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巴林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支付每日的保证金，也由于在市场变化特别险恶的情况下，SIMEX可能每半天就收取一次保证金，我们一直在开办储蓄业务。　　金姆的错误导致的二万英镑的损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然而，三天后，由于价格上扬二百点，它便猛增到六万英镑。我必须采取措施来减少损失了。我买进了二十份合同，将金姆卖出的二十份抵消，这样报表上的收支便成为零。这使损失减少三万英镑。　　六万英镑不是个小数字。实际上，它是太大了，以致于我不敢将它告诉西蒙·琼斯。现在，我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一周以来一直将此事秘而不宣呢？所以，我只好将损失六万英镑的事掩藏起来，将它转入八八八八八帐户。如果我将它告诉了西蒙·琼斯的话，他一定会解雇所有正为巴林银行效力的交易员，他甚至会禁止我去交易场地。而金姆犯下这个错误时，我主持的期货期权交易业务刚刚开始蒸蒸日上。所以如果西蒙·琼斯因这次损失而向我发难、让我重返清算部门，那对我而言是不堪忍受的。况且，那根本不是我的错。　　我几乎无暇去想我所做的一切终究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一种解决棘手的问题的方便之道。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大卫·摩斯欧，他在第一大洲交易所（FCT）工作。　　“我这里有十份合同无法结算。”他说，“乔治发誓说我让他买进，但实际上我说的是卖出。”　　“那我们看看录影带吧。”我建议说。　　“录影机上什么都显示不出来。”他说，“我们已经试过了。”　　“那我们买进五份，卖出五份吧。”这是标准的解决方法。　　“好吧。”他表示同意。　　现在，我又有五份合同需要在别处结算了。我给乔治打通了电话，让他四处问问，看是否有人愿意买进五份。严格说来，我们是不准在SIMEX市场收盘之后再做交易的，但大家为了能够平衡，往往在下午收盘后进行交易。当时，金姆的错误给我带来的麻烦在于四十份合同的数字太大，无法隐瞒。而且，我发现有错时，时间已经太晚——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利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是个极有用的尝试——它为我争取了不少时间。而我当时担心的是那四十份合同，是如何尽力帮助苏柯将它们处理好（苏柯是巴林银行东京分行证券部负责业主交易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期货经纪人。她是马来西亚人）。关键的问题是：苏柯是业主交易员，她经手的都是数额巨大的日经期货合同。我做成的所有交易都要存入她在东京的帐户。一旦这些交易的记录失衡，她就会重新检查，就会削减头寸。那是我滑向深渊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即到一九九二年底为止，我已将三十次差错记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这确实糟糕，但也还不致于是灾难性的。我向伦敦报告了某些错误，但那些可能给我新招聘的雇员们带来麻烦的数量较大的错误都被我转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那不是我们这些雇员的钱，也不是客户的钱，那是巴林银行的钱，但每个银行都有错误帐户，只是巴林银行有了两个这样的帐户。在月底检查打字槁以备巴林银行帐户部仔细审阅时，我解决了所有的开口头寸，将八八八八八帐户做了日记帐分录，使其收支差重新变为零。我将自己唯一的收入——我赚来的佣金垫了进去。这可能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其实现的条件是损失额不能大于我的收入。我明白，一旦内部审计员问起来，或者损失增加，我就必须另想方法来掩盖它们。　　我在闹钟刚要响起来时醒来了。我本能地伸手将闹钟顶部的按钮按下去，这样，它就不会吵醒丽莎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澡。我一向酷爱泡澡。我仰面朝天地躺在浴缸里，用脚趾上上下下地拨弄着热水，直到丽莎进来，告诉我该走了。新加坡的黄昏和黎明都是转瞬而逝。我醒来时天还是黑漆漆的，走出浴室天已经大亮了。我觉得有点怪怪的——走进浴室时还是黑夜，而出来时已经是白昼了，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黎明。　　我们离开公寓时，沙发上刚刚坐过的地方还皱皱的。我们坐在那儿看过录影带。我把垃圾袋拎了出去，还有那些沾了善前酱的比萨包装盒。　　丽莎把我送到海外联合银行（OUB）大厦底层。那是交易员们平时聚会的地方。我到时他们正站在那里，身着长袖衬衫和长裤。但是，在新加坡，没有人穿西装外套。离开新加坡回国时，人们往往已累积了六件质朴的夹克、六件磨得发亮的长裤了。我看见丹尼，给他买了杯咖啡。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市场很坚稳。你看看昨天的美国指数和昨晚的道琼斯指数就知道了。”　　“而且，日元价值也在下跌。”　　“通货膨胀的情况如何？”　　我们这些人总爱讨论诸如此类的话题，仿佛我们知道市场情况，有什么招术似的。其实我们俩都清楚自己一旦进入市场，也是喊破喉咙，抢在二秒钟内做成交易一再过一秒钟，我们便又会改变主意了。　　“这样吧。”丹尼将咖啡从左手传到右手中，说道：“跟你赌一百美元，我赌市场价格会继续上扬。”　　“赌就赌。”我说，“你肯定会在最后一小时败下阵来。”　　我大口喝下柳橙汁和咖啡，和丹尼乘电梯来到交易场地。　　一百美元的赌注在我们眼里似乎比每天要买进或卖出的数百万美元都要重要。我那件黄蓝两色的条纹夹克正挂在椅背上，翻领上别着通行证（写有姓名起首字母的徽章）。我的通行证上用的是丽莎姓名的起首字母：LJS。每个交易商都用三个字母，而他们也往往根据这几个字母给别人想出五花八门的绰号，有个女孩用的是BJS，结果几个月之后，人人都叫她“吹牛大王”（BLOW JOB SPECIAL1ST）。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她只好改用其他的字母给合。我自己也是在几个月后找个机会灌醉了乔治，从他嘴里套出了别人叫我的方式。　　“再清楚不过了。”他醉醺醺地说，“LJS代表LOANCHYOU（卵球）”。　　我仔细推敲了一会儿。　　“那J和3到哪儿去了呢？”　　“什么J和S”乔治似乎大惑不解。　　“中间的J和结尾的s呀。别忘了，我用的是LJS。”　　“我们根本没有去想后面的两个字母。”乔治笑道，“那已经够了：小卵球一sMALL DICK。”　　“但是，这儿有三个字母你们却只取其一，这太不像取浑名了。”　　“别那么学究好不好。”他说，“它就是你的浑名。你越争辩，越摆脱不了。”　　所以我就成了“小卵球一SMALL DICK”。　　乔治和马士兰分别选用的是GSE和AD1。显然，他们慎重考虑过，所以也就免去了绰号的困扰，因为谁也造不出有意思的浑名。我朋友丹尼用的是VIZ，但是人们却普遍称之“气泡”（BUBBLE），因为他是希腊人一BUBBLE ANDSOUEAK，或者称之为“3D”—3D代表DANNY DON’TDRINK（丹尼不喝酒），这正好与事实巧合。沙力福丁的名字要长得多，他的全名是沙力福丁宾珀基曼。他的通行证上干脆就用了DIN。因为他觉得，他那长长的名字已在他周围创造了足够多的噪音了，但我们都叫他“肥仔”。他果然不负众望——一九九二年初他进sIMEX工作时，体重仅为四十三公斤，一年后他已重达七十多公斤了。　　我走进我们在SIMEX的工作间站在电话旁边。电话静静地待了几秒钟。我抬眼朝交易场地望去：那些执行委托的人都穿着红色的夹克。在中国，红色是大吉大利的颜色，所以这里几乎所有的夹克都是红色的。只有那些大个子西方人——英国人或美国人才敢穿其他颜色。这时，第一块信号板亮了，我拿起了电话。　　上午十点左右，我正给“肥仔”打“卖出”的手势时，电话外线响了起来，这事可有点不同凡响。更为不平凡的是打电话人的自我介绍。“我是田安穗，我想知道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　　田安穗是sIMEX的总裁，他请你帮忙时，你一定会帮的。　　“很高兴能为您效劳。”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同时，我看见“肥仔”正在交易大厅中拼命地打手势。很明显，他是和另一位交易员吵起来了。一时间，我怀疑田安穗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利用八八八八八帐户所作的非法行为了。　　“SIMEX的一位老客户想跟你谈谈。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的。如果他打电话时，你能好好接待他，我将十分感谢。”　　我这时还真摸不清他的意图。　　“那当然。”我答应道。　　“他叫菲利浦·波尼弗伊。他住在拉夫尔斯饭店。”　　十分钟后，外线又响了。　　“是李森先生吗？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帮帮我？我叫菲利浦·波尼弗伊。”　　“我一定尽力。”　　“你能不能过来喝杯茶？四点怎么样？”　　菲利浦·波尼弗伊说完这句话后就竟自挂了电话。　　我静静地站着，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线又响了。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拿起话筒。今天的外线电话已经够多了。　　“晦！”原来是丽莎。他问：“今晚我们干啥？”　　我们说好了一起出去吃饭。之后，我离开交易场地，截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拉夫尔斯饭店。我在大厅挂了个电话，按要求来到二楼，然后敲响木漆的房门。菲利浦·波尼弗伊比我想像的要年轻一些。浑身上下干净利落，身着蓝色西装，“牛津”牌皮鞋，“HERMES”领带。客房里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某一边的桌上放着一只手提箱。波尼弗伊正用行动电话与人通话。　　他示意我坐下，指了指茶几上的点心，又认真地听起了电话。　　大约三十秒钟后，他说：“好吧。”然后，关了电话。　　“李森先生，”他握着我的手，说：“人们建议我找你帮我的忙。”　　“但愿我能帮上忙。”　　“我在sIMEX有很多生意。”他一口气说下去，“相当可观的买卖。除乔治·索罗斯外，我在日经期货方面的买卖没有谁能比得上。有时候我可以在一个交易日内做五千份合同的交易。”　　一个交易日内五千份合同！那真是个庞大的数字。那意味着每月近十万美元的佣金。　　“巴林银行能做这么大的买卖吗？”　　“你希望透过我们进行结算吗？”　　“不，FIMAT为我作结算。”　　FIMAT是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在新加坡的经纪部。我用小汤匙搅了搅茶水，想一想有什么还需要问的问题。　　“请问您在哪儿任职？”　　“我在欧洲信托金融公司工作。该公司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　　这些便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消息。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菲利浦送我到门口时说。　　饭店的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闭时，我才意识到我那杯茶根本没喝一口。我想，菲利浦·波尼弗伊到底是自己把它倒进水池呢，还是等服务员来收拾它。　　我给迈克·吉利安打了个电话（迈克在东京分行任职，是巴林银行全球证券、期货、期权销售部经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大客户。　　“好极了。”他说，声音里含着一丝气恼，因为他没被田安穗选作联系人，“你们可以拿更多的奖金了。”　　可以听出来，他感到很痛苦。我可以想像得出他听电话时的样子。迈克的脸瘦瘦的，脸上有块肌肉是突出来的——那是一次骑自行车出事的结果。我从不信任迈克——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十分卖力，但他同时也是个爱在背后给人使坏的人。每次和他打交道，我都非常谨慎。尤其是得知他曾极力将我的业务经费压到最低水准之后。　　“那好像是家叫做‘欧洲信托金融’的公司。”我说话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设在巴哈马群岛。”　　“好地方。”迈克若有所思地说，“一直设在那儿吗？”　　“不是。”　　“超级潜水运动……”　　“我们是不是对他们作例行的检查？”我终于切入了正题，“查一查他们的信用等级？”　　“这事交给我办吧。”他说。　　两周后，我被告知欧洲信托金融公司完全适合做巴林银行的客户。　　某天上午，我正忙于为富士银行买进时，电话响了。　　“我是波尼弗伊。”他平静地说，“我希望能买进四千份合同。”　　四千！SIMEX平均日成交量仅为二千。四千可真是个庞大的数字。　　“好的。”我表示同意，“我们会在大阪和这里同时做这个交易的。市场价格现在为三百五十，但是可能会马上变动。”　　“尽量在低于四百时买进。然后再看情况。”　　我给乔治打了个手势，让他过来。　　“我们要买进四千份六月到期的合同。”　　“四千！我的天！”　　“今天的流动性怎么样？”　　“紧极了。你要是抛出五百份，市场马上就会变动。”　　“艾力克，还有其他要求抛出的交易员吗？”　　“有好几百。”　　我思考了一会儿。市场马上就又上涨了一些。　　“好吧。我们就卖出这些合同来止住上扬的势头。一旦奏效，马上又买回来。我让大阪方面买进一千，你在这儿买进一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早些时候的买主会来抛出他们的期货，我们早些动手的话，他们会到快收盘时再完全抛出，这时两方面可再分别购进一千份。”　　乔治返回交易场地，稍稍等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挥开双臂，演戏似地报出二百份。他又叫又跳地闹了好长时间。老天，他的样子就像他正看见世界末日来临似的。穿红夹克的人围着他，购买并不踊跃，于是市场价格便越降越低。乔治招呼着大家，仿佛他卖的是一钱不值的臭狗屁似的。市场上的人都必须判断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卖主。过了一会儿，终于有几位交易员们开始相信，他是有大笔期货等待卖出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交易员拿定主意，纷纷赶在乔治之前将期货售出。交易大厅里喧哗声又高了起来。乔治的表演十分出色。人们已经不再注意他了。他显得那么绝望，不断地向我打手势，通知我当时的市场价格。价格已从四百点跌到了三百点。我朝距乔治几码远的马士兰点点头。马士兰便开始买进，而乔治仍然作势要卖出。自然，乔治卖得很不顺手。到马士兰已购入五百份时，乔治也转而收购那些受他的影响而要求卖出的交易员的期货。等他们又购入五百份时，市场价格已逐渐回升到了四百点。我又购买了一些合同，这时，喧闹声更大了。乔治又买进了几份之后，昂首阔步地回到我身边。大阪方面的收购比较成功，那边的价格比较稳定。　　“我们已购进了一千五百份。没人发觉我们的意图，我们在五百点时，像一架偷袭的轰炸机一样，又突然抛出。那时候，市场的表现真是太可笑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已成功地购进了三千五百份。现在，大家都明白我们是个大买主了。SIMEX的流动性很低，那是因为许多新加坡交易员都用自己的帐户进行交易的缘故，而且，对他们的限额是相当低的。无论是做五份还是十份的交易，一旦失手，那都是切肤之痛。如果乔治和他们纠缠太久的话，那很可能使市场上其它的交易员警觉起来，从而发现他的真正目的。不过，今天一切顺利，因为他是那么卖力地兜售，使大家都相信他真的是要卖出，他和马上兰都买了一部分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大额合同。　　我给波尼弗伊打通了电话，努力控制自己高兴的心情，“我们已买进了四千，平均价格为三百七十点。”　　“干得不错。”真奇怪，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兴趣。　　我挂下电话，朝空中打了一拳。　　“我操！我们一下赚了八千美元的佣金。”　　菲利浦·波尼弗伊从此让我们忙个不停。他是sIMEX市场上当然的最大交易商，他做成的交易额都是数字惊人的。　　但是，有件事很怪，那就是他对交易的盈损似乎漠不关心。在盈利的时候，我看不到他有任何满意的表示，亏损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失望或生气。对其他客户，我都清楚他们的哀乐之源。　　但是，从替他做第一笔交易开始，波尼弗伊就一直是个谜。　　乔治的情况不太妙。他面前的桌上摆满了空的啤酒瓶，桌上的烟灰缸里也装满了烟蒂。他的衬衫和领带都沾上了啤酒，而且双目无神。一个身材苗条身穿黑色短裤的马来西亚妓女正用手抚摸着他的裤子。　　“你是在浪费时间。”我对她说，“他不会有兴趣的。”　　妓女汕讪地退回售酒柜台去了。　　“乔治，你到底怎么啦？”　　“我们分手了。我又是自由之身了，我叫她滚蛋了。”　　我知道乔治和他妻子闹离婚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因为他过去经常和一位也在交易大厅工作的小姐出去。看来，现在这件事终于有了个了结了。这时正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酒吧里装饰的圣诞老人和鹿拉雪橇与周围的环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乔治严肃地说，“那么多失去的时光都有待弥补。”　　乔治被赶出了家门，所以他要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每晚都深夜才回来，然后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蜷缩着度过每个早晨。圣诞节那天，丽莎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把我们的圣诞节整个搅乱了。”她追着他叫嚷道，“你出去清醒清醒，找不到驯鹿你别回来。”　　乔治步履蹒跚的走了。　　到了一月，我们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但是乔治却开始自暴一自弃。他每晚都出去饮酒作乐，早上带着满身酒气和廉价香水的气味来交易场地。他一件衬衫可以一连穿上三天。我当时并没觉得我该怎么处分他，因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使我想起我在沃特福的朋友们。和他们一样，乔治对别人的评价毫不在意。　　新加坡是个制度严格的地方，所以大多数人待人处事都小心谨慎。它同时又是个非常狭小的地方，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众人的耳目，但是，我喜欢乔治，因为他对这些全不在意，他清楚，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交易员之一。他需要的是工作之外的自由自在。　　然而，他很快就成了令我头痛的人，因为他开始出错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冲着乔治拿出一张他经手的交易清单。　　“我买进了一百份九月的期货。”他说。　　“你买进？我操，我说的是卖出！”　　“你说的是买进。”　　“这太荒唐了，你完全搞反了，你还做了哪些交易？”　　乔治拿出一叠清单。我拿过来看了看，发现他根本没有怎么填写。他缺好几份凭证。我便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和金姆的错误如出一辙。我们要受这一夜头寸的困扰了。　　“这样吧。”我转过身，把清单放到桌上，说：“我来把它们整理出来。”　　于是我便开始整理它们。乔治做成的交易是大量的，但差错也层出不穷。结果，我发现我们还有四百二十份合同没有替客户卖出去。但事先我们已告知客户我们已将它们成功地卖出了。所以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替客户处理好这件事。但这回，我是深陷其中，无力解决了。我站起来，朝力塞尔·孙走云。　　“我需要把这笔交易也记到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我对她说。　　　第四章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度内部审计--------------------------------------------------------------------------------　　“盈利能力的恢复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巴林银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　　我坐下来，呆呆看着乔治犯下的错误。大多数人看到几张中间画了一道斜杠、写了几个数字的纸后，一定会将它们当作废纸扔进垃圾桶的。然而，对我而言，手中的这几张纸好比一个分界线，将过去和将来截开：乔治已经被套牢了十五万英镑，另外，由于他的错误，他没有按客户的意愿卖出而是买进了一百份合同，价值高达八百万英镑。这已足以使我们有大麻烦了。我们经办的钱并不真实——那只是在萤幕上闪烁着，或者在交易场地上被四下传递着的一些抽象的数字。我们的客户可能会赚到或者赔进许许多多的钱，而我们赚取的只是佣金。在日本做业主交易的那帮人或许会让巴林银行冒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这些在新加坡分行工作的人不会。我们做的无非是毫无风险的套做交易，然后就是代理客户买进卖出。我们接触到的真正的钱只有我们的薪水和奖金。甚至这笔钱也不是那么真实：它们都是电汇的。另外，由于我们的开销都记在帐上，所以我们在银行的存款便不断上涨。最最真实的钱是我和丹尼每天聊作赌注的那一百美元——每天我们都要赌一赌市场的收盘价位，另外就是我们来买巧克力蛋和用来庆贺我们找到巧克力蛋中的塑胶玩具而开销的那些现钞了。　　乔治的错误太严重了，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失去本可得到的薪水和奖金，甚至失去用来买巧克力的那点现金。它会让我们一败涂地。他应该当场就被辞退，我也可能会告别自己现在的位置。在这里，我已有了像菲利浦·波尼弗伊这样的大客户，还有拥有若干交易员和后勤人员的工作组织，尽管西蒙·琼斯是名义的主管，那些工作人员都只向我汇报工作，把我当作他们真正的老板。在后勤部门工作的姑娘大多拒绝和西蒙·琼斯打交道，我也对她们不薄，我经常请她们吃饭，让每个人都参加银行举办的晚会，她们应该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如果乔治的错误泄露出去，我就不得不向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告别，也不得不离开我的交易员和后勤部门的姑娘们。在后勤部门中，三位姑娘是我的助手——力塞尔孙、诺哈斯林达及克里丝汀娜；我还有两名委托执行人——乔治与“胖仔”；艾力克张也和我一起听电话。一旦事情败露，这六个人的工作也就完了。SIMEX里当然不会有人怀念我们。也许我们被开除时，他们会稍加关注；然而不过半小时，他们进入市场后就再也想不起我们了。我们在SIMEX中的位置也可能会闲置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相信坏运气会传染给别人。但不久之后，便会有人进驻那位置的。　　将乔治出错的几笔交易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确实不过是举手之劳。毕竟，那是个真实地存在着的帐户，它就是为记录这类错误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去年我已经用过它了。然而，这些错误毕竟太大，我无法将它当作外币交易错误来处理，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某一方面的小小失误。我甚至也不能把它记入帐户，让它影响我们的佣金收入。它给我带来了三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弥补这些错误的问题。通常，伪造出来的交易都会在第二天早上被消除。当然，那得数额小，损失量清楚，我们才把它记入损益明细帐。用毛收入减去错误帐户中记录的损失就是净收益。但是，乔治犯的错误太大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那些合同卖出，将他造成的损失公诸于众：那会使大家惊慌失措的。我必须把这些错误隐瞒起来。我们无路可走。当然，如果市场价格一路上涨，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个问题更难解决：我可以将那一百份合同的交易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但是一到月底，巴林银行的内部审计员就会来查帐了——他们要将所有资产与负债累加起来，对好帐后，再公布巴林银行的净资产数目。我知道，他们只有到月底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看到八八八八八帐户真正的收入差及相应的一百份合同的开口头寸的话，他们一定会刨根问底，搞清楚它原来是一种未经上司批准的擅自作主的行为。而且，它比他们以前碰到的类似情况都严重得多。那么，我便注定要被赶出交易场地，永远告别我的蓝黄两色的条纹夹克了。　　最后一个问题最为棘手，而且是一种不祥的预兆：sIMEX每天都会要求我们追加保证金。透过一种相当复杂的运算，sIMEX不仅计算出你当天可能会赔进多少，同时也推算出在正常市场的情况下，你次日可能亏损的数目。它要求交易员们支付的保证金里包括这两部份。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内容会被当作巴林银行某一客户的帐户显示在SIMEX的大萤幕上，他们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性要求我们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八八八八八帐户中并无现金，所以我必须另想办法来支付这笔钱。金姆当时犯下第一个错误时，我是启用了客户的浮动资金才帮我们摆脱困境的，况且那个数目不大；然后，我便减少头寸，补上了那个损失。去年一年，我一直是用这套方法处理那些错误的；有时候，我也从帐户上扣除自己的佣金来弥补损失。尽管我仍然可以使用这两种来源的现金，但是这次乔治造成的损失终究太大了，客户的浮动资金和我的佣金是绝对不够的。　　大家回家后，我在桌边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了好些线条方框及箭头。我将新加坡填入一个方框，将伦敦填入另一方框，再用一条线表示现金流动，将它们连接起来。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储蓄的现金极少，因为全都被汇回了伦敦，每天，我们都要求伦敦寄来现金，支付当日的保证金及业主头寸，我们也做一些业主交易，但是这并没得到批准，因为迈克·吉利安认为，我们这种交易会吓跑客户的。他说客户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占他们的便宜，即我们在同时替客户和自己买进卖出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业务，从而从随之而来阶市场变动中获益。但是，我们还是透过在日本的弗南多做成了不少业主交易。但是我们没有声张。实际上，我们也从未做过。　　我们为客户做交易所需现金全由伦敦方面提供。一般由总部清算部门的布伦达格伦哥给我们汇来美元或日元，或者由托尼·霍斯给花旗银行开信用证。这些现金马上就交给了sIMEX。我曾想过将乔治的那些合同卖出，再用从伦敦汇过来的美元来弥补损失，但再一想，又觉得行不通。因为乔治损失的是日元，要用美元来弥补的话，又涉及外币兑换的问题。　　这种外币兑换必须获得西蒙·琼斯等人的同意。这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的。　　我划了一个大大的日元符号，再在其中插入一个美元的符号。两种钱我都需要。我需要有能由自己自由处理的钱。或许我可以向伦敦多要一些美元，谎称那是出于代替客户做交易的需要。他们也许还真会相信我的话。但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在临近月底时损失了不少日元，我必须开出日元信用证来将事情掩盖过去。　　在新加坡，期货和期权的交易方式相当可笑——投入的资金可以同时是美元和日元，启动保证金可以用美元或日元支付，而每天的差异保证金却必须用日元支付。我用笔在那几个方框旁边胡乱涂抹。突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卖出期权的话，我便可以得到一些期权购买金——这笔钱肯定会是日元，这样，我便可以用它来平衡八八八八八帐户中因期货交易和SIMEX索取保证金而引起的赤字了。　　我的帐户中包括两个栏目：“损益”、“资产负债表”。尽管损益帐目和资产负债表都会出现在报表中，但我很清楚，巴林银行的负责人只对底线感兴趣；至于底线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的，他们毫无兴趣。他们查看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人时刻记住他们是那些业务的主管人，从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他们决不会对报表做任何其他反应。他们还会侧重于查看损益帐目，因为这与他们的薪俸和奖金密切相关：巴林银行的做法是把纳税前收益的一半左右作为奖金发给职员。对高级职员而言，奖金与薪俸的比例值平均维持在七十五比二十五左右。由于许多高级职员年薪高达五十万英镑，他们自然希望“损益”这一栏目中剩下的钱尽量多一些。　　如果我能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亏损改变为零，将负债转化到资产负债表中去的话，我就算成功了一半了，然后，我也许就能够让巴林银行每天都为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方提供资金，从而补上现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全部头寸和损失。这样，就会需要做一个资产负债表分录，表明SIMEX应付给巴林银行一笔资金。已林银行总部的人对此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sIMEX掌握的这笔钱理论上已经回到了已林银行——它不过是巴林银行的一处资产。这样，我也可以延后上报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的时间了。　　我做的帐目是这样的：　　损益资产负债表　　期货　　付给SIMEX的启动保证　　借方＄　　金　　付给SIMEX差异保证金借方Y　　期权　　卖出期权获得的购买金信用证Y　　付给SIMEX的启动保证　　借方＄　　金——————　　0Y借方＄　　从伦敦汇来的现金借方＄　　月底收入差0Y 0＄　　为了让所有的帐簿都能达到平衡，我必须做两件事：其一，在月底卖出一定的期权，使其购买金（日元）恰好与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数额相等。这样，“损益”一栏才能达到平衡；大家才会觉得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仍然没被使用过。　　其次，我必须让巴林银行总部汇出一定数额的美元，为我购进的期货支付保证金，同时保证在市场朝我不利的方向变动时，我有现金为手中的期权支付保证金。为了使资产负债表中的美元数额达到平衡，我们根据市场每日的不同表现，每天让总部汇出不同数额的美元。　　售出的期权意味着让巴林银行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期权的价值很可能上升或下跌——我现在是在非法地做着业主交易了。　　我看着那两个栏目，在“从伦敦汇来的现金”这一行附近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只要总部能汇来足够的现金，足够我额外的保证金（包括弥补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损失）的话，我的计划就能实施了。这在其他银行（譬如摩根斯坦利银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巴林银行，我和总部的联络情况非常模糊，谁都不知道我对谁负责。他们是鼓励我放心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的。　　但现在，我必须三思：他们肯定会要求我解释要求汇款的原因的。毕竟，购买期权或期货和认购股票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不必投入大多的现金。这是一种赌博，但这种赌博不要求有许多现金作赌注。如果我要掩盖那些损失，我就必须向伦敦索取更多的钱，我只好利用他们对我的业务的不甚了解来蒙混过关了。如果市场朝不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的话，我就必须每天都要求总部提供资金。向他们做解释想来是一件趣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于是，我把图表放进办公桌抽屉，动身回家。已经是凌晨了，街上静悄悄的。我想起了乔治，他现在在哪儿呢？或许是在“zOUK”迪斯科舞厅找乐子吧。我让自己头脑放松，驾车回家去了。我已找出了一个能保护我们所有人的万全之策。主要的问题是必须补上损失。我会努力用做期货交易赚来的钱将它补上的。如果期货交易不能让我们如愿，我还可以利用期权的价值——这是万无一失的。月底前我必须打理好这一切。今天是三月十八日，我还有两个星期。　　接下来的两周是我们在新加坡工作以来最忙的日子。每个交易日上午八点我到达办公桌边时，总是电话已响个不停。　　菲利浦·波尼弗伊又开始做起数额巨大的交易了，我和艾力克、卡罗及夏娃肩并肩站在一起，整天不停地接电话。两天后，我又让力塞尔走出后勤部门到外面来帮忙，我让马士兰站在交易场地边上，背对乔治，在我们给他打手势后，理清所有的交易。然后，他便可以转过身来，将净头寸告诉乔治。我让乔治头脑清醒了一个星期。可是，等到三月二十六日，我将所有头寸累加起来时，却发现我们的失误更多了。除了失误之外，市场的变动也对我们不利。我又赔进了七万英镑，我算了算需要卖出多少期权。我得做一个五十份合同的多空套做交易。　　卖出这些期权后，我将这笔交易记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　　所谓“多空套做”是指以同一结算价格同时卖出“股票出售期权”和“买卖期货权”这两种期权。首先，你得选定市场的某一水准，譬如一万八千，你赌等那些期权到期时，市场仍保持相近的水准。到时，市场水准与你认定的水准越接近，你能得到的贴水就越多。如果市场下跌，那么卖出的买卖期货权就一文不值，而股票出售期权则会转化成资金。同时，你的交易伙伴（即以一万八千的价格买进股票出售期权的人）就会行使他的权利，要求你在市价已跌至一万七千五百时仍以一万八千买进。他已经以一万八千的价格将期权予售给你，现在他可以以一万七千五百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进，从而赚取五百点的利润。所以，做多空套做交易时，能得到的利润会受卖出股票出售期权和买卖期货权而得到的第一笔贴水的限制；而一旦你没有套做而市场价格朝任一方向偏离你认定的水准的话，损失就会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只要市场价格稳定在一万八千点，你就可以同时得到售出两种期权的贴水，另外，由于市场稳定，这两种期权都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所以你得到的使是全额贴水。　　我认定市场将是稳定的，又加上多空套做可能带来的大额贴水的吸引，我做起了这种交易，我拿到了贴水，让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收支差显示为零。如果市场有所变动，我就要付给SIMEX更多的保证金——我只有让伦敦方面提供这笔钱。我没有套做，因为套做意味着要做更多的期货交易，而我想把所有的贴水都用来弥补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　　力塞尔已算出巴林银行及其客户的全部头寸所需的当日保证金额数，在等待SIMEX的催款通知。拿到通知之后，她给伦敦的布伦达格伦哥发了传真，要求汇款七十五万美元。她将这笔钱分成两部分，说其中三十五万是为客户准备的，另外的四十万因为巴林银行自身的需要。当天下午，七十五万美元被汇进了我们在花旗银行开的户头中。　　做成这件事后，我并没有为之欣喜。我下决心要赚回足够的钱，补偿全部损失。春天慢慢过去的时候，我的交易已越做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但是，我做得很顺手。我的信心日增。我相信我投入巨资后终会有所补偿。我是期货多头、买卖期货权空头，市场上的期权价格达到结算价格时，我将自己投入市场的资金又赚了一倍——我买进期货，这些期货与我手头的空头期权形成套期交易。这个举动奏效了——市场一路上扬，我的策略终于成功了。现在，唯一的风险是这一次上扬的势头非常强劲，我的套期交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从期货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正好能抵消八八八八八帐户期权方面的全部损失——这是我做套期交易时已计算好了的。到了七月，市场再度飞涨时，我的财务状况已由亏损六百扭转为略有盈余。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丽莎请了一些朋友来吃烧烤。我端着一杯啤酒走到阳台上，看着我所在的这座城市。　　“你今天看起来很愉快。”丽莎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站在我身边。　　“我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保护乔治，现在终于闯过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告诉丽莎那高达六百万英镑的损失的话，肯定会把她吓坏的。自己都觉得奇怪，我现在对那些数字已经能够做到无动于衷——它们不过是一大堆零的组合而已。我看重的是原则。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损失达到了一百万英镑。”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一百万！老天！这就是你保护乔治的原因吗？”　　“每个交易员都会有自己的麻烦事。我们一直压力很大。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千万别再那样。长期下去，这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这个不成问题。”我说，“我会处理好的。”　　“但是千万别再赔进去一百万了。你差点没把我吓死。”　　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我绝对没想到，以后我还会承受那种压力。我大胆撤回了大笔头寸。我们又重新盈利了。我们还可以稳稳当当地赚钱。当时，我的年薪是五万英镑。奖金则马上要突破十万英镑大关。我和丽莎还讨论了在伦敦投资买公寓的事。　　但是星期一我则返回SIMEX，我就发现我还得使用八八八八八帐户。我所处的位置是相当奇特的，一方面，我在交易场地工作，负责用日元作期权交易；另一方面，我又是后勤部门的主管，可以向伦敦方面随意的提出要求。我可以纵观全局——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也许是世界上同时对收入平衡表上的两边都负责的唯一一个人，我已经深深地沉溺于其中了。　　除了伦敦方面对我的汇款要求有求必应且从不细问之外（这应该算一种令人惊讶的行为），另外一件事对我的欺瞒行为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按规定，我要向三个不同的人汇报工作。在新加坡，我的顶头上司是西蒙·琼斯，但是，他对期货期权交易毫无兴趣。他是巴林银行南亚地区业务经理，主管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证券交易和期权期货交易，是我的直接领导人。然而，他在海洋大厦二十四楼办公，而我的办公室及我主管的部门则在十四楼，下午，我常常上楼去看他，但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足球。他是个特别争强好胜的人，我手下的人大多很畏惧他。同时，他也因开除秘书的事而臭名远扬——过去两年，他换过的秘书已超过十一名了。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只不过是常常和我赌一赌足球赛结果而已。至于生意方面，我们很少谈及。　　我另外一个名义上的上司是迈克·吉利安，巴林银行全球证券股票、期货期权销售经理。当年我在总部工作时正是他的部下。我们每天都在电话上通几次话，但是他的业务主要在东京，我并不把他看作我的上司。由于他关心的只是我能赚取多少利润（他的奖金与这个直接相关），我和他的关联也是越来越少。　　最后是在伦敦的两位上司——玛丽·华尔兹与罗恩·贝克尔。罗恩是金融成果部的负责人，玛丽则负责向他汇报工作。由于我上报的收益数额令罗恩激动不已，所以他决定亲自领导我了。罗恩与玛丽曾一起效力于“银行家托拉斯”，他们俩的联手便构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二人组合，由于两人都自信精明强干，所以很少人敢驳斥或打断他们的话。　　巴林银行对我的管理方式就像巴林家族的构成一样模糊而狭隘。除了上述四位打交道之外，我还要与总部清算部的布伦达·格伦哥联系，让他每天都向新加坡汇出一笔现金。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管理模式。正因为如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业务，而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只是后来，我曾见到一份与之相关的备忘录。那是詹姆士·巴克斯（巴林银行南亚地区的经理）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写给安德鲁·弗雷瑟（总部证券股票经纪与交易部负责人）的。那是我抵达新加坡的前一月，备忘录是这样写的：“我担心的是我们是否又再建立起一种灾难性的管理模式。我们很可能因此而亏损或者失去客户的信任或者同时招致这两方的损失……我认为，我们应该确保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一旦该部门在SIMEX建立起来，就应该让尼克·李森负责业务，让西蒙·琼斯实施对他的监督管理。”　　如果总部的人认真对待过这份备忘录的话，我在新加坡的权限就非常清楚了——只负责清算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便无法接触到那些交易员，也决不会因为一个秘密帐户而让他们卖出期权了。我也不可能和玛丽·华尔兹或罗恩，克尔或迈克·吉利安谈话，并让他们互相牵制，而使自己从中获益了。如果我只负责清算工作，那么在交易员犯下错误时，我肯定可以发现错误，而且不必隐瞒，因为那些错误与我无关。詹姆士·巴克斯是对的——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奋斗，巴林银行还是要既损失金钱又失客户信任了。　　但是从目前的表面现象看来，詹姆士·已克斯却错了：我有大批的客户；我们还为巴林银行赚下了大笔大笔的钱。　　七月份，我成功地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收支差扭转为零。　　可是，记入其中的损失又逐渐增多了。我对自己未能完全杜绝重新使用八八八八八帐户而生气，我开始拼命做买卖想把钱再赚回来。可是这次我的运气却不那么好了，人们一方面祝贺我成了SIMEX最大的交易员，因为我有菲利浦·波尼弗伊这样的大客户；一方面又嫉妒我能为他做交易，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我已有点力不从心了。他让我处理的那些数目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是，我又不能让别人知道。　　“尼克！尼克！”卡罗推了推我的胳膊，把我叫醒了，“快醒醒！菲利浦打电话来了，他要你马上打电话给他。他有急事。”　　“老天！”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她，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乔治说你上这儿来了。”　　我揉揉眼睛。我的双眼似乎被谁揉进了细砂子似的难受。　　我感觉“虎”牌啤酒正渗出我的皮肤，还闻到了自己嘴巴里难闻的气味。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块薄荷糖。我大嚼起来，糖却粘在牙齿上，怎么也弄不下来。我又把另一块塞进嘴里。　　我使劲地吮了几下后，把它囫囵吞了下去。　　令我头痛的是沙基得·沙克拉尼，这家伙精明过人。他是彼得·诺里斯在伦敦私人助理。平时，他坐镇于那位大人物的办公室，是诺里斯与外界联系的纽带。现在，他正在亚洲检查巴林银行各分部的运作情况。上周他已和弗南多一起去了大贩和东京。透过内部对讲机，我已知道他在酒吧里占人便宜的那些事了。尽管我希望他能碰上什么麻烦，但他还是过得很顺心。这周，他已经到了新加坡了，我怀着颇不相同的目的带他去了酒吧——我想让他夜夜醉倒，这样，他就不会在早上去办公室查帐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给SIMEX交保证金的单据，因为那上面白纸黑字，记录着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情况，我不想让他知道有八八八八八这个帐户。我也不想让他看到任何资产负债表，否则他一定会对那些有毛病的数字追问不休。我特别希望用酒精麻醉他的神经，这样，他查看帐目时就会迷迷糊糊的。我的计划显得非常出色——沙克拉尼几乎没进过办公室。他每天睡到下午四点，然后四处坐坐，让脑袋休息休息，喝喝咖啡；然后又问我们当晚带他去哪儿。　　昨晚我和他比赛喝啤酒来着。为了更好地计数，每喝一定量的啤酒，我们都喝一点威士忌。然后，我又教他另一种喝酒的方法，将一杯DRAMBUIE倒进啤酒里，它就会沉到啤酒下面。这样，喝完冰啤酒后，便可接着喝到温的DRAMBUIE，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炸药在脑袋中爆炸一样刺激。沙克拉尼非常喜欢这种喝法。凌晨三点时，我把他交给他身边的两位陪酒女郎，自己先回去了。他似乎非常开心。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后果是我也感到不舒服了。　　上午八点，我到达巴林银行在SIMEX中的工作间，我看看市场，发现人都到楼上的休息室去了。交易员休息室里有许多带扶手的椅子。在那里，他们可以休息，可以揉揉因醉酒而感到不舒服的脑袋，还可以不加拘束地打嗝、放屁。厕所也总是堵着的，到处是呕吐的污物。另外，由于大家在排便时总是蹲着而不愿坐着，马桶上总有脚樱我正闹肚子。但是，等我找到一个可以勉强使用的厕所时，肚子奇迹般地不闹了，同时，那些污物的气味也让我恶心得吐了出来。我跑出去，找了一个椅子坐下。　　我跟着卡罗回到交易场地。我极力不去听周围的喧闹声。　　市场上价格变化很小，交易员们都想知道市场的限价，所以都挤在分析表前，看什么时候最低。我给远在巴哈马群岛的菲利浦打了电话。电话被转了一次又一次，信号也越来越弱。最后，菲利浦终于接到了电话。　　“菲利浦，我是尼克。”　　“我想做一次现金交易。”他说，“卖出第二百二十种买卖期货权，再买进十二月到期的第二百种期权。”　　“好的。”我说，我想尽量争取时间，于是说道，“刚才还没人向你提供什么信息吧？”　　“我有个○·一三八的报价，”　　我等着他的下文，等他再说出一句话来，让我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但他什么都没说。　　“好吧，”我说，“我先看看吧。”　　我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因为菲利浦已把电话挂断了。我看了看那些交易员，他们都在大声喊话，对我的打算浑然不知。　　○·一三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菲利浦买进了许多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由于市场下跌得非常历害，也许他是想减少这方面的损失，再买进与市场价格比较接近的期权？但是，我还是搞不懂○·一三八的含意，也不知该如何去做这笔交易。　　我到电脑中查阅相关的信息，找到了大阪的期权交易价格：第二百种期权的成交价格为二百，而第二百二十种的成交价格为一千四百。我用计算机把这几个数字演算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一三八该是一个比例值。可是，现在，二百／一千四百算出来却是○·一四三。我揉揉脸部，让自己打起精神。那么，菲利浦的○·一三八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一定是指某人为了得到做这笔交易的机会，愿给交易的一方较大的折扣。由于菲利浦的期权交易颇具规模，一定有人已经答应给他折扣了。我给东京的弗南多打了个电话。　　“沙克拉尼昨晚又在那里，”我说，“这事咱们以后再谈。听着，菲利浦又想做些期权交易。他想将九月的第二百二十种改为十二月到期的第二百种。已经有人给他报了○·一三八的比例。你看你能不能做点什么？”　　“你稍等一会儿。”　　我等了一会儿。弗南多打了几个电话后，又来跟我说话“○·一三八是个不错的报价，”他说，“我可以做到，但是，再高就有危险了。我至多做○·一三九，但不能太多，也不会很容易。市场真需要降一降。”　　“你能在○·一三九做多少？”我继续问这个问题，很不耐烦地。“○·一四○呢？”我并不懂这些比例值，但我必须保住替菲利浦做代理的机会。　　“在○·一三九不能超过一千份。”　　．“好吧，伙计，谢谢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应该能警惕起来的。可是，当时我头脑发热一心只想要保住这笔交易。我又给东京、马里尔林克、巴黎国家银行、帕里巴斯等地打了好几通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可以在○·一三八做交易，却没人愿意接受○·一四○这个比例。他们都说风险太大了。　　我放下话筒，感到更加难过，看来，我只得放弃这次交易机会了。　　“尼克！”力塞尔在接一通电话，说：“是菲利浦。”　　我根本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思绪。　　“嗨，菲利浦。”　　“你可以做吗？”　　“我找了一些人，他们都只对○·一三八感兴趣。没人愿意接受○·一三九或○·一四○的出价。”　　“我不能让你以○·一三八的比例去做，”菲利浦不偏不倚，“否则，我的其他一些交易员会被激怒的。”　　我真想“砰”地一声把电话挂断算了。这就是市场价格对人们的影响。如果他最先找的是我们的话（其实，他应该这么做，因为我为他工作算得上尽心尽力），我们早已拿到这笔交易，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是，现在这该死的家伙找了一个人来压我。　　“你想做多少？”我问。　　“六千份。如果你接受○·一三九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笔交易。”　　“给我两分钟时间。”　　我放下电话，又看看此时的价格。没有变动，咋晚的醉酒让我的脑袋还在隐隐作痛。我越想越生气，菲利浦是想把这个价码硬塞给我。我不能决定是否该由此放弃。我开始想不顾一切地做这笔交易了。我有一种直觉，给菲利浦出价○·一三八的肯定是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我偏不让他们得逞。我把手伸进衣袋去摸口香糖，但是已经吃完了。我拿出一张交易卡，慢慢咬下一角，开始嚼起它来。　　我决定采劝撒腿就跑”的对策。这是我小时候对付警察、我父亲及当地的小流氓的惯用手法。它的意思是“逃跑”——做错了事之后，撒腿就跑，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是，在市场上玩这种手法，其含义要丰富得多，也严肃得多。它意味着你在明知不可能的情况下，答应替客户以某一价格做一笔交易。然后，你赌市场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动，这样你便可以做成交易，且不受损失，这和做业主交易基本相同，只不过承诺客户时，情况对你自己不利，你只能寄望于客户的报价——如果交易足够大的话，它会驱动市场朝客户有利的方向变化。我是无权做这种交易的。但是，六千份期权合同的交易做下来，其佣金当是十分可观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把我看作市场上的大手腕，我必须再次将FSG挤出去。这样，下次想做交易时，菲利浦就会最先想到我了。　　“菲利浦，”我说，“我可以接受○·一三九的报价。”　　“好，”他说。　　“准确数字是多少？”　　“○·一三九的话，”他顿了一会儿，“六千五百份吧。”　　我得到了做这笔交易的机会，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左右。身在巴哈马的菲利浦可以放心去睡觉了一他的事已做完了。　　我给弗甫多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能做成的最高比例值是○·一三九。他答应替我做一千份。巴黎国家银行与帕里巴斯也各承担了五百份的任务，一切进展顺利。我已做成了二千份。　　然而，马里尔林克方面却反悔了，表示他们那一千份无法完成。　　“没人愿意做这个交易。”那边的交易员说。　　“好吧，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走进日经交易场地，将马士兰拉到一边。我想将剩下的二千份的任务交给他，再将从大阪买进的交易记录输入sIMEX的帐目。在我与他交接时，又有其他人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对别人的委托也必须好好对待。我知道人们很尊敬我，因为我待人公平，决不会像其他某些交易员一样拒绝替他们做交易。市场上有人愿以○·一三九的比例成交，但是并不活跃。我用电话将二千份交付给了某一交易员，然后又卖给了张氏信托金融公司（CRT）一千份，卖给了瑞士银行公司（sBC）一千五百份，但是，市场上其他金融机构对此的反应却十分冷漠，做成的交易还不足一百份。所以，我又有一千九百份期权合同为空头了。如果我一直站在交易大厅的话，那无异地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每个人。所以，我决定回到幕后去。我回到巴林银行在SIMEX的工作间。现在，我需要处理一千九百份期权合同。形势似乎不妙。我坐下来，又掏出一些交易卡。我咬着卡片的四角，享受着纸上那清爽的漂白粉味。我用夹克的袖子擦掉头上渗出的汗珠。一种可怕的失落感抓住了我。我不仅仅在做一笔没有把握的交易。我马上就要成众矢之的了。大多数交易员做业主交易的权限往往被限制在一百份合同之内，而我现在手中握着一千九百份合同，而且未曾得到任何机构的授权。　　我看看萤幕，又听听市场上的喧闹声，想弄清市场走势到底如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的性质决定了做交易就好像驾车，只能使用后视镜。我几乎要瘫倒了。我决定先卖出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等市场持续下跌时，再将第二百种买回来。这种分两步走的做法与一次成交的不同，在于市场必须有很大幅度的变动，才可能让我完成交易且不受损失。但是，我别无选择，我给交易场地上的马士兰打了手势。半小时后，我成功地以一百九十的价格售出了一千九百份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现在，只需买回第二百种期权了。也许现在还为时过早，但起码不会引起什么灾难了，我想。　　我把那些数字键入计算机。这时，我发现一百九十与二百这两种售价间微小的差异对比例值却有很大的影响——计算机不断闪烁着○·一三五七这个数字，仿佛在讥笑我：“嗨，鬼灵精，现在看你怎么办？”我把市场情况又看了一遍。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图了。而第二百种期权的报价为一千四百，大家的竞价也开到了一三七○。我根本无法参与竞标，因为我出价实在太低了。　　当天的市场以较低价格收盘。但对我而言，这干事无补——我的头寸已被搞得一塌糊涂。弗南多等人的情况都还可以——以○·一三九的比值做这笔交易风险太大了。只有疯子才会出更高的价钱。到收盘前的最后五分钟，我还需要二百六十四份第二百种期权合同，才能按菲利浦的要求以○·一三九的比值做成全部交易。由于菲利浦是透过FIMAT而不是巴林银行结算，我无法将该天的损失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了事，我必须将股票寄给FIMAT。　　收盘前一分钟的预备铃响了。我给马士兰打了手势，让他告诉市场，我们愿以一千三百六十五的价格卖出二百六十四份十二月份的第二百种期权合同。我自己也急冲冲地跑进交易场地。我想用其他的活动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给这笔交易掩护，可是，没什么事可做。由于市场价格很多交易员都拥了过来，包括瑞士银行与张氏信托金融公司。我只好将那期权卖给了他们。　　我返回巴林银行在SIMEX中的工作间。我这次给菲利浦做的交易成了一场灾难。他在巴哈马睡得很安稳，绝对不知道我已身陷困境。他自己的头寸完好无损，期权也已发给FI-MAT，一切毫无问题。而我玩的那种对策却出了差池——我不得不将五百份十二月份期权以开口且没有套期的头寸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从这些期权的报价与竞标分析表上，我也看出了今天的损失：十二万五千美元。除此之外，开口头寸更是一件麻烦事——它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损失。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会见了英格兰银行主管全国银行业监察工作的布莱恩秦。会后，他们发表了会谈记录摘要。其中，有彼得·巴林的一段简短的评论：“改组之后，盈利能力的恢复速度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巴林银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他继续告诉布莱恩秦说，巴林银行集团收益的最大份额来自其子集团——巴林银行证券有限公司（BsL）。他进一步说，那些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作代理而不是业主交易。　　无论是站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向乔治或“肥仔”或“间谍”打手势、买进卖出，还是分析市场动态或是吃糖、甚至是嚼那些交易卡时，我都在想像着彼得·巴林那平静的声音，想像他说这些话时的情景。当时他一定是在英格兰银行那豪华的办公室里，坐在真皮沙发上，搅着“格雷伯爵”茶，欣赏地看着他那擦得发亮的皮鞋。　　“……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我模仿不了他的语调。因为说“实际上”这个词时，要把嘴巴伸出去；而说“极”这个词时，要抬一抬眉毛来表示惊奇。这是两个久经沙场。阅历丰富的银行家之间的谈话。他们都会为自己生财有道而自鸣得意。他们握手告别时，两人用的劲也会一样大，分开之后，他们肯定会彼此叹服：对方真是了不起。　　但是，他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事情，尤其是彼得·巴林。赚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那些创业的祖先、那些冒着风险为修运河、铺铁路提供资金的祖先，绝不会说赚钱“并非极难之事”。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觉得赚钱容易。我父亲很清楚，必须努力砌墙，才能拿到那每平方码二十英镑的报酬；而且，还要使客户满意，才可能拿到下一份工作。那些街角洗衣店里的工人、那些报童，还有那些律师，都会觉得赚钱的艰难。只有靠赌博赚钱看起来是极容易的。但是，即使是最狂热的赌徒，也会明白，赌博绝不会给他带来财富。否则为什么还会有人开赌场呢？　　如果彼得·巴林曾经到过SIMEX韵交易大厅，知道我们工作辛苦的话，或者知道别人早已回家之后，我们在半夜三更还要努力使二千笔交易的收支对应的话，他绝不会说出“赚钱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这种话的。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地为银行赚钱，我一直在尽力补救一些错误，以免银行遭受损失。这些错误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替巴林银行效力的交易员无不超负荷工作，他们过于紧张了。我也一直在努力留住波尼弗伊——日经市场上最大的客户，尽量让他满意。但是，我却没有赚到钱。实际上，我是在赔钱。我隐瞒了一些损失。糟糕的是，我已无力控制这些损失了。　　每周的前四天都是很难熬的。大阪市场上交易活跃，萤幕上挤满了各种交易数据。因为在那里做交易必须透过显示萤墓，所以很多业务都从大贩改到sIMEX来做。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市场，做交易无需萤幕来报价——直接喊出来就行了。　　我们大声报出价后，如果有相应的买主的或卖主，那交易就可做成了。尽管如此，交易的数额还是挺大的。到星期五下午收盘铃响时，我就知道，周末这两天，我又该赶在星期一市场开盘前，将所有的交易都结算清楚。丽莎已经筋疲力尽，所以所有的周末旅行计划都被取消了。她不得不待在新加坡，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看来，这个周末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了。　　这周以来，每个交易下午，市场价格都飞涨一千多点。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在SIMEX的历史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用于清算的萤幕常出故障，我们无法在交易做成后马上将它打上萤幕。于是，无数笔交易入帐工作都积压了起来。　　这周的每天晚上，我都忙于清算，从未在凌晨三点前离开办公室。我看了看其他各银行在SIMEX工作的职员，大家都显得有些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这些问题并非巴林银行一家独有；在SIMEX占有一席之地的每家银行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所做的交易额是其他银行的十倍，而且没有人会替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大多数工作都由我自己承担了。　　昨晚，我离开时，还剩十五笔交易没有清算——现在，力塞尔已经返回了办公室，正在处理它们。SIMEX的记录错误百出，我们自己的也好不了多少。我给力塞尔打通了电话。　　“那十五笔交易没出什么问题吧？”　　“还没做完。不过，已经和SIMEX记录的数据有了五百份合同的出入。”　　“好吧。继续做。”　　我放下电话，咬住自己的嘴唇。五百份合同的误差可不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由于萤幕全部失控，sIMEX的系统也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的交易都是手工做成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相信我们会出这么大的差错。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返回办公室了。市场马上就要开盘。卡罗已开始接受委托书，小房间里的控制板也因此亮了起来。　　我们太缺人手了。问题的根源即在于我身边没有得力的助手，迈克·吉利安拒绝出一万五千美元的薪金聘人。因为这会使他的底线降低。他认为“底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它里面拿出的支出越少，那么剩给我们的钱便越多。但是，我急需人手来帮助我做清算工作。SIMEX说我们的合同数比申报的少五百份。我必须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如果是我们计算错误，那么我就得买进五百份合同，再算出该错误导致的损失；如果是sIMEX计算错误，他们会在下午发来一张报表，承认那是他们的错，记录上保留我们的计算结果。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场赌博。但我坚信我们决不会出这么大的错误；我相信siMEX会承认并改正错误的。　　开盘铃响了。控制板上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我将五百份合同的事暂时抛开，忙于接电话给交易场地中的乔治打手势去了。整个上午，我们一直不断地做着交易。直到午间休息的铃响了，我才想起来该去一趟办公室了。跑回办公室时，我意识到我真该把那些交易卡整理出来，并找到对应的客户票据的。在我填写票据时，有人跑进来拿三明治。三明治在新加坡尚未成气候：这里的人没有“熏肉莴苣蕃茄”的概念，也不知“鳄梨”或“营养面包”为何物。新加坡式的三明治不过是两片三角形的白面包，涂上黄奶酪后，用粘答答的人造奶油粘在一起而已。　　我闻到附近有糖醋味的中国菜的气味。正常情况下，SIMEX是不许带食品进来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官员们也并不在意。在这种情况，这种心情下，谁都不愿意离开市场。这时，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从我这儿飘过，很轻易地便淹没了糖醋肉的香味。原来是乔治，他的衬衣已粘在身上了。　　“该死的空调和萤幕都坏了。全都坏了。”　　“你去哪儿？”　　“我想抽根烟。”　　“十分钟后回来，”我说，“我们必须在下午开始工作前将上午的交易全部核对好。”　　“不太可能，尼克，”他说，“我没法找到那些新加坡人。他们都出去吃饭了。”　　“那么，他们一回来就抓住他们。我们必须做完这件事。”　　“是！”他嘲讽地说。　　乔治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这对交易员们而言，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可以抱怨空调，可以抱怨萤幕，然后他们下班回家，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是我与他们不同。离开交易场地后，我还到清算部门去做额外的工作。我必须将所有的数字都累加起来。一旦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就得承担损失，然后极力弥补。我深陷在“赔钱”的泥坑里难以自拨。这已成了我的一场做不完的恶梦了。　　我让乔治上楼吸烟去了。然后，我便开始在那些票据上填上今天上午所做交易的具体情况。这样，姑娘们就可以给客户们打电话，确定这些交易是否做得准确无误。　　那天下午简直就是上周的翻版。市场价格又飞涨了一千点，委托书蜂涌而至。张氏信托金融公司买进了三千份合同，这三千份合同都被投进了市场。我猜想不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我明白，他们是在驱使市场尽量上扬。在东京，大家都在祝贺自己赢得了交易的机会；而在新加坡，我们已经招架不住了。　　收盘铃终于响起来了。我们都跌坐到椅子上。星期五就要到了。又过完了一天。大家都可以去喝上一杯了，除了我自己，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回办公室去，将那些混乱不堪的交易单据整理出来——从今天的交易开始，然后是前几天剩下的一些。　　“尼克，我有个问题。”是第一大洲交易所的大卫·摩斯欧。　　“怎么啦？”　　“跟乔治有关。”　　“那你跟他说去。”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这么无礼的。可是，我已经跟迈克·吉利安说过几次了，我们不能同时兼管大卫的交易。大卫总是不断犯错，而吉利安却总是不听我的话，坚持说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些错误，不能断了向他们收取佣金这一收入来源，“收入”是迈克·吉利安关心的唯一的一件事。他从不想想这么微薄的收入引起了多大的麻烦；他就不明白“小虫能蛀坏大船”的道理。　　“乔治不会和我谈的。”　　“我不会因此责怪他。”　　“我要做六月的，乔治却认为我说的是三月。而且还有二百点的差异。”　　“多少份？”我问。　　“一百。”　　“哟，你什么时候做起一百份的交易来了？”我用嘲弄的口吻问他，“你以前不是只能做十份吗？”　　“我绝对没错，”大卫抱怨道，“我们可以看录影带嘛。”　　我知道这家伙一定在撒谎。他只要给迈克·吉利安打通电话威胁说要从巴林银行撤走业务，迈克·吉利安就会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上一小时。然后，我便需再花一小时来做整周所做交易的清算工作，还得相信大卫的说辞，不管出什么事。　　“大卫，这样吧，我尽量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你可以走了。”　　我只想快点回办公室去，把那些东西全清理了。　　我是下午六点离开交易场地的。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但是，我还是没能让那些数字达成平衡。所有交易的清算工作必须按次序进行，现在，我已完成星期一、星期二及星期三的部份。该清算星期四做的交易了。　　凌晨三点时，我看到我马上就要做完这项工作了。我并为此感到欣慰。我一个人独坐在海洋大厦的十四楼，呆呆地瞪着计算机上显示的那些数字。大卫今天的错误让我们损失了七万五千美元。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我自信中午即可解决掉的那五百份合同的差异——那是个真实的数字。我又把那些数字输入计算机；今天下午，指数又涨了一千点。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数字让我恶心：由于我没有在今天早上及时处理那五百份合同，我已损失了一百六十七万美元。　　交易额实在太大了，所以任何错误导致的损失都不会是小数目。但是，这次我犯下了生平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惶恐地跌坐在椅子里。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是自己在吓唬自己——现在谁也不会来过问这些数字、要求我解释原委的。我还有整整一个晚上可以用来思考对策。我抬起头，看了看窗外新加坡的城市风景线，我可以看到远处克员码头闪烁的灯光。办公室里别无他人。现在是凌晨三点。我累透了。要是回家的话，丽莎肯定早已入睡了，而次日清晨我离开家时，她仍会在睡梦之中。然后到八点十五分时，我又出现在SIMEX的市场上，同时看管十二部电话。一天之中，只有现在这段时间，我是一个人待着，而且不用讲话。在这儿，我才拥有自己的世界。我了解交易场地的情况，也清楚清算部门里的一切。要想保住这个职位，我就必须把损失隐瞒起来。我会设法补偿损失，但我绝不向任何人承认有这些损失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旁边。窗户是打不开的。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密封的，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也不能经办真正的金钱，透过平板玻璃，我看着外面。我知道光线在经过较厚的玻璃时，都会产生折射现象。而实际上，光线在经过三棱镜时，就会形成一个光谱，因为经过玻璃的最厚的地方的光线折射的程度最大。就像鱼夫用叉捕鱼时一样（由于光线的折射，看起来所在的位置与实际所在的位置是不同的），我仔细地查看着玻璃中的光线，想像着光线在玻璃中的真正位置。我把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我向自己承认，我要像过去一样，把这笔一百六十七万的损失也掩藏起来。就像光线碰到平板玻璃不得不折射一样，我的道德也在这虚幻的交易世界里被扭曲了，我早就做过骗人的勾当了。我已允许自己在压力之下弯腰屈服，我已经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了。　　我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漆黑的夜补托出一张苍白而扭曲的脸，呆呆地对着我。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了——那算得了一张令人厌恶的漫画像吧。而那个聪明英俊，娶了丽莎·西姆斯为妻的男人，自从被派遣到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主管期货交易后，就变成了骗子了——他怔怔地看着我，脸像大烂瓜似的。我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那些损失当初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现在它们却在飞速增长，让我无法挣脱——我就像患了癌症似的。想到癌症，又想起了我母亲——感谢上帝，她没有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的这副模样。我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独自躲在这海洋大厦静谧的十四楼，想玩一个手法，把差不多二百万美元的损失隐藏起来！我母亲决不会希望我长大后做这种事情。　　“一九九三年是投资银行业务的丰收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彼得·巴林在发布巴林银行经营成果时宣布说。巴林银行当年的纳税前利润高达二亿英镑。扣除发给职员们一亿英镑的奖金，巴林银行获得的纳税前净利润为一亿英镑。　　我用八八八八八帐户隐瞒了二千三百万英镑的损失。我在新加坡的业务赚取的利润额在正式上报时并没有和其他人分开，因为我所做的交易全都记在弗南多或本霍夫曼在日本的帐户里。我不太清楚他们允许我动用多少资金，但是我估计在一千万左右。即使是跟巴林银行整个集团的盈利能力比较而言，我的损失也是数目巨大的。而我只是卖出更多期权，然后向总部要更多的资金，就把整个局面维持下来了。　　我对损失的大小已经有点麻木了。起先，对七万英镑的损失我都曾惶恐不安。可是，随着数目的增长，我只好面对那些日益膨胀起来的大数字。几天之内，我可能会一下赚到五百万。其实那不过是因为头寸的规模决定了我做的是大买卖而已。而另几天之内，我又会赔进五百万，我的损失总数又回到二千万。这个数字不断增长，很快就达到三千万。一九九四年，它达到了五千万英镑。　　不断亏损的原因在于：我为了赚取可观的贴水，不得不做没有套期的交易。显然，事实与彼得·巴林所言正好相反，赚取利润实在是困难之极。我必须冒险，才有可能将损失的钱捞回来。我确实赚了几把，但赔钱的时候却更多。由于开始时，我为多头，所以市场下跌时，我的头寸不断加倍——我寄望于市场的反弹。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反弹的。有时候，我将所有头寸都用来清偿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债务，再反过来看看自己的财务状况。我发现，我的财务状况已经开始左右我看待市场的方式了。我对市场走向不再有清晰的预测，我只知道我希望它如何发展，才能挽回造成的损失。第一次做买卖时，可能是出于你的需要。可是一旦做起了交易，你就必须为头寸考虑了。　　所以这就会影响下一次的交易。一旦市场变化对你不利，下次你就会将投入的资金加一倍。这和赌博是一个道理——只要市场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动一次，所有的损失便都回来了，但是，风险同时扩大了一倍。每个人都知道该马上金盆洗手，可是每个人都继续做下去。走进世界上任何一个赌场，你都可以看到在赌桌边不断将赌注加倍，发誓要把本捞回来的人。但是，这种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赌资：如果第一把的赌注是一英镑的话，那么输掉十六次之后，要是还能继续，那么这个人带来的赌资至少有三万三千英镑。大家都有一英镑，可是有三万三千英镑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我一心想挽回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所以我总做非套期交易。可是，这种交易就是一种风险最大的赌博。　　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度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此后不久，巴林银行的职员都拿到了九三年度的奖金。给我的奖金一共是十三万五千英镑。我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干得不错，于是我给后勤部门的姑娘们发了十二个月的奖金，给交易场上工作的交易员每人十八个月的奖金。我给乔治五万英镑。这是他和他的家人得到的最大的一笔钱，乔治拿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辆小汽车。我和丽莎在布莱克黑斯买了一间公寓。　　“这是张保险单，”他开玩笑说，“哪天你被解雇了，我们就只好回伦敦当泥瓦匠和服务员去了。”　　公寓装修的事情很繁杂，不过，丽莎的祖父这时参与进来了。他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我主管的期货交易业务非常出色。业务量一直在猛增。我又招聘了三位姑娘，到后勤部门做清算工作，招聘了四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场地工作。我唯一问题是八八八八八帐户仍然亏损。我已经习惯于看那些庞大的数字了——损失累计已超过三千万英镑——但是，我却束手无策。　　拿奖金时，我想，我必须接受。否则，人们就会发现我的欺骗行为，我们也就全完了。我为自己找了个藉口：我在雅加达替巴林银行省下了九千万英镑，又为它创造许多利润，记到在东京的帐户上。但是，我也很清楚，隐瞒损失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我曾经成功地将它扭转为零，我现在得再次朝这个方向努力。成功之后，我绝对不会再次动用八八八八八帐户了。我会要求离开新加坡，去干点别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三月，巴林银行做出了一九九三年度工作报告与帐目表。看了该表后，我发现自己主管的业务已开始成为整个银行中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巴林银行的纳税前利润为一亿英镑。扣除各种费用之后，亚洲部赚进的利润总数为三千五百万英镑，其中，新加坡创造的利润超过一千万。而整个资产管理部门带来的纳税前利润不过三千二百万，投资银行业务不过七千二百万。在致全体职员的贺词中，彼得·巴林亲切地说：“年初改组之后，巴林证券迅速重新崛起并获得了出色的成绩，对此我要特别表示感谢。”他还对资产负债表作了一番有趣的评价：“这种新格式容纳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细节，尤其是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有关的细节，那么短时间内，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内容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认为公布更多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就有助于客户加深对集团的了解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实际上，这些额外的数据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本质的东西上转移开。而且，无需资产负债表上的多少空间，就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了。”　　我一面想着“幼稚可笑”这个词在这儿是否贴切，一面翻阅那份报告。它的封皮是海军蓝的，饰有金色的星形和鹰翅等图案。在第五十六页上，有三行文字提到了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有限公司。它和巴林银行在全球各地的分部排列在一起，包括在雅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巴黎、利马及巴格达等地的分部。我怀疑列在这几页中的其他的分部是否也在资产负债上做了手脚。关于资产负债表，彼得·巴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深入了解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仅仅“是外面的投资者，还应包括彼得·巴林本人以及巴林本人以及巴林银行内部的整个工作组织。正是因为银行对其资产负债表不作核查，我才在这上面找了一个漏洞。　　彼得·巴林的照片印在报告的第三页上。那是一张叫人喜爱的照片。第二十九页上记录着他的收入，他的年薪为二十一万二千英镑，一九九三年得到的利润为一百万。同时，他还有三万元的退休金。这样，他一九九三年的全部收入为一百二十四万二千英镑。这还不包括银行为他提供汽车、健康保险、抵押贷款资助及免费私人电话等。我又看了看他的照片——他看起来真不错。但是，我很难相信，他要是在别的银行如古得曼银行或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的话，能得到一百二十万英镑的起薪。一个对资产负债的审查根本谈不上严格的人，尤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薪俸。　　一九九四年初，罗恩·贝克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损益”帐目上的压力又增大了。他驱使我们不断赚取利润、赚取利润、赚取利润。一九九四年的头七个月，我在新加坡的套做与交易业务赚进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占子集团总收益的一半。　　我成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　　“你的数字太大了，他们准备查你的帐。”在谈论世界杯足球赛时，西蒙·琼斯对我说。　　“是吗？”我微笑着说，可是我感觉到心已分明揪了起来。　　“是的。他们准备派亚西·路易丝来。”　　“亚西·路易丝？”真糟了。亚西·路易丝以其办事彻底而闻名。她是巴林银行兄弟公司的一名主管，绰号“破坏者”。我的感觉就像我要被绑在牙医的椅子上，就等着牙医来拔牙了。　　我极力掩盖起来的漏洞肯定会被她整个儿地揭露出来。“啊哈，”她会说，“G3中有个洞。”我舌头开始发酸。我舔了舔嘴唇。　　“那么，意大利队怎么样？”我转换了话题。　　“一群无用之辈。”西蒙讨厌他们。　　“肯定有很多人会把宝押在阿根廷队身上。”我点点头说。　　“是吗？马拉多纳不是缺席吗？”　　“新加坡人都这么说。”　　“有点意思。”　　“好啦，”我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说，“我该回办公室去了。”　　“我操！”电梯门关上后，我骂道：“亚西·路易丝！”　　“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请到接待处来。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请到接待处来。”sIMEX的扩音器响了起来。　　我将夹克和领带整理了一下，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罗恩·贝克尔和亚西·路易丝在栅栏那儿等我。他们可真是极不和谐的一对：罗恩身材矮小胡子拉碴、挺着个大肚子；衬衣和领带都很寒酸。亚西·路易丝却挺拔优雅，身着灰色裙装；她没有半句废话，显得非常精明强干。她不笑。在我面前，我觉得自己像处在x光的照射下似的，浑身透亮，无法掩饰任何东西。　　“嗨！”我作了自我介绍。　　“你好！”我们握手。　　“嗨！尼克！”罗恩说，“我们一起看看这里的业务吧。”　　我将他们带进SIMEX。我想，在亚西·路易丝眼里，日经交易场地里正进行的活动不过是有待审计的普通业务，她肯定不会注意到这儿的嘈杂的。她关心的是你的买进卖出、交易记录、是赚是赔等等。　　“这是力塞尔·孙。这是艾力克·张。”我把在sIMEX工作的巴林银行的职员作了介绍。　　“你们好，”罗恩几乎看都没看他们，他在观察交易场地。　　“尼克，这儿的交易都是谁做的？我们是最大的一家，对吧？”　　“我们有许多套做业务，”我说，“所以我们的交易数字很大。”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　　“在这儿看最好。”　　我又带着他们在另外两个交易场地看了看——那是期权与日本政府债券（JGB）的交易场地。我看见了丹尼。可是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就走开了。　　“你们如何完成客户委托的交易？”亚西·路易丝问。　　“先透过电话接受委托。”我向她解释说，“然后，我们给乔治打手势——就是那个留披头士发型，正挥着胳膊的那个——由他来做成交易，并把每笔交易记在不同的交易卡上。吃午饭时，他把交易卡交给我。每天市场收盘之后，我们将交易卡上的信息都转到当天交易单及客户委托单上，再把这输入电脑，包括我们自己的和sIMEX的电脑。之后，我们清算所有的交易，SIMEX也会算出我们该付多少保证金。第二天，我们把保证金给SIMEX。”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在SIMEX里边走边谈，不管多长时间，我都能够应付。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因为我可以藏身于那些红夹克们的叫喊声、叫骂声和他们的交易活动中。我担心的是后勤清算部。在那里，只有纸上的数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护我。但是，我又无法阻挡她，让她不去看那些数字。她正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她是个强硬的女人，硬得像花岗岩。她在看到乔治的发型时，居然笑都没笑一下——而乔治的头型，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十分可笑的。她马上就要变得难以对付了。我拼命地抑制住自己的一个想法：要出事了。　　“亚西想先从巴林证券开始。”他们离开sIMEX时，罗恩说，“大约一星期后，再看期货。”　　“大概要多长时间？”我问。“三周。”她答。　　我挥手向他们告别后，返回sIMEX。我在JGB交易场地上碰见了丹尼。　　“气泡，”我说（因为他是希腊人，我们给他取了这么个绰号），“想吃午饭吗？我想去喝一杯。”　　“亚西·路易丝被召回伦敦了。”西蒙·琼斯说。　　我斜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　　“那谁来做审计呢？”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欣喜。　　“詹姆斯·贝克与毅恩·曼森。”　　第一次会议是在西蒙·琼斯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他们来叫我的时候，我正在交易场地上。外面下着雨，我把夹克披在头上，跑过拉夫尔广场，来到巴林银行的办公大楼。我不知道他们会向我抖出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比亚西·路易丝好对付。西蒙·琼斯、詹姆斯·贝克和毅恩·曼森都坐在那儿等我。　　“真抱歉，把你叫过来了。”西蒙说。他的语音里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　　“没关系。”　　“詹姆斯和毅恩想见见你。他们正在接手做内部审计，要从我这儿开始。做完之后，就轮到你了。他们要查所有的系统，核对每张纸上的帐目。这都是例行公事。”　　詹姆斯·贝克和毅恩·曼森都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朝我微微笑着。我也朝他们微笑了一下。　　“好的。”我说，“我会配合你们的。”　　“我们听说，我们也可以找瑞琪儿杨联系，是吗？”曼森问。　　“是的，她会协助你们的。”　　“你在交易场地和清算办公室分别工作多长时间？”曼森又问。　　“我在七点十五分或七点三十分儿到这儿。八点至十一点三十分我在交易场地。午饭后在交易场地接着做到二点三十分。市场收盘时间是下午二点十五分，然后，我返回办公室，清算当天所有的交易，并把它们和SIMEX的记录逐一对照，确保两者一致。”　　“什么时间找你比较合适？”　　“只要你能找到，随时都可以。”我笑道，“不过，下午最好，sIMEX有点像动物园，人在里面无法谈话。”　　第一次会议就是这样。头一个月，贝克和曼森都要看资产负债表。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从伦敦拿到的资金与我汇报给SIMEX的数目并不相符。我最多还有一周的宽限期。　　又是一周开始了。我早早地跑到西蒙·琼斯的办公室，告诉他许多人都在打赌世界杯的输赢。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说，”有家马来西亚辛迪加打赌，说保加利亚队不会出场与德国踢四分之一决赛。他们说要发表政治宣言。他们还出资赌这场比赛不会进行。”　　“那保加利亚队为什么不出场呢？”西蒙抬起头问。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他们真是疯了。我觉得他们是在送钱给别人。”　　“好吧，”西蒙说，“我就跟他们对着干。我还要赌德国队赢。”　　“审计做得怎么样了？”拿起西蒙的钱时，我问。　　“令人愉快。”他说，“他们还没做多少事情。你要知道，他们只是内部审计，这和我当年是不同的。”　　我走回自己的办公桌边，将西蒙的钱放进抽屉。看来，打赌和内部审计两方面都进展得不错。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德国队会赢。这次世界杯让人感觉怪怪的，可能是那些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对什么都要赌一赌的缘故吧。除了对比赛结果打赌之外，他们对角球、进球、上场球员或注册球员人数等与结果毫无关系的事情也要大赌特赌。喀麦隆队注册队员的人数总是人们热衷的打赌对象。那场比赛保加利亚队当然上场了。我怀疑那些赌他们不会上场的马来西亚人是否真的拿出了钱。最令人兴奋的是约旦列契河夫在最后十分钟内，以一个漂亮的头球打破德国队大门，保加利亚队战胜了德国队。西蒙·琼斯的钱输掉了。　　要是贝克或曼森问起八八八八八帐户来，姑娘们肯定会先给我打电话，问我她们该打什么内容的字。我早就做好了接这通电话的心理准备。我会让她们做一个日记分录（这可以让收支差变零），再用帐上其他的交易数字来唬弄他们。毕竟，在他人看来，八八八八八帐户应该是没有被使用过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求打出SIMEX所有的帐目的话，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只有暴露无遗了。　　另外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他们可能会要求看我们报给的所有头寸——如果是这样，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损失及开口头寸也会暴露出来，而且会让他们目瞪口呆的。　　但是两种危险的结果都会有所减轻的，因为一旦姑娘们打电话通知我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我就会警觉起来，采取一定的措施。姑娘们都知道，一切与帐目有关的事情由我负责；到时她们一定会征询我的意见的。她们并不清楚八八八八八帐户意味着什么，也弄不懂我摆弄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数字。但是，她们都知道我对八八八八八帐户非常敏感。　　而最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可能会索取资产负债表。每天都会产生一张资产负债表。但是只有在月底时才需要让它达成平衡。整个月当中，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藏着我记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那高达五千万的亏损。姑娘们不懂资产负债表。这种表格每天都出现在她们的桌子上、我的桌子上，然后又被收走，换成了新的。到月底时，那些数据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她们是察觉不到的），又达成平衡。因为姑娘们都不是会计，她们当然不懂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数字的意义。但是，尽管资产与负债相等，贝克和曼森还是一眼就会看出破绽的：我们以代理客户做交易和为自己做业主交易的名义向总部要来付给sIMEX的现金，与我们的帐目不符。我把交给sIMEX的现金的一半左右用来为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头寸提供资金了。　　资产负债表上缺失的一个部分就是现金。在接受审计时，即一九九四年七月，我的损失已高达五千万英镑。我掩盖它的手法不过是写了几个假数字。如果把我的资产负债表简化的话，它该是这样：客户收支差一亿一千万英镑——借方SIMEx已收六千万英镑——贷方花旗银行存款五千万英镑——贷方也就是说，客户（包括巴林银行自己）将钱存入巴林银行证券公司在日本和伦敦的分公司，这两家分公司再将现金转、入巴林银行在新加坡花旗银行的帐户中。新加坡分部收到的一亿一千万英镑中，有六千万已付给了sIMEX，另外五千万现金还存在花旗银行中。　　但是实际上我已把这五千万用来补偿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我们在花旗银行的帐户上已没有一分钱了，我只是做了个简单的分录，遮去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赤字，而增加了在花旗银行中的结余。这真是一种荒唐的隐瞒方式，因为只要他们看一看花旗银行的帐目，他们就可以发现那里根本不存在五千万英镑。通常，我都要透过卖出期权来获得现金，从而弥补这一损失。可是现在，我经办的交易额实在过于庞大，我已没有余力去抛售期权了，我只希望贝克和曼森千万别查花旗银行的帐目。我希望他们查看该分录时，看到那三个数字刚好能达到平衡，就不再深究了。　　所以，事实上，资产负债表上那一亿一千万英镑资金被用到了两个方面：六千万支付给了sIMEX，五千万也给了sIMEX，为记录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提供了资金。花旗银行里的五千万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一直等着，但始终没有接到那个电话。贝克和曼森已经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月了，他们查看了各种的文件，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每次回办公室时的表情。我尽量在交易大厅里多待一会儿，时时刻刻希望着他们能离开。最后，他们终于给了我一份报告草案。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我应该每天都核对向sIMEX交付的保证金额。他们还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BFS）应代表其客户（主要是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各分部）预先向SIMEX支付所有开口合同的启动保证金及差异保证金。然后，BFS再向各客户收取保证金。”　　“除了时差与一些次要的例外因素之外，所有的数字都应该吻合。如果数字不符，那么，要么是SIMEX、要么是BFS计算的保证金额有误……不能保证SIMEX计算的数据一定会与BFS相同。”　　他们总结说：“目前，理论上不能排除有人将虚构的交易记入BFS系统并因此使保证金增加的可能。”　　我拿着一份报告草案，去看贝克和曼森。　　“不错，”我说，“你们真是把所有的业务都看过一遍了。不过，每天都核对保证金额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时差会时时影响SIMEX对保证金的要求。”　　他们似乎并不想反驳我。如果他们反驳的话，我会找出许许多多的藉口来为自己辩护，尽管它们都毫无意义。但我脸上那绝不让步的表情使他们谦和地做出了让步，他们也同意每周核对是更合适的观点了。实际上，随着第二份、第三份报告草案的出现，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每月的结算上了。危险已慢慢远去。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审计报告最后做出来时，我意识到我已顺利度过这一难关了。　　他们所做的审计工作基本上是分析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这种盈利形势可以持续多长时间，而没有关注那些利润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们审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几个与BFS做人成绩有关的问题。”贝克写道。然后，他便就BFS一九九三年度三千万英镑的利润，提出了四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了获取这些利润，是否有人违反规则？　　——是否承担过与众不同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