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全世界的优秀企业家都会为自己的公司精打细算，但是，只有中国企业家拥有利用国家局势为公司谋利的特殊技术。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向以为自力更生是振兴国 家的必由之路，那时候我们认定自己的生活无比幸福，人人会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自从80年代初期打开国门，才知道世界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西方列强已经遥遥领先，而我们自己却还生活在贫穷之中。融入世界的舆论占了上风，政府的行政也渐被国际潮流左右。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在中国政府内部引起极大震撼，也成为1986年3月“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诞生的直接因素。今天回忆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主义”对于我们国家的煽动力量，一点也不亚于90年代的“民族主义”。要说柳传志全局在胸，蓄谋凭借这股东风，也许是言过其实，但是当日的国家局面的确让他得到启示和鼓励，让他师出有名，也让张祖祥真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小说-联想风云-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个投资者吕谭平、吴礼益和张利基，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看上去这与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正好取长补短。后来柳传志一直喜欢用“瞎子”和“瘸子”来解释他的这一选择，说自己虽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但却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场，三个合作者则正相反，没有技术力量但却深知国际市场的奥妙。两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脚力和瘸子的眼力阔步前进。这一说法在后来很多年里被广泛转述，成为他的海外战略的成功之路。但是无论是“瞎子”还是“瘸子”，都没有包括他的另外一个合作者―新技术转让公司。后者只是在公司的内部会议上才被提到。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传志在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上坦率地说：“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柳传志当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其董事长正是他的父亲柳谷书。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元港币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也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获得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很多年后父亲已经去世，儿子缅怀父亲的时候，说起自己一生中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父亲指引，包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文革”时的政治选择，以及后来的放弃仕途办公司。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父亲从旁襄助，儿子能否下决心在香港开辟他的“海外战略”第一战场，必定还是问题。我们今天回顾当时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响，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因为当时无论柳传志还是导远公司，都没有足够信誉和实力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然而事情远不止如此，父亲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诸如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儿子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这些礼仪风范虽然属于无形，但在柳传志日后的成长中拥有巨大价值。柳传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在约定时间之前5分钟到达，父亲宁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拥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还在公司里面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能够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直到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柳传志决定将新公司命名为“香港联想”，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名字实在太长，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产物，尽管后来改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还是不好，既没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联想”这名字已经借助汉卡的名声传扬到全国。所以柳传志在那几个月里总是念叨：“咱们改成联想集团吧。”“联想”由产品的功能而为产品的品牌，现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称，同时也意味着“北京联想”呼之欲出。柳传志与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吕谭平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而柳传志则是董事长。实际上，父亲和儿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联手，所以，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公司花了78万港币在太古城买到一处80平方米的旧公寓，让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搬了进去。倪光南、柳传志、张祖祥全都住在这里，房间不够用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很多年后香港联想壮大起来，吕谭平也大发其财，资产亿万。有人怒气冲冲地说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小商人，拿着30万元来和联想结盟，如今成了亿万巨富，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2 000万元的游艇以及市值35亿港元的联想股票，无非仰仗联想的国有资产，坐收渔利。网络上有个“中国思维论坛”，为此发表文章说，柳传志“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这都是2004年的观点了。如果我们回到1988年春天，看到香港联想的嗷嗷待哺，就会相信当时柳传志放在里面的国有资产并不比“香港小商人”的私有资产更多。他们购买太古城里那间狭小公寓的时候，还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将房子首期款付清。十几年后联想拥有100多亿元资产，市值数百亿港元，难免树大招风，但在1988年这一行人在香港开创事业的那些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的“小平房时代”的复归，人人都被贫穷笼罩着。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就更便宜，只有6毛，可是柳传志和这一行人出门总是步行，不肯坐车，不敢在住处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即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如果是应邀赴约，那就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有段时间甘鸿就这么陪着柳传志每天步行在香港街头，碰到外人还要装成个秘书的样子给他提包，让柳传志觉得特别愧疚。几年之后公司兴旺起来，柳传志在心里发下弘愿：一定让老甘回来看看。后来果然有了这个机会：老甘要到香港出差了。柳传志高兴极了，给老甘写信说一定要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不料老甘在北京登机之前突然得了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拣回一条命来，从此得了半身不遂，再也没能到香港去。这成了柳的一块心病，日子越久就越是沉重。在1999年7月20日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员工听他谈论公司昔日甘苦，有人问道：“柳总，你在功成名就之后还有什么心愿？”“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陪老甘去一趟香港。我想……我想让老甘去看看……看看我们香港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让他享受一下自己开创的事业。”柳传志哽咽起来，语不成声。小说-联想风云-人穷志不穷人穷志不穷尽管手头如此拮据，柳传志却尽力让自己显得是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的“下海经商”已蔚为壮观，弃官从商和投笔从商者数以千计，目标都是牟利，柳传志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只有这个人，能够让这件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证明此人的脑子里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念头。1988年4月18日，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人民大会堂本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会场，自从1958年建成以来，悠悠岁月，多少政治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打倒刘少奇然后为他平反昭雪，打倒邓小平然后让他卷土重来，悼念周恩来，悼念朱德，悼念毛泽东，把“四人帮”抓起来，让华国锋不再是“英明领袖”。新的总书记在这里就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柳传志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公司的行为赋予了国家的光彩。他信心十足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好大喜功的演讲。台下一起鼓掌，声震大厅，公司的进军海外战略就这么开始了。可是没人知道，那时候这位进军海外的统帅还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公寓里睡地铺呢。柳传志希望自己能够一炮打响，他也的确有一套办法来小题大做。虽然公司员工还不到300人，但是他请来的客人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很多记者也在现场，不过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能接受公司公关部邀请来到这里，当时还算是赏脸。等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不知道公司究竟要干什么。这倒不是他们故意怠慢，而是因为那时候公司什么也不是，连“联想”这个名字也没有叫起来，人们即使走到白石桥它那大字广告牌下，也不会知道它是干什么的。那一年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开放，商业的气息冲进这座圣殿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普通人家想要在这里开会露脸，就非得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才行，这让柳传志和他的助手们都很发愁。以公司当初的名望和实力，别想打总书记、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主意，连国务院的那些副总理也没戏，所以只好在副委员长里面开动脑筋。想来想去有了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柳传志指示郭为前去完成这个任务。郭为那年24岁，刚刚拿到管理学硕士学位进入公司。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份工作。也真是不辱老板使命，郭竟发现公司一个司机的朋友认识副委员长的女婿，于是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从副委员长的女婿到女儿，最后联系上了副委员长本人，居然成功了。不过，首长只有20分钟。次日副委员长果然现身人民大会堂，听了柳传志的一番豪言壮语，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可仍然让柳传志感到满堂生辉。那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家就是这样谦卑，而且越是胸怀大志、越是具有反叛气质，也就越是表现出毕恭毕敬。他们相信政府依然是巨大的保障力量，弄得不好也会处处为难，所以不论他们在未来之路走出多远，始终不能与既成的体制翻脸成仇。6月23日是个星期四，按照柳传志的说法也是“黄道吉日”。香港联想要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匆匆跑到太古城，迎接中国科学院新任院长周光召的到来。仪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又匆匆忙忙在港岛东边交通便利的“柴湾”购买两层公寓，上面做办公室，下面是仓库。在这座城市里，公司开业大都要请风水先生占龟卜卦，柳传志并不是迷信神灵之人，但却心甘情愿随乡入俗。他花5万元请来算命先生。那人煞有介事地说，公司职员必须坐向东南，背山面水，家具应当白色，桌子也应比寻常尺度高出8寸。最后宣称，如果一切照办，公司必将财源滚滚，一年将挣至少500万元。柳传志觉得“桌子的高度特别别扭”，也不敢违背算命先生的指点，一一照办，又拣个吉日烧香磕头，参拜四方神仙，弄个烤乳猪来给大家品尝，然后就是开张大吉(香港联想第一年的利润果然超过500万，后来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不断购买新房子。每次买房就去请那风水先生，价钱次次加码，拜神仙吃乳猪的事情也日益频繁)。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香港联想“剪彩仪式”都是北京“进军海外大会”的姐妹篇。公司租了一个酒店大堂，让几个礼仪小姐在门前迎候四方宾客，又有一支舞狮子的队伍载歌载舞。周光召院长为公司剪彩，他是柳传志那天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在他身旁，有个风度翩翩、精干泼辣的年轻女子，她叫马雪征，后来是联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处长。在她的各项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安排院长的活动―过去是方毅、李昌和卢嘉锡，现在则轮到周光召。柳传志深知她的地位重要，所以提前好几个星期就来找她，恳求她无论如何要为公司的剪彩仪式插进院长的活动。那是马雪征第一次和柳传志打交道，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依旧印象深刻：他要我无论如何给院长安排个时间，而且当时就得想出办法。人很和蔼，说话很斯文也很客气，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联想人都是可以从早上9点一口气坐到下午4点，你要是不答应，他就不走。马雪征有许多关于联想公司的动人的故事，那个“香港联想的开业之日”就是其中一个。剪彩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让马雪征在柳传志身上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他坚持请周光召去参观新公司的办公室，于是一行人乘车来到香港岛东头的那片工厂区，走进一座大楼。马雪征觉得周围破破烂烂，“就像进了个破仓库似的”。然后大家绕过一辆大货车进了电梯，这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仓库。电梯不是走人的，是送货的。电梯里面立着搬运工，个个光着膀子，脖子搭块毛巾，脊背上渗着汗珠。这一群人全都西服革履，刚刚在电梯里站定，后面又推进一堆货来，把他们紧紧挤在里面。“这是什么地方？”马雪征说，“给我感觉是一塌糊涂。”她曾走遍欧美，看惯了海外的豪华，怎么也不会想到“联想的进军海外就是这副样子”。可是她接着就看见柳传志还挺高兴，很得意地向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讲述自己的创业如何不容易。客人个个皱着眉头，他好像一点都没感觉。出了大楼，柳又邀请这一行人同游港湾。登上游船的时候，马雪征一眼看出柳传志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她知道香港的游船有两种，一种“西式船”，就是人们在电影上常看到的那种白色游艇。但柳传志弄来的是“中式船”，木制，有点儿像渔船，不过租金便宜。马雪征笑问：“这破船哪儿来的？”柳传志倒也不隐瞒：“破船？这是我咬牙跺脚花几千块钱租来的，就为拉你们去玩。”说是去玩，其实他心里另有主张。他开始向院长陈述他的海外发展战略，讲他怎么看待中国电脑业的大趋势，怎么利用香港的优势，又怎么避开中国的种种局限，一番话慷慨激昂，和眼前那幅寒酸的景象完全搁不到一块。马雪征此前见过不少名人，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美国白宫总统科技顾问，可从没见到有谁像柳传志这样大话连篇。她说：就在这种破地方，柳传志能讲出他怎么“进军海外”。一共两个半人，野心还挺大，好像已经指挥着千军万马似的。我心说：“你这儿跟海外差远了！”但是让我惊讶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么差的条件，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你在惊讶之余，就会觉得这公司挺有意思。小说-联想风云-“联想式汉卡”得其美名“联想式汉卡”得其美名1989年早期发生了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深藏公司档案室的一篇短文，证明此事就像一支空气清新剂，让人在“经济紧缩”的焦虑中为之一振：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卡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我们向倪总、秦老师以及计算所六室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十几年的追求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文章是郭为写的，其中“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一句，被好多人认为是柳传志的管理哲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与其说这是管理，倒不如说这是信念。汉卡获得一等奖的所谓“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正说明成大事者绝不可以轻言放弃。原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对中国科学院在1988年为“汉卡”申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事始终寄予厚望，因为这既是了不起的技术成果，也是市场营销的需要。可是由50位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显然并不像柳传志和倪光南那样对汉卡一往情深，在一次秘密的投票之后，委员会只同意给予汉卡“二等奖”的荣誉。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柳传志异常愤怒，他认为评审委员完全不了解汉卡的价值，才会造成如此不公平的结果。“你去。拿下这件事。”他点着郭为说。他表示除非“委员会”改变成命，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个“二等奖”。人人都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郭为认真对待。郭为和李岚随即出马，后者拥有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文凭，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却对公关这行充满激情，也和郭为一样自信乐观。不过，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评审的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犹如覆水难收。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那个张主任根本就不见他们，只派了手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事。”不过，郭、李二人还是在“奖励办”发现了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尽管委员会没有改变成命的先例，但从评审制度上说，却并非没有可能。有个姓胡的处长告诉他们：“你们想改这个奖，除非能够启动‘复议程序’。”这一程序要求至少有“委员会”里的10位专家联合署名提出申请，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年轻人开始了游说专家的漫长历程。郭、李二人都是初进公司，又全都是计算机科学的外行，对于汉卡的种种奥妙根本说不清楚，不过他们拥有足够的激情和信念，又有柳传志调动整个公司的力量做后盾，还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报纸上不分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式汉卡的报道，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如何成为一座桥梁把中国人引进计算机的殿堂。《望》杂志说它“已经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北京日报》说它“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开发动态》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其实这些都是郭为和李岚在后面推动的，想让那些投“反对票”的评审委员读了以后感到后悔。这两人也是从那时学习驾驭记者，结果发现最好的方法原来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是把记者分别请来，在宾馆开个房间，一通乱吹之后，再住上两晚，这样写出的文章既深刻又扎实，而且没人能看出是别人授意。两人当日得到这个经验都很得意，说明他们还是太年轻，其实那些有经验的大企业已经开始这样来使用记者了。现在还需要在50位评审委员中选出10位来为联想“鸣冤叫屈”。委员们都是我们国家各个领域里一流的专家，不会像记者那样被别人牵着走，惟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孙鸿烈，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自然一说就通。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套材料，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等着人家签名。在李岚的记忆中，1988年她似乎没干别的，就是这件事。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联想的代表”，感受了热情也感受了冷漠，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农业部那位副部长和航天部那位局长的严辞拒绝令她难堪，但她锲而不舍地按图索骥，终于获得10个人的签名，有国务院的部长也有大学教授，全都不是等闲之辈。现在已有足够的力量启动复议程序，然而这只不过是迈出第一步。公关部再接再厉，邀请拥有投票资格的50个委员到公司来参观。现在李岚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公司搭建了临时展厅，摆上几台计算机。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联想微机，所以不是IBM就是AST，里面全都插着联想式汉卡。委员们陆续到来，持续两个月。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是一个人，无论多寡都能感受到细致周到的接待。柳传志和倪光南全都出马，对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问题都一一耐心解释，因为这不仅是个技术展示的过程，而且也渗透着一种微妙的公共关系。“这超过了我开始对公关的理解。原来以为公关仅仅是打通媒体，现在发现原来它是一种更大的策划，目标是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李岚在多年以后这样说。这时候她已是联想集团企业形象推广部的经理，还是公司成为“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这一过程中的风云人物，可是说起1988年来，还是兴奋异常：“实际上等于是拉选票了。真的是拉选票，这个理念很先进。”决定命运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50个评审委员都在场。联想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如愿。他们来到会场，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然后一行人走出来，站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个个紧张万分，就像罪犯在等待法庭的判决。5分钟后消息传来，居然成功了。走廊里一声欢呼，大家又跳又叫。李岚倚壁而泣。郭为一头栽在地毯上，晕将过去。小说-联想风云-市场的“微笑曲线”与公司的“曲线救国”市场的“微笑曲线”与公司的“曲线救国”柳传志喜欢用酒来比喻他的海外战略：当你的名望还不足以和那些世界名牌相抗衡的时候，你只能让产品质量和工艺都具有很高水平，就像酒中极品“茅台”，醇香四溢，沁人肺腑，可是你却只能要求顾客付最低的价格，就像3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他又常给属下讲述“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一场必输的竞赛中夺取胜利，奥妙在于用自己的“上马”去对抗 对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去对抗对手的“下马”。1989年年初公司在海外的局面就是这样。倪光南不分昼夜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实验室里埋头设计“286样机”，让他的三个助手和他一起熬夜，他希望这能成为继“汉卡”之后的第二次伟业。这同柳传志在几周以前的美国之行中得到的结论完全一样。个人计算机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在美洲、欧洲、大洋州，甚至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东南亚的中国台湾和香港，都已看到她的曙光。个人计算机的年销售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30万台，但是到了这10年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拥有个人计算机的人已经达到6 000万。香港联想一鸣惊人，让柳传志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进入个人计算机世界的步伐。他曾狂热地设想办个“美国联想”，也许就是“硅谷联想”。可是那次到美国一看，意大利皮鞋陈列在精美的橱窗里，开价上百美元，而中国鞋却随处乱扔，一双一元。美国企业大楼的豪华气派，也同亚洲人的小企业形成对照。他第一次感到“进军海外”这话说得太大，“联想实际上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穷人一开始就要在美国硅谷办高科技企业是不自量力。”于是他把眼光退回来，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和那些富人决一胜负。他把战场选择在香港，而决胜的制高点却是“微机主板”和“整机组装”。就像我们在前边说的，用1 000万港元收购一家香港公司的股份，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回合；以这家公司为生产基地，开始主机板的设计和制作，是第二个回合。主机板是微机内部包含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的电路板，其复杂性在于，它包括了计算机内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部件：中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显示卡，以及一套总线和接口。每台微机的内部构造都是由若干这样的电路板构成，并且相互连接。早期电路板的制作很像照片的显影，在一块由树脂做成的平板上覆盖铜箔，再涂上一层感光液，将设计好的电路翻印到上面，经过一定的程序，没有用处的铜膜被腐蚀掉了，然后依靠人的双手把配件插在电路板的小洞中，用电焊把它们一个个焊接起来。一块主板大致包括200多个组件和400多个焊点，这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生产过程，仍以人力占据主要比例，只需眼明手快就能做好。在计算机行业的整条“利润链”上，这东西不是“制高点”，而是属于最下游的产品。用台湾电脑商施振荣宣扬的“微笑曲线”来衡量，“中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是处在微机“利润链”的最高端，以下依次是存储芯片、硬盘和显示器。主机板的位置几乎处在最低层，其平均利润只有1%，至于最后的电脑组装业，就更低一层(见图)。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在那些计算机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不愿意在这里投入资源和心血。于是这块骨头被甩抛出来。柳传志是个现实主义的梦想家。他看出这个名堂，决心把自己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全部的资金放出去一搏，这就不仅是“上马”对“中马”，简直就是“上马”对“下马”了，焉能不马到成功。联想历史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中国个人计算机产业的起源。其实早在联想的“海外战略”实行之前，国内一些国营厂家的“286微机”就已经起步，比如电子部属下就有北京的“长城0520”和山东的“浪潮0520”，只不过当时全国拥有的20万台微机被IBM和AST垄断着，国内微机生产的规模很小，全国只有几千台，基本上都是把现成的零件组装起来，并非创造。倪光南小组现在做的事情，在有些方面超过了国内的前辈，比如他要对主机板的结构和电路重新设计，还要采用一些新的焊接工艺。尽管这些配件都是现成的，但是需要精心设计并把它们组装在一起。随着中央处理器的变化，主板的设计布局以及线路都要跟着变化。倪光南是个天生的电路设计大师，结构越是复杂多变，他就越是兴奋。我们细检公司的记录，可知那几个月是柳、倪二人最心心相印也最富有成效的合作期。1989年新年晚会，按照公司的记载是“欢歌笑语回旋荡漾，时装表演一举夺魁”。全体员工携带家眷齐聚京西宾馆。一群女孩子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款款而来，博得全场喝彩。大家一起“祝姑娘们永远美丽漂亮，祝公司更加兴旺发达”。可是倪光南仍在香港苦干，不能出席。这让柳传志感到若有所失，当场率领公司上下320人昂首面南，遥祝“我们的总工程师”身体健康，早日回来。几个星期以后到了除夕之夜，倪光南携带尚未最后完成的“286微机主板”从香港飞回北京。柳率众到机场等候，真像是在迎接一个凯旋的英雄。旧历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倪光南带着7个研究者继续完成最后的工作，柳传志每天来问候，这还不够，又把中国科学院的胡启恒副院长请来给倪光南拜年。3月的第一周，他又把倪光南送上飞机，到德国去参加汉诺威交易会。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电子技术交易会，有100多个国家的50万人聚集于此，40个国家的3 300个展团展示了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讯技术，把交易会的16个展厅挤得满满的。倪光南带着“联想Q286微机”和主机板来到现场。他在那里待了10天，柳传志则每天在家里守候着他的消息。结果他们大获成功，总计拿到了2 073台“联想Q286微机”和2 483块主机板的订单。它们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还有当时的西德。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订单。公司拥有最具眼光的领导者，还有技术、资金，以及最好的市场机会，一定可以在微机市场上大有作为。我们已经知道，联想早期微机生产的阻力首先来自政府，以及政府下属的那些老牌计算机厂家。因为他们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不经“许可”便属违法生产。柳传志开辟“香港战场”，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得已而为之。犹如当日张祖祥的自嘲：“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等我们在国外做成了，他们会承认的。”小说-联想风云-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小说-联想风云-引子引子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柳传志香港东区联想公司办公楼的狭窄走廊上，堆满了微机板卡，从地面一直摞到天花板，全都是来自用户的退货―每卖出100块就有20块被退回来，另外80块也让人提心吊胆。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周晓兰每天清晨醒来，满眼都是那些无声的板卡，觉得它们不再是公司辉煌的象征，而是一个麻烦。她是个高个儿女人，性格爽朗，风风火火，所向披靡， 是公司员工心目中的“女强人”，还被柳传志说成是“女拿破仑”，可现在也是一筹莫展，不住念叨：“前面发货，后面退货。真是让我焦头烂额！”到了阴历腊月三十这一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放假回家，周晓兰终于意识到“着急也没用”，索性一跺脚，买来一盒香芋冰激凌让自己的烦躁情绪冷静下来，然后直奔启德机场。飞回北京的时候天已大黑，古城爆竹声声，送旧迎新，她却还在摇头叹息，觉得周围歌舞升平的景象和自己正在经历的麻烦一点也不协调。今天我们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确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协调中开始的，无论对于联想公司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京城恢复了往日的祥和。第五颗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让人振奋。一部叫做《渴望》的电视剧把全中国的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每天晚上如醉如痴。故事是教人从善的，充满阳光，可惜那时候人们都在抱怨身边的黑暗太多：北京接到5万件告状信，云南首次发现146个艾滋病患者，广州的私营企业主正在卷款外逃，有2 651个公司被宣布非法，有18 000个工程被责令停建，还有刑事犯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通货紧缩问题、银行坏账问题、企业债务问题、农民进城问题。联想在过去的5年里一路高歌猛进，可是有个咨询公司的专家在进驻四周之后，说他们是“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混乱”。初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其实你仔细想想，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不都是“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混乱”么！公司的成长很明显，就好像一个人进入青春期，生机勃勃而又躁动不安。自从德国汉诺威展会之后，订单源源而来，压得公司气喘吁吁。原来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不仅是辉煌之路，还是个麻烦之源。做出几个样品是一回事，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销售以后的服务，是另外一回事。香港的制造基地在仓促之间建立起来，说是流水线，其实也就是两台机器，大部分依靠手工，工艺简陋，既缓慢又无标准。几十个工人大都是没有经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经过简单训练再戴上一副手套，就能工作了。她们把配件一个一个插在板卡上，第一个人插电阻，第二个人插电容，第三个人插芯片。等到把几百个零件全都插好之后，就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过锡。凭感觉调节焊锡温度，控制松香多寡。有个技术高超的工人拿把电烙铁，把中央处理器的160个“腿”一一焊牢，然后用水洗去松香，烘干。依靠眼睛观察和用手摇晃配件的办法，来查看它们是否焊接牢固。情况很明显，这是小作坊，不是大生产。尽管如此，还是要快步向前。如果不是仗着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公司的产品如何能够生存？如果走一步一回头，公司又如何在既定的时间之内到达自己的目标？这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先头部队必须一往无前，留下空虚的后方让其他人来填补。小说-联想风云-用联想微机取代AST用联想微机取代AST说到攻坚战，柳传志的希望是“早晚有一天要取代AST”。自从1987年在IBM和AST中选择后者来做代理对象，他就种下这个念头。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12名经理，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那时候大陆上的中国人买一台AST/ P386，要付33 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谁都能算出这中间的利润有多大。就像马雪征说的，“整个香港联想全是靠这块赚钱。”公司头上戴着“进军海外”的光环，其实就是把“AST微机”从香港运到中国大陆，然后就忙着点钱。当然他们也让AST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者本来是个二流公司，并不出名，自从有了联想做代理，便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一路飙升，成了第一名。中国用户听信联想的广告，人人当它是名牌。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AST微机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它的产品中有80%通过香港联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联想又是通过北京联想来占领客户群。这是一个里应外合的过程。看到联想把汉卡插在自己的机器上，AST挺高兴，把联想当做最可靠的伙伴，深信自己当初把中国市场的独家代理权交给联想是明智之举，不惜牺牲其他销售渠道。对于南北两个联想沆瀣一气垄断货源的行为，它也听之任之。他们以为，只要能把AST微机卖出去，谁都一样，却不知道眼前这个合作者野心勃勃，能量超凡，正在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把1 350万元用来开发“联想微机”。不过，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当做一回事。那时候AST完全不会相信联想微机居然成长起来，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中国计算机方面军中的这一小股部队，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三年，一直让联想微机与AST微机并列在销售人员的报价单上，听凭用户挑选，同时睁大眼睛寻找机会取而代之。有证据表明，1990年3月是这一历程的起点。“曲线救国”的策略已经在政府里产生影响，“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还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 000台的生产许可证。“这一天终于是到来了，”柳传志说，“我们长年来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比高低的愿望，开始实现了。”已经掌握了AST微机市场控制权的柳传志环顾左右，决定采取行动。他把公司所有的销售人员集合起来，起了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干部培训班”。李勤在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推销AST286的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会场一下子乱起来，众人交头接耳，一时间还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听李勤接着说，“只留一小部分还继续撑着AST，而把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微机，包括生产、采购和销售。”会议开了至少四天，比预期的要长。柳传志倾向于把这当做一次战地总动员，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销售人员不怕推销新产品。有人当场说，“‘联想286’除了一块主机版和一块品牌，其他配件和AST微机是一样的，连机箱都一样。”大家一声欢呼。都说自己会跟用户说，“联想机器的运行功能和AST不相上下，价钱却便宜。”便宜多少好呢，这要好好商量再定不迟。直到会议结束前，他们一直讨论“联想微机”应该是个什么价格。商谈的结果是，“我们的机器绝对是个高档产品，价钱可不能便宜太多。”但是大家已经吃惯了AST这块肥肉，就这么扔了实在可惜。销售人员还在患得患失，都说：“放饭碗里的肉不吃，要是再捞不着锅里的，岂非鸡飞蛋打？”就连李勤也有些担心：“如果AST市场没有了，自己的机器也推不出去，那么到年底开总结会时，我看大家就不是扬着脖说话了，脸马上就会拉长，脑袋就会抬不起来，到那时吃饭都成问题了。”“我们可以有三种结局，”柳传志说。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公司高层领导中勾画新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图像：“把自己的做好了，AST也没有丢，这是上局；把自己的做好了，也把AST丢了，这是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把AST也丢了，这是下局。”柳的想法得到李勤和倪光南的全力支持，那时候公司的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真是同仇敌忾。会议结束时，无论研究人员还是销售人员，全都受到充分的教化和鼓舞。他们虽然知道柳传志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直到柳传志说出“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时，才特别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脑子里的梦想非同一般。杰出的企业家都是信念坚定的人，同时又是超级机会主义者。原来“联想式汉卡”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微机主板”又是一个台阶，“代理AST”还是一个台阶，柳的真正目标是让“联想微机成为中国名牌”。而现在，这已经成了整个公司的梦想，把全体员工的步调统一起来。小说-联想风云-办公司就是办人办公司就是办人柳传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的未来，对于眼前一些隐约可见的问题，他却不能控制。销售5 000台联想微机和10 000套汉卡的计划完全寄托在业务部和企业部的身上。前者 负责全国的销售，由创业元老贾绪福掌握；后者负责全国的17个分公司，实际上也在负责全国的销售，由一个名叫孙宏斌的年轻人掌握。李勤当时说，“老贾和小孙身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这话不错。可是这种销售体制造成责任和利益的重叠，人事方面的纠葛又强化了这种冲突。老年人习惯于照章办事，哪怕这种规章影响了销售效率甚至公司利益，也不敢想入非非。年轻人则喜欢我行我素，信奉“只要把生意做成，公司的规矩也不在话下”。当孙宏斌不断抱怨产品价格缺乏弹性、分公司无利可图也就不会有积极性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慢慢聚集。及至生意开张，孙又认定老贾主持的供货渠道效率太低，延误商机，自作主张寻找公司之外的渠道运输货物。于是两人一言不合便争吵起来，彼此间充满火药味。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国大多数机构都会出现。人们通常都是以“和稀泥”的方式处理这类纠纷，听凭嫌隙扩大，各自寻找自己的靠山和同党，直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柳传志不希望在他领导的公司里出现这种局面，尤其不能允许在自己的身边出现宗派和圈子的势力。在这年春天一次会议上，柳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处理贾、孙二人的纠纷。他先说老同志的主人翁感强烈，兢兢业业，不过有些循规蹈矩，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愿望。又说青年同志有开拓精神，显示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是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还在职务晋升之后头脑发热。他这样说着不偏不倚的话，其实当时心里还是向着年轻人。他讨厌黏黏糊糊的做事风格，不计苦劳，只看功劳。举个例子，公司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把销售网撒到全国去，还曾经有过设立“八路诸侯”的打算，在全国形成分公司系统。可惜那时候公司里都是一群元老，不能长年只身在外，所以这一计划始终不能实现。直到1989年10月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 400万元。柳传志将这些事情一一讲出，还列举事实说，1989年12月，由于进口部的工作疏忽，令公司产品大量积压，“分公司像泄洪一样泄出去1 000多万元的产品”。所以“孙宏斌这种开拓性的做法得到了总裁室的垂青”。如果这些话里赞扬孙宏斌的味道还不强烈，那么，他在私下里的倾向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在新老之间的冲突中，他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接连好几天，他把年轻人陆续约来单独见面，单刀直入地询问他们对老贾的看法，提出诸如“你觉得年轻人在联想有没有前途，受不受重视”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约上李勤去找贾绪福谈话。不料贾绪福倚老卖老，反唇相讥：“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按照李勤后来的说法，这是“叫板”。年轻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高层领导那里得到支持，渐渐有恃无恐。陈恒六和孙宏斌成为两颗新星，柳传志把公司最重要的企业部交给他们来领导，加上郭为，这就组成了公司当时新一代中的精华，也成为柳传志“接班人计划”的重要环节。陈恒六和孙宏斌是一对绝配。陈年长几岁，把孙当做小弟，而孙也的确把陈当做大哥，言听计从，甚至还能毕恭毕敬。比如说，他出差回来的时候，企业部用两辆车去机场迎接。陈一走进办公室，孙便喝令全体起立。陈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说出话来既生动又有力度，还有强烈的煽动性，这一点就连极富演说才能的柳传志也惊佩不已。直到很多年以后他还承认：“一说起恒六，我可就要两眼放光。”可惜陈是个能说不能做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天生是给人支招的”。这孙宏斌恰好相反，拙于言而敏于行。他出身于山西一个贫困之家，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机敏，坚毅，不择手段地追逐目标，将任何障碍视若无物。而且此人眼光远大，全局在胸，只是说不出来。柳传志本人能言善辩，也喜欢会说话的人。为了让孙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他逼着孙每天讲个故事。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就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大的信任和期待。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柳本来具有见微知著的本领，仅仅这一句话就把他的警觉全部唤醒。他知道自己必须飞回北京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他来说，既尴尬又棘手。他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现在他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柳传志后来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艰难的工程”。我们只有了解1990年春天北京联想发生的事情，才能真正明白这话的含义，并且嗅出其中强烈的中国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