舰，高达数丈，新涂上朱红丹漆，上下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上下层说话都听不见，载着家小百官，号称６０万大军，倾巢而来，誓要踏破应天，一雪仇怨。　　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亲外甥朱文正，与陈友谅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斗。城墙几度攻破，敌兵蜂拥而进，却又多次被火铳击退，守军连夜赶修工事和被攻破的城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双方却都没有退让。激战８５天，洪都仍然坚如磐石，陈军一直未能越雷池半步。直到七月，朱元璋在滁州安顿好小明王后，亲率大军２０万回救洪都。陈友谅见久攻不克，士气低落，朱元璋援兵又至，再战无利，只好撤兵退回鄱阳湖。　　朱元璋已先行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断敌退路关门打狗。两军对比：陈军号称６０万，虽然经过洪都之围，兵力并未大损，朱军只有２０万；陈军水兵装备有高船大舰船舰连绵十几里，气势宏伟，朱军只有小船木橹，相对渺小可怜。论军队数量和装备优劣，朱元璋都处于绝对劣势。但是，这两点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唯一决定因素。 就士气来说， 陈军在洪都（今南昌）久挫，锐气大减，朱元璋则千里救危，生死决战，气势如虹。就装备来说，虽说陈军舰船高大，数十舰串联一起，气势逼人，但行动不灵，调转不便；朱元璋虽然小船木橹，但进退自如，运转灵活。就军事指挥而论，朱元璋有经验丰富远见卓识的幕僚，一大批忠贞勇敢的将帅，军纪严明，将士一心；陈友谅则性情暴躁多疑，将士多有不和，军纪涣散，战斗力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补给，元璋军队数量少，有洪都和后方源源接济；友谅则退路被堵，粮食被截，粮尽士疲，军无斗志。　　但是，以２０万战胜６０万，决非易事！这一战从七月一直打到八月，直杀得天昏地暗：天地为之哭泣，鬼神为之动容。其水战之规模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两军主力苦战３６天，最后以陈友谅的彻底失败和朱元璋的巨大胜利而告终。朱元璋彻底击溃了最强劲的最危险的军事对手，从根本上解除了应天的军事威胁，稳固了霸业的基础。　　鄱阳一战，朱元璋充分发挥了火攻的威力。陈军舰船高大，又数船连锁，一船失火，数船同劫，无能幸免。朱元璋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用火药和芦苇装满几条船，由敢死队驶着冲入敌阵，点起火来，和敌方几百条战舰同归于尽。二是分水军为２０队，火铳长弓大弩分作几层，先发火铳，引燃敌舰，再射弓弩，最后趁其混乱冲上敌舰展开白刃战。短兵相接，杀声震天，战士们从这船跳到那船；头顶上火箭硝石乱飞，眼晴里一片火光闪耀，湖面上是漂流着的尸首和在挣扎着的伤兵。元璋激励将士拚死血战，多少次身边的将士都战死了，坐舰也被硝石打碎了，换了船又搁了浅动弹不得，亏得常遇春俞通海誓死捍卫，才免于被俘。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直到最后，陈军已经弹尽粮绝，右金吾将军建议烧掉舰船，弃舰登陆，直走湖南；左金吾将军则主张血战到底，决不后退。在粮道已断，退路已绝的情况下，弃舟登陆，保存一点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实为上策；继续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死路一条。友谅遂决定登陆。左金吾将军以为前途末路，临阵反叛，率军投奔朱元璋；右金吾将军一见大势已去， 前途无望， 也跟着投降。 陈友谅大怒，“尽杀所获将士 ”，不得人心；“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善待其亲戚诸将阵亡者 ”，大得人心，并为进一步分化瓦解敌军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这时，友谅军力益发削减，打算马上退兵，冲出湖口，不料迎面已有朱军把住，前后受敌，形势危急。陈友谅正待审度情势，决一死战，头刚伸出到窗外，“呼”地飞来一箭，正中面门，友谅随之亡命。友谅一死，军中无帅，大军狼狈溃逃。幸得友谅部将张定边保住尸首和太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　　鄱阳湖一战，朱元璋从此中兴发达。细瞻此战前后，朱元璋实在胜得侥幸：朱元璋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不该统率大军去救安丰，给一直对此虎视耽耽的陈友谅一捣应天的天赐良机；陈友谅则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良机不乘，应天不捣，却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围攻地理政治经济条件都远不如应天的洪都，等于是自取灭亡。　　运气总是这样眷顾着朱元璋。也许真正是“天命有归”了。先是怕察罕贴木儿的兵威，正在准备投降，察罕就被田丰刺死了，其子扩廓准备南征，却又与孛罗贴木儿打起内战，顾不了朱元璋。再是陈友谅第一次与张士诚夹攻朱元璋，却因张士诚狐疑不前误了大事。后是张士城围安丰，朱元璋统兵往救，应天空虚；陈友谅不取应天而围洪都，洪都不克，退走鄱阳湖，被流矢射死，除掉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鄱阳一战后，应天的周边环境相对安定下来，朱元璋开始考虑称王的事了。这年九月，张士诚已自立为吴王。 第二年正月（至正二十四年），因应天正是三国孙权的吴国都城，所以朱元璋也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正事，立长子标为世子，俨然一个小朝廷。但只称王不称帝，目的仍然是为了缩小目标，免得树大招风。发号施令，只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两个吴王，朱为西吴，张为东吴。原来红军五颜六色的着装， 这时也被统一， 战袄战裙和战旗都用红色。着令军匠大量打制铁甲火药火铳石硝，武器数量迅速增加，性能质量不断提高。　　正月刚过，二月份，朱元璋就亲率大军征剿武昌，来势汹汹，陈理望风而拜，被朱元璋封为湖广行中书省。到这年年底，友谅疆土，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以北，辰州以东，都为元璋所有，真可谓“广土众民”了。　　三 挥师东征 势如破竹灭东吴　　强敌陈友谅已除，西线无战事；南线元军已与红军战成两败俱伤，目前无力北犯；北边是浩浩长江以为屏障，并有俞家海军严阵以待，无人敢窥；唯有东线张士诚日渐强大，不断骚扰，对朱元璋构成严重威胁。“一山难容二虎 ”， 朱元璋不能容忍这世界上有两个“吴王”存在。这时的朱元璋经济发展稳定繁荣，政治清明深得人心，军力强大积极进取，遂于至正二十五年，也就是称王的第二年，全力准备挥师东征，一举扫灭张士诚。　　元末群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二是非红军系统。红军分东系和西系：东系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尊奉小明王，郭子兴是濠泗滁和一带的头领；西系以汉水流域为中心，为彭莹玉号令，首推杜遵道，后令徐寿辉，再到陈友谅，并有寿辉部将明玉珍割据四川。非红军系有东吴张士诚，浙江方国珍。红军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民族思想，与元政权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非红军系则纯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进退，对元政权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叛降濒繁反复无常。　　张士诚尤为如此：至正十三年请降，元淮南江北行省授以民职，不久又反；十四年自称诚王，十七年八月又降，授官太尉，元朝招降士诚是为了解决大都运粮问题。几年来元浙江右丞相达识贴木儿，千方百计招降张士诚，一直到张士诚西线进攻为朱元璋所败，东边与苗军杨完者不和，两面受敌，张士诚才不得已而降。张士诚地产富庶，鱼盐丰聚；方国珍拥兵海上，运输安全方便。这样，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运济元大都。但两者各怀心思，互相猜忌，一个怕贪没粮食，一个怕乘虚进攻，亏达识两面调解，从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每年他们向元大都运载了十几万石粮食。后因杨完者拥兵自重不听节制，达识与张士诚使计杀了他，全面接管苗军防地，并逐出淮西赵均用，拥有南到杭州绍兴，北到济宁，西达汝颖濠泗，东到海边，方圆二千余里的广大地区。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并毒杀达识贴木儿，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元朝节制。　　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起和朱元璋接壤，两下里时起战端，彼此攻伐，互有胜负。直到朱元璋两线得手，进剿武昌凯旋以后，得以集中兵力进攻东吴，其攻守大势胜负之态才发生根本变化。　　朱元璋对张士诚的进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算起到第二年四月间，共半年工夫，全力出击东北境的淮水流域，压迫其龟缩于长江以南。第二阶段攻势可从第二年八月算起到十一月间，共四个月时间，朱元璋分两路进攻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左臂右膀，并促使杭州守军投降，造成了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的局势。第三阶段从围攻平江开始，即第二年十二月起到第三年九月，前后十个月时间，终于攻克平江，俘虏张士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拉锯战。　　在第一阶段战争结束后，朱元璋尽有淮水各城。为了“吊民伐罪 ”，从政治宣传上取得更大好处，朱元璋在五月份发布了声讨张士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罪该万死的战斗檄文：??盖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三圣人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观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宁台举新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宁，宁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元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而讨之，略无攻效，愈见昌獗，然而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势虑，乘势而起??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江湖，兵兴则首聚杀徒，负固于海岛，此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此罪二也。??僭号改元，此罪三元。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又诈降于元，此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识贴木儿、 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其罪七也。 恃其地险势足， 诱我叛降，掠我边民， 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各有条章。凡我捕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归附，而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从这篇檄文，我们不难看出：　　一、朱元璋动辄以“王者之师” 自居，“吊民伐罪”是天意所授，其君临天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二、所数张氏八大罪状以为讨伐理由，非常滑稽。前七条罪状竟是指谪张氏对元朝皇帝的阳奉阴违不孝不仁，俨然大元王朝的卫道士。　　三、全篇文字充满君臣父子等浓郁的儒家传统思想。大骂红军“妖言惑众 ”，郑重否定自己以前的事业，与农民思想彻底决裂，全盘接受了儒家的道德思想体系。这也是一大批如宋濂、刘基等儒士影响的结果。　　四、历数元朝乱政，实非君过，胡运兴衰，有赖天命。为元朝皇帝文过饰非。这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因为这时红军将领大都死的死，亡的亡，其他有威胁的杂牌军队，也都先后由朱元璋所灭，剩下的只有大元王朝死而不僵，还保留着足以威胁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言词平和，以免激怒元帝拚死一搏；意犹未尽，万一“胡运复兴 ”，可以再拜于大汗脚下，仍不失富贵俸禄。　　第五，攻心为上。极力安抚百姓，分化敌人，瓦解其军心斗志。　　元至正二十六年年底，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到滁州迎接小明王，到瓜州渡江。遵照朱元璋密令，廖永忠命人在江心把船凿沉，致使小明王一命归天。这一年也是龙凤十二年，小明王的红军朝廷宋政权从此灭亡。朱元璋后来竭力掩盖这段与红军政权的历史关系，连当年竖在镇江西城的打败东吴的纪功碑，也因有龙凤年号而被凿毁了。所有记载龙凤年号的文书史料，也销毁得干干净净，差点造成了这段历史的空白和怨案。　　在攻打东吴的第一阶段战中，徐达常遇春二将统率大军先克泰州，后围高邮，续陷淮安，濠、徐、宿三州相继光复。 朱元璋到濠州老家省亲扫墓，“置酒召父老饮极欢，曰：‘吾去乡十有余年， 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远贾。江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令有司除租赋，皆顿首谢”。　　第二阶段战争，朱元璋动员了二十万大军，仍由徐达常遇春为正副统帅。在出征誓师会上，朱元璋力诫将士“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并召问徐常二帅，“用兵当以何先”。二人皆主张直捣平江，以为巢穴既破，余郡可不战而降。朱元璋则仍用叶兑的战略谋划，以为“湖州张天骐， 杭州潘原明为士诚臂指， 平江穹蹙，两人悉力赴援，难以取胜。不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冀既破，平江势孤，立破矣”。 用的还是乘其不备，攻其必救；分散敌兵，集中优势力量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在朱元璋的强大攻势下，加上政治攻心，张士诚部将大部分并不死战，有的望风而逃，有的见军纳降，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朱元璋就先后攻克湖州杭州及平江四周诸郡。张天骐、潘原明先后投降。　　到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大军合围平江。朱元璋并不急攻，只用火铳硝石等日夜轰击，毁其斗志，疲其士卒。士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虽多次冒死突围，却只换得无数死伤；朱元璋送信招降，再使说客劝告，张士诚一概不理。第二年九月间，朱元璋见时机成熟，驱动大军猛攻平江。朱元璋将士奋勇，个个争先；张士诚军无斗志，人人思降。大军很快攻破城池，张士诚亲率卫兵进行顽强抵抗，眼看大势已去，决难挽回，一把火烧死妻儿眷属，饮鸩自杀未遂，被朱元璋俘虏。在被押送应天的船上，饮食不进，片言不语。朱元璋惜他是条好汉，亲自劝降，他也不予理会；又派李善长劝降，张氏破口大骂，誓死不降。元璋一怒之下，将其乱棍打死，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成全了他的忠孝名节。　　在大军攻陷平江后，朱元璋犒劳三军，论功行赏：封李善长宣国公，徐达信国公，常遇春鄂国公，其他将士均赐赍有差。为了应证“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朱元璋改这年为吴元年。　　在朱元璋攻取婺州后，与方国珍邻境相望。眼见元璋军力日盛，方国珍心中害怕，急急捧上金银财宝欲与朱元璋结好；并愿送上儿子作人质，献出三郡之地以为见面礼，只是不肯奉龙凤正朔。与此同时，方又积极替元朝运送粮食，两面讨好。到元璋攻陷杭州后，国珍更加害怕，遂与北边的扩廓贴木儿，南边的陈有定加紧联通，以为掎角之势，联合对付朱元璋。　　方国珍本台州黄岩佃农。兄弟四人，靠漂海贩盐，家道渐宽。后因不满田主欺榨，杀了田主和官府差人，一家子逃奔海上，聚众造反。时叛时降，至正十七年，被元朝封为浙东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以庆元为根据地，兼领温州台州，占有浙东沿海一带，水军千艘。靠着鱼盐之利，兄弟子侄全做大官，心满意足，只想世代保有这份产业。　　平江既下，朱元璋以为讨伐方国珍刻不容缓。九月份朱亮祖首先帅师进讨，先克温州。不久又令汤和廖永忠会师合力进伐。在朱元璋强大攻势面前，仅仅过了３个月，到这年十二月底，方国珍请降。浙东之地，遂告平定。　　平江既下，应天已固，朱元璋正式确立了其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　　这时朱元璋所保有的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南湖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包括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最富庶繁盛的鱼米之乡。　　但是君临天下，还有许多障碍必须扫除：地方军阀割据混战，涂炭生灵；元朝政权死而未僵，军力尚存。　　南部除朱元璋外，还有几个割据势力。一是以四川为中心的夏国明玉珍政权。玉珍本是西系红军徐寿辉的部将，奉命入川略地，寿辉被杀后，遂自立为蜀王，以重兵把住瞿塘峡，与陈友谅断绝往来。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于重庆自即帝位，建国号夏，年号天统。二十六年病死，子升继位。　　云南有元朝宗室梁王镇守。广西也是元朝势力。福建陈友定仍效忠元朝。　　夏国主幼兵弱，不足为虑，暂时可以不问。南部的真正威胁来自两广和福建。　　北部表面上属元朝一统，但其内部明争暗斗，各各拥兵自重难于号令。山东是王宣的防地，河南属扩廓贴木儿，关内陇右则有李思齐张良弼诸军。扩廓和李张二将不和，元璋用兵江浙之时，他们几个正斗得你死我活，热火朝天。争军权，抢地盘，还为宫廷政治斗争，相互之间纠缠不清，势均力敌，谁也打败不了谁。倒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朱元璋瞅准机会，无所顾忌放心大胆地东征西讨，拓疆扩土，充实军力，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不几年时间，竟然巍然屹立起来。等到他们回过神来，朱元璋已兵临城下，悔之晚矣。　　通过对天下大势的详细分析和准确把握，朱元璋确立了同时南征北伐，一举扫灭群雄定鼎天下的大计。吴元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２５万，由淮入河，此伐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大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攻取福建沿海各地；湖广行省平章杨□、左丞周德兴直取广西。　　第四章 巩固皇权　　一 君临天下 南征北伐削群雄　　大局已成，天下抵定指日可待：南征北伐大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形势一片大好。当日听从老儒朱升“缓称王”的建议，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不称王；现在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众望所归，天命所定，万事俱备，不称帝也是不行了。前方将士鼓勇奋进，应天君臣正热火朝天准备登基大典。　　吴元年十二月，以中书省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 ：“开基创业，既宏盛世之兴图，应天顺人，宜正大君之宝位。??既膺在躬之历数，必当临御于宸居，伏冀俯从众请，早定尊称 。”按祖宗的规矩，朱元璋自然三请三谢，三进三辞，以表虔诚倨恭。　　奉表１０天之后，朱元璋率文武百官祭告上帝：“惟我中国人民之君， 自宋运告终， 帝命真人于沙漠??今运亦终。 其天下土地人民， 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 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 息民于田野。??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尊。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备仪，昭告帝尊，惟简在帝心。 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 帝尊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　　既至正月四日这天，果然天朗气清，和风柔云，紫气东来，开国大吉。朱元璋喜不自禁，心想天命眷顾，子孙万代福寿安康，竟在玉辇中自个儿笑出声来。自古皇帝登基，都要封赠列宗列祖，然后祭告社稷。待到龙袍衮冕，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山呼万岁，南面而帝，始为“中国主”。　　接着是封赏宗亲，进爵功臣。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皇亲国戚，不管死活，全都封王。一时间纷纷攘攘，喜气洋洋，新朝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满了蓬勃生机。大明王朝“奉天承运 ”，洪武世运“如日中天”。　　大明的国号，是由刘基提出来，经过了朱元璋及其臣僚们的仔细推敲的。一合于明教教义，二溶于儒家阴阳五行学说。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主要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公开的和秘密的传播，明王出世的传说，已为民间所熟知并深信不疑。后来又与弥勒教混为一体，老百姓都普遍尊奉明王为救世主。朱元璋原属小明王部将，害死小明王后，继之而起，国号也用大明。表明皇朝也是明王的继承者，明朝是明教徒的明朝，天下明教徒是为一家，大家应携手共进，真心拥护大明王朝，积极为大明王朝的稳定繁荣竭诚尽力。　　在儒家阴阳五行说来，“明” 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来是“日”和“月 ”，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也是儒生所乐于讨论的。而且，新朝起于南方，和历代朝廷起于北方正好相反：南方为火，属阳，奉神祝融，色赤；北方是水，属阴，主神玄冥，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远的漠北，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正合天理。再者，历史上有大明宫大明殿， 古神话中，“朱明”一词正好把国姓和国号联在一起，尤为巧合。　　南征军福建一旅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出击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为疑兵。陈有定的根据地延平和福州掎角，建宁则为延平外围据点，驻有重兵。三路大军分别同时出击：正兵寻敌人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明所以；疑兵使敌人判断失据，分其兵力，乱其决策。　　陈有定，福清农人出身，沉着勇敢讲义气。一度统领地主民兵与西系红军作战，屡立战功，升为小兵官。攻城掠地，积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镇守闽中八郡。虽然福威自擅，赏罚自主，对元政权却很恭顺，年年运粮到大都。朱元璋占领婺州后，始与接壤。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有定进攻处州，为西吴大将胡深所败。深乘胜追击，元璋调发江西驻军南下，准备两路会师，一举攻下延平，不料胡深孤军深入，中伏被俘，为陈有定所杀，平闽之计受挫。世易时移，此次朱元璋水陆并进，三路同发，志在必得。　　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水师乘胜南下。有定与元朝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福州建宁先后失守，延平失去外围屏障，旋即被克。有定和僚属决别，服毒自杀不死，被俘到应天。朱元璋历数其攻处州杀胡深之罪，有定豪气冲天，厉声回答 ：“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 ！”朱元璋遂用一种铜马（也就是古代炮烙之刑）将其化为灰烬。其儿子也同时被杀。　　延平既克，福建沿海遂告平定。时在吴元年的次年正月，从吴元年十月发兵福建算起，平定福建费时４个月。从福建平定到天下安定，又用了近８个月的时间。　　平定两广的战略也是兵分三路：第一路杨□周德兴由湖南进入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直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水师得胜后直取广州。第一路由吴元年十月出发，第二路于洪武元年二月出发。第一路由衡州到广西的进军途中，遇到了永州和全州两地守军的顽强抵抗，一路血战先后攻克宝庆、全州、永州，六月份进逼靖江。第二路军在３个月内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隔断广州和靖江的交通要道，所遇抵抗不大。第三路军一路顺风，大军到达潮州，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即送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附，广州附近州县不战而下，四月份，广东平定。廖永忠遂挥师北上，一路攻克梧州，浔、贵、郁林诸州皆降。六月份与第一路军会合，攻围靖江。七月廖永忠攻陷象州，广西全境平定。　　福建两广既平，南部只剩四川云南，皆不足为虑。半壁江山已固，兵精粮足，正可全力支援北伐。北伐大军出发前，朱元璋晓谕将士 ：“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于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民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　　北伐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事先经过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仔细推敲和商定，并拿到军事会议上与诸将商讨修正，让诸将充分理解其作战意图，以利于和保证战略战术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的有效实施。　　猛将常遇春提出，南方已定，可以集中兵力直取元都，以百战雄师，元都必下；元都既下，再分兵出击，以王师之威，其他城池可不战而下。朱元璋则指出：元朝百年都城，防御必严，工事必坚，假定大军孤军深入，元军断我粮道，攻城非一日可克，元朝四方援军可至，进退无据，大事去矣。仍宜采用取平江之法，先砍其枝叶，再动摇根本。先取山东，撤掉大都屏风；回师下河南，断其羽翼；进据潼关，占领他的门户。待彻底扫清其外围据点，确保粮道畅通，再进围大都，自然水到渠成，手到擒拿。此乃万全之策，稳扎稳打，确保立足于不败之地。　　为了确保北伐的胜利，一丝不苟地贯彻朱元璋的作战意图是关键。为此，对北伐军的统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慎重的组织。徐达是朱元璋儿时伙伴，用兵持重，纪律严明，生性谨慎，朱元璋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甚是放心。常遇春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任为副帅。元璋担心常遇春勇斗轻敌，特别告诫徐达，如大敌当前，宜以遇春为前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冠诸军，可使其独挡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只管战略决策，策励将士，不可轻动。　　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斗志，争取北方民众的理解支持，朱元璋发表了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无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宁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 ：“胡虏无百年之运 ”，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仅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居，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寡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贼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是宋濂奉命而为，也是朱元璋幕僚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了数千年来儒家正统思想。其中心思想有两点：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之分，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 比之红军提出的“重开大宋之天 ”，更具号召力和革命性，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获得广大被压迫的汉人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引起儒生士大夫的注意。二是恢复传统道德，尊崇儒家礼仪文化。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应规范到千百年的儒家传统文化之中。 如今北伐，目的在于“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 ”，一为恢复一度被蒙古胡族打乱的政治社会秩序，一为“救民于水火 ”，让“各安其土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富国强民。　　文告中还骂元政府败腐透顶，天理不容。骂元朝大将认贼作父。河洛指扩廓贴木儿，原为汉人，名王保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他们飞扬跋扈，制造内乱，荼毒生灵，这两种人实力再大都只能是国家的不幸， 不可以做中华之主。“妖人” 自然指红军，“妖言”惑众，扰民太甚，乌合之众，自然也不能做中国主。 剩下的只有我“江淮布衣” 可秉承天意，而为“中华主 ”，“拯生灵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人，减少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平等思想，只要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厦之人抚养无异”。　　文告的宣传效果是巨大的。尤其是得到了儒生士大夫的支持，旧官吏们，迅速投降到新政府中。吴军之来只为恢复生产，安定秩序。元军抵抗亦不顽强，北伐军进展迅速顺利。　　徐达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是偏师，目的在引诱分散元军主力。　　从军事进展情况看，徐达忠实完美地执行了既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从吴元年十月出师那天算起，到第二年洪武元年正月，前后３个月，平定山东。第二步由山东回师河南。一路由南面取归德许州，和邓愈偏军会师，抄汴梁后路。一路北上，由郓城渡黄河直达陈桥，两只铁钳死死夹住，汴梁守将左君弼不战而降，河南全境平定。四月，别将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逃走。　　鲁豫既定，潼关一军堵住元关中军的出路，使其不能越雷池半步。　　第三步攻势目标是元大都。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重新检讨战略实施和战局进展状况。会后，令水陆大军沿运河直上，连下德州通州，元军连吃败仗，毫无斗志。顺帝怕被俘虏，赶紧于二十八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　　八月初二日，北伐军攻陷大都，沦陷了４３０年的历史名都，到这一天算是物归旧主了。从宋太祖到宋神宗以来， 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的民族愿望， 算是彻底实现了。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对北方蛮族的国防线——长城，再一次成为中华人民的自卫保垒了。蒙古政权，成吉思汗的后人君临中国的政权，从此土崩瓦解了。若从灭金算起，也成长了１３４年，若从灭宋算起，他仅仅存活了９０年，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了！　　元大都虽下，顺帝在上都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元军实力仍然强大完整。徐达常遇春移师进取关中，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第四步战略目标。在这一年中，元军不断坚持抵抗，而且还作了几次大规模反攻。这是北伐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遣将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徐达得知，也不回救，竟率大军直捣扩廓总部太原。扩廓不得不救，回师途中，遭遇埋伏，不知所措，仓皇之中仅以１８骑北走，山西遂平。　　洪武二年三月， 西征军进抵奉元路（今西安），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西征大军跟踪追击，李思齐势穷力竭，只好投降。是年六月元军又乘虚进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围魏救赵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转危为安。七月，常遇春暴卒于军中，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元将脱列伯，杀孔兴。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反，城破被杀，陕西遂告平定。　　原来横行河洛关陕的元朝大将，也就是朱元璋北伐檄文中所数骂的人物，这时只剩下一个扩廓贴木儿拥兵屯驻宁夏，不时出兵攻掠，闹得边境守军不得安逸。刘基警告说 ：“不可轻看扩廓，此人真将材 。”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命大将军徐达总令大军出征沙漠，扩廓方围兰州，徐达被迫解围回救，被扩廓大败而奔和林。五年，朱元璋又动员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所大败。２５年后，元璋想起此败，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诉他的儿子朱棣说 ：“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曾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 。”连同过去几次损失，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　　朱元璋一直对扩廓又敬又恨。察罕死后，扩廓继掌兵权，朱元璋就曾多次奉使通好，但扩廓就是不表态，总是扣留使者，也不回信。既至北走塞外，扩廓家属被俘，朱元璋又遣使劝降，扩廓仍然不为所动。最后派李思齐劝降，扩廓以礼相待，临走时，还派骑士送上一程。正要分别，骑士说 ：“奉总兵令，请留下一点东西作纪念 。”思齐不知所措 ：“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 。”骑士道 ：“我要你一只手臂 ！”思齐情知难免，乃挥刀砍下自己一只手臂，回去后不久就死了。朱元璋曾问 ：“我朝谁为奇男子 ？” 众人都推常遇春。朱元璋则说 ：“常遇春虽然是人杰，我还可以臣服他。可是王保保就决不肯，这人才是奇男子 ！”　　直到洪武八年，扩廓贴木儿死于军中，西北守军才得以安宁，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出兵伐夏。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峡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夏国自明玉珍死后，子升年幼继位，大权旁落，国势竟一天不如一天。既致大军压境，依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两岸置放大量硝石铁铳，层层布防，以为固若金汤，朱元璋水军难以突破。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又把重兵配置于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趁机南下，连据名城，以克城之日写于木板上投于汉江中，顺流漂下，为廖永忠所知，即从间道绕过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毁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敌不住，明升乞降。傅友得进攻成都，守军知重庆已失，抵抗无益，也就“缴枪不杀”了。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国正式宣告灭亡。　　这时，元朝残留的军事力量还有两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两者仍用元朝年号，孤军割据。洪武四年，当朱元璋灭夏以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云南。云南与元朝本部远远隔绝，势单力弱，孤立无援，朱元璋想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决。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前往招降，都被梁王所杀。直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云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鼓勇继进。　　这时的云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属三个系统：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直属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权利；三是其他区域和南部非汉族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两者区分为路府州县。就汉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浅。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时，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抚先后降附。到夏国平定后，与四川接壤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的梁王政权也就随之失去了东北两面强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东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这个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与梁王主力相呼应；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捣昆明。东路军一路顺风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昆明既下，东路军又迅速回师与北路军会攻乌撒，附近东川乌蒙艺部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诸路政府也都以次归顺。第二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中心。着手大力改善交通状况，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讯联结起来，建立军卫，控扼粮运。然后以大军西向攻占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各少数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５２府５４县。云南边外的各国政府也纷纷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设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以示慰抚。朱元璋又加封大将义子沐英为西平侯，统兵镇守云南。沐家世代英才，在云南三百多年，竟与明朝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朱元璋当年攻取太平时，将其俘获，后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及扩廓贴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　　在东北，除纳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元辽阳守将刘益归降，朱元璋遂建辽东指挥使司，统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阳沈阳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败扩廓主力，并进攻应昌，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随着扩廓的死去，元军失去了一只最强大的攻击力量，西路军和中路军也日渐衰困，无力南顾，再也不敢深入内地剽掠财物了。　　朱元璋则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回族部落，给以土司不同名义或王号，极尽分化瓦解，拉拢利用之能事。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内，就各个军事要害处，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武力压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缩漠北，不敢靠近边塞，扰乱边境群众的经济生产和安宁生活。　　至此，西北的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朱元璋回过头来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出征纳哈出。　　为了保证大军的粮饷供应，同时也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冯胜等将领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大军从长城松亭关开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等四城，储备大量军需粮饷供给前方；同时留下相当军力屯守，严防粮草被劫。然后以主力部队东向由北面包抄纳哈出。老纳势穷力竭，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境遂告平定。　　辽东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统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样，大明帝国拥有许多属国和藩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东面的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柱推翻了亲元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并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镇腊占城暹逻及南洋群岛的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赠，听从王朝节制。　　按照旧制，藩属国必须在接受帝国新政权的印授册诰的同时缴还先朝的印授册诰，尊奉帝国大统正朔，然后遣使称臣入贡，永做藩臣，万世通好。帝国承担藩国遭受危险时的保护义务，对其内政则从不干涉，任其自立。帝国政府特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沿海三个通商口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吸取元朝屡屡兴兵海外，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确立了致力于大陆经济发展，子子孙孙不要海外扩张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儿孙们：四方诸夷皆险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中国子孙侍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综观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是奉行一种保土安民，努力防御而非积极进取的和平政策，这是一种黄色文明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固然是几千年崇尚 “温良恭俭让” 的儒家传统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优势心理体现，同时也同人们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价值认识肤浅密切相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我感觉中陶醉，逐渐失去了独步世界的锐气，不断丧失了自己的海洋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 ”，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 ”， 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 如派流官协同治理， 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　　二 改组军队 扼守长城固国防　　洪武二十年，随着辽东平定，江山一统；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分化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泰民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由于帝国规模的扩大，军事形势的发展，国防和国都问题也就愈显突出。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的海岸线的暴露，时时都处于被倭寇侵掠的危险境地；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势力，元帝北走沙漠，仍有强大军力，如不在险要处屯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若把边塞重兵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成藩镇割据，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与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军需仍需靠东南大量供给，劳民伤财，极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呢？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借鉴，朱元璋找到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建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和全国军略重地。以此确保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明初定都应天，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一是江浙富庶，“财富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忍放弃；若忍痛割爱，必然又是一番劳费。第三是从属将士大都是江淮子弟，不愿离乡别土。洪武元年攻取汴梁后，朱元璋曾亲往视察，觉其虽位置适中，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还不如应天。但为了西北的军事进攻，必须有一个军饷和军力的补充基地，遂仿古代两京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　　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问题再度提出。朱元璋力排众议：据南京形胜之地，虎踞龙盘，足以立国。且临濠前临长江后倚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遂决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兵修筑城池宫阙，从洪武二年九月到八年四月，经刘基坚决反对，才不得不放弃了建都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才改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　　京都虽然确定，朱元璋并未放弃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形胜。太子回朝后，晋献陕西地图，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 迁都大事遂至搁浅。 这时朱元璋已６５岁，从此不再轻谈迁都之事。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的四月初颁发《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二子到十子为亲王。但是亲王就藩，实际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 三子晋王建国太原； 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以后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后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形成了可靠坚实的国防网络。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可划为前方线和后方线。第一线意在防止蒙古入侵，凭藉天然险要，沿长城线散布，建立军事据点，有塞王之称。前线又可分外内二线：外线东度榆关，跨辽东，南制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庐龙，出喜峰口，切断蒙古南侵之路，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北平天险为元朝故都，建燕国；出居庸，敝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控河西走廓，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从开原到瓜州，联成一气。内线为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名城则有开封周王，武昌楚王，青州齐王，长沙潭王，兖州鲁王，成都蜀王，荆州湘王等。　　诸王允许在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仅比皇帝低一等，公侯大臣都得俯首称臣，不得均礼；但没有土地，不得干预民政。官府以外，悉归朝廷管治。　　年俸一万石。有设置护卫的特权，少者３０００人，多者达９０００人。平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统领，护卫兵从王调度；遇有军情危急时，并皆从王调度。然而守镇兵的调发，除御宝文书外，还必需藩王令旨，二者缺一不可。这里，亲王实际成了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严防地方守军轻举妄动犯上作乱。塞王每年秋天都要勒兵巡边，把蒙古部族赶得远远的，叫肃清沙漠。尤以晋燕二王多次将兵出塞，筑城屯田，屡立战功。　　南征北伐，江山一统，靠的是军队；巩固国防，江山永固，还得要靠军队。军队是立国之本，是皇权利益的根本保证。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完整的军事制度。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以后，与刘基一起研究比较了古代各种军事制度的优劣，确立了民军一体的卫所制。朱元璋的兵力来源有四种：一是从征人员，即郭子兴旧部；一是归降的士兵；一是因罪被贬的谪军，也叫恩军；一是垛集，也叫征兵，即按人口比例，五丁或三丁出一军。为了维持兵员的稳定，军人都是世袭的。　　军人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有与户籍匠籍相平行的军籍隶属于兵部。民有一丁为军，可优免一丁徭役以为优恤。军士到卫所报到时，由家族治装。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放。马军月米二石，步军总旗为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军一石。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的四斗，衣服岁给等都由政府供给。　　军队组织为卫所两级：大致以５６００人为卫，设卫指挥使。卫辖５个千户所，每所１１２０人，设千户长。每千户所设１０个百户所，每所１２０人，设百户长。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人。卫所依地理军事险要而设；小据点设所，关联几个据点设卫，聚合一个军区的若干卫所设立都指挥使司，为军区最高军事机构，长管为都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１７个都指挥使司，内外卫３２９个，守御千户所６５个。全国１７个都指挥使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军需粮饷大部靠屯垦自给。先在边区开展，后普及到内地卫所。以每军受田５０亩为一分，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一般开头免纳税租，到地熟以后每亩收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七分屯种三分守备，内地八分屯种二分守备。　　除军屯外，也有商屯，这主要是为了减轻边地守军的粮食供给和运输压力。开始是让商人运粮到边地，拿到收据再到政府领到等价的盐，允许自由贩卖，获取重利，也叫开中法。后来商人们干脆雇人在边地屯垦，供给军队粮食，然后换取政府的食盐。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军粮所需，增加了政府收入，繁荣了边区经济；商人又减少了几倍的运输费用，获利更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队统率权归五军都督府，军令则由兵部号令。　　平时，军人在卫所屯粮练兵，战时动员令一下，各地卫所集合为军，由都督府指派官员充任统军总兵官，统带出征。战事结束，军士立即复员到原来卫所，将军要交回印绶，仍回原任。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唐宋以来的藩镇大将拥兵割据的弊端得到有效防治。朱元璋对于战争进行往往都要进行具体指导，诸军统帅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灵活处置，大的原则一般是不容改变的。如吴元年四月八日给徐达的手令，在处分军事正文之后，又说 ：“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每见得高处强处便当处，随着你的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想难行事 。”怕将帅束缚手脚，也同时给予一些鼓励，不要拘泥于教条，须审势度时，灵活处置。　　三 严酷训导 官僚新成国子监　　朱元璋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平定天下，但是要治理统治这个国家，需要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和各级政府官僚。从朝廷到地方，从部院到州县，少说也要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去哪里寻找这么些忠实于新王朝，愿意赤胆忠心为新政权鞠躬尽瘁的服务文人呢？　　至于元朝的旧官吏，非贪即奸，干净的没几个。有能力有眼光的早来投效了，剩下的不是老朽不堪，就是隐迹不露。用不了也不能用。　　还有一些做过官的读书人，他们大部分对元朝怀有旧情，对新政权患得患失，又以为“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加上严酷的法律， 稍有差失，即自取其辱，不是不得已，又谁敢做官？　　任用地主做官，亦称举荐。有富户耆民孝弟力田税户人才等，有一出来就做朝廷和地方大官的，最多一次达３７００多人。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再说这些地主官僚的行为思想，也不完全符合新朝的要求。千思万想，倒不如自我培养大量忠实的新兴的官僚人才。于是国子监应运而生。　　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出于吏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合一。祭酒虽是衙门校长，只起严立规矩，表率属官的作用，并无任免教官的权利。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学校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刑红凳二条， 拨有直厅皂隶二名，专事“教刑”。监丞立有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记录，再犯打篦五下，三犯打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监丞对监生有生杀予夺之权，监生决无申诉反抗之理。膳夫由朝廷拨死囚充任。有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　　生源分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民生是由各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学生员。最初的目的是训练官生如何去执行统治，名额为１５０名，民生只有５０名。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仅以洪武二十六年为例，在学总数８１２４名，官生只有４名。国子监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监生的课业内容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主要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 《五经》和刘向的《说苑》等书。最重要的是大诰。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有德编、二编、三编、大诰武臣共四册。主要内容为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警民安守本分应尽义务。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颁赐监生，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 俱以大诰出题试之”。　　若有不遵，以违制论，违制即是抗旨，罪莫大矣！至于大明律令，那自然是做官必知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治国安邦的至正至理。朱元璋曾面谕国子监博士 ：“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而于孟子则很不以为然，曾下令撤掉孔庙中的孟子牌位。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恢复孟子配享。洪武二十七年钦命审查孟子委员会，由刘三吾负责对其“反动毒素”严密检查， 严格删检。《说苑》因其“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深有劝戒 ”，而被指定为修身或公民课。　　学生课业要求极严：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痛决。低年级只通四书的，入正义、祟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后，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若在一年内考满八分者即予出身作官。　　监生制服叫□衫，也是御定。膳食公费，合校会馔。准许带家眷，每月支食粮六斗。监生和教员请假都必须皇帝特许。　　校规也是钦定的，极为严格，近乎残酷。前后增订一共有５６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的，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事管理生活的批评，绝对禁止结社活动，不许不穿监服。有事必须事先通知，且行文不得烦紊。　　进出学监须有出恭入敬牌。违者都是痛决。最严重的一款是 ：“敢有毁辱师长，乃生事告奸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去南地充军 。”所谓“毁辱师长”“生事告奸” 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涵义可以任意扩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此条监规的起草人，极意严酷，在其任内，师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被迫缢死；即连死尸也必亲自验明正身，才许收殓。学录金文征于心不忍，想方设法保护学生，并向皇帝进言宽释。朱元璋先是不予理睬，说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在亲教之师。文征又设法与同乡吏部尚书余（火气）商定，由吏部行文令宋讷告老还乡。照理，宋讷年届７５岁，是该退休了。当其向皇帝辞官时，说出自己辞职并非真心，朱元璋大怒，追问前因后果，一气之下尽杀金文征一伙，并将其出榜昭示，载入《大诰》。这也算是国子监发生的第一起学潮。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严刑重罚的约束。历届祭酒只有深得朱元璋宠幸的宋讷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余者不死即贬。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皇朝的政令。　　一般来说，只要耐住寂寞，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监生都能授以官职。以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的监生任官情形而论：第一，监生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布政使，最低的也是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无固定的任官性质，监生万能，几乎无官不做。第三，在校监生几乎无事不能做。除任官以外，还可奉命出使，巡行列郡，稽查百司，清查黄册，督监水利等等。第四，监生各年任官并不确定。以洪武二年和洪武二十六年为最高，十九年为最多。从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已渐渐不如以前了，从做官逐步转向丈量田亩、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技术工作中去了。　　除国子监外，政府官吏的来源还有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司举人名额是一定的，除直隶百人最多，广东广西２５人最少，其他都为４０人；第二年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会试，会试及格者再在殿廷经一次复试，称廷试或殿试。发榜分一二三甲：一甲只有３人，分别叫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又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由布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翰林院御修，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均授官职大小有差。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的改入国子监，也可选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州县的正官及学校教官。　　科举各级考试，专以四书五经为题，文体略仿经义，体裁凡为排偶，叫作八股亦称制义。这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十五年以后，定制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三场：初试四书仪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学生的出路。学校的兴办，不但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更主要的是使皇朝的统治思想深入民心，不断地教化臣民遵守臣道为国效力。科举的提倡，选拔考察了一批优秀人才，为皇朝的政治经济统治训练了一大批忠实能干的官僚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任人唯亲的官场腐败气息，实现了唯才是举，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仕途之道。　　但是，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过份奴性化，专以四书五经为要，严重束缚人们思想智慧，死读书读死书，以至于“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勿者，惟四子一经之笔，是鑽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其迂腐之态可见一斑。以这样的人才去治国，因循守旧者是，革新进取者非。长此以往因循苟且，死气沉沉，失去进取活力，国家很难欣欣向荣，朝气勃蓬。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自明朝以后逐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普查国情 发展农业盈国库　　皇朝的长治久安，根本上是需要国民经济的发展。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农民问题也一直是历代王朝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农民反则天下大乱，农民安则天下太平。　　朱元璋从贫苦农民出身，对此不能没有深切体会；又以投身农军为基础，扫灭群雄，抵定天下，就不能不对农民问题给以更大的关注。朱元璋常说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　　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兼并在豪族地主手中，大部分贫苦农民则忍饥挨饿，无田可耕。朱元璋也曾经受尽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其有一种骨子里的本能的自然仇视。虽说建国伊始，江山不固，国力疲弱，朱元璋对各方地主豪强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也不敢不加以特别保护和尊重。但是不久以后，朱元璋就开始了无情打击地主豪强的利益。　　一种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迁徙，使豪族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山东、山西等处，釜底抽薪，根本削除其在地方上的深厚势力，还给农民部分农田。　　二是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苛刑诛灭，一网打尽，满门抄斩。洪武年间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杀了多少豪门望族，甚至一个地方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时说 ：“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　　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戳。沿途节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　　朱元璋将抄没的豪族田产收归国有，然后大部赏赐给新的官僚贵族，小部分还给农民。用屠杀手段加速改变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无一幸存。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合理利用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对政府怨恨不平的心理情绪，朱元璋用了２０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６００多年来，历朝历代多少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为６００多年来，从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普遍调查，土地簿藉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连这些不符实际的簿藉也大部轶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记，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经过实际丈量以后，使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都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序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是为鱼鳞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洪武廿六年，全国水田登记总数为８５０７６２３顷，夏秋二税收麦４７０万石，米２４７０万担。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１２１１４７００担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通过人口普查编定了赋役黄册，并重新确立了新的乡村管理组织机构。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十户地主为里长，把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每年由当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养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于实际。据洪武廿六年统计，全国有１６０５２６８０户，６０５４５８１２人。比之元朝的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１１６３３２８１户，５３６５４３３７人净增３４０万户７００万人。　　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４０９８７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 所在人民必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 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 以凭保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 ：“民间（氵丽）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氵丽）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小民 。”加上朱元璋认为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 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　　五 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 ：“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 。”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 ”，“知丁” 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朱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庭活动，报告说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等人妻子敬奉西僧，行“金天敬”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在欢宴时，被内官看到，添油加醋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伤风化。朱元璋一怒之下，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叶国珍愤愤不平 ：“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 ？”朱元璋回说 ：“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 。”一顿鞭笞，把叶发配瓜州作了农夫。宋濂性格最为诚谨，有一天请客喝酒，被皇帝派人探知。第二天，朱元璋当面发问：昨天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备了什么菜？宋濂一一据实以对。朱元璋笑笑说 ：“全对，没有骗我 。”唬得宋濂魂飞魄散。吴琳以吏部尚书告老还乡，元璋派人察看，远远见一农人坐在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 ：“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否 ？” 农人叉手而答 ：“琳便是 。”使者如实回复，元璋大喜。又如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例外；各衙门都有门额，只有兵部没有。原来这都是锦衣卫干的事。　　在各衙门都有锦衣卫暗中侦察，一天礼部皂隶睡午觉，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无人守夜，被锦衣卫抬走了门额。当事人发觉后又不敢作声，也就作了典故。　　有时朱元璋自己也作这种特务体验。如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元璋叫他老实罗。一天，忽然想证实一下老实罗是否老实，出其不意一个人跑到罗家，——城外一个小胡同里。只见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几间房子，老实罗正爬在梯子上粉刷墙壁， 一见皇帝老儿来了，不免诚恐惶恐， 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 老大不过意，说 ：“ 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烂房子 ！”即刻赏他城里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本人对检校并无好感，并喻之为“恶狗”。到洪武十五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清洗需要，特设锦衣卫，把侦伺处刑之权交给武官。锦衣卫前身是吴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领左右前后中五卫和仪鸾司，掌管侍卫法驾卤薄，十五年始改锦衣卫。　　锦衣卫设有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二人，四品佥事三人，五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从五品副千户和六品百户。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全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互相勾结，合伙贪污，便下令法司严刑拷问，查出郭桓等人贪污官粮达七百余万石，于是大兴怨狱，史称“坐盗官粮案 ”，又称“郭桓贪污案”。 参与者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部伏诛。由此案而下狱拟罪的达数万人，很多无辜的官吏都被牵连进去了；追赃的时候，又任意扩大范围，百姓中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因此而破产；而且下诏指明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永远不能赦免。民间一时怨声载道。由于“郭桓贪污案”乃有明开国以来第一大贪污案，朱元璋不免借以造势，以儆效尤。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上疏奏报民情不平，朱元璋就亲自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余敏等又奏郭桓案所指证的都是法司严刑拷打逼他招供的，大多是冤案。朱元璋只好一面将郭桓等人的罪状用皇榜示于天下，一面将制造冤案的右审刑吴庸等处以极刑，借以平息人们的怨恨。　　在郭桓贪污案中，朱元璋虽然借之生事，株连了无辜，但却反映了他对这件开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警醒与重视，想用严刑杜绝官吏的贪赃之风。　　朱元璋不仅借郭桓一案大开杀戒以儆效尤，而且颁行书册，以警告各级官吏。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醒贪简要录》，让食禄者多多体恤百姓，不要贪暴；又于洪武二十二年颁布《大诰》律，对官吏贪赃违法，施用重刑。　　在朱元璋严刑打击和书面警示的两手治理之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官吏之间的贪污之风加以抑制，甚至出现府州级官员贪污赈灾款的案件。　　洪武十六年至十八年，河南连续三年发生水灾，民不聊生。朝廷连续三年发派官员携钞到河南，会同当地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对灾民进行赈济。洪武十八年，郑州知州康伯泰、康武县丞柴琳等将赈济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为己有。康伯泰贪污１５００贯，柴琳贪污２００贯，布政使杨贵是７００贯，参政张宜为４０００贯，王达８万贯，典吏王敏１５００贯，张岩５００贯。赈灾款被这些贪官据为己有之后，灾民生活艰难。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得不典妻卖儿以求度过灾年。上述官吏的贪污事件暴露之后，相关人员立即被逮捕下狱。各贪污之人，除了参政张宜等为功臣之子，免死充军之外，其余官吏一律处决。此案反映了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吏”的国策。　　但它发生在郭桓贪污案之后，本身也就说明了，朱元璋的两手政策固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官吏的贪污之风，却没有根治的疗效。　　建国初年，功臣和官吏对天下百姓的敲榨勒索、侵占民田财物等是一大弊政，对刚刚经过了战争破坏的国家的恢复与发展，对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十分不利。朱元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功臣与地方官吏为害尤烈。一方面，朱元璋大封功臣，如徐达、常遇春、汤和、沐英等无不尊宠加身，享受各种特权；另一面，他又认为，如果功臣享有过多的特权，将严重侵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定，于是在洪武五年六月三十日，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 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 ”，并没收其家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　　从这里即可看出朱元璋对于官吏仗势敲榨勒索、侵占民田劳力财物行为的深恶痛绝。然而皇帝的一纸诏书却是远远不能抑制官僚腐败之风的复萌和蔓延的。　　明洪武二十年，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任职期间，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先后骗取黄知府白银６００两、黄金１００两；克扣军饷３２８１贯，并且差人将庶民杜通阳家的积粮３５０石强行搬回自己家中，他又教唆军人诬告南宁卫王指挥，索要官佩、玉绦环等物，还将追查犯人所得的赃款白银６０两、钞４０贯、铜钱３６５００多文落入自己的腰包。耿良甚至还强占属下军官的妻子。耿良多行不善，终于事发。就连朱元璋闻知后也不得不慨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哪。随后立即下旨，将耿良等斩首不赦。　　明初，地方上设粮长一职，负责田地丈量、征收税粮、奏报水害灾情等事务。然而粮长一职却往往成了奸吏们巧立名目、科敛为害最厉害之据。明洪武十八年，粮长邾阿仍不仅托故不赴京接受皇帝面训，而且伙同其党谭理、周伯贤等人巧立各种名目，科敛百姓。按规定，本来只应征粮１万石，但他们凭空立下本脚钱、均需钱、船米脚米等多种名目，共征收米３７０００石、钞１１１００百贯，总计贪污勒索达米２万石，钞１１１００贯。在邾阿仍的横征暴敛下，百姓深受其害，甚至有揭屋瓦、卖牲口衣物布帛以抵粮赋的情况。朱元璋一闻之下大怒，斥责其无爱民抚民之心，并亲自制其死罪。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干政的祸害。他以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始作甬者。这些人在宫廷里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用作心腹：作耳目耳目坏，作心腹心腹乱。严令规矩，不许内臣读书识字；并在宫门前铸立铁牌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服；内廷官级不得超过四品，月领俸禄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严禁后妃外戚干政。洪武三年即命儒臣修女诫，辑录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以教育宫人谨遵妇德，安分守己。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后宫嫔妇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犯者处死，断绝内宫和政治的可能关联。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女子，严禁私进女口。明朝历代帝王也都谨遵祖训，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许高官厚禄，绝对不预政事。洪武朝三十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与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朝政最清的了。　　有鉴于元朝法令繁冗，官难懂法，吏乱擅权的恶政，朱元璋立国之始即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极意严简。经过缜密的商订，去烦减重，化了整个洪武朝三十年的时间， 更删四五次，编成《大明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极重要的法典。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赎减烦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简洁明了，文吏无法舞文弄权。从此澄清吏治，使官管行政，吏主事务，比元朝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纯净了许多。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 ”，无吏不贪，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官吏在峻法之下，战战兢兢，惟恐犯禁，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史称“洪武以来， 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 综观洪武全朝，高级官员中敢违禁贪赃横索无忌者，并不多见，充其量无非是各地方官或粮长之类的小打小闹而已。　　第五章 极权政治　　一 无情打击 杀尽功臣为儿孙　　俗话说 ：“狡兔尽，走狗烹 。”革命功成，天下抵定，龙袍加身，朱元璋开始利用特务组织对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　　开国元勋李善长在朱元璋封赠的功臣中位列于第一，朱元璋把他与汉初的萧何相比，因此对他的猜忌也最大。李善长在受封的第二年即被迫称病退休，回家闲居。朱元璋仍不放心，非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终于在九年以后，借胡惟庸谋反案把李善长牵连进去；并指使朝廷的监察官员指控李善长知情不报，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行。恰巧当时天象上出现了预示灾异的星变，按古代的政治迷信，必须杀大臣才能压住可能出现的灾难。朱元璋遂乘机下诏处死李善长。他全家七十余口也全都惨遭杀害。　　刘基（刘伯温）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并博通经史，曾经为朱元璋平定天下数出奇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朱元璋却嫉妒他的才干和威望，在明初大封功臣时，只封他一些虚职，并且在第二年即迫不及待地命他回家养老。刘基在乡间隐居，闭门谢客以躲避灾祸， 可是灾祸仍无情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对他心怀不满的胡惟庸向朱元璋诬告，说刘基试图在一处有“王气”的地方为自己建造墓地，居心不良。朱元璋本来就对刘基心怀戒备，因此很容易就听信了这些谗言，下令剥夺刘基的俸禄以示惩罚。刘基诚恐惶恐地赶赴京师向皇帝请罪，不多久即因恐惧和忧郁而身患重病，后来因吃了胡惟庸派来的医生开的药而不明不白的死去。据野史所说，实际上是朱元璋指派胡惟庸毒死了刘基。另一个功勋卓著的大将徐达，也死得不明不白。朱元璋表面上常对徐达称“布衣兄弟 ”，十分慷慨地赏赐给他许多财物，封他为魏国公。可是在内心里却时刻想把他除掉。明洪武十七年，天象上出现了以下犯上的凶兆，朱元璋顿感不安。他把这个凶兆应在徐达身上。第二年，徐达身患重病，背部长了一个痈疽。传统医学认为，患这种病的人最忌食用鹅一类能致病“发”的食物，可是朱元璋却特意派人给他送去蒸鹅。徐达知道皇帝是要他的命，在含泪谢恩后，不得不吃下御赐的“嘉肴 ”，几天后即含冤死去。　　对于功高名重的开国元勋，朱元璋或诬陷他谋反，或采取暗杀手段。对于一般功臣则公开地杀戮。冯胜在朱元璋所排列的功臣榜中名列第三，算得上是功勋卓著之辈，但是却因不得朱元璋的欢心而被赐死。其他一些功臣如傅友德、廖永忠、朱祖亮、胡美等人也都被他“赐死”。对这些人“赐死”时， 有的捏造了一些无端的罪名，有的则根本没有任何罪名，实际上也不需要罪名。因为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这就是专制君主的原则。朱元璋所杀的人绝不仅仅是几个功臣，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谋反案，杀人达三万之多。洪武二十六年，大将军蓝玉仅因居功自傲被杀，不仅其三族亲戚被抄斩，而且株连达一万五千余人，全部遇害。朱元璋对臣民的迫害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的君主，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血腥的一页。　　不但列将以次诛夷，甚至坚守南昌８５日，力拒陈友谅，造成鄱阳大捷，为朱元璋奠定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养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养子亲甥李文忠，十几岁便在军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诬为有政治野心而被毒死。　　除大规模诛灭武将外，朝中文臣亦不能幸免。先后有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火气）， 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等伏诛。外官也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臣??等相继被杀。茹太素刚直不阿，几次为了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朱元璋赐诗说 ：“全□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太素磕头续韵 ：“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朱元璋听了很受感动，可不几天还是把他杀了。　　地方官吏也时常有无故被杀者。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上计吏到户部，计算钱粮军需等帐目，府合省，省合部，层层上报，一直到部里审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钱款数字有分毫不合，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得重新填造。由于各布政使司远离京师几千里，为了免得部里挑剔而来回奔波，上计吏照例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盖有骑缝章的空印文书，遇有驳回，随时填用。这本无可厚非，且盖有骑缝章，他用不得。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此事，以为其中定有弊端，大发雷霆，下令将地方各衙门的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　　惧于官府严厉酷刑，许多人有意逃避做官。但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捕京师面审。 在回说，“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时犯了“红寇”的避讳，朱元璋特派法司将他押回原籍处决。苏州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肯做官，也都一并处死，全家藉没。　　洪武朝臣幸免于难的，仅有几个例子。一个是大将信国公汤和，原是朱元璋一块长大的看牛伙伴。晚年之时，见徐达李文忠已死去多年，也知道朱元璋对兵权在握的大将们时有防备，便首先告老交权。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建造府第，赏赐稠渥，特别优厚。总算是老有所终。　　还有一个是御史袁凯。一次朱元璋要杀许多人，叫袁凯把案卷送给太子覆讯，皇太子主张从宽。袁如是回报，元璋问 ：“我要杀人，皇太子却要宽减，你看谁对 ？”袁凯不明就里， 只好说 ：“陛下要杀是守法，东宫要救是慈心 。”朱元璋大怒，以为他两头讨好，要不得。袁大惧，遂装疯卖傻。元璋说疯子不怕痛，要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来看他是否真疯。袁凯咬紧牙关，就是不喊痛。回家后，又自己拿铁链锁着脖子，蓬头垢面，满口疯话。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又派人去假装招他作官，袁则对使者怒目瞪视，自个儿高唱《月儿高》曲，爬在篱笆边吃狗屎。使者回报说果然疯了， 朱元璋才不再追究。实际上， 袁凯吃的“狗屎 ”，是叫人用炒面拌的砂糖，捏成一股一股的，骗过了朱元璋。　　洪武二十八年， 朱元璋正式颁行《皇明祖训》。这一年朱元璋已是６８岁衰翁了。在此之前，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豪绅也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了一道手令 ：“朕自起兵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　　二 妄加揣度 无端又生文字狱　　朱元璋出身寒微，早年曾做过和尚，甚至为了生计偷过东西。以寒微的出身，经奋斗当上皇帝的经历，本该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但朱元璋却为自己贫寒的出身和不够尊贵荣耀的历史经历感到深深的自卑，总是感到人们在嘲笑他过去的贫贱。当地方上的学究们替官僚撰写拍皇帝马屁的应时贺表以卖弄文字时，往往不经意地触犯了皇帝内心深处的忌讳。北平府学教授赵伯彦、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 桂林府学教授蒋质撰写的贺表中，出现一些如“仪则天下”、“作则垂宪”、“建中作则”之类的文辞，文句中的“则”字，本作“法则”、“标准”、“榜样”解，但朱元璋却以当时江南方言中“则”、“贼”同音，便认定这些人是借此讥讽自己的过去，因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乎，这些教授们莫名其妙被处斩。河南尉氏县学教谕许元在撰写的祝寿表文中使用了“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这两句源自两千年前古文的话，无非是许元掉书袋式的卖弄，全属谄媚的谀辞，然而谁也没有料到， 朱元璋以“法坤”与 “发髻”（剃光头发），“藻饰”与“早失”同音为据，认定是在暗讽皇帝早年当过和尚和诅咒明朝的天下“早失太平 ”，如此努　　力地向恶意方向歪曲理解，鸡蛋中是可以找出骨头来的，于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的许元也被杀掉了事。朱元璋早年出家当过和尚，当上皇帝后依旧信奉佛教，对来自印度的高僧释来复格外优礼有加。当来复写诗谢恩、 准备告辞回国时， 朱元璋从其诗句中的“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得出了异乎寻常的理解。照字面的理解，所谓“殊域”云云，是和尚来复自指来自不同于中国的异域，“自惭无德颂陶唐” 更是和尚来复自谦自己甚至没有资格来歌颂像古代圣人一样的大皇帝，全是些拍马屁的谀辞。但神经过敏的朱元璋却用算命拆字的方式，确认“殊”字是在暗骂皇帝为“歹朱 ”，“无德” 是指大明皇帝无德。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洋和尚的意料，释来复返国不成，由座上客一变为阶下囚，而且还不止是阶下囚而已，因为朱元璋根本就不听这些人的辩解，释来复很快就和其他人一样被处斩。明太祖时期这样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一时间朝廷上负责撰写文件表章的官员们害怕得无所适从，纷纷请求有一个事先得到皇帝认可的文章标准，颁行全国，这样一来，原本就十分程式化的颂圣文字、官样文章，更加变得千篇一律、毫无生气。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六年，前后经过十三年。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太直，被贬作山西薄州学正，照例作庆贺表，表里有 “天下有道” “万寿无疆”之语，朱元璋视“有道”为“有盗 ”，差人逮来面讯。张某据典力争：“天下有道是孔子的格言，万寿无疆是经典里的成语，说臣诽谤，不过如此 。”元璋无话可说，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出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把他放了。　　三 罢相去省 礼乐征伐皆由君　　朱元璋继承了历代皇权走向独裁的趋势，对官僚机构大加改革，使其更加得心应手，忠实可靠地为皇家服务。　　历史上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三省制——中书省管政令，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主施行——中书省官和皇帝最亲近，接触最多，权也自然最重。宋代后期，门下省不能执行审核诏令的任务，尚书省官只能平决庶务，不能与闻国政，三省实际上只有一省专权。到元代索性取消门下省，把尚书省的官属六部也归并到中书省。地方则分设行中书省，总揽民政大权。其下的路府州县，分理军民政事。　　三省制的实质是把政权一分为三，防止皇权滥用和决策失误。也是一种对皇帝行为的监督和约束。皇帝的诏令照规矩必须经过中书门下，才算合法，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 ？” 但是皇帝的意志超然于一切法规之上，不愿受此约束。于是便产生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朱元璋要造成绝对的中央集权，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区的政令。布政使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禀承朝廷，宣扬政令，全国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另设提刑按察使司专管地方司法行政，长官为按察使，主管一区刑名按察之事。布按二司和掌管军政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个特派员衙门。民政司法军政三种治权分别独立，直接由朝廷指挥，便于控制，便于统治，形成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布政使司之下，真正的地方政府为府州和县两级。府有知府；州有知州，指直接隶属于布政使司的州。县有知县，也有直属县的州，长官为知州。州县才是直接管理民众的政治单位。　　洪武十三年，借胡惟庸案，朱元璋废去中书省，仿周官六卿之制，提高六部的地位：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各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吏部掌管全国官吏选授封勋考课，甄别人才。户部掌户口田赋商税。礼部掌礼仪祭祀僧道宴俗教育贡举和外交。兵部掌卫所官军选授简练和军令。刑部掌刑名。工部掌工程造作和水利交通。　　统军机构则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其具体结构已在前面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最值得一提的是监察机构，原来是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改为都察院，分设左右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一百十人，分掌十二道（后为十三道）。 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祸乱朝政，百官徇私贪赃舞弊，学术不正，和变乱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时举劾。它是替皇帝监视官僚的衙门，是替皇帝检举反动思想，维护传统纲纪的衙门。　　都察院在朝监视各个不同的官僚机构，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监等职务。其中最威风的是巡按御史，代替皇帝按临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决。　　通过机构改革，朱元璋从根本上取消了千百年来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和推进庶务，皇权和相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和赋税加免权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人类所能想到所能运用的一切权利，都集中到了朱元璋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和团体负责。真可谓“无法无天 ”，达到了“礼乐征伐皆出于君”的皇权极峰。　　第六章 家庭生活　　一 功不可没 情真意切马皇后　　在朱元璋的统一事业中，马皇后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对这一点，朱元璋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四日，朱元璋在登基大典进行完毕后，回到宫中，对马皇后说 ：“非后德齐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贵忘贫贱哉 ！”朱元璋这话说得并不过分，在他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一直和他“忧勤相济”、“备极艰难、赞成大业”。 朱元璋的全部事业中都渗透着马后的心血。　　马皇后生于公元１３３２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至正十一年，由其养父郭子兴做主，在军中与朱元璋结为百年之好。　　虽然郭子兴器重元璋，又招为养婿，但他性情暴躁，气量狭窄，在别人的挑拨教唆下，也曾多次猜忌贬斥朱元璋。有一次甚至把他监禁起来，不准进食。马氏得知后， 亲自到厨房，“值蒸馍饠熟，后乘热窃其一，怀之薄乳傍，乳为之糜”。 别的将领出战，总要掠获些财物向子兴献礼，朱元璋带兵秋毫无犯，即使缴获一些战利品，也尽数分给部下。马氏怕义父不察实情、耿耿于怀，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向义父调停说情。就这样，朱元璋在这支队伍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　　有一段时期因遇到大灾， 军中缺粮， 马氏总是“居常储糗脯供帝，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 她还亲自掌管丈夫的文札。无论是行军作战时的军状文书，还是朱元璋随手写下的札记、备忘录，都由她整理保管得“籍簿井井 ”，“仓促取视， 后即于囊中出而进，未尝脱误”。平日随丈夫在军中， 还“时时赞替太祖规画 ”，常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一次朱元璋率主力先行渡江，“后多智， 恐元兵蹑其后，必相隔 ”，于是不等朱元璋下令，便迅速带领眷属后勤紧急过江，“而元兵果扼渡如后虑”。 由于马皇后的果断决策，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马皇后认为“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 她曾多次提醒告诫元璋 ：“用兵焉能不杀人，但不嗜杀人， 则杀亦罕也 。”战争紧张时， 马夫人“亲率妾媵完缉衣鞋，助给将士，夜分不寐 ”，公元１３６０年， 陈友谅率兵东下， 直逼江宁（南京），朱元璋亲赴前线迎敌。面临强敌压境，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的紧急关头，城中有的官员、百姓动摇，打算逃跑；有的忙于窖藏金银，屯积粮食。她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 ”，抚慰百姓，稳定军心。　　朱元璋做皇帝后，经常回忆起早年艰难岁月的经历，把马后“经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每对群臣述后贤同于唐长孙皇后”。 马皇后听说后，诚恳地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 。”朱元璋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封赏爵禄，都被马皇后婉言谢绝。她说 ：“爵禄私外家，非法。且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一旦骄淫，不守法度，前代外戚之覆败，皆由于此。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 若非才而官之，恃宠致败， 非妾所愿也 。”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 不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这和马皇后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洪武三年，诸将击败残元势力，俘献宋元以来的传国玉玺，举朝庆贺。马后却说 ：“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 元璋会心地说 ：“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 。”马后拜谢道 ：“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 。”　　马皇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朱元璋从一个贫苦农民变成统驭全国的君王，随着地位改变，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也开始像历代皇帝那样，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后代长保天下，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制造借口，株连屠杀大批功臣宿将。其中虽也有打击贪官豪强的一面，但确实有许多属于冤案。在他统治的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了极峰。这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政治生活都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马皇后对丈夫的这种作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应过于苛刻，求全责备，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高皇后传》记载 ：“帝殿前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 。”一次有人上告参军郭景祥的儿子要持槊杀父，朱元璋下令把这不孝子杀掉。“后曰：‘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 ”，后来一查，果然冤枉。曾任太子老师的明初大谋士宋濂，已经年老退休返乡，因为孙子犯罪也被逮到京师判处死刑。马皇后劝解说 ：“宋学士家居岂知情者，妾闻里塾延一师尚终身敬卫之，况官家乎 ？” 朱元璋拒不接受。“会后侍上食， 举匕向鉶鼎，潸然而却。上问故，后曰：‘妾痛宋学士之刑，而为诸儿服心丧也。’上闻投箸起，明日赦濂”。　　针对朱元璋经常法外用刑，随意治罪，马后提出：“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 民困则乱生 。” 一次朱元璋发脾气责骂宫女， 皇后也假意发怒，命令把宫女交付有关机构论罪，并解释 ：“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 。”朱元璋曾下令让判了死刑的囚犯去修筑都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婉转地劝说 ：“以役赎死，仁也。然以久瘐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 。”朱元璋终于“罢其役，释之”。　　马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她对孩子管教很严。一次王子的教师李颜因小孩顽皮不听话，用笔管戳伤了他的额角。小王子哭着到父亲处告状，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后急忙从旁劝解 ：“几有使制锦而恶其翦者， 夫曲谨，妇寺之爱也，而以责师傅可乎 ？”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教师，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马后最小的孩子朱橚，放荡不羁，长大后封到开封做周王。 马皇后派江贵妃随往， 临行“赐以己所御纰衣一， 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违，驰以闻’”。朱橚听了这话，就职后果然不敢胡作非为。　　马皇后对元璋在生活上十分体贴关心，直到做了皇后， 还亲自操劳主管丈夫的膳食。 她虽贵为“国母 ”， 却依然保持过去那种俭朴生活。“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 ”，并且“命取练织为衾衣，以赐高年茕独。 余帛紵丝，缉成衣裳， 赐诸王妃公主， 使知蚕桑艰难”。 遇到灾荒歉收，“辄率宫人蔬食”，“岁凶则设麦饭野羹”。平时她很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问丈夫“今天下民安乎”？元璋说 ：“此非尔所宜问也 。”马后回答 ：“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 ！”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死，年５１岁。病重时，她自知难好，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临终嘱咐元璋 ：“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 。”　　元璋非常敬重信赖马皇后，对她提出的建议常能认真听取采纳。他曾赞扬马后的见解是至理名言，嘱咐女史官记下，让子孙世代遵守。正因为这样，马皇后才能够在元末明初的政治生活中，以她特殊的身份，卓越的见识和杰出的才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悉心补救朱元璋政事上的弊病和缺失，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二 儿孙满堂 悉心督导继大统　　自古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 自然儿孙满堂。 朱元璋也不例外。 其一生共有２６个儿子，１６个女儿，曾孙一辈无法胜数。　　朱元璋对孩子的教育特别看重，在宫中特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图籍，征聘四方名儒轮班讲授，教育太子诸王；挑选才俊青年伴读，时时赐宴赋诗，谈古说今，讨论文字。师傅中最重要的是宋濂，前后十年，专负教育皇太子的责任，一言一行均以礼法讽劝。博士孔克仁奉命讲授经书，诸功臣子弟奉诏入学。朱元璋明确教育方针要“因材施教， 培养出人才来”。并强调教的方法第一是心正。教学要灵活，切忌死记硬背。　　在教授儿孙学问的同时，更注意德性的教育培养。除儒生经师外，又选了一批德性端庄之士作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把“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讲说”。　　到太子们成年后，则教育他们历练政事。　　洪武十年朱元璋诏令自今以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晓谕太子：为政需“仁明勤断”。能仁则不会失于疏暴；能明则不会失于邪佞；能勤则不会失于安逸；能断则不会失于文法。　　有鉴于历代太子之争，早在吴元年，即立长子标为世子，建国后，又立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死后改立太子第二子允炆为太孙。　　诸子中第九子和二十六子早死；第四子燕王朱棣后来起兵靖难，篡了皇位，作了明代第三任皇帝，释为明成祖；其他二十三子都封王建国。　　由于朱元璋的严厉督导，诸王成年后大都能承其父风，果决干练。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元功宿将杀完了，北边对付蒙古的军事任务就交由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晋王第四子燕王指挥。其封在边境的几个小王也领兵跟随巡逻斥侯，校猎沙漠。诸子在文学上都很有功底，有的文武兼备，勇力过人。　　诸王中仅以十三子代王和末子伊王无所成就，仗势欺人，经常干一些不法的勾当。　　朱元璋对诸子期望大，管教严，不姑息。二子秦王多有过失，屡次受到父皇训斥，幸得皇太子多方求解，才免于废黜；死后朱元璋亲自定谥为愍，谥册文说 ：“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夫何不良于德，竟（音页）厥身，其谥日愍 。”十子鲁王服金石药以求长生不老，毒发伤目，死后追谥为荒。“愍”和“荒”都带有明显的贬义。　　皇族的禄饷概由政府供给。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年俸：亲王米５万石，钞２1 ５万贯，锦４０疋，紵丝３００疋，纱罗各１００匹，绢５００匹，绵２０００两，盐２００引，茶１０００斤，马料草月支５０匹；公主已受封，赐庄田１所，每年收粮１５００石，并给钞２０００贯；郡王米６０００石；郡主米１０００石；以下依次递减。亲王嫡子及１０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世代承袭。诸子封郡王，郡王由嫡长子承袭；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封奉国将军，以下四、五、六世孙封为相应中尉。帝王之女封为公主，亲王之女封为郡主，郡王之女封为县主。公主婿号驸马，郡主婿号仪宾。凡皇族出生，概由礼部命名，成人后由皇家主婚。从生到死，全由政府负担。到洪武二十八年，皇族人口急剧增加，政府财政已无力负担，只好大幅度减低俸禄。到明朝灭亡时，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的直系子孙有十几万人。　　三 人生苦短 万岁无有百岁难　　朱元璋一生勤奋：勤学不辍，勤政不怠。　　朱元璋出身穷苦，读书少。但是，他能于戎马倥偬之中，日理万机之暇，勤学不怠。从渡江之始到建国之初的十几年间，经常与宋濂诸人朝夕相处，讲经论道，不但能懂得经义，还能写通俗的白话文，而且能作诗，能欣赏批评文学的优劣。　　在文学上，他主张文章应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对推动古文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写散文，喜欢研究音韵，时常作诗，甚至作赋。和儒臣欢宴大本堂，自作“时雪赋”。亲撰凤阳皇陵碑。 也会作骈体文，徐达初封信国公时，朱元璋亲制诰文 ：“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又说 ：“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 。”　　通晓历史，尤悉汉书宋史。吴元年十一月和侍臣讨论治国方略 ：“汉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迹指示比文臣，譬喻虽切，语意毕竟太偏。我以为建立基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斩削，要用武官，藻绘粉饰，非文臣不可 。”　　诸子百家均有涉猎。常跟宋濂读春秋左传，从陈南宾读洪范九畴。讨厌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派刘三吾删减编辑孟子节文。　　崇敬佛教。即位后，曾召东南戒德名僧，在蒋山大开法会，和群臣顶礼膜拜。对应对称意的召入禁中，赐以金缕袈裟，坐而论讲。并重用僧人作巡校心腹，进行特务告密陷害活动。　　对于道教，亦有奇遇。最有传奇意味的是周显和铁冠子的故事。周显１４岁得了癫病，在南昌市讨饭，说话颠三倒四，人称周癫。３０岁时，正当元朝末年，新官上任，一定去求见，说是“告太平”。 元璋攻取南昌时，周癫也来告太平，说声“婆娘夕 ”，元璋问是什么缘故，回说 ：“你只这般，你只这般 。”元璋烦了，叫人拿铜缸把他盖住，用火猛蒸，等打开缸时，周癫却安然无恙。朱元璋将他发到蒋山寺寄食，听说因和小沙弥抢饭吃闹脾气而半个月粒米未进。元璋亲去探视，一点也看不出他饿的样子。朱元璋摆了一桌大筵席，请他大吃一顿，然后把他关在一间空房里，一个月不给饭吃，这才规规矩矩。大家都以为他是神仙下凡。　　周癫曾用手画地成圈，指着朱元璋说 ：“你打破桶（统），做一个桶 。”　　朱元璋西征九江， 行前与问出军如何， 癫说 ：“行 。”又问 ：“友谅已称帝， 消灭他怕不容易 ？”癫仰头看天，好一会，稽首正容说 ：“上面无他的 。”到安庆水师出发无风，又说 ：“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 。”果然一会儿大风起来，一口气将安庆舟师送到小孤山。有周癫仙人诗一首 ：“初见圣主合天基，一时风来一时停。逐片俱来箍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时。人君自此安邦定，齐天洪福谢恩驰。我王感得龙颜喜，大兴佛法当此时 。”　　铁冠子姓张名中，好带铁冠，人称铁冠子。好谈祸福，能知未来。当朱元璋出征陈友谅时，他算定南昌解围和大捷的日子，用洞元法祭风，使舟师直达鄱阳湖。　　如此神道设教，实以“神仙为征应 ”，给自己套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借助国人的敬神畏神心理以收统治敬服之效。当天下己定，社稷已固，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装神弄鬼，苦心孤诣了。从此以后，朱元璋对佛道之事不再张扬。　　朱元璋一生勤俭，于生活起居从不奢华。至正二十六年，营建吴王宫室，管工程的人打好图样，请朱元璋过目，朱元璋把其中雕琢考究的部分都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