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情异常地平静，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没有研究过古今自杀人的死前心理学。屈原在泽畔行吟时的心情，从他的作品中得知一二，但也不够具体。按道理，一个人决定死是非常困难的，感情应该有极其剧烈的波动，甚至痛哭流涕，坐卧不宁，达到半疯的地步；然后横下一条心，慷慨死去。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一没有饮恨，二没有吞声。我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异样，感到不可解。但是，平静中也有不平静。我想到明天此时，我直挺挺地躺在圆明园荒凉寂寞的大苇坑中。那里几乎是人迹不至的地方。不知道会隔多少时候才会有人发现了我的尸体。此时我的尸体也许已经腐烂了，也许已经被什么鸟兽咬掉一只胳臂或一条腿；肚子也许已经被咬开，肠子、五脏都已被吃掉；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眼下还是一个完整的我，到了那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浑身颤抖，我想不下去了。我仿佛能听到那时候新北大公社的广播台声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播放：“反革命分子季羡林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罪该万死！”井冈山的广播台也决不会自甘落伍，同新北大公社展开“打倒季羡林”的竞赛。但是，不管这些幻想多么可怕，它仍然阻挡不住我那自杀的决心。决心一下，决不回头。我心情平静，我考虑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留下这样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她们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她们的感情也没有激动，眼泪也没有流下。我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那毫无用处。伴我一生的那些珍贵的书籍，我现在管不了啦，这就是我生离死别的一幕。一切都平静得平淡得令我害怕。我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中西安眠药服用的成箩成筐，我深通安眠药之学。平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不少，丸与水都有，中与西兼备。这时我搜集在一起，以丸打头，以水冲下，真可谓珠联璧合，相辅相成。我找了一个布袋子，把安眠药统统装在里面，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第二部分第22节 毫无发言的权力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我迈步出门—然而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门声。我知道，红卫兵又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了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批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深知自己毫无发言的权力。我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我立即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帖耳，跟着出去。家里的两位老太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押走。她们也同我一样一言不发。当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大权操在别人手中的时刻。走在路上，我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我的态度恶劣至极，竟敢反唇相讥。今天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煞煞我的威风。我只有洗耳恭听，一声不吭。我意识到，一场特大的风暴正在我头上盘旋。我以前看过的那一些残酷斗争的场面，不意今天竟临到自己头上了。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今天成了主角了。说心里不害怕，那不是真话。但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脑袋里懵懵懂懂，又似清楚，又似糊涂，乱成一团。我想到被绑赴刑场的场面。我还没有被绑赴刑场去杀头或者枪毙的经验。我现在心里的滋味是不是同那件事有点相似呢？我说不清楚。事实上，我认为还不如杀头或者枪毙，那只是一秒钟的事儿，刀光一闪，枪声一响，我就渡过难关了。现在我却不知道，批斗要延长多久，也不知道，有些什么折磨人的花样……一路之上，我不敢抬头，不敢看别人。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我想到鲁迅的小说：《示众》。我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我周围必然有一大群像小说中所说的观众。他们大概也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可惜我不可能也无心去聆听他们的议论了。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就被押解到一个地方。我低头看到地面，我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我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我不敢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被命令面壁而立。我的耳朵还没有堵上，我还能听到说话的声音，有的声音我是熟悉的。我只觉得人影纷乱，我只听得人声嘈杂。到场的人一定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我屏心静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我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胆敢起来反对他们那一位女主人。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还有别的根由：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这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当时我只是一头就要被吃的牲畜，我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我面壁而立，浑身的神经都集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在准备着，承受拳打，承受脚踢。我知道，这些都只能算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哩。果然，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第二部分第23节 戏还没演完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8341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确实能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无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后怕。如果押解我的红卫兵晚来半个小时的话，我早就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药自尽了。如果我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的头领们决不会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风，不让我来陪斗，我也早已横尸圆明园大苇塘中了。还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程度的最低线。我所遭受的显然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反正性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批斗。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签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命拣到了，很好。但是拣来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批斗开始了。原来只让我做配角，今天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比上次少了一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我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我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我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我明白，这是陪斗者。我在东语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培养出来的教员和学生，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心里暗暗地佩服。还没有等我思想转回到现场来，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我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我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我的什么地方。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我先声明一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再变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第二部分第24节 性命休矣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愣，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我也不知道，读语录会起什么作用。是对“革命群众”的鼓励呢？还是对“囚犯”的震慑？反正语录是读了，而且一条一条地读个没完。终于语录结束了。什么人作主旨发言——好像就是到我家去抄过家的学泰语的王某某—，历数我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我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但是没有感到什么忿忿不平，—惯了。他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宇宙间真仿佛充满了正气。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我在大饭厅陪斗时，只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这声音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次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否已经鼻青脸肿，没有镜子，我自己看不到。不久有人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此时我想坐喷气式也不可能了。围攻者中我看清楚的有学印地语的郑某，学朝鲜语的谷某某，还有学越南语（？）的王某某。前一个能说会道，有“电门”之称，是“老佛爷”麾下的铁杆。后二者则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你们只须出一个女的铁杆社员，就足能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千只脚了。何必动用你们武斗时的大将来对付我呢？你别说，这些巨无霸还真克尽厥职，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演）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黏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我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第二部分第25节 劳改的初级阶段跟着来的是一个批斗的高潮期。从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隔上几天，总有一次批斗。对此我已经颇能习以为常，“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在批斗方面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这一条像骆驼钻针眼似地拣来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圆明园了。这一个高潮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开始直到次年的春初为批斗和审讯阶段；从春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为批斗、审讯加劳动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我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我生平获得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北京刚一解放，我就参加了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后来进一步发展，组成了教职员联合会，最后才组成了工会。风闻北大工人认为自己已是领导阶级，羞与知识分子为伍组成工会。后经不知什么人解释、疏通，才勉强答应。工会组成后，我先后担任了北大工会组织部长，沙滩分会主席。在沙滩时，曾经学习过美国竞选的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初经解放，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为了开会布置会场，我曾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且以此为乐。当时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后来听说一个权威人士解释说：知识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我的政治理论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工人而能属于工人阶级？为了调和教授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心里始终是胡里胡涂的。不管怎样，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参加工会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我仍然是工会积极分子。我被选为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这个殊荣。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特殊罪状。北大“工人阶级”的逻辑大概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臭知识分子，得以滥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现在竟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头儿，实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对北大“工人阶级”的这种逻辑，我是能够理解的，有时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有个人考虑。至于北大“工人阶级”是否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当时还没有考虑。但是对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却大惑不解。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甚至当了副校长和工会主席，可并没有真正统治学校呀！真正统治学校的是上级派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老革命个个都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不愧是国家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了“走资派”，我觉得很不公平。现在又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拉进了“统治”学校的圈子。这简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先谈我这个工会主席。我被“打倒”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在对我大批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他们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员和学生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工人比学生力气更大，行动更“革命”（野蛮）。他们平常多欣赏评剧，喜欢相声等等民间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大概发现了大批斗比评剧和相声要好看、好听得多，批斗的积极性也就更高涨。批斗我的机会他们怎能放过呢？于是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两个工人，要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批斗。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早已无车可骑。这样我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推车“护驾”，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可惜我此时心里正在打鼓，没有闲情逸致去装阿Q了。听说，北大工人今天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来，一起批斗。如果真弄成的话，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出戏呀！这要比杨小楼和梅兰芳合演什么戏还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着，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实在是大煞风景。但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来一个就先斗一个吧。就这样，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只剩下一个人，就像平常劳动那样，偷工减料，敷衍了事。他们决不率由旧章，而是大大地发挥了创造性：把在室内斗争，改为“游斗”，也就是在室外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我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观礼”者有多少人。从闹哄哄的声音来推测，大概人数不少。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搀杂着哈哈大笑声。可见这一出戏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一次不让我坐喷气式，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人们干事总喜欢一窝蜂的方式，要么都不干，要么都抢着干。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据教委（当时还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研究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我，要我担任所长。其实是挂名，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觉得关系还不错。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别的什么性，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至于批斗发言，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说八道，百分之九是罗织诬陷，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点子上。总起来看水平不高。批斗完了以后，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第二部分第26节 生理和心理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原则，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渐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现在是对“敌”斗争了—这个“敌”就是我—，大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日记上找出的一句话：“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了。”这就犯了大忌，简直是大不敬。批斗者的理论水平极低—他们从来也没有高过—，说话简直是语无伦次。我坐在喷气式上，心里无端产生出卑夷之感。可见我被批斗的水平已经猛增，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水平了。从两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证明我的派性有多么顽固。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喷气式，边有点忿忿不平了。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我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实在可恶之至！这样的后悔药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我自己知道。我下定决心，不再去想，还是专心致志地考虑眼前的处境为佳，这样可能有点实际的效益。我觉得，我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种锻炼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而是特殊的锻炼。说明白一点就是专门锻炼双腿。我分析了当时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小时而仍然能坚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倘若在批斗时坐喷气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哩。我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坐喷气式坐到半个小时以后，就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潜台词是：“下定决心，不怕苦痛，排除万难，去争取不要倒下！”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我坚持再坚持。到了此时，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我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这样的经验，有过多次。自己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根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必须有点长久之计。我于是就想到锻炼双腿。我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我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我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而后止。这样的体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站在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能从远处看到来我家押解我去批斗或审讯的红卫兵。我脾气急，干什么事我都从来不晚到。对待批斗，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斗也能正点开始。至于何时结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站在阳台上，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天，我在“锻炼”之余，猛然抬头看到楼下小园内竹枝上坐着的麻雀。此时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万木枯黄，叶子掉得精光。几杆翠竹更显得苍翠欲滴。坐在竹杆上的几只小麻雀一动也不动。我的眼前一亮，立刻仿佛看到一幅宋画“寒雀图”之类。我大为吃惊，好像天老爷在显圣，送给我了一幅画，在苦难中得到点喜悦。但是，我稍一定神，顿时想到，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真可谓顽固至极，说我“死不改悔”，我还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类似这样的奇思怪想，我还有一些。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我看到脚下乱爬的蚂蚁，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呢？只要往草丛里一钻，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飞的小鸟，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天高任鸟飞，翅膀一展，立刻飞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总之，是嫌自己身躯太大。堂堂五尺之躯，过去也曾骄傲过，到了现在，它却成了累赘，欲丢之而后快了。第二部分第27节 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一些幻想毫无用处，自己知道。有用处的办法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一件事。关键是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乡，这是最蠢的办法。听说有一些人这样做了。新北大公社认为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他揪了回来，批斗得加倍地野蛮残酷。这一条路决不能走。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我曾考虑过很多地方，别人也给我出过很多点子，或到朋友那里，或到亲戚那里。我确曾认真搜集过全国粮票，以免出门挨饿。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认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险，还是留在北大吧。这是一条最切实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路，天天时时提心吊胆，等候红卫兵来抓，押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这才叫做“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没有劳动怎么能改造呢？这改变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暂时略有喜意。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时，在外文楼批斗这一位老教授，我当时还滥竽人民之内，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同志”。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头禁子，自己什么活都不干，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我颇有点腹诽之意。然而，工人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三道四了。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出来了。在大饭厅批斗面壁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触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子，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人监督下进行劳改。多脏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动，我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旁边颐指气使。他横草不动，竖草不沾，就这样来“领导一切”。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安全感了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并不怕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双腿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喷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决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堕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薰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第二部分第28节 祸不单行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我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我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我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这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我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我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我就乘机滚了蛋。我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我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我都会怒目而视，我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我想，武斗之事性命交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一场激烈的武斗留下的战场。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是两派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我脸上没有笑意已经很久很久，笑这个本能我好像已经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个轻松的插曲。但是，真正的武斗，只要有可能，我还是尽量躲开的。这种会心的微笑于无意中得之，不足为训。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敌人。我若遇到武斗而躲不开的话，谁不想拿我来撒气呢？我既然凭空捡了一条命，我现在想尽力保护它。我虽然研究过比较自杀学，但是，我现在既不想自杀，也不想他杀。我还想活下去哩。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第二部分第29节 时光流逝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够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第二部分第30节 大批斗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春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第三部分第31节 非同小可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砰砰直跳。在矇眬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第三部分第32节 造反派我原以为，或者毋宁说是希望，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然而“造反派”的脾气却不是这样。他们要趁热打铁。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样，还不晓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当我扛着行李走在那一条倚山傍湖的曲径上时，迎面遇到前一阵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过的姓胡的经济系教授。他虽然还没有“解放”，仍然是一脸晦气；但他毕竟用不着到煤厂去集合了。在我当时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让我羡煞。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煤厂。对我们“反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是非常令人发怵的地方，无异于阎王殿。昨天的记忆犹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进去，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下马威。我随时准备着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上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舒服。觉得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着杀机。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请求，恩赐几个耳光，那样我才会觉得正常，觉得舒服。我只有把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一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右手执钢管制成的长矛一根。开口训话，讲了一大篇歪理。我们现在没有坐喷气式，能够清清楚楚地听懂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为不少，比如：“你们这一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梦想翻案！”他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是不吃素的！”这一点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为他们的长矛确实曾吃过几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个中学生的肉。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这吃肉的长矛不要吃到我身上来。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我们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一个耳光或用脚一踹，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上去猛揍一顿，鼻青脸肿，一声不敢吭，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拖人的原则，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里吓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没有成鸡。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队的押解下，排队登上了几辆敞篷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二百号。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又下车整队，只能有一辆车开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我们劳改的地方太平庄。从二百号到太平庄，还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队时，我们几个年老的黑帮被叫出队列。这次不是要杀鸡给猴看了，而是对我们加以优待。我们可以乘车到太平庄，其余的人都要步行。这次天恩高厚，实在出我意外。你能说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吗？我实在真是受宠若惊了。到了太平庄以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我不知道，这些平房是干嘛用的。现在早已荒废不用。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的土。好在我们此时已经不再像人。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同我们无关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我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还有我非常熟悉的国政系的一位姓赵的教授。他好像是从走资派起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程陪同”，一步没缺。我们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上一声，敢笑上一笑。我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我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我此时关心的决不是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只是想喝一点水。我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没有入口。天气又热，又经过长途跋涉，渴得难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里想的只是水 水 水。如果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梦想，“时来运转风雷动”，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镇啤酒，那就会赛过玉液琼浆了。“水，水，水”，我心里想。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我忽然想到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的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其中有一行是：Water，water，everywhere（水，水，到处都有）。这里指的是海水。到处有水，却是咸的，根本没法子喝。我此时连咸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干黄的尘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Water，water，nowhere（水，水，无处有水）。我坐在那里，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对于这个风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园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他们内心是胆怯的。其实我们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能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我们只是虔心默祷上苍，愿不吃素的长矛不要刺到我们身上，我们别无所求，别无所图。看了他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神气，心里觉得非常可笑。第三部分第33节 太平庄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大概是怕我们逃跑，试问在旷野荒郊中我们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气吗？也许是押解人员真正心慌。他们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到厕所去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我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我什么人都看不到，只好对空高呼：“报告！”在黑影里果然有了人声：“去吧！”此人必然是长矛在手，但是我没有见到人影。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此地风光真是秀美。当时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围全是树林，绿树成荫，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锦绣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平常时候，这样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必然会引起我的兴趣，大大地欣赏一番。但是此时，我只防备头上的棒子，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连影儿都没有了。也许真是积习难除，在满身泥污，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偶一斜眼，瞥见苍翠欲滴的树林，心里涌起了两句诗：栽秧燕山下慊然见绿林当年陶渊明是“悠然见南山”。我此时却是“悠然”不起来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关心人间的阶级斗争，不管人间怎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它依然显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吗？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此时，大队人马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第三部分第34节 特殊的幸福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第三部分第35节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但是，我们的希望又落了空。造反派的脾气我们还没有摸着。有一天，接到命令：回到学校去。我们在太平庄呆的时间并不长，反正不到一个月。返校就返校吧。反正我们已是“瘸子掉在井里，扶起来也是坐”，到什么地方去都一样。太平庄这二十来天，我不知道，在虐待折磨计划中占什么地位。回来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还会想出什么花样来继续虐待和折磨我们。到了学校，下车的地点仍然是渣滓洞阎罗殿煤厂。临走时给我们训话的那一个学生模样的公社头子，又手执长矛，大声训了一顿话。第二天，我们这一群黑帮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再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这几排平房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经过这里。我也曾在这里上过课。房子都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程度。屋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子破旧，有的又缺少玻璃，阻不住冬天的寒风。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一个炉子，也只能起“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总之，根据我在这里上课的经验，这个地方毫无可取之处。然而今天北大公社的头子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做牛棚，把我们关在这里。牛棚的规模是，东面以民主楼为屏障，南面以外文楼为屏障，西面空阔的地方，北面没有建筑的地方，都用苇席搭成墙壁，遮了起来。在外文楼与民主楼之间的空阔处，也用苇席围起，建成牛棚的大门。我们这一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久已荒废，地上湿气霉味直冲鼻官。监改者们特别宜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可以铺在地上挡住潮气。意思是让我们感恩戴德。这样的地方监改者们当然是不能住的。他们在民主楼设了总部，办公室设在里面，有的人大概也住在那里。同过去一样，他们非常惧怕我们这一群多半是老弱的残兵。他们打开了民主楼的后门，直接通牛棚。后门内外设置了很多防护设施，还有铁蒺藜之类的东西，长矛当然也不会缺少。夜里重门紧闭，害怕我们这群黑帮会起来暴动。这情况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可叹。在西边紧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座席棚，原名叫外调室。后来他们觉得这不够“革命”，改名为审讯室。在这里确审讯过不少人，把受审者打得鼻青脸肿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外文楼后面搭了一座大席棚，后来供囚犯们吃饭之用。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上就是这样。这里由于年久失修，院子里坑坑洼洼，杂草丛生，荒芜不堪。现在既然有我们这一批“特殊”的新主人要迁入。必须大力清扫，斩草铺地。这工作当然要由我们自己来做。监改人员很有韬略，指挥若定。他们把我们中少数年富力强者调了出来，组成了类似修建队的小分队，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其余的老弱残兵以及一些女囚徒则被分配去干其他的活。工地上一派生气勃勃的劳动气氛。同任何工地不同之处则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敢说说笑笑，都是囚首丧面，是过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劳动大军。我原来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平房现在已经拆掉）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成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有一丈多高，人们是无法爬出来的。原来是毫无阻拦的通道，现在则俨然成了铁壁铜墙，没有人胆敢跨越一步了。席棚搭完，我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我们被调去的人，谁也不敢偷懒耍滑。我们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觉悟特别高。我们只害怕有意外的横祸飞临自己头上。这时候，监改人员手里都不拿着长矛了，同在太平庄时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太平庄地处荒郊野外，而此处则是公社的大本营，用不着担心了。我们心里也清楚：虽然他们手里没有长矛，但大批的长矛就堆在他们在民主楼内的武器库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手的。而且他们现在手中都执有木棒。他们的长矛是不吃素的，他们的木棒也不会忌荤的。我的担心并没有错。西语系教法语的一位老教授，当时岁数总在古稀以上。他眼睛似乎有点毛病，神志好像也不那么清醒，平常时候就给我以痴呆的印象。他大概是没有到太平庄去经受大的洗礼；在被批斗方面，他也没有上过大的场面，有点闭目塞听，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长矛不吃素的感性认识。现在也被调来用铁锹捣地。在干活的时候，手中的铁锹停止活动了一会儿。他哪里知道，监改人员就手执木棒站在他身后。等到背上重重挨了一棒，他才如梦方醒，手里的铁锹又运转起来了。这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插曲一过，天下太平，小小的审讯室里响彻铁锹砸地的声音，激昂而又和谐，宛如某一个大师的交响乐了。劳改大院终于就这样建成了。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子向南的一排平房子的墙上，用白色的颜料写上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一个字比人还高，龙飞风舞，极见功力。顿使满院生辉，而且对我们这一群牛鬼蛇神极有威慑力量，这比一百次手执长矛的训话威力还要大。我个人却非常欣赏这几个字，看了就心里高兴，窃以为此人可以入中国书谱的。我因此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锻炼了书法，打人锻炼了腕力，批斗发言锻炼了诡辩说谎，武斗锻炼了勇气。对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你能说十年浩劫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第三部分第36节 文字之国此外，我还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是万分正确的，他说中国是文字之国。这种做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汉朝有“霄寐匪祯，扎闼宏庥”，翻成明白的话就是“夜梦不祥，出门大吉”。只要把这几个字往门上一写，事情就“大吉”了。后来这种文字游戏花样繁多，用途极广，什么“进门见喜”、“吉祥如意”等等，到处可见。连中国的鬼都害怕文字，“泰山石敢当”是最好的例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此风未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只要写上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服不服务，那是极其次要的事情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属于这种情况。八个字一写，我们这一群牛鬼蛇神，就仿佛都被横扫了。何其简洁！何其痛快！从此以后，我们这一群囚徒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第三部分第37节 牛棚生活我们亲手把牛棚建成了，我们被“请君入瓮”了。牛棚里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学家不是宣传过“到处有生活”吗？但是，现在要来谈牛棚生活，却还非常不容易，“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考虑了好久，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学一学过去很长时间内在中国史学界最受欢迎，几乎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以论带史”的办法，先讲一点理论。但是我这一套理论，一无经可引，二无典可据，完全是我自己通过亲身体验，亲眼观察，又经过深思熟虑，从众多的事实中抽绎出来的。难登大雅之堂，是可以肯定的。但我自己则深信不疑。现在我不敢自秘，公之于众，这难免厚黑之诮，老王卖瓜之讽，也在所不顾了。我的理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可名之为“折磨论”。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这一条纲贯彻始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左右一切。至于这一条纲的心理基础，思想基础，我在上面几个地方都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谈了。从“打倒”抄家开始，一直到劳改，花样繁多，令人目迷五色，但是其精华所在则是折磨人。在这方面，他们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最初对于折磨人，虽有志于斯，但经验很少，办法不多。主要是从中国过去的小说杂书中学到了一点。我在本书开头时讲到的《玉历至宝钞》，就是一个例子。此时折磨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原始、生硬、粗糙，并不精美、完整。比如打耳光，用脚踹之类，大概在原始社会就已有了。他们不学自通。但是，这一批年轻勤奋好学，接受力强，他们广采博取，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正如在战争中武器改良迅速，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时新日异，无时不在改进、丰富中。往往是一个学校发明了什么折磨人的办法，比电光还快，立即流布全国，比如北大挂木牌的办法，就应该申请专利。结果是，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由粗至精，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寡及众，折磨人的办法就成了体系，光被寰宇了。如果有机会下一次再使用时，那就方便多了。我的“论”大体如此。这个“论”“带”出了什么样的“史”呢？这个“史”头绪繁多。上面其实已经讲了一些。现在结合北大的“牛棚”再来分别谈上一谈。据我看，北大黑帮大院的创建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下面分门别类来谈。（一）正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这一群被抄家被“打倒”的罪犯应该怎样命名呢？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我们曾被命名为“黑帮”。但是，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其名不雅驯。我们曾被叫做“王八蛋”；但是，此名较之“黑帮”，更是“斯下矣”。我们曾被命名为“反革命分子”。这确实是一个“法律语言”；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被普遍采用。此外还有几个名，也都没有流行起来。看来这个正名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地解决。现在黑帮大院已经建成了，算是正规化了，正名便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初搬进大院来的时候，每一间屋的墙上都贴着一则告示，名曰“劳改人员守则”。里面详细规定了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矩，具体而又严厉。样子是出自一个很有水平的秀才之手。当时还没有人敢提倡法治。我们的“革命”小将真正是得风气之先，居然订立出来了类似法律的条款，真不能不让我们这些被这种条款管制的人肃然起敬了。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这些小智者也有了“一失”，失就失在正名问题上。《劳改人员守则》贴出来大概只有一两天就不见了，换成了《劳改罪犯守则》。把“人员”改为“罪犯”，只更换了两个字，然而却是点铁成金。“罪犯”二字何等明确，又何等义正辞严！让我们这些人一看到“罪犯”二字，就能明确自己的法律地位，明确自己已被打倒，等待我们的只是身上被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这一群从来也不敢造反的秀才们，从此以后，就戴着罪犯的帽子，小心翼翼，日日夜夜，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把我们全身，特别是脑袋里的细胞，都万分紧张地调动到最高水平，这样来实行劳改。我有四句歪诗：大院建成，乾坤底定。言顺名正，天下太平。（二）我们的住处关于我们的住处，我在上面已经有所涉及。现在再简略地谈一谈。“罪犯们”被分配到三排平房中去住。这些平房，建筑十分潦草，大概当时是临时性的建筑，其规模比临时搭起的棚子略胜一筹。学校教室紧张的时候，这里曾用作临时教室。现在全国大学都停课闹革命已经快两年了。北大连富丽堂皇的大教室都投闲置散，何况这简陋的小屋？所以里面尘土累积，蛛网密集，而且低矮潮湿，霉气扑鼻。此地有老鼠、壁虎，大概也有蝎子。地上爬着多足之虫，还有土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总之，低矮潮湿之处所有的动物，这里应有尽有。实际上是无法住人的。但是我们此时已经被剥夺了“人”籍，我们是“罪犯”。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住，都是天恩高厚。我们还敢有什么奢望！第三部分第38节 遍体鳞伤最初几天，我们就在湿砖地上铺上席子，晚上睡在上面，席子下面薄薄一层草实在挡不住湿气。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子成堆。每个人都被咬得遍体鳞伤，奇痒难忍。后来，运来了木头，席子可以铺在木头上了。夜里每间房子里还发给几个蘸着敌敌畏的布条，悬挂在屋内，据说可以防蚊。对于这一些“人道”措施，我们几乎要感激涕零了。这时候，比起太平庄来，劳动“罪犯”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至少扩大了一倍。其中原因我们不清楚，也不想清楚，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观察了一下，陆平等几个“钦犯”，最初并没有关在这里，大概旁处还有“劳改小院”之类，这事我就更不清楚了。有一些新面孔，有的过去在某个批斗会上见过面，有一些则从没有见过面，大概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新“揪”出来的。事实上，从入院一直到大院解散，经常不断地有新“罪犯”参加进来。我们这个大家庭在不断扩大。（三）日常生活牛棚里有了《劳改罪犯守则》，就等于有了宪法。以后虽然也时常有所补充，但大都是口头的，没有形诸文字。这里没有“劳改罪犯”大会，用不着什么人通过。好在监改人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官方的称呼？—出口成法，说什么都是真理。在“宪法”和口头补充法律条文的约束下，我们的牛棚生活井然有序。早晨六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正中，发号施令。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很少手执长矛，大概是觉得此地安全了。跑步算不算体育锻炼呢？按常理说，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除了干体力活以外，谁也不允许看一点书，我们的体育锻炼已经够充分的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再说我们“这一群王八蛋”已经被警告过，我们是铁案如山，谁也别想翻案。我们已经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身体锻炼不锻炼完全是无所谓的。惟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我发现的“折磨论”。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我们在整天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百多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谁也不敢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的“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当时“劳动罪犯”的生活费是每月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即使让我买，我能买得起吗？靠这一点钱，我们又怎样“生”，怎样“活”呢？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我们无份。我们只能在楼外树底下，台阶上，或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我们无关，只能吃点盐水拌黄瓜，清水煮青菜之类。整天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没有。我们只能同窝头拼命，可是我们又哪里去弄粮票呢？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我们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了活，不管是多脏多累，一律到劳改大院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队长分配牛马一样。分配完了以后，工人们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边颐指气使。解放后的北大工人阶级，此时真是踌躇满志了。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忘记的。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是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我们被叫到办公室去，先喊一声：“报告！”然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惩罚如上。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而且脑袋里除了数学公式之外，似乎什么东西也挤不进去。连据说有无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经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眼下鼓起两个肿泡。我颇有兔死狐悲之感。背语录有什么用处呢？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罪犯”都是花岗岩的脑袋瓜，用平常的办法来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于是就借用了耶稣教查经的办法，据说神力无穷。但是，我很惭愧，我实在没有感觉出来。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监改人员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会有这样的威力，他们自己也并背不熟几条语录。连向“罪犯”提头时，也往往出现错误。有时候他提了一个头，我接着背下去，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过一两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没有发现。我此时还没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蒙混过了关。我如真愚蠢到起来“自首”，那么监改人员面子不是受到损害了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第三部分第39节 爆炸的程度从此，我们就边干活，边背语录。身体和精神都紧张到要爆炸的程度。至于我参加的劳动工种，那还是非常多的。劳动时间最长的有几个地方。根据我现在的回忆，首先是北材料厂。这里面的工人都属于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拥护“老佛爷”的。在“劳改罪犯”中，也还是有派别区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时候会有不同。我在这里，有两重身份，一是“劳改罪犯”，二是原井冈山成员。因此颇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训斥的机会多了一点。我们在这里干的活，先是搬运耐火砖，从厂内一个地方搬到小池旁边，码了起来。一定要码整整齐齐，否则会塌落下来。耐火砖非常重，砸到人身上，会把人砸死的。我们“罪犯们”都知道这一点，干起活来都万分小心谨慎。耐火砖搬完，又被分配来拔掉旧柱子和旧木板上的钉子。干这活，允许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们简直是享受天福了。厂内的活干完了后，又来到厂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边，去搬运沙子，从一堆运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厂我大概干了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几句，在这里干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都各有安排，情况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谈了。我从北材料厂又被调到学生宿舍区去运煤。现在是夏天，大汽车把煤从什么地方运到学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着，堆成煤山，以减少占地的面积。这个活并不轻松，一是累，二是脏。两个老人抬一筐重达百斤以上的煤块或煤末，有时还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难的。大风一起，我们满脸满身全是煤灰。在平常时候这种地方我们连走进都不会的。然而此时情况变了。我们已能安之若素。什么卫生不卫生，更不在话下了。同我长时间抬一个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监督劳动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低声对我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我们将来的出路，不外是到什么边远地区劳改终生了。”这种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呢？以后，我的工种有过多次变化。我曾随大队人马到今天勺园大楼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过石头，挖过稻田。有一次同西语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着一个工人，到学生宿舍三十五楼东墙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这次工人师傅亲自下了手，我们两个老头只能算是“助教”，帮助他抬抬洋灰包，递递铁锹。这位工人虽然也绷着脸，一言不发。但是对我们一句训斥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心里实在是铭感五内。十年浩劫以后，我在校园里还常见到他骑车而过，我总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背影渐渐消逝。此外，我还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干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类，这里不一一叙述了。既然叫做“劳改”，劳动当然就是我们主要的生活内容。不管是在劳动中，还是在其他活动中，总难避开同监改人员打交道。见了他们，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从不许抬头，这已经是金科玉律。往往我们不知道，站在面前谈话的是什么人。但是对方则一张口就用上一句“国骂”，这同美国人见面时说“hello！”一样，不过我们只许对面的人说而已。监改人员用的词汇很丰富，除了说“妈的”以外，还说“你这混蛋！”、“你这王八蛋！”等等，词彩丰富多了。如果哪个监改人员不用“国骂”开端，我反而觉得非常反常，非常不舒服了。（四）晚间训话我先郑重声明一句：这是劳改监改人员最伟大的最富有天才的发明创造。在我上面谈“劳改罪犯”的日常生活时，曾谈过监改人员在管理“劳动罪犯”时的许多发明创造。这些监改人员，除了个别职员和一些工人以外，有一多半是学生。这些学生平常学习成绩怎样，我说不清楚。但在管理劳改大院时的表现，我作为一个老师，却不能不给他们打很高的分数。过去我们的教学颇多脱离实际的地方。这主要由教学制度负责，我们当教员的也不能辞其咎。在劳改大院里，他们是完全联系实际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组织的才能，管理的才能，训话的才能，说歪理诡辩的才能，株连罗织的才能，等等，简直说也说不完。再加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果断和勇气，说打人伸手就打，抬脚就踢，丝毫也不游移迟疑，我辈老师实在是望尘莫及。但是，他们发明创造的天才表现得最最突出的地方，却是晚间训话。什么叫“晚间训话”呢？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面训话，这个人好像是上边来的，不是我们在大院里常碰到的那些人，他大概是学校公社的头子之一。这个训话者常换人，个中详情我说不清楚。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它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是没有多少的，讲大道理必然每天重复。他们的训话是属于“折磨学”的，是这一门学问的实践。训话者每天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我们满头都是，如果真正没有，他们还可以栽在你头上嘛。小辫的来源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我们每天的书面思想汇报中一些所谓“问题”。我们劳动都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并不是由于我们“觉悟”高，而是由于害怕拳打脚踢。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不定哪一个“棚友”今天要倒霉，让监改人员看中了。到了晚间训话时，就给你来算账。至于写书面的思想汇报，那更是每天的重要工作。不管我们怎样苦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这个刀笔师爷之国，挑点小毛病是易如反掌的。中国历史上这类著名的例子多如牛毛。清朝雍正皇帝就杀过一个大臣，原因是他把“朝乾夕惕”，为了使文章别开生面，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二者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颂圣”之句。然而“龙颜大怒”，结果丢掉了脑袋。我们监改人员的智商要比封建皇帝高多了。他们反正每天必须从某个“罪犯”的书面汇报中挑点小毛病。不管是谁，只要被他们选中，晚间训话时就倒了大霉。第三部分第40节 “罪犯”们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这种事情我一生经历多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只有一件极小极小的小事，却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就是我将来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其他“罪犯”站在这一间房子的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有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两只脚—一千只脚是踏不上的，这只不过是修词学的夸大而已，用不着推敲，这也属于我所发现的“折磨论”之列的。这样的景观大概只有在十年浩劫中才能看到。我们不是非常爱“中国之最”吗？有一些“最”是颇有争议的；但是，我相信，这里决无任何争议。因此，劳改大院的晚间训话的英名不胫而走，不久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成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头的景观。简直可以同英国的白金汉宫前每天御林军换岗的仪式媲美了。每天，到了这个时候，站在队列之中，我一方面心里紧张到万分，生怕自己的名字被点到；另一方面在低头中偶一斜眼，便能看到席棚外小土堆上，影影绰绰地，隐隐约约地，在暗淡的电灯光下，在小树和灌木的丛中，站满了人。数目当然是数不清的。反正是里三层外三层地人不在少数。这都是赶来欣赏这极为难得又极富刺激性的景观的。这恐怕要比英国戴着极高的黑帽子，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御林军的换岗难得得多。这仪式在英国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而在中国首都的最高学府中只持续了几个月。这未免太煞风景了。否则将会给我们旅游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惋惜的是，我们晚间训话的棚外欣赏者们，没有耐性站到深夜。如果他们有这个耐性的话，他们一定能够看到比晚间训话更为阴森森的景象。这个景象连我们这个大院里的居民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偶尔有一夜，我出来小解，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里一些树下都有一个人影，笔直地站在那里，抬起两只胳臂，向前作拥抱状。实际上拥抱的只是空气，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棚友已经站在那拥抱空虚有多久了。对此我没有感性认识，我只觉得，这玩意儿大概同喷气式差不多。让我站的话，站上一刻钟恐怕都难以撑住。棚友们却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了，更不知道将站到何时。我们棚里的居民都知道，在这时候，什么话也别说，什么声也别出。我连忙回到屋里，在梦里还看到一些拥抱空虚的人。（五）离奇的规定在黑帮大院里面，除了有《劳改罪犯守则》这一部宪法以外，还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头的法规。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几句。现在再选出两个典型的例证来说上一说。这两个例证：一是走路不许抬头，二是坐着不许翘二郎腿。我虽不是研究法律的学者，但是在许多国家呆过，也翻过一些法律条文；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一个人走路不许抬头的规定。除了生理上的歪脖子以外，头总是要抬起来的。但是，在北京大学的劳改大院里，牢头禁子们却规定“罪犯”走路不许抬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出这个极为离奇的规定来的。难道说他们读到过什么祖传的秘典？或者他们得到了像《水浒》中说的那种石碣文？抑或是他们天才的火花闪耀的结果？这些问题我研究不出来。反正走路不许抬头，这就是法律，我们必须遵守。除了在个人的牢房里以外，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院内，还是在院外，抬头是禁止的。特别在同牢头禁子谈话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抬头看他一眼的。如果哪一个“罪犯”敢于这样干，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我站在牢头禁子面前，眼光总是落在地上，或者他的脚上，再往上就会有危险。他们穿的鞋，我观察得一清二楚，面孔则是模糊一团。在干活时，比如说抬煤筐，抬头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再不允许抬头，活就没法干了。有一次，我们排队去吃饭，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我稍稍抬了一下头，时间最多十分之一秒。然而押送我们到食堂的监改人员立即作狮子吼：“季羡林！你老实点！”我本能地期望着脸上挨一耳光，或者脚上挨一脚。幸而都没有，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老实”了。至于翘二郎腿，那几乎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习惯。因为这种姿势确实能够解除疲乏。但是在劳改大院里却是被严厉禁止的。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有关袁世凯的记载，说他一生从来不翘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双腿并拢，威仪俨然。这也许是由于他是军人，才能一生保持这样坐的姿势。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都是平常的人，不是洪宪皇帝，怎么能做得到呢？第三部分第41节 不大不小的事情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我们“罪犯”们已经丢掉了笑的本领。笑本来是人的本能，怎么竟能丢掉了呢？这个“丢掉”，不是来自“劳改宪法”，也不是出自劳改监督人员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觉自愿”。试问，在打骂随时威胁着自己的时候，谁还能笑得起来呢？劳改大院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笑声的，有的话，就是来自牢头禁子的口中的。在寂静如古墓般的大院中，偶尔有一点笑声，清脆如音乐，使大院顿时有了生气。然而，这笑声会在我们心中引起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在我耳中心中，这笑声就如鸱鸮在夜深人静时的狞笑，听了我浑身发抖。第三部分第42节 无师自通（六）设置特务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七）应付外调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山东“国骂”，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八）连续批斗被囚禁在牛棚里，每天在监改人员或每天到这里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我一下子就想到农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每天向农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们现在同牛的差别不大。牛只是任人牵走，不会说话，不会思想；而我们也是任人牵走，会说话而一声不敢吭而已。但是劳动并不是我们现在惟一的生活内容，换句话说，并不是惟一的“改造”手段。我们不总是说“劳动改造”吗？我一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极为难得的实践，我却仍然认为，这种“劳动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体，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灵魂。它只能让“犯人”身上起包，让平滑的皮肤上流血，长疤；却不能让“犯人”灵魂中不怒气冲冲。劳动不行怎么办呢？济之以批斗。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批斗单轨制。劳动改造以后，则与批斗并行，成了双轨制。批斗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残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体来改造，与劳改伯仲之间而已。但是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辈“罪犯”选择的话，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因此，我们虽然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我们已经被分配好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一个单位，由于某一个原因—其中并不排除消遣取乐的原因—，要批斗我们“罪犯”中的某一个人了。戴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立即奉命来“黑帮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大院的“办公厅”。由负责人批准批斗。过了或长或短的时间，被批斗者回来了。无人不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间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第三部分第43节 “老佛爷”至于有多少人这样被押出去批斗，我没有法子统计。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犯”。我作为一个原井冈山的勤务员，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在不赦。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我每天早饭之后，都在提心吊胆，怕被留下，不让出去劳动。我此时简直是如坐针毡，度秒如年，在牢房里，坐立不安。想到“棚友”们此时正在某处干活，自由自在，简直如天上人。等待着自己的却是一场说不定是什么样的风暴。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走进大院，监改人员就把我叫到对着劳改大院门口的一座苇席搭成的屏风似的东西前面——屏风上有许多字，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了—，低头弯腰，听候训示：“季羡林！好好地去接受批斗！”好像临行时父母嘱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气！”在这期间，我被押去批斗的地方很多，详细情形我不讲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礼如仪”。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号，接着是胡说八道，胡诌八扯的所谓批斗发言。紧张的时候，也挨上两个耳光。最后又在“打倒”声中一声断喝：“把季羡林押下去！”完了，礼仪结束了。我回到大院，等于回到自己家里，大概也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斗我在上面谈到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斗“鬼”。因为我当时还不是“鬼”，没有资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听到遥远处闹声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时这个日期已经被规定为“纪念日”，又大规模地斗了一次“鬼”。因为我仍然没能争取到“鬼”的资格，幸免于难。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经被打成了“鬼”，并已在黑帮大院中住了一个多月。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沉重的灾难，是好久没有过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头禁子们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个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在列队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老工作人员。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次斗鬼的出席人员是由各系所单位确定的。这一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我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颜悦色。我简直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我们这一伙“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当人来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使我终生难忘。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人声也更嘈杂了，砖头瓦块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上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痛定思痛，我回忆了一下今天大批斗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热闹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斗，天天都有，到处都有。根据心理学的原理，越是看惯的东西，就越不能引起兴趣。那些小批斗已经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今天的大批斗却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轰动燕园了。（十）棚中花絮这里的所谓“花絮”，同平常报纸上所见到的大异其趣。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名称，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又由于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隐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这样的书。1 图书馆学系一教授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我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第三部分第44节 思想汇报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2 法律系一教授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3 东语系一个女教员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华。”“哪一个‘华’呀？”“中华民国的‘华’。”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个“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严神圣的、代表“聂”记北大革委会权威的劳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为“中华民国”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非严惩不可！立即给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天才的牢头禁子，忽然异想天开，把她带到一棵树下。这棵树长得有点奇特：有一枝从主干上长出来的支干，是歪着长的。她被命令站在这个支干下面，最初头顶碰到树干。牢头禁子下令：“向前一步走！”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时她的头必须向后仰。又下了一个口令：“向前一步走！”此时树干越来越低，不但头必须向后仰，连身子也必须仰了。但是，又来了一个口令：“向前一步走！”此时树干已极低。她没有练过马戏，腰仰着弯不下去。这时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子，向后弯着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她连一分钟也保持不了。在浑身大汗淋漓之余，软瘫在地上。结果如何，用不着我讲了。我觉得，牢头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位女教员却是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