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广场重建工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赫伯·斯特茨冲破重重阻碍后的平静与坚持。“没有他的领导和热心，绝不会取得如此进展。”市长说道。他对第3选择思维模式的形成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值得赞扬的是，政府领导者们最终通过了将时代广场改造成一个商业中心这一大规模计划。坦白说，这需要巨额的投资。丽贝卡·罗伯逊和道格拉斯·德斯特一直对此争论不已，双方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情感才看到一个比他们各自的方案更好的解决方法。幸运的是，两人都愿意抛开长久以来的偏见，这一新的愿景让他们感到惊奇、激动。共享成功的标准有助于时代广场复兴计划中所有利益相关者们表达他们对未来最大的向往和想象。以下是其中的部分标准：·新时代广场必须发扬旧时代广场以“奢华和情色”著称的戏剧神话，打造城市娱乐中心。以科拉·察罕开创性地将儿童剧院移植到这里为开端，39家专业剧院中的一些剧院也开始重建。·必须重建城市的媒体中心。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将日夜播放新闻、广告以及在时代广场工作室录制的美国广播公司的作品。这里将是音乐电视（MTV）以及出版顶级杂志《风尚》、《纽约客》、《智族》以及《名利场》的康泰纳仕出版集团的总部。·必须免费开放可以容纳数百万游客的通道入口、新的地铁车站和公园。·尽管坐落于商业区，建筑风格必须先锋、前卫，但同时要庄严。到访新时代广场的游客可以证明，如今的一切早已超越了当初的设想。第3选择的建筑当道格拉斯·德斯特计划建造时代广场4号时，社区民众对他的建立48层摩天大楼的提议感到惊诧。它将成为纽约市另一个毫无个性的美嘉影院吗？它会终结时代广场之前声誉欠佳的形象吗？作为一名有权有势的房产大亨，德斯特本可以对这些担忧充耳不闻，但是他没有。他聘请的建筑师福克斯和福尔都以独创性和环保设计而闻名。在认真听取时代广场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后，设计师们提出一套具有挑战性的成功标准和方案。新建筑必须同周围看起来与文化冲突的事物协同：商业需求与美国娱乐中心对形象标志的期望协同。为了获得成功，建筑物的构造必须满足以下要求：·呈现优雅的特色，与曼哈顿市中心以及布莱恩特公园商务区的氛围契合。·反映时代广场剧院繁荣、标识鲜明以及游客如织的热闹景象。·顺应环境的变化，彰显社会责任感，最大可能采取绿色环保措施。·吸引零售业驻入较低楼层，与新时代广场的顾客友好理念相一致。就像盲人摸象试图给大象下定义那样，每一组利益相关者的心中都对时代广场的建设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尽管每一个想法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最终还是由设计者做出决定。建筑物既要有活力又要庄严，怎样才能同时满足这些标准呢？建筑师的答案——将多种风格完美地拼接在一起——是协同的典范。面向热闹的时代广场那一面，建筑物全部由铂金和凸面玻璃建成，正面是巨大的电子显示屏。而面向市中心的那一面，建筑物则全部是灰白色的砖石砌成，看起来像银行一样。整个建筑物就是一个第3选择的结果。建筑物最迷人的一个特点是无形的，它是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座“绿色”摩天大楼。48个楼层是由巨大的燃料电池提供电能的，油箱释放的热气为整栋建筑的水加热。特别设计的轴和管道可以过滤空气，使办公大楼的无尘空气由常规的35%上升至85%。天然气冷却装置替代耗电的空调为建筑物降温，节省了20%的电能。更多的电能来自于环绕顶部19个楼层的太阳能电池板。尽管时代广场4号消耗的能源比预期的要多，但它仍然比纽约市办公大楼的平均消耗量少1/3。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建筑物表面耗电的电子显示屏通宵闪亮。这些显示屏中最耀眼的当属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一个位于时代广场楔形光顶端的7层楼高的圆柱形电子屏。经过数十年的恢复、革新之后，如今的时代广场始终名列美国最吸引游客的景点名单榜首。飞速发展的商业给纽约市创造2.4万个新工作岗位，带来4亿美元的新收益。高犯罪率一度使之成为纽约市最差的街区，如今已是最好的街区之一。1984年重罪案件为2300起（每天超过6起），1995年时不到60起。2000~2010年，整体犯罪率下降了50%。时代广场的复兴史实际上彰显了人们改造社会的意志、纪律和必备品质。人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最差的改造成最好的，而人们确实成功做到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极端保守的商人、社会活动家、环保主义者、银行家、乐队指挥、餐馆老板、公务员以及私营企业主。一些人支持政府，另一些人则反对政府。最终，自由—保守拥护者并未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多样化的思想汇集为同一个愿景时，协同精神将影响其中每一个人。犯罪的终止犯罪是威胁这个世界的令人震惊且让人痛苦的现实。犯罪的影响看得见、有一定的独特性且是真实发生的，各警局领导都熟知这些。最近的犯罪数据反映了一些发人深省、令人压抑的现实：·全球每年超过160万人因暴力犯罪而丧生。暴力是引起全球15~44岁的人丧生的首要原因，在引起男性死亡的原因中占14%，在女性中占7%。相对于因遭受暴力侵害而死亡的人，更多人因暴力行为受伤，遭受着身心折磨。而且，暴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些国家每年都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弥补医疗、执法以及生产方面的损失。·全球每年发生的政治恐怖犯罪案件超过1万起，其中包括绑架、伤害和谋杀。每年将近6万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美国每年的暴力犯罪案件将近130万起，加上900万起财产犯罪，累计损失超过150亿美元。犯罪发生频率如下：每32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每2分钟发生一起强奸案，每55秒发生一起抢劫案，每7秒发生一起重度袭击案，每2秒发生一起盗窃或偷窃案。·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在全球15~64岁的人口中，大约有5%，即约2亿人口滥用毒品，全球可能有多达3800万的吸毒者。·在拉丁美洲，暴力是目前引起死亡的五大原因之一。在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暴力是引起死亡的最主要原因。·麦咖啡首席执行官戴维·德瓦特指出，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105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非法毒品贸易总值。第35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3)·白领金融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其他类型的犯罪相形见绌。无人知晓真正的数字，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估计每年介于3000亿~6000亿美元。·20世纪末，犯罪给美国造成的经济负担的年净值超过了17000亿美元。难以想象现在的负担有多重。毫无疑问，这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数据每年都有升有降，但它们却是令人沮丧的必然事实。它们导致心灵破碎、生活起伏不平、人际关系破裂，给人们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痛，这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剧痛。我们用数据来权衡犯罪，对犯罪习以为常并学会接受犯罪。我们说，犯罪将永远伴随我们。面对这一根源性挑战，我们试图消除这些犯罪行为。过去，我们尝试了大多数强硬手段——一种“快速修复”、打击犯罪的手段。由于美国全国性打击犯罪行动和长期的强制监禁，美国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自1980年以来迅猛上涨，从大约33万人增加到200万人以上。刑法系统的开支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种强硬手段是否真的减少犯罪了呢？美国大学的詹姆士·P·林奇和威廉·J·萨博尔评论道：“监禁手段的大量增加不能达到大幅减少暴力犯罪的预期目标。”很多专家认为，采取强硬手段事实上导致犯罪分子犯下更多罪行，因为强硬措施使他们感觉受到了羞辱与蔑视，令他们感觉自己完全与社会隔离，并且摧毁了他们改过的潜能，让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与强硬手段相对应的是“软方法”。虽然没人想要被贴上“对犯罪示弱”的标签，但此种方法的目的在于破坏犯罪产生的条件。这个方法的初衷当然非常合理，但方法拥护者的所作所为却并没有破坏犯罪形成的条件。他们做的要么太多，要么太少。例如他们回购枪支，但调查显示，此举并没有降低犯罪率。又如，他们抱怨说除非我们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消除贫穷、文盲和经济不公平，否则我们对于犯罪行为就无能为力。但问题是，犯罪正在发生，生命正在受到摧残。保守派认可强硬手段，而自由派则支持软方法。但这种以意识形态来区分的方法在这里并不适用。我们必须忽略这种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思维模式，因为关于犯罪的各种传统想法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都无法进行下去。著名的犯罪学家劳伦斯·W·谢尔曼解释道：“人们关于犯罪的辩论中，常常将预防和惩罚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把针对犯罪所采取的‘软方法’和‘硬措施’放在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极端；没有这样的两分法……这样会导致政策决策更多地根据情感诉求来制定，而不是根据能够提高有效性的确凿证据来制定。”由于这种两种方法的思维模式，犯罪猖獗的社会所带来的剧痛持久存在，无法消除。我们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才能取得相反的结果，所以一定要有第3选择。第3选择的警务1985年6月23日，印度航空公司从多伦多飞往新德里的182航班在爱尔兰海上空发生爆炸，导致300多人丧生。经过追踪发现，炸弹是有人放在行李中，但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通过了安检。因此，调查者将目标锁定于里士满（温哥华郊区）的一群锡克教分裂分子。这场爆炸源于印度政府和锡克教恐怖分子之间的持久战争，因为后者想要争取旁遮普的独立。这一可怕的犯罪竟然根源于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内战，这个事实令太平洋沿岸的人们震惊不已，住在温哥华的锡克教徒超过10万。分析者后来得出结论，如果温哥华的警察一开始就信任锡克教社区，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情报来阻止爆炸事件的发生。不仅加拿大这样，全球都该如此：对付犯罪的措施不只是执行法律，在犯罪事实发生后追捕罪犯。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一个以相互尊重和富有同情心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这需要创造性的第3选择思维，即沃德·克拉彭所遵循的思维模式。克拉彭是一名有30年经验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现已退休。沃德常身穿红色外套，头戴帽子，身材高大伟岸。他为自己是一名加拿大骑警深感自豪，而且他也应该感到自豪，这是我所知道的所有警局中唯一一个在其远景宣言中提到“积极行动”的警局。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维持和平”，这个概念比简单地执法要意义深远。刚开始工作时，沃德是加拿大北部的一名年轻巡警。有天他和当地原住民儿童聊天，问他们认为警察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回答：“你是一个捕猎者，在灌木丛里面等待，然后把我们的爸爸妈妈抓到监狱里。”沃德了解了，那些孩子怕他，这个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他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阅读与那些问题青少年有关的文件，但接连不断地阅读文件让他感到气馁。他知道这些青少年中将有很多人最终会入狱或者接受更糟糕的判决。而且，他因没人注意该采取些措施来阻止这样的结果而感到困扰。这是个艰巨的挑战，强硬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学校、教堂和政府为该怎么做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无法不采取措施，“这就好像你在瀑布的上游，看着人们在水里挣扎。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感到无助”。他被派到亚伯达的一个小镇后，发现那里的居民对于失控的青年感到气愤。有一天，他接到一通愤怒的电话，说是一些小孩在马路中央玩曲棍球造成交通堵塞。他在巡警车里喊话，下了车，站在垂头看地面的小孩子面前。他们之前已经被警告过了，他知道他们此时非常害怕。当时，“维持和平”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在这样的场景下，他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和平呢？不是通过关押这些不守规矩的孩子而获得暂时的、虚假的和平，而是获得持久的和平。因此，他说：“我让你们自己选择，要么我给你们所有人开一张交通罚款单，要么让我和你们一起玩曲棍球。”这些孩子惊呆了。接着就出现了一名警官抓着曲棍追着一个冰球跟孩子们一起嬉笑的场景。他那顶令人印象深刻的帽子被风吹掉，堵在马路上的人们愤怒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很多因此而遭受一时不便的人们投诉了他，但自此以后，他与镇上那些孩子的关系却改变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沃德不断以第3选择的积极思维模式让那些公民以及他的上司感到出乎意料。另一个镇上的店主经常因为向未成年人售烟而被起诉，而且惩罚相当严厉。沃德去找法官，请求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尝试使用一种不一样的解决方法：如果店家能够在自己的店里开课宣传禁烟的话，就取消对其的惩罚。这个方法听起来相当疯狂，但店家乐意去做，因此商店员工和附近的年轻人很快就知道了吸烟的危害。因此，向未成年人售烟的现象大大地减少了。对于沃德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多年轻人再也不会犯烟瘾了。沃德看到了犯罪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看到问题的表现。他说，“我们要么继续在瀑布底下收拾破碎的尸体，要么第一时间在瀑布的上游阻止他们”，而这需要运用第3选择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虽然这让我们感到羞耻——仅仅接受这个事实，即犯罪和暴力将继续成为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生活方式，但我说了，‘不，不是的，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快，沃德就晋升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里士满市分局局长，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大约为17.5万。里士满和温哥华有着庞大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所以无法明确区分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边界。里士满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南亚或东印度，尖锐的种族矛盾和经济差异导致年轻人处于一个艰难的环境里。他发现这里有着最典型的城市警察部门，“是一种发生事故后拨打911的治安模式”。警察的工作就是抓坏人，让孩子们远离街道。那种可以预防犯罪的人际关系模式还未建立起来。于是，沃德决心与下属一起协作改变这种心态，打造一种新的文化：警察是在警校接受训练的，所以你的工具包里唯一能用的工具就是执行法律。“我们也执法”，但我开始尝试让他们拓展自己的思维，我问他们作为一名“和平警员”意味着什么。我们谈到了150年前在伦敦组建第一家警局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他曾经说过，警察是维持和平的。我们莫名其妙地从维持和平变成了执行法律，但我们还有机会让警务回归到维持和平的领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民社会，达到终止犯罪行为的目的。“终止犯罪”的概念是真正的第3选择思维。我们不是要向犯罪发起外部战争，而是要终止犯罪！我们要阻止它，这有可能吗？或许吧，但需要我们像沃德一样，不再觉得阻止犯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工作，而是要意识到它就是工作的全部。预防的名声不佳。对大多数人来说，预防意味着所有能够阻止犯罪的、类似瀑布上游的事情。这需要社会的巨大改变，要消除贫困，要有更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些事情很好，但任务太繁重，因此，警察工作就被默认为捉拿麻烦制造者。让公民远离麻烦不是我们的工作，但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不仅关乎你在瀑布上游所做的事情，虽然那很重要。我们所要建议的是，对于警察工作来说，阻止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连续行动，包括上游、中游和下游。这非凡的第3选择洞察力改变了一切。不管是在麻烦到来之前、到来之时还是到来之后，你都可以做点事情——可控制的事情。沃德的思维改变了里士满的执法理念，他没有忽视调查和执法，同时他还为避免犯罪的发生以及防止更多的犯罪而不遗余力地推动协同思维的发展。改变整个警队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几天后接管了里士满分局。“9·11”之后，当地关于印度航空182航班带来的痛苦记忆逐渐浮现出来。“这场危机使我们回到了以前的专业治安模式当中，而且这种心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他说道，“愤怒的人们在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强硬的手段和激进的战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权利。危机让我们再次用战斗的心理来对抗罪犯。”但沃德下定了决心，他很快为警局、镇领导以及里士满的各个社区成立了一个发言权杖论坛，其中的社区包括穆斯林、锡克教徒、东南亚人以及每一个第一民族的人。既然沟通局面已经打开，社区发言了：“警察都在做什么？人们管我们叫恐怖分子，我们全都被归到一起，被定义为种族主义者。我们因此感到愤怒又害怕，我们只因肤色才没有成为恐怖分子。”温哥华国际机场的亚裔出租车司机抱怨人们不愿意坐他们的车子，而店家也都害怕他们这样的顾客。沃德回忆道：“我们只是让大家来说说这些事情，让他们有发泄的机会，让他们觉得有人理解他们。这个大论坛提供了第一个打破整个思维的机会，我从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就是，让发言权杖论坛发挥作用，然后我们开始采取行动做出改变。”发言权杖论坛是扭转沃德整个团队思维模式的重要工具。与大多数警察局一样，里士满分局也有他们自己的“日报”，即向警长汇报，警员在汇报后等待长官的决定。但沃德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让每日简报变成了一个魔幻剧场。“我们能够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还没做什么？”他问，“他们花了整整6个月时间来适应这种每日说出自己想法的报告方式。我们坚持相互倾听，并确保每个人都有被倾听的感觉。”“我采取了混合方式。每天我都坐在房间的不同地方，有时候坐在角落里，然后让警员开始说。我们总会回归到‘寻求理解是首要’的原则上来。我一直认为正确的答案不止一个，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会拓展我们的思维以及交流范围。”这种要求说出想法的方法逐渐应用到社区当中。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社区治安而与公民团体建立起伙伴关系。一天，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名审计员来到里士满，说道：“你们没有报道你们与整个社区的关系。”沃德笑着说道：“噢，那样做就好比要我将自己呼吸的每一口气和我的每一次眨眼都记录下来，也包括我的每一个下属，因为那正是我们做的所有事，它就是伙伴关系。”于是他们开始进行记录，然后发现他们每天都进行着30次、40次、80次的接触。因为沃德的第3选择思维总是寻求以前无人想到的更好方法，所以他遭到了两种选择思维模式者的强烈反对。他经常听到别人评价他“对犯罪不采取强硬措施就是懦弱”。我和当下现状发生了直接冲突。维持现状的呼声很高、很清晰，别人都希望我们遵循事后修正模式以及指挥控制模式来行事，并对这种行为予以嘉奖。因此，当你开始把自己的人都变成领导者，让大家共享领导权，并且将首要目标定位为预防犯罪时，你就成了那些异议者的众矢之的。有3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来证明自己。他们时不时到我这里来证明我是错误的，打压我，让我遵循当下的模式。他们打开法典，指出我违反了哪条规定。但“软硬之争”的两难困境对沃德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在寻找能够真正做出改变的第3选择。“我将每年的18000次犯罪看作18000次失败。我所做的事情是要将这个数字变小，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成功的。”奖励单沃德对第3选择的探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丰硕成果，但在他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那个领导人问：“如果我们看到做好事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做呢？”沃德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年轻人，但如果事情正好相反，那又会怎样呢？如果他们做好事时被警察看到了又如何呢？“他们违反法律时，我们给他们开罚单，”克拉彭说，“如果他们遵守法律，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我们也给他们发票单怎么样？”这就是“奖励单”出现的缘由，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至于奖励单的形式，沃德找了他在社区里的很多伙伴以及数十家当地企业，让他们提供快餐优惠券、免费冰激凌，并对舞厅和体育比赛门票打折。里士满市还在社区中心提供了游泳和滑旱冰的机会。奖励单上写着：“奖励做好事的人！”票单可以用来兑换所有东西，从一块比萨饼到一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一天傍晚，里士满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叫他约翰）正往家走，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孩子跑到了马路上。他出于本能反应，把孩子安全地拽回人行道上。一个巡逻经过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看到了这一幕，停了下来。约翰当时一定还没听说过奖励单，因为当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的反应就和大多数年轻人见到警察时的反应一样，胃搅成一团，身上发凉，心跳加速。他以为自己有麻烦了。第36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4)后来，约翰的养母说：“我的养子回来告诉我，他被警察拦下，收到一张票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做了坏事。然后他说，‘不是的，妈妈，我拿到了一张奖励单。’”“你在说什么？”约翰解释说：“一个小孩跑到马路上，我追上他，把他拉回了人行道。一个警察停车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很害怕。我想他要对我发火了，因为他会以为我伤害了那个小孩。但是，那个警察说他为我感到骄傲，说我做了件好事，然后他给我一张可以免费游泳、滑旱冰和打高尔夫球的门票。”这位母亲眼里噙着泪水，她继续提到，那张票现在贴在约翰卧室的墙上。她最近问约翰为什么不把这张票用掉。他回答：“妈妈，我永远也不会用掉这张票的。有个警察说我是好孩子，还说我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妈妈，我永远也不会用掉那张票的。”我们每年平均向那些做好事的年轻人发出4万张奖励单。“我们是猎人，”沃德笑着说，“寻找他们做的好事。”警察可能会因为一个男孩戴安全头盔骑自行车的行为而把他拦下来，给他一张奖励单。女警察也可能因为一群女孩子没有在大街上抽烟或咒骂而给她们发奖励单。这些都是边缘化的年轻人，对他们小小的善举进行奖励可以促使他们做出更多的正面事情：走人行道、进图书馆借书、把垃圾丢进垃圾筒而不是随意扔在街上。除了票单之外，警察也给他们发描述卡片。这些卡片不是商业名片，而是印有警察自己的照片、个人兴趣爱好——“滑雪、攀岩、曲棍球、音乐”——以及最喜欢的人生哲理。沃德的卡片上写着：“你不需要依靠毒品来寻求生命的制高点。”这让年轻人开始把他们当作个人来看待，而不仅仅是警察。这个社区开始发生了变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男生女生俱乐部管理人凯斯·帕丁森说：“当警察局开始注意年轻人的优点时，他们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孩子们不再对开车经过的警察避之唯恐不及，反而会叫住警察并告诉警察，‘今晚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有人也许会受伤，你们警察应该查看一下’。”沃德看到了变化。“大多数人都避免与警察打交道，不想被开罚单。我们用奖励单奖励做了好事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看到警察时不再逃避，而是纷纷向我们靠近。”各种友好关系开始建立起来。年轻人不再害怕警察，而是向警察求助。警察不再是没有人情味儿的执法者，而是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积极的一部分，是对他们的叛逆加以引导的朋友。沃德也为自己的警队发放同样的奖励单：礼物小卡片用于奖励为改变里士满的社会风气而做出贡献的警员。当然，此举让他立即陷入了违背法律的麻烦当中：“你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礼品卡片，对下属做的好事进行奖励。”他们将我的政府信用卡拿走，并让我参加一个4小时的课程，可我拒绝上这门课。但是，当我将这件事告诉里士满市领导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问：“如果你将现在做的事情继续下去的话，你还需要多少钱？”然后他们给了我一张信用卡，因为他们看到我所做事情产生的价值会给他们付出的金钱带来10倍的回报。这不过跟法律的规定有一点偏差而已。他们信任我，将枪支、子弹和辣椒喷雾剂交给了我，却没有将改变社会风气的工具交给我。但整个社区喜欢这样的改变。当他们开始看到成功时，他们就想从中取得更多的成功。社区是促使我坚持下去的原因所在，因为驱动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是我对于目标的渴望——终止这个城市的犯罪。奖励单只是沃德和他的团队为建立起能够阻止冲突的友好人际关系而采取的众多协同想法中的一个。当他想让每一名警察“选择一所学校”并在那里结交朋友时，他知道他无法获得资金。但是他庞大的关系网提供了支票，使其变成了可能。他们还启动了不越位计划，为警察带领那些孩子参加专业体育比赛提供资金。有一名警察花整个暑假和几个辍学的中学生一起去攀岩，最后成功地将他们劝回学校上课。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小孩子在公园和商业区骑自行车的抱怨。我们不是简单地传讯他们，而是组织团队，然后提出第3选择。我们让这个城市捐出一些土地，然后和小孩子一起建自行车公园，现在我们都在建好的自行车公园里与这些孩子一起骑车、比赛。我们与这些孩子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无价的。顺便说一下，那些抱怨也随之消失了。街上的高速飙车对于里士满的警察来说是一个祸害。当沃德的一个同事因为试图阻止一起飙车活动而去世后，甚至沃德自己都想要半途而废，回归强硬手段，“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好几年，每年却还要因为飙车而失去4个年轻的生命，而现在还让我们的成员为此而丧命”。因此，里士满分局举行了一次协同会议，讨论如何才能引导那些年轻的飙车者。其中一个同事提出了相当不一样的方法：“如果我们无法让他们赞成我们的观点，那就让我们赞成他们的观点吧。我们找一辆迷你库珀，把法律允许加到汽车上的所有附件都安装到这辆车子上，然后把它带到车展上。我们对车子做一些标记，让它看上去像我们警局的车子。这将是他们见过的最酷的事情。”飙车者很喜欢装饰自己的车子。他们寻找非法的大车头、油门踏板、排气管——一切可以增加动力的东西，而且他们也喜欢将车子拿到车展去展示。因此，警察将一辆捐赠得来的迷你库珀改装成一辆警车，使其成为车展上最吸引人眼球的车。很快，那些飙车者就团团围住警察们，然后这些警察就开始与这些人建立友好关系，培养信任，与他们谈论在马路上飙车的危险。当然，上级不允许沃德这么做：“我的上司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来到了车展，命令我们把车移走。我们要么不服从上级命令，要么放弃这个唯一能够收拢这些飙车者的做法。”正如你所想的那样，他们想出了一个第3选择。他们将迷你车重新刷漆，但也做了假的磁性警察盾牌和便携式光杆，让车子能够随时变成一辆警车。然后他们继续参加车展。“2003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飙车死亡事故。”他报告说。荣耀队新闻媒体对温哥华的锡克教年轻人所做的报道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刻板印象。受此困扰，沃德的下属中约有24名警察一起成立了一个叫作荣耀队（TeamIzzat）的篮球队，“Izzat”这个词在旁遮普语中意为“尊重”。这支球队对外开放，但主要由来自南亚的年轻人组成。斯特·杰特·桑那来自南亚，是这个球队的创建者之一，他说：“虽然人们对南亚有负面印象，那里还存在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毒品交易，但我们想要告诉大家，那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那里99%的人都是好人。”篮球竟然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孩子的人生，这让桑那为之惊奇。3年后，荣耀队发展为30支球队，教练主要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中的年轻警察以及大学生志愿者。他挑选大学生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篮球队员能够视这些大学生为效仿的榜样。他的一个目的是招募50名优秀大学生，与自己的队员谈论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荣耀队不仅仅只是打球而已，他们还为整个社区举办青年论坛，讨论毒品、性虐待以及学校中的成功。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已经正式认可这个球队：“荣耀队为年轻人提供了所需的工具，教导他们要为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要表扬荣耀队的这一特殊贡献。通过荣耀队青年人论坛等此类活动，年轻领导者不仅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例如剥削儿童，还有吸毒），而且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创建足以与犯罪相对抗的、强大的健全的周边社区。”你也会想知道，像荣耀队这样的存在是否可以缓和诸如造成印度航空182航班悲剧的疏远和愤怒。这种帮助年轻人的热情给沃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他调整了自己的团队，以奖励那些善于帮助年轻人的同事：“我刚来时，能看出我们警队并没有将最优秀的警员放到管理年轻人的部门里。晋升至探员职位是最大的奖励。因此，我现在不采取这种做法，而是要让最优秀的警员为年轻人工作，我们将庆祝年轻人部门的成立。”于是他将晋升工作作为首要任务。今天，被选入年轻人部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励，需要接受大量的培训以及严格的申请程序。沃德没有忘记那些身陷麻烦的人们，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在“瀑布下游挣扎的人们”。他明显将重点放在这里，旨在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阻止更多的犯罪行为发生。加拿大皇家骑警成立了里士满司法改过中心，用于帮助年轻罪犯面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但不是以惩罚的方式让他们面对。他们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反而要去见那些受害人、目击者、警察和一个促成者，因为这个中间人帮助所有这些人就伤害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一个投入强烈情感的聆听式会谈，有助于年轻罪犯了解自己对别人做了什么，也有助于他们被别人理解。一个从印度移民过来的年轻人谎称自己受到一群年轻白人的攻击和殴打。结果查清楚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之后，这个年轻人被送到了里士满司法改过中心。他从被自己指控的那些人那里知道了自己的谎言给他们造成了多深的伤害。他在这里能够宣泄自己长期以来的沮丧心情，这样的沮丧来自于他的孤独、他感觉被冷落以及周遭人对他抱有的偏见。这并不容易，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心灵净土”，那个移民男孩通过社区服务劳动偿还自己犯下的过错。它有作用吗？尽管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但沃德不是没有被人批评过。在人们的眼中，里士满的警察只会陪着小孩子到处“闲晃”、玩球、开奖励单。“你们为什么不出去抓坏人？到底这些玩意儿有没有起作用？”他们常这么问，沃德对此感到很气愤。我们所做的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跟年轻人建立起来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积极信息影响了他们的决定，阻止他们犯罪，以免酿成悲剧。我们既认可好的小孩，也认可边缘化的孩子，使他们继续保持好的那一面。我们见证了很多让警察头疼的孩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10年之后，这些孩子就成年了，他们会支持那些我们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着想而做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数据可以证明里士满分局的做法带来了很好的效果：·青少年犯罪率在沃德在任的前3年就下降了41%。·处置一个少年犯的花费，在10年间从2200加元减到了大约250加元，差不多降低了90%。·在司法改过中心的帮助下，少年犯的再次犯罪率降到了12%；而没有实施该项目的一般情况下，再次犯罪率高达61%。·在加拿大皇家骑警中，里士满分局的士气通常是最高昂的。最显著的是，在2010年冬奥会的前几个月，温哥华地区还发生了爆炸事件。禁止毒品走私导致毒品价格飞涨，结果造成帮派之间在街头火并。但里士满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受到影响，城市相当安静。加拿大皇家骑警里士满分局使这座城市在10年间发生了转变。多年来，各地纷纷邀请沃德来讲述这个故事。他已经在53个国家提到过奖励单，各种书刊杂志也都刊登了他的照片。我们曾一起为伦敦大都会警察以及英国其他警队的高级领导做过演讲，当时我有幸跟他一起做了几次汇报。下面与读者分享一下我从沃德那里学到的经验。他的身上体现了“我看见自己”的思维模式。早在刚开始工作时，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不是一部只会按照命令行事的工作机器，也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工作。他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有一股要进行革新、做出伟大贡献的冲动。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和平维护者”，不只是一个“猎人”或“执法者”。他遵从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对于未来还会发生犯罪和暴力死亡事件，他感到尤为不满。他也遵循“我看见你”的思维模式。他着手处理的少年犯并不只是逮捕清单上的数字而已；他想要了解这些孩子，与他们交朋友，而且他也希望这些孩子能了解他，与他成为朋友。他的同事不是下属，而是一群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聪明人。沃德认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纽带。他实践着“我找到你”的思维模式。我还从没见过谁像他一样如此渴望可以从自己能找到的所有人那里寻求想法。他在分局里面并不是坐在桌子一头主持会议，而是融入下属当中。他每天都坐在不同的位置，恳求下属说出他们的想法，甚至要他们绞尽脑汁地想。他还到更远的社区去寻找灵感，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奔走，就为了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如果他没有经常学习的习惯的话，他绝对无法突然想到奖励单这样的主意。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和你协同”的格言。通过与自己的团队以及这个小镇协同，他已先想出各种前所未闻的方法，来解决维持和平这个持久的难题。他的魔幻剧场会议充斥着各种第3选择，其中一些很怪异，一些相当有见地，例如奖励单、飙车的迷你库珀以及荣耀队。他所付出的努力很可能为这个分散的社区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要不是他的话，这个社区本来没有希望拥有这样的未来。通过与年轻人的合作，他是否已经创造出一个可以让暴力犯罪最终成为历史的新局面？沃德说：“我是警局的领导，但是我喜欢被人叫作‘带来希望的领导’。”沃德承认自己是“规矩破坏者”，但他遵守合理的规则。当规则不合理时，他坚决将其推翻。有时候他拗不过法律，但他不会被这些传统的智慧打倒，而是继续前进。我很喜欢梭罗的这句话：“有一千人在伐着罪恶的枝丫，却只有一人在猛砍着罪恶之根。”带着这样的想法，梭罗获悉了两种选择思维模式所产生的结果。那些主张“严惩犯罪”的人满足于与小小的罪行作斗争，而那些对犯罪采取“软方法”的人经常为自己忽视小罪行的做法感到愧疚。他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深入问题根源，将导致犯罪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否则做什么事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梭罗也为犯罪问题烦恼的话，我想他也一定认为小罪行需要我们花心思去处理。所以，我才对沃德印象深刻。他完全知道社会的弊端会滋生犯罪，但在这些弊端消失之前，他不满足于仅仅处理这些犯罪就算了，他也不想将那些问题青年当垃圾一样看待，好借此证明他疾恶如仇。他有着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对待犯罪问题，他既不是从根源上加以解决，也不是只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预防犯罪的第3选择：建立爱的联系第37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5)鲁瓦娜·玛特斯就是那种能够从根本上有效打击犯罪的人。这个伟大的女人自称“专业养育者”，她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帮助贫穷的年轻妈妈生出健康的孩子，并让其茁壮成长，这种做法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发生。犯罪的根源来自生命之初。现在的学者可以证明，孕妇的健康跟她小孩日后成为罪犯的可能性有着清晰且很大的联系。与关心自身健康的母亲相比，抽烟、喝酒、滥用毒品的母亲生出的小孩以后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玛特斯是一名护士，在她工作的地区，1/3婴儿的母亲存在这些问题，因此她可能是最彻底的犯罪预防者。作为一名上门服务的护士，“她通过挨家挨户拜访，就日常住所、母乳喂养等问题给出意见，她还建议要将猎枪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她知道，如果婴儿在出生后的前两年能够健康成长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日后进监狱的概率就能减少一半。玛特斯和很多护士一起参加了一个叫作护士家庭伙伴关系（NFD）的项目，此项目归路易斯安那州管理。该项目培养出了一名真正具有第3选择思维模式的人，即戴维·奥兹教授。1970年大学毕业以后，奥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尔的摩一家专门接收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日间看护中心从事教学工作。他发现这份工作让他深深地感到沮丧。很多孩子受到虐待，犯有胎儿酒精综合征，其他孩子则深受父母行为的影响。他记得一个4岁的孩子，“一个有着温和性格的羸弱的小男孩”，因为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吸毒、喝酒，所以他只会发出狗一样的叫声以及咕噜声。还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晚上尿床被父母打，结果他在午睡时都不敢入睡。虽然日间看护中心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幼儿教育，但奥兹大部分的工作都收效甚微。他知道这些有着不正常父母的孩子没有光明的未来。这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当时全国主要有两个派别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其中一方主张遵纪守法，而另一方认为只有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彻底解决犯罪问题。国家在教育和扶贫计划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这些努力对于那些还在苦苦挣扎的孩子来说已经太迟了，于是他开始寻找第3选择。奥兹的远见在于将重心从已出生的孩子转移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因为他认识到，罪恶和绝望的根源来自子宫。监狱里的犯人中，1/3以上犯人的母亲滥用药物，贫困潦倒，没有医疗保险。准妈妈如果有酒瘾或毒瘾，会造成诸如婴儿酒精综合征这样的后果，就会使这个孩子日后生活不正常的概率大大增加。适合的产前保健可能是预防犯罪的最主要方法。他还专门为低收入孕妇开设了一些求助项目，但那些面临高危险概率的母亲也是最不愿意寻求帮助的人，于是戴维·奥兹决定，如果她们不来找他的话，他就自己去找这些母亲。在纽约州经济最不景气地区的一个乡村，奥兹开始用他自己所谓的“模式”进行实验。专业护士会到那些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妈妈家里去，然后帮助她们戒烟、戒酒、戒毒，教会她们处理技巧。在婴儿出生后的21个月内，护士们都会一直登门拜访。虽然早期的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奥兹想要确保他的模式真正奏效。他一直追踪观察了15年参与该项目以及未参与该项目的母亲和孩子的生活，最终，他对自己的结论确信无疑：“当这些小孩长到15岁时，那些护士上门拜访过的家庭的孩子的犯罪率要比没有拜访过的家庭的孩子少72%。”奥兹的模式对于减少犯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护士家庭伙伴关系运动（NFP）产生的经过。继第一个实验之后，许多随机的、严格进行参数控制的实验不断显示了这个模式的惊人之处。全球超过10万的家庭的母亲和孩子在此模式的帮助下过上了健康幸福的生活。算上医疗保健和执法方面省下的花费，这个模式的投资回报率约为500%！当然，这一成功得来不易。参与NFP项目的女人都饱受贫穷、疾病、缺乏教育、成瘾和虐待的折磨，而且她们学会了不信任。去她们家拜访的上门护士每天都面临着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麻烦。其中一个是不信任别人的“邦妮”，她是一个典型的年轻妈妈，住在一个肮脏、蟑螂出没的地下室。邦妮的护士跟她之间的关系进展缓慢，因为当护士建议邦妮戒烟的时候，她竟然威胁要扇护士的耳光。邦妮既抽烟又酗酒，小时候就遭受虐待，而且因为曾经虐待自己看护的小孩而被判入狱。但是，经过几次拜访之后，邦妮承认，“我害怕我会虐待自己的小孩”。护士安静倾听。NFP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沉思”，或者投入感情用心倾听。事实上，用心倾听是那些护士交给这些新妈妈的技巧之一，“那些妈妈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有丰富的经验”，一个研究人员注意到，“那些护士并不会告诉她们要做什么，而是尊重她们，鼓励她们自己做决定”。一旦NFP的护士取得了邦妮的信任，她们就开始一起制订计划。护士会教她无法制止孩子哭泣时她应该怎么办，她们还为她安排了一个新住处。如果孩子早产，邦妮就和她的护士一起照顾孩子的特殊需求。长大后，孩子就能避免邦妮小时候的遭遇，然后顺利地从中学毕业。最重要的是，这些像玛特斯一样伟大的NFP上门护士教会了年轻的妈妈学会爱护自己的孩子，她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她们学会爱远远超出了照顾，它包括了供孩子吃、穿、受教育以及把孩子养大。生命之初的关爱可以终结犯罪，玛特斯把它叫作“爱的连接”。“它是一个循环。如果婴儿没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当你无法满足他的基本需求，无法让他吃饱穿暖时——就无法产生信任，爱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而那时你养大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大部分犯罪行为是因为那些不受尊重和不受欢迎的人内心的绝望引起的。这个事实绝对不是为违法者找借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解决的方法是真正互相尊重，寻求相互理解，找出第3选择的解决办法，以应对绝望。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是抓捕、惩罚罪犯，而是在警察、医疗保健系统、父母、学校、年轻人，尤其是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以改变社会风气。沃德·克拉彭、斯特·杰特·桑那、戴维·奥兹和NFP的鲁瓦娜·玛特斯这些人与那些想要把罪犯扣起来然后扔掉监狱钥匙的人们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啊！他们与那些明知现在社会对付犯罪的方法收效甚微，却无法打破两种选择思维禁锢的人们有着多大的区别啊！我们都说，犯罪会永远伴随着我们，但随后我们遇到了这些人，他们会问为何不尝试第3选择？为何不终结犯罪？全面健康发达国家面临着医疗费暴涨的噩梦般的现状。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越来越倾向于技术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结果导致医疗花费上涨。在北美、欧洲和日本，花钱购买医疗保险的劳动人口数量迅速减少，而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到2050年，超过65岁的日本人将达到其总人口的40%，欧洲和美国则达到35%。随着老龄人口花费增多，贡献减少，社会为他们承担的医疗花费负担将持续增加。我的好朋友斯科特·帕克是国际医院联盟的前院长，他常常讽刺医疗保健的旧准则：“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就医渠道，质量高、花费低，但质优价廉不可能兼得。”矛盾的是，随着我们医疗知识水平的提高，我们却发现自己比以前更难将这样的知识运用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跟往常一样，人们通常分成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享受最好医疗服务的权利，所以不管花多少钱，社会都应当负担。但这种想法会使医疗花费出现毁灭性的增长，影响社会发展。许多人相信这会使我们自己陷入破产危机。保守派认为，医疗服务和其他的服务一样，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质量最好的医疗服务，所以那些人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治疗。让我们假定，一个自由的市场机制最终会满足每个人的医疗保障需求。但这种想法忽略了老年人、穷人和那些弱势群体的社保福利，而这些人最经常患病。我抨击这两个阵营，但它们却是发展趋势，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这样的冲突当中。在美国，敌对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激烈斗争。这些人都是双方阵营中高智商、有原则的人，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和说辞。但是，他们并没有相互问出最重要的第3选择问题：“你愿意寻找一个比我们两方提出的方法都好的策略吗？”如果他们扪心自问的话，就会引出其他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假设是错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不可能给每个人提供最好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减少花费呢？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正在创建的体系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结果呢？花点儿时间想象一下，如果争论的双方坐到一起，不再争辩，而是相互协同会怎样呢？想象一下，当双方正处心积虑想要打败对方的时候，如果他们把这些时间用来认真考虑真正应该做的事情的话，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发现，医疗保健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缺少解决方法，而是缺少协同。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治病，而是预防疾病。在任何国家，最大的医疗产业其实都是“疾病产业”。弗兰克·雅诺维茨医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健康，而不是疾病。他喜欢讲一个学生的故事，这个学生正跟自己的教授沿着河边走，突然他们看到一个溺水的男人在下游挣扎。这个学生跳进水里，把那个男人拉到岸上，给他做人工呼吸，救了他一命。当然，这个学生希望这个事情能给他的教授留下深刻印象。然后，不知怎么的，他们又看到另一个溺水的人，这个学生又跳下去把人救了上来。很快，河里挤满了溺水的人，累得气喘吁吁的学生再也受不了了。“我知道我是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但我没办法这样一直救下去！”他向教授喊道，教授回答道：“那你怎么不去阻止把这些不幸的家伙推下桥的人呢？”对雅诺维茨这种具有第3选择思维的人来说，这个故事完全适用于医疗行业。我们发展出一门精密的科学，将生病的人从河里救出来，却没有想过首先让这些人远离河边。乔丹·亚瑟是一名著名的内科医生和医疗执行官，他做了以下评价：美国的医疗服务完全就是以疾病为导向的。我们通常在疾病出现以后才采取保健措施。如果你得了心脏病，那么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比美国更好的地方进行医治；但如果你想要预防心脏病的话，美国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美国如果想让水流停止的话，就试图挤压软管，而不是想着怎么找到水源。坦率地说，美国的这种状况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多少差异。随着国家资源耗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泛滥的健康问题，关于辩论做出一些改变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在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治理洪水而争吵，而不是转换到第3选择思维，即阻止洪水的发生，或至少减缓洪水的势头。一个世纪以前，医生专注于病人还是有道理的。大多数人死于早已被征服的传染病。在本世纪中，只有2%的人会死于这类疾病。当今发达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是所谓的生活方式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癌症——一旦沾染上这些疾病，生命和金钱的代价都将非常惨痛，但通过简单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疾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一种完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不患疾病或身体不虚弱的状态”。这是健康的真正定义——全面健康。对于我们目前经历的医疗保健危机，第3选择是将“疾病产业”的思维模式转换为“健康产业”的思维模式。那么健康医师在哪儿呢？哪家医学院能不把健康视为课程里的脚注？能够调整整个行业的方向并使其向着有意义的方向行进的第3选择思维者又在哪里？我能听到医疗行业抗议的声音，“但是人们不关心他们的健康，除非他们生病了，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做次体检。他们也拒绝花时间和精力锻炼身体，也不会戒烟。他们吃得太多，承受的压力太大”。这些都是事实。不可回避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健康负有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锻炼可预防大部分由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为什么我们不更严肃地对待这一责任呢？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指责说这是因为缺乏纪律，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想，我们可以透过工业时代的厚透镜审视自己。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就跟机器一样，如果某个部位出了毛病，还可以“修理”。我们把自己视为生产者，必须一直运行，而不是需要更新、友谊和心灵茁壮成长的贡献者。我们需要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保持我们的心脏系统更加平和与愉悦。我们相信，我们需要有所喜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产，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真实、深刻的天赋和远见，正如《圣经》所说，“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需要完完全全地审视自己——生理、心理、智力、精神——并珍视上天赐予我们的无价之宝。制定锻炼目标，正确饮食，减肥，到最后再将这一切抛诸脑后，被这一循环过程挫败是很常见的事。我们击败自己的懒惰，但又缺乏自律。我的经验是，最大的问题不是自律，而是我们根本没看清自己是谁。但坦率地说，人们不关心自己身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保健行业本身。医疗组织是结构化的、经过培训和认证的，并且是补偿性的，它旨在治疗，却未提倡提前预防疾病。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把重点放在预防上，因为急症护理的迫切需求占据了这一切。一位考虑周到的分析师对这一情况作了分析，“医疗保健中的危机来自于资源缺乏，以及这些资源对那些最有支付能力人士的分配不公……这种稀缺范式表明个人必须为稀缺资源而彼此竞争，它主宰了西方的保健行业，并对这一危机提供了背后支持”。换句话说，正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使得医疗保健成为稀缺资源和昂贵的商品。有稀缺心态的人们会认为，只有这么多资源；对于医生来说，时间也是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好，但医生分身乏术，没有时间关注预防。他们甚至不能为他们的病人做一个彻底的年检，因为当这些病人生病时，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对他们进行治疗。他们太忙了，忙着打苍蝇，但却无暇堵住纱门上的孔。由于稀缺心态，我们强调治疗，而相对忽视了预防，反过来又增加了治疗的成本，更不用谈身体承受的痛苦与生命的消逝。医生“习惯于病人的思维过程，而不是预防保健的思想过程”。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站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排长队，而这些人其实可以不必生病的。第38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6)“这就是高代价的所在。”纳什维尔的医疗保健执行官肖恩·莫里斯说道：没人想去急诊室和医院，但大多数人的生命都在那里结束。只有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医生，你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抽出6分钟时间给你。对此，他也很沮丧，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叫服务费的东西，这也是补偿他们的方式。他们没有因为为病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而得到回报，所以医生一直不停地忙碌着。他们无法停下来检查你是否需要做胃肠镜检查或乳腺X光检查。如果你感冒了，他们也不会脱下你的鞋子，给你做一个足部检查，看看你的糖尿病是否越来越严重。莫里斯不仅了解这个问题，他还和同事为紧迫性驱使的保健设计出第3选择，但他们也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乐活健康中心。一种新型的“健康俱乐部”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加勒廷，乐活健康中心有着南部朴实的氛围，还有摇椅、石壁炉、棋盘，一些人懒洋洋地躺在壁炉前，只为了玩跳棋。俱乐部所有人称它为“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之家”，但它更像加勒廷的老年人聚会场所，有一位平易近人的“服务大使”为人们提供服务，或只与他们交往。这里有很多锻炼团体，也有绘画、插花、烹饪之类的课程。但在这些场景幕后，该中心正致力于为客户的健康服务。老年人可随时过来，但会有人仔细跟踪和保存他们的医疗保健表，这是一份含32个风险因素的清单。清单上只有一个项目，定期为老年男性做PSA（前列腺特异抗原）测试，检测前列腺癌，如果能够早期检测出来的话，有99.7%的治愈率。这份清单也给医生提了个醒，必须警惕糖尿病和心脏病之类的无形杀手。在这里，医生和病人的交流时间不再是6分钟（全美平均数），而是想多久就多久，他们可以做完清单上的所有检查项目，走完每一个步骤，聊聊天也是可以的。也有初级保健医师训练他们所谓的“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他们逐渐熟悉每一位病人，并与病人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乐活健康中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尽量使病人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一切都旨在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由于细致、协调的监督和跟踪，重大疾病的发生率不断降低，这意味着这些俱乐部成员得心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和慢性疾病的概率越来越小。由此节约下来的成本，医生可以奖金的形式共享。肖恩·莫里斯说道：“我们正在尝试改变医生赚钱方式的整个思维模式，这样他们就能花更多时间在病人身上。治疗慢性病需要很多时间，预防保健也一样。医院是用来应对重大疾病和紧急病情的。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能控制常规的可控疾病，例如哮喘或糖尿病，而让生命在医院结束，其实这些疾病在门诊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控制。”当病人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时，乐活健康中心就将病人转向异地，以使病人得到更专业的护理。但该中心的过渡小组会将病人带回家，做家庭健康检查，并在家居环境中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病人免于再次住院。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平均服务水平相比，乐活健康中心提供的服务水平高出55%。“我们在90%以上，国家平均水平在45%~50%。”莫里斯说道。这意味着，无论在医疗方面还是社会方面，该中心都使病人更为健康，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该中心由具有协同思维模式的人创立。它不仅仅是医生和护士的杰作，也是厨师、私人教练、插花师、教师、牧师和社会董事的杰作，他们致力于全身心的健康——以满足生理、心理、精神和社会的需求。这个地方不仅仅训练人们的身体，也帮助他们学习、交朋友和享受乐趣。因此，乐活健康中心为“健康俱乐部”这一术语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它是会晤场所，而不是急诊室。它是娱乐中心，而不是充斥着医生名字和吓人的首字母缩写的冷冰冰的办公大楼。它是一个避难所，而不是一个“组织”。自助餐、游戏机和大电视机，都让人感觉仿佛置身游艇。实际上，人们都喜欢随便逛逛。这就是人们来乐活健康中心的原因——而不是哄骗患者来做体检。他们利用这一切，使得该中心成为符合全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场所。关于医疗保健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医生得到补偿的方式，该中心也有着巧妙的解决方案，有两个常用的方法：“服务费”意味着医生所做的每一项检查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们有动力看更多的病人，为他们做更多的检查；另外一种方法是“每人均摊费用”，意思是医生有固定的报酬，这样他们就不用争着抢着看病人，为他们做检查，因为无论他们有没有为病人服务，他们都可以得到报酬。当然，个别医生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虽然我们再次面临着两种选择的思维，却没有任何一种选择能够提供一个健康的激励机制。但在乐活健康中心，医生只要做了应做的事，就可以得到报酬，这些应做的事包括帮助病人处理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系统被称为“协调保健”。一位主治医生将协调所有的保健，确保病人掌握他们的治疗方法和测试。为患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后，医生可得到报酬，还将获得使病人远离医院的健康奖金。针对两种补偿医生的常规方法外的第3选择，既提高了保健质量，又降低了成本。显然，乐活健康中心这类地方是超越意识形态争论的第3选择。做该做的事，乐活健康中心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医疗保健方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辩论的结果。诺曼诊所：第3思维模式与此同时，辩论仍在继续，但或多或少是徒劳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吗？”“但成本在不断上涨，怎么办？如果为每个人都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每个家庭、每个国家都会破产的。”“那我们就让负担不起的病人生病，然后死掉？”“谁来承担这笔费用？我还是你？”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困境都是虚假的。正如乐活健康中心所展示的，每个人得到真正的治疗并将成本控制住，都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为什么质量提高了成本却降不下来呢？这仅仅是有没有考虑到第3选择的问题。真正存在的问题既不是成本也不是质量。真正的问题是思维模式固化问题。医疗保健组织沉浸在两种选择的思维中，这种奇怪、不合逻辑的思维定式使得你必须在质量和成本效益中二选一，没有其他选择。诺曼诊所的故事使这一说法不攻自破。星期二早晨5点钟，佛罗里达州坦帕总医院的诺曼甲状旁腺诊所开门了。微笑着服务的工作人员迅速为来自加拿大、印度、拉丁美洲和美国几个州的13名病人挂了号。每个病人都去一个小房间，那里有医生告诉他们相关的病情，并教他们手术之后应做些什么。医生解释说，他们必须服用一段时间的钙片，这样才能为手术做好准备。中午的时候，13名病人鲜为人知但并非罕见的疾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被成功治愈了。我们生下来就有4个微小的甲状旁腺，每个都是米粒般大小。这些腺体分布在更大的甲状腺周围，控制着血液中的钙水平。偶尔会有一个腺体失控，促使身体吸收越来越多的钙进入血液。结果就是骨质流失，全身疼痛，使病人抑郁、疲惫——“呻吟、骨头疼、呻吟，还有幻想”。如果不治疗，将使人彻底虚弱无力，导致中风或癌症。每一千人当中，大约有一个人会患上这种疾病。原因是未知的，但治疗过程却很简单：切除引发问题的腺体。数小时内，病人的激素水平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因为有其他未受影响的腺体在发挥补偿作用。虽说治疗简单，但手术却并不简单。因为甲状旁腺位于颈部，做手术时外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以免伤害到颈内动脉、喉头、喉神经和其他复杂而又微妙的身体结构。因此，甲状旁腺切除术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手术。医生通常需要在左耳和右耳之间做颈部切口，然后花近3个小时做手术。患者术后需要住院几天，几个星期才能康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典的手术过程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治愈率在88%~94%，5%会出现并发症。费用很昂贵，在美国，这种手术需要花费大约3万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诺曼诊所的病人平均只需要在手术室里待上16分钟，几个小时就可以出院。该手术的唯一疤痕是咽喉下端一英寸大小的切口。坦帕的治愈率为99.4%，几乎无并发症，所需成本大约为通常手术的1/3。吉姆·诺曼医生性格直率，有些严肃。“我们不治疗这种疾病，我们直接治愈它。”他很干脆地说道。将近百分百的治愈率给了他需要的所有信心。作为诺曼甲状旁腺诊所的创始人，他已经实施了1.4万例手术——远超历史上所有其他手术——他已经将它做成了一门科学。他每周大约要做42台手术，而美国内分泌科手术量最大的外科医生一年才做那么多。作为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诺曼专注于内分泌系统，并实施了所有常规手术。有一天，他向他做汽车推销员的父亲抱怨甲状旁腺手术过程异常复杂：“从6~8英寸的孔里面取出一个细小的腺体，有很多风险，大量排水，脖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并发症、颈动脉、神经。”他父亲问道：“你为什么不开个小点的口呢？”这只是一个想法的种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诺曼不断用越来越小的切口做实验，发明工具，例如放射性探针，直到他最终开创了一种叫微创甲状旁腺手术的全新方法。通过纯粹的专注、重复与数千小时的训练，吉姆·诺曼成为世界上切除侵入型甲状旁腺最好、最快的外科医生。与此同时，他也发明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全是专家，他吸收了每一位想跟他一样优秀的医生。诊所的扫描技术越来越好了，因为放射科医生一年要做两千多例扫描；护士每天也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对病人生成第六感，她们能立即看出病人在一个小时或半小时之内能否变好。医生很少问东问西，他们不断思考：“我们如何让病人有更好的看病体验？”在诺曼诊所，协同比比皆是。当它声名鹊起时，世界各地的患者全都涌了过来，他们需要地方休息。大多数病人都是前一天到达坦帕，第二天进行手术，第三天回家。因此，诊所与周边的酒店和汽车服务商已经商量好了折扣方案。在机场，会有人接待病人，将他们载到酒店，那里的工作人员明白这类客户的每一项额外需求。诊所的业务经理马克·雷森说道：“我们试图掌控病人从家里来到回家里去的整个过程。我们给酒店提供了很多业务，他们也向我们的基金会捐钱。我们让他们的工作人员参观我们的诊所，这样他们就能明白病人需要些什么，就可以储备雪糕和冰激凌之类的食品。你也可以在酒店买到钙片。”诺曼诊所和坦帕总医院也从非凡的协同效应中受益。高业务量是医院的一个招牌，不仅仅因为收入，还因为诺曼是如此高效。诊所只使用了两间手术室，回报却高得惊人。诊所不需要恢复室，每4000名病人中只有一位需要留在这里过夜。医院也从这种可预测性中受益颇多。放射科医生和麻醉师都明白将会发生什么。诊所的所有病人在手术之前都已付清款项，录入系统。“我们的大多数病人需承担到坦帕的费用，这是真的，”坦帕说道，“但算上漫长的侵入性手术、并发症和在医院待的时间，来这么专业的医院只花费这些已经很值了。要知道，普通治疗方式的总成本更高。”诺曼诊所节约成本的策略是，确保所有病人在来坦帕之前都已经做好安排。他们利用互联网与病人沟通。网站设计得很平实，用简单的英语写就。患者可以观看手术视频，阅读以往病人写的故事和诗歌，甚至可以查看病人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使用互联网来介绍病人和记录过程，能够为诊所节约时间和金钱。总之，吉姆·诺曼博士以更低的价格为病人提供了一流的服务。“如果整个医疗保健行业都注意到我们，它会好得多。”莱瑟姆说道，“我们的知名度这么高，真的让我很吃惊。很多论文和演讲都提到了我们，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什么原因，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当然，“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背后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两种选择的意识形态主宰了整个医疗保健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没有出现理论家，没有第3选择，而第3选择却能够显著减少成本，增强保健服务效果。第3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想想诺曼诊所、坦帕医院、酒店和病人自己取得的许多协同效应，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使成本降低，使服务质量提高。但仍然有强大力量联合起来对抗拥有第3选择思维的诺曼医生。“我们只占据了全美市场的12%。医生们不会将病人推给我们。正常手术的利益团体是医生、外科医生和保险公司，他们勾结到一起，互相推荐，他们所说的‘管理式保健’更像是一个中世纪的行会。他们不会让我们抢他们的生意的。”大多数病人不会购买医疗保健，他们习惯于听医生和保险公司的话，而那些利益团体不会告诉病人要打破体制，来佛罗里达找我们。大致相同的问题阻碍了世界各地的病人来诺曼诊所看病。在大多数国家，这些手术都是免费的，因为有国家医疗保险，花那么多钱跑佛罗里达来看病，实在有点讲不通。然而，那些了解手术效果的有钱人仍然蜂拥而至。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成本与质量的虚假的困境中。就医疗保健的大辩论来说，热心的自由主义者会说，每个人都应能去诺曼博士那里看病，州政府应该提高税率，以负担这些费用。热心的保守主义者会说，每个负担得起的人都应能去诺曼博士那里看病，州政府无权向我们所有人征税。事实上，我们中只有一部分人会去佛罗里达看病。但是，这两种立场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的假设就是有缺陷的，正如山间医疗保健的故事所讲述的那样。世界典范“你可以拥有广泛的渠道、高质量或低成本，但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一切。”这是帕克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医院管理时学到的传统铁律。每个人都这么讲，每个人都点头同意，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真理。但当20世纪70年代帕克成为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连锁医院之一的院长时，他就开始怀疑这一传统铁律的三重制约因素。山间医疗保健（IHC）是一家拥有15家连锁医院的组织，其受托人要求帕克领导一个团队，将他们的体制改造成“世界医疗保健服务的典范”。这项挑战让他们既兴奋又气馁，这意味着IHC要真正变得与众不同，而这项使其变得与众不同的使命将永远不会终止。当然，大多数医院都遭遇过这种困境：如何平衡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许多医院都只提供一套狭窄的标准服务，只要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并有微薄利润，他们就满足了。他们回避创新，只停留在能够接受的死亡率和感染率范围之内，并尽量避免风险。一旦手术过程标准化了，他们就利用它，不会过多考虑。第39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7)因此，IHC的领导问他们：“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变得与众不同？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决定成为典范，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他们对成本与质量问题不甚乐观，但他们决定还是先关注三重制约因素中的第三个——问题。医院一般都会试图治疗来医院的每位病人。这就是急诊室一直挤满了病人的原因，而不管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对那些前来找他们看病的人，IHC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责任。然而，帕克的团队考虑的是那些没有来看病的人们和那些太穷或住得太远而无法寻求帮助的人们。IHC服务美国西部的广大地区，面积超过10万平方英里，那里有很多规模较小的偏远小镇，没有医生。因此，IHC决定去那边发展。虽然那时它取得的经济效益很少，但很多新型的小医院和诊所已经开始在西部发展起来。当它们成长起来时，病人也就闻声而来了。这些设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能自给自足，但成千上万的人最后还是来了。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名叫布伦特·詹姆斯的生物统计学家和外科医生来拜见帕克。他说，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并降低大量成本是可以实现的。帕克不相信，他认为在疗效这一方面需要投资很多，才能有一点点改变。90%的病人出院时状态都良好，哪怕改变那么一点点，也要付出很昂贵的代价。但布伦特·詹姆斯花了几天时间说服了IHC的领导班子与他一起研究如何科学地改进这些过程：“IHC可能成为旧式的成本与质量困境的第3选择吗？我们能够以任何医院都未经历过的方式来做出成绩吗？”于是，他们给了詹姆斯一次机会，来做一项实验。IHC外科手术团队将成为实验小白鼠。根据统计数据，詹姆斯衡量了每个病人在这个团队中经历的一切：诊断、入院、手术准备、麻醉、手术、护理、食物、药物和后续跟进。然后，他与涉及的部门会面，展示了这些数据，问他们：“你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进这些过程？”整个房间成了一个魔幻剧场。每个部门都提供了想法。护士们知道了该如何改进手术准备过程。外科医生知道了该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之更有效。他们发现，术后抗生素的使用太过随意。甚至营养师都给出建议，指导病人如何合理饮食。他们将这些想法聚集在一起，然后将其实施到日常工作中。布伦特·詹姆斯每周都会与团队会面，用分布曲线展示这一周的结果。部门之间开始竞争，这样在工作中他们就会越来越有一致性。对这一切印象颇为深刻的帕克变了，他要求詹姆斯把他的“科学项目”变成一个管理医疗服务的完整系统。最终，有50多个关键的临床过程经历了相同的审查。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团队评估他们已经在做的东西和诸如清单与准则之类的原型工具，来提高一致性，节省时间，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然后，他们测试这些原型，并进行反复测试，直到他们看到可以衡量的改进之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医院的克星——院内感染率显著下降。药物使用不当事件（过量、药量不足、过敏反应）降低了一半。每年美国有170万病人因肺炎住院，其中14%死亡，但IHC将这一数字降低了40%。经历重大外科手术的病人的死亡率降至1.5%，而全国平均水平则为3%。与其他医院相比，再次住院的情形也很少发生。这意味着，诊所每年都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