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八百万美元。”　　“你能用五十比五十的分类帐把这个数目传真给布伦达吗？”　　“没问题。”　　“对了，按六十比四十分类帐做吧，昨天已经做过五十比五十的帐了。”　　“可以。”尼莎转身去电脑那边输入现金汇划申请单。　　“另外，你可以给玛丽·华尔兹和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和彼得。诺里斯在一起吗？”我又对她说。　　我打电话给丽莎，告诉她我晚上要赴宴去，而且和史蒂弗也安排好了活动。我告诉他我随后去接她。在这一阵飞快忙碌中，我觉得头晕，也没给布伦达和玛丽回电话，逞自离开了办公室，想让大家知道我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一起，这样她们会觉得一切正常，因为彼得是最好的证据了。　　我一拳击中他的脸部一砰！托尼·拉尔顿倒下去了，他的头像甜瓜一样裂开了缝；接着是罗恩。贝克尔——脚踢拳打，砰！又死了；彼得·诺里斯，砰！砰！他跟踉跄跄靠在绳围上，鼻梁断裂，血顺着绿色领带往下淌；往下是托尼·霍斯——砰！我一下结束了他；西蒙，琼斯——打、打、打、踢、踢、踢、左、右、上、下，他的下额被打歪了，牙齿像珠子般抖落在地，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我止住了手脚，喘着粗气，浑身是汗。沙袋在我面前旋转不止，令我目眩，我胸口一起一伏。还有一群人要对付，他们把我挤出了市场，是混帐东西。那一大帮中国人，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红前克。我冲向他们左右出击，还用上了双脚，拼命地踢沙袋下端。我的头在旋转，停下来绝望地喘着气，汗水刺得双眼发痛。但沙袋丝毫无损，仍然光滑平整，缓缓地转动，等着进攻。我绝望了，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沙袋无动于衷，任凭人们再次来发泄，它毫不介意，可以接受一切。拳击的人们来了又去了，它仍旧挂在那儿，圆鼓鼓的，充满诱惑。我对它构不成任何伤害，却只能毁了自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我驱车驶去，途经詹姆斯士·克斯盖在路边的家，那是一幢很大的别墅。我心里极不情愿去吃这顿晚饭。早在别人议论赴宴人时我便知道此事，当时没请我去，觉得受了冷落但心里又挺高兴的。但我成了最后一个受邀的客人，心里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没人理会我，另一方面因为又得浪费许多时间，开销还得记入巴林银行帐户，我转入托马斯大道，穿过新加坡马球俱乐部大门。这是本地最奢华的一家俱乐部——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一套的话。很显然，我到的最晚，里边早已停靠了一长排很豪华的小汽车，包括积架车和宾士车。　　我在最末端停车，心里想，这些车一生就是在新加坡的公路上吞噬汽油。　　我沿着台阶上行，闻到一股味道，那是玩马球用的小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它们正待在旁边的马厩里。我加入到巴林银行的一伙客人中，站在吧台旁边。一群彼得·诺里斯的崇拜者正围着他听他说笑话，他们点头哈腰，并随声附合着，彼得高谈阔论亚洲形势及世界动态；另外还有一群人围着詹姆士·巴克斯谈话。大厅里满是巴林银行在各地有头有脸的人们，亚洲各地重要巴林人士全到齐了，其中有西蒙·琼斯的小组里一颗新星——汤姆享斯特。我喝了几杯啤酒，希望自己能烂醉，但又想到还得开车回去，而且别人也不会像我一样喝。我放眼望去，外面是一大片平整的马球场地，心里想，这也许是全新加坡最大的一片未经人工灯光覆盖的场地了吧！　　“尼克。”　　我一转身发现西蒙·琼斯正站在我身边。　　“那些查帐人员怎么样？”　　“我想我们已经摆脱掉这些人了，真不容易。”　　我毫无谈话的兴致，点点头便走开了。但随后看见詹姆士·巴克斯向我示意，便和他一起走向餐厅，不过没有去主饭厅，而是在一个阳台上停了下来，那上面有一张桌子，上面点着小蜡烛，要是换个人，这场面简真算得上浪漫了。我跟着别人往前走，他们都争着找最佳座位。我坐在一张靠后的椅子上，远离彼得·诺里斯和詹姆士·巴克斯。话题无非是马球比赛以及所用的小马及养马的费用。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只是低头看菜单。侍者过来纪录客人点的酒水时，没人要，我也一样，希望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周围的人都在说话，我却盯着桌上摇曳不定的漂亮的烛光发呆，心里一直在琢磨着那笔八八八八八帐号的部位。假如那些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就不会这样快活地品尝牛排和龙虾了，他们一定会被这些美味噎祝在过去的两周里，我的损失骤然剧增。我几乎不愿意再去拿起那个八八八八八交易部位的打字结果，我真不想和它有任何牵扯，也不想在那上面留下我的指纹。损失从几千猛涨到了几亿的的数目。　　邻座的卡尔总想和我谈市场的事，但我很快搪塞了过去。　　我一直低着头，静静吃东西，盼着早点儿走，幸亏罗恩·贝克尔不在场，否则他早就站起来大肆炫耀我们是如何的成功了。　　彼得·诺里斯一直在那边聊天，并不时地看看手表，大家都知道他要搭乘晚上的飞机回伦敦了。他又一次看手表时，和詹姆士·巴克斯耳语了几句，然后起身要走，我很高兴。他向我们挥了挥手，像皇室成员要告别一样，詹姆士·巴克斯把他送到俱乐部门口，他的司机正在那儿等他。他终于走了，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一趟却没发现我的秘密，但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极妙的保护桑有谁再向我打听什么，我就可以说我和彼得·诺里斯都谈过了，也可以说我们俩在一起，他什么都清楚，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疑心了。他现走了，又少了一道屏障。我们返回酒吧，却没有再拿酒杯，桌上一片狼藉，侍者们吹熄了蜡烛，开始收拾桌子。晚会终于结束了。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一阵狂怒中，我离开巴林银行的摊位走到日经交易场地那边去，责骂乔治也没用。他在这个市场里也是乱撞，没人会注意他。他剪了一个滑稽的发型，看上去很傻，别人怎么会把他当回事呢？市场跌破了一万八千点，它需要往上走，需要更多的买进。我从口袋里拿出交易单，站在乔治身边，低头看着他，又看了看身边无数张面孔，他们全都是卖主。我要把他们全买下来。他们是一群盲动的家伙。马克是怎么称呼他们来着？没骨头的家伙。他们是一群渣滓废物，他们挡着我的路。　　“九百五十买进一百股！”我冲着他们大喊，伸出双手朝他们挥动。砰、砰、砰，我又买了四份二十五股的合同，很快填好了表，市场却仍在下跌。　　“九百五十九再买一百股。”　　我的嗓门更高了，我又买了两份五十股，并填上表。　　市场又跌了十点，交易者早忘了我是谁，他们越卖越多。　　我明白他们知道我买进了很多，有很长很长的的股，他们知道我不得不适时降低交易规模。但我要向他们证实我在大阪曾胜利过，而且我买长位是为了平衡帐位。　　我又大喊：“九百四十点买进一千！”全然不顾静静地站在一边旁观的乔治，我买下了整个市常哈！这回时间长了一些，我现在令他们产生了疑心。当他们吞并这些合同时迟疑了，继而我又买下一些地方合同，并转向一些大户。摩根史坦力和挪姆拉。　　“九百四十点买五百股。”我的声音有些撕裂了。我这次改变了买股方法，市场上升了五点。姆拉卖给我一百股，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九百六十点买五百股。”　　我又从挪姆拉那儿买了一百股，但摩根史坦力对此不感兴趣了。　　我冲着乔治大喊：“来呀，乔治，把这个混帐市场抬上去！”　　“九百七十点买进五百股。”乔治也在我旁边大喊着。我们都在叫价，嗓门很大。市场被抬了上去。我们向任何卖主进攻，不仅是从他们那儿买股，而且是迅速地买，不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应接不暇，来不及证实我们出的价格，我们便买下了合同。我数不清买了多少份，真是疯狂了！我完全昏了头，在市场里乱转，大声叫喊，打手势，迷迷糊糊地觉得乔治很安静，好像是力塞尔在那边把单子传给马士兰，都是卖单，他一边整理单据一边向乔治询问，不让他多买了。　　“我买五百份！”我喊的肺都快炸了，一心想抬起市常它一点一点地升上了一万八千点。　　我离开市场，看了看头上的盘面，又回到巴林交易摊位边，从柜台上拿起一瓶水，喝了几口，又往头上浇了一些，双手插在头发里。　　“尼克！”托尼·拉尔顿像个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他妈的，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好！”　　“尼克，我必须得和你一起讨论一下这些帐目了！”　　“好吧！”我一边搓着头一边回答他。我发现市场又跌破了一万八千点。　　“等一下我就来。”我一边说着一边急步返回交易场地，心里很生气。　　我大叫道：“九百七十买五百份，九百七十买五百份！”　　我买到几个出售的合同，又把市场往上抬了一下但它升到一万八千零五十点后又回来了。我看见托尼站在巴林银行的摊位边。滚他的吧！随他在那儿站着吧。我大骂脏话，双手挥动，还大声叫喊：“五十买五百份，五十买五百份！”实际上我比另一个买主买进的少，所以也没人挤我出去，但我可以一天，都站在那儿大声叫喊，任凭托尼·拉尔顿像个废物一样站在摊位那边。　　“五十买五百份！”我仍旧在大喊，直到听见另外几个人也和我一样喊。“五十”很快变成了一个中间价位，每个人都叫着“五十”比划着“五十”。到处是人们五个手指。真是个奇迹！他们几乎全在替我叫价。我突然很激动，明白了“替我叫价”的意义。他们都在那儿，交易场地中所有穿红夹克的人其实全在为我叫价。全世界各地的交易人都会把这个消息传给接线员，接线员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客户：有人在极力支撑着一万八千点，市场不会跌破这个水平线。假如真能调动起人们的信心，市场也许真的会处于一万八千点之上。对市场的信心是永恒的，而且信心就来自于我本人。　　我蹒跚着走出交易场地，托尼·拉尔顿早就无影无踪了。　　他留了一张条子，要我在办公室等他谈话。我走出交易大厅，直奔那个“费欧雷”酒吧。没有人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可以在那里一直待到六点钟，直到不得不回办公室给伦敦打电话申请筹资。其实，今天有一些资金已经来了，因为市场在跟我走。我从口袋里掏出交易单，仔细地看着。总共买进一万五千个日经期货合同。我凭脑子算不出这些数目，但市场坚挺了一些，我在sIMEX其他部位中赚了一些钱。但我交纳今天的追加保证金。也许我不会太远离平衡点的。这倒也让人放心。虽然我由于把这些期货全买进大大增加了差额，但我又能再混一天了。假如我没买这些合同，市场也许会跌破一万七千五百点，那样不可能再给布伦达去电话了——我得再申请两亿美元，然后我们一起化作青烟升天去，按照现在的状况，我不用向她汇报购买情况，不用向她要钱，也许不用偿还借的钱，我还可以度过这个周末了。我也不会和玛丽。华尔兹或罗恩·贝克尔谈这件事。　　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后，我觉得血液在流动了，有些温暖的感觉。我能应付得了这些下星期此时就是分红的时间了，其后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是我的生日，我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第九章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我梦见自己躺在SIMEX交易大厅的正中央。四周像往常一样纷繁喧闹，人们的喊声、叫声一片。大家在打着手势，随着日经期货值的起伏不定调整着交易，但当我看到那些人的脸时，惊恐发现他们全变成了狼或猎狗的样子。他们全穿着轻而巨薄的交易外套，色彩鲜艳，他们的脖子很粗，上边长满了毛，他们张着口，是血盆大口。　　我的视线轻移，往自己的身上看。我躺在日经交易场地正中央。我活着，四处张望。突然，一只猎狗冲上来，咬住了我的后背，它把我身上的一块肉咬了下来，回到那群动物中，随后一阵大乱，它们争抢着这块肉。后来，又有一个动物窜了上来，随即我便发现交易大厅中所有的狗都在咬我，开始把我撕成了碎片，我却还没死，在它们进攻下渐渐无力了。他们的进攻仍然没有停止，一直到我看见自己身上的白骨在灯下泛光。　　我大叫道：“我不是死人，你们只应该吃死人的肉！”　　然而，他们不听，仍不停地咬我，撕扯着我。后来出现了第二市场，它们要在这些肉烂掉之前进行交易，确定它的期货价位，其他一些交易员也来购买份额要分享这些肉。　　“市场的力量！”有人在我耳边小声低语，我发现是罗恩·贝克尔，“下星期我们需要另外两百万英镑利润，不要和我谈‘如果’或者是‘但是’。”　　“其实赚钱并不太难。”这时，又有人插话，是彼得·巴林。　　美美大叫：“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詹姆士·巴克斯说：“小问题，小问题。”就在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却变了，刚刚还是“小问题，小问题。”一会儿又变成了“是个女孩儿，是个女孩儿。”我看见丽莎正在哄我们的小孩儿，孩子在哭，丽莎看上去很自豪，我不在她身边。环视四周，我看见的一切就是我的蓝黄色外套扔在空荡荡的交易大厅里。　　丽莎抽泣着说：“是个女孩儿，是女孩儿！”　　詹姆士·巴克斯又大叫：“是个小麻烦！”　　丽莎又抽泣着说：“尼克在哪儿？让他来！”　　乔治·塞欧跑到蓝黄外套前把它捡起来，但是外套下他只发现了我伸展开的尸骨架。丽莎抬起头来大声尖叫，她怀中的婴儿早不见了，那里只剩下一小滩血迹，把白色的细纹包裹布染成了深红色。　　星期一星期二的市场很安静，由于上周我买进了这么多日经期货，所以产生了一个液态挤压，市场走上到一万八千四百左右。我没再做什么交易，只是坐在八八八八八帐户旁也看着它随着市场上升。我真希望它升的更高一些——再涨五百点就会使我摆脱危险。但它死缠着一万八千四百水准再也不动了。另一方面，我的JGB期货却因为指数队一百零九升至一百一十而赔了一些钱。我怀疑我是赔进去大约三千万镑，但我大害怕了，不敢看结果。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中旬，我也不必马上做什么。事实上，假如二月二十四日之前我便有个结果，我也就不用再去等下一个月末了。我下午又待在里边，五点钟返回办公室。　　“喂，尼克，我是托尼·拉尔顿。我可以下去和你谈一会儿吗？”　　糟糕，我会被当场抓获的。我想尽办法才把他送上二十四楼去花几天时间调查自动交易汇报情况，那纯属浪费时间，但目的无非是把他支开，不让他偷听到我的谈话。　　“好吧，下来吧！”　　我纳闷他发现了什么。被我欺骗的人的名单太长了，我快记不下来了，干的事情了大多。也许是平衡单，或是花旗银行帐户，或是八八八八八帐户。我等着他。　　“喂，怎么样？”　　他回答：“还可以。”看起来他的确晒得黑了些。　　“二月份离开伦敦一定不错吧。”　　他回答：“的确很好。”　　我高兴地发现他手里并没有拿什么文件。凡是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灾难。　　“我只想告诉你已经整理好和sIMEX之间的信贷线路。”他说，“布伦达·格伦哥可以直接从花旗银行调动高达五千万美元的资金，而SIMEX又可以利用这些资金。”　　“很好。”　　“不错，这样一来远在伦敦的布伦达可以省很大的负担。”　　“其他事情怎么样？”　　“哎，现在我正需要分析所有客户的交易状况。”　　我真想说——从已经公布的SIMEX交易表那里打一份出来，那上面什么都有，sIMEX比托尼更了解巴林银行的交易状况。　　“我正在办这件事，托尼，我答应如果可能我会送给你一些资料。”　　“多谢，另外一件事是你去年十二月份所做的场外交易（OTC），那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事。你有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文件吗？我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审核，再向伦敦汇报此事。”　　我说：“库珀斯那儿什么都有，我把这些东西全给了美美。”　　“好吧，那我只好去找她要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直直地看着荧幕上的3M黄色留言条。　　“没有了。噢，你知道他们现在还在开一个董事会吧？”　　“在这里吗？”　　“不，一个挺大的董事会，在伦敦。星期五是分红日，他们正要为此达成协议。我估计彼得·巴林能得到一百万英镑。”　　“幸运的老家伙！”　　“是个好人，”托尼回答，“你知道他总是乘地铁去上班吗？”　　我开玩笑：“该死的吝啬鬼！”　　“我猜塔基和诺里斯每人也会分一百万英镑。”　　我不愿意坐在这儿，听着别人的红利自己流口水。我希望电话赶紧响。　　我问：“你要搬过来长住吗？”　　“是的，我希望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那些包裹，另外还有一些纳税方面的麻烦事。”　　“很容易。”我告诉他，“伦敦那边应该可以帮你一把。”　　“房屋津贴怎么样？”托尼问我，“那是不是也要报税？他们给我多少？”　　我又看了一下电话。可邻的老托尼正想打听他的薪水。其实我很快会告诉他福利方面的事。电话终于响了起来。是丹尼。我把听筒贴紧耳朵，不至于让托尼听见谈话。　　我说：“真的吗？”　　他回答：“尼克，来跟我喝一杯吧。”　　“什么，马上吗？”　　“对呀，这些家伙都被干掉了！”　　“有结算问题？”　　“狗屁问题，过来吧。”　　“你在SIMEX吗？”　　“SIMEX？你他妈的在瞎扯什么？”　　“我马上就来。”　　“你快点儿。”　　我放下电话对托尼说：“对不起，托尼，票据有一些问题，乔治在sIMEX。”　　“没关系，明天见。”　　说完后，我便朝SIMEX方向走去，在“费欧雷”酒吧碰见了丹尼。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第一批飞机抵达樟宜机场时，我没睡着。飞机在低鸣、高叫，它们的发动机在放气，我觉得该是早上四点半了。听到凌晨的飞机响总是一个坏迹象，尤其是当你半夜两点还没有入睡的时候。后来，我又倾听着汽车声。外面交通在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繁忙起来了，夹杂在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树上的鸟叫声。我总是觉得惊讶，那些鸟怎么会知道黎明要来了，它们四周整夜都是高悬的路灯却不改变它们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它们能透过橘黄色的天空察觉到天将放亮，并放声欢歌。　　我在远离大自然的生活中，先是待在装有空调并灯光辉煌的交易大厅里，再去昏黄暗淡的“费欧雷”酒吧去休息放松，晚上在床上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在这种生活中，清晨的鸟叫是唯一自然的东西了。鸟儿鸣叫声很清细，有时也嚎亮地回响在城市上空，但不久之后，这声音就被淹没在喧闹的车辆声中，被强烈的阳光照得软弱无力了。　　我起来刮脸，尽量不看镜子里反照的自己，我很羡慕鸟儿们，因为对它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日子。它们的大脑很小，像金鱼的一样，永远只对鱼缸里单一的生活轨迹感兴趣，每一个黎明令它们惊喜万分，因为它们的生活又开始了。但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不断加剧的恶梦，它们吞噬着我。我和那些损失额奋斗至今，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我只能支撑到周未了。我必须采取些什么行动。我憎恨每一个黎明。　　我在镜子前打好领带，却无心欣赏自己。这样穿衣服很奇怪——根本不看镜子里的人，不正视自己的眼睛，也不对自己微笑。那个人满身麻烦，我可不想牵扯进去。　　市场又悄悄地开盘了。整整一个上午，我腹中空空，口里嚼着口香糖坐在那里，注视着市场在一万八千四百点上下浮动。我急切地想让它升至一万八千八百点。只要我有充足的时间，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十点钟时，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交易大厅去休息，喝了一肚子浓咖啡。　　我很快就发现市场又暴跌了。大厅里十分嘈杂，人们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都忙于自己的交易，但是已没人和他们进行交易了，越来越重的失望感与恐慌使得声音变得尖如钢刃一般，这已不是正常人的声音了。我集中精神走向巴林银行交易摊位。谁也没空儿冲我笑笑或招招手，我觉得头晕、恍惚，仿佛自己离这一切很遥远。　　市场又跌破了一万八千一百点，远低于一万八千二百点，现在又跌到了一万八千点，我至少要有三千万美元才能付清八八八八八帐户每天的追加保证金。　　星期三下午我没进行任何交易，我一直都坐在那里，注视着市场，并极力回想假如当初我恪守自己的套做工作今天该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样一天的时间里我会赚大把大把的钞票，我进进出出，冲着交易员大叫大嚷，给费南多打电话，一下午都赚钱，费南多很想做这方面交易，但我不感兴趣，故而告诉他价格时力图打消他的积极性，他也就再没努力。　　回到办公室后，我让林达给布伦达发传真再要三千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又给史蒂弗打电话约他去打拳击。我知道布伦达会来电话让我解释为什么又要三千万美元，所以故意躲开她。庆幸的是罗恩·贝克尔正在度假，所以布伦达无法再去和他核对了。那天我早早离开了办公室，躲开了西蒙·琼斯、托尼·拉尔顿以及所有的报纸媒体。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我没有告诉丽莎出了什么问题。我镇静地穿好衣服准备上班，仿佛平常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向我述说着星期六我生日那天的安排，我边听边点头：我们俩要和另外四五个朋友一起去一个意大利餐厅。她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是专注地祈祷着市场会在早上反弹。丽莎开车把我送到迪利法兰斯，我和丹尼一起喝了些橘子汁，又买了一些巧克力蛋饼，我发现自己那份上印有企鹅图案。　　“嘿，你可真幸运，这些东西现在可少见。”丹尼冲着我说。　　我们拍了一下手掌便走向SIMEX的电梯。铃响过后，交易又开始了，市场很快又开始下滑，我这回等了等，没有买进，也没卖出，十分绝望。市场毫不停歇地落了五百个点数。看起来没人对此过份担忧。日经指数跌至一万七千点，我又抽了半根烟，舌头上留有一股令人反胃的甜味，混杂着喉咙里的苦涩。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奈，觉得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我走到摊位，坐在乔治的位子上，开始大声叫喊，我有太多的话要喊，我拼命地大叫。我开始瞄准大厅里的交易大户，全然不顾那些想拖我后腿的当地交易员。我盯着那些大户大叫，也许他们会把消息传回伦敦或东京，告诉他们的老板日经指数再次反弹，让他们最好别错失良机。　　交易单一直向我涌过来，我晃动着身体，点着头，伸出双手要把市场的重量扛在自己的双肩上。假如市场不变也许我一份合同也卖不出去。我知道自己在罗恩·贝克尔面前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也无视玛丽·华尔兹的卖掉一些份额降低部位的指示，但是市场在毫无理由地下跌，我是唯一支撑它的人。　　买进了大约三千股合同之后，我离开了日经交易场地走到JGB交易场地内。那里的情形正好反映出日经期货的状况——它的指数正在无法控制地上升，已经升了二十点。我的缺位太大，以至于每升十点我都损失八百万英镑，我已经损失了一千六百万英镑。我狼狈走回日经交易场地，抬头看了看交易显示荧幕：每下跌一百点我都损失两千万英镑，甚至当我看着那些数字变动的一刹那间，指数又下跌了五十点，我又损失了一千万英镑。而且日经一开盘就已经下跌了五十点，今天是这一年中最糟的一天，看起来市场好像会跌落四百多点。把我在日经和JGB两边的损失加在一起，今天我已经损失了四千万英镑，而我还没来得及抽第三根烟。　　我又返回JGB场地，主要是为了避开什么。在sIMEX大厅里我觉得更安全一些，觉得在那里就没人能抓住我，感觉就像亚瑟。刘易斯当时来进行内部查帐一样，大厅里十分繁忙，人山人海，我可以避开任何令我厌烦的人，而且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有可能发生。也许就在交易所铃声响起之前，市场会突然暴涨或是崩溃。我没准备绝处逢生。我低头看了一下时间：上午十二点十五分。　　我又溜回日经大厅，半路上拿了一把糖。日经指数还在下跌，我怀疑那些人是否在合伙整我要把我赶出市常指数下跌了三百多点，人们仍在忙碌着，我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些红夹克。我不想再干了。站在交易大厅一边，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幽灵一般。我想从这繁忙之中退脱出来，我找了个厕所蹲在里边，觉得胃在翻腾，嘴里满是吃过糖后胃里吐出来的水。　　再过四十五分钟，人们都将离开交易大厅，我到时将无处藏身。明天是星期五，是分红日，后天就是星期六，我的生日。　　那时我将不得不离开新加坡了。　　我伏在一张桌子上，看了看荧幕。对于局外人来说，我是尼克·李森，一个交易界的超级明星，可以左右日经市场，是可与当地大人物一赌的人物。其他内行人则会纳闷儿我在打什么算盘：我是不是在玩弄一个人维空间选择性套做方法，从尼日利亚铜价中获利，却又扼制芝加哥的花生价格？开什么玩笑！我甚至没有能力弄顺日经市场的交易，它早已迫使我破产了。不，我正伏身看着荧幕上星期六的足球比赛，想忘掉一个事实：我损失了几亿英镑，也无计可施了。　　在最后的半小时里，市场还是跌破了一万七千八百点，又接连跌了三百点。我再次返回大厅，买了一千股期货来支撑市常铃声响起来时，我正做着逃跑的打算——我只是人群中的一员，也没人会认为我有其他举措。我却早把自己毁了。我费力地离开交易大厅，冲着那些挤在我前面的人笑了笑，他们都满头大汗，咧着嘴笑，看上去像是刚刚从舞厅里走出来一样。我知道自己得逃走了。我不知道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将往坡。　　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日经期货市场下跌了三百三十点，在此期间我只使它回升了一两次，但我基本上已无回天之力了。它还会再跌，我现在怕得要命，我得赶快离开这儿，我不清楚确切数目上多少，但我明白这些数字大得惊人。我咬着嘴唇盘算着还得经过的几道关口：我得回办公室去见西蒙·琼斯或托尼·拉尔顿；我得再向布伦达申请大约四千万美元的现金转帐来追加保证金；周末托尼·霍斯又会返回新加坡；明天是分红日，后天是我的生日。老天知道SIMEX会做些什么。在市场下跌了三百多点的情况下，我任何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我不希望被人抓住，因此，我决定现在逃走，然后再过生日。　　“尼克，我们要逃走了。”乔治对我大喊，“丹尼一会儿就来，你呢？”　　逃走！当然我也得逃走了。　　我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就来！”　　在新加坡，能躲清静的地方只有灯红酒绿的酒吧间。坐在酒吧间里，你能看见窗外的一切，但却没人看得见你，我可以在这个绝妙的地方待上三四个小时，好好想想我得做些什么。　　我们坐在角落里，我先要了啤酒，后来又换成了可口可乐。我得仔细地想一想。伦敦仍然在忙碌，我知道当他们发现我JGB的部位时，肯定会把它们往外放；我也知道三月份合同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假如他们不得不赶来买JGB合同解决现金结帐并迅速交帐，那他们就得动大手笔了，如果他们更多一点儿的时间放出空头部份，那么情况会好得多。倘若我能把部位从三月份坚持到六月份，那对巴林公司来说也许事情会更容易办一些。　　我拿出行动电话打给威路，他是伦敦杜里特的JGB交易员。　　“威路，我是尼克。JGB今天的走势怎么样？”　　“等一下，我把它们调出来。你这星期对它们十分感兴趣吧。你买了大约五千股，对吗？”　　“别谈这些了。我三月份的部位很差，我想坚持到六月份。”　　“走势是这样的；出价九十二，要价九十五。”“好，听着，威路，我出价九十三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假如情况没有变化，仅管买进。”　　“没问题。”听得出来，威路在竭力控制自己的喜悦心情，他有可能赚大笔佣金。我希望巴林银行会付帐，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就在我听着威路“筐铛”一声挂断电话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我不应该再做任何安排了。本应由巴林银行的其成员来放出这个部位，也许应该是费南多来干这件事。　　“你到底要多少？”威路又打电话问我。　　“不停地买。”我说，“一直买下去，你永远也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他肯定认为在开玩笑。　　“别这样，尼克。”　　“买进二千股后你打我的行动电话，到时候再说吧。”　　我挂断电话，喝了口可乐。　　“你在伦敦有什么事？”丹尼问我。　　“我想摆脱三月份的差价。”　　“我也得这么做。”丹尼说，“罗杰一星期以来一直逼我快点儿行动。该死的市场这周一直上涨，我没有机会了。”　　“好啦。”我说，“我得回办公室了。”我喝完冰凉的可乐，推开杯子，我得再去面对托尼·雷尔顿和西蒙·琼斯。老天知道我如何筹集明天的资金。此刻，SIMEX肯定正在计算我今天又损失了多少钱，并正准备要求我追加每日的保证金。数目将是巨大的。　　回到办公室，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姑娘们正忙着各自的事，电话铃响着，我也没看见托尼·雷尔顿。情况令人乐观。我看了看我荧幕上的黄色留言单，上面还是些老名字：玛丽·华尔兹、史蒂弗、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我就是死了入地狱，这些名字也会和我的名字纠缠在一起，而且它们后边还会有更大的名字：詹姆士·巴斯、罗恩·贝克尔、托尼·霍斯、彼得·诺里斯，尽管没写出来，但永远存在。我刚刚坐下，日经期货市场便来电话，想要知道我如何处置自己的部位——记者称之为“巴林突起”。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打发完放下电话，办公室里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了。两个姑娘拿起电话问道：“纽约道琼吗？”　　“布伦达·格伦哥吗？”　　我摇摇头，打开紧锁的抽屉。在那一堆用来伪造六十七亿八千万日元应收票据的剪刀和浆糊中间，我找到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记录，我划下了今天的交易，看了看数额：今天日本经济市场收盘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我在日经期货市场上长出六万一千零三十九股合同，在JGB上短了二万六千股合同，欧洲货币和日经特权混合在一起算，彻底完了。我不敢去想究竟损失了多少钱。这一个月以来，这些数字一涨再涨，但我却一再逃避。　　我迅速转过身去，把手里的东西一把收拾了起来。是托尼·雷尔顿。我冲他笑了笑，指了指一把椅子。令我欣慰的是他手里空空，一张纸片也没有，很显然他仍然没发现什么。　　“托尼，今天怎么样？市场怎么样？还好吗？”　　“挺好，尼克，挺好，市场怎么样？”　　“棒极了。”我冲他笑笑，明确地告诉他我赚了很多钱。　　“我今天一直到处找你。”　　“对不起，那里乱糟糟的。”我点点头，让他说下去。　　“看起来是如此。”，他满意地笑了。“尼克，我和西蒙谈到了平衡单上的那个缺口——打扰你真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想和你今天下午开个会，可以吗？另外，你知道，詹姆士星期六也要开会。”　　“老天！”我靠在椅子说，“唉呀，星期六不行，我是说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要庆祝一下，星期日可以，但星期六不行。当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咱们可以再碰面。丽莎刚刚打来电话说她病了，我得先回去看看她怎么了。下午四点半我回来找你，好吗？”　　“多谢，尼克。”托尼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看起来很自豪，因为他终于召集了一次会议。　　门开了，西蒙·琼斯走了进来，这可是新鲜事，我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尼克。”他轻松地说，“我们正在审查平衡单，但有些不太明白，讨厌的托尼·霍斯这周末要来，我们最好在星期日之前把事情办妥。”　　我装出一副笑脸，“没问题，可以办好。实际上，托尼刚刚让我下午四点半开个会，咱们为什么不全都一起办了呢？”　　“你真了不起。”西蒙说完又转身去和托尼聊天了。　　我回到办公桌边，已经快四点了。我只剩下几分钟了，得赶紧脱身。我推回椅子直奔门口。　　“回头见！”我漫无目的地向人道别，“我很快就回来！”　　我走出门，按下了电梯开关。我本想迅速跑下电梯，但电梯门开了，我便很快地溜了进去。电梯里没人，我把头靠在明镜般的墙上，闭上了双眼，然后我睁开眼睛，擦去墙上凝结的雾气，拿出行动电话给丽莎打电话。　　“喂，你好吗？”　　“我开车过去接你，我得跟你讨论一件事。”　　“你没事吧？”　　这是一个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的问题。　　“没享，我很好，五分钟之后我可以接你吗？你在楼下等我好吗？”　　“好。”　　我刚把行动电话放进口袋，它随即又响了起来，此时电梯几乎还没到底楼。我拿出电话看了看，把它关掉了。　　是离开的时候了。　　　第十章　二月二十七至三月二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报纸上的大写黑体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丽莎，”我小声说，“买份报纸。我无法看这则消息，巴林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看那篇文章，文章提到了一个失踪的交易员。我看了看远处的旅馆，我们处于一片空旷地带，正是婆罗洲北海岸的中部。我们被困住了。如何才能离开这里？丽莎走向收款台，要刷卡付报纸和饼干钱。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地方签名。”　　“谢谢。”商店售货员甜甜地笑了。　　我们俩跌跌撞撞地走出商店，返回旅馆。丽莎坐在床沿上读那篇文章。我撕开饼干盒开始嚼饼干，后来又去了浴室洗澡。我无法自己看那份报纸。丽莎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当我们互相注视时，我觉得她仿佛在盯着一个陌生人。　　“那个失踪的交易员就是你吧？”她问我。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我把他们的钱弄亏了。我根本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给母亲打个电话。”丽莎说，“她会告诉我们现在情况如何。”　　我无法忍受听她们的谈话，因此我泡在浴缸里，集中精神放松自己。每次我闭上眼睛时，周围的世界就如同倒置一般。　　“我们都很好，母亲。”我听见丽莎说，“我们会尽量回家去。我最好不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这样别人间时你也不必撒谎。”　　当母亲告诉她那边的情况时，丽莎沉默不语，令我惊讶的是，丽莎开始大笑起来。　　“他没有！”她边笑边说，“上帝在帮助我们。”　　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母亲。”丽莎定了定神说，“可能时我们再给你打电话，但我现在得走了，我们爱您。”　　丽莎走进浴室坐到地板上。　　“下议院正在为此事争论。”她说，“财政大臣把你叫做‘痞子交易员’，彼得·巴林的话会上了报纸，他说这是一个阴谋。　　巴林银行破产了，总损失六亿多英镑。”　　我伸手在浴缸底找肥皂，我很生气，因为旅馆里的肥皂总是这么校“母亲还说我们早已取代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成了报界的头条新闻。人人都在找我们，全亚洲都在找，一些人认为我们正乘坐你的快艇在印尼附近游动。”　　我很快明白了这些。除了有关快艇的说法外，报界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　　“什么事那么可笑？刚才你笑什么？”　　“我母亲给你父亲打电话想知道他怎么样。他们俩正通话时有人敲你父亲的门，他回答说门开着，后来我母亲在电话里听见一阵嘈杂，他大叫‘滚出去’，然后是一阵静寂，你父亲把《每日镜报》的一名摄影师赶了出去，把他推倒在门前的台阶上。”　　“我们就需要这些，”我说，“我把巴林银行弄得破产，我父亲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地。”　　我环顾四周，浴室里没有窗户，只有雪白的磁砖和浴帘，是一个大概有六平方英尺大的小房间。我走出浴室，和丽莎一道坐在床上。　　“我给丹尼打个电话看看新加坡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给FTC打电话找到丹尼。那正是星期一下午，市场已经垮掉了。日经期货开盘是八百八十点，收盘是一万六千九百六十点处六百四十五点。而得知我的空头合约后，JGB期货又爬升了五十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巴林银行想要清帐就得买合同。我实在算不出我的合约损失了多少钱，但假如星期五他们仍没卖掉任何合约，那损失数目就会加倍。我不能想这件事——去他的吧，银行破产，我也负担累累。　　“嘿！”　　“尼克！你他妈的在哪儿？”　　“马来西亚。”　　“听着，我们不能多说，不然别人会发现的。听我说，情况对你来说不能再糟了。这里全是你的敌人，赶紧离开亚洲，回偷敦或去澳大利亚。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们，你俩会被打死的。”　　“我们将尽力离开。”　　“sIMEX已经勒令巴林银行退出。乔治·塞欧破口大骂，大家都对你恨之入骨了。给自己找个好律师，不管在哪儿都赶紧走。”　　“一有机会我再给你打电话。”　　“听着，尼克，”丹尼又说，“祝你好运，伙计。需要我时就来电话，任何时候都行。”　　我放下电话，这是我们与外界聊系的生命线。但是，仅管它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它也可能带来麻烦。或许警察会顺藤摸瓜，追到这个房间来，我担心是已有人窃听丹尼的电话，也担心是否丹尼身边正坐着一位侦探，让他尽量和我多说话以便能够查我在哪儿。　　我和丽莎看着窗外摇曳的棕榈树和远处的大海。遥远的地方是开阔的地平线，我们得找条路离开这儿，这不应太困难。我们可以乘船逃走。我们在旅馆绿卡上签了名字和地址，因为我确信他们现在正查询所有的客人，激动地翻着我们那张卡给警方打电话。　　我努力想像着我们在地图上的方位，波尼欧的北岸，这个北方十分偏远，与外界隔离，我们可以跑进森林里，躲到河流上游的部落人中或者可以去汶莱，否则就得去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吉隆坡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想法，因为我们会被抓住——而且那儿离新加坡也太近。　　丽莎拿起话筒给旅行社打电话。　　“我们想要订去伦敦的机票。”她说，“越早越好，哪个航线都行。”　　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离最近的国家就是印尼了，但那儿没什么交通工具。雅加达也许更理想，因为我可以给一些老朋友打电话并做些准备。但是离开可达金乃巴罗的唯一的国际航班却是去新加坡或汶莱。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八点有一趟航班去汶莱。航班已满座了，但对方说也许会有人退票，我们最好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等退票。　　我们仍保留了这个房间并要求服务员送晚饭来。我们不敢出去，担心其他客人会认出我们，我们处境艰难，躺在床上互相抚慰。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丽莎的双臂中，觉得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安全。我害怕与她分离，和她在一起我们才会平安。　　也许警方正通缉我们，但是她已经办妥了一些事。假如我们被迫分离，而我又被关入亚洲监狱中——我无法想像这种事。　　我们星期二上午起得很早，静静地收拾着行李，心里都明白必须尽可能的快点离开这儿。两个人都不愿开口。在服务台，我用现金支付清了一切支出，看着服务小姐把我预先支付的美国信用卡单撕碎了。　　“现在的诈骗案太多了。”她说，“你不得不加倍小心。”　　然后我们离开饭店，乘一辆去机场的计程车到汶莱皇家旅行社和马来西亚航空处。两边到汶莱的航班都仍旧客满。那时正值假期，大家都想回来与家人团聚。柜台前买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如果有谁给我张票，我愿意付给他三千英镑，我肯定马克格林会这么做——然后离开，但我却没这个胆量。　　“我们再我家饭店住下吧。”丽莎说，“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吧。”　　我们乘计程车来到凯悦饭店，用丽莎的乳名西姆斯登记住宿，用现金付帐。我们在房间里待不住，决定去小镇另一边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订票处看看。　　“走过去吧。”我提议说，“今天的班机错过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顶着烈日穿梭在这个小镇中，想到马来西亚及亚洲的每个警察都在找我，我心里有些异样。我应该快一点儿，跑到某个地方去，或者开车冲过边界。我被困住了，什么事也没法做。对于当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和任何一对幸福的西方年轻夫妇一样：妻子一头金发、皮肤晒得挺黑、身材修长，丈夫开始发福、身穿短裤、头戴棒球帽。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人早习已为常了——一对十分普通的度假者，我们走在路边的树荫下，汽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尘土满天。几条狗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这种狗在马来西亚到处可见，但在新加坡却没有。新加坡的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其他杂狗，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野狗很多，它们的尾巴卷曲在背上，毛色黑、褐混杂，四处流浪，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体味着市井生活：出售大米和罐装食品的商店，有可口可乐和“虎”牌啤酒标志及白色塑胶椅的酒吧，卖T恤衫和棒球帽的小摊。这是个很脏的小镇，有人在向为数不多的游客兜售纪念品或提供整个亚洲到处可见到的鸡肉、术饭和“虎”牌啤酒。生活在这里很廉价但也很自由。　　“你们有去伦敦的航班吗？”丽莎问。　　一位小姐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这种声音我最后一次听到是我让林达核对八八八八八平衡单时。我握紧了拳头，有些尴尬。因为指甲全让我咬得只剩下粉红色的手指头了。　　“今天晚上有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她说。　　我的精神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将登上飞机回家。任何事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能买两张票吗？”　　“这趟班机从汶莱起飞。”她说，“但今天已没有飞机从这里去汶莱了。今天早上有一班。”　　“去欧洲其他地方的班机呢？”丽莎平静地问。　　“明天有去法兰克福的班机，”姑娘说，“途经汶莱、曼谷和阿布扎比。”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丽莎，说：“我们就乘那个航班。一张单程机票多少钱？”　　“一千五百，在汶莱转机得等八个小时。”　　“我们能预订这个班次吗？我们得回饭店换些钱。”　　走出有空调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街上正是热烘烘的时候。　　“你还想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时间多得是。”　　“我们最好也去看一下去拉布湾的渡轮。”我说。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丽莎道，“那样到汶菜太晚，我们就赶不上晚上的航班回伦敦了。”　　“不，但是也许他们不会大仔细地查看护照。”　　“但如果他们仔细看的话，也许会扣留我们做人质或其他什么，谁也想不到在印尼中途的船上会发生什么事。”　　小码头上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鱼堆在旁边，一群苍蝇落在上边，有个男人身穿脏的背心坐在船舱里翻一本色情杂志。　　“去拉布湾的船几点开？”　　“上午八点一趟，下午一点一趟。”他几乎头也没抬。　　“要几个小时才能到汶莱？”　　“四个小时。”　　我们沿着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来，摸了摸布满盐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缉的要犯，现在被困在通往拉布湾的慢船和往文莱、转机要等八个小时的航班之间。　　“我们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莱航班，”我们俩走回饭店把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又返回了汶莱皇家旅行社。小姐点清了钱把各种条目输入电脑。她拿出机票时，我发现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对不起，”她笑着说，“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过这个错误不碍事。”　　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会怎么做呢？打口哨还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电钮？但最后他给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飞机仍旧在黑暗中飞行，丽莎睡着了，她的头发垂在我肩头。我醒着，想借着灯光再看看那本书。我是整个飞机上唯一醒着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银行破产的秘密，我坐在43A号座位上，没人注意，也没人知晓。也许只有远方无声的电脑知道这件事了，此刻它们可能正静静地筛选所有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及他们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本次航班在早晨的这个钟点到达目的地，下了飞机后会立即检查各位的护照。”机长宣布了这个通知。　　飞机降落时天气阴沉沉的，外面看起来冷得能结冰。丽莎穿着她的厚牛仔裤挺暖和的，我把毯子盖在腿上。自从离开之后，我们一直待在很小的飞机上，现在就要被人抓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曾坐飞机来法兰克福看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曾在机场通道里见过贴在墙上的罪犯照片。机场是灰色的，效率很高，他们将审问我。　　“我爱你，丽莎。”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爱你！”　　我不知道此后再次相逢我们会说些什么。　　“你要坚强一些。”她说。　　我们等着最后下飞机，但总会有人来清理座位，我们不得不出去了，沿着阶梯往下走我们身后还有十几个人，丽莎走在前面。警察穿着一身绿色西装，背后挎着枪。他看了看丽莎的护照又看看她，让她站在一边，我抬头一看，机场巴士已挤满了乘客，他们白色的面孔全都紧贴在窗户上看着警察。我当时真想一下子把汽车翻过去，像一艘船那样把它翻了，但我听见警察对丽莎说：“你丈夫在哪儿？”　　我走上前去说：　　“我是她丈夫。”　　我们被带上一辆绿色警车，身后的车门关闭，至少我们可以离开其他乘客的视线了。我穿着短裤冻得发抖，抱成一团取暖。后来，我们在一问房子里等着，喝了一杯咖啡，看着他们翻我们的行李，一名警察抽出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一幅图案，是一九六六年世界杯上在吉欧夫·赫斯特和德国队比赛时进球的一张照片，比分牌上显示出二比二。　　“踢得不错。”我对他说。　　“什么？”他问。　　“吉欧夫·赫斯特。”我点了点头，他太年轻了，这个笑话他听不懂。　　我被带到楼下去拍了一张罪犯用的照片，又被带到边境警察那里。直到那时，一切都很放松。我猜想他们是在电脑上发现了我们的去向，便安排黎明时分悄悄把我抓了起来。我已不在乎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听到一阵吵闹声，我才意识到我们走得很快，穿过一个走廊时，我发现里边有一群摄影记者，他们争着看我，并抢着拍照。闪光灯一晃一晃，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喝着，就像是在交易大厅里一样。我真想说：“二百五十点再买一百份！二百五十点买一百股。”然后再朝他们打手势，但他们根本不会理这个玩笑，而且那样照片也一定拍得很糟。　　“有什么想法？你有任何感想吗？”一个美国人大声叫道，他的声音像是哀鸣，那尖叫声盖过了那一片吵嚷声。　　我本来想让他滚蛋，或猛地冲上去朝他打一巴掌，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对待那位摄影记者了。　　很显然，丽莎并非迫捕目标，我才是。我们给英国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便带着一些律师来见我们。　　“我现在无法推荐某一位律师。”他对我说，并用手指着一个名字，“但有些律师的确比其他律师们强很多。”　　因此，我给金斯里奈·布里打通了电话。　　那位英国领事出去到机场旁边给我们买了一些麦当劳的食品，算是午饭，这样一阵大乱方才稍有平息。整整一天，我们都待在机场警察的会面室里，没有见到任何阳光。我们挑选了一位德国律师，他身穿一套绿色毛质西装来见我，他名叫阿伯哈侍·凯普夫，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他答应尽快来见我们。我清楚自己的被捕是德方执行新加坡政府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能保释的。后来，我们收到二十多份来自英国报纸的传真，他们要购买我故事的出版权。　　下午三点，气象有了变化。话题不再是关于我，而是转向如何让丽莎出去。警方告诉我们，为了能获得丽莎的消息，新闻界早已预订了从法兰克福飞出的各次航班的机票。我们又和丽莎的父母通了电话，知道他们也被新闻界包围了，他们还说《每日镜报》给他们提供私人飞机来接丽莎，作为购买版权的一部份价钱。考虑到外面成群的记者们，我们便同意只和一家报纸合作，让丽莎安然返家。　　晚上八点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丽莎即将回家，离开我，我得一直留在警方拘留所里，直到新加坡方面传来指控书。　　“还有什么事呢？”丽莎问我。　　“我认为你得快点儿走。”我说。　　我们站起来拥抱在一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全完了！　　她要走了，而我得留下来。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　　说完话，我便被警察带出了会见室。我知道我得一个人待好长时间，我不能哭，我没有了可以依赖的肩膀，周围每个人都开始说德语，我在一个秘密电梯上被送到一辆警车里，绕远路驶入美国空军基地。我们穿过隔离区走上机动车道时，我只看见一抹昏暗的霓虹灯一晃而过，此外什么也没看见。我是紧紧地抓着我的小袋子，里面有牙刷、牙膏、洗发精、毛衣，还有我的那本小说。从上午六点到晚上八点。我在法兰克福被捕已一天了，我在飞机上无法入睡，也不清楚新加坡这时几点了。由于车内有空调，丽莎离去时我也哭过，此时我的眼睛酸痛。从警察口中我得知我们正在驶向汉姆斯格兹监狱。　　警车抵达监狱时，有人递给我一个纸盒，里面有面包和果酱，这是让我用来做早餐的。后来，我被送入一间冰冷的小屋。　　从穿过的可达金乃巴罗的x——光射线机时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门锁、X光射线机，不能随便出入，也没有新鲜空气，没有选择的权利，要想再像前两天那样在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买水果就得是好长时间之后的事了。　　我坐在牢房的床上，周围没什么东西可看；一张小桌子漆成了黑色，一把褪色的木椅子，一些衣架，窗户上有玻璃，看上去挺厚，有铁丝绕在窗外，大门上有一个小孔，我不知道丽莎在哪里，也不知道日经的市场如何，这两件事都曾多么牵动我的心神。分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电话。我不清楚谁会来看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探视权，报纸上说些什么我就更不清楚了。　　坐在这间冷冷清清无人间津的小屋里，我从袋子里拿T恤衫站起身来。这是我们俩坐在凯悦饭店门前的游泳池边时丽莎穿的那件衣服，我把它拿在手里举到面前，深深地呼吸，依稀可以闻到丽莎身上的味道，那是一股新鲜的绿苹果的味道。我又返回床边，把头埋进T恤衫里重温丽莎的气息，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了。　　我努力回忆丽莎的模样，但令我害怕的是，我只能记起她的一些零碎印象而不是全貌了。我能记起她的双眼也能想像出她的头发、她的声音、或者说我认为是她的声音。但我想不起她穿什么衣服了——不知道她此刻穿着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但又说不准，也许她早飞往希思罗机场了。我能想起来她的鼻子、嘴、她的唇以及她的牙齿，我尽力口味最后一次接吻，回忆当时的感觉，回忆最后一次做爱以及当时的感觉，我也努力回忆最后一次一起进餐。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的情景。我拼凑着丽莎身穿白色短裤和T恤衫在可达金乃巴罗的大街上的闷热天气中穿行的样子，她的头发闪着金黄色的光泽，双手插在口袋里，看了看橱窗又转身对我笑了笑。她当时说什么来着？她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买一本德文词汇书。　　我紧紧地依赖着那些记忆，不让它们褪去。但当我躺在床上时，丽莎的影子却一直在变化在扭曲，我无法使它停留，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时，我泪流满面。　　　第十一章　荷因克斯特监狱--------------------------------------------------------------------------------　　星期五整整一上午，守卫不时地来我的房门口。随着钥匙声哗哗地响，他把白色钢门打开，对我宣布：“另外一名律师来了。”　　在德国，任何一名律师都可以见任何一名囚犯，因此一大群法兰克福的律师都曾见过我了。我早已委托阿伯哈特·凯普夫为我的律师了，但我还是去见了其他律师，因为这至少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走出牢房，在会面室里坐一会儿。有一次谈话时，我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但是上午其他时间里，我独自坐在牢房里，集中精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为了能放眼未来，我尽力不去想内疚负罪的感觉。我尽量不想在SIMEX和巴林银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让这些想法全都离开我。我独自相处，一人生活在这个小窝里。我从来没想过原先我喜欢自己拥有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曾经在SIMEX很大的交易大厅里走动，周围有几千人。那时我也从未离开过电话。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过着十分繁忙但又充满了欺骗的双重生活，我现在得直视自己，并接受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完全是空洞的。我手中真的需要那尊金色佛像。　　对我来说，最难处理的事就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处境。只要我知道了某一种程序，我就会十分快乐地跟着它走下去。因此，只要我知道我的八八八八八户头上的损失存在，我就能够接受它们，并且解决好如何隐瞒它们的问题，现在，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我不得不找出一条狱中的生活之路。我得知道我的每个生活环节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突然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吃午饭、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被转移到别处、什么时候又能被律师召见，包括金斯里奈·布里和阿伯哈特·凯普夫。我强烈地想知道我究竟会怎么样，我又如何为自己辩护。我明白自己是有罪之人，但我不清楚罪名是什么，或是我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大约正午时分，守卫给我送来了午饭——一个纸盒里放着一些鱼（己是星期五了）和花生沙拉。我把鱼扔了，吃掉了花生沙拉。后来我又听到了惯常的钥匙响声。我被带出牢房送上了一辆警车，车是绿色的。我听见摄影记者们在大喊大叫，看见一排闪光灯晃动，但我缩在窗户下边，不见他们。每一个细小的胜利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被送往法庭，带到白色小房间里。房间全白的，里边有桌子，而椅子是钉在地板上的。天很冷，桌子和椅子都让我很不舒服，我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暖和。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着去见法官，又见到了阿伯哈特·凯普夫律师。法官的办公室在一楼。远处有一大帮新闻摄影记者涌过草坪，想拍照。他们看起来像是动物权利保护者们一样激动。法官拉下了窗帘把窗户挡起来。他问我是否自愿接受引渡去新加坡的建议。直到那时新加坡方面指控只有一条——伪造理查德·霍根的签名。但是假如我到了新加坡就有可能附加上无数其他的指控罪名。这可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我摇了摇头，说“不”，就那一句话。此时已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了。阿伯哈特律师告诉我他下星期二和那位金斯里奈·布里律师谈一谈，然后他们一起来见我。同时，我将被送往荷因克斯特监狱，在那里度过一星期的时间。　　我站在窗外，往外看着监狱院里的东西。窗户上大部分是不透明的玻璃，如同街道两旁的窗户一样。但是窗上有一条小缝隙，我便迎着钻进屋里的寒气看院里犯人们做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运动，只不过是在院子里走走而已。但我又仿佛看见了网球场上的运动。有一两个犯人在四处走动，伸伸手踢踢腿。我又往上看，想找到太阳，但大楼的这边看不见阳光。我能看见的只有高墙围起的囚犯运动场和冰冷灰暗的冬日天空，好像是要下雪了，我很快厌倦了这些，又返回到我的牢房中。　　在前天晚上，守卫不时地来我这儿，透过房外的开关打开灯看我，本来我就很难入睡，这样一来几乎不可能睡着了。我大声喊叫，我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因此可不可以让我睡一会儿，但他们根本不听。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还得熬过星期六。一般说来，星期六是我最喜欢的日子，市场休息了，我和丽莎睡个懒觉，再出去做许多活动，去城里四处看看或是见些朋友。但是这个星期六却像在地狱里的岁月一样。我知道下午我只有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此外待在房间里什么事也没有。我身边还带着一直从可达金乃巴罗带来的汤姆·克兰士的那本书，因此我索性从头开始读，再把它全读一遍。　　下午中间时分，我冲出去到运动场靠边的地方活动。很显然，报界记者早已租好了房间俯视着运动场，因此我一定要躲在墙边不被发现。幸运的是，墙边正好有乒乓球桌，我便拿起拍子招呼一个黑人问他会不会玩乒乓球。地上有雪，十分冷。　　我们站在那里随便地乱打，白色小球不时掉到地上，在雪里还找不到，那个人是奈及利亚人，我不停地问他在这儿待了多久。监狱的这部分叫“新区”，我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能被转移到大一些的监狱里去。一个小时很快到了，我又返回牢房。那个黑人告诉我应该申请去图书馆，我便这么做了，守卫便带着我又返回院中去图书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书可看，我拿起一本汤马士·哈代写的《黛丝姑娘》。　　再次返回房间时，我沉浸在黛丝的悲惨生活之中。她只不过是一名挤奶女工和挖花生的农工，却和我这个期货交易员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许多折磨。我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星期六的夜里。但是就在她杀死了那个坏蛋开始和她的情人私奔逃走时，警察快要在巨大石柱群那儿抓住他们了，可是书却完了，因为最后四页早被人撕掉了。我躺在床上仍旧很担心：她能躲得过这次迫击吗？她被人抓住了吗”她是被处以死刑还是因为一时冲动犯罪而被释放了呢？她要服刑多长时间呢？　　星期日同样的漫长无边。我又把汤姆·克兰士写的那本书看了一遍，想一想它值多少钱埃五·九九英镑的一本书竟然让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安定下来，去可达金乃巴罗时我便带着这本书，登上飞机时还带着它，在出入法庭和牢房时我紧紧地抓着它。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我到这时开始才理解这本书，但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常常泪流满面，躺在床上抽泣。我是如此地孤独、恐惧。我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我既不能让时间走快些，也不能放慢它，更不能倒转，我无法重新开始，也不能再让丽莎回到我身边。我无法透过电话和别人通话，也没有电视可看。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白色的牢房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　　星期日，我才发现我一直认为是某种警报系统的那个挂在墙上的东西原来是个广播。它有两个频道，一个德语频道，另一个是美语频道，虽然美国士兵全走了，但电台仍旧广播，它肯定在法兰克福倍受欢迎。先听了一下德语频道但当我听见主持人说到“尼克·李森”时，我差点儿惊呆了。好像节目是某种点歌形式的播放时段，那首歌是用德语唱的，是“Geld，Geld，Geld”。听起来就像蒙提曾说“Spam，Spam，Spam”那样。我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任人摆弄，被人关在这里随意取笑，但随即我又十分喜欢这首歌了。　　周末就这样过去了。他们又把我的T恤衫还给了我，它原先有一股丽莎身上的味道，但现在闻起来只剩下一股消毒剂的味道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穿上了它。我星期一又见了一次阿伯哈特·凯普夫，他给了我一些报纸。第二天他就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夫波拉得一起来了。我问史蒂夫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马克斯·克利福得是谁？他们让我委托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