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殖民资料表明了这一点。1786 1957年之间，420万印度人移民马来西亚，但有300万人回国了。死于途中和疟疾导致了这么大差别，疟疾在马来西亚的农村很常见。如果移民是指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几年并定居下来的人，那么，真正的净移民还不到显示净移民数 120万 的一半。迈克·R·斯滕森:《西部马来西亚的阶级、种族以及殖民主义:印度案例(1980)》，第16页。印尼华裔和菲律宾华裔在当地分别被称为peranakan(印华混血儿)和mestizo(华菲混血儿)。最大的集中地是马六甲州和槟城。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页。见作者按语第1 2页。K.丹姆沙美·皮莱，新加坡的印度富豪之子，曾就读于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在马来半岛与第一任英国驻扎官詹姆斯·古特立·戴维生一起经过商，当过官，在政府保护下，组织过契约劳工的进口，后来放过债、开过矿、当过政府承建商，等等；与陆佑一起在万挠合伙开办了新锡矿开采公司；皮莱也是维多利亚学院的创始人。安德鲁·R·威尔逊:《雄心与身份》(2004)，第89页。威尔逊指出维持多个身份并不容易:“最成功的殖民中间人很巧妙地行走在中国身份与殖民主子之间。”从中国清政府那里买来官衔以及有权穿中国的官服对“华人精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华人身份是他们经济成功的基础”。当代许多游客对黄仲涵、胡文虎以及许多槟城富商所拥有的豪华建筑和家具评论过。锡矿教父余东旋生于槟城，1941年在香港去世，一直是陆佑的竞争对手，他造了3座后来被人们称为般含道余园、浅水湾余园以及大埔余园的仿哥特式古堡，城堡里有许多欧洲美女雕塑。何启(1859 1914)的祖父是早期新加坡政府雇员，父亲何福堂是牧师(也是一个成功的资产投资商)，他本人是主要大亨，于1890年成为香港立法委员会成员的最早华人之一(他的姻亲兄弟伍廷芳是第一位)。他与别人合伙围海造田，造出了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因此机场用了他的“启”)。何启的法律是用英语学的，他是为英国人工作的华人社团的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4)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中文能力远不如他的英语能力。立法会中的其他英国化了的华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通常他们会尽力隐藏这一点。英国化了的华人尤其缺乏中文写作能力。精确的描写肯定会有些凌乱，但这些概括性的资料都是有根据的。非殖民地泰国的实际情况有待讨论。曼谷政府聘请的英国顾问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詹姆斯·英格拉姆：《泰国的经济变化:1850 1970》(1971)，第216 217页。非正式访谈，2004年10月。末广昭:《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 1985》(1989)，第130页。同注，第133页。同注，第172页。本节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1995年9月27日采访何鸿燊的原始记录，对此作者非常非常感谢。许多内容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众。见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51页。何东战后回到香港，做的头几件事是捐了几大笔款，并建造了新的办公楼 胜利大厦。澳门的人口几个月内从20万升到50万。罗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营葡萄牙殖民政府的鸦片课税，第一次赚到百万元。战争期间他被正式任命为经济部主任，垄断着必需品。他最大的现金流来源于黄金；由于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为政府收取黄金税，为自己的卡特尔收取强制性份额。虽然忙，但罗保还作曲，包括为独幕的小歌剧。澳门市中心的罗保博士街有纪念他的景点。罗保与何贤合作经营黄金等行业。何贤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继罗保后当上了最高教父。择拓被暗杀吓坏了。英国和日本在理论上的中立地区澳门进行着一场可耻的战争，许多无辜生命惨遭杀害。但择拓就是相信何鸿燊，因为他是何东的侄孙。没有日本人的支持，何东的生意就会有大麻烦。何鸿燊和择拓常常早上6点见面去爬中山，练练英语口语；何鸿燊注意到日本卫兵向择拓鞠躬，也向他鞠躬，这使他很高兴。1995年9月27日的采访。斯诺先生回忆说走廊里烟雾腾腾，到处都是闲荡的保镖，从那里可走到香港信德中心顶楼的何鸿燊办公室。台湾国民党的空中封锁和海上封锁使这更加厉害。与霍英东家族密友的一次访谈，2004年10月20日。《时代》，1951年8月20日。2005年2月8日采访。张玉良说床横放在门口，是风水先生的建议，但这样富有的人过这样的生活，确实太低调了。张玉良的药材生意很有名。郭令灿的姓有几种拼法，据家人说，这是护士在他的出生证明上的英语错误所致。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4日。传·派克·杨:《印度尼西亚华人商界精英以及转向独立，1940 1950》(1998)，第213页。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崛起》(1988)，第215页。高德根来自苏门答腊的巨港市。林梧桐:《我的故事:林梧桐》(2004)，第25页。同注，第284页。同注，第154页。这令人注目的故事见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的《海洛因政治:中央情报局共谋全球毒品交易》(1991)，第135页，也可见斯特林·西格雷夫《龙行天下》(1995)中的简要叙述。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菲律宾的金融政治》。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积累、权势和适应》(1994)，第32页。同注，第33页。苏哈托被调到位于西爪哇万隆的陆军参谋学院。林绍良的波加萨利面粉厂大约能赚30%。世界银行指出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面粉厂利润的6倍。林绍良控制了面粉，使他在下游行业，如面条生产中处于主宰地位。而政府规定的水泥国内市场价也远远高出国际水平。见亚当·施瓦兹的《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10页。作者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5)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同注，第231页。特马里奥·C·里维拉:《地主与资本家:菲律宾制造业里的阶级、家族和国家》(1994)，第71页。理查德·罗宾逊:《印度尼西亚:资本的升起》(1986)，第45页。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第55页。英国接管时，香港和九龙有几千人，但新加坡几乎没人。现在依然如此。W.G.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1994)第14页上，对此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见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通史》(1997)，第268页。香港怡和集团请求英国政府制止赫德的行为。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见艾德华·泰勒和克里斯·普里斯蒂的《瑞士反偷漏税行动满足了新加坡的银行业务要求》，载于《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2月6日。2006年，新加坡和香港拒绝了欧盟要求他们提供被疑逃税人的有关信息；新加坡官员甚至拒绝讨论此事。见汤姆·米切尔的《香港决定拒绝欧盟储蓄税要求》，载于《金融时代》2006年10月12日。这件事有过很多报道，包括2006年10月5日南提·伊兹梅尔、布隆伯格对此事的报道。作者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第二章如何成为教父之一 适应“我们习惯于在别人面前伪装自己，最后我们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了。” 拉·罗什福科在殖民者离开后，对于教父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当地政治精英夺权的斗争。就此而言，大亨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在泰国，1957 1963年，陆军元帅沙立的军人政府与中国和印度贸易精英建立了关系，但这些精英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贸易伙伴。尽管泰国1932年以后的政治历史表面上很混乱 沙立只不过是18个政变中的其中一个，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驱逐他信·西那瓦 但自1957年以后，新当选的执政团以及政府很少采取对当时大亨不利的行为，相反，这些教父变得擅长支持所有宗派。序前一章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就是独立后的环境，是一个动荡不安、骚乱不断的环境。但是长期形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被打破。当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还要早一些)阶级觉悟的日益觉醒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对海外的中国和印度社区是一种威胁，但是真正受难的是店主、小生意人和劳工，而不是教父阶层。虽然被组织起来的劳工和民族主义者受制于一个新的权威主义领导集团，但他们不但恢复了殖民时期与少数侨民商人互动的模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巩固加强了这种模式，实在令人吃惊。因此，在殖民者离开后，对于教父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当地政治精英夺权的斗争。就此而言，大亨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在泰国，1957 1963年，陆军元帅沙立的军人政府与中国和印度贸易精英建立了关系，但这些精英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贸易伙伴。尽管泰国1932年以后的政治历史表面上很混乱 沙立只不过是18个政变中的其中一个，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驱逐他信·西那瓦 但自1957年以后，新当选的执政团以及政府很少采取对当时大亨不利的行为，相反，这些教父变得擅长支持所有宗派。正如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业务涉及养鸡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执行副总裁讲的那样，这是关于钱和内部管理的问题:“我们支持任何人 你总会把军事领导的肖像挂在墙上。一般都这样做。也会把警察长和曼谷市长的肖像挂在墙上 ” 甚至，连流亡的陈弼臣也被允许继续把盘谷银行建成泰国最大的金融机构。陈弼臣和沙立的对手兼海洛因走私商炮·是耶暖以及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走得非常近，以致1957年沙立掌权后他逃到了香港。正如吴汉泉说的，这是“绅士们的政变游戏”。同时，在城镇 (1)20世纪60年代，泰国沙立结束民粹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后，泰国的教父中断了，但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断裂的程度更厉害。20世纪50年代苏加诺胡乱地把外国企业国有化，60年代大量华人被遣送回国，1965年发生了反共产大屠杀，在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之后，苏哈托夺取了政权，转向了他熟悉的华裔商人，这意味着一小部分无名的生意人被推向了教父阶层。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期合作伙伴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林绍良。前者是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华裔；后者又叫苏多诺·三林，他在短短的几年里，从一位小贸易商变成了印尼顶级教父。在60年代后期建立政权后，苏哈托的地位不稳定 或者至少他这样认为，使得他与商界密友的关系，也就是作为爪哇政治圈内人的他与对他毫无威胁的华裔圈外商人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苏哈托在雅加达的红颜知己说苏哈托在位时曾抱怨说，原住民的生意人不“可靠” ，但华人是可靠的。最终，少数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商人也成为重要的依靠，最有名的是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马利穆杜·西尼华善，此人长期为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党输送资金，用于收买官员、散布政治谣言等。在苏哈托当政时，西尼华善的德克士玛科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从中央银行获得了9亿美元的硬通货，在独裁者倒台后，据印尼政府说，该集团已经欠债20亿美元，是最大的债务拖欠者 。在菲律宾，另一位篡权者，费迪南德·马科斯也使用了与苏哈托相似的策略，建立了与教父阶层的关系。在赢得了两届总统选举后(相当不光彩)，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军事管制法，回避了国家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与苏哈托一样，他并没有只在已有的教父精英中寻求他的重要生意代理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只在传统的西班牙和华裔混血家族里寻求他的重要生意代理人。代表人物陈永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代移民的陈永栽曾是一位看门人，在马科斯的保护下，他成了菲律宾最有名的烟草商，同时涉足银行、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就像林绍良是在苏哈托在爪哇中部的部队里任职时结识了苏哈托一样，陈永栽也很可能在伊洛克斯地区就和马科斯彼此认识。伊洛克斯是总统的家乡，陈永栽的第一家小型烟厂就办在那里 。苏哈托和马科斯都通过提拔新的、非本土的外人成为教父来标志政权的变化。在人种更加混杂但更融合的菲律宾，陈永栽显然是个明显的突破，因为他代表了所谓的“单音节的华人” 那些没有被同化、没有采用当地姓氏的华人。对于独裁者来说，提拔新的外人达到了两个有效目的: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将来有了更依附于他们，也更忠诚于他们的资金提供者；同时，也给了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的原经济精英们一个警告 他们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马科斯掌权以前，菲律宾的各个种族的商人一直操纵和驾驭着一个虚弱议会，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和最高政治权力机构进行交易。马科斯改变了这个局面，尽管在菲律宾和泰国，一旦中央集权减弱，仍有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马来西亚的年表记载的内容比周围的国家要迟，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这样一个模式:民粹主义者的阶级觉醒，民族主义的升起，之后，重又回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依赖的关系。殖民统治到1957年才结束，但在最后的10年里，殖民政府一直与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者作战。马来西亚共产党主要由华人（还有少数印度人）领导。英国统治者的离去只给马来西亚带来了虚假的独立时代，因为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掌握权力的马来西亚贵族很认可这种状况。民族主义最终在1969年的暴乱中来临，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出现。然而，允诺执行支持马来土著人发展的扶弱政策绝不能掩盖马来西亚精英层一直存在的“政治交易”。教育和就业领域的这一赞助性政策以普通华人和普通印度人为靶子，后者损失同时，在城镇 (2)极大，因为他们被踢出了行政机构，而财政方面的政策却让上层的马来土著人受益匪浅，虽然农村地区的马来土著人仍然贫困，但华裔教父和印度教父却是空前的富有。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就是因为70年代升起的政治新星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马哈蒂尔在《马来人的困境》中无耻地阐述了经济成功的种族根源。该书出版于他被短暂逐出巫统领导层的1970年，后在马来西亚被禁。在书中马哈蒂尔认为，解决马来人基因缺陷的办法就是和其他种族通婚。马哈蒂尔自己的父亲是印度喀拉拉邦人，母亲是马来人，在马来西亚从来没人公开谈论这事 。在大众政治中，马哈蒂尔的种族论被用来证明扶弱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他的个人行为却体现了他的种族偏见。1981年成为首相后，他庇护了一小部分华裔商人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商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最有可能把他的理想发扬光大 把马来西亚建成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而培养成功的马来土著人的任务则留给了他的长期政治同盟戴姆·扎伊努丁。东南亚的四个主要战后统治者 马哈蒂尔、李光耀、苏哈托和马科斯从根本上都有着种族主义观点。而这对教父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同时，在城镇1959年，李光耀当选新加坡总理，当地教父确实碰到了一个问题:他不太喜欢私营企业家。李光耀完全没有从商经历，他是在英国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受到30年代两个主张国家统制主义的激进学派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的影响 。当新加坡扩张其国家经济领域的时候，私有企业靠卡特尔或垄断获得利益的机会降低了；这些机会都被政府拥有了。另一方面，李光耀这一超级精英统治者不会让无产阶级打扰他或者教父的生活方式。他压制异议，制服工会，开始建造一个世界领先的“保姆国家”。有些大亨和这位新领导相处得比较好。通常他们像李光耀一样，较为“复杂”，而且跟以前的殖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比如银行家李光前和黄祖耀。而其他的大亨，则没有这么幸运，如走私与投机家郭芳枫。但是郭芳枫在新加坡也拥有很多资产，特别是房地产，而李光耀并没有强制没收他的财产。像郭芳枫这样异类的人在这个经济统制的国家里仍有繁荣发展的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废除骑士制度、调查甚至审判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大亨的呼声很高，但是英国人离不开这些英国化了的中国人和欧亚混血精英，因为他们有利于英国人的统治，所以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当地的报纸编辑也被告知不要报道那些和敌人合作的事 。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亨群体和他们的英国同僚们(殖民地主要企业集团或商行的领导)，对于阻止英国尝试民主计划起了较大作用，从而结束了当地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阶级威胁 。取而代之的是扩大了的无能的立法会。大商人通过指定的委员和委派的说客演绎着他们的政治角色。1985年，英国通过建立功能选举区将这种准寡头政治体制保存了下来，而此时中英政府有关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主权的联合声明已签署。所谓功能选举区，是让教父控制的行业，如银行、地产、保险等能够在立法会中设置更多的说客。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则设立了“咨询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主要是教父。尽管香港宣称是一个自由贸易城市，但大亨的政治活动一直以来还是能为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信息总是宝贵的。如，1946年，几个在行政机构任职的教父投机购入日本发行，而后被英国殖民政府买回的港元而大发横财。跟政治权力的联系对大亨们成为社区领导也非常重要，而领导是“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但是战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势力忙于维持高垄断的香港内部经济，这为少数商人提供了可观的经济租金。华人大亨已经在被严密操纵的房地产市场上有了稳固的位置，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从20世纪70年同时，在城镇 (3)代起，当地教父开始控制其他大部分卡特尔，它们来自于原来由英国人控制的垄断集团。在转让这些所有权的时候，如果出于政治目的而将更多的竞争引入当地经济，那是既不光彩又毫无意义的。对有抱负的香港大亨来说，政治活动依然极为重要。他为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殖民政府的利益服务，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社区领导”。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罢工中，那时的资深教父何东爵士就成功调停了海员们的争端；另两位领导人物是罗正威和周寿臣。他们帮助组织街头演讲，劝阻人们加入罢工，并指挥一帮恶棍保护那些仍旧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不受罢工支持者的煽动 。罗正威和周寿臣后来都被授予了爵位。当无产者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抬起头挺起胸，响应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亨们再次帮助政府采取抵制政策。就像顾汝德 前香港首席政策顾问所说的:“1967年的政治动荡，使英国的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精英。” 英国外交部和教父们成功地稳住了底层阶级，香港的前总督们如此感激，以致坚决抵制60年代和70年代源自英国的自由政治和社会理念。香港政府和大亨们对世界吹嘘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似乎没人注意到在教父主宰的经济中，岛内服务部门和建筑业方面根本不是这样的。请躺在沙发上(1)当后殖民的东南亚尘埃落定后，教父们又回到了以前 设法对付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以期从特殊关照和政府引起的经济失调中获取利益。那么，战后的教父到底是哪类人呢？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一项令人佩服的实证研究完整地揭示了东南亚大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该研究仅限于泰国华裔教父，但是也反映了其他移民群和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施坚雅获得了接近泰国大亨群的机会。他设法获得了两个中国银行买办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的帮助，确认了135位在泰国最具实力的华商，并且成功采访了其中的130位。施坚雅能说流利的泰语和官方汉语，了解中国南部方言，并有惊人的记忆力。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学者和记者作过如此高质量的调查。结果明确指向了介于中泰两种文化中间的一群人。一方面，作为领导人，他们代表了华人社区；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同化自己以成为泰国政治精英，以便获得生意上的特权和事业上的发展。施坚雅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就语言、习俗、教育而言，大部分生意人的“中国性”并不如预料的那么明显。就大亨和核心华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施坚雅提出了“边缘化领导”这一概念，指出尽管教父与华裔社区的文化差异极大，但他们是通过财富和影响来领导社区的，他写道:“现今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是，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侨领导人，总是处于华人社会和文化的边缘 他们的种族定位和忠诚并不是单一的。”施坚雅的研究突显了教父身份各种各样的复杂性，而对“华人大亨”的老套描述却不重视这一点。越是富有和有影响力的华人大亨，他们的“中国性”越不明显。施坚雅绘制了图表，以显示他的研究对象的财富威望(根据同僚的评估)与泰国化的程度的关系。毫无疑问，成功与去掉“中国性”，转向文化上的泰国政治强人的身份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但同时，要保持华裔社区的领导地位，也必须保留一点中国化的特性，因为大亨商务企业中的关键人物是来自华裔社区的。在此，可能存在着体现此地区大亨各种身份的完全不同势力。如果不像施坚雅那样对各个不同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是不可能科学地证实这样的论题的。但本书里的奇闻逸事确实能说明教父个性的延伸性和混合性。霍英东早期与香港的英国政府交往甚密，后来又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关系密切，当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的一个亲戚说大亨们的行为可以通过埃里克·伯恩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书《人间游戏》（GamePeoplePlay）来审视，并补充说:“他们都需要精神科医生 把想讲的话讲完，这样才会舒服。”伯恩发明了被称为“交互分析疗法”的精神疗法，强调了身份的延展性。2006年10月逝于北京一家医院的霍英东对多重身份十分了解。他拿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后，就读于香港的精英学校，并成为有成就的网球和足球运动员。后来，他把儿子送到英国的米尔菲尔德公立学校读书，继续着他的家族英国化。但当英国政府某些部门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巨额贸易而撇弃他，而北京却给予他垄断交易特权时，他成了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福布斯》杂志花了几年时间试图采访霍英东，但他只愿意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最终他同意在珠海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但他从车里出来，只发表了以下陈述:“像印度、埃及甚至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一旦倒下了，它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中国能。”然后他跳进他的车里，飞驰而去，使《福布斯》杂志连一张照片都没得到。作为教父生活一部分的角色扮演也许能说明困扰着他们的不安全感。其表现之一是他们对于身份的着迷。亚洲教父如此饥渴地收集并展示各种勋章 名誉头衔、博士头衔等，这足以让西方的亿万富翁感到羞愧。例如，何鸿燊坚持下属在任何时候都要称他为“何博士”请躺在沙发上(2)。霍英东在世时也一定要人家称他为“霍博士”。这对于一个从事博彩业的大亨来说并不合适。何鸿燊的助手经常在电话里用英语说“何博士办公室”，但在电话里人们还会经常听到广东人的叫喊声和他的保镖说话声。在马来西亚，资深亿万富翁把联邦和州政府授予的不同头衔和学术界授予他们的头衔混在一起组成三重头衔。比如说，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全称是丹斯里拿督邱继炳博士。施坚雅发现泰国也有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外来大亨一直渴望得到皇家授予的头衔，因此他加强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他注解说，对少数人群的情况研究表明，同化程度很高的人特别想要得到本地人所拥有的特权。施坚雅写道:“事实上，最有影响力的华人领导最容易有压力，也会不断同化自己。”因此，被认可的标志之一 正式头衔就变得相当重要。但是，教父的自我认同危机并不是只体现在名称敬语上，也不只是体现在对顶层特大办公室的嗜好上 他们喜欢确确实实的高高在上。引起争议的论题之一是大亨们常常被福音基督教所吸引。如: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江和郭炳联、香港恒隆集团的陈启宗、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马来西亚杨忠礼集团的杨氏家族、力宝集团的李氏家族以及控制印度尼西亚阿斯特拉集团的谢建隆，他们只是许多当地基督教亿万富翁中的一部分。其中，最极端的要数邱继炳。他是美国电视福音传道人帕特·罗伯森的朋友和合伙人，在吉隆坡买了一座废弃的剧院当做小教堂，并为基督教徒创办了《商人》杂志。李氏家族在香港力宝集团中心办公塔楼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小教堂，并邀请有皈依倾向的人到教堂来。一位家族世交说他一直害怕被拉进那个教堂。一些认识基督教大亨的人嘲讽他们的宗教信仰行为，但这并没解答为什么很多大亨被吸引进入福音基督教。杨忠礼集团的杨肃斌说基督教反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极度个人主义。他抱怨说，华人就像“变形虫”。印尼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说出了基督教的诱人之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很不确定。那么应相信谁呢？”福音基督教让教父级信徒有了坚定的信仰，而他们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信仰，除非有掌权人的暗示。教父信徒不会公开这么说，但这也许是真的。而且，宗教信仰不会让亚洲政府官员感到不安，但拥有独立的政治或社会观点却会带来灾难。华裔教父没安全感的另一表现就是他们热衷于体现自身的“中国性”，证实优生学。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最近这一现象尤为明显。最有名的个案研究就是李光耀，他也可归为大亨一类，因为1959年后他把新加坡的许多经济国有化了并经营着它们。李光耀受过英国教育，曾就读于新加坡的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许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亨都在那里就读过，包括郭鹤年和郭令灿)。那时，他叫哈里·李。1967年，他在美国对一位听众说:“就像肯尼迪总统不再是爱尔兰人一样，我也不再是华人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加坡的逐渐繁荣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李光耀越来越致力于从儒家文化和亚洲价值论方面来解释他这个小国家的成功。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会了普通话和闽南语，并塑造了一个受欢迎的政治家形象，哈里·李从此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他在1986年告诫新加坡学生永远不能放弃“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一旦放弃，我们就成了第三世界国家”。正如一位华侨历史学家潘翎写的那样:“把新加坡塑造成典型的孔夫子礼仪之邦主要体现了个人寻根。”李光耀的身份履历使得他越来越迷恋流行于英国爱德华时期的种族优生学。他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国家婚姻介绍所 社交发展署，帮助那些智力相似的人进行配对，他还主张回归传统中国上层社会的一夫多妻制。潘翎谈及记者T.J.S.乔治的发现时说:“他在李光耀的内心深处发现了一种请躺在沙发上(3)远离中华民族支撑的不安全感，这个人没有归属感，因而不得不以他自己的意愿重塑新加坡，以此补偿他自己的无归属感。”不难理解这种不同文化夹击下的心理压力。一个典型教父成功的必备条件是通晓数种语言，具有一种以上的文化身份。一个杰出的大亨必须会说两到三种中国方言，如广东方言等，还要会说中国的普通话、英文、东南亚本土语言，如泰国语或印尼语，有时甚至还要说几句日语，那是从战争中学来的。有一股永久的压力挥之不去，那就是自己“真正”的身份。李光耀至今依然为他的中文不如英文所困扰。许多接受英国体制教育的华人都有这种困扰。香港东亚银行的李国宝，被送到英国公立学校读书，他总对自己没有掌握中文书面语耿耿于怀。黄惠忠 嘉润烟草公司的华裔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印尼最富有的大亨之一，他曾在荷兰殖民者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的荷兰语的读写能力仍强于他的印尼语；他不会一句中文。而正大集团的华裔创始人谢国民，他心中永久的困窘则是他说的泰国话仍然带着浓厚的中国口音，尽管他的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就来到泰国发展了。最令教父无法释怀的不愉快经历，就是老一辈教父们在殖民地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样自负的人绝不能忍受英国殖民者的傲慢态度。郭鹤年的同事朋友都知道他坚信遗传理论和极端的种族理念。他小时候曾就读于一所修女学校，在那里，修女们告诉他，他的家人去佛寺祭拜的行为是一种对魔鬼的崇拜。他还在马来西亚的新山英语学院和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接受过教育。不管他接受英国的精英教育，还是独立后以“重生华人”的身份出现，都反映了与李光耀一样的轨迹。郭鹤年是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人“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他只给子女取中文名字，以示他第二次婚姻的纯洁性(第一次是和一位欧亚女士)。后来他更直接地说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是有遗传因素的。对李光耀、郭鹤年以及霍英东等成功人士作出冷静分析之后，人们可以发现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世界性 就是他们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但他们自己却喜欢用单一文化来解释他们的成功。这也许会让那些教父的孩子不舒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成长的，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而且他们的配偶多数是非华人。郭鹤年的一位姻亲说郭鹤年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种族偏见者”。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亨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回到施坚雅对泰国大亨的研究上，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些什么优势。他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的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那些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这种广泛传说的优生学充分说明了教父惊人的虚饰倾向 他们一定要证明他们是靠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我们出身卑微(1)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华侨的多产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2003年他在马尼拉演讲时说:“因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 我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与艰难，我知道通过辛苦工作赚取报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纳兰王朝（首都为清迈）的后裔，1932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 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辅垫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我们出身卑微(2)是妻子的家庭产业。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连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爵士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爵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没有马科斯或苏哈托这样的人重组社会关系，亚洲教父就不会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的观念，是大亨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他们的自豪感，也对维持官方政治结构和该地区的非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尽管有很多有才能的创业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成功机会并不多。选择性的节约使大亨们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模糊不清的是他们的节俭名声。其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而有些则主要是为了公众的消遣。真正的节俭反映了一个企业家有强烈的保护财产的意识。一位亚洲投资银行企业家、大亨的老朋友评论说:“他们比一般银行企业家更善于克制自己接受直接的世俗回报。”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郭鹤年以8000万港币的低价在香港的深水湾道买了一所宅第。深水湾道有点像大亨巷，靠近九洞高尔夫球场，教父们喜欢每天早晨去那儿打高尔夫球。他试着住进那所房子，但是他的家人说，他认为即便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这样也太奢侈了。最终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五座普通的住宅，一座他自己住，两座让他的家人住，另外两座租了出去。郭鹤年住的那种房子极为简朴，在欧洲和美国，只有平平常常的银行管理者才会住。教父们也很喜欢向雇员和提供服务者传递能够证明他们节俭的信息。马来西亚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回忆了1999年在伦敦与博彩业的亿万富翁林梧桐的儿子林国泰的会谈，会谈讨论的是关于签订20亿美元的合同收购挪威游轮公司的事项。离开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时，林国泰招上了一辆出租车，那个银行家认为这辆出租车会带他们去希斯罗机场搭乘到挪威的飞机，但是走了半英里后，那个亿万财产的继承人让司机停了下来，带着随行人员走进了伦敦地铁的入口。他们乘坐地铁去机场，节省了几英镑。到了希斯罗机场，那个本已惊讶不已的银行家又发现他们去奥斯陆的机票全是经济型的。李嘉诚(香港人称其为L.S.Li)，非常喜欢向人们展示他节约的嗜好，常常提起他那戴了好几年的廉价精工手表与西铁城手表。他的一位高级职员回忆说，他常听李嘉诚抱怨他戴的手表是“该死的手表”。这廉价的手表已经成了他的象征。在《财富》杂志一次难得的采访中，李嘉诚也没忘记搬出手表的主题。“你的表太奢侈了！”他对采访者说，“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不到50美元。”尽管有保护金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事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 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但有一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香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卓百德谈到李嘉诚的一位同僚时说:“李兆基，在20年内仅仅从恒基地产的旗舰公司得到的分红就有1 5亿 3亿美元。”李兆基用这些钱在美国买了3万套公寓，当然还有别的。归根到底，他们并不是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一直都在赌。一位香港亿万富翁说道:“他们都是大赌棍。唯一不是大赌棍的只有(博彩业教父)何鸿燊和霍英东。”无数传言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们的高尔夫赌博是进一个洞100万美元，也有传言说他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赌博，损失惨重。当然，没有任何人将这种事弄上媒体，因为大亨们没有公开赌博。但是这种传言很多，意味着这种赌博就像中东有权势人物的行为的翻版 大量的金钱被一些因为没有真正赚过辛苦钱而不知其真正价值的人挥霍掉了。父亲大人(1)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在新加坡拥有最多的私人地产的亿万富翁黄廷芳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的大儿子黄志祥管理着信和置业。该企业是其在香港的家族企业，也是在这个领域最大的6个开发商之一。黄志祥毕业于一个英国寄宿学校，现年50多岁，现在还住在一间向公司租来的公寓里，仅拥有100万美元的信和置业的资产。而他的父亲每天打电话盘查公司的现金余额。黄志祥的弟弟黄志达在新加坡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束缚。原《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兼记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与泰国隐退的谢氏家族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回忆起与谢国民和他的中年儿子们共进晚餐的情形 席间儿子们是不能说话的。一位与谢家人一起工作过的投资银行家，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 谢国民的儿子们发现“他们必须乞求父亲给他们新车”。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例如，马来西亚博彩业巨头林梧桐选择林国泰继承他的事业，而不是林国泰的哥哥。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指定第三个儿子林逢生作为继承人，而不是长子林圣斌。霍英东让霍震寰而不是其长子霍震霆做了他的继承人。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家族企业的文化是非常沉闷的，且常常引起不幸，可它几乎从未遭到过挑战。此外，它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它不受家庭是不是多血统或教父是否上过殖民学校的影响。一家之主就是国王。在外面，它通过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奥地利女婿苏海文所谓的“杰出人物的喜爱”表现出来。李嘉诚常把自己描述成“友好的狮子”，这里面可以捕捉到同样的意思。在这方面，东南亚大亨极力追求慈祥教父的形象。他们在公众的眼里可能是这个形象，但他们在家里，尤其在公司里，经常使用自己的权威震慑别人。李嘉诚、郭鹤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们的父亲发怒。李嘉诚的执行官回忆起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有一次在会议中打盹儿，被其父亲的尖叫声惊醒，好像遭到了电击一般。2003年2月，郭鹤年主持召开了由他控股的《南华早报》的董事会，一家之主的郭鹤年冲着48岁的儿子大发脾气，吼着叫他滚出去，那时与会的董事们都不知该朝哪儿看才好，那真是一个丢脸的董事会议。而另一个香港亿万富翁在行为治疗师的帮助下，努力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亿万富翁肯定非常繁忙，期望他们能够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毁坏性的影响。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就是半主动反叛的一个罕见例子。李泽楷在12岁时被送往寄宿学校，而且香港人普遍认为他母亲是自杀的。一部未经授权的中文版传记在2004年出版，里面的事情只有李泽楷的圈内人才知道。这部传记详述了李泽楷和母亲的亲密关系，他创立自己公司的过程，以及后来在未告知其父亲的情况下接管香港电信的过程，还讲述了为什么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他的父亲李嘉诚。中国读者非常清楚这则信息的含义: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描述了16岁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那年从英国公立学校回到家中度假，父亲派他去购买日立全浸式喷射水翼船，用于香港 澳门航运。他最后说道:“我想我的父亲更喜欢去夜父亲大人(2)总会。”从中不难体会出他心中的某种怨恨。同时，他的描述也泄露了关于大亨家庭生活实质的某些信息。最能体现教父在家中的权威的是其随意放纵的性欲。1971年颁布《婚姻制度改革条例》之前，在香港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许多大亨享有多种多样的情妇和充裕的婚外情。亚洲最富的人之一极其坦诚地说:在大亨们的生活方式中，性行为很重要。“一切都是生意。他们这些人没有社交的朋友。他们哄骗姑娘，发泄他们的性欲，然后又回到工作中。”他说。当然他还不够坦率，没有承认这种评论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虽然他的家人之一说他也这样，并且说所有的教父“如果哪一天没有女人，他们就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详细描述七八十岁的男子如何组织不断的性活动，那是很低级趣味的，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亿万富翁拥有整幢公寓楼房、连锁旅馆、宫殿似的游艇，他们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教父作为性欲旺盛者有很悠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印度尼西亚大亨黄仲涵的女儿这样写他的父亲:“他的一生对女人和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有18个得到承认的妾，和她们生了42个孩子。”现在的教父们节制多了，虽然印度尼西亚的黄奕聪(印尼姓名伊卡·芝布塔·威渣雅)至少有30个孩子，而何鸿燊只有17个被承认的孩子。但是不管怎样，亚洲的大亨仍然享有不平常的性特权。正如香港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所说:“性贪婪与文化有关，他们的妻子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这使他们与西方的亿万富翁大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不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大亨家庭中，因为他们父亲的荒淫以及由此对他们的母亲造成的伤害，男孩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心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孩长大后也往往成了性欲的放纵者。没有责任的权力(1)标准教父特质的最后一点就是其隐秘性。这几乎总是被说成反映了亚洲和中国的文化，而不仅仅为大亨所特有。1991年郭鹤年写信给《远东经济评论》拒绝采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鹤年写道:“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下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但是像郭鹤年这样的完全世界主义者求助于文化防御，其背后有着更为巨大的真相:那就是像他这样的交易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和隐秘性连在一起的。应该记得在19世纪末的伦敦、纽约掌控着国际金融的华宝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摩根财团等老的私人银行，他们甚至不把标牌挂在总部门外。而在下曼哈顿的宽街与华尔街交叉处的摩根财务公司的主要办公室门外，只有简单的“23”这个号码。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商业全凭关系和内部消息决定的世界里。结果，就如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彻诺所写:“古老的华尔街觉得它没有义务去向小投资者和一般的市民解释什么。”东南亚也是这种情况。许多交易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而这些东西双方都倾向于不公开。国内市场被卡特尔严重垄断，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不太可能公开向卡特尔挑战，强行进入并参加卡特尔的活动。亚洲形形色色的集团公司皆从卡特尔这个形式中获利，所以不会公开抱怨那些可恶的特殊安排。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该地区才开始了股东行动主义的风潮。总的来说，大亨一直很低调，因为他们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行了，而且他们的股东向来都是被动的。当然，他们的隐秘性夹杂着神话。像马来西亚郭令灿这样的人，隐藏在吉隆坡的丰隆写字楼的楼顶办公室里，公众形象极其模糊，是典型的像谜一样的华人大亨。但是郭令灿也是一个抽雪茄的律师，他是在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的中殿律师学院取得律师资格的。他的家庭已经完全英国化了。他的堂兄弟郭令明，新加坡酒店和房地产的大亨，也在英国念过法律，并毕业于伦敦大学。郭令明比郭令灿更具隐秘性、更会保守秘密。他因为在股东大会上拒绝接受提问，只念准备好的陈述词而声名狼藉。他们的做法在欧美市场是不能容忍的，而在他们的地区里却不会受到处罚。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极端的世界主义者的缘故？亚洲大亨与媒体的关系不只是大亨要逃避媒体那么简单，也许这是对亚洲大亨生来就是谦虚的这种说法最有力的驳斥。有机会接近教父的人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大老板有多么自恋 他们公司的接待处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作品。在就这本书所作的采访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财富》、《福布斯》和《远东经济评论》(那时是道琼斯公司的一个周刊)等杂志。这些杂志竭尽奉承之能，列出了许多“杰出的”亚洲公司的名单。对有些杂志，只要它们不追根究底，大亨们还是会给予稀少的公开采访机会，《财富》和《福布斯》就属于这类杂志。这使人们很难继续认为亚洲教父是无我的。李嘉诚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李嘉诚的公众形象是沉默寡言，他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有中文报纸，也有专门为他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报纸。他的办公室保存了关于他的文章，当读到批评他的人的名字，他喜欢用荧光笔在空白处作记录。据香港报纸的管理者们说，任何李先生坚决反对的事都会转化成他公司广告开支的削减。《壹周刊》以及它的姐妹版《苹果日报》调查了李嘉诚妻子的死亡事件后，李嘉诚的所有公司都停止在《壹周刊》和《苹果日报》上做广告。没有如此引人注意的报道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南华早报》在2003年11月（几乎20年后）提到了1986年李嘉诚被指内线交易一事，李嘉诚的公司立刻撤销了与该报纸签订的广告合同。亚洲教父远离公众视线的一个难以否认的原因是:几十年来，没有责任的权力(2)东南亚一直存在着绑架商人的问题，通常是绑架华裔商人，并且多与华人犯罪团伙有关。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菲律宾。吴奕辉,一个纯正的中国大亨，吴奕辉巅峰集团公司(简称巅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女儿罗宾娜1981年遭人绑架，1997年警察朝扣押他女婿伊格纳西奥的车里横扫数百发子弹，致使他的女婿饮弹身亡。菲律宾平均每年有一百多起绑架事件，其他地区危险略少些，但也不能低估。郭鹤年的堂兄弟长得很像他，因为绑匪弄错了身份，结果在马来西亚被绑架。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说郭鹤年付了赎金，然后又让他的堂兄弟把赎金还给他。这当然不足为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绑架案，和中国内地的几个犯罪团伙有关。1996年“大富豪”张子强抓走了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据郭炳湘私下说，他们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关了5天，收到赎金后才把他放了。这件事导致了郭炳湘与他两个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许他怀疑他们在赎金的价格上花了太多的时间。1997年，“大富豪”张子强及其同伙抓走了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索要10亿港币的赎金。据与李嘉诚家人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如果这件事本身不危险的话，那么后来的事就是喜剧了。和郭家一样，李家决定不报警，相反，一收到勒索信，李嘉诚就叫可靠的同事和雇员从香港各银行提取了10亿港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富豪”是个特别鲁莽的人，竟然出现在李嘉诚位于深水湾道的住处去拿赎金。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钱要占很大的地方，一次性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他的车里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先带走其中一部分，然后再回来拿剩下的钱。但是，笑到最后的并不是绑匪。张子强与他的同伙在中国内地被抓，审判之后，于1998年12月被处死。据说李嘉诚和他的私人保镖(为首的是前警局行政长官)都希望“大富豪”在内地被逮捕，这样他就能被处死。香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引渡在它管辖内犯法的罪犯，因为香港没有死刑。行政长官董建华说“大富豪”是因为在中国“策划”犯罪而被逮捕的。香港几乎没有人同情这个被处决的人，他的绑架案提醒教父家庭确实应该注意他们的安全。但是绑架威胁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富翁们广泛的隐秘文化。结论(1)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的种族分割需要这个；殖民主义需要这个；最近，对华裔大亨来说，中华的崛起以及它对海外爱国华侨的吸引力需要这个。大亨们早已经习惯于随需而变，“适应”各种环境和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大亨们常说的亚洲商务的部分“游戏”，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比喻是完全进口的外来词。例如，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这样简述他父亲的一生:“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83岁的郭鹤年在过去的15年中曾三次尝试退休，但都没有成功，他的家人解释说:“为什么不做生意而去打高尔夫球？这只是另一个游戏而已。”而苏海文用相同的措辞概括了他已故岳父的工作动机:“他喜欢这个游戏，他喜欢这工作。”这个游戏确实有很多乐趣，特别是取得特许经营权或者交易取得成功时。但是长期以来教父们身份的不断变化却并没有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平静。有许多翔实的证据证明许多教父在寻找自己真实的身份 从渴望得到官方头衔到求助于福音派基督教。在过去的50年里，许多圈外人娶了华裔教父的女儿，成了教父家庭一员，在他们眼里，这一点尤其明显。那个娶了包玉刚大女儿包陪庆的奥地利人苏海文挖苦地评论这种身份战说:“如果把这放到另外一代人身上，或许人们就不会再去想做一个华人意味着什么。”现在，这种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努力还在继续着，使人难以理解。有一次，笔者去拜访一位说话做事都很粗暴的香港华人亿万富翁。走进他的办公室，毫不惊奇地发现，里面都是些最老套的蕴涵中国特色的图片和家具。后来我被出乎意料地邀请到他家去，令人惊奇的是，那里几乎找不到体现中国文化的物品，墙上挂着的都是难以形容的欧洲艺术品，其中有一幅油画很难看，但奇怪的是出售标签还挂在前面。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个几乎以滑稽的方式根据中国迷信作出商业决定的大亨，怒气冲冲地训斥他的一个孩子研究中医，说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不相信中医！”他怒气冲冲地说。难道说这个人的生活是有意在做假？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反映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生活在一种混合文化的身份中，其生活绝不会是悠闲自得的。教父通常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绝，这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什么帮助。就这点而言，白手起家的寓言故事特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了一般教父有普通生活的经历。事实上，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的亿万富翁，他们对城市中的公共住宅区里的生活了解甚少，而蜗居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亿万富翁对乡村的生活也几乎是一无所知。陈智思是泰国盘谷银行家族在香港的后代，陈弼臣的孙子，他作为一个大亨的继承人，对社会政策有着高得不同寻常的兴趣。他告诉我们他组织了一个独特的考察活动，为了向一群老教父介绍普遍存在的城里老人的贫困，他把他们带到远离自己家的九龙半岛居民住宅区。陈智思说:当他们看到那些夜里租用附有梯子的双人床的人时，“他们每个人都震惊了”。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样贫穷的人同样也在香港存在。但是这个故事真正要说明的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反应。他想提些有用的政策性建议，说应把那些穷人迁到中国内地去，在那儿他们有限的钱可以用来买更多的东西。他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内地是否有足够的公共设施或医疗设备，也没有考虑人们是否愿意去。陈智思拒绝证实说这话的大亨是谁。另一位参与这次活动的人说这是再生的郭氏兄弟之一说的。一个为香港教父工作了很多年的经理就他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评论说:“人们以为大亨什么都知道，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注释】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8日。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24页。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58页和第332页。2结论(2)001年3月，印度尼西亚政府说西尼华善的未交税款有17万亿印尼卢比，或根据金融危机后5年中的汇率折算，约有20亿美元。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133页。新加坡大学里马哈蒂尔的记录是印度人。见“人物表”中的李光耀。人民行动党的标志和英国法西斯工会的标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278页。间或有罢工和暴乱 例如在中国1966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但在1992年彭定康到来之前，没有什么对政治结构产生威胁。同注 ，第12页。顾汝德:《香港政经 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第124页。研究结果在两本书里发表过:G.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1957)、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1958)。G 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1958），第239页。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11月13日。《与贾斯汀·德贝尔的通信》，载《福布斯》，2004年9月30日。同注，第245页，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5日。一位投资银行家独自回忆了在爱丁堡与李宗共度周末的事，那时他正在为家族的上市公司作促销巡回演出。那个星期天，李宗一定要人带他到教堂去，他带着随从径直走到最前面，教堂里的人都大吃一惊。但是待他把几百英镑放在募捐盘上后，什么事都没有了，教区牧师还请他去家里喝茶。几乎总是基督教徒，但也有例外。马来西亚的陈志远信奉有争议的南印度神秘的赛巴巴教。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18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他的祖父生于1873年，在英国殖民教育体制中接受过教育；李光耀本人小时候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但他拒绝了。潘翎:《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1994），第260页。同注，第264页。同注，第265页。同注，第273页。与其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太平洋战争使他的大学提前结束了。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同注，第40页。他创立并经营亚洲著名的豪华酒店连锁集团 阿曼度假村。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4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见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Thaksin:TheBusinessOfPoliticsInThailand）(2004)，第25页和第60页。中南钟表有限公司依然是主要的制造和零售企业，现有6000名雇员，其创始人是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庵。李嘉诚与庄月明1963年结婚。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6日。被采访者已与李嘉诚交往半个世纪。顾氏家族有许多企业，但最重要的是航运。董浩云妻子是顾丽真。在研究过程中，董家拒绝回答有关董浩云与顾家的关系的问题。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8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8日。