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成了官方格外关注的对象1991年年初马雪征来到香港。此前她在中国科学院的几位院长那里软磨硬泡了7个月，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联想员工。柳传志先是命令她到生产一线去做工人，接着派她到销售柜台上去做售货员，在苦其心志6个月之后，让她接替陈恒六的位置，成了香港联想的总裁助理。马雪征对场面上的礼节很精通，还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过去那群香港人经常拿英语唬人，现在因为有了马雪征，大家的胆气都壮了不少。马雪征来到香港的第一天就分外忙碌，到了晚上忽然发现没有自己睡觉的地方。柳传志把她带到公寓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房间，指着那张床说：“我父亲病了，我这几天在医院陪床，你就睡这里吧。”马雪征有点莫名其妙，见柳传志一脸真诚，没有一点不自然的感觉，只好将就着过了三个晚上。到了第四天，柳传志回来了，张祖祥回北京去开会，马雪征就搬到张的床上去睡。那一年她37岁，和三个大男人住在一套公寓里。她看着柳传志每天从这小房子走出去，西装革履，发自内心地说着那些豪言壮语，比如这个春天柳传志最喜欢说的话题是“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是“大船文化”和“斯巴达克方阵”，是“既做‘船主’，也当‘船长’”，还喜欢说“用10年左右时间(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的话)，达到台湾宏电脑集团现在的水平。宏现在的营业额4.5亿美元，我们目前的营业额是5 000万美元，正好相差9倍。我们认为10年左右达到4.5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可能实现的。”马雪征起初觉得柳传志的志向和他的生存环境如此不能协调，可是时间长了渐渐也就习惯，想像中“我们国家历史上那些伟人，哪个不是崛起于草莽之中？这个人日后兴许也是这条路”。在某些方面，联想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的典型代表。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经理人也正是在这个年代里成了气候。他们更依赖于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市场调查人员、公关人员、代理商和律师，同时也不会忽视和官员、记者、退休老人的关系。1991年春天，联想似乎成了官方格外关注的对象。这多半是因为公司业绩特殊，销售收入连续5年翻着跟斗往上长，1990年已经达到32 680万元，给政府缴的税也在迅速增加：1988年287万元，1989年428万元，到1990年就有940万元了。毫无疑问，这是一棵“摇钱树”。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位于中关村的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三周年，所以政府的官员们无论具有怎样的政治倾向，全都纷纷到这里来露一下脸。有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他号召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准备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智慧，或者说再加上我们的眼泪”。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他认为联想不必讨论能不能长久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成为世界上有数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有开发区主任胡昭广，他说：“联想还不够大，在我们这里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甚至就连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来了，他在看到了联想微机之后欣然题词“驰骋海外，服务国防”。这表明联想不仅得到政府认可，而且还有与军方结合的趋势。当然还有国务院的袁木，他义正词严地说：“请同志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考虑一下，从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考虑高新技术的重要性，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赛、比较、对立斗争中占据优势。”无论如何，从这些人的行动和演讲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承认这种一半代表官方一半充满神秘色彩的经济组织，对传统逻辑的维护和对未来之路的梦想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公司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联想微机，柳传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个信念之下推动他的公司，也用它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政府官员、媒体、专家和他的竞争者。小说-联想风云-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质量问题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质量问题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公司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已经有了两个研究中心―北京的和香港的，有三个生产基地―北京东北旺、深圳八卦岭和香港柴湾，还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在大陆有4 000万元人民币、在香港有1.2亿元港币。每个月把8 000块主机板销往北美洲和欧洲。国内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生产厂商向他们购买联想汉卡的使用权，包括AST、IBM，也包括长城公司和浪潮公司。1989年公司卖出4 552块汉卡，1991年卖了22 000套。钱源源流进公司的口袋。通过提供服务，公司扩大了自己的客户群，这又成为潜在的联想微机用户。1990年5月，公司将200台“联想286”送到全国展览会上，一炮打响。一个星期以后进军北京计算机交易会，拿到12 478 568元的订单。在220家参展的计算机企业中成为最大的赢家。然后，柳传志在公司迎接了美国DEC公司副总裁一行，得意洋洋地看着美国客人对他6年来的成绩称羡。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大规模生产联想微机的前奏。有人说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就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如果这是真的，柳传志希望让这台交响乐更加嘹亮，观众更多。于是他把香港联想的高级经理们介绍给北京的官员，还精心策划了这次见面的细节。他安排吕谭平向中央政府的官员做一次报告。在一封写给吕谭平的信中，他说：“在上午的汇报会上你讲话的目的，是为了让各界对我们的前途更加有信心，以便更好地支持我们。”接着又在信里为吕谭平详细开列报告提纲，还特别提醒他的这位香港搭档不要忘记列举如下事例：“坚持以较低价格销售‘286’，给用户好形象，继而扩大了‘386’和‘486’的市场。”可惜前奏并非主题曲，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说，大规模的生产一旦展开，质量的控制便成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兑现订单的承诺。1990年年初公司拿到5 000台微机的生产许可证，据此确立了销售目标，但实际上这一年只售出2 131台。柳传志意识到自己对联想微机的估计过于乐观了。由于不能体会大规模生产销售与小批量样机之间的区别，他以为技术展览会上的订单能够很自然地转化为公司的利润。那时候联想微机的尴尬处境并非源自技术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生产的组织方式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产微机，就像80年代的国产彩色电视机以及90年代末期的国产轿车一样，几乎所有配件都是从境外进口。1990年我们国家的微机产销能力达到85 000台的水平，1991年又到了20万台，以浪潮和长城最为有名。其实所谓国产品牌，不过是以一种最优的方式把进口配件组装起来，然后挂上自己的商标。乃至计算机行业里面流行着一句术语―OEM，意思是“原始设备制造商”，还有个说法叫做“螺丝刀式工厂”。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买来零件，组装成可以工作的个人计算机，再卖给自己的用户。联想微机诞生伊始，并没有摆脱这样的局面，除了里面的主机板为香港生产基地制作，其余均需向境外采购。所以配件的供应便成为生产的第一环节。公司进口渠道的开拓者是进口部总经理贾绪福。多年以后他已退休，联想微机也已达到年销售数百万台的规模，他却还能回想起“螺丝刀时期”的情形：“一台电脑有九大类配件，差不多就是‘八国联军’：中央处理器来自美国英特尔公司，内存芯片是日本的，硬盘来自新加坡，显示器来自韩国，显示卡来自台湾，机箱和键盘也是来自台湾的机箱，主板来自香港联想，只有电源是大陆生产的。”采购渠道如此纷繁，而公司并无直接进口的权力，所以不得不通过经销商居中转圜。所谓“居中”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上是由拥有进出口权的第三者与供货商签订合约，而联想作为真正的购买者，只能签订内贸协议。这在当日计算机产业的圈子里面也有一个行话，叫做“外贸变内贸”。这一策略的本质在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而规避货物和货款分家的风险，也不会失足跌入走私者的圈子中，所以它被贾绪福恰当地说成是一堵“防火墙”。但是，所有这些环节不仅让资金周转的效率大为降低，而且还让不确定的因素增加了。更要命的是，公司生产规模不大，1991年微机销量虽然大幅增加，但也只有几千台。如此小的生产规模却需要如此繁杂细腻的供货渠道，其质量的不能稳定和价格的格外昂贵，也就成为必然。由公司一次高级经理会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日微机的症结所在。会议连续召开两天，参加者有柳传志和总质量师李之文，以及与质量问题相关的部门经理们。他们详细调查了过去几天销售的200台“联想286”，结果发现以下问题：1. 死机现象：1)假死机：系原用主板有问题。更换后已经解决。2)真死机：目前初步推断系固定主板的垫片过大造成短路引起。2. 工艺存在较大问题，使得整机经不起搬运、颠簸：1)前面板指示灯及喇叭固定不可靠，前面板与主板的连线不牢。2)机壳及键盘的标牌容易脱落。3)机壳比较单薄，强度不够。4)外包装比较简单。3. 配套选型问题：1)最近一批联想286选用的键盘手感不好。2)所选硬盘经过5天检验已有3个出现电机不转的问题。4. 为保证近期的销售，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1)指示灯、喇叭、前面板与主板的连线及标牌的加固。2)更换全部键盘。由此可以看出，一项产品的启动，需要全部组织链条都能贯通，否则即使你有成熟的技术和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还是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样的道理如果以前还不能被完全领会，那么在这次会议之后已经人人皆知。可惜很多事情能够看得清楚已经不易，做起来就更难。就在这次会议发出严厉指示之后，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配件供应渠道仍然不能顺畅，以至于供应部的两个员工，吴东行和许国兵，不得不向在香港的柳传志发去紧急传真投诉，请他“出面解决香港联想近来在工作态度及工作实际效果方面给北京联想造成的问题。”文后还附有一份《供应部就最近两批货的情况写给总裁室的报告》。柳传志已经意识到，质量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不要说公司的百年大计，就连公司的生存都会遇到威胁。他当即责令“香港方面立即寻找新键盘的货源，并请有经验的结构设计人员协助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指示灯、喇叭等应急加固方案”。然后他从香港飞回北京，对公司的干部说，“如果解决不了质量的问题，我就辞职。”又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通报：“把一件事做成，从头到尾一百个环节，一个环节出了错就不行。你们要出了错，你们就是公司的罪人！”现在质量问题成了公司的头等大计，总裁室发出1 899封调查信征询意见，几乎涵盖了95%以上的“联想微机”用户，结果得到867人的回应。统计报告在1991年3月8日这一天提交，结果显示在“关于产品质量”一栏中，有41%的人表示不能满意或者不置可否。惟一的好消息是，还有59%的用户表示好感，并且把“联想286”排在“AST微机”之前。1991年这些用户买去8 582台联想微机，令柳传志和他的总裁室多少有了一点安慰。小说-联想风云-90年代初期的浪漫广告90年代初期的浪漫广告还有更加令人欣慰的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司的形象已经不仅仅留在用户当中，它还迅速地扩展到整个国家。事实证明，用“联想”两字取代原来那个冗长的名字是个英明决定。不过，它之所以突然 响亮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陈惠湘领导的公关部认识到，将广告词改得空泛、夸张、富有激情、想像力和煽动性，也许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毕竟已经解开人们的精神枷锁，创造性和想像力正在成为一种巨大的潜流，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涌来涌去，只待遇到合适的契机，就会喷薄而出。陈惠湘当时说了一句豪迈、煽情和富有诗意的话，至今仍在公司回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他是想把“联想”这两个字的一般含义和公司的品牌融而为一。借助于中国文字几千年的积淀，鼓舞人们对现代意识的向往。这迎合了正在兴起的华而不实的风尚，也与那时候整个社会潜藏着的野心相吻合。陈是一个热情、多变，无法忍受约束的青年，也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他的灵感显然来自多年被压抑和被隔绝的经历。他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小说里说起过那一段经历：他曾在国家电子工业部一家直属工厂工作。工厂位于北京东郊一个叫“大山子”的地方。就像那时候我们国家所有军工企业一样，这家工厂也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院子被高大的墙包围着，门口没有招牌，只有站岗的军人。“围墙两侧还有数十门蒙有防护袋的高射炮，从街上很容易看到那些直指云天的炮管。”院子里有6家企业，聚集着一万多名职工，人人循规蹈矩，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生机勃勃形成对照。大约就是在1988年，隔着围墙的另一侧，一家新的工厂开始兴建，那是与日本人合资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于是这个大院子不再平静，几乎天天有人辞职跑到街对面去。陈在厂里的一次会议上大放厥词：“我们根本不是在办企业，而是办劳改农场。因为我们的企业连姓名都没有，”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厂房楼顶也像松下那样竖起广告招牌，为什么不把临街的围墙打开，让用户自由出入？”其实那时候中国人中十之八九都有类似的冲动，而且变着法地把自己的情感和渴望融入谋生的手段中。有些情节证明，“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句话并非陈惠湘独创，其中精髓曾在公关部酝酿多日。根据当日公关部经理郭为的叙述，此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安子介。安在香港是个相当著名的人物，知道这家公司以“联想”命名，大为赞赏。他说：“联想是人类一切科学艺术之源。”郭还记得：“安子介是从《辞海》中把这句话挑出来的。”但是郭的记忆显然有误，因为《辞海》中“联想”的词条下并无此说，而只是解释，联想的意思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看来《辞海》还真说中了当日公关部员工的精神状态。他们希望能把安子介的这句话写在计划中的广告里。那时候公司还没有聘请广告公司的习惯，所有广告都是出自公关部之手。他们请来电影学院一个名叫郝建的编剧和浙江美术学院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构思公司历史上的第一个影视广告，全都特别投入。有人说，“联想是人类一切科学艺术之源”这话虽好，却缺少浪漫气息，没有诗意，不能朗朗上口。于是大家把这话颠过来倒过去地品味其中含义，直到陈惠湘说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人人叫好。公关部被浪漫和激情包围着，气氛异常。当时广告人员深受主流学派的影响，确信广告内容不可空泛，尤其不可少了那些“基本要素”。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中国的广告都是以务实的面貌出现。这一年里联想广告散布在25家报纸和6家电视台，还制作了8万份“产品介绍”、5万本广告册、2万幅招贴画、1万本挂历、5 000枚“纪念封”，公司为此花了2 253 900元，可以说每一分钱都砸在实实在在的内容上。现在不同了，在一番精心包装之后，公司首创了以浪漫和诗意代替务实内容的广告风格。它不像以往的广告那么刻板，缺少活力；同时又很庄严，不像后来的广告那么花哨铺张。最后定型的广告片长30秒钟。这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一个黑猩猩为主角。它由远而近向观众走来，在旋转360度之后，做出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的姿态。一轮明月栩栩生辉，与黑暗的星空形成对照。耳畔响起交响乐的旋律，雄壮婉转，充满激情和遐想。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一个窗户，一行字从里面飘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公司耗资3.5万元制作这个广告片，又花26万元购买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后的黄金时段。几星期后移师中央电视台，以每秒钟166.66元的价格买下《新闻联播》后面的30秒钟，让2亿人每天都能看到这句话。它没有包含广告的那些基本要素，比如产品的性能和价格。让所有的广告公司感到意外的是，它居然大获成功。根据公司1991年的一次调查，有12.6%的用户是通过这则广告知道联想集团的，有7.6%的用户认为这则广告对他们购买联想产品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一句广告词能够成为整个国家的流行语，脍炙人口，甚至演变成一种信念，这在此前和此后中国广告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案例。小说-联想风云-席卷全球的“黑色风暴”席卷全球的“黑色风暴”1991年秋天柳传志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有个演讲。他宣布英特尔公司正在不断增加联想的芯片份额，“在中国国内，他们选了一家芯片的总代理，就是我们。”这是真的。不过，他刚刚在香港经历了一场炼狱般的生活，其罪魁祸首也正是这家英特尔公司。对全世界的电脑产业来说，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除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公司股票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联想的流水线还在转动，工厂还在进货出货，但是已经相当艰难，因为公司从4月开始就连续亏损，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凭着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然而所有银行现在全都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停止贷款。看来圈子里面流行的说法一点不假，银行都是“势利小人”，遇到这种情形，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不肯雪中送炭。柳传志一向乐观豁达，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人们用“黑色风暴”来描述当时困境，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电脑业本来是个瞬息万变的产业，就像安迪?格鲁夫说的，这是一个“10倍速时代”。每次变化都有一些必然的理由―比如摩尔定律在发生作用。但是这一次风暴来得特别突然，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它是从英特尔公司卷起来的。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中央处理器生产厂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拥有的6 000万台微机中，它生产的“中央处理器”占据着80%。这英特尔仰仗其市场垄断的份额，总是把芯片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量以内，然后给下游的组装厂家以配额。这种“配额”加“定价”的方式，有点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商品紧缺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东西可卖，而这个英特尔却是刻意地保持一种产销平衡，以便把自己的利润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你只要看看柳传志宣布自己得到英特尔公司“芯片份额”时的那种喜悦，就可以想像，这东西是多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1991年春天“386SX中央处理器芯片”的“配额价格”为95美元一片，而没有取得“配额”的联想，只能以每片195美元从黑市上买了一万片回来。联想有个如意算盘，尽管在中央处理器上吃了亏，但仍能从整机销售中大捞一笔。不料这时AMD公司把自己的“386SX芯片”投放市场，性能更优，售价却便宜不少。AMD是个规模不大的芯片生产厂商，一直野心勃勃地跟在英特尔的后面紧追不舍。英特尔当然不能允许它赶到前边，于是跟着宣布把自己的产品降价。由此开始了两家芯片厂商的降价战。柳传志和他的员工们祈祷这批黑市来的芯片能尽快抛出手去，可是用户全都拿了“买涨不买落”的心态来对待市场的变化。就这么相持到夏天，眼看着芯片价格每天都在下滑，到7月份只卖50美元，香港联想仓库里的那批货，价格竟已跌去70%。盛夏时节柳传志和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在泰国开会，财务人员紧急报告，公司账面的亏损已经达到1 700万港元，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时公司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整个香港联想的资产全加起来也就是3 000万元。几个月间就丢了大半条命。柳传志不免心里发慌，赶紧返回香港。离开曼谷之前听了朋友的建议去朝拜四面佛。导游告诉他这佛祖特别灵验，不过所有人在如愿以偿之后必须回来还愿，否则将有大难临头。柳传志本来不相信这个，可是心里着急公司的处境，有病乱投医，当场许愿“佛祖保佑公司平安”。香港这边已是一团糟。员工们全都瞪着眼睛看经理，经理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件事情大家都明白，依照公司的财务状况，两月内如果不能扭转局面，那就只有关门一途。柳传志性格中谨慎中庸的一面为很多人关注，既被人赞赏又被人嘲笑。其实此人性格深处还有铤而走险的野性，每逢绝境需要豁出命来放手一搏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踌躇不前。联想迄今为止20年的历史中，这样的时刻其实不少，所以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和杨元庆才会承认公司是“九死一生”。1991年夏秋之际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柳传志先是大声呼喊“顶住，必须顶住”，就像一个败军之将在喝令部下停止溃退。然后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每天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共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必须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不过，渡过危机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减，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员在两小时内完成。应旗头一天晚上接到命令主持裁员大局，连夜为每个将要离开的工人准备好支票。第二天早晨他来到车间，面见工人，用一种凄婉的口气宣布决定，递上支票，说明那上面有多少工资和补偿金。100名工人大都是插装配件的女工，只读过初中甚至是小学，这意味着她们离开这里以后就很难再有工作。但是没有人争辩什么，只默默地走到工位上拿走属于自己的用品，在保安人员的目送中走出厂房，一个跟着一个，让应旗感到“很受冲击，心里特别难受”。小说-联想风云-柳暗花明柳暗花明1992年1月，公关部宣布“1991年度公司十件大事揭晓”，遭遇“黑色风暴”一事自在其中。当时这一条是这样写的：香港联想集团平安度过席卷国际计算机市场的“黑色风暴”，1991年12月板卡销量近10万块，当月经营额1.32亿港币，创历史最高纪录。看来“大撤退”的决策发生了作用。199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 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1991年年终，柳传志在香港举行圣诞联欢晚会，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业同行发表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听上去，几个月前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了展示公司新业绩的陪衬：我们不但挺过了这场风暴，而且大大超过了预定值。原计划1991年营业额5.5亿港币，结果我们实现了9.5亿港币，年递增率88.2%，不仅把1 700万元的亏损全部填平，而且还得到至少1 000万元的利润。现在我们每月生产10万块主机板和扩展卡，销往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据估计，全世界个人计算机的消费量大约在1 500万台左右，按我们目前销售量计算的话，每年就是100多万块，那么，香港联想生产销售的主机板和扩展卡，就大约分别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2%和8%。说完这一番话之后，他飞回北京，在办公室里等待机电部排名最后一位的副部长胡启立来访。他到机电部来任职，有个愿望就是再也不要在机械电子行业里分什么国营和民营。“我这里面没有‘亲儿子’与‘干儿子’，”他逢人就说，“全部一视同仁。”1992年新年过后他来到联想，对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说：“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条路很有志气。”副部长的面前摆着两盆鲜花，还放着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新书《联想之路》。看来“黑色风暴”真的没有埋葬联想，前边已是柳暗花明。不过，柳传志没有当场说穿、部长也没有搞明白的一件事情是，1991年联想卖了26 000台AST电脑，赚了2亿港元。同时还卖出3 000台喷墨打印机、1 200台激光打印机、558台绘图仪、330台扫描仪和100台工作站。这些东西大都来自惠普、Sun和IBM公司。这些外国货的代理利润弥补了公司亏损，还带来盈利。此中奥秘，柳传志在“黑色风暴”的风口浪尖上已精心部署为“扩大其他方面贸易额”的战役，在“风暴”过去之后又委婉道出：“堤内损失堤外补”。1992年北京的早春特别明朗，渡过危机的柳传志心情舒畅。这一天正在说笑之间，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症。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泰国导游的话，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去“四面佛”前朝拜还愿呢！小说-联想风云-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小说-联想风云-引子引子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柳传志小说-联想风云-1992年春天1992年春天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中国南部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时，柳传志也在北京煽动属下，把他们营造成无坚不摧的斗士。在这之前的36个月里，北京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分了神，“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是当时媒体纠缠不休的问题。“左派”和“右派”互争长短，政府官员踌躇不前，像《人民日报》这样一向在关键时刻号令全国的报纸，也在等待中南海新一代领导者的指示。现在，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顺德市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还没什么，难得的是报纸居然会公然刊登出来。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位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邓小平在广东、武汉和上海的巡视，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个春天的新闻特别多。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这位国家主席显然面临着经济即将起飞的新周期。一周之后，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全都感到不可思议。那时候搞外贸的官员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香港生产基地的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摈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政府颁布的计算机发展政策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产物。2月20日，他们决定把公款购买微机列入“专项控制”之列，这将使微机的销售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机电部又向中南海提出了一份激进的规划，其主旨是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包括银行、建筑、电力、冶金、科技设计、电信、气象、财税、邮电、情报检索的信息管理系统，还有军队，还有13个省、434个市政府，还有12 000个大中型企业和1 000万个商业销售网点。倘若这个规划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将不是降低5%，而是每年增长50%。假如我们要为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寻找一个时间点，那么一定就是这个春天了。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这在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中引起不安，弄得国务院的官员赶忙出来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当联想问起“名牌”和“基地”是否包括“联想”时，得到的回答是“具体名单还未确定”。不过名单一周后就出来了，原来是机电部属下的长城计算机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机电部的报告还详细列举国家将在今后5年中对这三个企业投资3亿元，令其微机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35万台。很显然，联想被抛在一边了。尽管胡启立说过“没有亲儿子和干儿子之分”，但他只是个副部长，而且排名最后，说话不算。平心而论，政府对于联想的冷漠，不是有意歧视。就当时情形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可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国产品赚来的。那时候联想给人的印象是一家代理商，至少你在微机市场销售排名榜的前10个品牌里面找不到它。当时有项调查表明，榜上有名的4家中国企业，均由政府投资并且享有种种国家计划之利(见表1)：表 1序号牌 号市场占有率ųIBM22.802长城14.523AST12.244SUPER4.665苹果 4.456康柏2.857SUN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